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議會請願運動1921-1934,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在臺灣設置自治議會的運動,是臺灣對日本統治從武力反抗轉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轉捩點,日治時期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 @ 姜朝鳳宗族

蔣渭水醫師「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1927/7/10 臺灣民眾黨成立/書法家張炳煌揮毫的蔣渭水名言，日治時代非武裝抗日最響亮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蔣渭水成立工總時在蓬萊閣的大合照，大門豎起「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的看板。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Q9h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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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30 臺灣人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2018 年 01 月 29 日 23:07:00 ⋅ Leave a Comment ⋅ admin
日本統治臺灣後，臺人面臨政權及文化上的巨變。日治初期的各式武裝抗爭，在官方鎮壓下伴著臺灣邁入近代化，生活條件、文明、科技、經濟快速發展，到1910年間逐漸平定下來。臺灣人的自我意識轉而尋求其他出口，幾經醞釀與累積，在臺籍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的推動下逐步啟蒙。
1921年1月30日，以林獻堂為首的臺灣人士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踏出了爭取臺人政治權益重要的一步。
延伸閱讀：
1920.7.16 《臺灣青年》刊物於東京發行
http://www.twmemory.org/?p=9841
1921.10.17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http://www.twmemory.org/?p=11979
1927.7.10 臺灣民眾黨成立
http://www.twmemory.org/?p=9811
1931.8.5 臺灣民族運動先輩蔣渭水逝世
http://www.twmemory.org/?p=11763
1935.11.22，臺灣選舉初體驗
http://www.twmemory.org/?p=8739
1949.9.23 林獻堂躲避中華民國政權整肅離臺赴日
http://www.twmemory.org/?p=10147
圖：1926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赴日本本土請願與橫濱臺灣人會合影。
1921.1.30 臺灣人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s://goo.gl/KX5X3x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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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友總聯盟」在台北市蓬萊閣舉行成立大會（1928年）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
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請願運動
1922年2月16日：第二次請願運動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請願運動
1924年1月30日：第四次請願運動
1924年7月5日：第五次請願運動
1925年2月17日：第六次請願運動
1926年2月9日：第七次請願運動
1927年1月19日—1月20日：第八次請願運動
1928年4月25日：第九次請願運動
1929年2月16日：第十次請願運動
1930年4月28日：第十一次請願運動（眾議院）
1930年5月2日：第十一次請願運動（貴族院）
1931年2月12日：第十二次請願運動
1932年6月3日：第十三次請願運動
1933年1月31日：第十四次請願運動（貴族院）
1933年2月6日：第十四次請願運動（眾議院）
1934年2月6日：第十五次請願運動（貴族院）
1934年3月15日：第十五次請願運動（眾議院）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灣Wiki - https://goo.gl/Uf3N92

[歷史回想]．1920年代「台灣民眾黨」的回顧（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第0580篇） - https://goo.gl/5gtiIa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生於20世紀上半葉，是由新民會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在臺灣設置自治議會的運動[1]；這場運動是臺灣對日本統治從武力反抗轉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轉捩點，也是日治時期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2]:9。其起源可追溯1918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林呈祿認為撤廢《六三法》無異於接受當局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有損臺灣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受其主張影響，運動的方向遂由撤廢《六三法》轉為設置臺灣議會的訴求；基於日本立憲政治的精神，應設置臺灣議會，將臺灣總督府的立法權交還給人民。
從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由林獻堂領銜、旅日與在臺民眾178人聯名簽署起，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運動共歷時14年，期間提出請願15次。最初的參與者以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為主。至第三次請願運動籌備時，成立了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從而被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妨礙安寧社會秩序為由禁止，釀成治警事件。其後，運動得到了日本輿論的支持與臺灣民眾的同情，參與人數邁向高峰。不過在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迫解散後，由於失去支持團體，加上法西斯主義的壓制，運動在1934年正式宣布中止。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除了對臺灣民眾建立法治的觀念和確立對憲政精神的追求，臺灣總督府也順應該運動於1896年成立了總督府評議會，並在1935年讓州、市、街、庄議員半數改由民選，成為臺灣地方自治的肇始。
六三問題
參見：六三法

