大一統

 

14ce36d3d539b600237101b0ee50352ac65cb77d  

6ce00050e0fbe677ba26ce00050e1b62f1c2106ce00050e2284dcc105162e00001f939008eb5515a50000f55473b4e1cb15a50000f55e13a7b39c  
《公羊傳 ·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 。” 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漢書 ·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皆統係於週天子。後世因此稱封建王朝統治全國為大一統
大一統 ”不同於大統一”單純就地域統一作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國家政治上的整齊劃一,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該思想在中國封建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更從政治、軍事、經濟起到地緣互補的巨大優勢效應。
中國“大一統”一詞的正式提出,始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裡的“大”字不是形容詞“大”,而是動詞“尊大”的“大”,“一”是元,“統”是始,“一統”就是元始,元始就是萬物(包括政治社會)的本體,“一統”的本義是指政治社會自下而上地歸依於一個形而上的本體,從而使這一政治社會獲得一個超越的存在價值,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以一個最高權力為中心來進行政治範圍的集中統一。因此,最初的“大一統”概念不是現代人所認為的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個地域寬廣、民族眾多、高度集中、整齊劃一的龐大帝國。
“大一統”強調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視重建國家政統和法統的根本。也就是說,“大一統”一詞最早主要是解釋王朝更替的理論,是對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論基礎所做的說明,是中國早期國家建立之理念。後來才引申為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一。
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皆統係於週天子。後世因此稱封建王朝統治全國為大一統
中國關於國家統治觀念起源於我國的夏商周三代,由氏族血緣關係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內王統是靠父子相繼的嫡長子繼承製來延續的,“當最高權力是掌握在一個特定的王室成員手中的時候,人們可以、也才會認為這個最高權力是合法的;反之,人們便可以指責它為非法。中原文化夏朝建國後,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漸成了標誌國家主體的不可分割的內容,在我國歷史上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即建立一個真正的、被承認的國家,就必須佔據特定的地域,並有相應的中央權力。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原地區即“中國”。佔據中原地區便獲得一種強烈的自尊意識,就可以向四周發號施令,進行征伐;所以只要中原統治勢力稍弱,四周勢力強者就會千方百計躋身中原,攫取中原主宰權。商代夏、週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後才贏得正統 位的。但是,三代時期的“大一統”觀念只是人們的一種模糊意識,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大一統的概念還沒有系統化、理論化。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雖然分裂動亂,卻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時代。諸子百家不僅將原有的“大一統”觀念系統化、理論化,而且還增加了新的內容,即加強調國內政治秩序的統一問題。孔子針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混亂局面,提出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的秩序社會。孟子主張“君仁臣義,君民同樂”天下“定於一”,認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荀子則認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韓非子認為“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是禍亂的原因。《呂氏春秋》言:“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則治,兩則亂”。管仲說:“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堯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紂之民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 管仲甚至還提出了具體制度上的大一統,即“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顯然這都是對國家政治秩序的“大一統”觀念的不同表述,但他們都強調自上而下的政令統一。這一理念最終由“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秦朝變成了現實。從秦始皇開始,“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真正系統發揮《春秋》大一統思想的是漢代董仲舒。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這是說,封建的大一統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變的。有了大一統的國家,必須具有適應這種大一統國家的統一思想,只有上下統一,才能保證法制號令規章制度的暢行。
形成脈絡
思想由來
中國的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應握有一統天下的權威,所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潛藏著大一統的身影老子主張以“一”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42章)。大一統從此有了本體論。
正式提出
正式提出“大一統”的是《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人顏師古說:“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李斯更是明確提出:“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漢書·王吉傳》中稱: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一統的原始意義正是消滅對,由帝王一人統治天下。
紮根根源
大一統思想源遠流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古至今,一直有許多中國人熱愛、推崇大一統。唐朝的李白讚歎道:“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在《藏書》中尊始皇為“ 千古一帝 ”。大一統的邏輯中派生出來的許多觀念使得大一統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紮下根來。中國人對大一統形成了精神依賴。
大一統王朝
王朝列表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有秦朝、西漢、東漢、西晉、隋朝、唐朝、北宋、元朝、明朝、清朝,其中北宋是不是大一統王朝在史學界尚有爭議。
朝代 簡介
秦朝 公元前221年統一華夏,至前209年爆發秦末農民起義,維持統一12年
西漢
公元前107年掃滅衛滿朝鮮,至公元8年12月王莽篡漢,維持統一115年。
東漢
公元36年平定成家政權統一全國,至190年十八路諸侯討董,維持統一154年。
西晉 公元280年攻滅東吳統一全國,至290年五胡內遷,維持統一10年。
隋朝 公元589年攻滅南陳統一中國,至612年爆發隋末農民起義,維持統一23年。
唐朝
公元628年平定梁師都割據勢力,至878年爆發黃巢農民起義,維持統一250年。
北宋 公元979年趙光義消滅北漢統一全國,公元1127年靖康之恥、宋室南遷,共維持統一148年。(有爭議)
元朝 公元1279年攻滅南宋統一全國,至1351年爆發元末農民起義,維持統一72年。
明朝
公元1382年平定雲南統一中國,至1628年爆發明末農民起義,維持統一246年。
清朝 公元1683年平定明鄭,至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維持統一228年
產生原因
為什麼偏偏是中國人創造了中華大一統的奇蹟?凡是存在的現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緣由(至於合理與否,則取決於人們各自的利益判斷)。
1、中國的中原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東部,這里東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亞高寒區,南有南海和熱帶高溫區,因此中原地區自然成為亞洲東部的地理中心。與此同時,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們,在數千年間始終能夠創造出領先的文明與文化,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層出不窮,從而進一步形成文化中心、經濟中心、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並對周邊地區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大一統》書籍
《大一統》書籍
2、以炎帝族和黃帝族為主體的民族,很早就實施婚姻開放,從而有利於民族融合。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記錄的正是炎帝族與黃帝族通婚的故事,詳情可參閱筆者《牛郎織女隔河望,炎黃戀戰七千年》等文。
3、從伏羲畫卦、倉頡造字,到秦始皇書同文,中國人始終使用象形文字符號體系(準確說是拼形文字),這種文字有著非常穩定的信息傳輸性能(幾千年前的字都很容易認得),而且能夠超越語音進行信息交流,並極大地促成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對比之下,與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由於採用拼音文字,不同國家的語言不同文字也不同,從而也就難以產生認同感,至今仍然未能完成大一統事業。
4、中國人有著強烈的祖先崇拜、認祖歸根的情結,而且古老的記憶都能夠追溯到同一個祖先,因此這種情結特別有利於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5、中國人有著對“中”的崇拜或偏愛。“中”的字義為,中間,內裡,半,中等,適中;中央(央字義為當中,盡,懇求),中心;中庸;是(中聽、中用);古代盛籌的器皿;通忠;姓氏。中原地區處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這裡能夠看到的最明顯的天象之一就是北斗星的繞極旋轉(北極星為天中,黃帝族的圖騰星就是北斗星,並以“鬥為帝車”),這種天象給古代中國人的啟示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種四方環繞中央的社會結構。相傳武王伐紂勝利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確定天下之中所在地,最後選定黃河與洛水交匯處的洛陽為中土。這個選擇可能有著實測的依據,因為洛陽與東海之濱和青藏高原邊緣的距離大體相等,洛陽與燕山山脈和長江的距離也大體相等。
有趣得是,河圖、洛書的結構也是一種中心與四方的關係,包括四方與中心,八方與中心。總之,中國古代特別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與四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以及由此而擴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
6、中國人很早就擁有大一統的哲學理念和政治抱負,例如孔子倡導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以及歷代有識之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
7、中國人沒有其他國家地區所存在的宗教障礙。
8、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文字的統一,以及度量衡的統一。相傳早在秦始皇之前,黃帝時代就進行過統一文字的工作,帝舜時代就進行過統一度量衡的工作。
