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岩倉使節團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之使節團政府官員、留學生等共107人/在美國累計停留長達8個月/訪問遊歷了英國（4個月）、法國（2個月）、比利時、荷蘭、德國（3周）、俄國（2周）、丹麥、瑞典、義大利、奧地利（參觀了當時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瑞士等十二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yFn1Q7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學者海達德最近寫到，如果不是這些中國學童，熱中中國文化者將會繼續他們的愛慕，而不須面對現代化的議題；批評者也會繼續挑剔中國人的落後，讚美革新派的日本人的美德。
文：徐國琦
中國少年在美國——第一批中國留學生的亮眼表現
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是中國首批教育使團留學的最佳地點。這是一個富庶的城市，人均收入在美國各都市中名列前茅，還有完善的公立學校體制，居民也很進步，心胸開闊，對中國人很友善。哈特福是美國知識界的燈塔之一，鄰近哈佛、耶魯、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的教育機構。馬克．吐溫是選擇在此居住的具影響力人士之一，他說哈特福是「我看過建設最優良、最美麗的城市。」
當政府公告徵求「有文化的」接待家庭時，這裡的反應非常熱烈。第一批30位學生在1872年抵達之前，康乃狄克州教育委員會委員諾梭普收到了來自71個家庭的信件，表達讓中國孩子在他們家中居住的意願，可接待的總數達142名，遠超過原本的30名。之後在10月，諾梭普發了另外一份公告，徵求家庭接待將在隔年抵達的另外40名中國學生，有將近150個代表「最好的基督教家庭」的單位表達了他們的興趣，當中只有一小部分獲選接待第一批中國學童。雖然中國教育使團給予接待家庭的補助頗豐，但當時美國家庭是真的非常渴望參與這項「為中國的未來帶來極大希望的實驗。」絕大部分的情況是，這些中國學生的「待遇好過寄宿生」。
中美人民的直接接觸，在兩邊都帶來興奮與緊張之情。一名少年回憶從舊金山開始的旅程，他們的火車遭到強盜搶劫。他聽到自己的一個中國老師祈禱「天上諸神佛拯救」。少年聰明地打趣道，「美國文明中的一個內含就這樣在我們心目中留下永恆的印記。」這些少年有時也會遭到無禮的好奇心對待。一位學生回憶：「我們第一次出現在美國接待家庭時，對於那些家庭成員來說一定是很滑稽的事。我們穿著全套的中式服裝，包括髮辮〔原文如此〕、綢緞鞋、瓜皮帽、絲袍子、寬鬆的馬褂和白色亞麻短衫。」當時，所有中國男性都要蓄髮辮，以表達對滿人的忠誠。有一次，四名中國學生在用晚餐時，一名女性走進來，對這些少年的辮子實在太好奇，居然伸手對他們的辮子又摸又看的。接待家庭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便要求該名女性離開。
雙方也曾產生誤解，尤其是大部分學生年紀都還小，更是難以避免這種情況。一名成績突飛猛進的11歲學童，曾被取了「中國野人」的外號，讓他很不開心。在某個週日，他的美國朋友邀請他上教堂，他便發了頓脾氣，問對方為什麼要「中國野人」去上教堂。但撇開這些誤解和文化差異，這些少年的表現其實非常優秀。據哈特福的報紙報導，這些少年「迅速精通了英語，足以和本地學生共同為學校榮譽奮戰。」
在哈特福某間學校四年級與五年級的班級中，最優美的英文書法範本是出自蔡廷幹之手，而他在該校就讀時間還不到一年。1878年，哈特福當地一份報紙報導梁敦彥在哈特福公立高中畢業典禮上，是「當日雄獅」。他以〈北方之熊〉為題的演講引發如雷的掌聲，使他要二度上台向觀眾致意。〈北方之熊〉是他的畢業論文，內容是關於俄羅斯及其對世界與中國造成的威脅。1877年到1878年間，「貧弱土耳其」和強大的俄羅斯間爆發了一場戰爭。梁敦彥告訴他的聽眾，在俄羅斯誇張的索賠表面下，值得注意的是這頭危險的北方之熊的利爪：
綜觀該國歷史，她的擁抱是致命的……奪下芬蘭、波羅的海各省以及波蘭……在中國邊界侵門踏戶，都是蓄意的侵略行為；既然她已經比過去更為強盛了，會不會改變她的政策呢？就連小男孩都不會相信騙過他彈珠的男孩，為什麼大人會相信曾經掠奪過那麼多國家，以增強國力的俄羅斯呢？
他警告這世界不要太過天真：「當土耳其支離破碎後，她就僅剩一項阻礙了……距離也救不了任何國家，同樣的命運早晚會降臨在所有國家身上，籠罩在北方之熊的強大陰影下。」不令人意外地，梁敦彥後來成為中國頂尖的外交事務官員之一。以「樂天傑克」外號出名的黃開甲，也是另一位以口才聞名的中國學童。如他的一位同學所說：「此人可以毫無預警地在熟睡中被搖醒後，立刻發表一篇精采的演說。」
1876年是美國獨立的百年紀念，同年於費城舉辦百年博覽會。中國學生的作品也獲選在博覽會中展出，呈現他們令人驚豔的成就。所有學生在8月21日前往費城停留數日，期間獲得了極大的關注。他們下榻的飯店以及用餐的餐廳都飄揚著大清帝國的龍紋旗，藉此宣告他們的光臨，進出飯店時還有音樂家負責奏樂。這些學童也相當受到「異性」矚目，不過，至少根據一份報紙報導，他們對機械的興趣似乎遠勝於任何其他事物。在博覽會主要大樓的教育部門裡，展出了中國學生繪製的地圖以及小幅的素描。格蘭特總統特別接見這些學童，和每一位都握了手。
美國學者海達德最近寫到，如果不是這些中國學童，熱中中國文化者將會繼續他們的愛慕，而不須面對現代化的議題；批評者也會繼續挑剔中國人的落後，讚美革新派的日本人的美德。這些中國學童出席博覽會，「迫使批評者減弱反對力道，承認中國並非他們先前認為的那麼無可救藥。」《紐約論壇報》的記者寫道：「他們臉上聰穎的光采，顯示出他們對知識的渴望，與那些沒有杏眼和髮辮的〔美國〕少年相比毫不遜色。」這些學童本身也成為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展品。南北戰爭時擔任北軍將軍的霍雷，以及康乃狄克州前州長都在中國學童出席的博覽會上發表演說。霍雷掃視台下數排的中國學童，說道：這是「我面對過最奇異的一群聽眾；然而，我非常高興能看到你們聰明的臉龐。」他告訴他們：「你們在此試讀的年限過後，你們會回到故鄉，成為祖國的力量。我們將更了解彼此，交流我們的知識，成為更好的朋友。」經由這些學童，霍雷已經預測到中美人民間會有一段共有的歷史。
中國人改頭換面的速度也令美國人驚訝。這些少年抵達時，穿戴的是中國傳統服飾，但他們很快就把這些衣服丟在一旁，以美國人的裝束出現，其中很多少年甚至可說是打扮入時。如同先前所提到的，這些中國學童紛紛因為他們的特殊才藝、中文名字的發音，或者是外型而被取了綽號。唐紹儀的外號是特洛伊戰爭的英雄「艾傑克斯」，鍾文耀則是因為廣東話的「文」發音類似英文的「錢」而被暱稱為「小錢」。雖然當時大部分中國人不重視體育活動，但這些少年在美國對於運動都發展出極大的興趣，尤其喜愛棒球。前面提到的梁敦彥不只是傑出的演說家，也是優秀的棒球與橄欖球選手。
1876年，這些學童組織了自己的棒球隊，在和當地隊伍的比賽中捷報頻傳。菲普斯是當時許多中國學童的同窗，後來也成為耶魯大學的傑出教授，他畢生記得許多關於這些少年的事。他曾在自傳中寫道，這些中國學童「很有禮貌，是傑出的運動員，非常機靈，學業表現佳，對於體育也很在行。」菲普斯表示：「這些少年和我們的穿著相同，只是多了長辮子而已。打橄欖球的時候，他們會把辮子塞進衣服裡，有時候則繞著頭綁起來；因為一旦辮子鬆了，對手就會很想要攻擊這個弱點。當然，我們所有的運動比賽對他們來說都是新的；但他們後來在棒球、橄欖球、冰上曲棍球（那時候是簡式曲棍球）表現都非常傑出；他們的花式溜冰技術更是不得了。」這些中國少年不只在運動與社交方面如魚得水，接受現代科技的速度也很快。當時自行車剛剛發明，而哈特福中學裡，第一個擁有自行車的人是中國學生吳仰曾。許多美國人都還覺得自行車是個新玩意兒，但吳仰曾已騎著「高高的怪機械」到處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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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1880年鍾文耀在耶魯划船校隊的隊友。相片提供：耶魯大學圖書館，手稿與典藏品，耶魯運動員照片集（Yale Athletics Photograph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這些中國少年實在太傑出了，以至於就算多年過後，美國人還是記得當中的一些人。有些人進大學後繼續從事體育活動。鍾文耀出生於1860年，入學耶魯大學時體重只有40公斤左右，身高不到160公分，但卻在此「受到普遍的敬重」。他在耶魯擔任划船隊的舵手，在比賽中掌舵，冷靜自持，彷彿「只是在做日常練習」。當地報紙報導，在鍾文耀加入耶魯划船隊之前，原本的舵手能力不足，使划船隊相當頭疼，所以他們才請他接下此任。他「相當稱職……儘管身形瘦小，頂多像件超重的行李般不引人注目，但卻非常冷靜，頭腦清楚。」因此，耶魯首度找了一位中國舵手加入校隊。
但剛開始時，鍾文耀碰到了一些問題。有個故事這麼說：教練告訴鍾文耀，他必須大罵粗話，藉此激勵划船手發揮全力，但天生個性嚴肅淡定的鍾文耀只是沉默地坐著。可是教練不斷堅持，所以他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以機械式、毫無起伏的語氣說出簡短的：「該死！」有時候則是：「一，後退——該死！二，抬頭，划，該死！」於是隊友笑得不可開交，只好拜託他別罵了。耶魯划船隊在1880年打敗了哈佛校隊，大部分要歸功於鍾文耀的技術以及他對水流與浪潮的詳細知識。
另外一位運動員是身材短小精幹的鄧士聰，跑步起來「像頭獵犬，閃躲時敏捷得像隻貓。」這是最適合美式橄欖球的特質。難怪當時小孩要一起玩的時候，鄧士聰很快就被選進隊裡。如果說鄧士聰有優雅的速度，康賡齡就是「有鬥牛的力量」。他的身材厚實強壯，個性溫和，面帶微笑；就算有四、五個美國少年抓著他的肩膀，他還是能跑過得分線。在棒球方面，有一名中國學童是優秀的投手，要擊中他的球幾乎不可能；另外一位「打棒球就像像嬰兒拿奶瓶那樣不教自會。」
在社交上，這些中國孩子也非常在行。根據菲普斯的記載，他的同學兼好朋友曹嘉祥是「高貴又嚴肅的人」。菲普斯承認，就算是那時候，曹嘉祥「也比我現在還要懂得人情世故」。他回想起自己曾「聽那位年輕的紳士在課堂裡翻譯凱撒，就像上了一堂人文課。」每個週六曹嘉祥和菲普斯都會到西哈福特，以野雲雀與金翼啄木鳥為目標，練習射擊。曹嘉祥有一把很大的槍，重量超過五公斤，他扛著一整天都不會叫苦，而且「大老遠地就能射中鳥的翅膀」。菲普斯寫道：「當這些少年被召回中國時，我們感到無盡惋惜，而曹嘉祥把他的槍給了我，作為我們永恆友誼的信物。他回到中國後加入海軍，真希望我現在能知道他的下落。」
菲普斯回想，這些中國少年「以其他方式領先我們，使我們深感嫉妒。」當他們「進入社交場域，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對手。」究竟是「和東方人跳舞的異國樂趣，或是更有可能的，他們舉止與談吐散發出的真實魅力，我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在舞會和宴會中，最漂亮、最多人追的美女，都一定會垂青東方追求者。我都還記得當女孩故意略過我的美國哥兒們，一派優雅地接受中國對手的邀請時，男孩們臉上痛苦的表情……而且這些東方人跳舞也跳得很優美。」
不幸的是，正是因為如此成功的適應能力，埋下了中國教育使團提前被召回的種子。
相關書摘 ►毛澤東與尼克森的「乒乓外交」：幾乎不值一文的桌球，提供了無價的服務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一段被忽視的共有歷史》，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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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國琦
譯者：鍾沛君
從政治角力到經濟對決，中美兩國其實也曾同舟共濟，攜手合作！
第一本不以衝突為重點，
用六個文化交流故事，
以人民交往的視角，重新理解200年中美關係史
中美關係是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法碼
本書挑戰傳統的「美國中心論」視角，批評新起的「中國中心論」觀點
不再只是政治與經濟，更關注隱藏其中的人民力量
百年前中、美也是「小國」，我們不僅該理解大國的歷史，也該學習小國的生存之道
在權力競爭與文明衝突之前，他們在共有的歷史中彼此交流
美國是清帝國唯一的西方好友，他們簽下了中國在19世紀唯一的平等條約。
當時最古老國家（清帝國）的第一位信使，竟然是由最年輕的國家（美國）所代表。
清帝國派往美國的第一批小留學生，回國後成為現代化與促進中美關係的重要力量。
在19世紀末各地風起雲湧的排華風潮中，美國卻延聘一位中國知識分子遠赴哈佛大學教授中文。
被視為袁世凱「洪憲帝制」的背書者，來自美國的學者古德諾，也是中國從朝代政治轉變成共和國制的重要見證者。
在去儒家化的五四運動裡，卻出現一位「西方孔子」？其受中國人的喜愛程度，正和百年來中美關係的成正比。
來自底層的乒乓球交流，搭起中共與美國的橋樑，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從此消失於國際上。
從合作走向競爭，力爭世界第一大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失望，轉為反美的意念。其後經歷二戰的合作，與繼之的冷戰時代，兩國關係始終分分合合。
當1984年奧運，中國透過獲取第一面金牌重登國際舞台。此後，在瘋狂追求金牌數的路上，中國以此證明他們不但擺脫「東亞病夫」之名還是世界強國。2008年在奧運中達於顛峰的中國，正好對應美國的經濟崩盤，第一大國換人當的風聲甚囂塵上。
從「小國」故事到「大國」政治
我們熟悉的對立衝突，只是中美關係史中的一小部分。身為世界兩大強權，中國和美國其實已無法忽視彼此的存在，長期以來用衝突視角去理解的方式已然過時。
今日台灣是國際關係中的邊緣人，中、美則是強權大國，但時光推回百年前，19世紀的中、美，卻是兩個得看歐洲列強臉色的「小國」。在國際上受輕視與不平等待遇之中，他們卻有了共通的基礎，在政治外交等「上層」國際關係之外，尋找出文化交流的途徑，值得今日小國台灣借鏡。
在兩國共同經歷的希望與挫敗中，我們不僅看見國際關係裡的人民，他們現實生活中的期望和他們預期的未來，而且也不僅有競爭而已。如同當年那批小留學生，不久的將來，今日這些前往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又將為兩個關係帶來何種變化，或許這些問題，都可在這段共有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中國第一批小留學生適應良好，在各方面迅速超越他們的美國同學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 https://goo.gl/Lhak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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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英語：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本名達萌，號純甫，學名閎，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亦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後又創設幼童留美計畫，世人稱他為中國留學生的先驅。1876​​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對於中國和美國之間文化交流的重大貢獻。
容閎年輕時便曾與太平天國打交道，後來又連續參加了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與興中會革命等，在滿清的最後六十年之中，從太平天國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每一個最重要的運動裡都能發現他的身影。
容閎在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發生的自立軍起義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此事件在激發中國人政治思想轉變上有所關鍵作用、又對隨後的惠州起義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段時期正是革命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之一，容閎就在這個思想轉變臨界點時期裡，開始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使得他周圍許多維新黨人同受啟廸，同感保皇主張業已過時。他自己也從此開始，真正與孫文的革命事業產生聯繫，並在多年的參與和奮鬥後，親身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孫文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西學東漸記
紐約協和神學院所珍藏的金字壓印《西學東漸記》.
一般人對容閎生平的了解，絕大部份是來自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1]。此書容閎用英文寫作，題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自傳從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開始，內容詳述了這位「中國第一位留學生」的求學經歷，講到他如何進入南京，曾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討論如何將西方科學引進中國，又敘述他如何在自強運動中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的支持，終能以公費選送幼童赴美留學。全書共二十二章，容閎僅在最後一章中輕描淡寫地提到1897年的維新變法和戊戌政變，並在述及他因為參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計畫而遭清廷通緝後，一語帶過1900年曾在上海召開過中國議會，自傳便戛然而止。[2]
《西學東漸記》於1909年在美國出版，內容卻只寫至1898年為止。1898年「變法維新」失敗以後，中華志士為了拯救即將被列強瓜分的家園，在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拋頭顱、灑熱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憲，也有許多人堅持要革命。書出版時離1911辛亥年只差兩年，但容閎卻對1898至1909中整整11個年頭裡發生的事，在自傳中不著一字。事實上，當容閎寫這本自傳時，他早已成為了一個革命者。他當時以80歲高齡還在籌備中國紅龍計劃，忙著幫孫文籌款起義，這些事情都必須在地下進行，當然不能將相關的一丁點計畫內容、人物、地點等公之於世。既然不能講革命，容閎乾脆連他在自立軍起義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談；而為避免麻煩，索性連戊戌政變也一併輕輕帶過。[3]
幼年
1835年，經父親朋友介紹給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由郭夫人負責教導。1839年中英交惡，學校解散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容閎於是回鄉，而不久父親逝世，容閎於是與哥姐工作幫補家用。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容閎經郭士立夫人的朋友引薦下於1841年重新復課，當時的學生有唐傑(Tong Chik)、李根(Li Kan)、周運(Chow Wan)、黃寬(Wong Foon)、黃勝(Wong Shing)和容閎(Yung Wing)。1842年，由於香港割讓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黃寬及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其後只有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升學，黃勝因病返港，而黃寬則於1849年轉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容閎赴美後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後為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在洋行任職後，自營商業，旋投入師夷自強的洋務運動。
自強運動
容閎曾經進入南京，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後來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
美國留學計劃
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獲其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容閎亦被任命為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
然而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再加上留美幼童習染西洋風氣，甚至歸信基督教和剪辮，令較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滿，上奏批評要求撤回。最終朝廷准奏，把幼童召回。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歸者外，其餘均召回國授予職務。
雖然這次留學活動未能完滿成功，但這一批留學生返國後對於中國之現代化均有貢獻。當中最著名的為外交官唐紹儀、劉玉麟、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官守議員周壽臣等。
戊戌維新
從1862年開始，容閎便親身投入了自強運動（洋務運動），要將西方的知識引進中國。雖說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卻有效的腐敗官僚系統的排擠與掣肘，讓他處處碰壁，但他仍屢挫屢起，熱心不減。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無知、無能、與無用竟使容閎主辦的小留學生運動在施行十年後流產，終於讓容閎看清了僅以科學西化來救國之困難。在產生無力感之餘決心將注意力開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從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變中國的前途。但類似的挫折接連而來，迫使他稍後在居留美國的妻子重病之際，於1883年失意地回美國照顧她，並在1886年妻子過世後繼續在美獨自教養兩個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容閎因不忍心隔洋看著祖國滅亡，應召遠赴倫敦向外國商借軍費，雖所謀因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躊躇不決而失敗，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國，並於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讓他在中國設立國家銀行，結果還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懷居中破壞而不了了之。
甲午戰爭開打不久即決勝負，雖然中國的大敗讓容閎對救國幾乎徹底絕望，但也同時讓他有機會在1895年認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這三個口操同樣方言，又在救國認知上產生共識的老同鄉之遇合，總算又為容閎在政治改革的抱負帶來了另一契機。[4] 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中國知識份子皆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中國，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為在北京組織舉人，因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5] 1897年，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的主意，清廷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欣賞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讓他在1898年4月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維新於焉開鑼。[6]
長期居住於美國，英文造詣極高的容閎，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他十分倚重，而在臨老之年報國有門，容閎也對維新運動中的各種大小改革，積極參與。「保國會」成立的那一天，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7]
不料慈禧對光緒帝維新大不滿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天便被強制下檔。[8]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9] 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10]；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自己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1899年輾轉逃往香港。
籌備東南大起義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11] 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2] [13]
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1900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4] 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例如謝纘泰等人在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死後，還能與維新人物互通聲氣，便是容閎與興中會多年來居中連絡的結果。容閎與「興中會」的另一道聯繫是透過小他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進行的。容星橋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僅九歲便被送至美國。當無能的清朝於1881年撤回包括容閎在內的留美全體師生時，容星橋早已考入耶魯大學。被迫回國後，容星橋曾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稍後從商，在1891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5]
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在夏威夷致力聯合兩黨，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16]
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布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1899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17] 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與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18] 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就是。[19] [20] 1899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1]，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1900年4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
自立軍發難
1900年６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借，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2] 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3] [24]，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25]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26]
1900年7月26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27]，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他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28]
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布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29]
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8月9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布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8月22日。[30] 原訂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1]
自立軍失敗
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8月2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8月9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服毒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布署，連起義從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8月24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在8月20日，以光緒的名義發布《罪己詔》，讓光緒帝譴責他自己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發布《罪己詔》隔天，也就是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21日，張之洞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鑒於起義的主事者與自己的曖昧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次日清晨更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布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2]
惠州起義
自立軍事敗後，容星橋與容閎也逃脫了，他們與甫從南洋途經日本抵達上海的孫文會合後，於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達長崎後又繼續在旅店裡閉門長談。雖然孫文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與對方的人馬接洽聯繫過，但孫文對容閎從來只是遙相心儀，要到了這次海上相遇並經長談，兩位同鄉的傳奇人物才真正有了接觸。長久以來容閎對孫文的印象全受自他人，此時才發現「其人寬廣誠明」，不禁勉勵孫文要有「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大志」。[33] 而這次「自立軍」雖能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卻也因康有為據款不匯而造成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大勢使得即便孫文要勉強招集殘餘的「三合會」會眾來單獨起事，他們此時薄弱的力量恐也無補大局。雖說如此，經此大變的容閎卻因此對未來有了定見，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開始對孫文鼓勵有加，要他再接再厲，因而加強了孫文繼續南下台灣，加緊籌劃華南起義的決心。歷盡滄桑的容閎從此就再也不是個「維新人」了，他決意以行動全心加入「革命」行列，而孫文則更擬對他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義告捷，就要請容閎與何啟一起在新政府裡主持外交大計。[34] [35]
兩人長談取得共識後過了一個月，1900年10月6日「興中會」與「三合會」終於在惠州發難，鄭士良及黃福帶領會黨黨眾、日本浪人、與南京東亞同文書院的師生（日本間諜），一口氣佔據了三洲田，不久前才離棄自立軍的畢永年也回來共襄盛舉，鄉民皆拿起鋤頭來加入，義軍從六百人迅速增至兩萬人。先前興中會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國的菲律賓獨立軍，獨立運動失敗後菲律賓友軍乃將他們購買還庫存在日本的大量槍械彈藥交給興中會，此次惠州起義便打算用這些軍火長期作戰。但沒想到開戰後宮崎滔天去開倉運械，卻發現中間人中村彌六私吞了軍費，只賤價購買了大量廢械舊彈來搪塞。另一方面，孫文也剛與嘗試出兵佔領廈門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達成協議，約定只要革命黨能在廣東與廈門造成混亂局面，日本不但就會從台灣出兵廈門，還會供給革命黨武器彈藥。惟天不從人願，晴天霹靂隨之而來，日本政情的突變，迫使台灣方面撤銷了早先的一切約定。起義軍在槍械彈藥接濟無著的情況下，仍與真槍實彈的清軍僵持了把個月，最後鄭士良無法再撐，只得於11月7日解散部隊，「惠州起義」遂告失敗。[36] [37]
革命事業
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1900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絡。「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1900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拚「革命運動」去了。
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38]
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39]
而事實上，容閎在1900年後確也曾經三次親身參與過起義計畫。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與「興中會」的謝纘泰、鄧蔭南、李紀堂、及太平天國舊部洪全福等密謀於廣州再次起義，希望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40] 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閎將康有為身邊的兩個美國人實際拉進了革命圈子，他們一個是軍事訓練家荷馬李（Homer Lea）[41]，另一個是財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42]。容閎與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打算籌款五百萬美元，購買十萬支槍和一億發子彈來支應孫文的革命。[43] 第三次則是1910年的長灘計劃，它是「中國紅龍計劃」的實際行動，為此孫文還到加州長灘出席，親身參與了這個軍事計劃的商討與內容擬定。[44]
容閎與馬克吐溫
當年有一位學者牧師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在耶魯法學院演講表揚容閎，這一篇演講稿後來被收入《西學東漸記》，成了該書的代跋。推切爾牧師是容閎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閎的婚禮。同時他也是文學家Mark Twain（馬克吐溫）的終生摯友，當年馬克吐溫結婚時，他長途跋涉至埃爾邁拉市為馬克吐溫主持婚禮，而當馬克吐溫的妻子與三個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繼離世時，也都由推切爾主持葬禮，最後連馬可吐溫自己的葬禮，也同樣委由他負責。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他親至紐約主持馬克吐溫的追思禮拜，老當益壯的推切爾在禮拜中多次淚流不止，禱告時也是泣不成聲。
在發展幼童留美計劃的這九年與往後幾年間，容閎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動多以哈特福市為中心。從他的留美事務所至推切爾的教會信步可達，而馬可吐溫、推切爾與容閎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幾條街的範圍之內。從這三個朋友各自所寫的書信裡，可以看出馬可吐溫與容閎間確實有多年的交情。從1875年馬克吐溫在他新蓋的新英格蘭豪宅裡招待容閎開始，馬克吐溫與推切爾曾多次攜手為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遊說政府。[45]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計劃，為了勸阻清廷，馬克吐溫曾帶著推切爾去會見馬克吐溫的好友前美國總統Ulysses Grant（格蘭特於1869年至1877年擔任美國總統），而格蘭特也馬上發函李鴻章，迫使他暫緩取消學童留美計劃，讓小留學生們在美國又多待了一年。[46] 而為了謝纘泰及洪全福圖謀的大明順天國，容閎更曾在1901年從香港寫信給馬克吐溫與推切爾，試探是否能用中國賑災的名義從美國國會申請經費挹注。
馬克吐溫從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國人重視在美華人的人權及尊嚴，在全美一片排華聲中，他是少數曾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的美國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筆生花的文章譴責對華人有偏見的美國國會與大眾媒體。當八國聯軍在北京姦殺擄掠時，馬克吐溫更仗義執言，以他著名的諷刺文筆，向美國民眾描繪西洋帝國主義與傳教士為亞洲殖民地人民帶來所謂「文明祝福」的嘴臉。為此他曾寫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與劇本，也獲得了許多正面回響。馬克吐溫之所以對東方具此情有獨衷的理念，相信其影響多少是來自容閎的。
其他

