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論壇一由總統府國安會主導+由遠景基金會主辦/新加坡有「香格里拉論壇」,中國有「博鰲論壇」/玉山論壇是民間主辦、政府參與,由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共同籌備與推動的大型國際會議,今年首屆會議由遠景基金會主辦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4sFmZK

2016齊文化與稷下學高峰論壇在臨淄/稷下學宮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智庫”/齊文化開放包容、百家爭鳴的精神,與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校訓,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文化氣質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dNKdxz

齊桓公/管仲/春秋第一代霸主齊國為何滅亡?妓女起源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V5MJNk

日韓共尊中國齊文化 祭祖姜太公和徐福/齊桓公問管仲-三不歸/齊國經歷了姜、田兩姓執政,歷時八百餘年,創造了輝煌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研究齊文化必須研究姜姓和陳姓文化/牛郎織女、嫦娥奔月、孟姜女哭長城/齊文化是中國“失落了的海洋文明”/從《封神榜》上走下來並以“願者上鉤”自居的薑太公姜子牙。韓國人尊稱他為國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gm20vQ

姜太公-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山東日照-姜太公紀念館、太公文化廣場、姜太公釣魚中心/尊奉姜太公為始祖-六十六個姓氏+243個姓氏+世界各地的102個姓氏/在日照,有多處以姜太公武文化為特色的旅遊景區,駐龍山風景區、姜太公文化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成語訴我們要使別人臣服自己,首先必須提升自己,使自己具有很強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吸引更多有才能的人來相助/姜子牙就是姜太公,是周文王興國、武王克商的首席謀臣、西周的開國元勳,也是齊文化的創始人。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道、儒、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據說,他還是中國最早的預言《乾坤萬年歌》的作者。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etzCyw


拉斐爾《雅典學院》是經典之作-2幅油畫現身 解500年謎團-梵蒂岡宮壁畫/作於1520年兩個女性形象——正義和友誼/梵蒂岡有著世界上最著名的壁畫——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禮拜堂天頂畫,以及梵蒂岡博物館內的四間「拉斐爾客房」,舉世聞名的《雅典學院》就在這裡。/拉斐爾在康斯坦丁大廳繪製的寓意畫包括兩個女性形象——正義和友誼/拉斐爾(拉丁語:Raphael),義大利畫家、建築師。與李奧納多·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合稱「文藝復興藝術三傑」。拉斐爾所繪畫的畫以「秀美」著稱,畫作中的人物清秀,場景祥和。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qwHdso
拉斐爾《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1510~1511年作),是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雅典學院為題,以古代七種自由藝術——即語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為基礎,以表彰人類對智慧和真理的追求。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nBCPrR
姜太公/稷下學宮-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它既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政治顧問團體。/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田齊桓公。稷下位於齊國國都臨淄-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自由講學/齊文化是中國“失落了的海洋文明”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BxEfEX
呂克昂學院+雅典學院/姜太公+稷下學宮/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合稱為希臘三哲/亞里士多德生於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35年仿效他的老師柏拉圖所辦的學園在雅典創辦哲學學校呂克昂(Lykeion)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JBwJeC


齊本是周開國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齊奉行尊賢上功的國策,很快開發成爲強國,春秋時期,一度成爲霸主

齊國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iVRVR2

File:春秋诸侯大国简图.pngFile:Bronze knife-shaped coins of State of Qi.jpg

齊國是周代諸侯國,是中國歷史上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分為姜齊和田齊兩個時代。其疆域主要位於今山東省大部、河北省東南部及河南省東北部,始封君為周武王國師、軍師太公望姜尚齊國是周代重要的封國,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原稱營丘,齊胡公時曾遷都至薄姑(臨淄西北五十里)。姜齊傳至齊康公時,大夫田和放逐齊康公於臨海的海島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為國君,是為田齊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為諸侯,姜姓齊國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稱侯,仍沿用齊國名號,世稱「田齊」,為戰國七雄之一,於周顯王十七年(齊威王五年,前352年)始稱王,前221年為秦國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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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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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是中國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田齊桓公。稷下位於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稷門附近。齊宣王之時,在稷下擴置學宮,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自由講學、著書論辯。
歷史
前4世紀中葉,齊國創立稷下學宮,供養資助許多思想家和學者,維持至前3世紀前期,是當時最重要的學術中心[1]:146。戰國中後期各主要學派的重要人物,如:荀子、宋鈃、尹文、魯仲連、田巴、貌說、鄒奭,幾乎都來到過稷下,《史記》描述當時的盛況:「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輿、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稷下學宮是一種由官方主辦、私人主持的辦學模式不問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的學術自由氣氛,與同時代雅典的呂克昂學院東西並尊。
講學名家
陰陽家學派
鄒衍:戰國末期齊國人,陰陽家學派創始者與代表人物。主要學說是「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當時人們稱他「談天衍」,又稱鄒子。
騶奭:戰國齊國稷下學宮學者,採用鄒衍學說入自己之文,人稱雕龍奭。受到齊王的賞識,在稷下學宮與慎到、田駢齊名。齊王為他們修建豪宅。騶奭著《騶奭》12篇。
偏向道家學派
尹文:齊國稷下名家學者,著有《尹文子》。
倪說:齊國稷下名家學者,曾為薛公靖郭君說服齊宣王,使得薛公恩眷不衰。
田駢:又稱陳駢,戰國齊國人,早年學黃老之術。有辯才,尤好爭論,人稱「天口駢」。
慎到:趙國人。戰國時道家、法家思想家。
環淵:楚國人,戰國時道家學者。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因闡發說明敘述黃老道德學說的旨意。環淵著上下篇,與騶衍、淳于髡、慎到、接子、田駢、騶奭一起遊學於稷下學宮。
宋鈃:是遊學於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有授徒講學。《莊子·天下》將宋鈃和尹文歸類為一派。但《荀子·非十二子》將墨子和宋鈃劃為一流,荀子是根據宋鈃思想在提倡克制慾望講究節儉不重視等級等方面與墨子的類似之處,而將他們劃為一流。
接子:戰國齊國稷下學宮學者,曹姓,接氏。受到齊宣王的賞識,在稷下學宮與鄒衍、騶奭、田駢齊名。齊王為他們修建豪宅。著《接子》二篇。
遊說家
淳于髡,戰國時期齊國人,身高不足七尺,是齊國的入贅女婿。齊國大臣,外交官。善於辯論,經常代表齊國出使各國。
魯仲連:戰國時代齊國茌平人(今山東省茌平縣王老鄉望魯店村),為遊說名士。有時簡稱魯連,曾就學於稷下學宮,不願出任官職。由於他的遊說技巧卓越,有著名的「義不帝秦」辯論。成為現代「和事佬」的代名詞。《漢書·藝文志》有《魯仲連子》14篇。
儒家
荀子: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所謂的孟子「性善論」比較。荀況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


稷下學宮最出名的10位名人,其中1位連任3屆校長
2016-09-06 17:48:19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田午「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的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故因學宮地處稷門附近而得名為「稷下學宮」。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遊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宮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1、提出"情慾寡"的宋子
宋鈃,又稱宋子,宋國人。關於這個人最出名的,可能是莊子的《逍遙遊》,莊子把他比作大鵬鳥一般的人物,但是認為他還沒有達到逍遙遊的境界。但是孟子對宋鈃還是很尊敬的,稱呼他為先生,並常與他在稷下學宮交流。宋子也是宋尹學派創始人及代表人物,他所繼承的更多是老子思想,提出"情慾寡"﹑"見侮不辱",反對諸侯間的兼并戰爭。不過當時正處戰國,所以即便是他所處的齊國,也常受到各國的侵襲,甚至因燕國進攻齊國,還導致宋子逃離別國。
2、好高議的田駢
田駢是稷下道家學派的中堅人物,繼承了老子思想的精髓,據說這個人很喜歡評論時事,尤其是經常發表高論,這個人也是稷下學宮中最有網紅范兒的人物,齊王邀請田駢到齊國講學,由於他善於表現自己,也就成為稷下學宮中最為著名的學者。不過,估計也是因此,田駢遭到其他人的嫉妒,有人在齊威王面前說田駢的壞話,齊威王想殺掉田駢,田駢便逃離了齊國。結果當時的孟嘗君很欣賞田駢,派了車馬迎接田駢到薛地,還好吃好喝的伺候著。這也算是真正有才華的人,走到哪裡都不會忍飢挨餓。
3、提出齊物論的彭蒙
這個彭蒙,也是齊國人,還是田駢的老師。他最有名的觀點就是齊物論,強調事物均齊的重要性,這個思想用現在的話來表達,就是注意到了環境的平衡,只有做到齊物,才能保證持續性。在莊子的眼中,他的境界也沒有達到逍遙遊。
4、慎子
慎到是趙國人,也是從道學入門,不過這個人後來走偏了,把道家的學說衍伸開,漸漸的更像是法家人物。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甚至因為學識淵博受到齊王尊敬,授命為大夫,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慎子敲強調「勢」的作用,主要是指權勢,他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這也算是法家思想的最基本原則,即法治應從上而下。
5、鄒子
鄒子,也叫鄒衍。也就是《尋秦記》中的那位老夫子。剛開始他應該算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從儒家學問開始。不過這個人似乎也跑偏了,應證了千古以來的怪循環,就是走正規途徑的,往往難以成才。反而是走偏門的更容易走出門路來。鄒子後來在陰陽五行學說上頗有研究,受到諸侯們賞識,名聲大震於七國。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齊有三鄒子」,分別指:鄒忌、鄒衍、騶奭。在學問上最有成就的就是鄒衍。
6、申子
申不害,出身於鄭國,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他原來信奉道家思想,後來分化出來,成為法家。有人根據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跡,認為他是由道入法。申不害「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擅長於黃老刑名之術,主張將法家的法治與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結合起來,是法家中主張「術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不過,似乎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申不害是否在稷下學宮遊學過,但從其思想中的管子、慎子的觀點比較多,基本上也可以說明他的師承門弟。
7、尹文
尹文,尊稱「尹文子」。與宋鈃齊名,屬稷下道家學派。他的思想特徵以道家為主,兼儒墨合於自家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他是戰國時代的宋尹學派的前驅。尹文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
8、淳于髡
淳于髡,齊之贅婿,齊威王拜其為政卿大夫。淳于髡身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度出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八年,楚發兵伐齊。齊王使淳于髡至趙國請救兵,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國聞之退兵。淳于髡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長期活躍在齊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上說下教,不治而議論,曾對齊國新興封建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對威、宣之際稷下之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9、孟子
孟子,儒家宗師級的人物,也多年在稷下學宮遊學和授課。他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後裔。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 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遊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孟子曾經多次留駐稷下學宮,從當時的百家爭鳴思想中汲取了各派營養,也為其他學派帶去了新鮮血液。
10、荀子
荀子,曾經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祭酒,用現在的話就是校長。那麼其作為稷下學宮的引領者,似乎就不容置疑,而且他與其他稷下學宮的命運相比,相對要好得多。而且其座下兩個徒弟,一個韓非子,一個李斯,都可算是影響後世數千年的人物,基本上開起了中國古代第一個發展巔峰,秦漢時期的鼎盛,與荀子的思想都有關係。在荀子的思想中,既包括了儒家,又包括了道家,當然更多的則是法家,所以在當時的儒家派系中,對於荀子的判別是不屬於儒家的,基本上都把他作為獨立門派進行分析,因為他似乎本身就是儒家的叛逆者儒家講求傳統,荀子則反抗傳統,孟子說性善,荀子就說性本惡。荀子在當時,可說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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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是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稷下是齊國國都城門,位於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稷門附近。
稷下學宮
稷學宮遺址碑圖冊
過去部分學者對稷下學宮有一種錯誤的說法,即把之稱為“稷下學派”。實際上,稷下學宮並不是哪個學派所專有的,而是聚集了當時諸多學派學者的一個議學、議政的活動中心
稷下學宮創建於齊權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年在位)時期,說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一前320年在位)時期。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年在位)時期,稷下學宮達到其鼎盛階段。齊湣王 (公元前300一前285年在位)後期,因戰亂稷下學宮衰落下去。齊襄王 (公元前283一前265年在位)時期,稷下學宮得到中興。齊王建(公元前264一前221年在位)時期,稷下學宮逐步消亡。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梭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匯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干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季真、環淵、彭蒙、尹文、田巴、兒說、魯仲連、鄒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程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真正體現戰國“百家爭鳴”的典型。更為可貴的是,當時齊國統治者採取了十分優禮的態度,封了不少著名學者為“上大夫”,並“受上大夫之祿”,即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列傳》),“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因此,稷下學宮是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它既 稷下學宮