明治29年法律第六三號、也就是所謂《六三法》的內容條文。帝國會議所通過的《六三法》使臺灣於日治時期採委任立法制度，並授權臺灣總督能夠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日本在甲午戰爭取得對台的統治權後，一開始並未做好殖民準備，故請來英、法兩國的顧問前來提出建議。但在遭逢武力反抗的情況下，沒有實施原來的構想。1896年3月底，日本政府遂依據台灣總督府的要求，由帝國議會通過《關於應在臺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俗稱《六三法》[3]:10-11。
實施《六三法》雖令臺灣在名義上是日本領地，實際上卻成為殖民地，即使日後經過《三一法》和《法三號》的修正，讓臺灣的立法體系逐漸被編入日本的體系中，但仍然無法享有日本內地的民主成果[4]:37-38。且由於該法每逢有效期限將屆時，就被送進帝國議會要求順延，無不引發爭論[3]:108。最後日本政界將《法三號》定為無期限限制，使爭議告一段落，但對臺灣的知識分子而言，「六三問題」和切身權利相關，需尋求解決方案[4]:38。
自治主義思潮
由於日本從1905年到1925年間受到海外思想的影響，且1918年成立的原敬政友會內閣在思想和政策上更趨於自由化，因此產生了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層面的民主運動，是為大正民主思潮[5]:16-20。
期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8年1月發表「十四點原則」[5]:55，其中的民族自決思想風行一時，致使日本當局重新檢討治臺政策，改派文官總督，採行同化主義，改善教育政策，讓臺灣百姓的智能和視野都有所提升，臺灣青年也因為本地缺乏高等教育，赴日留學蔚然成風。這時期的日本普選運動風潮正盛，鄰近的朝鮮爆發三一運動爭取獨立、中國興起了五四運動，東京的臺灣留學生身處這股國際思潮中，除了嚮往民主主義，民族意識也受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而開始覺醒[3]:103-104[5]:64-65。
六三法撤廢運動
主條目：六三法撤廢運動
臺灣知識分子視《六三法》為總督府獨裁的依據，在爭取民族自決運動的過程中，便將撤廢《六三法》視為主要任務[3]:108。從1914年開始，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蔡式穀和鄭松筠等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一方面透過臺灣同化會的參與，尋求日方同情者的支持，另方面則組織啟發會（後改為新民會）從事廢除運動。並在其機關刊物《臺灣青年》和《臺灣》中發表文章爭取臺灣人的政治和法律權利[4]:48-52。1920年11月《六三法》期滿前，時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本島現況尚未至能達廢棄本法的程度」言論一出，200餘名新民會會員隨即於當月28日在麴町區富士見町展開示威[3]:108。
然而《六三法》的撤廢運動有其侷限，參與者往往主要訴求集中對經濟、政治和社經地位的平等，意味著若獲得公平對待，可能不會從事民族運動[4]:48-49。明治大學畢業的林呈祿就指出，此一運動否定了台灣的特殊性，變相承認了「內地延長主義」。1920年12月15日，他在《台灣青年》第5號上發表的文章已有以「設置台灣議會」取代「撤廢《六三法》」的思考[3]:108。
總督的委任立法權早晚應予撤廢，施行於台灣的法律，將來應歸著於由帝國議會制定的結論。……
但由實際上考察之，吾人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以為疑懼者，即有悠久之歷史，具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保持固有之思想與文化的現在340萬漢民族，能否使其與大和民族，站在純然同一制度下，而加於統治，的確不無疑問。…在理論上，無寧是更尊重實際的特別統治，殊有設置容許台灣居民參與的特別立法之制度。……
如此說來，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由實際上考慮，不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台灣設立特別代議機構，而做特別立法之為愈也。
——林呈祿，〈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6]
林呈祿的主張影響了日本留學生的想法，但他的「完全自治」主張被蔡培火認為不太可能，於是提出「設置民選議會」的構想[7]:35-36。1920年（大正九年）年底，在林獻堂的裁決下，《六三法》的撤廢運動告終，轉向以台灣議會請願為共同目標[4]:53-54。
請願內容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於1923年2月22日印刷、2月25日所發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大致上分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兩部分。蔡惠如等278人在這回（第3回）請願活動中連署，透過日本貴族院議員山脇玄、參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和清瀨一郎等介紹人的幫助下，於1923年2月23日第46屆日本帝國議會中正式提出。這本《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文稿便是配合該次請願活動印製，分送給貴族和參議兩院的議員及各大新聞社的記者。
運動參與者在首次請願所提出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中闡明了4項重大意義，包括：臺灣情況特殊，不同於日本國內，有特別立法之必要；日本是立憲國家，臺灣在其統治之下，應享有立憲政治之待遇；臺灣總督同時掌握立法權及行政權，違反憲法精神，應將立法權還給人民；設置臺灣議會，臺灣的特別立法與預算審核，改由臺灣議會進行。[8]:182
實際上，對於臺灣議會的定位，其地位是隨著請願運動時間的拉長而依次下滑。根據林呈祿在治警事件法庭中的陳述，臺灣議會是獨立於日本帝國議會之外，以臺灣為範圍，掌有立法權和預算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不過在第2回請願的理由書中卻有所退縮，將施行於臺灣的法律又分為「日本臺灣共通性質之立法事項」和「將實際上帝國議會所不能代辦之有關臺灣特殊事情」，前者的制定樣仍歸給帝國議會，僅後者歸給臺灣議會[9]:160-161。
對日本國會議員而言，臺灣議會的權限、選舉方式和稅收分配等等細部規劃均付之闕如，輪廓不夠明確具體。統治當局更直指，若設置和帝國議會擁有同樣權力的議會，即為變更憲法條文中將議會明定為「貴族院與眾議院」的條文，只能由天皇發動，不可由人民請願權提出。面對這種指控，林呈祿和蔡炳耀在1924年的第5次請願中提出一份〈釋明書〉，挑明：
請願人等，並非要求在臺灣設立掌有立法全權之議會，其用意不外要求獲得對臺灣行政費預算之審議權及根據臺灣特別之民情風俗，參與地方性法規之審議權，要之其權限即等於日本國內之地方議會而已。
臺灣議會原為擁有臺灣立法全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後變為僅限於特別情事立法的議會，最後權限僅等同於日本內地的地方議會而已[9]:160-161。
運動過程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1921年起到1934年為止，14年間共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15次，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將其分為三期：從運動開始到臺灣文化協會的分裂（1921年－1926年）為統一戰線時代，共計有7回請願；1927年至1930年是戰線分裂時代，發動了第8回至第11回共計4次請願；1931年至1934年間的第12回至第15回請願則是沒落期[6]:21-23[7]:36-37。
統一戰線時代（1921年－1926年）
前2回行動和臺灣內部反應
林獻堂等人於1920年底至1921年初決定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便在東京神保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內開始接受請願書的簽署，由於籌備時間倉促，簽署者多為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後來在1921年3月21日交付請願委員會審查，遭到兩院同時以「不採納」回應。請願雖然失敗，但此一消息引起臺灣本島的熱烈反應，蔣渭水甚至帶頭召集人馬，在臺北為返臺的林獻堂等人舉行盛大歡迎會，表現最為熱切[10]:40-41[11]:137-140。不過，一片贊同聲中也有少數的反對者，像辜顯榮本身是總督府評議會的評議員，視主張自由平等者為叛逆、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妨礙臺灣的發達和進步；林熊徵、李延禧和許丙認為一國內不能有兩個議會，請願運動是破壞日臺融和的離譜行為，所以3人就故意捐錢給《臺灣》雜誌，試圖將其改變為學術刊物；鄭肇基和吳子瑜是基於個人好惡而反對，多針對林獻堂進行人身攻擊；林烈堂則是認為當時非從事政治活動的時機，因此屢屢私下勸止。惟這些聲音相當微弱，而且主要反對者辜顯榮又被視為「御用紳士」，一般人並不理睬，所以也未受重視[2]:76-77。
臺灣總督府對於請願運動相當側目，田健治郎總督向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和蔡培火等人要求放棄運動未果後，1922年8月起正式展開彈壓，讓活動大受打擊。像林獻堂即在親友勸阻、銀行藉故催討債務，以及總督府特工謠言分化造成東京同志不諒解的情況下，在第3回請願中不再領銜簽署。不過，此一運動依然屬合法進行，總督府這樣的壓迫仍無法將運動的力量根除，於是在1923年產生了針對請願運動更加全面的反擊行動——治警事件[2]:77-81。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和治警事件
主條目：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和治警事件