容閎的墳墓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
1998年，容閎誕辰170週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乃狄克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位於紐約華埠的公立容閎小學及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的容閎學校便是爲紀念容閎而命名。
容閎先世
容沙，莊氏、李氏
容懷訓，區氏
容士燕，鄧氏
容儻，曾氏
容熹，陳氏
容尚，何氏。
容元弼，夏氏
容銓，伍氏，沖茶人
容若公，馬氏，新會花驪樹巷人
容萬七，下村黃總管長女黃氏、吳氏，
容兆四，母黃氏
容兆六，母吳氏，娶白石徐氏，嗣子兆四公之子伯謙
容伯謙，上柵盧氏
容以恆，吳氏，黃氏
容善，母黃氏，娶陳氏
容巢，娶鄧氏
容閏賢，娶香山場吳氏
容積餘，娶徐氏
容兆寬，娶單氏
容興茂，娶前山劉氏
容純輝，娶黃余讓女黃氏、果福園Huen如日女Huen氏、前山江萬和女江氏
閎高祖-容太懿，母Huen氏，娶香山山場鮑世增女。哥哥容太璉，母江氏，娶北山楊登迎次女，生容聖年
閎曾祖-容聖運，娶香山山場吳耀台二女。堂兄弟容聖年，娶翠微吳晏斯之女吳氏，生次子容調生。
閎祖-容活生，娶前山劉公略女。堂兄弟容調生，娶翠微韋貽玉女韋氏，生容名琰。
閎父-容名建，娶林德熙女兒。容名建堂弟容名琰，娶楊氏。
容宏，堂弟容星橋。容星橋娶關元昌和黎氏之女關月英(關八姑)
個人榮譽

耶魯大學的容閎像
1876年耶魯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布希、柯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 容閎著有回憶錄《西學東漸記》(原版系英文，名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15年中譯本(惲鐵樵、徐鳳石譯)標點重印，收入《走向世界叢書》。 1998年，容閎誕辰170周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乃狄克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個人著作
中國走向近代的過程，是跟中國人的留學西方分不開的。 他曾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1898年他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的張園會議（稱「中國國會」），被推為會長，遭清政府通緝，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孫中山赴美商談，表示支持革命。 一個自始至終熱愛祖國的人，卻不得不「遠托異國」，埋骨海角天涯，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的時代的不幸。 《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這部書總結作者六十多年的經歷，在「西學東漸」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公認的重要地位，是中國留學生的人生必讀書，是一部值得永恆推薦與永久珍藏的好書。 本書譯者的文筆典雅簡潔，字裡行間能看出一個從溫和的改良主義派，如何徹底轉變為支持和參與推翻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轉變歷程。本書堪為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中美交流歷史的經典文本。
作者：容閎 ISBN：978-7-5060-5150-7 定價：19.80 出版者：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8月重磅推出 頁數：126頁 尺寸：16開 170*228 本書是容閎1901年用英文寫成的回憶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惲鐵樵，徐鳳石譯成中文，名為《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作者講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學成歸國後，從事經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受阻；寄妄於太平天國能夠重建一個「新政」失敗；入曾國藩幕，派往美國購買機器，建成江南製造局；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事宜；出任留美學生監督時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參與「戊戌變法」的經歷，一一細數。
容閎故居
容閎故居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號」。而當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來叫「輔仁巷」，這是容閎出國後回家鄉給起的名字。 故居大門向東，泥地夯土牆，建於清代中期。據容閎的曾孫容梓燦回憶，容閎故居原由兩前廊、天井、大廳、東西邊兩長屋、後斗（廚房）七個部分組成，東西寬約10米，南北長約20米，面積約200平方米。
容閎小學
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廈，叫做孔子大廈，大廈下有一所小學。為了紀念容閎，又命名為容閎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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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閎（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中國學者，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被稱爲“中國留學生之父”，中國近代早期改良主義者。字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今屬珠海）人。少入澳門馬禮遜學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學。後考入耶魯大學，成爲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後來加入美國籍。鹹豐五年（1855）回國。先後擔任香港英府高等審判廳翻譯、上海英商絲茶公司書記。十年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向洪仁提出七條新政建議。

　　同治二年（1863），受曾國藩委派，爲籌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購機器。回國後以同知候補江蘇。十一年奉命率學生30人赴美留學，任學生監督，兼任駐美副使，長期駐美。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時，介紹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二十四年參加變法維新活動，鏇逃出北京。二十六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的張園會議，稱中國國會，被推擧爲會長。因清政府通緝，經香港赴美。後漸趨支持孫中山進行的革命活動。1912年4月病逝於美國。著有《西學東漸記》等。
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年輕時的容閎
年輕時的容閎
　　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並於是年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由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負責教導。1839年中英交惡，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但容閎仍於馬禮遜紀念學校中就讀。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1842年，由於香港割讓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黄寬及黄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其後隻有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升學，黄勝因病返港，而黄寬則於1849年轉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

　　容閎赴美後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爲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穫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經進入南京，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後來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
留學美國

中國清朝時早期留美幼童合影
中國清朝時早期留美幼童合影
　　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穫其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

　　然而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量。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隻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無奈之下李鴻章本打算讓學生們於美就讀其他學校，速成回國，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誤會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駐洋肄業局”被迫停辦，留美學生於出國十年後被迫返國。

　　雖然這次留學活動未能完滿成功，但這一批留學生返國後對於中國之現代化均有貢獻。當中最著名的爲外交官唐紹儀、劉玉麟、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官守議員周壽臣等。

　　120名學生留美之際，容閎亦被任命爲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1881年隨留學生回國。晚年的容閎
晚年的容閎
晚年活動　

　　1890年，容閎向清政府建議設立國家銀行，本穫贊成並被派往美國研究，但其後因盛宣懷反對而告終。

　　容閎其後結識康有爲、梁啟超等人，於戊戌維新之中支持維新派，並參與維新派之政變計劃。事敗後容閎被清政府通緝，逃往香港。1900年，在上海張園參加唐才常召集的“中國議會”，當選議長（副議長嚴複）。在往台灣的途中認識孫中山。被謝纘泰、楊衢雲推爲“中國國會”會長，容閎於是赴美籌款，惜國内十一月革命失敗，於是留在美國，1910年邀孫中山赴美商談，表示支援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

　　1998年，容閎誕辰170周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爲“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編輯本段人物思想

　　容閎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實踐有幾點值得重視：

　　一、容閎是中國近代提出“教育救國”主張的第一人。他主張“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造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爲少年新中國。”

　　二、1898年，他參加了維新派變法活動。戊戌政變發生，他逃出北京。1900年，在上海他又參加唐才常主持的“中國國會”，被推爲會長，從事反清起義活動，爲清政府懸賞通緝，經香港逃往美國。1910年，邀請孫中山赴美商談，支持革命。容閎能夠與時俱進，而不僅僅囿於改良主義立場，尤其可貴。

　　三、容閎是中國近代留學生運動的奠基人。容閎在大學畢業時便擬定了一個派遣留學生的“教育計劃”，准備勸說清政府實行。爲此，他放棄在美進一步學習的機會，毅然回國。經多方活動努力，到1868年，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建議，其中心是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爲國家儲蓄人材。”
編輯本段有關容閎的幾個第一
中國第一批洋學堂學生

　　容閎出生在珠海市南屏鎮，和澳門僅一水之隔，他父親在澳門打工。1835年，七歲的容閎，被父母送到了澳門馬禮遜學堂念書。容閎沒有上中國人辦的學堂是因爲家里太窮，隻能讀有錢人家根本看不上眼的洋學堂。馬禮遜學堂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洋學堂，學費全免。容閎是馬禮遜學堂第一批學生。他在這里讀了六年書，讀《聖經》，學英語，也學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學知識。當時的校長是美國人，叫布朗，畢業於耶魯大學。
第一位自主選擇留學生

