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全面兩孩」政策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如果台灣社會無法從中國因素作用力中學習、摸索出新的抵抗方式，將面臨被中國因素「吸納」與「穿透」/當代的「新社會運動」，對抗的主要是經濟宰制和政治控制，也就是壓抑個人自主意志的集體權威；各種社會運動所顯示的是：當代公民追求的是自主、平等和民主/網路時代趨勢的創意，若能基於人類的良善潛能，將很可能會是超越黨派、政府、國界，各種集體主義和資本霸權的正向能量 @ 姜朝鳳宗族

陸推「全面兩孩」首年今年逾1750萬人出生
By 潘維庭,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一月 26日, 2016

大陸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26日表示，2016年大陸全年出生人口將超過1750萬，符合之前預期。這是大陸衛計委首次對「全面兩孩」政策效果做出評價。

一財網報導，大陸的「全面兩孩」政策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王培安稱，根據計劃生育、住院分娩統計和各省出生人口與孕情資料綜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將超過1750萬，大致相當於2000年前後的人口出生規模，與全面兩孩政策公布時的預判基本吻合。

據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出生人口數量為1655萬人，「全面兩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數量在100萬左右。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認為，2016年出生的人口中，屬於符合「全面兩孩」政策的孩子數量並不多，更多是「單獨兩孩」政策的效果。他分析，從備孕到懷孕再到孩子出生，大概需要16至18個月的時間，「全面兩孩」的效果要到2017年才顯現出來，到2018年達到出生人口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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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一～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2016-09-19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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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中國崛起帶來全球性的「機會」、「威脅」與「焦慮」，台灣非但無法置身事外，更身處中國因素氣旋的中心。
蔡政府執政後，不接受中國政府主導的「九二共識」，北京步步進逼，並祭出縮減陸客團作為施壓工具，而台灣則有旅行社、購物店等利益團體上街要求政府讓步。陸客團作為中國外交統戰工具，早在二○○九年高雄「熱比婭紀錄片事件」即上演過。而其操作範圍也不限於台灣，這個招數對菲律賓（南海爭議）、日本（釣魚台爭議）、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爭議）都使用過。台灣的特殊性在於：中國對台灣宣稱主權，台灣內部仍有國家定位分歧，再加上依賴陸客一條龍形成的利益集團，扮演中國因素「在地協力」的角色。
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台灣與香港感受強烈。北京將台港視為「核心利益區」，其統戰工作在這兩地特別活躍、毫不避諱。自二○○八年以來，北京對台「以商業模式做統戰」，八年下來，其施力不僅限於狹義政商領域，在新聞媒體（中國政府置入行銷買新聞）、宗教交流（特許台灣頭人在中國蓋媽祖廟與土地開發）、文教領域（被習近平「召見」的統派學者擔任課綱微調召集人）、影視圈（周子瑜事件、戴立忍事件）、軍事情報領域（退休將領絡繹不絕到中國交流）、甚至警察系統（一個在北京派有代表的基金會曾與警察學校籌辦研討會，探討「包公的警政治理與犯罪偵查研究」），到處可見北京操作的痕跡。
抵抗與作用力同步進化
然而，作用力必然伴隨反作用力。台灣處於中國因素受力的一方，並非毫無招架之力。這些年來，台灣社會一直在抵抗中國干預。從「陳雲林事件」（二○○八年）、「熱比婭事件」（二○○九年）、「反旺中」（二○一二年）、「營救鍾鼎邦」（二○一二年）、「反服貿」（二○一三─一四年），到「太陽花佔領運動」（二○一四年）與「抗議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二○一四年），不曾間斷。這些社會抵抗，使台灣民主免於倒退，也凸顯國民主權與社會自主性備受挑戰的困境。社會抵抗使中國因素作用力受挫，但也讓這樣的作用力機制產生學習與「進化」。例如，在太陽花佔領之後，北京轉而「契作台灣青年」，針對台灣七四○萬青年提供「創業資本」。這些新政策雖然仍在「惠台、讓利」的邏輯中打轉，但已經看得出北京調整對台策略的思維；例如，二○一六大選之後，台辦系統主動邀請台灣公民團體到浙江做交流。