1923年2月10日時，各家報紙報導蔡培火、陳逢源和蔣渭水等人在日本進行請願運動的相關剪報。在這回（第3回）請願活動中，蔡培火、陳逢源和蔣渭水等人於2月9日抵達北九州市門司，2月10日自神戶東上前往東京，並在行程中發表聲明指出：「設置臺灣議會有助於日本全體的發達；人種、風俗等和內地有所差異的臺灣有其特殊情況，故產生議會設置論；期望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並能夠審議在臺所施行的特別法律和特別會計；議會設置運動並非以獨立為前提，無須擔憂……」，並以美國的民主政治作為舉例。值得注意的是，林獻堂並未一同前往日本，因此引發學者認為其可能受到臺灣當局壓力而不得前往。
由於來自臺灣總督府的壓力，運動參與者深感成立組織的必要，於是在籌備第3回請願時，蔡培火和蔣渭水等人決定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1923年1月16日，由石煥長向臺北市北警察署提出政治結社報備。在臺北州警務部佐藤部長勸其自動撤回申請未果後，2月2日第一次大會即遭政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名禁止[10]:55-56。
同盟被禁後，運動參與者依然發起了第3回請願，蔡培火、蔣渭水和陳逢源在赴日期間和東京臺灣青年會成員商討後，將同盟會本部從臺北改為東京，由林呈祿向東京的早稻田警察署申請建立成功。此舉造成臺灣總督府的不滿，多名運動參與者在1923年12月16日遭大規模搜察、扣押和起訴，史稱「治警事件」。最後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和陳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個月不等[10]:57-63。
治警事件造成臺灣民眾的恐懼，事件發生後的第4回請願和審判開始前的第5回請願均導致簽署人數大減。連同遭到初步壓制的第3回，是運動的挫折期[2]:90。不過，治警事件在日本被媒體報導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反而受到媒體、官員、學者和青年的支持。在法庭辯論中，擔任被告律師的法學博士清瀨一郎和永山章次郎都指出本運動無違憲的情事。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部教授末弘嚴太郎也在《臺灣民報》撰文支持，甚至《大阪每日新聞》1923年3月23日的社論都直指總督府的行為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輿論的支持使運動洗去違憲的疑慮，加上總督府的壓迫行動引起民眾同情，讓原本已淡出的林獻堂重新出面領導運動，激發了民眾參與的熱情，反而成為本運動發展的新里程碑[7]:152-162。
第6至8回的熱潮
第5回請願雖然受到挫折，但介紹議員神田正雄和田川大吉郎分別在1924年的9月和12月25日來臺考察，為運動帶來鼓舞。第6回在文化協會的大事宣傳下，出發、抵日和歸臺演講都受到盛情歡迎；第7回，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和蔡培火等人假釋出獄，在各地投入宣傳；至第8回時簽署人數更達到2,470人的高峰。日方則一再以政府委員不出席的方式杯葛。在民眾逐漸體認設置臺灣議會的必要、運動合法性受到確認，以及總督府干涉力道減弱的情況下，請願運動於是蓬勃發展起來[2]:90-96。