容閎自傳
容閎自傳
　　1846年，布朗決定回國，想帶幾個學生去美國完成學業，香港基督教會傳教士會爲每人提供兩年的留學經費。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另外兩個學生也站了起來，他們一個叫黄勝，一個叫黄寬，和容閎一起去美國。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幫助下進了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黄勝一年後因病回國。兩年後黄寬聽從教會安排，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 容閎沒有和黄寬一起去英國，而是自主選擇了耶魯大學。
第一位自費留學生

　　香港傳教士會當時隻提供兩年的費用。容閎在孟松學校已經住了兩年，這所學校實際上是一所大學的預科，容閎在那里半工半讀，完成了高中階段的學業。容閎想到耶魯大學繼續學習，但是面臨着嚴峻的經費問題。有教會願意出錢資助，條件是寫一份志願書，保證以後成爲傳教士，但被容閎婉拒。不過在布朗的多方張羅下，容閎還是如願自費進了耶魯大學。
第一位勤工儉學留學生

　　1850年，容閎進入耶魯大學學習。當時學校隻有500名學生，他是唯一的一名華人。爲了解決經費問題，容閎在校謀求職業，爲同學們辦過夥食。後來，他又穫得耶魯大學兄弟會圖書管理員的職位，得以半工半讀完成4年學業。
第一位完成學業留學生

　　1854年夏，容閎穫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成爲第一個受過完整的美國教育並取得學位的中國人。他同時也是我國第一個完成學業的海外留學生。在耶魯大學的這段時間，容閎確定自己志向。他說：“整個大學階段，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最後一年，我心里已經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複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我盡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這個目標。”
第一位公派留學倡導人

容閎的美國妻子
容閎的美國妻子
　　容閎學成歸國後從事過洋人祕書、譯員，海關職員等工作。他希望更多的中國青年接受西方的教育，於是開始四處奔走。1860年，他到了南京，去找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提出了關於政治、軍事、經濟和教育的七條建議，但洪秀全卻沒有接受他的主張。 此後容閎投奔曾國藩總督幕府，繼續倡導他的公派留學主張。1870年容閎再次提出留學計劃，建議選派120名學生到外國去留學15年，以供國家日後之用。曾國藩被容閎說動，同意領銜上書，奏請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學習，很快穫得旨准。1872年夏，容閎組織第一批留學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國公派留學的大幕自此開啟。
第一位迎娶外國媳婦的留學生

　　1874年，容閎去避難山教堂拜訪好友杜吉爾牧師時，遇到了自己命中的“美婦”——瑪麗凱洛小姐。當時，她身穿一件黑色的百褶裙，上衣穿一件米黄色的緊身短袖襯衫，胸前兩邊繡的紫色碎花直收到腰際，頭上戴一頂流行的寬邊遮陽帽，更顯得嫵媚動人，渾身洋溢着新英格蘭女郎的高雅風韻，引起了容閎的極度好感。恰好，瑪麗凱洛小姐家也寄居着兩個大清幼童黄仲良和錢文魁。而後，容閎時常到各個家庭查看幼童的生活、學習情況，由此和瑪麗·凱洛小姐頻繁聯繫。最終，47歲的容閎和23歲的大腳瑪麗堕入愛河。之後他們結婚，容閎成爲第一個迎娶了外國媳婦的大清留學生。
編輯本段人物著作

容閎著作《西學東漸》
容閎著作《西學東漸記》
　　《西學東漸記》是留學先驅容閎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精神遺產，真實記錄了容閎於1828年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到1854年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參予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容閎持之以恒的不懈奮鬥，1872年終於實現派遣120名幼童留學美國的夢想。容閎晚年撰寫的紀傳體回憶錄《西學東漸記》，描寫了容閎艱難曲摺、富有傳奇而又與時俱進的生命曆程，對當代青年大學生具有深刻的啟迪與借鑒意義。

　　《西學東漸記》第二十二章寫到“戊戌政變”戛然而止，1909年在美國出版。就在這一年，容閎積極幫助流亡在美國的革命志士孫中山籌措資金，與美國財政、金融界人士制定援助“中國紅龍計劃”，給國内反清武裝起義以極大鼓舞。細讀《西學東漸記》，明顯能感悟到他身處社會急劇轉型之中與時俱進的博大胸懷。這部著作令人深所感佩並令無數仁人志士爲之傾倒的，莫過於書中激越高昂的愛國主義情懷，美國友人評價說：“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信賴中國，確信中國會有燦爛的前程，配得上他壯麗的山河和偉大的歷史。”從容閎艱難曲摺的一生來看，他無愧爲近代中國偉大的愛國者，爲此，我向當代青年推薦這部珍貴的歷史遺產。
編輯本段後世紀念
　
後世紀念容閎的塑像
後世紀念容閎的塑像
　　　1828年，容閎出生在中國珠海香洲區的南屏鎮。南屏鎮原爲南屏村，1828年11月17日，容閎便出生在這里。容閎的故居已不複存在，但在南屏鎮西大街三巷一號還可見容閎故居遺址。在南屏，還有一處與容閎有關的重要建築物，那便是甄賢學校。

　　容閎的家鄉和當時葡萄牙人治理的澳門僅僅一江之隔。至今，在南屏鎮里還可以找到一個多世紀前容閎故居的遺址。雖然隻剩一堵殘牆，但它卻是珠海市紀念容閎的勝地。每年都有容氏後人、海内外學者和當年由容閎帶往美國留學的那些幼童的後裔，前來尋根或者瞻仰，位於紐約華埠的公立容閎小學便是爲紀念容閎而命名。

　　1876年時，耶魯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現在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布什、克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1998年，容閎誕辰170周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爲“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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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

　　1872年8月11日，在陳蘭彬、容閎率領下，中國第一批幼童留學生等30人從上海啟程。資料圖片

　　晚年時的容閎。資料圖片

　　1872年，清廷派遣30名幼童遠渡重洋來美留學，開啟了中國官辦留學的序幕。這一官辦留學計劃的主要倡導者容閎早在1854年就拿到耶魯大學的學位，成為首位獲得美國大學學位的中國人。當時，中國先進的士大夫開始懵懵懂懂地睜眼看世界，而大多數人還沉浸在天朝大國的夢幻中。容閎不僅受到近代西方科學教育的訓練，擁有了近代的知識結構，更擁有了近代的人格和理想。可謂草根“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拿耶魯大學學士學位造訪太平天國提改造方案

　　容閎之所以能在160多年前就只身來美留學，得益於他的家鄉。容閎的家鄉香山南屏（今珠海市南屏鎮）與澳門僅一水之隔。其時，澳門為葡萄牙所占已有數百年曆史，香山民衆耳濡目染西方傳教士文化，對西夷早已見怪不怪，因此能夠較容易卸下“華夷之辨”的心理負擔。

　　容閎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走入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展開自己非同尋常的求學之路。容閎家境貧寒，到澳門讀書並不是主動選擇，一個主要原因是該校免收學費，家裏也希望“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糊口。1847年，容閎在馬禮遜紀念學校遇到了改變其一生命運的美國教育家布朗先生。19歲的容閎隨布朗先生來到美國。1850年，容閎進入耶魯大學；1854年，獲學士學位。

　　容閎被視為中國留美第一人，更有“中國留學生之父”的美譽。嚴格追究，容閎並非中國留美第一人，與容閎同時來美的還有其同學黃寬、黃勝二人，但只有容閎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成為首位獲得美國一等大學學位的中國人。由於容閎一生茲茲於教育救國，助推幼童留美計劃，開啟中國留學新紀元，因此稱其為“中國留美第一人”並不為過。

　　在接觸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容閎直觀感受到西方的文明秩序與清政府昏庸腐敗的鮮明對比，漸漸樹立了教育救國的理想。容閎在自傳中寫道：“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容閎抓到的第一個機會是太平天國。1860年，容閎造訪太平天國，向干王洪仁軒陳述改造中國的七條方案，包括組建軍隊、設立武備學校、創立銀行制度等。可惜，太平天國連已頒行的、洪仁軒自己的《資政新篇》都不過是一紙空文，干王再如何“欣喜”也是無濟於事。容閎也看到太平天國早為強弩之末，於是謝絶洪仁軒的“義”字王爵離開南京。

　　造“制器之器”以圖強力推官辦留學興教育

　　1863年，經友人推薦，容閎投奔曾國藩，這成為他理想實踐的起點。

　　曾國藩當時正與太平軍鏖戰，在長期的交戰中意識到“洋器”的非凡作用。曾國藩在1861年攻陷安慶時就成立了安慶內軍械所，這是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個軍事工業企業。安慶內軍械所“造船置機”的成功，使曾國藩更加看重西方器械，萌生建立“西式機器廠”之意。

　　這是容閎的機會。縱觀晚清知識分子救國圖強之路，均是將一番想法報於實權人物，借助其力量來加以實現，孫中山如此，容閎也不例外。容閎向曾國藩陳述了“制器之器”的設想：欲造機器，先有製造機器的機器。此議正中曾國藩下懷，於是派遣容閎前往美國採購“制器之器”，兩年后這批機器成了新成立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核心設備。

　　这只是容閎的牛刀小試，其志在教育救國。當時在曾國藩旗下，江蘇巡撫丁日昌是推行洋務最力者，容閎又與丁日昌交好，於是多次向丁日昌談及教育計劃。1870年，“天津教案”爆發，容閎藉此機會重提舊事。清政府在與外國“修約”，處理涉外教案以及洋務運動展開，也深感外交人才、洋務人才的匱乏。時機成熟，清政府批准奏請，從1872年開始派遣幼童來美留學。容閎聞此不勝欣喜：“至此予之教育之計劃，方成為確有之事實，將於中國兩千年曆史中，將開新紀元矣”。

　　受制於傳播手段，加上社會仍視科舉入仕為正道，學洋務備受歧視。據載，有學童打算報名，但聽說“西番好蒸煮男女幼童吃”，又取消報名。因此招生的重點不得不放在開風氣之先的廣東。據統計，前后四批120人中，廣東籍的占了65%，而香山一地就將近1/3，其中包括容閎的族弟容星橋和容尚勤、容尚謙。

　　然而，派遣留學生，是為洋務培養人才，可以學技術，但不能變精神。一旦發現留美幼童受到西方文化和宗教影響，等待他們的是什麼也就可想而知。“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這是清廷最大的擔憂。因此保守派處處尋找藉口，甚至上體育課也被視為有損儒者之風，“運動換裝，棄我大清國服”，“適異忘本，目無師長”。1881年，“留學肄業局”被撤。容閎力爭無果，留美幼童計劃就這樣在清政府的短見中夭折了。

　　即便如此，這120名留學幼童后來成為中國外交、鐵路、電報等行業的佼佼者。如主持修建中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清華學校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

　　“他的每一根神經都是愛國的”

　　留學計劃夭折后，容閎心灰意懶，加上妻子因病逝世，更顯消沉。但由此也意識到僅靠洋務尚不足以救中國，深感“中國根本上之變革”還在於政治。於是積極投身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后又轉往武裝勤王，最后投身於反清革命。

　　容閎於1895年甲午戰敗后再一次回到中國。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建立國家銀行、招外商入股建設鐵路的現代化方案，均告失敗。

　　容閎並未灰心，不久后投入維新變法，其現代化方案為維新派人士欣賞，其西方經驗更為維新派所需要，“（容閎）寓所，一時幾變為維新領袖之會議場”，梁啓超更盛贊其為“非常才人也可以為勝、廣”。

　　戊戌變法失敗后，容閎設法營救康梁，而自身也在追捕之列，不得不逃往上海租界。在托跡上海租界期間，與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組建中國國會，並任會長。唐才常以中國國會名義策劃自立軍起義，事敗被捕，容閎被列為要犯，不得不再次出逃。正是在這次出逃中，容閎通過族弟容星橋得以結識孫中山。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影響到容閎，但在是否推翻清廷問題上容閎並沒有明確態度。他來美國后一直力促康孫聯合，直到1908年因為康有為私吞捐款一事與其斷交，全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容閎當時已年近八十，耄耋之年，頗望新中國早日來臨，向孫中山提出一個頗有些異想天開的向外國借款購置槍炮的“紅龍中國”計劃。

　　1912年，84歲的容閎聽到武昌起義的炮聲和中華民國成立的消息興奮不已，並希望為一個新的國家的誕生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也請其“歸國任事”。可惜，1912年4月21日，84歲的容閎在美國與世長辭。

　　從洋務到維新再到革命，容閎思想的變遷恰恰與中國近代史的轉型過程一致，是中國近代史的全程參與者。購置“制器之器”，提議設立輪船公司、修建鐵路、成立國家銀行……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更“超前”，難為時人理解，也因此屢屢受挫。

　　容閎毫無疑問是一個愛國者，從洋務到維新再到革命，無不是為了“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直到臨死之前，還派自己的兩個兒子歸國為新政府效力。美國人特韋契耳評論說：“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信賴中國，確信中國會有燦爛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壯麗的山河和偉大的歷史。”梁啓超也曾稱其“舍憂國外，無他思想，無他事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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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容閎：遊走在太平天國和清朝之間找尋出路
2016年05月18日 近代名人 暫無評論 閱讀 30 次

　　容閎(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英文名YungWing，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他因促成並且經理了兩件大事而彪炳史冊：建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組織了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閎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容閎在等待和尋覓的五年中，發現了太平天國。也許，那裡是實現報國之志的地方?
　　1860 年， 容閎和兩位美國傳教士一起來到了天京( 南京)， 拜見了他曾經認識的朋友，現在的干王洪仁　。他把自己的理想和盤托出，提出了七項建議，建議的核心都是和教育相關。即「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之軍官」;「建立海軍學校」;「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設立各種實業學校」。此外，還包括 「組織平民政府」，「組建科學化的軍隊」，「建立銀行體系」，等等。其內容居然和洪仁　的《資政新篇》非常近似。

　　但是，太平天國方面的反應出乎容閎的預想。洪仁　儘管有同樣的設想，尚且不能真正實施，何況是一個不速之客。洪仁　代表太平天國給他封「義」字銜，僅僅位居「王」之後。看來，太平天國誤以為容閎是來討要官職的。這簡直對容閎的理想是一種侮辱。
　　容閎選擇離開。當然，容閎的離開，並不是這個封賞惹的，他對於太平天國有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太平天國一類的運動，「不過一姓之廢興，於國體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國二千年歷史，如其文化，常陳陳相因，乏新穎趣味;亦無英雄豪傑，創立不世偉業，以增歷史精神」。太平天國自身的不足逼走了一個可以和洪仁　一起拯救天國事業的人，也可以說是挽救了容閎。
　　於是，他把希望寄托於體制內部的革新。洋務派成了當然的人選。
　　容閎於1862年初次見到曾國藩，並沒有接受曾的邀請。他需要再考察一段。在曾國藩創辦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式軍工企業安慶軍械所的第二年(1863年)，容閎見到曾國藩。他發現他找對了人，曾國藩「政績、道德、文章遠勝同輩」。容閎對曾國藩十分欽佩，說曾「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不過，曾國藩正在與太平天國決戰，希望他能夠帶兵打仗。容閎也拒絕了。確實，要在這個時候提出興辦教育的計畫，也是不合時宜的。洋務派們最關心的是制槍造炮。經過幾次交往，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了興辦「機器母廠」(即曾國藩造「製器之器」的工廠)的計畫。得曾國藩信任和支持後，他著手出國採辦機器設備。
　　儘管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建設，也是興業報國之路，但是，容閎實在無法割捨教育興國的夢想。這可能和他個人出國留學的經歷直接相關吧。1867年，他曾成功地勸說曾國藩設立兵工學校，給中國培養急需的機械工程人才。
　　而他終極的夢想， 是要從中國學童中選派優等子弟出國留學，「造就人才，以備他日國家之用」。
　　但是， 容閎沒有直接上奏的權力。儘管他幫助創建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而且因功被封為五品官， 但是距離有奏事之權的四品官還有一段距離。1 8 6 4 年的時候， 他曾為此事求助於江蘇巡撫丁日昌。丁日昌也是洋務大員， 對於這個選派幼童出國的建議很感興趣， 但是， 他知道沒有中央一級官員的推薦，上的一般性折子絕對不會有什麼消息的。經過商量， 他們把折子先轉到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文祥那裡。文祥是朝廷首創總理衙門的要人， 以開明進取為名。然而， 文祥此時正在「 丁憂」，未幾，文祥又死了。這一變故，導致容閎「 心灰意冷， 希望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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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的簡介 容閎的妻子後代
2016-05-03 11:39:12

[導讀]容閎簡介容閎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生於1828年11月17日，卒於1912年4月21日，是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人。他在教育、外交、社會活動方面都有頗大成就。除此之外，容閎是中國首位留

容閎簡介

容閎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生於1828年11月17日，卒於1912年4月21日，是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人。他在教育、外交、社會活動方面都有頗大成就。除此之外，容閎是中國首位留美學生，畢業於耶魯大學。

容閎舊照

容閎簡介中指出他在新中國的解放之路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貢獻不可替代。容閎之所以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也不是沒有理由。首先，在洋務運動中，容閎一手建成中國近代第一座機器廠，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這座機器廠對中國來說意義重大，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避免了依靠外國的先進技術生活。除此之外，容閎還有一個重大的貢獻：組織了第一批官費赴美的留學幼童。這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個舉動不僅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還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創造了出國留學這個新潮流。

容閎憑藉他積攢的人脈關係，活躍在中國解放史上，與中國近代的幾次運動都息息相關，對中國的解放起到了推動作用。除此之外，容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愛國主義人士，在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中都有過貢獻，一次次滿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但從沒有對中國人失去信心，即使是身在國外，也時時牽掛著中國。他放棄了國外優異的生活條件，回到國內過著每天提心弔膽的生活，只是為了親眼看到中國變得強大。