百家爭鳴之地———稷下學宮圖冊
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官辦的政治顧問團體
稷下學宮的學術博大精深,包含了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鹽鐵論•論儒》中記:“齊宣王褒儒尊學,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幹有餘人。”現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參見錢穆《先秦諸於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錢穆的觀點。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確定的是,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櫻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宋钅開、尹文“氣論”的影響(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批判》、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於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他立足儒家,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總結,從人性論、認識論、政治理論、天人關係等諸方面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吸取和修正,從而將諸子學術推向高潮,成為戰國諸子學的真正總結者,其中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就是荀子的“禮法結合”的政治思想
發展/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
宋台州公使庫刻本《荀子》書影(現存日本)圖冊
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田午時。“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齊桓公田午是田齊的第二代國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學宮即創建於田齊桓公執政時期。當時,由於田氏代齊的時間還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權有待鞏固,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這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只是到了齊威王、宣王之際,隨著齊國國勢的強盛,才得以充分發展達到鼎盛階段。
齊威王當政,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下,採取革新政治、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廣開言路,擴建稷下學宮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措施,終於使齊最強於諸侯,稷下學宮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風俗通義•窮通》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由此可見,稷下學宮在齊威王時有了很大發展。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借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為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匯集於稷下。這一時期的稷下學宮,在其輝煌的歷程中,發展到最高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說,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盛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而達到鼎盛時期。這種盛況,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功能/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
齊國博物館--稷下學宮的內涵展示處圖冊
詢議功能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因為他們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說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著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採納。《新序•雜事》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世主。 ”
齊王向稷下學者諮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說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鬥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為止,“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為政治諮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功能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作為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為前輩的學者淳于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裡面從飲食起居到衣著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復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學宮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遊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包,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稷下學宮便成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學術功能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徵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橫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為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的一個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評書•稷下黃老學學派的批判》)總之,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黃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開啟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歷、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百家爭鳴/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方位圖圖冊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中心,當時幾乎所有有影響的學派都參與了爭鳴。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話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既有對昊昊宇宙奧秘的探賾索隱,又有對人間凡事的抒見。現將爭鳴的主要問題介紹於下。
王霸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起,稱霸爭雄,社會處於激烈動盪與變革之中,中國走向統一的大趨勢已露端倪。怎樣實現由亂到治、由分裂到統一?是實行王道還是霸道?稷下學者展開了大爭論。儒家大師孟於明確主張重王道輕霸道。他認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醜上》)。所謂的“霸道”,是仗恃國家實力的強大,假借仁義的各義,來稱霸諸侯,征服天下。他反對霸道,認為"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謂“王道”,是依靠道德禮教而實行仁義,經仁義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張實行王道,因為這是“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所以,當他的學生公孫立問他“ 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難道還不值得學習”時,他表現出不屑一顧,認為“以齊國來統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孫醜將他與管仲相比時,他更是憤憤然了。荀子則有所不同,他雖然崇尚王道,但面對當時盛行霸道的現實和對齊文化的吸收,也談霸道。實際上他是主張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為本(參見《荀子•王霸》)。管仲學派與孟、荀的王霸論又有所異。管仲學派主張王霸並舉,是實行王道還是實行霸道,要針對具體情況而定,即“霸王者有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他們認為,“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還說:“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見,管仲學派的王霸學說更適合當時的時勢,更具有現實性。
義利之辯
義利之辯是稷下學宮中百家爭鳴的一個很普遍的辯題孟子繼承了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思想,把義和利絕對對立起來,認為追求利必然損害義,為了保拿義,要“舍生而取義”,“二者不可得兼”(《告子上》)。所以,梁惠王問他“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時,孟子直接了當地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並告誡梁惠玉說: “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則衝破儒家義利觀的藩籬,在義利關係問題上的認識與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他認為;“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
雖堯、舜不能去人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也。”(《荀子•大略》)人們對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並舉例說:"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性情者也。”(《性惡》)荀子在認為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時,又認為這種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縱。放縱逐利,就會導致社會的混亂。他在《禮論》中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
那麼,怎樣才能使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制禮義以分之"(《王制》),用禮義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等"第,用禮義制約人們的物質慾望,教育人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導"(《榮辱》),反對"'唯利之求"(《王霸》)。這樣做了,國家就會平治,反之,則會出現亂世,即所謂: "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由此可見,荀子的義利觀較之孟子的義利觀少有片面性。管仲學派對義利關係的看法是義利並重。他們認為:"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 《權修》)。講禮義教化,不忘記物質利益的激勵功能;講物質利益,也不忘記禮義教化的引導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故《版法》在講了"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之後,緊接著說:"旦暮利之,眾乃勝任。"
稷下學宮
荀子圖冊
天人之辯
天與人,或說天道與人道,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對古老而又極其重要的範疇。中國古代哲學的產生與發展同天人之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天人之辯,首先要回答天是什麼,然後再回答天與人的關係如何。
稷下各學派圍繞天與人進行了交流與爭鳴。孟子認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在孟子看來,人民的降生。事業的成敗、帝王的權位、天下的治亂,都是天的指令。實際上,孟子將天看成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無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實體。由此,他沿著“盡心、知性、知天”的思維模式和認識路線,建構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
荀子關於天人關係的認識與孟子大相徑庭。荀子認為,天就是自然界,其運行變化具有規律性,這種運行變作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即:“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荀子•天論》)荀子還認為,人是天下最珍貴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並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荀子基於對天人關係的唯物主義認識,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代表著稷下學宮中關於天人關係認識路線的一翼。
管仲學派對天人之辯的回答也是唯物主義的,而且更具有現實性,比如《管子,度地》將能根除水、旱、蟲等五種災害說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從具體的改造自然的實踐中認識天人關係。"
人性善惡之辯
稷下學宮中,關於人性的善惡之辯,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看法。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孟子的性善論。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顆;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見,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來就具有仁、義、禮、智四種善端。至於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為其本性不善,是由於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勢左右所致。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將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讓它向什麼方向流它就向什麼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後天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惡論。荀子和孟子一樣,認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卻得出了與孟子性善論相對立的結論--性惡論。為什麼荀子會得出性惡的結論呢?荀子解釋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嫉)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性惡》)顯然,荀子認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類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惡害之情,而好利惡害發展的結果,必然產生爾虞我詐、爭奪、犯分亂理等不道德的行為,故說人性是惡的。他同時認為,這種惡的人性,經過後天的學習教育,注重對"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為。
此外,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內容還很多,如攻伐寢兵之辯、名實之辯、世界本原之辯等等。


 

稷下學宮是什麼?稷下學宮始建於哪個國家?
