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的旅館業祖師爺-姜殿直,“庭出暮接五湖賓,戶開朝迎三島客” https://goo.gl/ZVsdky

2016-10-20_151138

中國社會史 - 梁庚堯 編著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ek8kfF  

略論宋代絲織生產的商品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李卿
[ 摘要]宋代部分桑蠶絲織生產已脫離農業生產,作為獨立的家庭手工業已趨於專業化、商品化。而桑蠶絲織生產的商品化又促進了其內部桑、蠶、絲、織生產過程的加工;“機戶”的出現,標誌著家庭絲織業向手工業作坊的轉變,表明了宋代絲織業商品性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它又帶動了絲織貿易的發達及相關產業的發展,促使了各地區部門間互相依賴的網絡性市場的萌芽與形成。
[ 關鍵詞]宋代;絲織生產;社會分工;商品化;市場經濟萌芽
[ 中圖分類號] F129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3 -7071(2001)02-0025-04
絲綢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最早已確定在西周初年。經漢唐至宋,絲綢的商品流通量更為增加;尤其宋代,商品性的絲綢生產和交換進一步擴大。那麼,隨著商品化生產的不斷深入,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中是否已發生某種質的變化?此為經濟史工作者所關注的熱點,但又眾說不一。筆者不揣淺陋,試從絲織生產入手,對商品化問題作一粗淺探討。
“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 [1](p55)分工越精細,商品生產和交換越頻繁,絲織生產的商品化程度越高,越能促進商品經濟的發達;同時,商品生產的發展也愈使社會分工不斷深化。從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織”的家庭內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和農民植桑、養蠶、繅絲、織絹的連續性與自給性生產仍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農業、手工業及家庭絲織業生產過程內部各個環節的專業化生產的記載。現以宋代絲織業生產的分工情況來作分析。
首先看桑蠶絲織業與農業的分離:“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的條件。[1](p115)至宋代,食物生產這一首要條件獲得了更加充分的發展。漆俠先生對此進行論證並指明:“以商品糧為生,是脫離種植業為生而成為農業一個分支或其他行業的一個明顯的標誌。” [2](p148)因為在經濟發達地區,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糧食生產的增加,農業能夠提供充足剩餘產品,亦即商品糧,供給專門從事其他行業的生產者。同時,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過剩的勞動力也可能轉而從事其他行業。農業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使得部分農民從土地上游離出來,成為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手工業者。此時,家庭農業從自給自足性的生產轉變為商品生產,家庭手工業也逐步脫離農業最終發展成為獨立的手工業生產部門。如北宋嚴州,“穀物不足,仰給他州,惟蠶桑是務” [3];南宋杭州富陽縣,“重於糞桑,輕於壅田”,稱“備田不耕,一枝桑必爭護”。因為蠶桑業的收益高於糧食生產,所以農民重視蠶桑生產的程度遠遠超過糧食生產。而糧食生產“僅支半歲,半歲所食,悉仰商販” [4],說明杭州地區桑業生產已成為當地第一產業,為衣食來源的主要經濟支柱。在華北地區,“河北山東,養蠶之利,逾於稼穡” [5]。可見,這裡的蠶絲織有超過農業生產、進而發展成為獨立手工業部門之勢。湖州地區,“本郡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家育蠶有致數百箔,兼工機織” [6],“湖州村落朱家屯民朱佛大者,遞年以蠶為業” [7]。陳敷在《農書》載湖中安吉人“惟藉蠶桑辦生事,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十二斤,每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成小絹一匹,每匹易米一石四斗,絹價與米價作也,衣食之給極有準也。以一月之勞,賢於終歲勤動,且無旱乾水溢之苦,豈不優裕哉” [8]。由此可知,桑蠶絲織生產收益遠遠高於糧食種植,部分農業生產者在市場支配及利益驅動下,棄農從工從商,發展成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所以,部分蠶桑絲織生產已脫離農業生產專業化,作為獨立的家庭絲織業已經商品化了。
其次看桑業與蠶業的分離:桑蠶絲織業生產的商品化促進了其內部生產過程的分工。宋代桑葉生產作為獨立產業已步入商品生產的行列。如紹興六年(1136年),浙西江陰有家村民“育蠶數十箔”,在市場桑葉短缺“淮上桑葉價翔踴”之際,將所育之蠶全部燙死,盡採其桑,販賣取利[7]。雖然這一事例還帶有偶然性,但說明了地區性桑市已形成,且市場信息傳播很快,也反映出市場的時效性。關於桑市的記載還有,“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 [7];“淳熙十四年,豫章蠶頓盛,桑葉價直過常時數十倍” [7]。釋文珦的《蠶婦嘆》中:“蠶已三眠蠶正飢,家貧無錢買桑餵” [9];范成大在《曬繭》詩云:“葉貴蠶飢危欲死”等等,足見桑葉市場甚為普遍。另據高斯得《桑貴有感》言:“客富無田園,專仰買桑供。豈謂桑陡貴,半路哀塗窮。” [邦鄭]鄭獬《買桑》雲:“出持舊粟買桑葉,滿鬥才換幾十錢。桑貴粟賤不相直,老蠶仰首將三眠。[11]這些表明,宋代桑葉作為商品捲入流通領域,受價值規律支配,商人乘機進行投機買賣,操縱桑葉市場謀取暴利,致使“桑陡貴”,“桑貴粟賤不相直”。可見桑葉市場的繁榮發達,反映出桑葉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