容閎妻子

容閎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不僅在事業上十分成功，他的家庭也十分和睦，容閎有一個非常愛他的妻子，還有兩個乖巧懂事的兒子。那麼，容閎妻子是誰呢？

容閎舊照

容閎妻子是瑪麗·凱羅克，一位土生土長的美國姑娘。容閎妻子瑪麗·凱羅克在1874年邂逅了自己一生的伴侶容閎，兩個人在避難山教堂一見定情，1875年在好友的撮合下結為夫婦。兩人的婚姻是幸福美滿的，儘管兩人相差24歲，儘管兩人的生活習慣不相同，但兩人一直相互包容、相互關心，小心維護著這段婚姻。容閎妻子瑪麗·凱羅克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從她與丈夫的相處情況來看，她是一個真誠、寬容、好學、浪漫、開明的女人。首先她與容閎年齡、生活習慣方面的差異就很大，一個保守的女子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婚姻，一個不夠寬容的女子根本無法維持這段婚姻。瑪麗·凱羅克是一個懂得付出的人，為了與丈夫更好的相處，她主動學習漢語。因為容閎事業的特殊性，他們經常過著提心弔膽、東躲西藏的日子，但瑪麗·凱羅克卻沒有抱怨。兩個人的幸福生活註定不能一直維持下去，洋務運動失敗以後，1881年留學美國的幼童被召回，這次集結了容閎大量心血的行動宣告失敗。容閎的心境越來越差，容閎妻子瑪麗·凱羅克的身體也每況愈下，在病痛的折磨下，她於1886年6月28日去世。

容閎後代

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在1875年與美國妻子瑪麗·凱羅克結婚，先後在1876、1879年生下長子容瑾彤、次子容瑾槐。容閎後代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生存了下來。但是，容閎的兩個兒子並沒有繼承他們父親的優良基因，沒有任何成就，所以歷史上鮮有記載。

容永道舊照

容閎後代中真正有名的是容永道，容閎是容永道的繼祖父。容閎後代容永道出生於1927年10月3日，享年86歲。出生於香港，經歷過坎坷的童年，家庭屢遭變故，所以容永道格外早熟，四歲時就擁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幫人捶背。內戰時容永道全家移居法國坎城，容永道選擇了專修會計學，並於1957年考取了蘇格蘭特許會計師資格，是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儘管不如容閎那樣名聲大噪，但容永道也沒有辱沒「容閎後代」的名聲，在當時也是小有名氣。

容永道回到香港後，生活艱難，他選擇了創業，一手創建了普華永道事務所這個全球排名第一的會計師事務所。在大陸對外開放政策實行後，容永道成為第一批到內地開拓市場的人。事務所在上海開設辦事處，創立了內地會計師行規，容永道推動了中國會計業的發展，為會計這一前途無量的職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85年，容永道獲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89年受到鄧小平接見。容永道不僅在事業方面十分成功，在慈善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不僅為會計業的發展實施助學計劃，還設立「容永道會計學優異獎計劃」，還為珠海建護老院捐錢。這就是容閎後代容永道的生平事跡。

容閎故居

容閎故居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容閎的祖屋，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號，當年這條小巷被稱為輔仁巷，這還是容閎留學還鄉後起的名字。

容閎紀念館

容閎故居大門向東開，泥地土牆建成，房屋建於清代中期。容閎故居由兩個前廊、天井、大廳、東西兩個長屋、廚房這七個部分組成，東西寬10米，南邊長20米，總體面積約200平方米。就是這個不算大的房子裡曾經住著開創了中國留學風潮的人，從容閎故居可以看出容閎先生是一個生活節儉、不幕虛榮的人。在近現代時期，容閎廣泛活躍在社會舞台上，且人脈也廣，對中國的解放提出了很多建議，還創辦過工廠，多次擔任官職。容閎還發表過不少刊物，積攢了一定的錢財，但容閎並沒有把祖屋翻修擴建，更沒有享受奢華優異的生活，而是待在年代已久的祖屋裡安逸的生活。

容閎的個人品格值得讚賞，容閎沒有翻修故居，那麼他用多年來的積蓄都做了什麼呢？他自己一手創辦家鄉的第一所學校，將自己的錢財都投放在了修建學校上，這種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令人敬佩。在那個時代，每個人都對自己的祖屋格外留戀，認為這是自己的根。容閎故居在容閎眼中卻沒有學校重要，這就是容閎的偉大之處，所以容閎才能為人們所留念。1905年容閎被清國通緝，被迫逃離中國。失去了主人的容閎故居逐漸敗落，如今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一面牆，為人們述說著曾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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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近代中國留學耶魯第一人，可算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海歸，被譽為「中國留學之父」。這位海歸曾滿懷報國之志，為了改變國家的積貧積弱，滿腔熱情地給政府提各種建議、改革方案。然而結局怎麼樣？可說是屢戰屢敗。一盆盆政治涼水不斷倒向這位海歸，他的激情火焰一次次被澆滅。

政府潑到容閎頭上的第一盆政治涼水，就是留美學生計劃。作為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這個計劃原定安排15年，卻在僅僅9年後便戛然而止。一句幼童們久在海外，「沾染洋人惡習」，讓這場轟轟烈烈的留學大潮黯然落幕，容閎希冀於通過少年留學為國家培養一批批現代人才的願望也就此落空。經此一役，對容閎的打擊甚大。

但容閎對這個朝廷依然忠心耿耿。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遠在美國的容閎，給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信，提出了兩條禦敵之策。一條是向英國借款1500萬元，購買鐵甲艦，僱用外國士兵，從太平洋抄襲日本人的後路，讓其首尾不能相顧。中國軍隊海陸並進，以抵抗日本。另外一個方案是由中國政府派員出面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美的任何一個強國，借款4億美金，作為對日戰爭的軍費。

張之洞選擇了第一個方案，並讓容閎赴倫敦借款1500萬元。然而讓容閎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容閎與英國倫敦的銀行財團商定簽約的時刻，清政府卻拒絕用海關關稅抵押給英國作借款的擔保，使得借款協議不能落實，最終容閎的提議胎死腹中。當時的倫敦銀行財團認為容閎是在對他們搞欺詐，準備到倫敦法院控告容閎。容閎被弄得窘迫不堪，在朋友的幫助下方才回到了美國。政府的出爾反爾，讓自己的國民背上了失信敲詐的罵名，真可謂是古今未有之奇談。

1896年，從美國回到上海的容閎向國家的決策層提出了興辦國家銀行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計劃，並得到了政府高層的批准。正當容閎躊躇滿志地想大幹一場的時候，半路卻殺出了個程咬金——當時的上海招商局總辦盛宣懷。盛通過政治手腕和金錢賄賂，把興辦國家銀行的差事攬到了自己手裡，容閎靠邊站了。容閎又遭遇了一次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政府這不是在耍人玩嗎？建國家銀行不行，建鐵路又如何呢？在1896年和1898年，容閎給清政府上了兩個興修全國鐵路的條陳。雖然光緒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閎的第二個條陳，即修築津鎮鐵路。但由於鐵路的修建將涉及到許多集團的利益，最終在一批地方大員的反對下，築路計劃也無果而終。

一次次的打擊，讓容閎似乎明白了，不變革腐朽的政治體系，自己只能是永遠空懷報國之志，報國無門。隨著康梁的戊戌維新運動的開展，已經進入古稀之年的容閎看到了一絲曙光，積極投身變法運動，幾乎參與了康、梁維新派一切活動的策劃，他的寓所「一時幾變為維新黨領袖之會議場」。希望多大，失望多大，百天不到，維新運動就被扼殺掉了。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等人囚禁起來，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人士成了犯上作亂的通緝犯，六君子被殺於菜市口。容閎歷經千辛萬苦才逃離虎口，輾轉到了香港。70歲的老人，成了自己祖國的最不受歡迎者，成了顛覆國家政權者，成了國家的棄兒，本可享受天倫之樂的年紀，卻成了政府追殺的對象，可悲可嘆。絕望、絕望、還是絕望最能形容容閎此時的心境。

如此爛掉的一個政府，要他何用？既然文的不行，那就只能來武的。1900年8月，維新派人士唐才常等人利用義和團於北方給清政府造成的困境，打算在上海策劃「自立軍」起義，然後擴展至長江流域，試圖用武力推翻慈禧統治，讓光緒帝複位。容閎從香港來到上海籌劃這次起義工作。不過這場自立軍起義還沒發動就被張之洞搞掉了。作為「匪首」之一的容閎再次成為清政府指名通緝的政治要犯，不得不流亡日本。

從參加興中會會員謝纘泰等人策劃的「大明順天國起義」到提出「紅龍中國」的計劃，容閎為反清的革命黨人，做了大量革命工作，提出了大量有益的建議，並被孫中山等人所吸收採納。