2016年08月20日 文史百科 暫無評論 閱讀 61 次
  戰國時代,七國爭戰不休,但卻為學術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東方的齊國出現了足以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學院相媲美的稷下學宮。稷下學宮集中了當時各家各派的學者,互相爭辯,共同研討,著書立說。一時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蔚為大觀。學宮位於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附近地區,因此後世將其命名為「稷下學宮」。它創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公元前357年)在位時期,並在齊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時期達到鼎盛階段。一直到秦國滅亡六國,稷下學宮才走向消亡。
  在鼎盛時期,學宮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所有學派,有道、儒、法、名、兵、農、陰陽、縱橫諸家,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有孟子、淳於髡、鄒衍、田駢、慎到、接予、季真、環淵、彭蒙、田巴、魯仲連、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體現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典型。難能可貴的是,齊王對學宮的學者文人優容有加,封其中的著名學者為「上大夫」,賜給上大夫的爵祿,享受優厚的待遇,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因此,稷下學宮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它既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政治顧問團體。
  稷下學宮學術博大精深,薈萃各家各派思想精華。就儒學而言,曾進駐稷下學宮的著名儒學學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尹文等人「氣論」的影響。
  荀子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他立足儒家,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總結,從人性論、認識論、政治理論、天人關係等諸方面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吸取和修正,從而將諸子學術推向**,成為戰國諸子學說的總結者。在荀子「禮法結合」的思想催生下,荀子的弟子韓非和李斯等人進一步推動了法家的發展,並對秦朝的政治制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百家爭鳴中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
1949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理論雅斯貝斯認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發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最終形成了希臘、印度、中國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雅斯貝斯所指的中國的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種思想交錯碰撞,相互批評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為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盛況,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寫下了最為絢爛的一筆。
公元前387年,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雅典郊外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俗稱雅典學院,講授哲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心理學、音樂理論等。雅典學院是古希臘的學術中心,會集了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以及追隨他們的眾多弟子。
大約同時,在東方,在中國,也有一座這樣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遺址
和希臘的阿卡德米學園不同,稷下學宮是由官方創辦的。大約在田齊太公時,齊國就設置了學宮,招攬學者到學宮講學,兼做政治諮詢。因為學宮靠齊都臨淄的稷門而設,得名「稷下學宮」,到稷下講學的學者被稱為「稷下學士」。田齊政權給稷下學士以優厚的待遇,並營造了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讓他們「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宮在齊宣王時期達到鼎盛,而它的學術活動,一直持續到齊王建時期,至田齊滅亡才宣告結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幾乎和戰國田齊的歷史相始終
會聚在稷下學宮的學者,被後世統稱為稷下學派。事實上,稷下學宮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學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農、陰陽等諸家學派。稷下學士們在學宮授徒講學、著書立說,他們相互辯論,又相互汲取,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標誌。遺憾的是,稷下學士們的著作大多失傳了,傳世的託名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認為是部分稷下學者的論文集。《管子》書中體現的學術融合、兼容並包的傾向,正是典型的齊稷下學術的特色。
對於稷下學宮,郭沫若曾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
儒家亞聖孟子、陰陽家創始人鄒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傳為千古美談。
宣揚仁政主張的孟子
孟子名軻。在山東,距離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鄒城是孟子的家鄉。孟子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學說。他認為人性本來都是善的,推廣自己的善心,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這就是仁。他有一個著名的命題,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希望統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雖然也主張統一,但他反對爭於利的兼并戰爭,主張實行「王道」。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帶著他的弟子們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仁政主張。但和孔子困厄陳、蔡,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國都受到了統治者的厚待。當年,在魏國國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對話流傳至今。
梁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會給我國帶來什麼利益呢?」孟子卻毫不客氣地回答:「王,為什麼一定要說利益呢?只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對話中的魏國國君梁惠王,早已淹沒於歷史的塵埃當中,孟子的名字卻深深地印在了中國歷史當中。
被後世尊崇為亞聖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國之君闡述行仁義、施王道,後人為此專門修建游梁祠來紀念孟子。相傳,游梁祠的大門前曾經書寫著這樣一副對聯: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對梁惠王絕望了,最終離開了魏國。
離開魏國後,孟子轉赴齊國,他對齊國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儘快到達稷下學宮。到達齊國後,孟子受到很高的禮遇,他繼續宣傳和發揚他的「仁政」學說,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鄒衍與陰陽五行
戰國的稷下學士中,還有一位宣揚陰陽五行、五德終始學說的學者鄒衍。
鄒衍在稷下學宮學習的時候,曾先學儒術,後「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鄒衍的學說看似迷信,但他觀察世界的視野以及廣博的知識,卻令世人震驚。鄒衍喜歡談天事,被稱為「談天衍」。他創立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剋的理論,後來被作為王朝更迭的理論依據。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鄒衍在總結前人對地理知識認知的基礎上,加以推理想像,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假說――大九州說
鄒衍認為,中國叫赤縣神州,在中國之外,還有八個像赤縣神州一樣大的州,合成一個大州,而這樣的大州又有九個,周圍有大瀛海環繞。中國只是整個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鄒衍的大九州說體現了戰國時期的學者對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曾經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學宮長,是戰國時期最著名的學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沒有出現在孔廟配享的塑像群中,並不是人們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張在強調仁、義、禮、智、信的儒家中,顯得非常另類,長久沒有得到認可
自漢代開始,在祭祀孔子的時候,開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後人認可的歷朝歷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們中間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戰國的孟子、漢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這些陪祀者數量最為龐大的時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們或者和孔子同處大成殿,或者列於大成殿東西廂房之中,一起享受後人的朝拜。
然而,當人們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給萬世師表的孔子以及諸多儒家大賢的時候,更多的人卻沒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亞聖孟子的大儒荀子,卻不在其中
和孟子提出性善論、講究仁愛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惡說。他認為趨利避害、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只有通過後天的努力,才能夠使人向善。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禮義來教導民眾,需要法令來制約民眾。
荀子認為,人類不如禽獸有氣力,卻能勝過禽獸,是因為人能夠通過禮法來分清職責,相互合作。所以禮法是統治的要義,統治者要隆禮重法,以外在的法規來規範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緬懷上古的做法,針對儒家「法先王」的主張,提出「法後王」。這使他的思想帶有了因時變革、與時俱進的特點。雖然荀子不能入孔廟配享,但他的思想卻融入到中國古代的統治術中。梁啓超說:「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
事實上,荀子的性惡論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廟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學生,數千年來一直被儒家所詬病。荀子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弟子韓非和李斯,他們聲名顯赫,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他們為此後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
這些異彩紛呈的學說,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後代相比,更具創造性和想像力。不過,正如漢代的司馬談指出的,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都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的。他們治學的出發點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他們遊歷列國,也是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重用漢以後,學術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傾向更為明顯,對學問的純學理性的探索則逐漸減少。
《中國通史》(華夏版五卷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ulture/j6l9kp.html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稷”是齊都臨淄一處城門名,“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學宮因處稷下而稱“稷下學宮”(這和東漢“鴻都門學”得名相同)。古代齊國在齊都臨淄設立的“稷下學宮”,在當時具有多重功能,在歷史上具有多重意義。它既是我國最早的官辦大學,也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咨詢和學術文化交流中心,同時還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最重要場所之一,堪稱戰國時期的社會科學院。
稷下學宮的建立與發展
  戰國時期,齊國是東方大國,魯國不但弱小, 而且很快就滅亡了。戰國時期齊國的文化聖地,是稷下學宮。它基本與田齊政權相始終,隨着秦滅齊而消亡,曆時大約一百五十年左右
  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田午時。“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齊桓公田午是田齊的第二代國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學宮即創建於田齊桓公執政時期。當時,由於田氏代齊的時間還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權有待鞏固,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這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隻是到了齊威王、宣王之際,隨着齊國國勢的強盛,才得以充分發展達到鼎盛階段。
  齊威王當政,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廣開言路,擴建稷下學宮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措施,終於使齊最強於諸侯,稷下學宮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風俗通義·窮通》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於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鹹作書刺世。”由此可見,稷下學宮在齊威王時有了很大發展。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借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爲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爲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匯集於稷下。這一時期的稷下學宮,在其輝煌的曆程中,發展到最高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 皆次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說,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盛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而達到鼎盛時期。這種盛況,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稷下學宮創設的歷史條件