日本各界反應
基督徒
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政界人脈的植村正久牧師。
日本基督教會對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了許多支援。1917年，請願運動中的要角蔡培火認識了植村正久牧師，並在1920年4月於植村主持的富士見町教會受洗。之後，蔡培火透過植村的關係認識諸多日本政界的人脈，這些人脈也成為了請願運動中的介紹議員。除了介紹議員之外，植村正久尚對臺灣人的政治運動提供了諸多的支援，包括出借富士見町教會作為政治演講會場、為臺灣言論機關奔走，以及派教會代表慰問治警事件中被捕人士，並協助延請辯護律師[13]:94-99。
江原素六和田川大吉郎兩位議員是富士見町教會的教友，在第一次請願中分別擔任貴族院和眾議院的介紹議員，其中又以只要有議席就擔任介紹議員的田川大吉郎對此運動最為熱心[13]:94-102。田川和臺灣頗有淵源，1883年14歲的田川曾進入長崎外國語學校學習中文，在甲午戰爭中擔任中文口譯；1895年撰寫的〈臺灣統治策〉曾獲《大阪朝日新聞》徵文比賽第三名；1896年接受臺灣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之邀赴臺擔任《臺灣新報》主筆。他認同英式殖民政策，主張應使島民自治、同化於19世紀的文明。因此，他以臺灣也應實施立憲主義精神的理由，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呈祿在起草請願書時，很可能就接受過他的指點[11]:113-116。
無教會主義的虔誠基督徒、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則是來自日本學術界的聲援者。他基於〈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耶穌初次傳道所讀的以賽亞書的精神，對殖民問題希望能實現「被虐待者得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自由獨立者和平的結合」之理想。在1926年4月親自抵臺考察政經社會實況後，1928年起陸續發表論文，1929年出版《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分析日本帝國主義對臺人的壓迫，甚至為蔡培火的《與日本本國民書》作序。以他的專業，表達對此一運動的認同[13]:104-105。
基督教本身由於教義和日本國體論有所矛盾，其普世性和博愛主義也使信徒對殖民地人民較少歧視心態。再加上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在日本代表了一些現代性，與臺灣知識分子反抗運動中的「文化啟蒙」目的相同，早期的日本基督徒也較傾向自由主義、國民主義。種種因素結合下，使臺灣人的政治反抗運動得以在日本基督教中找到盟友[13]:105-109。
共產黨
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曾於1923年3月在東京青年會出版的《臺灣》4卷3期發表〈協助臺灣議會的設置〉（日文：〈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一文[14]:50.61，指出這是臺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呼籲支持本運動。但1927年，日共認為這個運動傾向獨立，故加以反對[15]。佐野學本人的立場也在1933年被捕時大轉變，譴責共產主義運動，並認為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自決等布爾喬亞觀點已過時，臺灣應受日本統治，以享有相等的經濟利益和相等的權利。[14]:61
殖民政策學者
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殖民政策學在學術圈中成立，至山本美越乃集大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山本為首，包括泉哲，以及稍後的矢內原忠雄和細川嘉六等學者，出現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的潮流，且益發強烈。這些學者的論述，是被統治民族在殖民地統治的框架內，以合法的辯證內藏含有民族意識的政治要求。包括田川大吉郎等自由主義議員擔任請願介紹的行動，都可以由這些學者提供理論上的根據[11]:92-93。
山本美越乃於1914年起在京都大學擔任殖民政策的講座，在朝鮮發生三一運動後，山本在1920年出版的教科書《殖民政策研究》裡主張統治方針由同化主義轉向自治主義。基於此一觀點，他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起第1回請願後即表態支持。不過，山本反對「極端的自治主義」，他認為給予殖民地自治的權能就「如同為將來獨立做準備」，「與殖民地領有的目的不相容」，所以需要適當地限制[11]:93-96。
在第2回請願運動中，宣傳用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即引用了山本的主張，除援用法國殖民失敗的例子做為印證外，也說明何以不透過《眾議院選舉法》的施行要求中央參政；1921年5月第44回議會終了時，朝鮮閔元植提出「在朝鮮施行眾議院選舉法」、臺灣則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山本在評論這兩項運動時，認為臺灣議會的設置時期尚早，但理論上較佳。他在1922年首次赴臺觀察後，對臺灣人知識階層的評價提高，因此1925年的論文便拿掉「時期尚早」等保留字眼，直接表態支持臺灣議會[11]:99-101。
泉哲任教於明治大學和京城帝國大學，作為一名殖民政策學者，他同時也對國際法有所研究，是以對殖民政策的分析，相對於其他殖民政策學者頗有獨到之處。他長期在私立的明治大學講學，使其相較於官學研究體制的學者，更具有廣泛的視野和民主主義內涵[5]:69。他對殖民地統治方針的主張，是基於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人種民族平等主義構成，不止主張殖民地自治，更提倡聯邦制理論作為殖民地未來的願景，甚至在最終理論上主張殖民地放棄論[5]:117-119。
林呈祿、鄭松筠、蔡式穀、葉清耀和彭華英等活躍於臺灣政治運動的核心分子，都是於泉哲任教的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因此他跟臺灣留學生有密切的交流。泉哲是《臺灣青年》和《臺灣》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最頻繁的日本人；在請願運動開始後，泉哲不僅公開地表示支持，時常受邀出席記者招待會，並鼓勵運動者以穩健的方式進行活動，他也長期發表文章，為運動提供學術理論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中所主張「於統治上便利之場合則模仿本國制度，不利之場合則採用特別制度，為臨機應變的本國本位主義，」即可見到泉哲理論的影響[5]:119-120。