皇天不負有心人，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最終讓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倒台，中華民國建立。而此時的容閎已經在美國病重。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回到上海，著手籌建南京臨時政府。容閎得知消息后，感到非常振奮。他致函老朋友謝纘泰，請他寄一份「完整的內閣名單」，並代向孫中山表示他的「衷心的祝賀」。他還告訴謝纘泰，他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或許會到中國來參觀這個新共和國」。不過天不遂人願，容閎再也沒有踏上祖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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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英文名YungWing，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在清末洋務運動中，他因促成並且經理了兩件大事而彪炳史冊：建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組織了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閎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文名：容閎 中文名：容閎
出生地：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 性別：男
民族：漢族 國籍：中國
出生年月：1828年11月17日 星座：天秤座
去世年月：1912年4月12日 職業：中國近代早期改良主義者，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
畢業院校：澳門馬禮遜學堂、耶魯大學 代表作品：《西學東漸記》
留美時期的容閎圖冊
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並於是年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由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負責教導。1839年中英交惡，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但容閎仍於馬禮遜紀念學校中就讀。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
1842年，由於香港割讓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黃寬及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其後只有容閎一人留在美國升學，黃勝因病返港，而黃寬則於1849年轉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容閎赴美後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
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經進入南京，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後來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
美國留學計劃
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泰西肄業之計劃，獲其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且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然而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量。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撤留學生。無奈下李鴻章本打算讓學生們於美就讀其他學校，速成回國，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誤會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駐洋肄業局”被迫停辦，留美學生於出國十年後被迫返國。雖然這次留學活動未能完滿成功，但這一批留學生返國後對於中國之現代化均有貢獻。當中最著名的為外交官唐紹儀、劉玉麟、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官守議員周壽臣等。120名學生留美之際，容閎亦被任命為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1881年隨留學生回國。[1]
晚年
1890年，容閎向清政府建議設立國家銀行，本獲贊成並被派往美國研究，但其後因盛宣懷反對而告終。容閎其後結識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於戊戌維新之中支持維新派，並參與維新派之政變計劃。事敗後容閎被清政府通緝，逃往香港。1900年，在上海張園參加唐才常召集的“中國議會”，當選議長（副議長嚴復）。在往台灣的途中認識孫中山。被謝纘泰、楊衢雲推為“中國國會”會長，容閎於是赴美籌款，惜國內十一月革命失敗，於是留在美國，1910年邀孫中山赴美商談，表示支援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請容閎歸國。但1912年4月21日，容閎於美國去世。
主要事蹟/容閎
中山招商局歷史人物雕像及展覽
中山招商局歷史人物雕像圖冊
促成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的設立同治四年（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又稱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局、上海機器局、上海製造局）。這是清政府洋務派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事企業。李鴻章以4萬兩白銀在虹口買下美商的旗記鐵廠，並將蘇州洋砲局的部分機器和曾國藩派容閎從美國買回的機器，以上海洋砲局併入鐵廠，成立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
組織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為重點的四項條陳。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閎的反复勸說下，曾國藩終於表示願意向朝廷奏請派留學生。獲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由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陳蘭彬負責留學學生在美期間的中文學習，容閎則負責孩子們在美國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學生為止。
這批留美生中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其中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清華大學校長1人、北洋大學校長1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長1人、副部長1人，駐外大使1人，國務院總理1人；從事商業者7人；進入海軍者20人，其中14人為海軍將領。總之，除早亡、留美不歸和埋沒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2]
個人著作/容閎
《西學東漸記》
《西學東漸記》，原書名為MyLifeinChinaandAmerica。書中記錄了清末官派幼童留學美國的始末，也回憶了作者坐言起行，心懷天下，勞碌奔波，實踐教育救國，投身維新改良運動的傳奇經歷。從《西學東漸記》附錄和傳記資料中，人們更可以看到為祖國鞠躬盡瘁的容閎，晚年如何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徹底轉變，支持和參與孫中山先生推翻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因此，《西學東漸記》堪為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中美交流歷史的經典文本。《西學東漸記》（原版系英文，名為MyLifeinChinaand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15年中譯本（惲鐵樵、徐鳳石譯）標點重印，並收入《走向世界叢書》。
《容閎回憶錄》
該書是容閎1901年用英文寫成的回憶錄MyLifeinChinaand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惲鐵樵，徐鳳石譯成中文，名為《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作者講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學成歸國後，從事經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受阻；寄妄於太平天國能夠重建一個“新政”失敗；入曾國藩幕，派往美國購買機器，建成江南製造局；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事宜；出任留美學生監督時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參與“戊戌變法”的經歷，一一細數。
人物評價/容閎
《容閎評傳》（作者：陳漢才）：容閎是中國近代化的卓越先驅，是偉大的愛國者。他自幼至青少年時代，都接受了系統的西方教育，後留學於美國著名學府耶魯大學。為了使“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他大學畢業後毅然回到了祖國。他首倡、策劃、促成和領導了近代中國第一代官費留美學生的派遣，積極從事社會改革活動，向太平天國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發展中國近代軍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張，竭力倡導發展民族經濟、教育事業和實業，提出了發展中國近代鐵路、水運、礦業、商業、建立國家銀行的美好藍圖，後來又投身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運動，晚年又支持、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鬥爭。他的一生順乎歷史潮流，與時俱進，為西學東漸、富強國家而不懈奮鬥，為中國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杜吉爾（牧師、容閎美國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飽含著他對祖國最真摯最強烈的愛——因為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從頭到腳，每一根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他信賴他，確信他有遠大輝煌的前程，配得上他那高貴壯麗的山河和他那偉大悠久的歷史。
《容閎傳》（劉中國、黃曉東）：“胸懷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致力於謀求中國的複興與富強。”“愈挫愈奮，愛國之心，堅如磐石，百折不撓，九死不悔。”
後世紀念/容閎
1872年，容閎帶領中國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從上海出發
1872年，容閎帶領的中國第一批30名留美兒童圖冊
1876年耶魯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布什、克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1998年，容閎誕辰170週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容閎故居
容閎故居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號”。而當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來叫“輔仁
巷”，這是容閎出國後回家鄉給起的名字。
故居大門向東，泥地夯土牆，建於清代中期。據容閎的曾孫容梓燦回憶，容閎故居原由兩前廊、天井、大廳、東西邊兩長屋、後鬥（廚房）七個部分組成，東西寬約10米，南北長約20米，面積約200平方米。
容閎小學
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廈，叫做孔子大廈，大廈下有一所小學。為了紀念容閎，又命名為容閎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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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第一位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清末著名教育活動家、改革家、政治家和愛國者；亦爲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先驅，被譽爲"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字達萌，號純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珠海市）南屏鎮。1835年，容閎7歲時，父親將他送往英國宣教士郭實臘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門所創辦的一所女子學校讀書，成爲該校附設的男生班學生之一。1840年，學校關閉，容閎回到家鄉。1841年，英國宣教士合信醫師（Benjamin Hobson）受郭實臘夫人之托，送容閎到馬禮遜學校讀書。翌年，容閎隨該校搬到香港。
1847年，馬禮遜學校的校長布朗牧師（S. R. Brown）因健康原因回國，帶容閎、黃勝和黃寬去美國。容閎先入麻塞諸塞州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讀書，在此期間，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爲公理宗教會的一名信徒。他原打算在美國學習二年，但兩年後他決定留下來繼續到耶魯大學攻讀。
1850年，容閎入讀于美國耶魯大學，成爲耶魯大學唯一的中國學生。讀書期間，他認識到西方文化、科學和宗教對中國走向富強的重要性，也一心想將來報效祖國："我既遠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學到的東西付諸實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後來的人享受到同樣的好處。將西方學術成果引入中國，使中國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強。這將成爲我畢生追求的目標"。(1) 在耶魯畢業前夕，容閎曾手書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爲自己的座右銘。
1854年容閎獲文學士畢業。當時他並不想馬上回國，因爲幾年的美國生活已使他改變許多，而且他業已於1852年加入美國國籍。但就在此時，聖經中的一段話提醒了他："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書》5章8節）。於是他毅然乘船回國，在海上航行151天之後，經香港回到故土。(2)
1855年，容閎回到中國。先學習六個月的漢語之後，進入商界充任翻譯之職。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後在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此間，他廣交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接觸清廷高層人物，以影響朝廷同意其派送幼童赴美學習之計劃。
出於對太平天國的同情，容閎於1860年到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南京)拜訪了幹王洪仁玕，向他提出組織良好軍隊、設立武備學校及海軍學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以及頒定教育制度等"治國七策"。洪秀全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但容閎堅辭未受。同年容閎還隨同兩位美國傳教士到天京遊歷，進一步認識了太平天國運動。
自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逐漸認識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性，開始以不同方式引進、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使中國走上自強之路。清廷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大力支持將幼童送往海外學習，將此視爲自強運動的一部分。1863年，容閎奉曾國藩之命，到美國購置機器，以裝備洋務派在上海創辦的西式機器廠----江南製造局。容閎不負所托，于1865年圓滿完成使命回國後，經曾國藩向朝廷舉薦，被封爲五品官職。
1868年，中美兩國簽定了互惠協定，允許中國學生到美國任何公立學校讀書。1870年，容閎起草了關於幼童留學教育方案，呈送朝廷，爲曾國藩和李鴻章所採納，並付諸實施。在此之前，容閎的幼童留學計劃已被朝廷中的保守派阻擋了七年。1871年，清政府最終批准了中國幼童留美教育計劃，設立中國教育使團（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原稱"幼童出洋肄業局"）。當容閎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激動，整整兩天不吃不睡，"他興奮地走來走去，心中默默地讚美上帝。從他返回中國算起，已逾十六載，上帝終於應允了他的禱告"。(3)
清政府在上海爲留學幼童設立了預備學校，由容閎負責招收學生，進行強化訓練。
1872年夏，首批30名學生乘船前往美國，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孩子來自廣東。他們抵達舊金山後，轉乘火車前往康奈狄克首府哈特福德市（Hartford），到站時受到美方接待家庭人們的熱烈歡迎。此後他們分住在當地美國人家庭裏，提高自己的英語和適應新生活的能力。容閎被任命爲留學事務監督，長期駐美，專管留美學生事務。他將中國教育使團設在了麻塞諸塞州春田市(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並在哈特福德建立一個辦公室。學生們通常在假期被召到那裏學中文，或爲不當的行爲受懲罰。
1873年，李鴻章差派容閎和陳蘭彬（教育使團督辦）分別前往秘魯和古巴考察中國苦力的生活狀況。容閎赴秘魯進行爲期三個月的考察後，向清政府呈交了一份報告，並附上二十幾張照片，忠實反映了中國苦力在秘魯的悲慘生活。於是，清政府根據他的考察報告和照片，不再允許中國勞工前往秘魯和古巴務工。1875年，陳蘭彬和容閎被任命爲中國對美國、西班牙和秘魯的外交特使。身住華盛頓的陳蘭彬成爲中國駐美國的公使，而身在哈特福德的容閎則爲副使，仍主持中國教育使團的工作。
1875年，容閎與當地一位名醫的女兒，瑪麗·凱勞格 (Mary L. Kellogg) 結婚，由推切爾牧師（Rev. Joseph Twichell）爲他們主持了婚禮。事後，推切爾牧師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個美好的結合。有些人對此持懷疑態度，有些人全然反對，還有些人（像我本人）對此則讚不絕口。我認爲，只要這樁婚姻不會在中國給容閎帶來任何傷害，也不妨礙他對事業的追求，那么，這就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4)　
婚後，容閎夫婦共育有二子，長子名叫馬禮遜（Morrison Brown Yung），次子名叫巴特萊特（Bartlett Yung，容覲槐）。這兩個兒子後來皆回到中國定居，並娶中國女子爲妻。馬禮遜於1934年死于北京，巴特萊特生活在上海直到1942年。
這些留美學生每禮拜天跟隨接待他們的家庭成員去基督教堂，參加教會的崇拜、主日學和查經班等各種聚會，久而久之，有些學生成爲基督徒，容閎的侄子容揆就是其中之一，後來他們還成立了"中國基督徒宣教會"。1884年，容揆被任命爲在華盛頓的中國公使館秘書，爲國效力達五十年之久。
從1872年到1875年，清廷先後共派遣120人出洋留學，每年派遣30人。但中國幼童留美教育一事，一直爲清朝廷中那些保守派官員們所反對。隨著反對勢力逐漸增大，迫使李鴻章不得不撤回對留學教育使團的支援。雖然耶魯大學校長與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等人聯名寫信給清政府；美國總統格蘭特也致函李鴻章，指出放棄留美教育，召回中國學生一事是個錯誤，但皆無濟於事。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撤除留美教育使團，命令所有留美學生儘快回國。
1881年8月，幾乎所有的學生不得不中斷他們在美國的學業，乘船返回中國。其中只有十個學生拒絕回中國，後來他們有的做了工程師，有的從事金融工作，還有的當了中國公使館的翻譯。而回國的學生們卻受到空前的冷遇，他們多被安排在很低的職位上，使他們無法發揮自己的作用與影響。在一封給巴特萊夫人的信中，留美學生黃開甲寫道："我們像是一株株幼小的樹苗被從水土豐沃之地移栽到愚昧和迷信的乾涸荒漠。我們的生命在慢慢地枯萎" (5)。容閎爲這些學生們的前途和命運四處奔走呼號，希望能幫助他們從"這種粗暴無禮的待遇中解放出來"，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幸運的是，李鴻章看到學生們的潛力，並將多人從困境中解救出來。有些學生被送到天津的一些技術學院，如電報學校、海軍學院和魚雷學校繼續深造，還有一些被送到天津北邊的煤礦作監督。漸漸地，一些開明的總督和巡撫開始延攬這些年輕人管理涉外關係或者幫助工礦、鐵路和電報方面的事務。事實證明，留美學生們忠於自己的國家，爲中國走上自強之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爲中國近現代外交、鐵路、採礦及軍事等領域的先驅。他們中有"13人就職於外交領域；6人將大半生奉獻給開灤煤礦的管理事業；14人成爲中國鐵路系統的總工程師或高級管理人員；17人受命于中國海軍，其中7人戰死疆場，2人擔任海軍將領；15人成爲政府電報局官員；4人從事醫療行業；3人投身創辦中國最早的大學"。(6) 其中最爲著名的有外交官唐紹儀、劉玉麟；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官守議員周壽臣；首任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以及天津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
1883年，容閎回美國照顧自己的妻子。1885年冬，容夫人病情惡化，終於在1886年5月辭世。容閎事業失敗之後又痛失愛妻，心靈上的傷痛難以言表。然而，兩個兒子卻給了他很大的安慰。容閎在自傳中寫道：
"她的去世使我晚年倍感虛空，一切又是不可挽回的。可是，她並沒有撇下我一個人，讓我形單影只地度日，而是給我留下兩個兒子，他們總讓我想起妻子美好的生命和品德。在我日漸衰老的年月中，他們是我最大的慰藉。他們富有愛心，情感豐富，非常值得信任，我爲他們男子漢的氣質和敬虔的品格感到驕傲。我爲上帝賜給我這樣兩個兒子而感恩，願我的感恩上達天庭，成爲我所獻上的馨香之祭"。(7)
1895年，容閎再度被召回中國，推切爾牧師和夫人將容閎的小兒子巴特萊接到自己家裏照顧，直到他從高中畢業。容閎在其自傳中表達了他對推切爾一家的感激之情："這僅僅是他們爲避難山教區內外的人們所做的許許多多事情中的一件，但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推切爾牧師夫婦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懷。他們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和兒子巴特萊深受感染 ......。我要重回中國，相信兒子們會得到細心照料，他們的品格建造也必由上帝眷顧。(8)
這次回國後，容閎先去拜見了總督張之洞。之後去上海，試圖實施開設銀行和修建鐵路的計劃，皆因國內貪污腐敗，和國際局勢緊張而以失敗告終。其後容閎結識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積極參加維新派的活動，支援年輕的光緒皇帝進行變法維新。1898年，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下令囚禁光緒皇帝，逮捕維新派。爲逃避緝捕，容閎躲入上海的外國租界區，旋即又逃到香港。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會在上海改稱"中國國會"，容閎被推爲會長，並負責起草英文對外宣言。自立軍起義被鎮壓時，容閎再遭清政府通緝，輾轉流亡美國。
1898年，容閎回到美國，受排華法案的影響，頗受歧視。1903年，梁啓超遊歷美國時，特別拜訪了處於半退休狀態的容閎。日後梁啓超在日記中寫道："他已經76歲了，依舊精力旺盛如昨。他的內心充滿了對祖國的關心。在兩小時談話中，他就中國的未來給予我很多的教導和鼓勵。關於政治，他既理性又思路清晰，令我十分欽佩"。 (9)
1909年，中美達成協定，將部分庚子賠款用於派遣留學生到美國學習。看到中國學生再次留美接受教育，容閎欣喜萬分。1909年8月，在哈特福德召開的中國學生同盟的年會上，容閎鼓勵學生們說："要立志將中國建成領先強國，以改變世界的命運"。(10)
容閎於1909年在美國推出其英文版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惲鐵樵和徐鳳石將其翻譯成中文，名之爲《西學東漸記》。
容閎在逃亡期間結識孫中山，轉而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擁護共和。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年1月，容閎致函祝賀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邀請容閎歸國效力新政府。奈容閎已力不從心，於1912年4月22日，容閎在哈特福德住所內病逝，享年84歲。老朋友推切爾牧師在避難山公理會教堂爲他舉行了追思禮拜，將其安葬在哈特福德的柏樹山墓地。
1998年，在容閎誕辰170周年之際，耶魯大學所在的康涅狄格州宣佈，將9月22日（當年首批中國幼童入美留學之日）公定爲"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容閎惟一健在的孫子容永成是容閎的長子容覲彤的兒子，一生做會計工作，如今在上海跟隨女兒一家生活，安度晚年。容閎次子容覲槐育有一子二女。大女兒容文真葉落歸根，於2004年從美國回到祖父的家鄉廣東省珠海市南屏鎮，入住珠海市慈安護老中心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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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 （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
容閎（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英文名YungWing，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1-2] 。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他因促成並且經理了兩件大事而彪炳史冊：建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組織了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閎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文名 容閎 外文名 YungWing 別 名 純甫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 出生日期 1828年11月17日（戊子年） 逝世日期 1912年4月21日（壬子年） 畢業院校耶魯大學 主要成就 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閎出生在廣東香山縣一戶貧困農家。此時，原屬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被葡萄牙殖民者佔租近三百年。
從康熙朝後期直到鴉片戰爭前，清朝一直實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悄悄在中國沿海傳教的活動，並為貧窮人家興辦一些醫院和學校，以吸引人入教。葡佔澳門，自然成為傳教的大本營。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併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School），由獨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屬荷蘭傳道會）之夫人負責教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英交惡，郭夫人因此離開澳門，但容閎仍於馬禮遜紀念學校就讀。同年美國教育家勃朗（Rev.SamuelRobbinsBrown）牧師抵達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正式獨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於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故馬禮遜紀念學校遷往香港，容閎亦隨之遷往香港繼續學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底，勃朗校長夫婦因病準備返美，臨行前表示願意帶三五名學生一同赴美留學。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初，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黃寬及黃勝三人前往美國留學。4月12日，到達紐約，於麻省之孟松預備學校（MonsonAcademy）就讀。道光三十年（1850年）畢業後考入耶魯學院，為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咸豐二年（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咸豐四年（1854年），容閎以優異的成績從耶魯大學畢業，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曾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海關等處任職，後為上海寶順洋行經營絲茶生意。[3]
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
容閎最先把中國近代化的希望寄託在太平天國運動上，咸豐十年（1860年），出於對太平天國的同情，冒險前往天京（今江蘇南京）考察。[3] 向洪仁玕提出組織良好軍隊、設立武備學校及海軍學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頒定教育制度等建議七條並表示如被採納，願為太平天國效力。洪仁贊成其建議，但礙於形勢，無法實行[4] 。但“未敢信其必成”，對洪秀全授予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堅辭不受。
同治二年（1863年），到安慶謁見曾國藩。同治三年冬，受曾國藩委派，為籌建江南製造局赴美採購機器，次年回國。所購100多種機器，成為第一個洋務企業——江南製造總局的主要設備。曾國藩遂保舉容閎以五品候補同知銜，任江蘇巡撫丁日昌的譯員。容閎先後翻譯了《地文學》、《契約論》等書。同治五年，曾國藩採納容閎建議，在江南製造總局內設立兵工學校，培養機械工程技術人員。同治七年，容閎上書江蘇巡撫丁日昌，轉呈軍機大臣兼總署大臣文祥，提出四條建議。同治九年，容閎又向曾國藩提議派學生官費赴美留學。曾國藩與李鴻章商議後奏報清廷獲准，陳蘭彬、容閎分任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容閎在滬、粵、港共招生120名，從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間，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學。
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1875年（光緒元年），容閎並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學生為止。[3]
參與維新
由於對洋務派失望，光緒七年至光緒二十年（1882-1894）又僑居美國。光緒二十四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身在美國的容閎一直坐臥不安，焦灼地關心戰事，為祖國命運擔憂。他通過關係給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信表示願回國效力。張之洞馬上復電，要容閎回國商議。從1896—1898年間，容閎通過各種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種種興國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設立國家銀行、修築全國鐵路兩大建議，但最後卻因官場腐敗內鬥被朝廷否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中旬，光緒皇帝正式頒發“明定國是”詔書，維新變法正式開始。9月21日，維新失敗。容閎冒險潛逃出京，避居上海租界。[6]
走向革命
容閎塑像
容閎塑像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會在上海改稱“ 中國國會 ”，被推為會長，並負責起草英文對外宣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9月，一些革命黨人在香港開始策劃奪取廣州的起義，決定事成後推舉容閎為政府大總統，但容閎認為應當推舉孫中山為大總統。雖然革命派的幾次起義全都失敗，但容閎在美仍積極活動，聯絡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HomerLea）和財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BeachBothe），計劃籌款，訓練武裝力量，支援中國革命。此後，容閎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孫中山，與容閎通信頻繁。
宣統二年（1910年），邀孫中山赴美會談，表示支持革命。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12月19日至29日，容閎連續寫三封信給革命黨人謝纘泰，熱烈歡呼推翻帝制的偉大勝利。同時詳述了自己對革命發展的觀點。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致函祝賀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並寄去一張自身近照。4月21日上午，容閎病情繼續惡化，搶救無效，逝世於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終年84歲。[3] [7]
主要事蹟
促成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的設立
江南機器製造局
江南機器製造局
同治四年（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又稱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局、上海機器局、上海製造局）。這是清政府洋務派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事企業。李鴻章以4萬兩白銀在虹口買下美商的旗記鐵廠，並將蘇州洋砲局的部分機器和曾國藩派容閎從美國買回的機器，以上海洋砲局併入鐵廠，成立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8]
組織第一批官費赴美留學幼童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為重點的四項條陳。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閎的反复勸說下，曾國藩終於表示願意向朝廷奏請派留學生。獲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由陳蘭彬任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陳蘭彬負責留學學生在美期間的中文學習，容閎則負責孩子們在美國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學生為止。
這批留美生中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其中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清華大學校長1人、北洋大學校長1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長1人、副部長1人，駐外大使1人，國務院總理1人；從事商業者7人；進入海軍者20人，其中14人為海軍將領。總之，除早亡、留美不歸和埋沒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應有的貢獻。[9]
個人著作
《西學東漸記》
《西學東漸記》
《西學東漸記》
《西學東漸記》，原書名為MyLifeinChinaandAmerica。書中記錄了清末官派幼童留學美國的始末，也回憶了作者坐言起行，心懷天下，勞碌奔波，實踐教育救國，投身維新改良運動的傳奇經歷。從《西學東漸記》附錄和傳記資料中，人們更可以看到為祖國鞠躬盡瘁的容閎，晚年如何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徹底轉變，支持和參與孫中山先生推翻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因此，《西學東漸記》堪為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中美交流歷史的經典文本。
《西學東漸記》（原版系英文，名為MyLifeinChinaandAmerica），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1915年中譯本（惲鐵樵、徐鳳石譯）標點重印，並收入《走向世界叢書》。
《容閎回憶錄》
該書是容閎1901年用英文寫成的回憶錄MyLifeinChinaandAmerica的中文版本，由惲鐵樵，徐鳳石譯成中文，名為《我在中國與美國的生活》。作者講述了自己初蒙教育，學成歸國後，從事經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受阻；寄妄於太平天國能夠重建一個“新政”失敗；入曾國藩幕，派往美國購買機器，建成江南製造局；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事宜；出任留美學生監督時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參與“戊戌變法”的經歷，一一細數。[10]
人物評價
《容閎評傳》（作者：陳漢才）：容閎是中國近代化的卓越先驅，是偉大的愛國者。他自幼至青少年時代，都接受了系統的西方教育，後留學於美國著名學府耶魯大學。為了使“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他大學畢業後毅然回到了祖國。他首倡、策劃、促成和領導了近代中國第一代官費留美學生的派遣，積極從事社會改革活動，向太平天國和清政府多次建言建立和發展中國近代軍事、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主張，竭力倡導發展民族經濟、教育事業和實業，提出了發展中國近代鐵路、水運、礦業、商業、建立國家銀行的美好藍圖，後來又投身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運動，晚年又支持、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鬥爭。他的一生順乎歷史潮流，與時俱進，為西學東漸、富強國家而不懈奮鬥，為中國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1] [11]
杜吉爾（牧師、容閎美國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飽含著他對祖國最真摯最強烈的愛——因為他是一個愛國者，他從頭到腳，每一根纖維都是愛國的。他熱愛中國，他信賴他，確信他有遠大輝煌的前程，配得上他那高貴壯麗的山河和他那偉大悠久的歷史。
《容閎傳》（劉中國、黃曉東）：“胸懷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孜孜不倦地致力於謀求中國的複興與富強。”“愈挫愈奮，愛國之心，堅如磐石，百折不撓，九死不悔。” [7]
後世紀念
容閎故居
容閎故居
1876年耶魯授予容閎法學博士學位。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與同樣畢業於該校的布什、克林頓等政界名人肖像並排一起受學生瞻仰。1998年，容閎誕辰170週年，耶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布，將9月22日（當年第一批中國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公訂為“容閎及中國留美幼童紀念日”。
容閎故居
容閎故居位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號”。而當年，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原來叫“輔仁
巷”，這是容閎出國後回家鄉給起的名字。
故居大門向東，泥地夯土牆，建於清代中期。據容閎的曾孫容梓燦回憶，容閎故居原由兩前廊、天井、大廳、東西邊兩長屋、後鬥（廚房）七個部分組成，東西寬約10米，南北長約20米，面積約200平方米。
容閎小學
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唐人街，有一座最高的大廈，叫做孔子大廈，大廈下有一所小學。為了紀念容閎，又命名為容閎小學。