再來看蠶絲業與織作業的分工:宋代絲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已與織作業分離。如“繰車嘈嘈似風雨,繭厚絲長無斷縷。今年那暇織絹著,明日西門賣絲去” [12],“勸汝不須催婦織,家家五月賣新絲” [18],“織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辛苦一年方能繭,繅得成絲卻賣絲” [14]。絲的市場異常繁榮,家家均以此為產業換取其他生產生活資料。再如織婦,“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 [15],還有機戶“織得羅成還不著,賣錢買得素絲歸” [16]。可見,為了忙於供應織戶日益增多的絲的需求,織婦放棄織絹,專事煮繭、繅絲,絲的商品化程度大為提高。而且宋代絲買賣市場的形成與發展,也為織作業獨立生產提供了充足原料來源。這樣織婦必須出售其大部分或全部產品,同時也須在市場上求得其生產要素的補償。這樣,絲生產已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領域的基礎之上,為賣而買的流通過程恰好反映出其商品性。相形之下,宋代蠶繭買賣的記載頗少,主要是在蠶熟時“村落家家煮繭忙” [17],“昨朝蠶三眠,燈前微合眼”,“姑婦相呼有忙事,舍後煮繭門前香”可知蠶戶自煮繭、繅絲者居多,也反映出蠶繭的商品化程度較低。原因主要是鮮繭在短時間內蛾化成熟以至破繭出蛾的自然特性,影響其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但南宋陳敷又主張:“育蠶之法,須自摘種。若買種,鮮有得者。” [8]細繹之,陳敷談起購買蠶種時勸誡“自摘種”,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市場上已有育蠶賣種者,說明蠶業與絲業已有分工的跡象,只是之間的分工不甚明了。
最後看絲織業商品化:隨著社會分工不斷深入,商品經濟獲得更大發展,“機戶”、“綾戶”、“織戶”專業戶在宋代的官私文獻中大量出現。如熙寧年間京東河北提舉鹽稅使王伯瑜“家有數機,更自織造” [18](卷247)。雖說王家不為獨立的手工業者,但其生產的絲織品全部或大部分為商品進入市場是毫無疑問的。再如成都機戶“運箴弄杼,燃膏繼盡,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 [19];還有“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為纖巧,以漁倍息” [20]等等。機戶在四川、河北、京東、荊湖、江淮等地普遍存在,有的一縣多至千家,州少則十餘戶,多則數千家。據漆俠先生估計約有十萬戶左右[2](p614)。這些機戶在商品生產的專門化過程中,為了高額利潤,追求工藝的精湛,技術高超,使得宋代絲織市場上高級產品層出不窮,其中絲綢生產中工藝絕倫者如定州刻絲、單州薄縑、亳州輕紗和越州寺綾等。而且機戶從中獲利頗豐,婺州“民以織作為主,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 [21]。總之,機戶在宋代的出現和發展,是宋代絲織生產商品化發展的產物,它已不同於非獨立性的家庭副業生產,而是已經發展成為新式產業,即城鎮手工業,標誌著家庭絲織業向手工業作坊絲織業的轉變。作為一支獨立的經濟力量其對絲織業市場的繁榮作用重大,表明了宋代絲織業商品性生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隨著絲織業商品生產的深化發展,絲織品貿易發達起來,表現為彩帛鋪、生帛市的繁榮。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載:“有百姓張牙人,將青州生花隔織三百二十匹,於界南頭孫師顏、鄭孝孫、趙良祐三人舖內,稱是城北姜殿直出賣。” [18](卷449)孫、鄭、趙三家店鋪即為汴京東城的彩制帛鋪;《都城紀勝》中記南宋臨安:“名家彩帛鋪上細匹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另據《夷堅志》載:“鄂州富商武邦寧,戶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 [7]《東京夢華錄》卷二記:“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可見,彩帛、生帛交易額之巨大,令人瞠目!各地彩帛鋪林立,數量頗富,充分反映出絲織商品交易之發達。如據吳自牧《夢梁錄》“鋪席條”所載:“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共列舉十四家店鋪,與絲織品有關的只有南瓦子宣家台店鋪,但“淳祐年有名相傳者”,列舉了共一百零六家店鋪,有九家彩帛鋪直接出售絲織匹帛,以絲織品為原料或與之相關的店舖有十三家,共計二十二家,佔其名店鋪者五分之一。這足以說明,當時絲織商品市場的繁榮及絲織業商品化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