內地延長主義者
1919年朝鮮的三一運動使得日本的殖民政策遭受空前的質疑，當時田健治郎正好出任臺灣總督，改採漸進式的「內地延長主義」，以「日臺融合」和一視同仁為方針[16]:171。在大正民主志士的知識份子中，對殖民地政策的問題思考，大多數均和日本政府的改革方向一致，並主張政治待遇的改革要激進，其中代表人物包括中野正剛和植原悅二郎[11]:79。
中野正剛是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東方持論社主筆，1920年5月起連任8屆的眾議員。他站在「激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和「民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對民族歧視的情況嚴厲批評，並主張應廢除《法三號》，對臺灣採同情的態度[16]:172。他在1919年8月組織改造同盟，包括植原悅二郎、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情示同情的永井柳太郎和介紹議員神田正雄都是其中成員。植原悅二郎認為應撤廢殖民地的特別統治制度，由帝國議會直接管這些「新領土」。所以他在治警事件發生時，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遭鎮壓一事表示抗議，但在第49次會議，運動要求他支持時卻遭到了拒絕[11]:82-86。
另外，主持大日本平和協會的阪谷芳郎也是內地延長主義的支持者。他擔心臺灣會和朝鮮一樣要求獨立，因此表示在承認日本統治主權的前提下，任何改革方案他都會鼎力相助。他不同意另設臺灣議會，而是主張讓臺灣人獲參政權，選出代表參加帝國議會[9]:152-154。
影響
法治觀念的建立
1920年代初期，日本的法典已是繼受西方法治觀念而制定的。臺灣在日本統治下，法律經192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伴隨著日本內地法的施行而引進了更多的西方民主式法律[17]。
這種法律雖然被日本化、殖民地化，基本上仍是建基於西方民主精神的法治架構中，臺灣人民在法治觀念的養成過程中也已漸形浸染於民主素質。臺灣的殖民當局在統治過程中也充分體認和遵守「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18]:59，像1923年的治警事件中，地方法院法官即宣判臺灣政治異議分子無罪，已見司法獨立[3]:127；1927年的臺灣民眾黨也是在法治保障下成立。在西方法治觀念的形塑下，不但知識份子對臺灣施行法治政治意念的高漲，一般人民的法治觀念也在知識階層的助播散種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性[18]:59-60。
憲政精神的追求
1912年的日本在大正天皇即位後展開護憲運動，天皇不再擁有絕對專制的地位，開始了以憲法成為最高規範位階的大正民主時代。日本雖成為立憲國家，但殖民總督在臺灣的權力違反憲政常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根據日本欽定憲法所賦予臣民的請願權而來發動[18]:60。
歷年推動議會設置的請願書中都明白指出治臺必須參考世界民主潮流和知曉臺灣民心趨向，所以依據殖民母國的「立憲政治」來對臺灣施行憲政的推展和改造成了最重要也最為迫切的首要任務。這種訴求反映出臺灣人民對總督專制的不滿、對憲法有漸次認知和對憲政體制的民主有所欲求，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權分立，以及各類自由權的保障等西方憲政體制的架構，還有議會政治和普選等民主的相關模式，皆由臺灣知識份子吸取並轉移到島內。這種對憲政體制的期盼就算歷經1930年代後的戰時體制和皇民化運動的改造都無法磨滅，所以當戰後陳儀治臺時發布「訓政」宣告，使臺灣人民對「祖國」想像的寄望落空時，便埋下了日後全臺流血衝突的因子[18]:60-62。
地方自治的誕生
由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獲得不少日本議員和學者的支持發聲，撥弄了殖民者內部的矛盾。為了牽制請願運動和來自日本帝國議會的壓力，臺灣總督府在1921年6月開始將總督府評議會的重要施政部分，形式上諮詢臺人的意見。1926年，時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在眾議院表示「臺灣不久應該漸漸要達到自治的狀態」，在統治權力構圖上一度軟化[9]:157。
1935年，在後起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持續努力下，3月3日日本眾議院通過實施「臺灣地方自治」的經費預算案；日本政府也隨即公布州、市和街庄制改正案，並於11月22日實施「臺灣地方自治改正案」，半數的州、市、街、庄議員改由民選產生，每4年改選一次，並在1935年舉行第一次市街庄協議會選舉，成為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選舉[19]:4。雖然這樣的地方自治僅有半套，仍是運動推動之功[9]:158。
批評
日本帝國議會中，無論是當時的執政黨立憲政友會還是最大反對黨憲政黨，實際上都是採取內地延長主義。在請願運動的初期，兩黨議員們毫不掩飾對殖民地要求自治的立場。介紹議員為緩和請願委員會的氣氛，往往讓請願宗旨朝內地延長主義進行妥協，暴露出「臺灣議會」要求有其內在弱點[11]:135-141。
由於法律和制度都掌握在殖民者手中，運動者謀求以合法合憲的方式進行體制內抗爭，並不能顛覆殖民統治權力關係，也無法掌握改革的主導權。所以情勢和緩時，還可以要求臺灣議會、殖民地自治，但在法西斯主義抬頭時，就只能擁有打對折的地方自治選舉。同時，運動參與者挪用殖民者論述的策略，畫地自限地將臺灣人的自我圖像比擬為落後的、有待教化的民族；冀求喚起殖民者良知、主動釋放權力，對臺灣人平等以待的做法，等於一味仰人解放，自然難以脫離被殖民的境遇，得到平等對待[9]:1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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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30日，在林獻堂的領導下，有近200名的台灣留學生和有識之士完成連署，向日本國會請願，要求設立擁有特別立法權和預算審議權的民選台灣議會。以後就年年請願，到1934年，一共提出15次請願。