  齊本是周開國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齊奉行尊賢上功的國策,很快開發成爲強國,春秋時期,一度成爲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會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權,經過幾代努力而穫得齊國上下廣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爲齊國國君,衰微的周王朝代表周朝各國對此表示承認,這一事件被稱爲田氏代齊。國君換了,國家依然興盛,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和平也最成功的“改國換世”。對於這次“篡位”,一直以來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稱呼此事。
  田齊的第三代國君齊桓公田午,爲聚集人才,在齊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爲“大夫”。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這個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和田齊政權存在時間基本一致。 
稷下學宮的性質和特點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爲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爲稷下學士。
  齊威王即位,爲革新政治,選賢任能,廣開言路,進一步擴建了稷下學宮。齊宣王時期,采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游士、各國學者紛至遝來,“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横、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着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百家爭鳴”。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然而,齊閔王後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爲燕將樂毅攻滅。齊襄王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複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稷下學宮最有名的兩個人是孟子和荀子。兩人都曾在稷下學宮任職,荀子在齊襄王時期曾三爲“祭酒”
  至齊襄王的兒子齊王建即位,稷下學宮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隨着齊的滅亡而消失。 
稷下學宮的功能 
稷下學宮的詢議功能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咨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爲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爲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因爲他們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說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着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采納。《新序·雜事》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
  齊王向稷下學者咨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爲一個政治咨詢中心。例如,淳於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說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鬥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爲止,“擧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爲政治咨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的教育功能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爲“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作爲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爲前輩的學者淳於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擧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里面從飲食起居到衣着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學宮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游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游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包,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稷下學宮便成爲教育人才的中心。  
稷下學宮的學術功能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爲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横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爲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因此,郭沫若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爲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的一個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評書·稷下黄老學學派的批判》)總之,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黄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開啟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曆、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稷下學宮的歷史意義
  秦朝設有七十員博士官的制度,據說是沿用了齊國稷下學宮的傳統;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孫通(爲漢朝制訂朝禮,朝禮制定後,劉邦曾經說:“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就號稱“稷下生”。
  稷下學宮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員即可以充當政府的智囊團,又著書立說進行學術研究,由於廣收門徒,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說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學。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直在中國盛行,並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在漢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在中國幾千年曆時中,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  
稷下學宮的歷史地位
  從稷下學宮的施行方針及其成果意義來看,稷下學宮完全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學術思想自由學科林立的高等學府
  戰國時代,齊都臨淄的稷下學宮,是當時學術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諸子百家爭鳴的重要場所。稷下學宮的創建,稷下百家爭鳴的展開,不僅形成了先秦百家爭鳴的高峰,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而且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法家學派
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稷下法家學派把管仲的禮法並擧的法治思想加以繼承、闡發,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法治思想。稷下法家重視刑罰的作用,但並不把刑罰作爲目的,而是作爲達到“以有刑至無刑”的一種手段。稷下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公正,主張德刑相輔,法教統一,反對嚴刑峻法。
黄老學派
  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稷下黄老學派的基本體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駢、環淵等創造的,主要著作是《黄老帛書》和《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内業》、《心術》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學術特征爲道法結合、兼采百家。 
陰陽五行學派
  又稱陰陽學派或陰陽家。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現象都有正反兩面,就用陰陽這個概念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五行”則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古代思想家試圖用這五種物質來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戰國時期,齊人鄒衍將陰陽與五行結合起來謂之陰陽五行學說,並在稷下學宮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學派,即稷下陰陽五行學派。 
儒家學派
  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軻,魯國人,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子》。孟子曾兩度游齊,一次在威王時,留齊至少3年之久;齊宣王時再度游齊,爲客卿,受上大夫之祿,留齊約十餘年。孟子學說的核心是“仁政”。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時趙國人。荀子到齊游學,長期在齊國居住,至齊襄王時三爲祭酒,一直是學界領袖。荀子吸收了孔子、晏嬰的禮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並突出地發展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完成了齊文化對儒學的融合,成爲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爭鳴的總結性人物。  
墨家學派
  代表人物宋鈃,戰國宋人,齊宣王時的著名稷下先生。宋鈃以救世爲己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社會主張,“情欲固寡”說,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論根據。所謂“情欲固寡”,是認爲人生而少欲,是一種本性,而貪欲、多欲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
縱横家學派
  產生於戰國時期,代表人物是淳於髡。淳於髡,複姓淳於,單名髡,齊人,以博學善辯著稱,被齊威王立爲“上卿”,賜“上大夫”之職,爲齊國振興和稷下學宮興盛,做出了傑出貢獻。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張禮、法兼用而傾向法治。 
名家學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兒說等。尹文,齊人,主張“以實務名”說:他要求人們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事物,“名”一定要符“實”,反對名實不符。兒說,善於辯說,以“ 白馬非馬”之論摺服稷下學宮中眾多的著名辯士。 
管仲學派
  管仲學派在稷下學宮中具有擧足輕重的地位。《管子》一書博大精深,涉及經濟、政治、軍事、論理、哲學、自然科學諸多方面。 
兵家學派
  稷下學宮有的學者,對軍事理論有深刻的研究,於是產生了稷下兵家學派。《司馬法》、《子晚子》就是在齊威王的組織領導下,由稷下兵家學派的學者編著而成的。
  此外,稷下學宮還有道家、農家、小說家等。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田午。位於齊國國都臨淄 (今山東省淄博市 ) 稷門附近。
“稷”是齊國國都臨淄城(今山東省淄博市)一處城門的名稱。“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的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故因學宮地處稷門附近而得名為“稷下學宮”(這與東漢時期的“ 鴻都門學 ”得名由來相同)。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 百家爭鳴 ”,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宋子》、《田子》、《蝸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書之編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參與。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游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宮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中文名 稷下學宮 外文名 Jixia Academy 屬 性 官辦高等學府 存在時間 大約150年 創建者齊桓公 功 能 教育、學術、詢議 位 置齊國國都臨淄 (今山東淄博 ) 稷門 開放時間 全天 建議遊玩時長 全年皆可 適宜遊玩季節 全年皆可 門票價格 0
百家爭鳴之地——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 諸子百家 ”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匯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 ( 孟軻 )、淳于髡、鄒子 ( 鄒衍 )、田駢、慎子 ( 慎到 )、申子 ( 申不害 )、接子、季真、涓子 ( 環淵 )、彭蒙、尹文子 ( 尹文 )、田巴、兒說、魯連子 ( 魯仲連 )、騶子 ( 騶奭 )、荀子 ( 荀況 )等。
尤其是荀子,曾經三次擔任過學宮的“ 祭酒 ”(學宮之長)。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無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如何,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
這些學者們互相爭辯、詰難、吸收,成為真正體現戰國“ 百家爭鳴 ”的典型。更為可貴的是,當時齊國統治者採取了十分優禮的態度,封了不少著名學者為“ 上大夫 ”,並“受上大夫之祿”,即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列傳》),“不任職而論國事”(《鹽鐵論·論儒》)。因此,稷下學宮是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它既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官辦的政治顧問團體。
稷下學宮的學術博大精深,包含了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有孟子。《鹽鐵論 ·論儒》中記:“ 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幹有餘人。”現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參見錢穆《先秦諸於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1] ,但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錢穆的觀點。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確定的是,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宋鈃、尹文 “氣論”的影響[2-3] (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 ·稷下黃老學派批判》、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