另外,絲織商品貿易的發達,離不開流通領域中的媒介──商人。專職絲織品貿易的商販其普遍程度及活動範圍,代表著商業資本的活動領域,能夠直接反映出商品性絲織生產的發展程度。如在《夷堅志》中記有很多經營彩帛的商販:“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至溫峪”,“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傳氏子,歲販羅錦於棣州”,“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貨於衢婺間”,“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僦安泊”,“鄂岳之間居民張客,以步販紗絹為業”,“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為生” [7]。還有登州黃縣人宗立本,也代為行商“與妻販縑帛抵濰州”等。可見地區性市場很繁榮,商品交換流通頻繁,有時成交額很大。如淳熙間,富商從四川販錦帛,至於西欽州賣與交趾人,貿易額“動輒數千緡” [22]。若按南宋初年四川高價折估絹每匹十貫為率,該欽州一筆錦帛成交額便在數百匹左右,商品交換的規模令人驚嘆不已。商販的活動區域隨著商品經濟不斷發展也在擴大,元祐三年(1088年)臣僚言:“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船運見錢、絲、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絲、絹、縑帛又蕃商所欲之貨,此南北之所交馳而奔輳者” [18](卷405)絲綢已被商人轉買四方,行銷全國,商業資本也滲透到各個地區,市場覆蓋面極為廣闊,全國性的交易市場模式已見端倪。因絲織商品交換流通在市場供求關係影響下,遵循價值規律,商販從中達到發財致富的目的,這已經不同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式,這部分絲織品生產作為獨立的專業化生產已完全屬於商品性絲織生產的範疇了。
隨著桑蠶絲織生產社會分工不斷深化,其商品化程度日趨提高,與之相關的加工工業也發展起來,一方面推動了人口非農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帶動了市場的進一步開發。例如,印染業:從事染織“鄉里洪源董氏於家本染工” [7],成為獨立手工業者;另知台州唐仲文曾“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 [23];“陶四翁開染肆”,即為擁有財力的私家印染作坊,其染料均從市場上購買,又推動了印染原料──藍靛的生產[ 24],使生產銷售市場進一步擴大;又蠶具市場,桑蠶業的商品化,使生產資料──葦箔市場需求大增,“傾囷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 [25]。蠶具市場發展起來,規模較大,蠶市中蠶具雜物之值,或“有千緡至萬緡者” [26]。而葦箔生產原料以杉木為宜,竹簀、大桐葉為藏繭所備,又促進了杉、桐、竹業的種植等等,此不再一一列舉。總之,桑蠶絲織業生產的商品化,推動了與其相關產業的發展,在各地區受供求關係影響、價值規律支配的地方性市場不斷深化擴大,呈現多層次結構特點,使各個生產部門間形成互相依賴、互為市場的網絡性市場關係,市場供求機制也在發揮作用,市場逐步發展起來。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肯定: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經濟細胞開始分裂。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生產已基本上不再是為自身直接需要而生產,產品主要或絕大部分拿到市場出賣,以購買生產生活資料,維持和擴大再生產,此種絲織生產絕不同於原來的家庭副業生產,而是獨立地走上了專業化、商品化的道路。所以,如果說自西周初年已有商品性的生產與交換,嚴格意義上說,其僅為調劑餘缺的初級生產形態,而真正的“剩餘產品時代”,即分工較為發達的時代,應已具有“市場模式”,其生產完全屬於商品生產性質。唐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已開始打破原有家庭內部自給性生產模式,商業資本進入農村[27]。至宋代,隨著上述商品化趨勢的普遍出現,這種“市場模式”也已明顯呈現出來,絲織生產已部分地屬於商品生產性質。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商業資本麇集活動的中心,商品市場便成為人們生產和消費所必需的紐帶,絲織生產的商品性更為突出。但就全局而論,不宜把宋代絲織生產的社會分工和商品化程度估計過高。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家庭生產方式仍在社會大量存在。儘管部門間分工仍不盡徹底,有或未盡放棄農田本業,有或桑蠶絲織業間未完全分離,但在經濟發達的五大絲織業生產中心確實普遍存在這種分工,且日益顯著。在原有的家庭生產形態中,除去為滿足政府賦稅及小農家庭需要外,仍有絲織品進入市場,且商品化程度愈為發達,生產和需求部分基本處於市場調節之下。因此可以說,這種商品生產發展主要基於家庭生產的商品化程度。也就是說,這種絲綢商品生產和交換愈是繁榮發達,便愈會逐步瓦解各地區家庭內自給自足性生產的經濟基礎。於是在封建小農家庭傳統生產方式的母體內,便孕育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即市場經濟萌芽,在宋代出現已成為極有可能的事。至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的萌芽初具規模,更為發展了。但因其產生於家庭經濟內部,有其自身致命弱點,所以很難真正像歐洲工場手工業獨立發展起來,導至近代資本產業的形成。所以在中國商品經濟中,始終有自給性與商品性兩種生產方式長期並存,成為中國商品生產的特點,只是在於不同歷史階段商品化程度不同,誰占主導地位的問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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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百四十九 元祐五年(庚午,1090)