9、中國人自古就重視物品交易和交通建設、驛站建設。《尚書·旅獒》記有:“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詩經》有讚美周代國道平坦筆直的詩句,秦代的國道四通八達,唐玄宗時的國道兩側栽種著果樹。而且,古人還有祭祀道路神的習俗,《宋書·禮志》注引崔實《四民月令》:“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10、中國古代統治者長期採取懷柔遠方異國、同化異族、吸納異族的政策,有利於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和大中華文化圈。
全球化
概括
近年來,全球化正在成為海內外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其中對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意涵的討論尤為熱絡。有人認為全球化是信息克服空間障礙在全世界的自由傳遞,是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是指在國際範圍內統一運作的一種經濟運行過程,無論資本流動、勞動力流動、信息傳遞、原料能源的提供、管理和組織的實施等都實現國際化運作,等等。有人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推廣和擴張,是現代文明從西方社會向全球的擴展和漫延;有人認為全球化是全球範圍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逐步一體化的過程。人們對全球化的討論多則重其經濟或文化方面,對其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範式著墨不多。經濟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且正在推動著現代化社會和世界秩序的重組。
自冷戰結束之後,由於政治、經濟、技術和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全球化進程開始加速。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政治轉型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著調整。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沖破柏林牆、冷戰的結束和鐵幕的消失開始的。為什麼全球化直到冷戰結束之後才開始?因為冷戰結束之後,再也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用武力實現世界大一統了。
當今的全球化區別於以往“ 世界帝國 ”圖謀的根本之處在於它的和平性格。中國是被迫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但是加入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卻是完全自願的。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前,人類擴展政治秩序的主導方式是大一統。尤其是在中國,自秦朝征服中原以來,建立和擴展政治秩序的方式至今根本沒有發生變化。在西方,武力政府及隨之而來的中央集權式的統治也一直是建立、維持和擴展政治秩序的主要方法。在西方,威斯特伐尼亞條約為中央集權的、絕對主權的民族國家的出現提供了合法性。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起源於一些國家試圖用暴力的方法通過武力征服他國來建立一統到底的世界帝國。日本用武力試圖拼湊“東亞共榮圈”,是用暴力和一統的辦法來實現區域一體化的一個典型事例。“用武力的批判”來建立世界大一統更是其中的極端。為什麼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的擴張不被稱為“全球化”?它們都是靠暴力來實現一體化。全球化的“包容度”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限的。它對封閉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可能是非常不寬容的。
特徵
全球化反映了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伴隨著全球範圍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不僅在實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國家之間,十九世紀意義上的國家邊界已經消失;而且,伴隨著商業活動和社會交往的國際化,以互聯網絡為代表的現代通訊技術正在衝破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之間的森嚴壁壘。全球化的一大特徵就是其涉及面之廣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因為世界的發展方向就是從分散走向一體化,雖然其中不乏一體化後又分裂的事例,但總體上人類無疑是在走向一體化的。這個過程既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因為它幾乎不受任何一方或個人的左右,也是一個主觀的過程,因為它反映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轉變。全球化,尤其與中國的相關性而言,其所蘊涵的真正意義在於其所推動的由中央集權大一統向聯邦主義的轉變。全球化蘊涵著一種完全不同於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的構建、統合和維持的方式。而這方面的發展需要在對全球化的研究中特別加以關注。
分權也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遍及各個領域,而治理單位又趨向小型化,整合和分權在同時發展。以歐盟為例,它的一體化程度很高,但成員國內部的分權傾向同樣強烈。高度中央集權的法國近20年來一直在搞分權,英國前兩年向地方議會轉讓了重要的立法權力,比利時已經很小,可人們還想分。這種分權對於理解全球化和分權傾向的關係具有一定啟發意義。“中央”這個概念在全球化時代的全球事務中絕對不可能像其在中國事務中那樣,成為一個如此至關重要的概念。
意義
全球化及與此相聯的全球性制度變遷是客觀發展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全球化即是過程,也是結果。從過程看,全球化不僅是主體間的利益、意義交往過程,也是主體不同行為規則的衝突、相容與共同性新規則的建構過程。全球化不僅指人類經濟聯繫的世界化及各發展主體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念、社會結構等在世界交往中的被認可、合法化;同時,也指作為普遍交往基礎的共同交往規則--制度文明--的產生、發展、形成、轉換。在過程與結果的統一中,制度文明對全球化具有特殊意義。
發展
全球化也是一股巨大的拆解中央集權的力量,雖然也為在特定方面的中央集權提供藉口,如加強對某個行業的管制。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權力被國際組織(世貿組織,國際刑事法庭等,奧運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民間部門(private sector)所分享。全球化意味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傳統國族國家的地位愈發不重要。全球化極大地模糊了國內與國際之間的界線,重寫了國家主權的概念。非政府組織的出現與繁榮改變在第三世界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邊界。各國國家可以選擇加入,或是退出。公民的流動性的增加(移民、留學、工作、旅遊,為遷徙注入了國際因素),意味著政府束縛能力的降低。
形式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政治特徵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合。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以後,國家主義開始向聯邦主義轉變。其特徵是各種地區與國際性組織紛紛湧現,其中著名的有聯合國、歐洲共同體等。蘇聯在解體之後開始向邦聯轉變。前蘇聯的成員國變成了一個名為"獨立國家聯合體"的邦聯。歐洲共同體變成了歐洲聯盟,其一體化的速度也相應加快。這兩次轉變都是以某個強大的極權國家的垮台為轉折點的。許多原來是獨立的國家,為了共同安全、經濟一體化和(或)人權保護,結成某種類似於聯邦制的國家組織形式。聯邦與邦聯,不僅是一種政體形式,而且是一種新型的國際組織形式。聯邦與邦聯越來越普遍的這一趨勢,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的擴大,而是國家形態的轉變。以聯邦和邦聯爲形式的聯邦主義正在超越國家疆界的限制,走向世界舞台,成為締造國際組織的一種新思維。
-------------------------------------

460e8fba006553a6618fc9fa91244965_r42-36573947  
文化中國的大一統觀念
許 仟* 何湘英**
【摘要】
中國自古並非國名,它既不專屬某一固定的地理名稱,也無關某一朝代或政權,更非由一個民族建構而成,過去甚且稱不上是民族國家,但到底中國是什麼?它難道就只是西方移植而來的政治產物而已嗎?實然,中國乃根深蒂固地深植於中國中,它與整個中華文化的脈動息息相關。在西方政治體系尚未引進之前,本質的中國,並沒有「主權國家」(sovereign)的束縛,而僅有「正統」的傳承使命;寬闊的中國,也沒有「民族國家」的焦慮,只有「文化國家」的期許,其焦點非僅及於民族的認同,而毋寧更強化中國文化的認同與文化意識。畢竟,中國所最關切的不是中國人來自何時或何方,而是中國究為何。職是,單以德國統一或歐洲聯盟等西方所界定或經歷的統一(unification)以及整合(integration)模式,根本無由反映屬於文化層次的中國大一統。這正是現今兩岸問題之所以無法拘束於政治或經濟領域的關鍵因素。
基此,本文旨在重現朝代的鼎革,並用以凸顯中國文化的特徵。要檢視各朝各族如何在政治的轉換中漸趨融入中國文化中,又如何從其間綻放更璀璨的文化?更將進一步探究中國在融合不同特徵的文化之際,其「不同同之」的作為又為何?另者,中國的主流思維究竟是什麼,而文化整合的闡釋又有何重要意涵?凡此亦皆將在本文有所探討。
關鍵詞:文化中國,統一,整合,大一統
壹、 前言
中國與整個中華文化之脈動息息相關,論及分裂中國與兩岸統一相關政策,單就越南模式、德國統一或兩韓現象加以探討研究,顯有不足[1],縱然以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歐洲聯盟整合模式來做借鏡,仍有偏差[2]。其關鍵即在於中國自可信史之三千餘年以來,所沉澱之「文化中國」之意義及所蘊積之「大一統」思想。
由文化中國的面向觀之,在西方政治體系尚未引進之前,本質的中國,並沒有「主權國家」(sovereign)的束縛,而僅有「正統」的傳承使命;寬闊的中國,並沒有「民族國家」的焦慮,只有「文化國家」的期許;大一統的概念與運作,更可能是介於西方所認知的統一(unification)以及整合(integration)之間。西方所界定的「統一」,是指一種行動、過程或單一化(unify)的結果[3],在政治學之範疇中,艾特茲奧尼(Amitai Etzioni)將「統一」視為「整合」的過程[4],「整合」是經過「統一」的過程而獲得的狀態(condition)[5]。「整合」源自於拉丁文integratio[6],在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等各學科領域上皆有其特殊的指涉[7]。概括性而言,該詞指統一、和諧、協調、團結的整體[8]。其實,統一有強勢與弱勢之分,有主體與客體之分,缺乏對等、缺乏妥協,以經濟的的方式侵略,或以軍事的方式攻擊,可能是簡單明瞭而且暫時有效的方式。整合則為兩個體(或兩個以上之個體)的對等協商,經由豐富的合作經驗與高度的誠信累積,彼此逐步將部分主權交出與合併,以達完全融合為一體之最終目的[9]。不僅是現代中國,其實整個中國史皆在國家民族的分分合合之間徘徊。況且又豈止是中國,或德國、或韓國、或其他國家(或地區),多有類似的歷史命運。可能是因為君王霸業,可以是民心向背,但純粹性政治政策的考量絕不可能解讀問題根源,行為科學為鍥始探究少數舞臺上的政治人物角色,也難以涵蓋整部歷史,以經濟與社會面向對政治發展變遷去闡釋問題,或補強說明,的確有積極性與消極性的知識貢獻。由群眾心理研究途徑再深一層次對現象的解咒,也許更能進一步呈現國族分合的本體,人類因競爭或合作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的矛盾而有統一與分裂;若能體會既競爭又合作(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的真義,始有整合的張力
回顧中國歷史,可謂是一部分合不斷的歷史,因而人們習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勢,部分學者也據此論證「合是中國的常態,分是中國的變態」。依傅偉勳界定,中國指源遠流長的文化縱層,與朝代更迭無關,文化中國則為貫通海峽兩岸的橫面線索,文化斷層可能造成永別危機[10]。事實上,中國分合歷史所造成的朝代鼎革,不啻是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問題併發的一種現象,更應視為中國的緩步「進化過程」,它使未臻成熟的中國一再轉動與擴大,漸步完整化了「文化中國」。相對於此,若台灣社會的積澱,和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歷史無法割裂[11],則兩岸問題不應只在政治權勢中原地空轉,今日若以政治力的切割、國際情勢或世界經濟聯盟的均衡介入來作為兩岸問題之轉折,都將捨本逐末。