第一次請願，日本的參眾兩院都不接納。林獻堂本人一時頗為猶豫，考慮是否要繼續下去。但不久京都大學教授山本美越撰文大加讚揚，為此運動帶來意外的鼓舞。另一方面，在台灣也引起熱烈的反應，認為不但能激發台灣同胞的政治覺醒，更可以促使當局檢討它的政策。因此，當林獻堂等請願代表回台時，受到熱烈的歡迎。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表面上標榜「促進本島文化」，實際上就是議會請願運動的幕後單位。

第二年有512人參加連署，由林獻堂領銜，向日本國會作第二次請願，未被採納。台灣總督府對這個運動的疑忌加深，迫林獻堂等8人退出。
1923年，蔡培火、蔣渭水等人籌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返台後，積極招募會員，作第四次的請願。這時候，台灣總督府極為惱怒，於當年12月16日，對請願分子進行全島性大檢肅，共有99人被搜查或扣押。結果，蔣渭水等18人被起訴。有7人分別被判3或4個月的徒刑。其餘6人被判600元的罰金，5人無罪。

這次事件激起民眾關心政治的熱潮，林獻堂再出來領導，通過文化協會在全台各地辦演講會，大事宣傳。第六次請願時，有700多人連署。第七次請願時更有近2000人連署。第八次更有2500人參加連署。不過日本國會依舊不予理會。

1927年，文化協會左右兩派分裂。受共產主義影響的左派控制文化協會，公開聲明反對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右派成立台灣民眾黨，繼續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和地方自治改革運動。儘管人事上有所變動，台灣民眾對於請願運動的支持並沒有改變，第九次到第十二次請願，都有一兩千人簽名。而且言論升高，出現要求制定「台灣憲法」及設置自治議會的論調，參與者對於請願運動的前景充滿信心。

1931年2月，台灣民眾黨被禁。當年8月，蔣渭水去世。情勢逐漸對請願運動不利。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法西斯主義抬頭，一時之間，所有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統統都被壓制下去。在第十四次請願時，日本眾議院就有人指稱請願運動的動機是出於「民族自決」、「希望台灣獨立」，不但極力反對，更要求總督府壓製取締。