  起哲宗元祐五年十月盡其月

  冬十月癸巳,導河水入汴。(玉牒有此,實錄無之。)

  詔罷都提舉修河司。

  蘇轍又言:「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準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準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茭,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一】,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服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以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於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二】,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言,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茭,開掘河槽,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於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局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去年八月二十八日。)

  侍御史孫升言:「臣竊以爵賞所以錄有功,刑罰所以誅有罪。無功而受賞,則臣下不知勸,有罪而不罰,則姦惡無以懲。此國家之大患也。謹按宣德郎李偉,狂妄懷邪,欺罔誤國,既獨奏二股回河之議,有乘時建立大事之言,內挾文彥博之勢權,外假吳安持之游說,大臣為之搖動,朝廷如是聽從,力役既興,公私被害,既不能通行二股,況可以全復大河?方李偉姦言既行,內外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為諱,有識之士,為之歎息。自非二聖獨斷,照見欺罔,權罷修河,則其患害何可勝言也。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罷,(十月二日。)則李偉欺罔之罪益明。今來朝廷不獨不行李偉之罰,而又授李偉以外監丞之命,如此則是無功受賞,有罪不罰,臣竊恐非二聖明賞罰勵臣工之意也。伏乞聖慈詳察李偉欺罔之罪,早賜罷黜,以厭服中外之心。」貼黃:「李偉為知已有四月五日指揮,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惟恐一旦放罷,是以日夜經營,造作故道減水之功,誑惑朝廷也。」

  升又言:「臣近奏論李偉輕儇小人,前後欺罔,乞行放罷,專付北外監丞司管勾故道。竊聞李偉遂就除(九月二十六日。)權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孫迥提舉北流。如此則河事興役不息,河北生靈困獘無有休息矣,臣深為朝廷惜之。今東流故道,止是欲分減夏秋漲水,果若故道可以通行,則北外監丞孫迥管勾足矣,不知何以須待李偉乃能照管也?臣竊聞姦臣誑惑朝廷,以今歲漲水北流無患者,以東流分減之功也。殊不知自來專以回河為議,其北流隄防全不修築,昨自去秋後來朝廷稍知大河決不可回,遂專令鄭佑照管北流,故隄防稍稍完葺,所以今秋漲水不為北流之患。朝廷若將東流枉費物料、工力一併修治北流向著地分處,隄防高闊堅實,則無深、冀之患矣。今年漲水,東則北京危急,幾不可保,南則魚池墊塌,人皆寒心者,良由閉斷三河,置截河隄、馬頭與止水鋸牙,壅過漲水,北流不決【三】,又擗刺大河一向直注東岸,此北京、魚池所以幾決也。吴安持、李偉止以分減漲水有功,以誑惑朝廷,而不論北京、魚池之危,幾至不保,而所費物料工夫,倍於修固北流隄防之費也。伏望二聖照察愚臣之言,放罷李偉,專責北外監丞官司,庶幾河事漸有休息之期,以絕河北生靈困獘無窮之患。」貼黃:「近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相度回奏云:『臣等今奉朝命,只是相度逐官所陳,恐大河生淤有妨分流,合如上項事理所是。將來河勢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當從有司施行。』臣雖至愚,竊詳所奏,若本路監司見得李偉措置有十全無患之計,則不當於奏狀內聲說河勢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當從有司施行也。且知利害莫如本路監司,猶不保明李偉措置,而朝廷乃篤信李偉如此,深可惜也。伏望二聖照察魚池危急之際,南嚮京城,行道之人,為之寒心。而北京橫隄之外,渺如江海,若當時風不止,雨不息,則必至疏虞。北都有力之家,多已遷移,而獨以倉庫兵防委之試險。今論者猶以李偉分減北流漲水之功上惑,豈不過哉?伏願二聖照察李偉輕儇小人,貪冒無恥,往年吴居厚誅剝東京百姓,偉與有力焉,今在廷豈無諳知河事老成練習之人如李偉,而必須用一狂妄後生者?蓋李偉憑恃權勢,眾皆為地,今若不罷李偉,則河事興作不息,河北生靈困獘,無有休已。伏望二聖以河北生靈為念,出自聖意,放罷李偉、吴安持。」(吴安持與本路監司按視,事在八月十二日。)