社會抵抗與中國因素作用力的對偶關係，需要從「社會過程」理解：反作用力是作用力激發出來的逆向作用，但是這個力量並非「自然而然」發生，它需要（被該作用力衝擊到的）人們的覺知、有意識地接收與分析訊息，並採取行動。這個社會過程，構成人的能動性。在此過程，台灣的公共領域，形構了關於中國因素的「認知架構」與「認知社群」，在這個包含知識圈、專業者與公民運動者的觀念網絡中，摸索對「中國因素」的認識框架與分析方法。這個認知社群本身，即是中國因素作用力之下的產物，也是社會抵抗之所以能夠進行的共同語言基礎。倘若缺乏認知架構，那些隱蔽在中國因素雲霧下的現象，就無法被指認，也就無法在公民社會中凝聚、連結具有抵抗意義的集體行動，社會團結也無從產生。
中國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形相生，形塑互動的迴路。中國因素施壓台灣社會，產生效應，引發社會的警覺與抵抗動員；台灣的社會抵抗也讓執行施力機制者學習，而發生「進化」，再度施壓台灣社會，而社會隨之又「進化」出抵抗的能量與模式。在此不斷反饋的過程，設若中國因素的作用力無法學習而進化，則將「退化」或「萎縮」；同樣的，如果台灣社會無法從中國因素作用力中學習、摸索出新的抵抗方式，將面臨被中國因素「吸納」與「穿透」。
面對中華帝國霸業抵抗運動才剛開始
長期而言，促發兩岸關係根本變化的因素很多，包括地緣政治結構移動、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中國國家體制變遷等等。中短期內，中國政權的變化，也是影響因素。雖在習政權收緊控制之下，改變的機率很低，但如果中國啟動自由化或民主選舉、或中共垮台，都會造成很大衝擊。中國若啟動民主化，其發展將充滿不確定性。一個正面結果是，雙邊公民社會可以進行自由交流，台灣的自主性與主體性有機會獲得尊重。另一種可能，民主化過程激發民粹民族情緒，有利於威權領袖發動對外擴張，例如俄羅斯普廷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地區的「兼併」。但還有一層思考，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不會因為中國政權轉移，例如中共垮台或政黨輪替，而放緩，因為中國乃是基於血統、固有領土這些陳舊、但深入人心的觀念在主張其主權，這不單是政權層次的問題。此外，中國國族主義知識階層支持「一帶一路」戰略的論述，也反映「中華帝國重建」與「民族偉大復興」等觀念，仍深深烙印在中國菁英集團的心靈。
過去八年，公民力量引導對中國因素侵蝕台灣民主的抵抗運動。面對中國崛起的霸業圖謀，這個「Social Resistance」是大寫的Ｓ與大寫的Ｒ。此處的抵抗，預設了社會團結與歷史意識，如同當年波蘭社會對蘇聯帝國的抵抗，集結了工會、知識圈與天主教會等力量。台灣目前情況沒有當年東歐那麼急迫，但是從地緣政治、威權擴散、「中華帝國重建」等看來，不能不警惕情勢變化。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這個抵抗運動才剛開始，要到中國崛起抵達某個「均衡點」，才有可能暫停。放大視野來看，蔡政府目前面對的北京壓力，只是歷史颶風中的一場陣雨。
（本文改寫自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論文，二○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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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政／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二～「陸客觀光」的政治經濟學
2016-09-26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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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陸客觀光主要牽涉到兩個相互糾結的問題：第一、陸客來台是否帶給台灣經濟效益？第二，陸客觀光是否會對台灣造成以商圍政的衝擊？就台灣的立場而言，主要是希望獲取經濟利益而沒有政治與社會的衝擊；就中國的立場而言，自然是希望用最低的經濟價格，產生最大的政治槓桿與「兩岸一家親」的社會融合。
由於中國列寧式黨國體制、寡佔的組團社、一條龍的經營模式，加上台灣在地協作者網絡的配合，二○○八年以來急速增長的陸客觀光潮已經有效地建立一個「別讓中國不高興」的指令系統，讓中國的觀光政治得以穿透與分裂台灣社會基層，精準地打擊台灣選舉政治的要害。「觀光統戰」快速地朝中方希望的方向發展。