林獻堂等人在第十五次請願后，鑒於時局動向和國會對請願案的敷衍，對請願運動的前途大感失望。1931年9月2日，在台中召開會議。會中無異議通過中止請願，並登報正式宣告中止這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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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航空界第一人謝文達，也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抗日英雄。(中評社林谷隆攝)
　　中評社台中8月31日電（記者　林谷隆）李登輝日前接受日本右翼雜誌《Voice》訪問提到“台灣人沒有參與抗日”引發社會各界軒然大波。長期研究台灣史學者黃信彰告訴中評社，台灣人參與對日抗戰是確確實實的事實，如台灣航空界第一人謝文達從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開始，完整參與國府抗日活動，就是最具有代表性人物。

　　黃信彰，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現任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文化年代創意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曾任“內政部”警光雜誌編輯人員、台北草山行館(蔣介石故居)館長，長期研究台灣史、“台灣孫中山”蔣渭水史料研究，著有《中華民國空軍抗戰專刊》、《蔣渭水形象及其歷史再現》、《日據時期台灣鄉土文學的當代紀事》、《台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等書籍。

　　黃信彰表示，李登輝說台灣人沒有參與“抗日”，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正確，因為抗戰期間率領“台灣義勇軍”到大陸抗日的李友邦將軍、霧峰林家後人林正亨、台灣航空界第一人謝文達在中國抗日史上都扮演不可抹滅的地位。

　　黃信彰介紹，現在民眾對於台灣首位飛行員謝文達的事蹟比較不了解。謝文達在1901年出生在台中豐原，因為小時候曾經看過美國飛行員精湛的飛行技巧，另他立下對於翱翔天空的夢想。

　　黃信彰說，謝文達在1919年於台中一中畢業，隨即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取得飛行執照，在日本飛行比賽，得到第三名，第一名是英國人、第二名是朝鮮人，成為首位可以飛上青天與日人一較長短的台灣飛行員。

　　黃信彰強調，謝文達的努力讓對台灣人發現自己是可以贏日本人，1920年謝回台灣後，在台中進行鄉土訪問飛行，包括蔣渭水都為他組後援會，掀起一股熱潮，當時就發現台灣人的意識因為謝的飛行而凝聚起來，發起募集資金，募了2萬元購買了“台北號”新飛機給謝文達飛行。

台灣史學者、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黃信彰。(中評社林谷隆攝)

　　黃信彰提到，1923年謝文達駕駛“台北號”到日本參加第三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東京市上空散布“台灣議會宣傳單”二十萬張，傳單上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文字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殖民史上最具震撼的請願事件。

　　黃信彰說，東京請願事件後，謝文達受殖民政府的打壓，謝對日本統治及日本右派不滿，宣布退出日本飛行界，轉往中國發展。1920年代末期參與蔣介石的北伐，並擔任飛行教官教導中國人飛行，後來也參加對日抗戰，抗戰才回到台灣終老，他是非常典型的台灣人參加對日抗戰的代表性人物。

　　黃信彰強調，謝文達參與抗日的英勇表現在918事件後，獲得蔣介石讚賞，發放了2000元獎金並贈送一隻飛行官的軍用短劍，劍身刻有“國土未復，軍人之恥”，劍柄部分則為雄鷹造型，護手與劍鞘尾端則有翅膀意像的圖騰雕刻，強調飛行員長空御風的英雄形象。

　　中評社問，謝文達是日據時期的飛行員，也是台灣的優秀人才，為何沒有受到日本“恩惠”因而成為皇民？

　　黃信彰回答，謝文達當然是優秀人才，這類人當然是日本急需爭取的對象，但是謝文達卻不願為日本做事，不願成為皇民，而是從日本有意侵略中國大陸時完整參與抗日。

　　黃信彰說，所以李登輝說“台灣人認同日本是祖國”，認為“台灣人沒有抗日”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台灣航空界第一人謝文達就是最具有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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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達在東京天空撒下的傳單，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

1923年謝文達駕駛“台北號”到日本參加第三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東京市上空散布“台灣議會宣傳單”二十萬張，傳單上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文字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殖民史上最具震撼的請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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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5年1月20日，六百多人在新竹車站歡送第7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手持「打破專制主義」、「倡自由」、「求平等」、「議會未成功」、「同志須努力」的小旗，均被警察沒收。從民國10年1月起，林獻堂等人開始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要求設立臺灣議會，展開長達14年15次的請願。（蔣渭水文化基金會提供）