《大清留美幼童記》 第一章容閎的夢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1872 年抵達舊金山的部分留學幼童合影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 ，
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
Long ， long ago ， long ago.
你已歸來我憂愁全消散，
讓我忘記你漂泊已多年。
讓我深信你愛我仍如前，
多年以前，多年前。
─— 美國民歌《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
1 ．禾田裡的“ A 、B 、C 、D ”
有人說，如果沒有容閎，雖說中國遲早也會派遣學生出洋，但即使會派，也不會這樣早，更不可想像會有“幼童留美”這樣的奇想。容閎個人的傳奇經歷，釀成了“留美幼童”這樣一個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閎是這個故事的源頭。
容閎的家鄉在廣東省珠海市的南屏鎮，和澳門僅一水之隔。今天，站在珠海一側的海邊，澳門的教堂山、媽祖閣和澳氹大橋歷歷在目。而在澳門沙梨頭向北望去，珠海的行人樹木同樣清晰可辨。從前珠海屬香山，那時澳門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長時期往來，香山在閉關鎖國的年代，一度成為僅有一扇沒有關閉的窗子。這就是為什麼，容閎會成為中國最早的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的留學生，而由他帶到美國的120 名幼童中，竟有三分之一是香山人！
1835 年，七歲的容閎，被父母送到澳門一間由普魯士人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 ）辦的學校唸書。他的兄弟都在舊式的私塾讀書，父母獨獨把他送進“西塾”。香山一帶的人已經看見，和外國人的來往正日益頻繁。父母希望兒子將來能當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譯，改變貧窮的命運。
容閎眼前的一切是這樣陌生：海港裡帆檣如林，在大火後殘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碼頭上隨處可見來自異國的水手、牧師。他驚愕地望著他的老師郭士立夫人——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西方女人，只見夫人軀幹修長，唇薄顴闊，煙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長裙，飄飄若仙。
容閎是最小的學生，郭士立夫人讓他住進三層樓上的女生宿舍，不和男生雜處。容閎自然垂涎樓下男孩們有追逐嬉戲甚至出門上街的“自由”。一天，他偷偷溜出門，看到碼頭邊泊滿小船，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頭。幾個年齡比他大的女孩，也正想“逃出牢籠”，於是，“得同志六人”，相約逃跑。他們請船民把他們載回海對面的家，不料，嚴厲的郭士立夫人發現，立即僱船，奮力追趕。逃者是雙櫓舟，追者是四櫓船，容閎等人很快被捉拿歸校。
郭士立夫人命令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巡行全校。晚課後，又在課堂中設一張長桌，命罰站一小時。容閎居中，左右各三名女生，每人都頭戴尖頂紙帽，胸前掛一個寫著“逃徒”的牌子，如同越獄的罪囚。七名“越獄者”已經羞愧無地，郭士立夫人仍意猶未盡，使用對孩子最嚴厲的懲罰─— 當著罰站者面，故意將果餅和橙子分給其它的孩子津津有味地剝食。
可是不久，容閎開始習慣了這裡的生活，喜歡上這所學校的功課：算術，圖畫，英文……。
郭士立夫人辦的是一所女子學校，容閎就讀的，是校內附設的一個男生班（男塾），這是教會所辦的“馬禮遜學校”的“預備學校”。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最早的《聖經》中文本是他翻譯的。他死後，英國成立“馬禮遜紀念協會”，協會每月撥出15 英鎊，資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門辦學。在中國和英國開始交惡的1839 年5 月，郭士立夫人辦的“ 西塾” 停辦，容閎回到村里。不久，父親去世。在這個貧寒的家庭，捕魚的大哥成了頂樑柱，容閎每天走街串巷叫賣糖果。店鋪停製糖果的時候，他就跟著姐姐到田裡拾稻穗。
容閎讀過洋文的事，村里人知道的不多。姐姐在田裡隨口說出，立刻引起了農夫們的好奇。有人說，孩子！你講“紅毛話”給我們聽聽！見容閎忸怩，姐姐說，你試試嘛！說不定還有賞呢！一個農夫馬上說，我從來沒聽過洋話，你要是會說，我會送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動的！
於是，十二歲的容閎站在沒脛的水田裡，放聲朗誦：
“ A—— “ B—— “ C—— “ D—— ”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讀完，四周一片驚呼。農夫加倍獎賞，給了幾捆稻子。姐弟倆要回家喊人來，才能背回。
為補貼家用，容閎一度來到澳門的天主教印刷所當裝訂書籍的小工，每月掙三塊錢寄給母親。一天，家裡轉來一封由澳門寄出的信，寄信的人是一位醫生，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郭士立夫人曾叮囑他，一旦馬禮遜學校開課，要把容閎召回上學。沒想到，在馬禮遜學校開課近一年後，那位醫生才找到容閎，而容閎竟然就在距他醫院僅一英里的地方當小工。
1843 年，馬禮遜學校遷到已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成為香港第一所新式學校。校址在Morrison Hill ，即今天的摩理臣山，校長是來自美國的布朗牧師（SRBrown ）。
馬禮遜學校使用中、英文雙語教學。中文教學，講《四書》，做八股文；英文教學，有英文寫作、地理、聲樂、幾何、歷史。其中歷史課有“羅馬入侵至查理一世時期”、“查理一世至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等。1845 年，為籌措辦學資金，學校邀請香港各界人士到校，主持了一次對容閎所在班級的公開考試。學生們的六篇英文作文，全部在《中國叢報》刊出。其中一篇《一次幻想之旅》，極有可能出自容閎之手。他在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中曾回憶他在馬禮遜學校做過一篇《夢想之紐約遊》，幻想他來到新大陸的種種情景。
容閎沒有想到，幻想那麼快地變成了現實。
他在香港生活學習了四年，從一個孩童，一個少年，變成了十八歲的青年人。1846 年的一天，布朗老師說，因為身體的原因，他就要回到美國去了。
“ 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國去讀書呢？”他問。
一片肅靜。
容閎站立起來。
接著站起來的，一個是黃勝，一個是黃寬。
2 ．“ 我們一定Win （贏），因為我們有Wing （閎）”
1847 年1 月5 日，跟隨著布朗牧師，容閎、黃寬、黃勝乘坐美國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 ）的“ 女獵人”號運茶帆船（Huntress ）出發了。這是帆船時代一條典型的商業航線：借助自東北吹向西南的“貿易風”，船由香港起航，過好望角，進大西洋，駛向美國東海岸。
驚濤駭浪中的98 個日夜，是容閎八年留學生涯的開端。在大西洋上的聖海倫娜島─— 那個曾經幽禁拿破倫的地方，他在拿破倫墓前折下一根柳枝。八年後，當容閎在耶魯大學畢業時，他帶到美國栽種的細柳，已長成垂條萬縷的大樹。
容閎就像這根柳枝。他來到麻省孟松（Monson ）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 ），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大學預備學校。他在那裡苦讀拉丁文、希臘文和英國文學。在精通英國文學的校長海門（Charles Hammond ）的親授下，他在這裡讀了許多英國作家的名著。海門反對把學生訓練成“會走路的百科全書”或是“有靈性的鸚鵡”，所以他又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的“優美的品格”。
容閎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蘭地區那充滿新教精神的生活。當時美國的生活程度不高，貧苦的學生，稍稍為人工作，就不難得到學費，每星期只要得到1 元2 角5 分美金，就足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費用；而劈柴、生火、燒炭等，須學生自己料理。容閎“甚樂為此”，認為正可以磨練筋骨。住處距學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三次，即使在寒冬，雪深三尺，也要徒步。容閎同樣樂此不疲，長年的運動，使這個十八歲的男孩胃口大開，食量過人。
1848 年秋天，同去的黃勝因病回國。另一位同學黃寬，從孟松學校畢業後，進入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
容閎原本也可以得到去愛丁堡大學的資助，但他更神往海門校長和布朗牧師的母校耶魯。他遇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按照孟松學校的慣例，有一定的名額資助貧苦學生進入大學；但接受資助的學生須填寫志願書，承諾畢業後擔任傳教士。容閎知道沒有希望─— “ 我雖然窮，卻不能沒有自由”，他在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中回憶，“傳道固然好，卻不是造福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事業。……志願書一經簽字，我就受到束縛，很可能坐失為國家謀福利的機會。”他認定，“人類應盡的天職，不能因為貧窮而改變宗旨。”
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這個決定違反了周圍多數人的期望。同時，由於這個決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來源一刀兩斷，沒有了金錢收入。
1850 年夏天，布朗牧師到南方探望親屬，順道造訪了喬治亞州的薩凡那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anh ，Ga. ）。他帶回了好消息：薩凡那婦女會答應資助容閎。
“ 容閎終於闖過來了，”容閎的一位好友回憶，“他帶著辮子，穿著中國長袍進入大學。但不到一年，就把這兩樣都割棄了。”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容閎後人回祖籍地南屏觀光
在耶魯大學，容閎穿的是薩凡那婦女會寄來的鞋襪，學費來自薩凡那婦女會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資助；他自己還在學生宿舍承擔食品採買工作，同時為校兄弟會的小圖書館當管理員，獲得些微收入，以維持日用。他甚至節省下三十美金，託人輾轉帶回中國，帶給母親。
耶魯的功課對準備不足的容閎來說非常困難。頭一年，他每天讀書到深夜，“體魄日就羸弱”，不得已休學一周，到布朗母親的家中休息。第二年，最苦惱是微積分，考試常不及格。好在容閎的英文論說十分優秀，在第二、第三學期連獲首獎。
容閎開始融入紐黑文這座遍載榆樹的城市，融入美國同學無拘無束的生活。“沒有通過！”（測驗或是考試）和“衝鋒！”是他們的口頭禪；“嘶嘶”，是他們在逗樂時習慣發出的聲音。作為兄弟會成員，容閎常熱心地為同學拉選票。他是划船俱樂部第一分隊的成員，也是橄欖球隊的隊員。那時，每當比賽，他們的啦啦隊就會唱起自編的歌曲，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閎的名字Yung Wing （廣東話發音）的諧音：“我們一定贏（Win ）! 因為我們有閎（Wing ）! ”
容閎開始在報紙上用筆名發表文章。有幾篇關於中國問題的評論，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學者找到這位中國學生，打聽作者是誰。“容閎低下頭來，”他的好友描述容閎當時的情景，“他羞赧如處女，手足無所措，承認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
“ 在耶魯讀書時期，中國國內的腐敗情形，常常觸動我的心靈，一想起來就怏怏不樂。” 容閎在他的《西學東漸記》中寫道，他有時甚至懷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既然受了教育，對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來越高，知識越高，痛苦就越多，快樂就越少。但容閎知道，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頭─— “ 這樣的人，不足以成就偉大的事業，達到高尚的境界！”
在和同班同學卡特勒（Carrol Cutler ）幾次散步談話中，他提出了談論了當時正在他頭腦中醞釀著的中國留學計劃。“我既然遠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學到的東西付諸實用。”他在自傳中回憶當時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後來的人享受到同樣的利益。以西方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強”。
1854 年容閎的畢業，是當年耶魯大學畢業典禮上的大事件。許多著名的學者趕來參加典禮，就是為了看一看容閎，這位不尋常的中國人。
耶魯大學的1854 年級，共有九十八名學生。筆者在美國採訪時，看到這個年級的同學贈言簿，包括容閎自己的那本，被耶魯大學檔案館收藏。容閎用中文贈給同學的留言，用娟秀的毛筆正楷寫成，其中有：“禮之國，和為貴”，“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手拈一管筆，到處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有九十二名同學給他贈言，那些贈言熱情洋溢─— 親愛的閎：我深信，當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鄉時，我們在這所大學的結交將融入你的記憶。我向你保證，我決不會忘記我的中國同學，他那深藏內心的熱情，對我們的文學的癖愛，以及對他自己祖國的奉獻與深深的關切，都早已為我所習知和感受，……我將企盼獲知你在未來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業。我希望你的偉大計劃將會實現……。
擺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華的生活的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將懷著深切的渴望注視著你未來的進步。上帝將保佑你並指引你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
願你回歸天朝時，將發現它已成為神聖的共和國……。
我將常常深深思念你，你為人民謀求福祉的光榮使命。獲悉（因為我希望獲悉）你的故土從專制統治下和愚昧鎖鏈中解放出來的歡樂……。
容閎是耶魯的驕傲。1854 年，作為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的中國人，他引人注目；後來的日子裡，作為中國留學計劃的策劃者和實施者，他更受尊敬；1876 年，耶魯授予他法學博士的學位。他的畫像懸掛在耶魯校園，令每一位遊人駐足─— 從二十世紀一直到二十一世紀。
3 ．醒來是痛苦的
容閎學成回國。從紐約到達香港的航程十分險惡，13000 海裡，帆船行駛154 天，像是冥冥中的預言，昭示他日後所要經歷的磨難。
這時的中國戰雲密布，曾國藩的湘軍正和太平天國起義軍在長江流域拼殺。朝廷昏庸如初，地方政府腐敗而又殘暴。容閎回國後剛到澳門，就看見“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來到廣州，親眼看到兩廣總督葉名琛殺人如麻的刑場。“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腦筋”，他胸中煩悶萬狀，憤懣之極，幾乎想要加入太平軍的行列。但是深思靜慮，他知道派遣留學生的“大計劃”還要“依一定之方針，循序而進”。
容閎希望在謀生的同時，謀一職位，結識和影響有權力的達官。但是他不到一年就“三遷其業”，先後三份工都距理想甚遠：給美國代理駐華公使（當時只能駐在廣州）當秘書，“事少薪薄”；被朋友介紹到香港審判廳當譯員，又遭香港英籍律師群起排斥；去上海海關翻譯處任職，待遇優厚，卻發現翻譯和船主狼狽為奸，賄賂成風，他不屑同流合污，只能離去。“我對我自己的操守能夠自信的，就是廉潔二字”，容閎在自傳中寫道：“無論到哪裡，我必須保全自己的名譽，決不能使之受到玷污！”
一個夜晚，容閎去蘇州河邊的教堂行禱，回來走在四川路上，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國水手。他們人手一盞燈籠，邊走邊唱邊喊。看見容閎，一個人一把奪走了他的燈籠，一個人抬腳向他踢來。近旁的中國人如同遇到虎狼，紛紛逃散。容閎站定不動，他用英文大聲說出自己的姓名，又大聲喝問搶燈籠的人是誰？！
那時他已在一間英商公司工作，了解了水手們的船名，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辭嚴厲的抗議信。船主大怒，因為容閎的公司正是他們的貨主。搶燈籠的人是大副，讀了船主擲給他的信，他臉色立變，急奔登岸，到公司向容閎賠罪。
不久，容閎再次和洋人衝突。他的公司在幾個月後停業，拍賣物品。他在人頭攢動的賣場裡觀看，背後站著一個高大的蘇格蘭人。容閎覺得有人在玩弄他的髮辮，回頭看，那蘇格蘭人正惡作劇地把許多棉花球系在他辮子上。“我開始很平靜，只是請他解去，”容閎在自傳中寫道，“他雙手交叉在胸前，就像沒有聽見，一種傲慢的態度，令人難堪。”容閎仍未動怒，繼續說理，突然，蘇格蘭人一拳擊來，打在面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立刻還以顏色，出拳迅疾，蘇格蘭人“唇鼻立破，流血被面”。他死死抓住容閎的右手，容閎正想用腳猛踢，被公司主人拉開。這時有洋人喊：“想打架嗎？”
容閎正色回答：“不！我是自衛。你朋友先侵犯我，打傷我臉。他太無賴了！”
容閎在租界出了名。因為洋人在租界欺負中國人的事，時有所聞，卻從未有人敢於抵抗。他的夙願又一次被勾起，“我想，有朝一日，中國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權和私權的意義，那時無論什麼人，誰敢侵害其權利，必有膽力奮起自衛！”
他在苦苦等待機會。1860 年，三十二歲的容閎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四年，他不僅以他自尊而剛毅的性格，也以他優美的英文文筆聞名十里洋場。人們都知道，這裡有一位畢業於耶魯大學的不尋常的中國青年。而容閎，則時時會想起他在耶魯許下的諾言。
1860 年冬，容閎決定去南京─— 當時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軍的內幕。
當時許多許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國起義看成中國的革命。還記得容閎童年的老師郭士立夫人嗎？她丈夫郭士立，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當郭士立回到歐洲，把太平天國的起義告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候，他們對中國滿懷熱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學的語言描繪：當歐洲的反動分子逃亡到中國，逃亡到長城腳下的時候，他們會看到長城上寫著─— 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在南京，容閎和他曾在香港認識的洪仁玕見面。洪仁玕當時已是太平天國的“幹王”，他對容閎和同行的幾位傳教士極表歡迎，寒暄數語，就詢問對於太平軍的觀感如何？是否贊成他們的行動並願意與之共事？
容閎回答說，他無意投身太平軍，但願意貢獻一些建議。他希望太平天國能做七件事：一、依照規範的軍事制度，組織一支良好的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培養大批有學識的軍官；三、建立海軍學校；四、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經驗的人才；五、創立銀行製度；六、頒佈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聖經為課程之一；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
洪仁玕與容閎詳細討論了這七條建議，然而接著便無音信。等待多日，一天，洪仁玕讓人送來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是一枚官印─— 他們要授予容閎四等爵位。
容閎失望而歸。他知道，滿清政府的腐敗，是太平天國起義的最根本原因。“既然官吏們人人都想飽其貪囊，便天天以愚弄人民為能事。於是所謂的政府，完全成了一個極大的欺詐機關。”然而太平天國充滿蒙昧，“對中國政治決無革新的影響”，和“中華共和國”相去甚遠。
他在失望和孤獨中又度過了三年。在一個多數人都還在昏睡的國度，醒來是痛苦的。容閎捲入茶葉貿易，雖然贏利頗豐，他卻抑鬱不歡。在一次販運茶葉的途中遭遇匪徒，他身心受到重創，在上海臥病數月。“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國，應在大處落墨，”容閎在自傳中回憶當時的心情，“像這樣為生意忙碌，我的事業終將是水中撈月！”
一條意想不到的路，在他面前出現了。