今天之「一個中國」的紛爭與昨日之「夷夏之分」、「漢賊不兩立」,究竟有何結果論的差異?或時代性的前瞻?就政治立場來看,是否都是零和思維?就文化中國的角度觀之,是否亦是大一統之延續,即「一個中國」的「一個」等同於中國「大一統」思維之「大一」?理論上中國不可能有兩個,當然只有一個,而強調一個,就代表事實上有不只一個的問題。這「不只一個」的爭議,在彼此地緣、經濟、文化、社會等因素的多元且快速的糾纏中,是否牽動文化中國的大一統觀念?凡此將是本文所欲探討之核心。
貳、家天下的政治文化
中國是一個有特別歷史和文化的民族,它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12],更相信中國即世界,中國即文明。中國人既然以世界及文明自居,則建立在種族之上的民族主義觀念就顯得較狹隘。相對的,中國政治的立基單位在家庭,個人生活中的一切規範都來自於家庭與家族,再擴而廣之於天下,遂自然發展成中國特殊且至高無上的「家庭-政治文化」。
「家庭」(Family)和「家族」(Clan)在中國社會上有其極特殊的地位[13]。探究其因,不外有二:其一即早期部落群居生活方式所使然;其二即儒家思想的中心指導。太古時代,地廣人稀,食物的獲得,並不怎樣困難,等到人眾繁衍,生口增多,人類為維持共同的生存需要,乃相聚為部落,形成氏族,而後自伏羲氏起開始製定嫁娶,有了婚姻制度後,才出現家庭的組織,並慢慢擴大而成家族,成為社會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在此基層社會中,大部分人因生活保守,缺乏集團生活,亦就無從映現個人問題,而非常倚重家族生活[14]。但這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又何以能自成一套有體系的組織架構,發揮其組織的影響力與約束力,有效操控著家庭所有成員的行為,其關鍵即在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以「倫理」為本位、以「仁愛」為基本原則,它要求人民一切行止要合乎於禮,由家為起點,再推及於宗族戚黨,更向外推廣於非家庭關係如師徒、東夥以及君臣官民等關係[15],由此它界定一系列上下從屬關係並樹立上位者不可侵犯的權威,如學生要聽從師長、子女

要聽從父母、晚輩要遵從前輩,下屬要聽從上司,而全國子民都要聽從皇帝,皇帝更需履行正確的敬神祭天儀式,才能確保國家的昌盛。家族成員在此敬天畏神的組織網絡化育下,咸以為「忠於君」則生活環境將安泰與昌明,因此益加認真執行「合禮」的教化工作,由是家族的地位益形鞏固[16],而中國皇權的鞏固亦如是。德國史學家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就認為,中國的政治組織原則,就是將家庭的組織原理,擴增到整個國家而形成的一種家長政治[17]。誠然,儒家講仁與黑格爾的「家長政治」論的基本觀念都一樣,俱是將君臣關係「一概家庭化之」[18],亦即君主要愛民如子,人民應視皇帝為大家長,要人民將對父母所應盡的孝道移轉為對皇帝的盡忠。其他如師徒關係互稱師父與徒子徒孫,官民關係稱為父母官與子民,鄉鄰朋友更互稱伯叔兄弟、姨婆姊妹等皆可類推。整個中國社會在家庭化下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血緣與自然關係的家天下政治組織,使人同人的關係,有了簡而易行的準繩。
在此網絡中,人民對家族負責,其一切行為都應取得家族的支持,因而,平時所呈現的非勇往直前、冒險犯難,而是瞻前顧後、處處保守,要非整個大環境已到了家不成家、族不成族、國幾不成國的境界,不會輕言變革,更難孕育出推翻暴政的集體概念與行動。也正因如此,中國上層政治人物無論是漢民族,亦或異族入華夏後,對儒家思想多很推崇,主要乃基於其所強調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五倫關係,尤其一再強化對統治者相當有利的「忠君」思想。是以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習採君主制與家長制。換言之,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家族政治同一存在,且與君主政權彼此依存。
當然中國也不乏推翻暴政的史實,惟此又何以合理化解釋儒家忠君思想的存在?這就涉及到本文之主軸「大一統觀念」,將在後段另作深入分析。由於人民在生活保守與儒家思想下,通常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無所謂,所以每當王朝初亂之際,或因通信及交通的阻絕,及忠君的思想,而未聞民變。換言之,人民安於現狀,對於整個政治環境的反應較遲緩,或無動於衷、無關痛癢,因為國家之亂猶未禍及家族,然當戰事蔓延,家園遭到破壞,社會蕩然無序時,則人民又會發起沛然莫禦的抵抗力。這種由個人到家族再到國家三波段的循環往復,久之遂成「天下一家」的特殊文化背景。
既是天下一家,則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也於焉產生。中國自第一個朝代夏朝開始,就確定了以「家天下」為社會原則的世襲制[19],從此以降,西周、秦漢乃至清王朝,皆秉此「家天下」的寶塔式政治制度[20]。在此制度下,則無論王位或皇位的繼替是同姓相繼-世襲型及異姓相代-交替型,帝王的個人的意志往往就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志[21]。然而,統治者畢竟有其人性的私慾和權力的傲慢,往往將王朝的私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此時如果廟堂之上有賢者建言,當其言論影響統治者政權時,輕者賢明君主尚能有條件的加以改造利用,重者即棄之不用。在如是政治運作下,中國漸成為封閉保守的政權,國家的發展受到有形的拘束,走至王朝末年,終告分崩離析,是時家天下的群體意識再竄起,而成為捍衛國家政權的主流民意。
考證歷史,中國曾飽受重大衝擊,但卻未摧毀其賴以維繫的文化之本,舉如西晉以後約三百年的南北分裂,中華文化未因胡人統治而遭到滅絕,反開啟隋唐文化盛世,又如印度佛教雖一度鼎盛於唐代,亦終融入中華文化,成為中國式的佛教,13世紀蒙古人入主中國,到中、末期,也被漢文化所融化,滿清以外來的少數民族成立清帝國,初以懷柔和高壓政策統治中原本土的多數民族,最終仍然抵不過漢文化的同化,其後列強以軍事和經濟侵略中國,復加上中共建國後連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皆使中華文化遭受空前劇烈的破壞,而此等破壞依舊未能打斷中華文化之筋脈。追溯其因乃中國的基礎並非建立在種族,也不是地域,而是文化。中華文化在家庭倫理方面有迥然不同於西洋文化的發展,它使「國的防線」之內層多加一道「家的防線」[22]。
中國歷史的侵略者如蘇俄就深悟中國人愛家的觀念,知道欲滅中國人的國,必先拔掉中國的根,亦即消滅中國人的家。但這又是一刀兩刃的作為,很難從中獲利,蓋中國人以家為中心的觀念既根深蒂固,一旦家園毀壞,則將採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行動。所以,歷史上中國的外患祇能偶爾打破中國人的國,卻無法打破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即因「家的防線」深刻觸及整個中國發展的歷程。因此,王者或起義者每借力於中國傳統的「家族力量」,以正其名,獲取人民的擁護,誠如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這種「向上發展與向下延伸」以及「上下層交流互動」的雙軌政治現象,輕易地在中國複製「換天不換帝」的專制帝國制度。總之,儒家思想,是歷代皇帝甚至異族主政後得到民心最有效的武器[23]。
然操縱者往往未能憬悟儒家思想以倫理、仁愛為原始架構的真正意涵,遂而假一己之私,弄得天怒人怨,終掩埋於家天下的巨輪。不過,這種家天下的政治制度,誠然也使中國在歷經諸多變亂及外族入侵下,凝結一股強大的捍衛力量,使中國恆久長存,其文化的影響更綿延至今。
參、家國天下轉軌的文化大國
中國自古無所謂「民族國家」觀念,才會只見家天下的文化綿延於各朝諸代,猶未有一整體性的集合名詞一以貫之。是故在歷史的推進中,惟有將中國之家天下與西方國家之定義相結合,才能說明文化中國之貫古通今,為此宜先探西方國家之源起。
國家係源自西歐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24],此「民族國家」雖係民族與國家之組合,其實卻少有一民族一國家的存在,故民族與國家形式上雖已獲得統一,但實質上二者仍然各具領域,即民族是一個種族與文化的概念,國家則主要是一個政治與法律的概念[25]。前者為感性、沒有目的與選擇之凝聚;後者則為理性的結合,有其目的與利益的糾葛。
關於國家(State)一詞的解釋,各家說法或各辭典百科全書不盡一致,僅就權力、組織、地域等相關定義加以闡釋。中世紀時,義大利人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首先以「Stato」指稱政治團體,此處國家被視為一「權利主體」:
所有支配或曾支配人類的國家和統治權,或是共和國,或是君主國[26]
布萊爾利(J. L. Brierly)則以組織關係和制度的建立說明國家的功能:
國家應是一個組織,亦即是說,它是人們在人際間建立的一種關係制度,作為達成特定目標的工具,這制度最基本的是在他們的活動範圍內有一套秩序在運行著。[27]
國家如果只是一個權力機構,一個組織,一種制度,但這又何異於一般社會組織?基此,Kent V. Flannery乃提出他對國家與其他社會組織不同的看法:
國家是一種非常強大,通常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具有一個職業化的統治階級,大致上與較簡化的各社會特徵的親屬鈕帶分離開來。它是高度的分層,與在內部極端分化的,其居住型態常常基於職業分工而非血源或姻緣關係。國家企圖維持武力的獨占,並以真正的法律為特徵。…… 國民個人必須放棄用武,但國家則可以打仗,還可以抽兵、徵稅、索貢品。[28]
另外,美國地理學者哈特遜(Richard Hartshorne)亦曾經以「地域之觀念」區隔出不同國家的居民與生存價值:
國家是由一群人民聚居於一固定的地區,同時也共同保存著一種特殊的生存價值。為確保與發揚其生存價值,因而,互相要求居於此一地區的居民,必須有一組織,作為政治上的領導機構,藉以達到此一目標。這個組織即邦(State)[29]。
綜合上述學者對國家所作的註解,國家定義應可整理為:
國家是由一個有權力的政府、它具備有政治組織、擁有獨占的武力、一群人民、有固定的居住地區、一定的生活型態等多元因素型構而成。
相較於西方國家十六世紀以來的定義,中國之國家概念自有所不同,它蘊含著更深層的歷史文化意義。中國之國家一詞最早出現在先秦的經典中,一因它的型態源自春秋、戰國時的貴族之家;其次,此家是由君主與擬制的家臣所組成[30];再者,春秋之前,既有人類、土地,與上下階層關係,則必然也有其類似國家的組織運作,當時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呈現類似的國家型態?亦必有所探討,方得有承先啟後之連結。
早於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之五帝時期,因生活的低度需求、資源的有限、工具的缺乏、技術的原始,未能創造更多的資源,彼此爭奪不已,幾個氏族乃商議組成部落社會,設定規則以為部落所共遵,藉此防止外族攫取生活空間內的資源。此後人口漸增,社會的需求較往昔大,部落或酋邦的功能漸失,遂使資源爭奪再起,部落之間訴諸爭戰、不斷聯盟,終而形成所謂的「萬邦」[31]。邦國的出現促使王和王權的形成,產生王臣子民之分,進而有了臣服納貢的關係,改變了社會的結構,並造就一個更強大的領導機構,此時的王權可謂已掌控戰爭指揮權、祭祀權和行政管理權,機構也有劃分行政區域、設置治事官吏,創制曆算、文字、宮室、田畝、服制、舟車、貨幣、醫藥、弓矢、陣法,實已具備「原始國家」的規模[32],亦即符合馬基維里所述之以權力為主體的國家定義。
帝舜崩,治水有功的禹即天子位,禹死後傳位子啟,從此中國由「禪讓政治」轉成「父子繼承」王位的世襲制,由夏到商,王位則進入「兄終弟及」,若少弟死則以長兄之子相承的「直系傳承」制[33],西周時期,更進一步分封同姓並以「嫡長子」繼承,成為宗統與君統合一的周王國。由是觀之,商人繼夏人之後承接了中原霸權,擴大其領域,並充實其組織,其後周人復繼之並另開封建制度為其政府組織,它以王族建構其核心王國,再褒封先盛王朝黃帝、堯、舜、禹等後代之異性諸侯,以安撫天下,並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封,成就以公族為核心的二級國家政權組織,而諸侯之下尚有大夫之家,係以家組織為核心建構的基層政權和隱性國家[34]。在「王國-侯國-大夫」等的級層下,斯時周代國家已具有方國聯盟的性質[35],趨近今日國家政府的組織。
有了類似國家政府組織的周邦是否就等同國家?則需再視其內部權力的運作而定。周邦在名義上是統治天下,實際上卻為統治王邦。在分權制下,諸侯的土地與人民係由周天子冊封,另一方面在宗族組織的基礎下,他們對周天子而言為小宗,對內則自為大宗,擁有該部分土地與居民的統治權與宗主地位,亦即在政治、經濟及內政上享有其獨立的自主權,不受王朝的制約,但對王邦而言,他們仍需擔負助戰、納貢、朝覲等一定的義務。依此衡之,周朝在文功武治均盛時期,對諸侯各邦擁有相當整合的政治文化和相當充實的政治權力,幾等同周聯邦國,故西周時期已確定由酋邦轉為早期國家[36],具備了國家出現的條件[37]。此處稱早期國家而不稱國家,乃因西周的國家雖已具備國家之雛形,但周代所採行的封建制,意指由君主分封或承認一些封國,並給予其統治者世襲的地位,其基本精神為地方分權,所呈現的是政治權力層級分化[38]。理論上其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一層一層的分化,以致無窮[39]。是而西周時代只可謂處在從結構到職能等國家條件還未臻成熟和完備的階段,仍需隨社群組織的擴大逐步向更高權力匯集,才符合西方「國家」的定義。