日治時期總督府集大權於一身，造成種種不平等，林獻堂等人訴求將立法權、預算權回歸台灣人，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圖為請願團赴東京前在新竹車站的合照。(`莊永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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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文化局梅苑畫廊即日起展出「蔣渭水歷史留真油畫展」，15幅由知名畫家劉洋哲老師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委託，從2007年起，耗費近十年的時間，創作1920年代巨幅歷史油畫，澎湃重現當年歷史性關鍵事件，堪稱臺灣大河史詩畫展，開幕式今(14)日上午於文化局舉行，與會嘉賓雲集，包括當年在新竹大力響應、支持民主運動的何漢津醫師之子何昭明醫師、蔡式穀律師的後代蔡世滋醫師及家人，畫展上重逢，場面溫馨令人感動。
林智堅市長表示，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人民被啟蒙「當家作主」的時刻，就是蔣渭水先生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以及發行《台灣民報》的1920年代，全台各地都有一群無私無我的知識分子投入，下個月8月5日就是蔣渭水先生逝世85周年的紀念日，在此前夕，我們特別邀請劉洋哲老師回到新竹市開展，向引領「大覺醒年代」的典範致敬。
林智堅市長表示，畫作當中《新竹驛前歡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見證了新竹火車站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同時也見證新竹鄉親熱烈支持民主運動；另一幅印象深刻的作品《專制強權泥巴為證》，畫中蔣渭水先生在演講後被丟泥巴，從事社會運動工作有褒有貶，面臨許多困難與阻力，但是蔣渭水先生卻把泥巴視為「勳章」，顯示他無所畏懼的大時代精神。
林智堅市長表示，現場看到的巨型彩色油畫，是劉洋哲老師耗費7年多、仔細考證的作品，巧合的是，劉老師正好出生在8月5日，似乎註定要透過他的畫筆，重現日治時期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場景與動人故事。誠摯邀請新竹市市民一同來欣賞這些精采的畫作，體驗1920年代困難的民主推動過程。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蔣朝根執行長表示，感謝文化局鼎力促成這次的展覽，雖然展覽是以蔣渭水先生為主軸，但同時也呈現1920年代台灣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選用油畫最能呈現英雄的風采，15件作品都是具代表性的歷史照片畫成油畫，每一幅畫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本次展覽與其他巡迴展不同的地方在於多了一件畫作，是《新竹火車站前舉行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歡送會》，表現出當時新竹對社會運動不缺席，有這些前輩突破禁忌、發行報紙，成為台灣日後爭取自由民主的標竿。
新竹市文化局表示，新竹州社會運動恭逢其盛，臺灣文化協會設有新竹支部、臺灣民眾黨甚至設有新竹、竹南兩個支部，這是其他州所沒有的盛況，新竹人士參加運動的要角有蔡式穀、陳旺成、楊良、何漢津、陳定錦、黃瀛豹、戴雙喜、林冬桂…，名律師蔡式穀在東京和蔣渭水等人創立臺灣人唯一喉舌《臺灣民報》；也與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違反治安警察入獄；最壯觀的一幅畫是1926年，數百名鄉親麕集新竹驛，歡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代表，赴東京請願，要求殖民地高度自治的盛大造勢場面，為百年風華的新竹車站，增添了歷史風采。
劉洋哲先生，出生於新竹市崙仔，前輩畫家李澤藩入室弟子，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曾獲竹塹藝術家薪火相傳系列獎，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其歷史油畫用色典雅，充滿時代氛圍，人物神韻風采躍然畫中。他表示， 8年前接受蔣渭水文化基金會的委託，開始利用油畫保存這些珍貴的歷史畫面，創作構想來自法國羅浮宮氣勢磅礡的大幅歷史油畫，今年年初畫的1926年元月20日《新竹火車站前第7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歡送會》，歷史畫每個細節都很重要，畫中的鐘錶都停留在當時的時間，畫歷史畫非常注重它的時代、背景以及其中的故事。
「蔣渭水歷史留真油畫展」以1920年代歷史關鍵事件，用老照片為基底，結合藝術與歷史意涵，畫成15幅巨幅油畫，堪稱是臺灣大河史詩畫展，展期至7月24月止，歡迎各界藝文同好踴躍前往欣賞。詳情請洽1999市民服務專線或撥打03-5332841查詢市政新聞-新竹市政府 - https://goo.gl/lEWm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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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
作者：謝星樓
1921年
由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員謝星樓所作。這首歌，刊載在《台灣》雜誌；除了這首歌，謝星樓還曾經以「柳裳君」為名，撰寫白話小說〈犬羊禍〉諷刺台灣的御用士紳，刊載在《台灣》雜誌，引起人們的討論。維基百科標誌　維基百科條目︰臺灣抗日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一、世界平和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暴推飜，人類莫相殘，慶同歡，看、看、看、美麗臺灣，看、看、看、崇高玉山。

二、日華親善念在茲，民情壅塞，內外不知，孤懸千里遠西陲，西般施設，民意為基，議會設置宜，政無私，嘻、嘻、嘻、東方君子，嘻、嘻、嘻、熱血男子。

三、神聖故鄉可愛哉，天然寶庫，香稻良材，先民血汗掙得來，生聚教訓，我們應該，整頓共安排，漫疑猜，開、開、開、荊棘草萊，開、開、開、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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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1924 臺灣議會請願團在東京 Taiwanese Petition Group for Democratically-Elected Assembly in Tokyo 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