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而荀子則是承襲稷下道家的。關於他的學派有黃老與儒家的說法,而宋儒也因為其過重的黃老色彩而對其評價不高。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並曾三為祭酒主持學宮的工作,形成為有別於鄒魯儒學的學說。稷下荀子遠離了孔孟的傳統而帶有濃厚的黃老色彩。正由於此,所以歷代儒者才那樣冷遇荀子,把他排除於儒家道統之外,甚至說他“才高學陋”,“不見聖賢”(程頤)。就連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蘇軾也說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4] ”(《荀卿論》)。所謂“異說”即指荀子背離了孔孟儒學的真傳而走入異端他途;所謂“高論”即指他本於黃老帝王之術,融會禮法,創立自己的新學派。
產生
歷史根據
關於稷下學宮黃老之學的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學術界認為稷下黃老之學一開始就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學宮中居於主導地位。這是因為齊國的田氏政權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權,它需要對其合理性進行辯護,以鞏固統治地位。
那麼,這種學說是怎樣建立的呢?因為老子是陳國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選擇了來自南方陳國的老子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一方面是要以此壓倒儒、墨、農等家,更重要的是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確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來的。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
建立霸業
同時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古器物銘文《陳侯因敦》記載:"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大意是齊威王(因即因齊)要發揚他父親桓公午的光榮傳統,遠要以黃帝為祖宗,近要繼承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齊威王把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此說是有歷史根據的。齊威王在銘文中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在這樣政治背景下,黃老之學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說:"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黃老之學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黃老之學按郭沫若的意見,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尹文;一派是田駢、慎到;一派是環淵。《老子》一書是環淵整理出來的,這一派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虛靜無為思想;田駢、慎到一派,則提出"以道變法",比較接近法家。而劉尉華、苗潤田《稷下學史》認為《黃老帛書》可能是環淵的著作。這種意見比較謹慎,又照顧到《黃老帛書》多楚語,其作者應是楚人,而環淵正是楚人,同時又是稷下先生,屬於稷下黃老之學的創始人之一。因此,說他著《黃老帛書》應當是有道理的。戰國時期有名的黃老學者還有申不害、鶡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為重要的則是宋鈃、尹文一派。
創建
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初年,是齊威王變法改革的產物。齊威王是田齊桓公的兒子,據《竹書紀年》推算,他於公元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齊威王初即位時,喜好聲色,飲酒作樂,常常通宵達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鄒忌、淳于髡的勸諫下振作起來,決心改變齊國的現狀,進行變法改革。
齊威王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他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精神,任用鄒忌為相,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進行變法改革。他從考核官吏,賞罰分明,樹立清廉的風氣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賞了即墨大夫,並“謹修法律”,實行法治。他還廣開言路,獎勵批評,從而揭露弊政,以便於改革;重視人才,選賢任能;加強邊防,積極奮戰。齊威王不以珠玉為寶,而以人才為寶。戍守邊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獨當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緣關係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鄒忌出身為布衣之士,孫臏是從魏國逃來的“刑餘之人”,淳于髡本是髡鉗家奴,為贅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學宮的創建當是齊威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徐幹《中論 ·亡國篇》說:“ 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
這裡所說的“齊桓公”,很可能是齊威王之誤。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曾主張徐幹《中論·亡國篇》中的齊桓公即齊威王,不是沒有道理的。徐幹該篇不是專論稷下學宮起於何時,而是順便提到此書而已,其有誤是不足為怪的。
齊威王之所以創建稷下學宮,除了受魏文侯尊禮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和廣開言路之外,更有他為鞏固田氏政權的統治的苦衷。據《史記》記載,田氏欲代姜氏有齊國,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殺齊簡公是最重要的一步。當田常已經殺了簡公,害怕諸侯們群起而攻之,於是“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三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复定。”可見,田氏取代姜氏的過程中,在外交、內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又在濁澤與魏文侯會盟,請魏文侯出面求立為諸侯,得到週天子與諸侯們的同意,才於“康公三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為齊侯”。田齊政權的建立,也是來之不易,而且害怕落個篡弒的惡名,他們總不忘為“田氏代齊”的合理性製造輿論。因此,齊威王創建稷下學宮是下了很大本錢的。稷下學宮規模宏大,“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稷下先生們也受到尊寵,到齊宣王時,“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徙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以致稷下先生多達千有餘人,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由於稷下學宮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因此便出現了《黃帝四經》、《管子》等一大批著名黃老道家著作。
存在時期
戰國時期,齊國是東方大國,魯國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滅亡了。戰國時期齊國的文化聖地就是稷下學宮。它基本與田齊政權相始終,隨著秦滅齊而消亡,歷時大約一百五十年,隨著稷下學宮的消亡,官學黃老之學開始流散六國,後由黃老之學的傳承者張良、曹參等人幫助劉邦統一天下,造就了漢初的“文景之治“,為漢武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被認為是黃老之學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
創設條件
齊國本是周朝開國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齊奉行尊賢尚功的國策,很快開發成為強國,春秋時期,一度成為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會支持的薑氏失去政權,經過幾代努力而獲得齊國上下廣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為齊國君主,日漸衰微的周王朝及其封國都對此表示承認,這一事件被稱為田氏代齊。王族換了,國家依然興盛,對於這次“ 篡位 ”,一直以來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稱呼此事。對此莊子有句辛辣的評論道“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見《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田齊的第三代國君齊桓公田午,為聚集人才,在齊國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為“ 大夫 ”。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這個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與田齊政權存在時間基本一致。
稷下學宮道家
我們習慣上把老莊作為道家的代名詞,然就先秦道家來說,老莊而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們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徵,形成道家中頗具個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說,先秦是道家大發展的時期,它人物眾多,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形成了戰國百家爭鳴,黃老獨盛;黃老學說,可說是顯學中的顯學。並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以黃老派最盛。黃老思想不但成為田齊的治國官學思想,並通過百家爭鳴對諸子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在楚國和呂不韋統治時期的秦也發揮過一定作用,以至於在戰國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說的“黃老獨盛壓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的萌芽,為早期黃老道家的經典著作。對黃老學的發展影響至深,黃老學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間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齊推崇黃老、設稷下學宮,為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而在稷下學宮諸子百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著作最豐、影響最大的當屬稷下黃老道家,稷下學宮的主流學派非道家莫屬,田駢, 季真, 環淵、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別說那些介於道家與法家、介於道家與儒家或介於道家與墨家之間的人物了。他們還把源於楚國的道家新流派發展到非常拉風的程度,並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這個學派就是黃老學派。那麼他們為什麼叫黃老學派呢,因為孔子講周公,墨子講大禹,孟子講堯舜,道家呢,講黃帝,所以黃帝是道家的祖師爺,再往下則為老聃。大致而言,田駢偏於法家一些,其後的慎到則乾脆就是法家。尹文偏於墨家一點,和宋鈃類似,一方面主張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張世界和平。而鄒衍、騶奭則竟成了陰陽家的創始人。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為豐盛。
其實首先將黃帝與老子聯繫在一起的,應當說是莊子的《知北遊》。這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人說”。但將黃老形成學派的首先應推崇戰國時齊國的稷下道家學派。稷下學宮前後經歷了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的出現,與戰國時“百家爭鳴”有很大的關係。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時代,規模較小。齊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時,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於此時達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道教將黃帝與老子同尊祖師的根源也是從莊子的文章裡宣傳出來的。在《莊子·大宗師》就說黃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廣成子向黃帝傳授“至道”。將黃帝尊為祖師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與黃老術士以及神仙方技家。這樣,將原來老莊學派以恢復事物的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的學說,轉變成為黃老學說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為我所用。這給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後的內丹術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在道家系統中,老子的思想發展到戰國時代,形成了兩個主要學派,即黃老之學和莊學。兩者都繼承了老子的道論,但又加以不同的發展。就黃老之學來說,它使老子的道論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引出了一系列社會政治準則;而莊學則把道演化成了一種人生境界。由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我們對老子思想發展的這兩種傾向看得更為清楚,同時,如前段所說,黃老之學本身的發展線索及顯學地位也更加明顯。不過這時讓莊子沒有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就有一些後學拿著他的“真人”主張,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流派,那個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的鴻篇巨制——《管子》。齊國統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黃老道家思想治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之一,史稱東帝。
到了戰國晚期,齊愍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稷下學宮衰落,稷下黃老學派的傳人也逐漸散去。不久,時任秦相的呂不韋大力召集門客,他們便紛紛投奔呂不韋,成為呂不韋的謀士和助手,並在編撰《呂氏春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呂不韋也在法家思想佔統治地位的秦國推行黃老政治,使得秦國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誕生在楚地的《鶡冠子》,也是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呂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戰國末期黃老思想的風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黃老與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秦始皇執政後,廢除了呂不韋的大多數措施,重新啟用法家思想,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將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國,不久又實行“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得包括黃老道家在內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擊。但黃老思想在民間的餘脈還在。漢朝取代秦朝以後,當時的丞相曹參在稷下黃老學派的策源地——齊國學到了黃老思想的治國精髓,並將其變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於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這樣雄厚的現實背景,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黃老道家思想進行總結。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當時的淮南王劉安還組織門客編撰了《淮南子》,成為了黃老道家巔峰性的著作。司馬遷受其父的影響,其著作《史記》處處流露出黃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為道家治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繁榮,司馬遷還探討了經濟運行規律和企業家精神,成了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絕無僅有的現象。[5]