這個早期國家的型態進入春秋快速轉動的軌道中,更興起嶄新的邁進。是時,周共主漸而有名無實,昔日的萬邦之國功能不彰,諸侯國卻實力大增,遂形成諸侯分裂割據的局面。周邦既無實力與諸侯國相抗衡,王邦列國內部的主權則更為集中,主權分化的現象漸不存在。此時,國家一詞屢見於古籍中,如詩經小雅「王于出征,以匡王國。」[40]老子「莫之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41]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42]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43]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44]等。由「國家」一詞在春秋典籍的出現,顯見當時國家概念已益臻成熟。其後大國起而兼併小國,萬國因而減少到春秋初期的一百八十幾個國家,此時國家的意義在名實各方俱見增強。
戰國末期,呈現七國分立的局面。國的數目日益減少,相對的國的面積卻日益擴增,各國的政治結構或官僚制度都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此時期國家一詞尤較前普及。再者,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他們往往汲汲營造國家之利多,其中最常被學者引用的莫過於梁惠王與孟子的對話:「亦將有利吾國乎?」及「王何必曰利?」[45]即為一顯例。此時期的諸侯國已稱得上是「真正國家」,它較之西方國家的發韌要早,也來得成熟。
再從中國文字學來看,單就「國」之字型本身就已揭示相當明顯的國家組成要素,即「國」需以城牆圈住固定的領域,並用「干戈」保護圈內之人民,此土地、人民、國防三者,此與孟子之「諸侯之寶三,人民、土地、政事。」[46]相呼應,而孟子所言更與西方所謂之國家四資格「固定的人民、確定的領土、政府、及與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47]相共鳴。綜合言之,戰國時代,諸國實已具備相當完整的國家觀念,不過此一時期,中國境內因「天下定於一」的思維,仍呈現多元競爭之現象。
直到秦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帝國後,中國始開啟國家的一體運作。然秦帝國初立,傾向專制獨裁,背離民意,群雄紛起,整個中國再陷入諸侯國聯盟的混亂,經楚漢相爭後,終由劉邦取而代之,建立漢朝。漢初的局面,依據通鑑記事本末的記載「高帝初定天下,昆帝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48],故未幾又衍生同姓諸侯國與中央政府爭權的矛盾,輾轉到了漢武帝時,諸侯國的力量才大受削弱,由此始確立中央集權的帝國制,並迂迴前進持續到清帝國滅亡為止[49]。
整體而言,中國在西周時期已有早期國家的型態,春秋戰國時國家觀念又較具體,可謂真正國家,秦漢而後更成為一中央集權的大國,即使如此,清朝之前中國都從來不曾有民族國家的觀念[50],境內依舊只有朝代之稱呼,仍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
中國的天下觀是天之下有諸國,國之下有眾家,故有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51],此處之星可為諸國,或眾家,或萬民,共同形成上下階層之一體論。這裡說一體,乃中國是以「文化」統合論之,凡認同華夏文化者,即為中國,則中國無遠弗界,因而有天下論。初時中國與天下存在著明顯的分際如: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對隊(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52]
由上段引文所述,中國與蠻貊仍有其不同之界分。只是中國自古即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仁道說,此乃中國一向自視甚高,以世界中心自居,而自稱「天朝王國」或「君臨天下」。相對之四周各民族及西方世界自然成為「蠻夷」和「化外」,皆是圍繞中國旋轉和朝貢者[53]。中國即藉著「朝貢」的政治要求,使夷狄進入中國,而予歸化之,此即「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這種對異族採取的「同化政策」,即是中國以文化成就其世界主義色彩的國家觀念。衡此論證,則就中國而論,「家、國、國家、文化、中國、天下」基本上皆在文化的融合下形成一體,文化既成一體,區域亦從小集合體外擴而為大集合體,則文化與國體形成一大環結,此即所謂「家國天下」同構的文化國家論。
針對上述論證,早有清初樸學大師顧炎武(1613-1682)在其「日知錄」中提出國與天下之辨: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54]。
顧氏所言乃將「國」與「天下」以「國體之硬體建造」與「文化之軟體建構」作區隔。揆諸歷史,西周首都鎬京、秦之咸陽、西漢長安、東漢洛陽毀滅了,而有朝代的更迭,謂之亡國,然亡國後,整個大中國的文化是延續而擴大的,故而有南朝的奠都金陵、北朝的新洛陽、隋唐兩朝的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北宋汴京、南宋臨安、遼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等。是以,亡國,如西周不再、漢室滅亡,中國卻依舊存在;亡天下,指的是文化,亦即中國人若不成中國人,盡變成夷狄[55],其結果才是真正之國滅(我在罵中華民國嗎?)。
另有說法,中國以天下自稱,非為文化之別稱,乃為氏族、邦國或封建制下諸侯國之最大集合體。此於古籍中多有佐證,諸如孟子有云「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56]故此天下雖名為天下,然其實義僅限縮於中原之國;又如墨子云:「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57]春秋戰國既呈多國共存之局面,則此天下亦顯指整個「國中」地帶。依上述論證,中國古時以「天下」表述當時整體的現象,自無具體之疆界、人口,有別於現今的主權國體;再如賈誼在「過秦上」謂:「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四海之意、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58]很顯然的秦以雍州之地,意圖一舉拿下九州所涵蓋之諸國,掌控天下。總此,中國傳統既以「家天下」的倫理組織為核心,啟動以國為家的大家庭觀,並視國中向外延伸之地為天下。人民把「國」當「家」,統稱「國家」,把天下視為國的載體。每一個國家不但是家的大集合,亦乃天下的一個小集合,倘天下諸國都能有所治理,諸國之人民均可安居樂業,自然符應大學之道的「齊家」、「治國」,集合諸國於天下之中,終能臻於「天下國家可均也」[59]的境界。
綜上論述,中國自古是以文化傳承,並間而涵蓋西方所言之國土之擴大、人口的擴增,由此孕育出一個更廣大定義的「文化大國」。這個大國,其「大」莫之其極,遂以天下稱呼,符合中國對「大」之認知。
肆、 文化中國的形成與意義
自清而後因有西方的衝擊,始面臨「近代國家」(modern state),即西方所言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挑戰。
中國這個文化大國歷經各朝諸代,一直未有統稱,中國的概念始終是模糊的,不確定的,是故從「文化大國」轉為文化中國,就僅在於中國之明確定義與適當之轉化而已。依據王爾敏所著「中國名稱溯源」,「中國」兩字於秦前五十三種文獻中有二十五文獻共出現一百七十五次之多[60]。除此數據外,其實秦漢而後各朝代之古籍史料中也一再出現「中國」,可以說歷朝各代雖有鼎革,而中國卻是一貫存在的,然依據馮友蘭所述中國在古代文化義意最甚[61],何以有此言?則仍需從中國之原意中究其緣故。
中國一詞,最早見於已具備國家雛形的周朝,「尚書」中周公進諫周成王時,其中首度提及「中國」如: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62]
再如《詩經》大雅民勞篇的記載: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63]
另見《詩經》大雅蕩篇中,文王云:
咨!咨,女殷商!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喪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64]
從上述三段引文所述,中國自古以天下中心國自居,周朝的京城位居全國中央,謂之中國,因其居國之中,故稱中國,並由此綏靖天下四方蠻夷。
《左傳》中有以中國作為「中原國家」之稱,用之別於四方之夷狄:
周王賜給晉侯陽樊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65]
《大學》同樣是以「中國」作為一個相對於四夷之中原文化地區:
秦誓曰:「……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66]
在春秋時代的文獻中,大抵而言中國沒有固定的疆界,它以周邦王畿所轄區域為其範圍,稱之中國,用以對比四周未開化之蠻夷,故中國本身乃代表具文化涵養之區域,漸而演變成文化的同位語。
到了戰國時代,中國出現的頻率益增,顯見列國相爭,凡欲爭霸者,皆必須捨邊緣化而近核心之中國,方能成就其霸業。孟子在騰文公上篇更詳加解釋中國之所以別於四夷,非一夕而得,乃上承堯、舜、禹等的累積開發與一貫治理,才得以發展出中國之農耕成果,並進而教化人民,終能優於四方之夷狄: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榖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得而食也。……,教以人倫……,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67]
再從成書於漢朝的《戰國策》來看,其中有關范睢對秦昭王提供攻齊的戰略,道出「誰能深悟中國文化之奧秘,誰就能洞視時代趨勢」,它直接引出「誰主控中國之地,誰就掌握先勝利器」的先見之明。此處之中國仍為中原文化之代稱:
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68]
秦一統天下後到西漢立,中國呈現出大一統之局面,此時中國與大一統的秦、漢隱約結合為一,也很明確的別於蠻夷之邦:
高祖時,中國初定。.…..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69]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70]
東漢而後,中國之稱謂更為穩定,尤其面對匈奴時,仍習以中國自稱: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盛德,威武二垂,陵虐中國。[71]
魏晉南北朝時代,雖大一統不再,中國呈分裂之勢,然「中國」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位居正朔者,仍以中國之代言人睥睨他族:
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刺史),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72]
孝伯(北魏尚書)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宋文帝安北將軍府長史)曰:「握髮吐哺,本施中國耳。」[73]
隋結束南北大分裂之局面後,同樣在論及胡人時,中國就相應出現,是以中國成為王朝一切人文、地理、山、川、河流的統稱:
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穎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74]
隋唐依循秦漢大一統之路線,有文謂「李唐一族之所以決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驅,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復,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75],蓋楊隋與李唐皆係胡漢混一之血統,卻都毫無例外的承繼中華文化。此時中國兩字仍為「中原文化」,並用之別於突厥外患:
倫曰:「突厥憑陵,有輕中國之意,必謂兵弱而不能戰。如臣計者,莫若悉眾以擊之,其勢必捷,勝而後和,恩威兼著。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臣以擊之為便。」高祖從之。[76]
而貞觀時代(627-649年),中國之範圍已較前更為擴大,唐太宗將中國與四夷融合為一,成就天下為一之「大一統」觀:
又謂侍臣曰:「中國百性,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77]
唐後歷經五代分裂,中國似已從抽象性的文化體轉為實體有形的的區域集合體:
太宗見(張)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集左右近習。」[78]
另見遼國和西夏的使臣,直接稱宋朝宰相司馬光,為中國相,易言之朝代只是一個政府的代表,而中國顯然已成為對立另方稱正朔一方的代稱: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79]
元朝入主中國後,原則上仍視「中國」為「文化禮儀」之中原地區,故君臨中國,要遵中國禮儀,重祭祀,興祖廟,以達四海一家,基於此故,中國的區域再一次的擴大範圍,已跨越唐朝中國與四夷併為天下的階段,成為涵蓋四方之區域,此時中國之疆域已至極,可為天下:
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80]
明代在成祖時,中國之稱呼似隨鄭和下西洋另有突破,漸進而為對比印度、泰國、蘇門答臘、馬來西牙、阿拉伯半島、非洲諸國的總稱。換言之,過去以中國別於境內異族之說法,因族群不斷融合,已不具意義,接踵而來的西方勢力,讓中國的涵義有了新的轉折: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81]
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82]