  升又言:「李偉去年八月奏陳大河要切利害云:『今來大河已是分流,即更不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兩股,約奪大河三分已來。今只得夫二萬,於九月便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已為畢。因而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刷東流,修葺鋸牙,當迆次增進一埽,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復全故道。乞復置修河司,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條理,可以乘時建立大事。』朝廷遂以為信,并依所奏施行。後來耗費國家財用民力,不可勝計,遠近騷然,河北生靈為之困獘。其二股通行,已即淤澱,故道全復,顯為欺罔。上賴二聖察見狂妄,遂罷修河司。然建議之人,一切不問,李偉猶以照管故道為名,依舊存留在任。緣李偉係合入知縣之人,既飾姦言以欺罔朝廷,冒竊任使,請給之類,並依外監丞。偉既僥倖如此,惟恐一旦罷任,日夜營求興作河事,不顧朝廷利害,不恤國家費用,不愛生靈性命,專為身謀。臣伏聞近日李偉又奏請大河若不於口地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淤澱。朝廷遂令都水使為吳安持前去與本路監司相度。吴安持等相度回奏,仍云縱未保入冬常流,次第亦未至大段淤澱。豈有任事之臣相度利害,奏上之言全無一定?且既未保入冬常流,則淤澱必矣,豈當云未至大段?此乃吴安持、李偉二姦臣為來春復興二渠之役張本也,臣愚深為朝廷痛惜之。且故道河埽,自有北外監丞管勾,李偉若不多端擘畫興工動眾,則何能久於其任?故偉日夜營求作河事以誑惑朝廷。臣愚以謂若不放罷李偉,則河北生靈困獘,無有休息之期。仰惟二聖聖明,無遠不察,無幽不燭,而北京去天庭咫尺,二聖必能察回河、二股不可為。李偉去年八月所奏大河利害,通行二股全復故道,曾經聖覽,從後無一可信,照驗甚明,二聖必能燭李偉之欺罔。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為念,出自聖斷,放罷李偉,其照管故道,自付外監丞司管勾,以絕河北生靈困獘無窮之患。」貼黃:「李偉去年八月奏陳通行二股,奪大河三分,春夏之交全復故道,皆是欺罔,然依舊存留在任,則萬一來春果又興二渠之役,困獘公私,彼將何顧惜也。願二聖深察臣言,早賜放罷。又李偉輕儇小人,貪冒無恥,往年吴居厚誅剝東京百姓,偉與有力焉。今在廷豈無諳知河事老成練習之人如李偉,而必須用一狂妄後生者?蓋李偉憑恃權勢,眾皆為地,今若不罷李偉,則河事必興,工作不息,河北生靈困獘,無有休已矣。伏望二聖以河北生靈為念,出自聖意,放罷李偉。又昨來回河之役,村揚郡樊河門至今閉斷,并置立『暑』字防截河隄并止水鋸牙、馬頭,依舊存留。近又於內黃第一埽第二鋪『荒』字號防內修槐花村小堰一道,大河水勢一向直注北京東岸。近日漲水流溢,北京簽隄危急,幾至衝決。上賴二聖德感天地,風止雨息,不然,北京豈復可保?此非大河為北京患,乃李偉造成北京之患也。北京獲存者,出於天幸爾!」(密疏有此,今仍之,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按十月二日始罷修河司,不應數日前臺臣已言,密疏月日必誤。或是十月二十三日。今且移入十月二日後。)

  升又言:「臣累具奏論李偉回河欺罔,乞行罷黜,終未蒙朝廷施行,惓惓愚忠,不能自已。臣向緣奏對,親聞德音,謂河不可回。則回河利害,二聖固已詳知,不待臣言而後知也。去年李偉奏聞聖聽,謂大河已奪三分,顯有全回之勢,可以乘時建立大事。及霜降水落,則故道生塵,然大臣猶主張李偉而未罷。今春復興減水之役,名為減水,實作回河,其止水鋸牙、馬頭、截河隄,皆回河之具也。夏秋水漲之時,吴安持倡言於朝,謂大河已過,乘勢可回。大臣並以為信。今日水既伏槽,孫村口地又復生淤矣。李偉、吴安持二年欺罔無效,二聖固已盡見,不待臣言而後見也。臣伏念陛下明知河不可回,而主議者不以為然,陛下明見李偉等欺罔,而主議者不以為罪。如此則是大臣有所主,雖人主且不可易矣。此愚臣所以不避冒瀆,至于再三也。伏望聖慈奮獨斷之威,正欺罔之罪,罷黜李偉,以厭服中外之心。」

  又言:「臣等累曾奏論宣德郎李偉回河欺罔,乞行罷黜。近日雖有指揮罷李偉北外監丞,然依舊存留在任,提舉東流,及移那兩處工夫物料。如此則名為罷外監丞,其實事權依舊,與不罷何異?臣等伏以二聖深知回河之為害,而東流故道決不可復,徒使一方生靈困獘騷擾。昨來所以放夫罷役,罷都大修河司,皆出聖斷,而李偉狂妄欺罔,中外共知,何獨留連而不去?李偉小臣,不繫輕重,豈足以煩朝廷議論,而臣等所以至於再三不已者,非止為李偉有罪而不誅,亦非為李偉冒竊祿仕而不去。蓋李偉首建回河之議,大臣為之搖動。方偉之姦言得行,內外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為諱。及河北轉運使謝卿材、河北都轉運使范子奇皆緣與李偉異議而罷,自茲以後,雖有深知河事之人,皆箝口結舌,無復敢言。故河北之人以李偉去留視河事之動息,觀朝廷之向背。若李偉且留河上,則必妄生計畫,興造河事,以實前說,待其大敗,患惡顯然而後去,固已晚矣。伏乞二聖以河北生靈為念,罷去李偉,別擇經歷老成之人,付以河事,不獨使河北之人有休息之望,人人自安,庶幾深知河事之人敢為盡言,則中外幸甚!」(罷偉外監丞,當考月日。政目:十月十二日,賈種民為北外丞。或是代偉也。更詳考之。)

  是日,詔導河水入汴。(玉牒於五年十月癸巳書導河水入汴,他書並無之,故附見此,須考詳。四年冬末,梁燾奏乞復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或移彼入此。曾布日錄云云合考。布以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自太原移河陽,其年十二月二日改青州。)