發展
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田午時。“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齊桓公田午弒其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田齊第三任國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學宮即創建於田齊桓公執政時期。當時,由於田氏代齊的時間還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權有待鞏固,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學宮,
稷下學宮遺址碑
稷下學宮遺址碑
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這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只是到了齊威王、宣王之際,隨著齊國國勢的強盛,才得以充分發展達到鼎盛階段。
齊威王當政,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下,採取革新政治、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廣開言路,擴建稷下學宮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措施,終於使齊最強於諸侯,稷下學宮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風俗通義·窮通》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由此可見,稷下學宮在齊威王時有了很大發展。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借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為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 上大夫 ”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匯集於稷下。這一時期的稷下學宮,在其輝煌的歷程中,發展到最高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說,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盛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而達到鼎盛時期。這種盛況,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功能
詢議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因為他們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說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著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採納。《新序 ·雜事》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世主。”
齊王向稷下學者諮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說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鬥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為止,“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為政治諮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 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作為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 · 孟子荀卿列傳》),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為前輩的學者淳于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裡面從飲食起居到衣著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復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學宮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遊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包,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稷下學宮便成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學術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徵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齊國歷史博物館——稷下學宮的內涵展示之地
齊國歷史博物館——稷下學宮的內涵展示之地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以黃老為主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除了官學道家外,還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橫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為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 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的一個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評書·稷下黃老學學派的批判》)總之,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黃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開啟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歷、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宋台州公使庫刻本《荀子》書影(現存日本)
宋台州公使庫刻本《荀子》書影(現存日本)(7張)
性質特點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
齊威王即位,為革新政治,選賢任能,廣開言路,進一步擴建了稷下學宮。齊宣王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濫竽充數這個典故就和齊宣王有關)。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遊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 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除了官學黃老道家外、儒、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 百家爭鳴 ”。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然而,齊閔王后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為燕將樂毅攻滅。齊襄王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復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至齊襄王的兒子齊王建即位,稷下學宮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隨著齊的滅亡而消失。
孟子和稷下
據徐幹《史論·亡國篇》:“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此處的齊桓公即田齊桓公午。徐乾說齊桓公創立稷下學宮,錢穆認為此說“《中論》以外無言者”,即是孤證。而此說在時間上有矛盾,田齊桓公午在位19年(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7年),在此期間,孟子並未遊齊。錢穆也說:“桓公(田午)之卒,孟子作不過三十,謂其已遊齊,亦恐不然”。《風俗通義·窮通篇》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孟子第一次遊齊當在齊威王之時。
徐乾說,稷下學宮創建,孟子即遊於齊。很可能徐幹所說的齊桓公是齊威王之誤。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曾主張徐幹《中論·國篇》中的齊桓公即齊威王是有道理的。孟子初次到稷下學宮是哪一年呢?據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說,齊威王元年是公元前356年,孟子遊齊不當在此年。司馬遷說:“齊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其後威王才振作起來,重用鄒忌、淳于髡等,“濟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可見齊威王招賢人聚稷下,當在重用鄒忌、淳于髡之後;故定孟子第一次遊齊在齊威王十年,即公元前347年比較合適。這就是說,齊稷下學宮約創建在公元前347年。孟子約生於公元前390年,此時已43歲,學成之後,以孔子嫡傳自居,聽說齊威王招賢,就想依靠齊威王推行其“仁政”主張。於是由鄒子第一次到齊都臨淄,成為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
但是,稷下之學主要是黃老哲學,齊威王也主要是崇奉黃老。故孟子在齊並未得到齊威王的重視;孟子與稷下先生淳于髡頗不相得,受其譏諷。有“男女授受不親”的辯論(《孟子·離婁上》),又被齊人議論。孟子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之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公孫醜下》)可見孟子第一次遊齊的初期在稷下學宮未能獲得重要地位,在齊並不得志。由此也反映出稷下之學並非以儒學為主。但是它又不完全排除儒學。孟子在稷下仍有容身之地,只不過受到一般待遇罷了。
不過,孟子還是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比如,他讓大夫諫齊威王,威王不聽,於是辭職。孟子又與匡章交遊,使齊威王改變了認為匡章不孝的看法,後來威王用匡章為將,打敗秦國(公元前335年)。並“兼金一百”以示特殊優惠,但孟子卻以“未有處”而不受(《孟子·公孫醜下》)。此時孟子在稷下學宮雖無顯赫地位,但他在那兒呆的時間並不短。孟子為什麼在三年之喪返齊後又離開稷下學宮呢?從齊宣王時“稷下學士復盛”來看,大概在齊威王后期,因齊威王的複興黃老之學已經極盛,孟子已無落腳之處,此時又聽說宋偃王將行“王政”,故孟子去齊至宋(約在公元前323年)。[5]
孟子在齊宣王時第二次到稷下學宮:
孟子在遊歷宋、薛、魯、滕、魏之後,在齊宣王時,再次來到稷下學宮。《鹽鐵論·論儒篇》說:“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可見孟子在齊宣王復興稷下學時再度遊齊是毫無疑問的。
關於齊宣王時稷下“復盛”在何年的問題,錢穆提出:“《世家》敘此年於宣王十八年,以下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無確年可系,故書於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編年》遂謂'宣王十八年興稷下'大誤。周季《編略》誤亦同。”(《先秦諸子系年·稷下通考》)這裡錢穆雖然提出了問題,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我認為,齊宣王時稷下“復盛”,就在齊宣王初立之時,與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學宮的時間是一致的。前面已說過,齊威王元年當公元前356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可見威王卒在公元前321年,齊宣王元年為公元前320年。梁寰王繼位於公元前319年,孟子在見梁寰王即位後即由大樑(開封)到齊稷下學宮,正值齊宣王即位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這在《孟子》一書中是顯而易見的。《孟子·盡心上》說:“孟子自範之齊。”範,今山東範縣東南20裡,為從大樑到齊的要道,《孟子·告子下》說孟子“由平陸之齊”。平陸也是由梁到臨淄的必經之地。據閻若璩《釋地續》說:“平陸為今汶山縣”,當是齊的邊邑。
  孟子第二次到稷下之前,名聲早已很大,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了。因此,他一到稷下學宮就受到齊宣王的尊敬,並為齊卿(《孟子·公孫醜下》),與在齊威王時他初次到稷下所受的冷遇是大不相同了。其地位似乎有所變化,得到了客卿的待遇。故孟子喪母,由齊歸葬於魯才能夠“木若以美然”(《孟子·公孫醜下》,用卿之禮葬母,才會有後喪前喪之說。劉向《新序》說:“齊稷下先生善議政事”。孟子與齊宣王論政,在《孟子》中記載甚多。那時齊宣王雄心勃勃,想稱霸諸侯。故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 ,而孟子卻對他大談其“仁政”的主張(《孟子·離婁下》)。以後多次論政,從各方面談“仁政”,如論“貴戚之卿”和“異性之卿” (《孟子·萬章下》),論君臣關係(《孟子·離婁下》),論“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梁惠王下》),論“尚賢”(同上),論“與民同樂”(同上)。孟子在齊言辭鋒利,有時弄得齊宣王無言答對,以致“王顧左右而言他”(同上)。
  但是齊宣王並不完全採納儒家思想,也不打算實行孟子的“仁政”主張,而是繼續實行尊黃崇老的政策。後來 因燕王噲讓位於子之引起燕國內亂。齊宣王派兵伐燕並取燕,以至於燕人叛。後來兩人關係破裂,孟子便辭去卿位,離開齊國,過宋歸鄒,最後終老於鄒。孟子離齊時間是在公元前312年。除了道家宇宙本原之論,此外,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內容還很多,如楊朱的力命之辯、名實之辯、道儒墨的天人之辯、義利之辯、王霸之辯、攻伐寢兵之辯等等。[5]
歷史地位
從稷下學宮的施行方針及其成果意義來看,稷下學宮完全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學術思想自由學科林立的高等學府。
歷史意義
秦朝設有七十員博士官的製度,據說是沿用了齊國稷下學宮的傳統;
稷下學宮地理方位圖
稷下學宮地理方位圖
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孫通(為漢朝制訂朝禮,朝禮制定後,劉邦曾經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就號稱“稷下生”。
稷下學宮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員即可以充當政府的智囊團,又著書立說進行學術研究,由於廣收門徒,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說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學。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直在中國盛行,並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在漢朝早年流行的黃老思想。
在中國幾千年曆時中,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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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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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與雅典學園齊名