此時的中國進為天朝觀念的中西之別,然西方對中國而言正如四方之夷族。就政體來看,中國自始就未曾狹隘地與「政權」或「國家」掛勾。是故秦統一前,中國既非指夏、商、周的任何一朝代,也不是指春秋戰國的任何一國,如齊、晉、鄭、宋、魯、衛之類;秦統一後,更沒有確切資料顯示中國專指任何一朝,如秦、漢、隨、唐、元、明、清等各朝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廣泛深奧的代名詞,它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逐漸向外擴展[83],自上古到春秋戰國,再歷經秦、漢、隋、唐、元、明各朝,其間歷經魏晉南北朝及五代十國之長期分裂,穿插華夏、漢族與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匈奴、羯、羌、氐、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各種族的區隔與混一,所以說中國在其疆域內,即中國所謂的四海天下之內,擁有一超越種族、超越國家、凌駕近現代西方國家觀念的象徵意義。
明朝之前的文獻,非全然成書於當代,也非專集中於某幾代,是故其所呈現中國非國體而文化,及屢屢出現的事實,代表中華文化的一致性。然自成祖開啟西方門戶以降,正說明彼時海洋風氣已開,漸漸的西方也因重商主義及航海技術的不斷突破,交通中國日繁,於明代中葉,先後佔距中國較近之據點,提出互市之要求,如葡據澳門、西據菲律賓及荷據台灣。約在此時,俄國也屢犯邊界,而卒使中國以國體之名首見於正式文件上的就肇因此中俄邊界問題。其實,俄國對於中國早有覬覦,在清朝入主中國之初,國內未靖,遂趁機入侵黑龍江邊境,佔雅克薩城[84]。1681年清先平定三藩之亂,復於1684年趁勝追擊將台灣歸入版籍,完成一統。1685年中俄邊境衝突,清廷在無後顧之下,大敗俄軍,雙方議和,於1689年9月7日締結《中俄尼布楚條約》[85]。此為中國與外國所訂之第一個條約,約中開宗明義即以中國稱呼清廷,謂:
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在尼布楚地方……,明定中俄兩國邊界,以期永久和平。[86]
當時該條約是以拉丁文、滿文及俄文三本呈現,但據此譯文猶可譯知俄國乃以中國為清之代稱。是時西方世界早有國家觀念,對於中國封建王朝循環更替、周而復始,及任何朝代均不足以代表中國的現象,當有認知,其平時縱可稱呼中國為清帝國,簽約涉及時效性的承認,需國對國才有法權的代表性,故對俄而言,當然要謹慎擇雙方皆可接受的國體概念記載於文件上。過去因秦征服百越,百越與西方貿易接觸頻繁,秦的大名,早已不脛而走,予外邦深刻印象,如阿剌伯人於中世紀稱中國為秦(Sin、Thin),波斯(今伊朗)稱中國為支那(China)[87],迨後中國(China)之名即如是輾轉遠渡重洋;而對清而言,中國在歷史的進程中似已轉動成為境內四海一家的共識。正因為雙方的交集,中國始正式成為此約「清廷國體」的總稱。
不過,真正漢、英文本條約的出現才更能證實此一看法,這又與英國的銳意東進有關。在一波波海權國前仆後繼的東進下,英國也不甘示弱,趁1684年清廷重開海禁之際,順利取得與清正式貿易的權利。到了十八世紀,一者因海權擴張與工業發展,二者更因英國至乾隆年間已成為中國對外最大貿易夥伴[88],此時英國對清的要求日益升高,亟盼提升官方層級的貿易往來。其後清英雙方各有堅持,導致衝突升高,引發鴉片戰爭,英軍兵臨南京城下,迫使清廷於1842年8月29日與英簽訂較前中俄諸條約更苛刻的《南京條約》,又稱《萬年條約》或《江寧條約》[89]。此條約與《尼布楚條約》相隔153年,條約內容已有漢文本出現,並直呼清為中國帝國,約中第十款的英文本也清楚的載明: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a fair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90]
再其後之光緒24年(1898年)戊戌政變中,光緒帝也以「中國」二字表明中西之別:
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誠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補我所未及。…...今將變法之意,佈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焉[91]。
當時清朝雖以平等主權國的地位與各國簽定條約,但條約內容其實都相當不平等,才有光緒力圖振作的戊戌政變。此與昔日中國對異族所要求的進貢制度,實然形成鮮明對比,而此中西相遇也顯示出中國傳統地位的變化[92]。從此「中國」這個國體稱呼遂成為自1842-1943年條約世紀長達百餘年所帶來的多難及受壓迫的反射[93]。
當中國轉入國體意義之初始,清朝對內的正式名稱還是大清帝國、大清或清。如此內外不一致的情形,要到最後一個帝皇專制的清帝國於一九一二年被推翻後,中國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才正式融入十九世紀中葉西洋的「近代國家」、「民主憲政」,而最終以「中華民國」定名,簡稱中國,從此中國正式成了國家的代名詞[94]。所謂的「中華民國」即是兼顧了種族、民族與文化層面的「中華」,以及政治法律層面的「民國」[95]。
就西方國體觀念審視,中國可遠溯1689年起中俄尼布楚條約簽定時,才進入國體世界,1912年清帝國被取代後始正式稱中國,然從上述中國政治史的探析,中國自始未曾間斷,明清之際,西方勢力入侵,在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下,中國始轉為國體之對外稱呼,辛亥革命成功,中國乃從文化-民族-國體兼容並蓄,以一貫之,政治中國由是依倚此文化大國,合稱文化中國,此乃蔚為中國之超國家定義,亦是「中國始如其為中國」的不變定律。[96]
伍、 文化中國與大一統思想的接軌並進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天下分合的循環說道盡了文化中國的一切;然而,文化中國之所以能超越政治、族群、地域、文化分裂的藩籬,不斷整合而擴大,其中顯然應該存有屬於具體思維層面的核心因素。這個思維如同巨大的吸盤,磁吸著分裂的政治實體,成就一統的局面,究為何?又何如?細探起來,言「一統」不能不聯想中國古時之「大一統」觀念。這大一統概念溯自上古時期之中國,是否也延伸至今,另成關鍵。
前曾述及遠在周朝已有早期國家的雛形,彼時主政者或上下階層是否即已有了「大一統」的相關思維?這個問題可從周書的敘述得到呼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民于承湯,刑殄有夏。』」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97]
由於上古時代敬天畏神,諸侯未敢專憑個人意志行事,縱欲推翻昏庸政權,也總要秉承天意,以求師出有名。是以周要代夏,即有此對比性的敘述,一則強調夏之國君荒淫昏聵,不顧民生疾苦,終遭上天唾棄,另述說周王為天之子,是天命的人間化身,他行之以德,取法于天,能繼殷、夏,一統四方諸國。文中一再強調「四國多方」,正顯示西周時期一統天下的雛型,當然此時一統天下,乃僅指諸夏之地也,而周天子在分封處理上,也注意到敉平商族的傷痛,達到族群之和諧[98],故呈現周初「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99]的局面。除此之外,並透過宗法制度,把天下和宗族緊閉結合在一起,使族權與政權合一[100],遂萌生「家國天下一體」的「大一統」思維。
是以尚書之周書,早見諸「大統」的文字:
王若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勛,誕膺天命,以撫方夏,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閒。散鹿台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101]」
上段「大統」之統字,應該是代表中國自堯舜禹湯一貫的法統,由於商紂暴虐無道,違逆中國歷史文化之「仁」「義」傳承,故言,周文王在位九年猶未繼此法統為「大統未集」。此處之「大統」與其後之「一統」或「大一統」應有基礎性的差異,觀「泰誓」上篇中所云,或可為證:
今商王受,弗敬天命,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102]
上文之「大勳未集」與「大統未集」趨近類似,顯見「大統」彼時之意涵。而將「大」冠於「統」之上,形成「大統」之複合句,是否另含他意,則宜據文判斷。縱觀「武成篇」,其中共計「大」字出現凡九,除一般習以為常之「大王」、「大邦」、「名山大川」外,另有類似「『大』統未集」之敘述,如於「泰誓篇」未引述之「庚戌,柴、望,『大』告武成」[103]及「武成篇」已引述之「將有『大』正于商」、「用附我『大』邑周」、「天下『大』定」、「大『賚』於四海」等,若去掉其中「大」字,文義顯未受影響。依此推論,「大統未集」以「統未集」表述其意未嘗不可。是以,諸「大」字可以看成是彼時之通用筆法,但此種描述方法,亦不該僅止於此,總該有其所欲傳達之意境?據此亦可更進一步的推測,大字實具有重視或強調之意[104],屬於動態助詞,用以表述尊崇武王偉業之意。而周武王能敬承天意,使中原與四方諸國紛紛降服,並進而一戰定天下,代商而立,除紂惡政,是以武王終能繼「統」,治理天下。
綜此可知,西周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之觀念,也只能說仍以強調仁道繼法統之大統概念上,其與大一統之間,尚有涵義之不同。
到了東周時期,「大一統」已開始由一統之仁道概念結合積極的統一作為,既有行為,其思維乃見諸文字,以為民之師。是以「公羊傳」隱公上篇有云: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05]
公羊傳為春秋經之微言大義。所以春秋經上僅六字「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則要以48字再加闡述。何以王正月即大一統?這大一統之原意為何?而其演繹又為何?俱為重點。先就其文義歸納為四:第一,元年是是人君開端的第一年;第二,王指周文王;第三,王正月指的是周王的正月;第四,周王的正月指的是統的開端。綜上得知,公羊傳之「大一統」即主張諸侯各國宜曆法一統,並以周文王為王,強調以周之正統諸侯[106]。故大一統成為中國正朔觀之濫觴。
甚且,公羊傳中尚有多處之相關文義,可藉之廣義解釋「王正月,大一統。」如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記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呈現公羊傳重視周禮,鄙視夷禮、夷俗的一般性;再如它數度強化「王者無外」[107]之觀念,故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08],其中顯示「王正月之大一統」豈僅止於「曆法之一統」,應另含由近之魯國,擴及中原,再至夷狄之邦的大一統觀,而「王者無外」,卻另有內外之別,乃為「統一」之步驟,由此臻於一統之表現,達其王正月之大一統。故公羊傳之大一統,除要「一統乎天下」,在文化、禮制上更要一統[109]。
在國內有關大一統的論文僅3筆,其中只有吳清輝在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思想研究中,對大一統的定義有旁徵博引或加以論證,他引蔣慶對公羊學中大一統之大字[110],「非形容詞辭大小之大,而是動辭的『尊大』與『推崇』之意。」,故大一統即推崇一統。[111]這與本文上述所推論之「大統」有相同的結論。除此,他更進一步的認為公羊傳所言之「大一統」並非要建立一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中央集權的龐大國家;故駁斥揚向奎先生所謂之「大一統」為「王者無外」的大中國觀[112]。此似與本研究之論述有所差異。由於,公羊傳之「大一統」,以「一」強化之,有別於尚書之「統」,乃取於時代背景不同之故。春秋周衰,諸國紛立,天下秩序紊亂,須能定於一尊之王者,強調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之分權一統[113],天下始能定於一。既要定於一尊之王,則其義,除如東漢何休對大一統的解釋:「統者,始也,總系之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114],謂人與自然界萬物都依統一曆法的意涵外,另亦涵蓋楊向奎所言之「大一統」為「王者無外」的大中國觀,方能貫徹全篇大義。
再者,是「一統」為一整體概念,抑或「大一統」?亦應有所說明。概公羊傳中既有「王者無外」的無限慨念,則其「大一統」之「大」字若再作大小之解釋,殆屬贅述,且與王正月之敘述極不相稱,故藉之用以「強調」王正月之一統,反較適當。惟於實踐「一統」中,文義曾提及由中原逐次向外擴大的作為,故若以「大一統」為一概念,又顯非為誤。因之,由「大統」、「一統」而「大一統」,遂皆為中國思維之體系,而大一統本意雖非強調一統之大,但卻有推崇一統之浩瀚博大,且實質上中國的確又在大一統的思維和戰國時期統一的行為中不斷擴大,終形構初步「中原夷狄一統」之完整概念。
秦漢以降,王位繼承遞變,既不同於三代,猶別於春秋,為延續「統」之正當性,乃有董仲舒深具遠見提出「大一統」之新解。他將政治、文化思想、學術法則等,一一繫於一統,以合理化秦漢開創一統後之時代需求。
董仲舒之大一統說法為: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115]
從上段之敘述,看得出董仲舒意識到時代的變革,乃承前啟後試圖合理化「大一統」的專制政治體系。其「王正月」之王不再為周文王,而轉移至「王者必受命而後王,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明易姓非繼人。」換言之,他並未堅持「家天下」的傳承,贊成禪讓和征誅的兩種政權轉移方式[116]。因此,王者可以不必同姓,但凡承受天命為王者,必須改變曆法、更換衣服的顏色、製作禮樂,方能一統天下。此即所謂政治、禮儀、文化之「大一統」。
尤有進者,董仲舒更鼎力於思想之一統,以進一步鞏固中國之大一統思維,如其曾三度向武帝進賢良對策,而第三次對策中有如下深刻之說明: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17]