  乙未,詔今次奏應舉制科日限,且依舊制限十月終。

  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每年贓銅錢內支錢一千緡充捕盜支用,緣遞年所支多寡不一,若有餘數,乞依次年額外支使。」從之。

  別試所言,考校到宗室試藝業合格人左監門率府率士稷,右千牛衛將軍士註、令晙、令璹,右監門衛大將軍令剸,右監門率府率叔閎,右千牛衛將軍公緬。詔士稷遷右千牛衛將軍,士註、令晙、令璹、令剸、叔閎、公緬并減五年磨勘。(政目云:舊條並轉官,奉旨士稷轉官,餘減五年磨勘。)

  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移牒稱:『先為定畫疆界,有詔漢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數對留。欲於蕃界令存留五里為草地,夏國於所存五里界內修立堡鋪。』今擬到回牒云:『朝廷務敦恩信,特從所乞,應見今分畫界至處,許於蕃界內存留五里,空為草地,漢界草地亦依此對留五里,為兩不耕地。各不得於草地內修建堡鋪。』」從之。

  丙申,吏部請避親法注文添入「或妻之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一十四字。從之。

  丁酉,定州言州有韓琦祠,乞載於祀典。從之。

  詔:「應巡檢下土兵如願充禁軍者,委監司每年分詣逐處,與當職官揀年四十以下依逐指揮等樣添填。」(新無。)

  右司員外郎王古為祕閣校理、太府少卿,太府卿李杲卿為衛尉卿,衛尉卿劉忱為太府卿,太府少卿程博聞為司農少卿,司農少卿廉正臣知滑州。呂大防、劉摯以杲卿老而怠於事,素賴博聞,古既非強明,又不勤敏,而太府事劉忱雖老猶精審,故易之。(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知梓州周尹為直祕閣,再任。(再任以政目增入。)

  戊戌,秀州團練副使沈括為左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任便居住。

  禮部言:「降送到空名假承務郎、州助教敕,齋郎補牒,以千字文為號【四】,印訖發下所屬官司,仍具注給降事因、去處,候申到給訖因依,即行銷注。應敕牒並置籍拘管,以事因注簿訖,關送吏部,即行銷簿。應敕牒不得下司,當職官畫時交點道數,實封印押收掌。出牓召人進納,當職官躬親書填給付,具姓名、鄉貫、三代、年甲、字號及年月因依,并見在道數,申吏部。應敕牒如客販賣者,指定所詣州,每道給公據照牒,以字為合同號印押,其照牒實封入遞。敕牒付客,召合進納人承買,經州投狀,依上法勘驗書填給付。其照牒公據批鑿毀抹訖,限兩日具姓名、鄉貫、三代、年甲、敕補牒上字號,報元承受處。」從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十月初七日。)「臣近有狀論列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疏縱不檢事跡【五】,上瀆聖聰。今續采訪得王安禮在任買絲,勒機戶織造花隔織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擔,偷謾一路商稅,上京貨賣,贏掠厚利,不止一次。近於九月內,有百姓張牙人,將青州生花白隔織三百二十匹,於界南頭孫師顏、鄭孝孫、趙良祐三人鋪內,稱是城北姜殿直出賣。臣體問得有青州書表司張僅,見在城北蔡市橋姜殿直店內安泊,是王安禮令張僅別作緣故押當匹帛,前來託姜殿直貨賣,收買回貨,兼買首飾綾裹售用家事。其姜殿直舊在安禮門下出入,安禮素來照管,家富於財,見開四所正店。伏乞陛下特降聖旨,下開封拘追張僅及姜殿直,細加勘問,得見情實,仍行根究妄作名目差人般運數目,及謾昧沿途商稅、侵擾機戶等逐件事,盡法施行,以懲大吏貪饕恣意不法之罪。」(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

  右正言劉唐老又言:「伏聞知青州王安禮,在任污穢不法,人有仇之者,作賦以紀其事,詭用名氏,在京雕印,因茲流行,眾議甚洶。以安禮之事跡,自當窮治斥責,然而造作語言中傷之事,此風亦非可長。若利害交惡之際,苟欲償怨,競為匿書,如是則遞相傾危,臣恐人情之閒,將有不安者矣。風俗所繫,於此至重,今日之漸,寧可啟之?臣今欲將王安禮事狀從臣僚上言盡理根治外,其作賦雕印之人,下開封府立賞告捉施行。」

  己亥,資政殿學士、知蔡州王存,與知青州王安禮易任。(存改揚州在二十一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錢勰知瀛州,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張頡知荊南。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朝廷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欺詐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恤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荊南,頡自瀛徙荊,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很而失眾,今頡猜險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六】,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出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大,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眾,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謹。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全、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頡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按據,謹別具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擇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荊南,不為過當。臣所言但以頡為性猜險,所至不得眾情,不可令管邊事耳。」(從違當考。)