1949 年,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 提出了“軸心時代”的理論。雅斯貝斯認為, 公元前600 至公元前300 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裡, 各個文明都發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 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 最終形成了希臘、印度、中國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 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雅斯貝斯所指的中國的軸心時代, 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種思想交錯碰撞, 相互批評排斥, 又相互吸收交融, 形成了為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盛況,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寫下了最為絢爛的一筆。
公元前387 年, 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 在雅典郊外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 俗稱雅典學院, 講授哲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心理學、音樂理論等。雅典學院是古希臘的學術中心, 會集了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以及追隨他們的眾多弟子。
大約同時, 在東方, 在中國, 也有一座這樣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遺址
和希臘的阿卡德米學園不同, 稷下學宮是由官方創辦的。大約在田齊太公時, 齊國就設置了學宮, 招攬學者到學宮講學, 兼做政治諮詢。因為學宮靠齊都臨淄的稷門而設, 得名“稷下學宮” , 到稷下講學的學者被稱為“稷下學士”。田齊政權給稷下學士以優厚的待遇, 並營造了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 讓他們“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宮在齊宣王時期達到鼎盛, 而它的學術活動, 一直持續到齊王建時期, 至田齊滅亡才宣告結束, 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 幾乎和戰國田齊的歷史相始終。
會聚在稷下學宮的學者, 被後世統稱為稷下學派。事實上, 稷下學宮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學派, 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農、陰陽等諸家學派。稷下學士們在學宮授徒講學、著書立說, 他們相互辯論, 又相互汲取, 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標誌。遺憾的是, 稷下學士們的著作大多失傳了, 傳世的託名為管仲所作的《管子》, 一般被認為是部分稷下學者的論文集。《管子》書中體現的學術融合、兼容並包的傾向, 正是典型的齊稷下學術的特色。
對於稷下學宮, 郭沫若曾高度評價說: “這稷下之學的設置, 在中國文化史上, 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 這是社會的進步, 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 , “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 形成了一個最高峰”。
儒家亞聖孟子、陰陽家創始人鄒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 傳為千古美談。
宣揚仁政主張的孟子
孟子名軻。在山東, 距離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鄒城是孟子的家鄉。孟子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學說。他認為人性本來都是善的, 推廣自己的善心,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這就是仁。他有一個著名的命題, 是“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孟子希望統治者能行仁政,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雖然也主張統一, 但他反對爭於利的兼併戰爭, 主張實行“王道”。
和孔子一樣, 孟子也帶著他的弟子們周遊列國, 宣傳他的仁政主張。但和孔子困厄陳、蔡, 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同, 孟子在各國都受到了統治者的厚待。當年, 在魏國國都大樑, 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對話流傳至今。
梁惠王說: “老先生, 您不遠千里而來, 將會給我國帶來什麼利益呢? ”孟子卻毫不客氣地回答: “王, 為什麼一定要說利益呢? 只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對話中的魏國國君梁惠王, 早已淹沒於歷史的塵埃當中, 孟子的名字卻深深地印在了中國歷史當中。
被後世尊崇為亞聖的孟子, 第一次向一國之君闡述行仁義、施王道, 後人為此專門修建遊梁祠來紀念孟子。相傳, 遊梁祠的大門前曾經書寫著這樣一副對聯: 千里而來, 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 莫不興起, 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對梁惠王絕望了, 最終離開了魏國。
離開魏國後, 孟子轉赴齊國, 他對齊國抱有很大的希望, 尤其想盡快到達稷下學宮。到達齊國後, 孟子受到很高的禮遇, 他繼續宣傳和發揚他的“仁政”學說, 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題: “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鄒衍與陰陽五行
戰國的稷下學士中, 還有一位宣揚陰陽五行、五德終始學說的學者鄒衍。
鄒衍在稷下學宮學習的時候, 曾先學儒術, 後“睹有國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鄒衍的學說看似迷信, 但他觀察世界的視野以及廣博的知識, 卻令世人震驚。鄒衍喜歡談天事, 被稱為“談天衍”。他創立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剋的理論, 後來被作為王朝更迭的理論依據。尤其令人驚奇的是, 鄒衍在總結前人對地理知識認知的基礎上, 加以推理想像, 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假說——大九州說。
鄒衍認為, 中國叫赤縣神州, 在中國之外, 還有八個像赤縣神州一樣大的州, 合成一個大州, 而這樣的大州又有九個, 周圍有大瀛海環繞。中國祇是整個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鄒衍的大九州說體現了戰國時期的學者對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曾經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學宮長, 是戰國時期最著名的學者, 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 荀子沒有出現在孔廟配享的塑像群中, 並不是人們的疏忽, 而是他的主張在強調仁、義、禮、智、信的儒家中, 顯得非常另類, 長久沒有得到認可。
自漢代開始, 在祭祀孔子的時候, 開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這些陪祀的儒者, 都是後人認可的歷朝歷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們中間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 有戰國的孟子、漢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這些陪祀者數量最為龐大的時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們或者和孔子同處大成殿, 或者列於大成殿東西廂房之中, 一起享受後人的朝拜。
然而, 當人們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給萬世師表的孔子以及諸多儒家大賢的時候, 更多的人卻沒有註意到, 可以比肩亞聖孟子的大儒荀子, 卻不在其中。
和孟子提出性善論、講究仁愛不同, 荀子提出了性惡說。他認為趨利避害、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 只有通過後天的努力, 才能夠使人向善。正因為如此, 所以需要禮義來教導民眾, 需要法令來製約民眾。
荀子認為, 人類不如禽獸有氣力, 卻能勝過禽獸, 是因為人能夠通過禮法來分清職責, 相互合作。所以禮法是統治的要義, 統治者要隆禮重法, 以外在的法規來規範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緬懷上古的做法, 針對儒家“法先王”的主張, 提出“法後王”。這使他的思想帶有了因時變革、與時俱進的特點。雖然荀子不能入孔廟配享, 但他的思想卻融入到中國古代的統治術中。梁啟超說: “自秦漢以後, 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
事實上, 荀子的性惡論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廟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是, 荀子教出的學生, 數千年來一直被儒家所詬病。荀子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弟子韓非和李斯, 他們聲名顯赫, 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 他們為此後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裡、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
這些異彩紛呈的學說, 這些智慧的碰撞, 使得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後代相比, 更具創造性和想像力。不過, 正如漢代的司馬談指出的,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都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的。他們治學的出發點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 他們遊歷列國, 也是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重用。漢以後, 學術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傾向更為明顯, 對學問的純學理性的探索則逐漸減少。
  《中國通史》( 華夏版五卷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
華夏出版社
相關內容: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齊名的大學堂” 光明日報王志民
戰國時代,齊國統治者在都城臨淄創設的稷下學宮,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學術功能於一體的“高等教育”大學堂,是戰國時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諸子百家爭鳴,促進各派融合、發展,培育、創生新學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聲,學術大師的搖籃;它兼容並包、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是中國也是世界的珍貴精神文化遺產。
前空往劫雙璧呈輝
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國辦大學堂。它與差不多同時出現在雅典的希臘學園(又稱阿卡德米學院、柏拉圖學院)堪稱雙璧。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分別在世界的東、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現出人類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還在20 世紀之初,國學學者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中說:“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後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鐘應,斯亦奇矣!”希臘學派中,最負盛名的“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與希臘學園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稷下學宮則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所在,“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郭沫若語)。
從比較的角度看,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各具特色,共同創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輝煌。前者是齊國統治者為廣攬人才而創辦的,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後者為柏拉圖傳播思想、科學而設,具有鮮明的科學理念。前者匯聚諸子,多派並存,思想交鋒,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後者傳承師說,探求真理,追求科學,培育獨立思考精神。前者為中國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形成作了理論上的充分準備,對後代政治、思想文化發展影響甚大;後者為西方大學教育奠基,對後代西方哲學、自然科學發展影響深遠。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極大地影響了東、西方不同學術思想與文化傳統的形成,共同為構築豐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激情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說:“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並認為這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的歷史絕唱。梁先生的話,也實際評價了作為百家爭鳴主陣地稷下學宮的學術地位與歷史貢獻。
前人論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實,將稷下學宮的設置放在中國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壯舉。此前,中國教育史上有“官學”之設,《孟子·滕文公上》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至遲到商代,就有了“大學”的設置,“殷人設右學為大學,左學為小學”(《禮記·明堂位》)。但“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禮記·王制》)。可見,三代所謂官辦大學,實是養老、習射、習禮以及道德、教育之所,與後來所說的大學在內涵、規模、層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春秋以降,禮崩樂壞,打破“學在官府”,知識下移,私學興起,官學不昌。戰國之世,七大國爭雄,雖然人才爭奪,空前高漲,但風雲變幻,戰爭頻仍,並沒有哪一國像齊國這樣興學招攬人才的。誠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載:“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戰國之楚,產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學大家,蘭陵之地興起優良的文氣風俗,但並沒有興辦國學的記載。從現有的資料看,在春秋戰國五百年間,還沒有哪一個諸侯國曾經如此大力興辦官學,稷下之設,確是一個前空往劫的奇蹟。
戰國時代,人才爭奪激烈,禮賢下士之風盛行,“養士”是各國統治者和權貴之門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認為:稷下學宮實為國家養士機構,與當時著名的“四君子門館”相類似。但細加分析,稷下之學與養士之家有顯著不同。“四君子”門下儘管也有門客數千人,卻沒有形成諸子百家學派爭鳴的學術中心。