在上段引文中,董仲舒嚴正分析「天下思維一統」對政權鞏固的必要性,漢武帝乃接受「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觀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師同道,人同論,百家同一」下,大一統的專制政體得以貫徹,並從此凝聚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統治。
無疑的,董仲舒非常技巧也很務實的將大一統與中國傳承相結合,他一再強調中國之三統與五端,三統即夏、商、周之正統,五端即元、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五始,由此大一統思維植根於中國,擴及於四方,統一大國於焉形成:
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118]
從春秋經,公羊傳,到董仲舒,大一統的定義歷經轉折,其涵義不斷變動,從「仁義之統」、「曆法的一統」、「天人自然的一統」、「奉周王朝的一統」、「諸夏的一統」「法治的一統」、「思想的一統」到「宇宙間最一般規律的大一統」[119]都有論之,亦皆完全統合於「大一統」體系內。歸納以上諸多定義,大一統其實一如楊向奎所言,可分為三,即:從最廣義的「天人之一統」,其次之「夷夏之一統」,再到「諸侯奉正朔,形式上之一統」[120]。
這個大一統的多元定義隨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一直以文化中國為核心放諸中國四海皆一的綿延文化,如是,則中國、文化中國、中華文化再加上大一統的精神思維,持續性的轉動形成巨大的「單元大一統文化」,四千餘年未被取代[121],更奠定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122]。
陸、 結論
一如Karl Jaspers(1883-1969)所言:「……歷史的圖景變成為我們決斷的一個因素」[123],這個決斷即是在漸次揭開的圖景中,得以驗證「文化中國」是「中國始如其為中國」的整體觀,因之單從各朝代的片面角度觀中國,自有見樹不見林的謬誤。而探溯先秦及秦漢以降諸代文獻,中國從見諸中國最早文獻尚書到清康熙年代以國體對外稱之,一直未因朝代之變遷而有所間斷,是其已孕育出立基於中華文化的大一統思維。是以,在中國封建政權體制下,大一統即是文化中國相承的驅動程式,它曾縱容分裂諸國各自偏安與發展,使其達到一定的區域繁榮景象後,卻又在統一的理念下,整合成璀璨的中國。此與邱久榮所言「中國自古以來不論統一還是分裂時期,不論何族入主中原,文化發展皆具有連續性,從未間斷,在意識型態上….都主張大一統。」[124]得到印證。
而今台灣人心正經歷一場空前的騷動,其中有對舊時代某些創傷的緬懷與憤怒,也有對新時代不確定局面的驚懼和憂憫,讓我們在文化認同的三叉路口迷失了方向,一步步在「全球化」與「在地化」(Globalization vs. Regionalization)的衝突中,夾雜著「中國化」的矛盾,也在「國家民族」(state-nation)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重疊式效忠(overlapping loyalties)中作繭自縛[125]。問題是自中華民國之民族國家建立後,這原屬封建體制下的思維,是否依舊存在?台灣能否自成一格,走出中國?就前者而體制的思維,既屬文化之內層,中國又非狹隘專指國體之中國,係文化中國,在兩岸地緣相近、文化同構下根本無由以非自然力切割,又奢談自然分離,過去南北大分裂、五代十國的小分裂、各朝之爭戰,元清的入主,那一次不是中國的重大轉折,西方的入侵尤其為甚,但中國依舊是中國;就後者而言,台灣在1683年中國猶是封建體制之際,正式納入中國版籍,在此之前屬化外之地,且前後一再為外族統治遂與中國關係不深。但歷史文化既不能切割,縱使台灣在國家主權觀的社會化下,談一統難於中國歷朝各代,也比其他分裂國家困難[126]。惟此事實,也無法掩蓋兩岸在文化中國的持續發展。至若兩岸在中國封建體制與橫跨海峽民主政治的分合,本有結構性的差異,則可再深入探究大一統的實踐與發展,因為,此已不再是本文文化層面的探索,而是政治性的爭議了。
文化中國的大一統觀念 - https://goo.gl/Ijw6Na
---------------------------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聖經》談到「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今天中國人需要大一統,於是中國歷史就變成大一統了。
〈漢亡後三百年直到隋又重歸一統,中國為何不像羅馬帝國覆滅後的歐洲,一路分裂到底?〉這篇文章最怪異的地方就在於,預設「中國歷史」具有一種「大一統」的傳統。並且認為這樣的傳統具備「獨特性」。基本上這兩個分析前提都大有問題。
文章開頭,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到了: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在形塑現代中國人歷史意識上的重要性,和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相當,這部小說也已被改編成多款電玩和無數電影。北京欲收復台灣的主張背後,潛伏著不堪回首的內亂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最遠可溯至此一時期。」
我認為,這一段才引含了真正的真相。《三國演義》成書於明代,而明代是中國「本部十八省」終於統一成一個集權大帝國的時期。因此這種「大一統」的觀念才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
福山論述的問題在於因果倒錯。不是因為漢唐的記憶,才造成後來大一統的傳統。而是後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後,基於自身政治的需要,才「建構」出大一統的「傳統」。
如果回到漢唐當時的政治語境,根本不存在「大一統」這種意識形態。劉邦本來有意要劃鴻溝跟項羽分治,是張良害怕項羽的威脅,才勸劉邦偷襲項羽。而漢初從「非劉氏者不王」到「吳楚七國之亂」這些奠定統一集權的措施,都不過是圍繞著權力鬥爭偶然造成的結果,而非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計畫。
正因為這些發展是偶然,而非必然。所以更時常發生權力集中倒退的狀況。例如漢代最後權力落於州牧太守,形成了「三國」甚至是後來魏晉大分裂的基礎。而唐朝開元之治分設節度使開始,也讓唐朝300年中,真正的統一只有短短100多年。只佔整個朝代的三分之一。
我們擴大到整個「中國歷史」,如果不算「秦朝」以前的上古時代。
「本部十八省」範圍內統一的實際年份也約略只佔三分之一左右。若是加入周以前的封建時代,大一統則根本被稀釋到只有四到五分之一的短暫時光。
而就算回到儒家的意識形態,政治正當性的核心也是「德治」,而非「統一」。割據政權只要有德,完全能夠抗衡,甚至反撲中原的正統王朝。
而這樣的發展是集權帝國的特徵,並不獨特。福山只以「歐洲」跟「印度」來對比中國,卻忽略了在西方古典時代就被拿來跟希臘民主對應的「近東」、「中東」的集權帝國。而這些地方的集權傳統,比起中國更加古老且長久。
中國直到西元前200年左右才出現集權帝國,而中東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經建立巴比倫帝國了。而中東、近東的帝國雖然更替,但這樣的政體更延續至1918年一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為止。但為何現在討論大一統帝國不會談這些地方,因為這些地方現在根本不是大一統帝國,沒有這種意識形態需求。
所以翻歷史去談「中國為什麼是一個大一統帝國」根本就是假議題。因為一切都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已。《聖經》談到「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今天中國人需要大一統,於是中國歷史就變成大一統了。
----------------------------------
大一統的迷思 讀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BY JASPERHO
02
一月
2017
在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下,任何強調統一的都是好,反之就是壞,甚至統一與分裂的討論是帶有道德意義,例如討論港獨便是漢奸走狗等。但假如放開了民族角度,由歷史與地理出發,中國是如何形成統一,統一與分裂兩者又為中國帶來了甚麼影響,葛劍雄老師的《統一與分裂》也許會帶來一點啟示。
自古以來? 中國長久大一統的迷思
教科書一定會告訴你,中國自公元221年後就經過了長久的統一,中間雖然經過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紛亂時期,但統一仍然是常態。但作者的歷史統計卻推翻了這個結論。因為如果統一是指中央集權政權有效地控制地方來計算,中國大約只有4成的時期是統一的。事實上有不少時期中國都陷入分裂之中。例如漢代的群國並行、東漢時的州牧、三國時期蜀魏吳、以至唐代自天寶十四年後的安史之亂和割據等。因此統一是常態的說法根本靠不住腳,反而中國長期是在分裂之中。
而中國自古以來的說法更是奇怪。因為按照清代的版圖來看,這種自古以來的版圖說只有八十一年,根本是稱不上甚麼古。更重要的是,若果我們看看中國歷代版圖的變動,便會發現有很多吊詭的地方。例如中國版圖本來是不斷的變動,有時候更會出現數個漢族儒家政權、但為何我們總是會只上溯一個道統來?作者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其實遼朝雖然是外族的統治(指非漢族),但不論在統治地區、人口、以至是官制架構、行政系統等均是與歷來的中原皇朝極為相似,廿四史也有遼史的存在,為何卻只是宋朝是正統,遼朝卻好像鮮有人論述?只種種問題顯示了中國的「大一統」概念並不是如此牢不可破、不可否定的。
分裂必亂? 對中國分裂時期的重新評價
對於分裂時期,我們被灌輸著一種歷史觀,就是分裂只有戰亂和破壞,反而統一卻是強大和富足的基礎。但其實中國在分裂時期也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地方的建設會因為地方分裂而更強大。例如晚清由湘軍、淮軍興起的地方主義
就有利興辦國計民生的設施例如是鐵路、煤礦、工廠等,這是因為地方自主權擴大所致。五代時候即使十國吳越王生活奢華,同時修建海塘、錢塘江提,在海濱到常熟、太倉、江陰、武進建堰閘,但仍能自足。除了錢鏐本身搜括百姓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是對免除了對中央政府的上繳。結果長江三角洲成為了天下糧倉。由此可見分裂未必完全是黑暗與破敗,更多的可能是地方的再創造。
相反統一的結果未必可能帶完美的經濟環境和民生條件。例如唐代為了統一,就把人口集中在關中地區,使關中地區的糧食需求極大,為了運輸線和糧食補給,唐代開闢了多條運河,結果反而使黃河泛濫情況更為嚴重。當然我們不可忽略統一時帶來的和平穩定,分裂時期如果缺乏和平共存和外交例如是北宋向金朝納貢等,其實也會帶來無數戰亂和破壞,但這已經足夠反思中國自古以來是否統一必然比分裂好。
至於思想和人才更是在亂世和分裂中得到了更多發展和機會。中國思想最興盛的兩個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和五四時期,同是分裂的時期。因為戰亂和憂患的時代更能激發新思想,同樣只有亂世方可成為人才的表演舞台。統一帶來穩定的背後,思想發展可能失色,書中指出了唐代的藝術文化成就的宏偉,也簡述了清代修四庫全書時使任何「稽古右文」的帝王望塵莫及(永樂大典不過3.7億字,而四庫全書卻多達10億字)。但兩代意識形態的統一,尤其清代的強行鉗制,卻令思想停滯不前。
開彊拓土? 談中國「自古以來」論與領土之擴大
談到統一與分裂,必然不能逃避「自古以來」的問題。書中的「自古以來」的理解很透徹,也破除了中國官方的謬說。首先,作者表明了國家由小到大固然有其發展過程,但不應追朔到越古越好,中國領土這個概念只能出現在中國形成之後。作者更引用地理史權威譚其驤的說法,「作為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手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作者更大膽地指出西藏在古時本來就有獨立的政權,並引唐代與吐蕃的外交作證據。另外作者更指出一些地區須然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例如越南),但這只能用作說明歷史,而不是現況。引用作者最精警的一句話「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統來滿足某些人的虛榮心,而應該面對21世紀的現實」。
除自古以來論外,大一統者經常還會抱持領土擴大等於生存空間擴大作標準支持擴張,而書中指出了歷史發展中版圖遼闊的帝國未必中國的最好境況,反而統一君主會現實地思考領土擴張的利益。雖然華夏天下觀是沒有疆界的世界觀,但中原皇朝本身有其核心地帶。擴張並不是一定最好。首先實現統一本身就需要戰爭,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因此統一君主未必一定把版圖修復至前朝模樣,如宋太祖等。另外維持統一也需要極大的代價,歷代的中原皇朝不止一次征服蒙古高原,但大多不會久駐,或設置正式的政府等,這反映了歷代君王實際的利益計算。由此可見擴張、版圖遼闊未必是通往國富民足的道路,更可能是得不償失。
結語﹕唯有開放才是正道
固然過往的歷史進程不能完全套用於今日的境況,但中國今日地方和中央之間的關係又是否與過往有點相似。中國地方政治因為中央的目標而沒有針對地方的方針,結果變成了「由一國到供天下」的翻版,地方政治和力量也不能好好釋放,這又對中國而言是否一件好事?
加上,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消解,這不是盛世才或是其他個人統治者的問題,更多的是本質上的分歧。與其不斷的內耗和鬥爭維持統一,分裂與和平共處又是否一條出路?