在上海，一些中國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他成了朋友。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他轉達了曾國藩的邀請。原來是那些學者的介紹，引起了曾國藩對容閎的注意。
1863 年秋天，曾國藩在安慶大營約見容閎。他的名刺遞入不到一分鐘，侍從立即引他入見。曾國藩請容閎坐到他旁邊，含笑不語，打量容閎足足幾分鐘，彷彿要看清容閎的外貌有何異樣。
曾國藩說：“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將才。你目光威嚴，一看就是有膽識的人，定能發號施令，駕馭軍旅！”
第一次見面，給容閎一個錯覺，曾國藩想讓他領兵打仗。問朋友，才知是誤會。曾國藩是在觀察容閎的性格，他已接受學者們的進言，決定設立西式機器廠。約他見面，是要探討機器之事。幾天后曾國藩又一次約見容閎，他開宗明義：
“ 如果今天要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業，應當從何處著手呢？”
要不是事先了解了曾國藩的設廠決定，容閎肯定要以他的“教育計劃”作答。此時，他順從曾國藩的期待，以在美國的觀察所得提出，設機器廠應當首先建立在各類機器廠之上的“母廠”。
一個重大的決定就這樣形成。曾國藩委任容閎，到國外購買機器。
容閎的“大計劃”仍然沒有著落，可是這一次，通向“大計劃”的路遽然縮短。
4 ．“發威馬齊！”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一把火燒毀了壯麗的圓明園，朝野驚呼“夷禍之烈極矣”！這是天朝上國的奇恥大辱，卻也是近代改革的開始。後人把這場改革稱為“洋務運動”，著名的“洋務派”政治家，當時在朝廷，有得到年輕的慈禧太后支持的恭親王奕訢，大臣文祥，地方大員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不同尋常的人物。他精於理學，崇尚禮教，為剿滅太平天國立下大功。但他也清醒地洞察了中國閉關鎖國、遠遠落後於世界潮流的深重危機。曾國藩認為自己生平有“三恥”，其中之一是“天文算學，毫無所知”。他早在1860年就發表過“馭夷之道，貴識夷情”的意見，對“洋務”（當時還稱為“夷務”）格外留意。容閎曾親眼看見，在曾國藩的總督幕府中，有法律、數學、天文、機械等專家上百人之多。
中國的“機器時代”悄悄到來。當容閎正在美國採購機器的時候，1864年初春的一天，曾國藩在寒冷的安慶長江邊登上了一條船。這條船長約九米、兩側裝有大輪，這是曾國藩手下的專家們研製的“明輪船”，在一名從前的水師提督的親自駕駛下，輪船隆隆啟航。
曾國藩把製船造炮看作“今日救時第一要務”。在他的支援下，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堅船利炮”的發展速度令人咋舌：僅僅一年半前，曾國藩剛剛饒有興致地觀看了自製蒸汽機的試車，─— 他的專家研製的中國第一台蒸汽機用鋅類合金製造，汽缸直徑1.7 寸，引擎每分鐘240 轉。不久，這個模型蒸汽機被裝上一條3 尺長的木船，與其說這是船，不如說是航模。從航模到真船，專家們只用了一年。1863 年11 月，一艘暗輪蒸汽船試航，雖然它只行駛了一公里便告熄火，但這是中國人自製輪船的真正的處女航。兩個月後，專家們將其改為“明輪船”，請總督大人曾國藩親試。
無獨有偶，這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也史無前例地出現了一條輪船。曾國藩的大將左宗棠向幾位外國人展示他主持仿造的輪船，那是一艘甲板上僅能站立兩個人的“輪船”，不過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機器設備合乎標準。它一艘標準的蒸汽船，只是速度極其緩慢，還不如西湖上船娘的小舟。
左宗棠是一個舉人出身的湘軍著名將領，平日悉心經世致用，注意研究外國事務。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強調學習西方技術、禦侮自強的主張，他尖銳地發問：“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如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不願騎驢的人們，就這樣把中國引到一條陌生的新路上。後人稱其為“自強”。因為它發生在同治到光緒兩個皇帝在位之時，所以又叫“同光中興”。
1864 年6 月2 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恭親王領銜，向皇帝呈遞了一個奏摺，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第一次提出了學習西方“取勝之術”的主張。奏摺附有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衙門的信，其中有許多驚世駭俗的語句：
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生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鴻章的這封信，帶著一個四十二歲中年人的血性，充滿強烈的變革慾望，甚至不無叛逆情緒。他對保守勢力進行了無情斥責，對西方的科技表現出毫不掩飾的欽羨，甚至想向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挑戰。他急切的呼籲，流露出在戎馬生涯中刻骨銘心的體悟。
李鴻章曾是科舉場上的幸運兒，二十一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點翰林，二十八歲升翰林院編修。但是戰亂打斷了那條傳統的升遷道路。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曾國藩把他推上政治舞台，他在家鄉安徽訓練“淮軍”，南征北戰，成為著名將領。和眾多將領不同的是，在和洋人的接觸中，他敏銳感受到西洋槍砲的“神奇”，早早開始在軍中學習西方的裝備和技術。
在和太平天國作戰的1862 年春，他率領七千“淮勇”，搭乘外國人的輪船到上海救援。他的士兵們穿著布袋式的肥褲，色彩雜亂的棉襖，頭纏布巾，武器是大抬槍、火繩槍、弓箭，還人手一把雨傘。散發著臭氣的隊伍招來洋人們的轟笑，然而這更加刺激李鴻章“師夷長技”的慾望。他認定“開花大砲、輪船兩樣”是製勝的利器，他向曾國藩報告參觀英國和法國軍艦的感受時說：“其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精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他每天告誡他的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淮軍到上海不久，人們聽到操練場上傳出奇怪的口令聲：“發威馬齊─— ！”“發威馬齊─— ！”原來根據李鴻章的指令，淮軍已採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練，在洋教習的命令下，軍隊的口令一律採取英語。來自鄉間的“淮勇”們記住的是中國式的翻譯，如“前進”（Forward march ），在中國指揮官的口中便是“發威馬齊”。
李鴻章重實用，肯變通，他走得比他的恩師曾國藩更急更遠，很快成為洋務運動的最具分量的領袖人物，中國近代改革的最重要的政策設計人和實行者。在他和曾國藩的聯名奏請下，容閎的“幼童留美”之夢終於變為現實，而李鴻章的後半生，也和“留美幼童”結下了不解之緣。
5 ．當老書桌被搬動
魯迅先生曾用“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國改革之難。現在，曾國藩、李鴻章們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動一張桌子。可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幾千年曆史的古老書桌。
像容閎在澳門和香港讀過的新式學堂，直到1862 年以前，在中國內地是沒有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語言不通的麻煩，當時除了臨時僱用稍通西語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國人自僱的翻譯。可是，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十多年過去，培養翻譯的這麼一件簡單的事，清政府都沒有做。
“ 火燒圓明園”之後，為解決和洋人“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的問題，總理衙門著急了，奏請從八旗子弟中培養外語人才，提出趕快從廣東和上海的商人裡找懂 “咈”、“咪”、“崤”三國語言的來當外語教師。這“咈”是法國，“咪”是美國，“崤”為何國待考。可是後來，說“咈”、“咪”、“崤”話的中國老師還是沒有找到，只好硬著頭皮聘請洋人當“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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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同文館
這就是1862年京師同文館開辦的由來。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舉路上踉踉蹌蹌走了多年的老學子。
擔任教習的一個美國老師回憶，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見一個學生帶著孩子，他問：
“ 哦，這是令郎吧？”
學生煞時紅了臉，顯得局促不安。他回答說：“這是我的孫子。”
中國古老的教育制度，因為同文館而開了小小的缺口。1863 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仿照京師同文館在上海設立同文館，後改稱廣方言館。接著，1864 年，廣州同文館也建立了。
1867 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現了一所新奇的學校，它的學生，有的學習英語，有的學習法語。有一位學生，在他的晚年，還清楚記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記得和尚們誦念佛經，學生們朗讀外語，此應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動情景。這位學生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嚴復（1854—1921 ）。嚴復在十三歲時考入了福建船政學堂—— 左宗棠和沈葆楨創辦的中國最早的海軍學校。在洋教習的指導下，那裡的學生們不但學習外語，還學幾何、微積分、物理學、機械學、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學校分為兩堂，前學堂學製造，以法文授課；後學堂駕駛，以英文教學。
同文館和福建船政學堂，都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式學堂，可是前者只是培養外語人才，創辦後的三年內，爭議不大，影響也小。後者大規模引入“西學”，就有許多風險，但它畢竟是從平民子弟中選拔培養單純的技術人才，和科舉制度沒有正面衝突。也恰在船政學堂開辦的同時，1867 年，在同文館第一屆三年期滿時，恭親王打算把天文、數學等諸多西學內容納入同文館的教學，並決定招收舉人、貢生，以及由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員來同文館，並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們也來參加學習，討論新學。這就引來一場軒然大波。
恭親王的決定，遭到士大夫階層一片反對。他們認為讓科舉正途人員去“師學洋人”，是士大夫的奇恥大辱。一位御史率先發難，指責這是“習為機巧”，認為要“自強”，用堯、舜、孔、孟之道培養出來的“臣民之氣節”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是以遇有災患之來，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敵愾，赴湯蹈火而不辭，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
他的奏摺遭到當時支持變革的慈禧降旨駁斥。可是慈禧的解釋是，讓“正途人員”進入同文館，“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聖道”是不會丟棄的。這使反對聲浪繼續高漲，一副對聯在京師流傳：“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
這時，同治皇帝的師傅，大學士倭仁提出了措辭更加激烈的奏摺，反對同文館招收“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
倭仁從“立國”的“根本”破題，強烈反對向洋人學習：
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給同文館扣上了“變而從夷”的大帽子，警告變革將會使中國人通通歸於外國：夷人吾仇也……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
他斬釘截鐵地要求：“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弭隱患，天下幸甚！”
倭仁是鹹豐、同治年間被士大夫階層崇敬的理學大師，他的言論足以傾動一時。他的奏摺一出，在京師四處傳誦，沒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館。以倭仁的聲望地位，恭親王不能等閒視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稱倭仁“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再被迫迎戰，強調“不得已的苦衷”。此後十多天裡，兩人交章上奏，針鋒相對，你駁我辯。
在相持不下之時，恭親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的話，反唇相譏，說，倭仁知道有這樣的人才，真是“不勝欣幸！”那就不如請太后降旨，讓倭仁保薦數字中國教師，另設一所學校，就請倭仁主持。
這個建議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慈禧甚至乾脆任命倭仁擔任總理衙門官員，把他拖下士大夫們所厭惡的“洋務”濁水。這一招果然厲害，倭仁氣得在馬上眩暈，幾乎跌落，回家後臉色憔悴，不思茶飯。
倭仁被斥，風波卻並沒有結束。恭親王表面上擊退了反對派的進攻，實際上他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一些原本有意來投考同文館的人，也裹足不前。同文館只能勉強考試，在九十八個報名者中錄取了三十人。因為被錄取者素質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學。這十人，最後只有五人畢業。
這是1867 年。就在同一年，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開學。學生們學的是福澤諭吉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大批外文原版書，學生們有大、中、小不同規格的詞典，他們用英文念經濟、歷史、地理、物理，高聲朗誦福澤諭吉親自編寫的《世界國盡》：
世界之廣大，國家之眾多，大別分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的價值。
孩子們在念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萬里之波也毫不恐懼；行於陸地的蒸汽機車，宛如給人添上雙翼……
日本人走得很快。可是在中國，改革不容易，傷筋動骨，而碰著中樞神經的改革就更難。同文館的風波，顯示那張古老書桌的堅固沉重。洋務派沒法挪動它，只好繞開它走。
6 ．有一個姓“蒲” 的美國人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蒲安臣
一百多年前，當大清國打開大門，第一次向西方國家派遣外交使臣時，首位入選的竟然是一位美國人─— Anson Burlingame ，中文名蒲安臣。
這個奇特的安排，和數年後“留美幼童”的出洋有直接的邏輯聯繫。
這些照片是我們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找到的。它們是“蒲安臣使團”1868年出訪美國時的留影。照片背面的字樣顯示，攝於紐約第五大道的照相館。蒲安臣何許人也？清政府何以委任一個美國人作為中國首任外交使臣？
蒲安臣，1820 年出生於紐約，曾入哈佛大學研習法律，早年從政。他能言善辯，風儀動人，但言行激進。他強調民族自由，愛為弱勢民族打報不平。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有一次，他當面對一位州眾議院議員的言行表示不齒。那位議員覺得眾目睽睽之下有損體面，提出要和蒲安臣決鬥，沒想到蒲安臣當即應允，並提出決斗在尼亞加拉大瀑布─— 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地方進行。時間到了，那位議員怯陣脫逃。蒲安臣名聲大震。
蒲安臣是林肯的好友，堅決支持解放黑奴政策，卻被對手擊敗，失去議員位置。林肯就任總統後，派他去奧地利當公使，但奧地利國王聽說蒲安臣支持民族獨立事業，拒絕接納，使他的行程半途擱淺。而就在此時，中國和美國續約，他奉命改道，成為美國駐中國的公使。
和那些認為中國已經輝煌不再，要抓住機會在殘局下分一杯羹的西方使節們不同，蒲安臣對中國充滿熱情，認為和中國發展外交關係大有可為。在美國波士頓的一次有中美兩國官員參加的晚宴上，他說：
中國和美國地理位置相似，中國在太平洋畔，美國在大西洋邊，面積、緯度相當，河網、山系類似。密西西比河恰似滾滾東去的長江；遙遠的蒙古高原正如我國西北綿延的大草原。但我們不僅地理條件相似，也有相似的道德和政治關係。中國以省為單位，正如我們以州為單位。他們相信人民是權力的來源這個偉大的理念。我們用選票選舉，在中國，他們用考試選拔人才。我們歡呼自己的公民當選，他們歡呼他們的學者中榜。我們同樣地反對社會等級制度，同樣包容一切的宗教信仰……
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有點相似，都是自願，而非強迫。他們高度重視學校教育。推崇教師為最高尚的職業。
……
我們有許多東西可以向他們學習，他們也可以向我們學習許多。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敬老；學習他們的清醒；學習他們謙謙君子的儀態；學習他們學者風範；我們應該從他們那裡學會如何養魚；學習如何了解農作物習性，氣候的冷熱變化和農作物生長的關係，如何灌溉，如何施肥。實際上，選派一些觀察力強的人到中國去，記錄一些見聞，將是一件獲益匪淺的事情。中國人或許講不出所以然，但是通過日積月累，他們起碼掌握了做事的門徑。
……
演講被掌聲一次次打斷。出使中國五年，蒲安臣嘆服這個古老帝國幾千年的文明積澱，悉心洞察中國的民情，堅決反對西方列強的“砲艦政策”。在他任滿即將回國時，1867年11月下旬，總理衙門大臣為他設宴餞行，酒酣耳熱之際，一樁傳奇似的歷史事件發生了——清廷邀請蒲安臣為中國第一任出使歐美各國使臣！中國長期把自己看做天朝上國，各國來和中國交往，都是“萬方來朝”。沒有國與國之間的平等的外交關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交機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多個國家派遣使節駐京，也紛紛要求中國派遣使節到各國。但總理衙門回答說，各國到中國來，通商傳教，有事可辦，所以應當派使。可是我們中國並沒有到外國去辦的事情，無須派遣使節，駁回請求。這種觀念直到1867 年才發生變化，在國際壓力下，總理衙門終於提出，應當派遣使節到外國，以便“知己知彼”。
據蒲安臣1867 年12 月17 日寫給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 ）的信說，宴會上，恭親王等人希望蒲安臣離華後，像英國前任駐華公使一樣，卸任後仍向各締約國解釋中國的困難，並轉達中國對各國友好的誠意。蒲安臣立刻答應。這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對蒲安臣說：“你何不正式代表我們呢？”蒲安臣當作戲言，沒想到很快總理衙門就請蒲安臣暫緩離華，1867 年11 月21 日，清廷正式下旨，派蒲安臣前往有約各國，“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蒲安臣認為，“這個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第一次欲求與西方各國建立關係，而要求這個最年輕的國家的代表作為這種變革的中間人時，實不可忽視或加以拒絕。”
蒲安臣在擔任中國第一任出使歐美各國使臣期間，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1868年代表中國和美國簽定了《蒲安臣條約》。
有人認為《蒲安臣條約》是蒲安臣背著清廷簽定的，是個屈辱和荒唐的條約。也有人總結，《蒲安臣條約》是當時中國和外國之間簽定的對中國最友好的，或者最無損中國利益的平等條約。
正是這個條約的第七條，為日後清政府向美國派遣幼童留學奠定了法律基礎：
第七條：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須照所有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欲入中國大小官學學習，也照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批准的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也可以在美國辦理學堂。