究其原因:一是人數眾多,但層次低下。他們往往“不分貴賤,客無所擇”,人們多以食客、賓客、門客稱之,寄食者眾,有才者少。二是服務私門,學者稀少。私門養士,主要在務實和功利層面,而不在學術涵養和思想的爭鳴,難以形成真正的學術中心。三是因人而養,聚散無常。人在則聚,人去則散,進出無定,流動性大,也難以形成穩定的學術文化中心。戰國末期,秦國呂不韋養食客三千人,編成著名的《呂氏春秋》是一個特例。但他也並未讓其門館成為百家學術爭鳴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史記·呂不韋傳》)。實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內容較雜,號為雜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設,雖然承繼著禮賢下士的傳統,但其構築的是超越時代風氣的大學堂。
從中國教育發展史看,與早於稷下一百餘年孔子興辦私學的偉大創舉相比,稷下之設的空前意義在於:它變一人之教為大師云集的眾人之教;變一家之學的傳承為百家思想的爭鳴,並在儒家私學教育衰微、散落之時,由齊國統治者的創新,實現了私學教育的轉型發展:稷下學宮實際成為私學聯盟性質的高等教育實體。一是諸子百家與私學結合在了一起,每個學派往往是一個龐大的私學教育集團。各家學派匯聚稷下學宮,客觀上使稷下成為若干私學教育集團的聯合體。二是稷下各派學者,大多帶弟子來稷下。從各派之間看,學術爭鳴,相互交流是活動主體,就某一學派師生活動看,講學授徒、傳播思想與知識則是活動的主要內容。稷下學宮以其特有的方式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的輝煌。
立於亂世存世最長
如前所述,戰國之世,大國兼併戰爭激烈,合縱連橫,分合無常,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各國君主,無力興辦教育,而私學的發展也常因一人而興,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之樂,遊學列國,曾“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聲勢顯赫,影響甚大。但“孟子歿後,大道遂絀”(趙岐《孟子題辭》)。戰國時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獨稷下學宮,創始於公元前374 年,歷五代國君,至秦統一,終齊而亡,存續達一百五十餘年,這在春秋戰國的動亂時代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徐幹《中論》雲:“昔齊桓公(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可知稷下創始於田齊首代封公齊桓公(午)之時,並製定了基本政策、方針,為其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齊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間,是田齊盛世,也是稷下學宮的興盛期:學派雲集,名人薈萃,人數多至“數百千人”。宣王時,一次將稷下學者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即給予高官厚祿,而不必理政務,專司教學研討。閔王繼位前期,“奮二世餘烈”,稷下仍很興旺。但閔王是一個狂妄驕暴的國君,對外擴張,連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鹽鐵論·論儒》),這是稷下中衰的開始。此後,燕將樂毅率五國大軍攻入齊都臨淄,下七十餘城,閔王也逃往至莒,為楚將所殺,稷下遭到嚴重損毀乃至停辦。五年後,齊襄王破燕軍復國,還都臨淄。興國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學宮。《史記·孟荀列傳》稱為:“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制度重修,學者復聚,大儒荀卿,長期主持,稷下呈復興之勢。此後,雖國勢日衰,但學宮依然存續,與齊終亡。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稷下始終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影響遍及列國,在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總體說來,在春秋戰國那樣一個諸侯割據,長期分裂動蕩的時代,稷下設於一國之中而歷一百數十年之久,應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蹟之一。
三位一體功能多樣
首先,稷下是“學宮”,是一個大師云集的高等學府。從一所大學所必備的要素來看,稷下至少有三點頗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優越充裕的設施條件。所謂“築巨室,臨康衢……高門橫閌,夏屋長簷,樽罍明潔,幾杖清嚴”(司馬光《稷下賦》)。二是有眾多的師生在此展開教學活動。文獻記載孟子“從者數百人”,田駢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時竟有“弟子三千人”為其服喪,稷下人數最多時相傳有“談說之士七千餘人”(《太平寰宇記》),可見師生人數之眾。三是有一定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據考定,《管子·弟子職》即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從內容上看,飲食起居、衣著服飾、課堂紀律、課後溫習、尊敬師長、品德修養等都有具體的規定,說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嚴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質。在中國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彪炳史冊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種研究院性質,和一般的庠序學校不同。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稷下的主要活動方式:期會、講說、議論、研討、詰難、爭辯,有利於學術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為諸子百家學派的學者,他們知識豐富,見聞廣博,有鮮明主張,有理論建樹;談說言事,著書立說,往往旁徵博引,曲盡事理,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術性。
同時,稷下為後世遺留下大量的學術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質又一最重要的詮釋。除《孟子》《荀子》為兩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漢書·藝文志》著錄了漢人所見稷下先生的個人專著即有:《孫卿子》《蜎(環)子》《田子》《捷子》《鄒子》《鄒子始終》《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餘種,二百五十餘篇之多。20 世紀以來,《管子》研究學者經長期研究、考證,大多認為:《管子》一書錄著了大量的稷下學者的論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學者的論文集。
再次,政治參議院。稷下是田齊統治者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廣攬人才而興辦的,因而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還在稷下創始之時,齊桓公(午)即“設大夫之號”,而“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說明到威王、宣王時,則進一步將這一基本政策落到實處,這就將稷下先生與齊國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議論政事”(《新序·雜事》),他們“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世主”(《史記·孟荀列傳》),正說明稷下先生們也是一些熱衷政治,憑藉其專業知識、學術聲望出沒於政治風浪之間善於弄潮的人物,兩相結合,就使稷下成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許是最早的頗具特色的政治議事機構。
從文獻中我們發現稷下先生主要承擔三種政治身份:
第一,謀士:宣傳主張,議政建言。與後代的謀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將自己或本學派政治主張的推行與議政建言相結合,因而其議政往往具有宏觀性、指向性、理論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齊宣王建議實行“仁政”,既是治國方略,又是統一天下之術,有明確主張,有系統論述,有清晰藍圖,有具體措施,充分體現了稷下先生的議政特色。
第二,諫臣:匡正時弊,直言進諫。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問題、在關鍵時刻提出忠直意見。據《說苑·尊賢》載:淳于髡以古代先王與宣王相比,批評齊宣王好馬、好味、好色,而“獨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無以應”,從而達到勸其尊賢治國的目的。《鹽鐵論·論儒》所載齊閔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則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進諫風格:既直言忠諫,又堅持主張不妥協,充分顯示其鬥爭性、獨立性。
第三,外交家:排難解紛,出使外國。在戰國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躍的力量,他們往往在重要關頭,奉齊王之命,出使別國,排憂解難,完成外交使命。如:鄒衍曾出使趙國;淳于髡也曾“為齊使於荊”,並在“楚大發兵加齊”之時,受齊王之請“之趙請救”。又據《藝文類聚》引《魯連子》載:“齊田單破燕軍,复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由上可見,稷下學者在齊國政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於一體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為主體實現的;而其學術活動,既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又與教育實踐緊密結合,使稷下成為兼具研究院、政治參議院功能的大學堂。
學術自由堪稱典範
稷下學宮之所以能成為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主陣地,主要在於它實現了真正的學術平等與自由。
稷下學宮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國辦大學,“喜議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乾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強烈願望。因而,他們可以對齊統治者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對意見,而齊統治者則對各種意見,一概採取從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態度,這就是一種更為珍貴堪稱典範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學術自由大致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尊重學士,平等禮遇。為了吸引大量學者來稷下講學、爭鳴、議政,齊國統治者採取特殊的政策為學者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來者,熱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禮相送,重金饋贈;離後再來,仍然歡迎。政治上,齊國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學術,不以好惡而行褒貶,“禮賢下士”是戰國時代的風尚,但齊國統治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為當時各國所少見,在數千年中國文化史上,也堪稱典範。正在稷下學宮鼎盛之時,齊國發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齊宣王關於“貴士”的辯論。《戰國策》記載:“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 ”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顏斶就士貴還是王貴展開了激烈辯論。出人意料,顏斶的“士貴”說竟佔了上風,更叫人驚奇的則是辯論之後宣王的表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可謂歷史上尊重學者的典範。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並存。這與齊統治者以寬厚的態度採取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從文獻記載看,儒、法、道、陰陽及農家、名家、兵家,舉凡當時重要的學術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後存在發展。由於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學術活躍,各派學者儘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卻都能在稷下立足、講學、爭鳴,吐納吸收,提升發展。多家思想並爭,各派觀點齊鳴,在爭鳴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最終實現各派的共榮、創新、發展。
再次,開放辦學、來去自由。稷下尊重學者的獨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採取機構開放、來去自由的政策,遊學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荀子初來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講學,這給予了師、生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遊學方式,可以是個人遊學,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一起來,稱為集體遊學或集團遊學。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讓各國學者紛至沓來,使他們增加了交流,開闊了視野,擴大了見聞,打破了私學界限,學無常師,思想活躍,兼容並包,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種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彷彿回到了中國的戰國時代。各種文明如何相容相處成為世界性的難題。我們認為:未來世界文明的構建還應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學宮中去尋找智慧。其中兩點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並存,兼容並包。世界各種文明歷經千年發展,各有建樹,獨樹一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是要不分優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發展。不以異己排斥、打擊,不以好惡取捨。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學宮。在尊重各種文明的思想基礎上,加強交流,相互吸收,讓各種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創新發展、變革中,尋求新突破。共同構建世界新文化,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也是放眼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不可不取之途徑。


成立姜太公書院(學習場所命名為-稷下學宮)其主因是齊國乃周開國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齊奉行太公尊賢上功的國策。以致後來成立學術研究機構(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是一種由官方主辦、私人主持的辦學模式。不問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的學術自由氣氛,與同時代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學院、雅典的呂克昂學院東西並尊相媲美。稷下學宮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促使姜太公時代開始,社會諸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開放觀念與學術自由,造就東方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中華文明。

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黄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宮開啟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曆、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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