  詔宣州和州刺史、內侍右班副都知趙世長為宣政使。左侍禁、閤門祗候、東南第九將雷瑜,特追閤門祗候,勒停。坐託疾不赴邵州策應也。

  太常博士王念言:「近詣唐州淮瀆長源王廟祭告,伏見本廟祭器,形儀不中制式,乃有闕數,及三獻官無冠冕祭服,止用常服。乞諸嶽瀆見行儀制,詔有司議造祭器名數及三獻奉禮太祝冠冕祭服,付本廟以備祭享【七】。」從之。(新無。)

  癸卯,龍圖閣待制、知廣州蔡卞知越州。

  知荊南、朝奉大夫路昌衡直祕閣、知廣州。中書舍人韓川言昌衡鄙惡,若以直閣領帥,二三年閒例為侍從,繳詞不草。乃詔罷館職,特轉一官知廣州。(罷職轉官在十月日,今并書。)

  提舉出賣解鹽孫迥知濮州。(五月八日梁燾云云,六年四月六日,當考。)

  三省言:「舊置編修院,專掌國史、實錄,修纂日曆。元豐四年,廢罷本院入史館。奉行官制,隸屬祕書省國史案。緣史事最為機密,付之祕書省未便。」詔移國史案就見今置局處,專掌國史、實錄,編修日曆,以國史院為名,隸門下省,更不隸祕書省。見權著作官,除改抹樂詞等及供檢非機密故事、迎候車駕,并輪宿依舊外,只於本院供職。

  詔近除權侍郎,並依諫議大夫及待制例。

  戶部員外郎穆衍為右司員外郎。(八月二日,衍以戶外使熙河,及今兩月餘,遷右司,度此時衍猶未還也。十二月二十七日,又遷郎中。)

  屯田郎中陳安期知濟州。安期乞補外,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禁軍弓弩箭手事藝出等,如年四十以上〈豆斗〉力減退,或年未及而偶因傷閃手足,並給限半年,教習不及元等者,委本營將校保明當職官驗實,聽量減〈豆斗〉力,仍不得減過本軍上等。」從之。(新無。)

  甲辰,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者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眾簽書,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卻,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用管軍【八】,皆以資任前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眾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己意,必欲進擬,其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眾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沮,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專擅之跡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朝廷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眾所推伏,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資守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貼黃稱:「訪聞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按,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難以令管軍。」其後卒用守約及文郁,而利一與兕不與焉。(王文郁以熙河蘭岷副總管除沂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升副都總管;張守約以知涇州為昌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鄜延副都總管,乃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寅事,今附此。元祐五年十一月二日,利一以雄州團練使知滄州,尋改大名路總管,知澶州。五年十一月十日,兕以通州團練使為環慶總管,六年正月十二日十四日乙巳改涇原。利一紹聖元年二月二日又除軍職,尋罷之。)

  乙巳,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梁從吉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敏恪。

  丙午,朝獻景靈宮。(檢例看,恐不合書。)

  丁未,吏部言:「宗室本宗袒免以下親,於職事有統攝,更不迴避,餘親依外官法。」從之。

  詔荊湖北路見在軍前及渠陽、貫保兩寨守禦廂、禁軍,暴露日久,賜錢有差。

  詔應干邊機文字,並不許御史取摘。(此必有故,當考。)

  三省言:「通遠軍申乞添置倚郭一縣,以隴西為名,差選人充尉兼令、簿。」從之。

  侍御史孫升言:「臣檢準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敕,據兩浙轉運副使葉溫叟言,申請有蔭之人犯酒,至三犯,特許真決。無蔭之人依法斷罪外,隨所犯輕重,勒令遷徙別州縣居住,滿一年不再犯,申所屬施行。臣訪聞兩浙西路州縣,見今緣此指揮,逢迎葉溫叟意,應犯私酒,不分輕重,盡令移鄉。至有绚嫌之人,多端架搆,以斗升之酒,誣陷良民,遷徙失業,道路嗟怨。臣伏見朝廷向懲盧秉所立監法移鄉之獘,已行廢罷,今復從溫叟之請,使一路之人遷徙失業,恐傷二聖忠厚之政。況犯私酒,於前後敕自分輕重徒杖配流之法,法外滋張,徒生姦獘。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所有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兩浙路所犯私酒移鄉指揮,更不施行,庶使一路生民,各獲安堵。」(元祐五年十月十六日奏,從違當考。)

  己酉,知大宗正丞事徐君平、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虞策,並除為監察御史。以御史中丞蘇轍、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薦也。(范祖禹手記:徐君平久從荊公學,當國時不隨,子由稱其文學似龔原。又虞策元祐五年十月與兩省同舉御史,自荊湖運判除監察。徽錄大觀元年三月有策傳,餘杭人。)

  轍又言:「新除順安軍王世安,前任都大提舉河埽日,差河清兵士掘井灌園,雖罷知軍,仍擢為京西南路都監,乞追回新命,下所屬按治。」詔世安罷京西南路都監,其違法事,令都水監依條施行,若不該責降,卻與樞密院差遣。