蒲安臣的出現，使容閎的長夜現出曙光。
7 ．我像夜鷹睜開眼睛
容閎奉曾國藩之命出洋購買機器，1864 年春到達美國。轉眼間，他從耶魯畢業已經十年。他正趕上“ 1854 年級”同學的十年聚會，見到容閎，大家驚喜萬分。當時南北戰爭正在進行，同學們的話題集中在國家大事，似乎不曾注意，當年那個信誓旦旦要改革中國教育的閎（Wing ），今天怎麼成了機器商人。容閎在心裡說，買機器，只是我的一個步驟；我朝思暮想的教育計劃，說不定會因此找到實現的機會！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江南製造局
1867 年，容閎從美國採購的機器，已經在上海江南製造局鏗鏘運行。有一天，曾國藩來了。在平定太平軍和捻軍起義後，曾國藩即將出任兩江總督。未到任前，他先在轄區巡行，而最感興趣的，是製造局。這位中國機器業的創始人，在容閎帶領下，興致勃勃，一件一件觀看從美國運來的設備，看容閎“試驗自行運動之機”，聽容閎講解機械的原理。
“ 文正（曾國藩）見之大樂，”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乘此機會，我建議他在工廠旁設立一個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教他們機器工程的理論與實驗。這樣，中國將來就可以不必用外國機器和外國工程師了。”
曾國藩十分讚許，學校很快開辦。容閎在自傳中說，對他教育計劃而言，這次成功是“小試其鋒”。不久，他就有機會向江蘇巡撫丁日昌進言，闡述他醞釀已久的改革方案。丁日昌也是一個“不願騎驢的人”，曾任江南製造局首任總辦，容閎稱他有血性、好任事、勇往不縮。丁日昌對容閎的計劃大加讚許，立刻請他代寫條陳。
容閎在購買機器後，曾國藩專折請獎，被朝廷特授五品實官，“以候補同知，指省江蘇，盡先補用”，也是“知府級”官員了。但這級官員仍然沒有向朝廷上書的資格。他們的建議，只能通過具有“奏事權”的四品以上實官代奏。這是清朝的製度。
容閎寫的條陳，有四條建議：一、建立純粹為中國資本的股份汽船公司。二、選派優秀青年出洋留學。三、開採礦產以盡地力。四、禁止教會干涉民間訴訟。
“ 第一、第三、第四條實際上是陪襯，”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我眼光所關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條。”因為他知道，官場批答公事，許多建議會被駁回。一、三、四條實現難度較大，這幾條如被駁，“留學”建議或許得以倖存。“我把想要達到的目標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讓它不顯得過於偏重。”
丁日昌當然是有“奏事權”的，但他還是把條陳呈遞給大臣文祥，請這位開明的大學士代奏，以確保這些改革建議不至於遭受阻礙。文祥正權重一時，丁日昌的縝密的安排使容閎充滿信心，他的留學計劃志在必得！
然而兩個月後，傳來令人沮喪的消息：文祥“丁憂”了。
“ 丁憂”，就是父母逝世，當官的兒子按制度要退職回鄉，服喪三年，不得過問政事。文祥因“丁憂”而停止工作。僅僅三個月後，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們很難想像，這位大臣的去世，對容閎是何等沉重的打擊，“聽到這個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種龍騰湖海的豪邁之氣蕩然無存，”容閎在自傳中寫道，“厄運接踵而來，彷彿蒼天不厭其酷。……藏在胸中已經十多年的計劃，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一次萌芽剛剛露頭，又遭遇嚴霜。”希望幾乎滅絕。
從“蒲安臣使團”出國的1868 年，到1870 年，整整三年，苦悶的容閎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進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國藩提及教育計劃，以免日久淡忘。他沒有想到，他的“ 大計劃” ，竟然因為1870 年發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現了轉機。
“ 天津教案”有如三十年後1900年“義和團事變”的一次預演。在外國勢力日漸滲入中國的大背景下，民眾的仇外心理像遇到火星就會爆燃的干柴。1870年春，當“傳教士挖中國棄嬰的眼睛製藥”的謠言四處散播的時候，暴動發生，無知的民眾殘殺了法國天主教徒，焚毀了教堂和醫院。曾國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緊急派往天津，處理中法危機。容閎也被招到天津，為丁日昌當翻譯。
“ 天津教案”即將處理完畢時，容閎請丁日昌向曾國藩進言，重提教育計劃。曾國藩對此事並不陌生，三年前丁日昌曾經向他提及。“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強”兩件大事變得重要和緊迫。容閎“大計劃”的提出，碰上了稍縱即逝的最佳時機。
在自傳中，容閎記載了他一生中那個最重要的時刻：
那天晚上，丁巡撫回來很晚，我已經睡了。他走進我的屋子，把我喊醒。他說，派學生出洋留學的事，曾公已經同意，他將和其它大臣聯銜入奏，請政府採納實行你所擬的條陳。聽到這個消息，我興奮得不能入睡，整個夜晚，都像夜鷹睜著雙眼，身體飄飄然，如同行走在雲端……
從1854 年在耶魯大學畢業，到1870 年，容閎用了十六年時間，等待，等待，再等待，從26 歲，等到42 歲。他的留學計劃，終於可以向朝廷正式呈報了。
8 ．把這份奏摺載入史冊吧
派遣幼童到美國留學，是“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這兩句話，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裡說的。因為“古今未有”，所以這一計劃的決定，採取了極其鄭重的方式：1871 年8 月5 日，先由當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和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聯名，向同治皇帝（實際上是向垂簾聽政的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后）會奏；太后們批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复議；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李鴻章對奏稿進行商議修訂，9 月5 日，再將“議奏”呈太后，最後，在9 月9 日，獲得批准辦理的聖旨。
在一個多世紀後重讀這份奏摺，看看曾國藩和李鴻章為派遣“留美幼童”向朝廷陳述的理由，看看他們為幼童留美所擬訂、修改的章程，讓人不能不為他們的一片苦心充滿感慨。
兩江總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為擬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肆習技藝以培人才恭折仰祈聖鑒事……。
這是向皇帝和太后呈奏的規定格式。開宗明義，請求選拔“聰穎子弟”到國外學習“技藝”。句中“泰西”是當時對西方各國的稱呼，“肄習”，還有下文中的“肄業”，意為“學習”，與現代語言的“肄業”不同。曾國藩和李鴻章在回顧了近年來和官員們多次會商派學生留洋的過程後說：……竊謂自斌椿及志剛孫家谷兩次奉命遊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制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裡，凡遊學他國得有長技者，歸即延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既開，似宜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
曾國藩和李鴻章這樣評價外國的科學技術：他們在軍事實力的背後，有包括地理、數學、天文、製造等多種知識；他們重視引入外國的先進技術，把學有所成的“遊學”者請到學校，教授各門科學；他們把陸軍和海軍的建設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們中國要仿效他們的成功之道，最緊迫的，是應當選拔聰穎子弟到海外留學，努力鑽研，以實現皇上逐步自強的夙願……。
然而為什麼要派人留學？有人說，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槍砲；京師已設同文館，請西人教學；上海也開設了廣方言館培養學童；似乎“無須遠涉重洋”。曾國藩、李鴻章的回答是：
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我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竅，苟非遍覽之習，則本源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岳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此物此志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申，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
為了“所以收久大之效”，直接到先進國家內部去追本求源，他們的規劃是：訪選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國留學，十五年後，按年分批回國。“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三十上下，年方力強，正可及時報效。”
下面是曾國藩、李鴻章附錄在奏摺後的選派幼童赴美辦理章程，共十二條：
商知美國公使照會大伯爾士頓，將中國派員每年選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書院肄業原由，與之言明，其束脩膏火一切均由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才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至赴院規條，悉照美國向章辦理。
“ 伯爾士頓”，是英文“總統”（President ）的音譯。清代，大量外國名詞進入中國，音譯五花八門，“ 總統” 一詞也常譯為“ 伯理璽天德”。“束脩”即學費，“膏火”是給學生的津貼。這一條說，將請美國公使報告總統，說明中國每年選送三十名幼童到美國中學學習的原由；學費和學生津貼都由中國自備，待學生學業長進時，量才選拔到軍事學院和海軍學院。入大學的程序，按美國的規章辦。
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擬派大小委員三員，由通商大臣劄飭在於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其親屬情願送往西國肄業者，即會同地方官取具親屬甘結，並開明年貌籍貫存案，攜至上海公司考試，如姿性聰穎並稍通中國文理者，即在公司暫住，聽候齊集出洋，否即撤退，以節糜費。
“ 甘結”，是幼童親屬與官家“甘願”簽定的“具結”，即保證書。一些幼童親屬的“甘結”流傳下來，讓我們看見當年的生活習俗。
選送幼童出洋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駐洋肄業十五年後，每年回華三十名，由駐洋委員臚列個人所長，聽候派用，分別奏賞頂帶官階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謀別業。
這一條顯示了對現行教育制度的突破——留美幼童在出國前朝廷就賜予“生員”（即俗稱秀才）的名分，回國後還有可能“分別奏賞頂帶官階差事”。這就給了年輕人在科舉之外的另一條升遷的道路。當然規定十分嚴格，一旦成為留學幼童，便將終生服務朝廷。
以下各條，對幼童留美的具體事宜做了規定：
赴洋幼童學習一年，如氣性頑劣，或不服水土，將來難望成就，就應由駐洋委員隨時撤回。赴洋學習幼童入學之初，讀什麼書，學什麼專業，應由駐洋委員列冊登注，每四個月檢查一次，年終匯總報告。駐洋正副委員，每人每月薪水銀四百五十兩，翻譯一人，每月薪水一百六十兩。每年駐洋公費銀共六百兩。正副委員翻譯教習來迴路費，每人銀七百五十兩。幼童來迴路費及衣物，每人銀七百九十兩。幼童駐洋學費津貼屋租衣服食用等項，每年計銀四百兩。每年駐洋委員將一年花費開單報告，“倘正款有餘，仍涓滴歸公”，如果費用不足，可報告要求補充。留美事務局每年的預算，為庫平銀六萬兩，以二十年計算，約需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兩。當時的幣值，每四兩銀約合美金五元五角，所以駐洋委員的月薪等於六百十八美元，翻譯的月薪二百二十美元；留學事務局每年預算為八萬二千五百美元。
曾國藩和李鴻章決定，由翰林陳蘭彬擔任留學事務局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
在復議的過程中，根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意見，李鴻章等人對章程做了新的補充，正式呈奏。
1871 年9 月9 日（農曆八月初八）總理衙門奉旨：依議欽此。
皇太后的批复只有這“依議欽此”短短的四個字，但這四個字卻字字千鈞。前無古人的幼童留美計劃，從容閎的夢想變成了激動人心的現實。
9 ．淚水在母親的眼中打轉
請倒退一個多世紀，設想一下清政府招收第一批官費留學生的情形吧。
官方提供的條件十分優厚：赴美留學期限長達十五年，在此期間，政府負責衣食住行等全部開銷，還有大學畢業後在美遊學兩年的花費。學成歸國後聽候總理衙門量才使用，這意味著學生不必擔心日後的身份，他們先走西學之路，再回正規仕途。
但是美國─—那時中國人叫它“花旗國” ─— 何許國也？那時的美國可不像今天，儘管很多人未曾親臨，但藉助DVD ，電視，書籍，電話，互聯網，這個國度是如此鉅細無遺地可見、可觸、可感。
“ 留美幼童”李恩富，1886 年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我在中國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他記述了當時人們對這次政府招生的真實反應：
實際上，當時幾乎沒有哪家的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一個遠得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的國家，而且時間是如此之長。更主要的是，那個國家據傳說住的是一些尚未開化的野蠻人。
招生的困難顯而易見，最初幾乎就沒有人報名；然而清政府卻沒有降格以求。實際上，從在上海設立預備學校招生起，挑選的條件就極為嚴格：
凡肄業學生必須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賦厚實資質明敏者方可入選。其身體孱弱及廢疾者概不收錄。
凡挑選以年在十歲至二十歲為率，凡十二歲至十四歲者擇其文理略通即可入選其十五歲至二十歲必須中國文理通順及粗通洋文，略解翻譯方可入選。
對“社會關係”的嚴格審查，看來早已有之。孩子的家庭出身背景要好。當時清政府剛剛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並打敗北方的捻軍，因此所選的幼童，家庭成員中決不可有曾經參加“禍亂”之人，以免留下隱患。
本人的品行也很緊要。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規定，在預備學校的學生中，要將“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鈍”的人“斥除”，以防有害群之馬無事生非，或因根器太次不堪造就。
出洋學生的年齡，開始定在十三四歲到二十歲，後來修改為十歲到十五歲之間。這主要是考慮到，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孩子出國十五年，回來已經三十五歲左右。當時的人壽命短，這時極易遭遇父母逝世，需要“丁憂”即守孝三年。這樣，為國家效力的時間會大打折扣。
此外，章程規定，孩子不僅要聰明，長相還要端正，因為代表大清國出洋，不可有礙觀瞻。姓名粗鄙者，也要責令家長盡快更換，所以，瀏覽“留美幼童”的名單，彷彿人人出自詩書之家，名字─— 包括“名”和“字”，個個溫文爾雅。
在留學觀念淡漠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如此嚴格的條件之下，仍然有一百多個家庭的父母把兒子送上了赴美留學之路。這其中有五家人甚至送了兄弟兩人前去留學。置之當日的環境，這一百多個“敢為天下先”的家庭真是非比尋常。
看看這120 名幼童的籍貫，可以發現十分明顯的特徵。120 人中，來自廣東一省的竟有84 人，佔了70% 。此外是22 名江蘇籍孩子，佔18% 。其餘的則零星地來自浙江（8 人），安徽（3 人），福建（2 人），山東（1 人）。
廣東籍的幼童中，來自香山縣的有39 名，在全部幼童中幾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這不難解釋─— 容閎是香山人，在招生困難的情況下，他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了毗鄰澳門、風氣早開的故鄉。
而在香山縣，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家鎮。當年屬香山縣，今天屬於珠海的唐家鎮，當年先後送出了七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的唐紹儀，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唐國安。
唐家的老者唐有淦先生，在接受采訪時拿出一本書和一張圖。書是怡和洋行百年紀念畫冊，圖是一百多年前廣東一帶和世界關係的示意地圖。在那張手繪的“地圖”上，在廣東沿海位置赫然標著“唐家”兩字，唐有淦告訴我們，早年唐家遠在檀香山和美國舊金山的人極多，因此“唐家”這地名如雷貫耳。據說遠在異國的人給家裡寫信，信封上只須標明“中國唐家”，便可寄達。唐家又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買辦之鄉”。當年著名的怡和洋行買辦，後任上海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就是唐家人，他和容閎是香港馬里遜學校的同學。這樣的買辦在唐家不乏其人。正是這樣一些早年就開始和洋人打交道、並且發家致富的人士，成為鄉親效仿的榜樣。
沿海地區涉足“洋務”的人，他們能率先送孩子出洋，是“事出有因”的。全部幼童中，有31 人父親的職業和“洋務”有關。
一大批講粵語的孩子，構成“留美幼童”群體獨特的風貌。這批孩子進入美國時填寫的中文姓名音譯，就像當年容閎的名字是“Yung Wing”一樣，都以廣東話發音，例如“唐國安”寫成“ Tong Kok On ” ，“鍾文耀”，寫成“ Chung Mun Yuw ” ，“梁如浩”寫成“ Liang Yu Ho ” ；這使後來不諳粵語的歷史考證者，在美國的圖書館或檔案館面對中國“留美幼童”名單的時候，常如破譯密碼般煞費苦心。
和“留美幼童”中廣東人居多、商家子弟居多的情形正好相反，儘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選拔學生“不分滿漢”，卻不見一個八旗子弟報名。120 人中也決無漢人高官的子弟。
那個年代，出國，可不是什麼擠破頭的時髦事。當時所有留洋孩子的父母都要和政府“具甘結”，即簽訂一份合同——那幾乎就是一份生死文書。當時的家長，僅僅朦朧看到孩子可能的前途，就義無返顧地把他們的一生交給了政府。“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照章具結的全文是：
具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結事，茲有子天佑情願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派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詹天佑
《大清留美幼童記》 <wbr>第一章 <wbr>容閎的夢
詹天佑任京張鐵路總辦、總工程師時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徽州婺源縣人氏。曾祖文賢，祖世鸞，父興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詹興洪親筆劃押
“ 在和我的叔叔、嬸嬸、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鄰里告別後，我用傳統的方式向我母親做最後的告別。”幼童李恩富在他的自傳體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離開家鄉前往上海預備學校和家人告別的場面：“我沒有擁抱她，也沒有親吻她。噢，這在中國傳統禮儀中可不是體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們的母親磕了四個頭。她想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但我能看見淚水在她眼睛中轉。她只是給了我一些零花錢，囑咐我做個好孩子，經常給家裡寫信……”
正像李恩富在自傳中所慨嘆的—— “ 母親的愛，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最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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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位留學海外的醫學生——黃寬 - 每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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