「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管理辦法」第二條明白規定，開放那些旅遊國家、進行甚麼旅遊活動上，都必須經由國務院審批；第六條進一步規定，從中央到省、自治區與直轄市都可以對組織出國旅遊人數進行數量上的控管。國務院的宏觀調控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出國的外匯損失與入境旅遊的創匯上維持平衡。在這種觀點下，無怪乎中國政府會將開放對外旅遊國家，以及開放旅遊的人數，視為對該國的「讓利」。同時這也衍生出對該國旅遊讓利要符合最大投資報酬率的操作策略，也就是用最少的「旅遊經援」達到最大的政治效益。這正是陸客一條龍的商業模式，以及背後的政治邏輯。
既然開放那些國家、進行甚麼活動、多少旅客數量，都由政府審批，並配合政府的政治行動而定，那我們就不難理解，出境觀光旅遊這種公民社會的商業活動，在中國列寧式威權體制運作上就是涉外政治的延伸。對台的旅遊自然更是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重中之重。
在「大陸居民赴台灣地區旅遊管理辦法」第二條清楚規定：「大陸地區居民赴台灣地區旅遊，需由指定經營大陸赴臺旅遊業務的旅行社組織，以團隊型式整團往返，參遊人員在台灣期間須集體活動」，第三條：「組團社由國家旅遊局會同有關部門，從已批准的特許經營出境旅遊業務的旅行社範圍內指定，由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公布。儲備指定的組團社外，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經營大陸居民赴臺旅遊業務」。換言之，對台旅遊業務是禁區中的禁區，外資與台資皆不能涉入，這就形成了中國官方指定的少數旅行社寡占台灣出境旅遊的特許經營權。
這個寡占的必要性有三：第一、政治上，它讓中國政府可以如臂使指地決定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放出多少旅客到哪個國家，以及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將這些「旅遊利益」抽回，以施壓該國，達成政治目的；第二、經濟上，它讓中國少數的組團社掌握出團的分配權，形成買方市場，藉以壓低地接社的價格，甚至於指定某些特定的旅行社、飯店、遊覽車業者與購物站，形成一條龍經營，將利潤極大化地回流到中國組團社；第三、社會控制上，一條龍的經營可以儘可能地將出國的中國人控制在固定的行程中，易於管理，同時儘可能不必與當地社會有所接觸，維持原來中國社會所繼承的集體迷思（group thinking）。
但這樣的安排直接造成台灣旅行社低團費或零團費的削價競爭，轉而向購物站抽佣金作為利潤貼補的商業模式。根據《新新聞》雜誌一三六九期的報導，鳳凰旅遊董事長張金明表示，每名陸客成本約六十美元，但扣除中國組團社那邊的抽成，實際上台灣業者這邊收到的錢可能僅約四十美元，有些業者甚至於以十五至廿美元承接生意。因為購物集中在少數購物站，陸客團的消費實際上並不能惠及觀光景點周圍的一般商家，反而經常因為陸客觀光加重在地環境清潔、交通的惡化、生活習慣的衝突、乃至於對其他觀光客的排擠效果。這些問題使得陸客人數衝高的同時，實際上卻逐漸壓縮台灣在地的觀光經濟利益。泰國政府對零團費的陸客團嚴加查緝，其理甚明。
陸客觀光所見證是一個威權的大經濟體，如何通過市場的「自由」經濟，逐漸滲透一個較小的民主社會，從一個看似互利、自願性的商業行為開始，逐漸構作一條依賴的路徑，讓台灣社會退出的成本越來越高，逆轉回原先狀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個人、短期的利益則逐漸累積為集體、長期的不利。看似公民社會自由交往的形式，在長期上漸次地限縮台灣社會未來自由的選項。
「有九二共識」的八位台灣「地方領導人」集體拜會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希望陸客到台灣觀光，並採購農特產品。這表明先前的操作已經成功到讓中國政府與台灣的在地協作者自信無須用市場行為來遮掩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的陽謀。台灣人如果能看穿「出賣主權卻只有薄利可圖」的迷霧，那台灣人對自由與民主的集體信念就可望在這個世界第一大集權國家的淬煉下，日益成熟，脫離「台灣人愛錢、怕死、愛面子」的百年殖民魔咒！
（本文改寫自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論文，二○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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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華／中國因素VS. 台灣因素