當然,中國要維持現今的版圖和勢力是為了避免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但強行的一統又是否維一的可能,如何合理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能保持中國的安全,相信是每個關心中國的人也應思考的問題。
最後,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不少不能破除大一統的思想。當中有不少先入為主認為大一統是中國的常態的最好的出路。但這本書以中國的歷史進程破除了這些論調。固然今日的中國處境與過往絕不相同,但作為思考中國未來的一分子,又如何可能固步自封,把這些想法先入為主的去掉。如果執迷於大一統思想,並以為這是中國強大的唯一出路,最後導致不可挽救的覆滅,到頭來受苦的還是中國人民。
世上本來沒有唯一真理,得到救贖的人從來都是會思考的人而不是盲目迷信的羔羊。歷史上的侵略者就是迷信統一與擴張,結果走向了毀滅。因此只有思考、懷疑,方可重生。
------------------------------------
中國的大一統,沒有像歐洲一樣四分五裂,最應該感謝他
2016-05-19 由 情懷歷史 發表于 歷史
根據2014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養育著13.68億人。不管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數量,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都要面臨前茅。尤其是最為關鍵的經濟實力,中國現在僅次於美國。在筆者看來,中國今天能取得如此令人驕傲的成就,大一統的局面是重要基礎。
自夏朝以來,中國歷史上誕生了數十個王朝。在王朝疊代的過程中,統一一直都是老百姓的願望。只有國家統一,老百姓才能過上安穩的日子,並且發展好經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嚴格來說,在秦朝之前,我國卻沒有實現中央集權式的大一統,類似於四分五裂的歐洲一樣,始終沒有一個強力控制地方的中央政府和管理制度。
就秦始皇統一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來說,僅就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就多達幾百個。其中,儘管春秋五霸的稱霸戰爭或多或少的消滅了部分諸侯國,尤其是楚國幾乎把南方的諸侯國都吞併了。但是,不管數量上的多寡,當時的諸侯國基本上是各過各的,以至於道家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說法。即便到了戰國時期,將諸侯國數量縮減到十個左右了,也只是加劇了這種分裂狀況。因為齊楚燕趙韓魏秦等國家,由於各自的人口和土地眾多,基本上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不需要對外怎麼交流溝通,並且,當時的幾大大國之間,文字、度量、貨幣等都是不通行的。在秦國能用的,在趙國就不好使了,即便是在秦國和趙國都好使的,在齊國可能就沒人買帳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如果沒有一個強權人物來加快歷史的統一進程。隨著各個國家之間的獨立時間越久,這種分裂的趨勢就會加強。在嬴政即位秦王后,在逐漸掌握內政的基礎上,陸續消滅了韓趙魏齊楚燕這六個國家,首先完成了領土上的統一。然後是統一秦朝的文字、貨幣、度量等,尤其是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度,將地方的行政大權收歸中央,而中央實行的三公九卿制度,也是為了皇帝可以有力的掌控到地方行政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
最後,秦始皇對中國的統一,是經濟、政治、制度、文字、思想等多個層面的大一統。而歐洲的四分五裂,不僅是地域上的大小國家並列,也是文化、政治、語言等方面的不兼容。所以,中國今天的大一統,最應該感謝的就是秦始皇。一言以蔽之,這大一統的功勞,就足夠秦始皇承受得起千古一帝的讚譽。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2qe2.html
中國的大一統,沒有像歐洲一樣四分五裂,最應該感謝他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Ej3ANs
----------------------
為什麼中國人崇尚大一統思想,這種思想是如何來的
2017-01-29 由 青史回聲 發表于 歷史
詩經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從秦開始,中國的皇帝就開始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抹殺地區間的差異,經過幾千年的努力,終於形成今天這樣的格局。而歐洲人則沒有人做這樣的事,你看蘇格蘭這麼小的地方,他也是有自己的語言的,所以民族性越強,差異就越難調和。
秦始皇
中國大一統的思想真正源於漢朝,準確來說應該是漢武帝在位時期。漢武帝的大一統首先是解決王國問題,加強中央集權,政治一統,其次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封建國家的統治思想,實現思想一統。
大一統思想
而秦朝只是地盤上的統一。結束了諸侯爭霸的局面,結束了戰亂,而並沒有從思想上進行統一。君不見秦朝才 30 多年,而 漢朝400年。
漢武帝
另一方面,你不覺得中國人有一種盲目的自豪感,好想國力強盛和國土面積是成正比的一樣。古代或許如此,不管是農耕民族還是遊牧民族,擁有的土地越多所占有的財富也越多。不過現在顯然是科技當道的年代,這套理論早就落伍了。不過國人的思維定勢早已存在。
秦朝疆域
而歐洲國家歷來是一個城堡一個封地,一個王。沒有出現過大一統的局面。所以現在這樣也是有歷史原因的。
其實我們可能是從文化,教育中,被潛移默化中得來的。
我試著理解一下很可能是我們數千年的合併,分裂,讓人民體會到分裂是痛苦的,合併是安定的。這種感覺深入到骨子裡了。感覺不出來。
此外,封建的集權制度,也是來源,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天下之大,莫非王臣,皇帝的征服欲,要收盡千里江山,歸為己有。
率土之濱,莫非王土
再者,近代國家概念的深入,得益於屢次的外國殖民,激發了民眾對國土的概念。
在清末,很多普通民眾,哪有什麼國家概念?只有讀書人,及城市工人,有這個覺悟。
我們的民族喜歡大統一,不提倡批判性思維。部分人認為自己應該是什麼樣的,好像也只能是什麼樣的。
部分即將離婚的夫妻會否認之前愛過,部分學習成績差的學生認為自己是差生也就不再努力學習了。這就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大統一心理,沒有看到更多的灰色地帶。認同心理表現為不出眾,例如槍打出頭鳥的「古訓」,而不像歐美人一樣有自己獨立的個性。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e9laq2z.html
-----------------
秦朝
秦始皇的大一統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國最後完成對六國的兼併,實現了全國之大一統。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就此確立,首都設在咸陽。秦王嬴政自以為功高「三皇」,德過「五帝」,所以兼採二者尊號而合為皇帝,用作天子的專稱。他自命是秦「始皇帝」(前221年-前210年),子孫將是「二世」、「三世」......以至無窮。
秦始皇建立了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央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三公」分掌政務、軍務及監察;地方則廢除封建體系,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來增至四十一郡),郡下設縣,縣下又有鄉、亭、里等基層組織。這樣,全國由上到下均置於皇帝及其家族的嚴密統治之下。
為免六國勢力死灰復燃,秦始皇還採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例如:夷平險阻,銷毀兵器,遷徙豪富,統一文字、貨幣、車軌和度量衡。在農業方面,秦實行「強本抑末」,允許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此外,秦始皇還以首都咸陽為中心,廣修通往全國的馳道。而他自己則沿著新修之馳道,多次巡視全國各地,四處勒石記功。
秦始皇的一系列大一統措施,自然是為了建立其家族萬世一系的統治,但其創立的制度,往往為歷代王朝所遵循,它奠定了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礎。


戰國時代荀況提出的加強農業生產與節約財政支出同時並舉的經濟思想。《荀子‧天論》:「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況的「強本」指「肥田」,「無奪農時」,以發展農業生產。「節用」是提倡「恭儉」,「善藏其餘」,在消費上盡量節約,注意累積和儲藏糧食。《管子》認為只講強本節用還不夠,《輕重乙》指出,紀國施行強本節用,五榖豐收,最後仍然亡國,原因在於「不能理」。強調還應做好調節、分配、管理等工作。
-------------------
中國經濟史 - https://goo.gl/FqrFXn
-----------------
本:我國古代以農為本。加強農業生產,節約費用。
出處: 先秦·荀況《荀子·天論》:“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例子: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不可廢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
本:我國古代以農為本。加強農業生產,節約費用。
褒義
[強本節用]成語出處
《荀子·天論》:“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強本節用]百科解釋
釋義本:指農業生產。我國古代以農為本。加強農業生產,節約費用。戰國時代荀況提出的加強農業生產與節約財政支出同時並舉的經濟思想。
----------------------------
本:指農業生產。中國古代以農為本。加強農業生產,節約費用。 戰國時代荀況提出的加強農業生產與節約財政支出同時並舉的經濟思想。
回目錄
4 強本節用 -史實

《荀子·天論》:「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況的「強本」指「肥田」,「無奪農時」,以發展農業生產。「節用」是提倡「恭儉」,「善藏其餘」,在消費上盡量節約,注意積累和儲藏糧食。《管子》認為只講強本節用還不夠,《輕重乙》指出,紀國實行強本節用,五穀豐滿,但還是亡國,原因在於「不能理」。強調還應做好調節、分配、管理等工作。
回目錄
5 強本節用 -引證解釋

亦作「彊本節用」。謂加強農業生產,節約支出。《荀子·天論》:「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隋書·經籍志三》:「 墨 者,強本節用之術也。」 宋 蘇軾 《賀時宰啟》:「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
-------------
《史記·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
詞目 控名責實
出處 《史記‧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釋義 控:引;責:求。使名聲與實際相符。
-------------------------------------

大一統王朝
大一統王朝,自秦始皇掃六合、廢分封建立秦朝始,以統一漢地為衡量標準的中國古代封建王朝。
《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1] 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2]
中文名 大一統王朝 基本定義 中國古代統一漢地的政權 政治體制君主專制 社會性質封建社會 國 家中國 民 族漢族、蒙古族、滿族
相關爭議
中國古代的大一統王朝包括秦朝、西漢、東漢、西晉、隋朝、唐朝、北宋、元朝、明朝、清朝,但是卻有兩個爭議出現。
根據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國版圖來論斷的話,北宋的面積是唯一一個大一統王朝里小於秦國的,而且因為北方擁有在軍事實力上超過自己、面積也兩倍於自己的契丹政權遼,契丹人當時佔據了本屬於漢地的幽雲十六州地區。其後出現的西夏政權部分佔領了以前的漢地的西北地區,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漢族人口都在北宋的統治之下,造成了北宋作為大一統王朝的事實引發了史學界的爭議。
元朝和清朝作為蒙古族和滿族統一了華夏大地,但是這兩個原本不屬於中原漢地的少數民族奪取了政權使得一些人對這兩個政權的意義發生了爭議。清朝的爭議稍微小一些,主要是因為明朝在1411年在滿族故地開設了奴兒乾都司專門用來統治當地的少數民族,並進行漢化教育。爭議最大的主要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權。因為元朝前身大蒙古國地區從沒有漢族政權進入該地設立任何的機構,特別是在唐朝滅亡以後的300多年以來由於契丹和女真的阻隔,造成漢族和蒙古人並沒有直接的聯繫。所以一部分人說是元朝的性質是征服了全部中華大地,而元朝由於四處征伐,在華夏文明進入蒙古以前,蒙古首先接受了包括阿拉伯文明和東歐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所以終元統治的98年時間內也沒有完全被華夏文明融合(完成漢族文明滲透是明清兩代的事情了),但是忽必烈在1264年在大蒙古國分裂後在自己的統治地域頒布漢法,承認漢族政權,在元朝時期還專門依漢制修了前朝史書,說明對華夏文明還是有部分接受的。所以造成了爭議。
為什麼偏偏是中國人創造了中華大一統的奇蹟?凡是存在的現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緣由(至於合理與否,則取決於人們各自的利益判斷)。
1、中國的中原地區位於歐亞大陸的東部,這里東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亞高寒區,南有南海和熱帶高溫區,因此中原地區自然成為亞洲東部的地理中心。與此同時,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人們,在數千年間始終能夠創造出領先的文明與文化,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層出不窮,從而進一步形成文化中心、經濟中心、科技中心和政治中心,並對周邊地區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2、以炎帝族和黃帝族為主體的民族,很早就實施婚姻開放,從而有利於民族融合。中國著名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記錄的正是炎帝族與黃帝族通婚的故事,詳情可參閱筆者《牛郎織女隔河望,炎黃戀戰七千年》等文。
3、從伏羲畫卦、倉頡造字,到秦始皇書同文,中國人始終使用象形文字符號體系(準確說是拼形文字),這種文字有著非常穩定的信息傳輸性能(幾千年前的字都很容易認得),而且能夠超越語音進行信息交流,並極大地促成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對比之下,與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由於採用拼音文字,不同國家的語言不同文字也不同,從而也就難以產生認同感,至今仍然未能完成大一統事業。
4、中國人有著強烈的祖先崇拜、認祖歸根的情結,而且古老的記憶都能夠追溯到同一個祖先,因此這種情結特別有利於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
5、中國人有著對“中”的崇拜或偏愛。“中”的字義為,中間,內裡,半,中等,適中;中央(央字義為當中,盡,懇求),中心;中庸;是(中聽、中用);古代盛籌的器皿;通忠;姓氏。中原地區處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這裡能夠看到的最明顯的天象之一就是北斗星的繞極旋轉(北極星為天中,黃帝族的圖騰星就是北斗星,並以“鬥為帝車”),這種天象給古代中國人的啟示就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種四方環繞中央的社會結構。相傳武王伐紂勝利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確定天下之中所在地,最後選定黃河與洛水交匯處的洛陽為中土。這個選擇可能有著實測的依據,因為洛陽與東海之濱和青藏高原邊緣的距離大體相等,洛陽與燕山山脈和長江的距離也大體相等。
有趣得是,河圖、洛書的結構也是一種中心與四方的關係,包括四方與中心,八方與中心。總之,中國古代特別注重中土、中原、中州,中原與四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以及由此而擴展延伸的四海、九州、神州、天下。
6、中國人很早就擁有大一統的哲學理念和政治抱負,例如孔子倡導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以及歷代有識之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
7、中國人沒有其他國家地區所存在的宗教障礙。
8、中國古代統治者重視文字的統一,以及度量衡的統一。相傳早在秦始皇之前,黃帝時代就進行過統一文字的工作,帝舜時代就進行過統一度量衡的工作。
9、中國人自古就重視物品交易和交通建設、驛站建設。《尚書·旅獒》記有:“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詩經》有讚美周代國道平坦筆直的詩句,秦代的國道四通八達,唐玄宗時的國道兩側栽種著果樹。而且,古人還有祭祀道路神的習俗,《宋書·禮志》注引崔實《四民月令》:“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10、中國古代統治者長期採取懷柔遠方異國、同化異族、吸納異族的政策,有利於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和大中華文化圈。[1]


-------------------------

“大一統”的思想
早在先秦時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統”思想描繪了國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狀態,包括版圖統一、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等要素,其首要途徑就是實現中國疆域版圖的統一。與中國歷史發展相伴相隨的“大一統”理念,無論是人文範圍還是地理範圍都是不斷擴展的。“大一統”的人文範圍包括以漢族為主體的眾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統稱為“中華民族”,其地理範圍在歷史上是指秦漢唐元明清歷代“大一統”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國際法中國所管轄的所有主權領土。“大一統”理念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深刻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不僅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也是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
翻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有一種理念,歷經數千年的風風雨雨而長盛不衰,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和國家前途的思維模式。有學者稱中國兩千多年大一統思想的最大遺產就是中國人崇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大一統精神,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核和靈魂。
一、“大一統”的概念
《辭海》“大一統”詞條的解釋為:“大,猶言重視、尊重;一統,指天下諸侯統一於週天子。後世因稱封建王朝能統治全國為大一統。”“大一統”一詞,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孔子作《春秋》,在記載列代周王即位時總是冠以“王正月”字樣,對此,《公羊傳·隱公元年》解釋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後代學者對此段經文有進一步的詮釋,如第一位系統闡釋孔子“大一統”思想的西漢大儒董仲舒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唐代學者顏師古進而解釋:“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從這裡我們可以把握“大一統”的原始意義,即以周朝天子為核心將社會有序地組織起來,使中國完成真正的政治統一。
孔子:首創“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的概念及所蘊含的思想,雖然是由後代儒家闡發而成,但的確符合儒家創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孔子生活在東周王朝衰微、諸侯爭霸、戰亂不斷的年代,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國獲得政治統一。《論語》中所載孔子本人說的另一段話更能表達他的這一思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全國一切重大活動的決定權都應掌握在最高統治者“天子”手中。孔子所追求的天下一統之“王道秩序”,本身就有著歷史的積澱。雖然缺乏完整的史料記載,但我們大致知道,華夏民族居住地區從夏朝建立時起就逐步融合為一個政治統一體,商朝和西周延續了夏代奠定的統一格局,只是在進入東周之後中國才逐漸陷入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但即便在東周時期,“一統”仍然是一種主流的思潮,因此當時流傳著一首著名的詩歌,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首詩被孔子編入中國的第一部詩歌集《詩經》。孔子同時代和稍後時代的學者,大都也倡導“一統”思想,如孟子在回答一位諸侯“天下惡乎定”的提問時,很乾脆地回答“定於一”。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過“四海之內若一家”、“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的觀點。
當然, “大一統”的含義並非單純指領土的“統一”,它還有著更廣泛的內涵,包括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它們分別可以用孔子所說的“有道”、孟子所說的“定”及荀子所說的“財萬物”來表示。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典籍《管子》對“大一統”的內涵作了更系統的概括: “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正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台灣學者李新霖總結了“大一統”與“統一”的關係,稱:“所謂一統者,以天下為家,世界大同為目標;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統之表現。然則一統須以統一為輔,亦即反正須以撥亂為始。一統與統一既有高下……則'統一'寓於'一統'之中,自可知矣。”我們也可以說,在“大一統”概念中,政治版圖的“統一”是其途徑,而“天下大治”則是其最終目的,政治上的“統一”是“大一統”理想狀態的先決條件。統一格局有利於加強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有利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科技水平,有利於促進社會安寧。只要瀏覽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封建時代幾個最著名的太平盛世,無論是西漢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還是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無一不是在政治統一的前提下出現的。這些歷史經驗,使大多數中國人往往籠統地把“大一統”等同於國家的“統一”。
縱觀從秦朝到清朝兩千餘年的歷史, “大一統”的最高境界(“天下大治”)在其中所佔的年份其實相當少,即便是“大一統”的起碼狀態(“統一”格局)也不經常。古代歷史上的中國在名義上有四個時期是大統一的局面,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涵蓋了2132年中的1422年,約佔總時段的66%,但如果扣除王朝更替時期總是伴隨著的內部混戰和割據狀態(大約是174年,佔8%),真正統一的時期只有1248年,約佔全部王朝時期的58%。也就是說,封建時代的中國實際上有42%的時間是在非統一的局面中渡過的。但是,“大一統”思想的主要意義並非是作為一種實際狀態存在,而是作為一種理念長期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國家建設思維。作為一種“狀態”或“制度”,“大一統”是斷斷續續的;而作為一種“理念”,“大一統”卻從未中斷或破碎過,尤其是從西漢武帝(前156—前87年)時期儒教被確立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起,孔子首創的“大一統”思想便越來越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成為中國國民性中難以割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之後,經歷過太多分分合合的中國人反而更加珍視“大一統”的理想,而把實現中國的政治統一當作推動國家興旺發達的首要途徑。
--------------------------
文:劉彥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統計所碩士班畢業。社會科學愛好者,無可救藥理想主義者,對於將社會科學與資料科學的結合有怪異的偏執。研究領域主要聚焦於東亞與美國社會政策、社會不均與貧窮。)
自2002年起,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舉行聯合國原住民族議題常設論壇,這是個已經舉行超過十年的論壇。台灣政府雖然非聯合國成員,但仍舊有許多官方與非官方組織的台灣原住民團體連結美國在地非政府組織與台裔美國人,以觀察員的身分列席參與此全球原住民盛事。此外,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也會在同時間舉辦論壇,廣邀列席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的各國原住民參與活動。
有趣的是,參與活動的台灣原住民表示,多年來中國政府也是年年參與此論壇,但卻未曾看過中國「原住民」參與此論壇。中國政府每年必出席活動,屬於一種監督者的角色,觀察有無參與活動的與會國家原住民提及「台灣」與「中國少數民族」等敏感詞彙。
中國原住民!? 中國的民族政策
在中國,並無「原住民」此詞彙,中國人稱「原住民」為「土著」,其實意思類似早年台灣閩客人稱原住民為「番仔」。而中國政府在處理族群議題上,統稱「非主流族裔」為「少數民族」。新華網對於中國的少數民族有段話是如此說的: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識別並經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共有56個。由於漢族以外的55個民族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重視扶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從確立區域自治到明確發展方向,從鞏固民族團結到培養民族幹部,黨和政府的民族工作歷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經驗彌足珍貴。 」
在中國的教育中,漢族為承襲華夏傳統的炎黃子孫,整個中國需要認同所謂「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由學者胡鞍鋼、胡聯合與馬戎提出,透過「第二民族政策」取代「第一民族政策」的訴求,開始進行「淡化族群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
他們號稱這是類似「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模式」要求「平等的向每個民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另一方面更聲稱「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文化上堅決堅持用社會主義思想對每個民族進行文化改造,強制推行普通話,防止宗教極端主義」。[1]
「大一統」概念的漢族治理
在此「大一統」的概念下,「中國」變成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稱呼,凡是統治過漢族的滿清或是蒙古,又或是漢族統治過的地區都屬於中國,長年居住在新疆地區信奉不同宗教的維吾爾族是中國,古土番國(Tibet)也是中國。所以,在中國從未出現「原住民」,唯有「少數民族」。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在今年四月新黨主席郁慕明帶著幾位台灣原住民前往陝西省黃陵祭拜黃帝時,中國出現以下報導:「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將於4月5日在陝西省黃陵縣舉行。據了解,連戰、吳伯雄、宋楚瑜、郁慕明、蔣孝嚴等台灣知名人士都曾率團到黃帝陵謁陵祭祖。今年,連續第4年參與公祭軒轅黃帝儀式的郁慕明將帶領台灣少數民族青年前來陝西黃陵。」
Photo Credit: UN Photo by Loey Felipe
另一諷刺的是,經過二十多年努力,聯合國於 2007 年決議文通過宣告「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國政府是贊成此決議的國家。但美國、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投下反對票,前蘇聯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與非洲國家集團也分別投下棄權或是選擇缺席[2]。
一方面來看,投下反對票的國家正是因為正視原住民族群的存在而做了這選擇,但也可以說他們的反對,仍是既得利益階級無法賦予原住民應有的權利。反倒是中國政府的贊成,筆者認為正是因為他們仗著「中華民族」並不存在「原住民」的人權問題,對於中國政府必不存在任何政權上的威脅,而投下贊成一票。
而正因為上述眾強國的強權霸凌,使得原住民權利始終無法在國際上受到應得的重視,因此,中國在漢族中心治理下必定將面對許多族群之間的衝突危機。過去幾年時常耳聞維吾爾族人在北京、昆明等地發動恐怖攻擊,西藏頻傳藏人引火自焚抗議等。
另一方面蒙古族也期盼獨立於中國,因而與中國當局有許多衝突,這些衝突除了族群這概念下的衝突之外,也包括了階級與宗教之間的矛盾。當上層階級資源皆屬於某特定族群,且此既得利益族群試圖消滅另一族群的信仰與歷史時候,衝突勢必一再產生。
台灣該正視的是族群問題非省籍問題
在過去四百年的大國權力競逐中,台灣在世界洪流中漂流了四百年,移民社會的台灣,原住民的認同與文化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南島語系原住民歷史中重要的資產。
是故,我們對台灣政府的期望,應該是用心處理族群問題而非省籍問題,並且切勿走上對岸中國政府的第二民族政策思維,應該更加重視台灣與台灣原住民的歷史與光榮感。這段時間爭議不斷的微調課綱更需受到正視,王曉波之流大中國史觀皆需揚棄。
---------------------------------
《聖經》談到「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今天中國人需要大一統,於是中國歷史就變成大一統了。
〈漢亡後三百年直到隋又重歸一統,中國為何不像羅馬帝國覆滅後的歐洲,一路分裂到底?〉這篇文章最怪異的地方就在於,預設「中國歷史」具有一種「大一統」的傳統。並且認為這樣的傳統具備「獨特性」。基本上這兩個分析前提都大有問題。
文章開頭,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到了:
「有人認為《三國演義》在形塑現代中國人歷史意識上的重要性,和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相當,這部小說也已被改編成多款電玩和無數電影。北京欲收復台灣的主張背後,潛伏著不堪回首的內亂歷史記憶,而這些記憶最遠可溯至此一時期。」
我認為,這一段才引含了真正的真相。《三國演義》成書於明代,而明代是中國「本部十八省」終於統一成一個集權大帝國的時期。因此這種「大一統」的觀念才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
福山論述的問題在於因果倒錯。不是因為漢唐的記憶,才造成後來大一統的傳統。而是後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後,基於自身政治的需要,才「建構」出大一統的「傳統」。
如果回到漢唐當時的政治語境,根本不存在「大一統」這種意識形態。劉邦本來有意要劃鴻溝跟項羽分治,是張良害怕項羽的威脅,才勸劉邦偷襲項羽。而漢初從「非劉氏者不王」到「吳楚七國之亂」這些奠定統一集權的措施,都不過是圍繞著權力鬥爭偶然造成的結果,而非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計畫。
正因為這些發展是偶然,而非必然。所以更時常發生權力集中倒退的狀況。例如漢代最後權力落於州牧太守,形成了「三國」甚至是後來魏晉大分裂的基礎。而唐朝開元之治分設節度使開始,也讓唐朝300年中,真正的統一只有短短100多年。只佔整個朝代的三分之一。
我們擴大到整個「中國歷史」,如果不算「秦朝」以前的上古時代。
「本部十八省」範圍內統一的實際年份也約略只佔三分之一左右。若是加入周以前的封建時代,大一統則根本被稀釋到只有四到五分之一的短暫時光。
而就算回到儒家的意識形態,政治正當性的核心也是「德治」,而非「統一」。割據政權只要有德,完全能夠抗衡,甚至反撲中原的正統王朝。
而這樣的發展是集權帝國的特徵,並不獨特。福山只以「歐洲」跟「印度」來對比中國,卻忽略了在西方古典時代就被拿來跟希臘民主對應的「近東」、「中東」的集權帝國。而這些地方的集權傳統,比起中國更加古老且長久。
中國直到西元前200年左右才出現集權帝國,而中東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經建立巴比倫帝國了。而中東、近東的帝國雖然更替,但這樣的政體更延續至1918年一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為止。但為何現在討論大一統帝國不會談這些地方,因為這些地方現在根本不是大一統帝國,沒有這種意識形態需求。
所以翻歷史去談「中國為什麼是一個大一統帝國」根本就是假議題。因為一切都是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已。《聖經》談到「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今天中國人需要大一統,於是中國歷史就變成大一統了。
------------------------------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