2016-11-07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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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七
張錦華／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十月下旬，中國對言論自由的控制，或是說對台灣言論自由的封殺，再度出招。洪習會開會前傳出，已經申請獲准的三家台灣媒體竟被拒採訪，包括自由時報和兩家新創媒體（上報和鏡週刊）。就在這事件前的一個星期才傳出，台灣影星陳艾琳參與中國電影拍攝已近尾聲，竟因兩年前在臉書上曾發表的一個「台灣是我的國家」留言，遭到中國網民搜索，劇組在無法抵抗壓力之下宣布「解除合約」、「永不錄用」！
這兩件最近才發生的事，如果放在中共一向嚴控言論自由以及對台「反獨促統」的大戰略下，或許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只是一再向世界證明，中共集權統治本質以及對台統戰並無改變。但在這個新媒體眾聲喧嘩、公民自主發聲的世界性趨勢之下，卻令人覺得特別不協調；對比中國經濟市場崛起，看似接軌世界自由經濟競爭的大環境下，就更令人覺得反其道而行。
大家不免質疑：在全球網網串連的時代，如果凍般的言論自由真能釘鎖在牆上？這是當年中共試圖打壓網路的時候，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嘲笑過它們的一句話：「祝它好運，這像是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中國身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試圖釘住果凍的荒謬，政治評論人楊憲宏曾以「言論自由的萬有引力」加以嘲笑。
中國以一個十三億人口以上的一黨獨裁政權，對台灣的各種政治企圖結合其經濟手段，確實具有影響台灣自由民主體制的沉重壓力。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抗議中，讓大家很有感的「中國因素」，直指來自兩岸服貿協議簽定極可能導致中國政商勢力集團威脅台灣民主自由社會；這股勢力在二○一二年就已經具體顯現在巨賈台商併購台灣媒體集團的過程中，目前已有多項研究和事實證明，所有權遭到併購的媒體其經營模式和報導傾向出現明顯的親中特質；同時，也陸續出現多項違反新聞專業和排擠異議媒體工作者的事實。
中國對台灣傳播環境的影響方式，在全球自由貿易的趨勢下，隨著兩岸間各種交流以及資本流動，早已擴及多重面向。例如，各種兩岸論壇借交流之名卻以「一個中國」之鳥籠嚴加設限，而不見「交流之實」；具有中國因素的台企集團近兩年來頻頻傳出併購有線電視或個別媒體的傳聞或動作；中國在拒買台製的影劇成品的同時，卻頻頻重金挖角台灣影視工作者；對於這些轉向大陸市場發展的藝人，則數次祭出殺雞儆猴式的言論誅殺和懲戒。
不過，「中國因素」固然看似壓力強大，但這不是全部的「台灣故事」。
中共雖然企圖影響台灣大部分的主流媒體，但我最近上課時，同學找資料卻看到數個新興的網站令人驚豔，例如，我們在討論台灣「少子化」的媒體報導時，大家就發現《白經濟》網站上有一篇不錯的經濟學文章提出了深入的分析，釐清大眾媒體上常見的「負面」報導，其實可能是看錯了問題，給錯了答案。另外，在大家常常批判主流媒體缺乏公共論壇的多元觀點時，我們也發現另一個新興網路媒體《逆思》幫忙整理一週大事，並提供數項《逆思》觀點，促進多元思考；甚至還看到精心設計簡明漂亮的「懶人包」，讓大家對於一些複雜的議題內容或爭議更一目了然！甚至還有一個同時提供中英文的《破土Bloom》網頁，有來自歐美國家的台灣留學生提供國際社會有關台灣的報導和分析。
這幾個例子並不是全部，更多新興網站的出現都不是商業網站，而是在太陽花學運後，許多年輕人投入了公民發聲、自主參與和協力傳播的網站或粉絲頁經營。
其實，這些素人投入新興網路媒體傳播現象只是反服貿運動後的一個小小的角落，同樣的公民發聲和自主協力的特質展現在更多的其他網路媒體、社群聚落、選舉、政治、經濟及文創等各種活動之中。
綜觀來看，從反媒體壟斷到反服貿，到後續在台灣遍地開花的各類行動和組織，以及各類新媒體的實踐，均可以觀察到透過新媒體傳播特質所賦權的自由自主、群體力量和在地自覺意識。我們或可稱其為「台灣因素」。
曾參與東歐及南美多項社會運動的杜蘭（A. Touraine）早已指出當代的「新社會運動」，對抗的主要是經濟宰制和政治控制，也就是壓抑個人自主意志的集體權威；各種社會運動所顯示的是：當代公民追求的是自主、平等和民主，它已經成為當代生活的基本人權內涵。
因此，所謂「台灣因素」實質上是網路使用者特質的一部分。網路上也有許多惡勢力或霸凌案件，但是，網路確實也能擴大自主發聲和協力合作的實踐。而這股時代趨勢的創意，若能基於人類的良善潛能，將很可能會是超越黨派、政府、國界，各種集體主義和資本霸權的正向能量。
（本文改寫自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論文，二○一六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