  庚戌,尚書省言:「桂州奏,官員差役人充白直不足,乞依舊例差鋪兵士。」從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臣今月七日具狀言,知青州王安禮在任踰濫不法,乞行根治。尋蒙朝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鞫其罪。臣竊以為朝廷行之有所未當也。何則?君之於臣,進退黜陟,必須揭其賢否功過,明示於朝,此所謂與眾共之,不自私於一人也。今大臣有罪,於法當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次等藩郡,又不褫其職名,不惟在朝廷之士未之信服,仍使被彈之人以為曖昧不平,歸過言者,足以藏庇姦跡,文飾穢行也。臣竊見嚮者蒲宗孟在鄆州,止因禁戢賊盜用刑太峻,朝廷奪其職,授以郡守。宗孟戢盜峻刑,比安禮踰濫不法,公私之際,所犯不倫,而原情降罰,輕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豈足怪哉?伏乞聖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顯賜黜責,以符天下公議。」(五年十月十七日象求奏此。)

  象求又言:「臣近者上言知青州王安禮踰濫不法,及買絲配機戶織花隔織,妄作名目,差人般擔,偷謾一路商稅,上京貨賣,贏利入己等事,已蒙朝廷行遣推治。更有因緣生出事節,臣並皆略去,免干連追捕別人,卻成勞擾,姑欲上為清朝,按舉擯逐縱恣姦貪之吏而已。然臣續又訪聞得安禮在任,曾將本家錦一段并椅桌二十副賣與公用庫,大算官錢入己,兼與諸縣勾收不係省雜錢數千百貫,令曹官收掌,非理費用。臣欲隱而不言,又慮官錢不見均實下落,被人侵欺盜用,則臣有庇姦失職之罪,所以不避煩紊,再具陳述。兼臣竊謂安禮作過,跡狀甚多,又暴白如此,織匹興販,非止一次,以致機戶逃竄,百姓沈大被非理決責枷錮,出錢交還趙五,以致破壞家產。本路監司,無由不知,顯是畏懼安禮凶狠,或被安禮以事染污,不敢舉發,上負陛下委寄,使一方吏民受昏亂之獘,臣不勝憤激。伏乞陛下聖慈,特將臣所陳事節,密付本路新到任監司,或不干礙官體量,果有上件情狀,即乞置司推勘,盡法施行。兼臣聞得王存是安禮妻之姊妹夫,見移知青州,竊慮吏民畏避,不敢依實通吐,更乞朝廷詳酌指揮。」(十月二十一日象求奏此。二奏并須刪修。)

  右司諫楊康國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竊詳諸道帥臣,朝廷委之節制一路,其任非輕,當先謹守法令,表帥列城,以寬朝廷方面之憂。近聞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贓狀穢跡,傳播京城,竊聞朝廷已賜窮究。謹按王安禮昔作先帝輔臣,已坐踰違罷去,今為陛下東帥,又以贓污著聞,自謂姦雄,不改故態,顯見凌蔑公法,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聞開封根緝興販事狀,已見來歷,前後不一。勘會新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存,與安禮同是謝絳之壻,竊恐將下本州體量,必是顧情蓋庇,蒙昧朝廷。伏望睿明特賜指揮,嚴責本路轉運或提刑司,依公盡理,按驗確實,重賜施行,以正朝廷,使安禮黨與恣橫不法侮玩詔條之人,稍稍知懼。」

  壬子,新知青州王存改知揚州。(知青州在初八日。)

  專切措置荊湖北路邊事唐義問乞朝廷豫降約束,候進兵明有勝捷,即分官建築邊面。詔義問候進兵明有勝捷,入急遞以聞。

  癸丑,詔:「近制府監發解省試舉人,經義每道不得過五百字,策不得過七百字,如過七百,雖合格並降一等。諸發解舉人依此。」

  詔:「自今同文館高麗人出外置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文錢給還價直。若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九】,即問元買處,開封府檢奉敕條曉示。進奉人到闕,關司錄司曉示行人,情願將物入館交易,仍具姓名關本館,照會監門不得阻節。日聽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一匹并牧馬兵士一人,至申時還。仍責隨馬人所往處狀。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申取朝廷指揮。」(蘇轍具北使、西使、高麗使條約乞行裁酌,今所具四事,皆舊條約,非今創立,但舊日聽下節二十人番次出館,今減為十人耳。轍所言初不盡用,故轍再言雖十人亦不宜聽出館,不知後竟何如?實錄以此四事為從轍言,蓋誤也,今改之,仍取轍言附於後。)

  先是,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一○】,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資,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疏【一一】,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國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并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限日。如此施行,自不為薄也。」貼黃稱:「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江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干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及至,轍又言:「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約,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夷狄之人【一二】,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採虛實,圖寫宮闕【一三】、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為非妄。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而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未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從違當考。據十二月乙未劉摯云,則轍言盡從也。)

  乙卯,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滕元發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特賜錢三十萬。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元發卒於都城之外,家無餘資,乞加優卹也。(劉摯云云,今附注此。劉摯云:初,命元發與王安禮對易,韓川封還元發詞頭,以為病不可為帥。過都門二十日,不敢求覲,其病無疑。元發磊落有氣節,往往不為任事者所喜,故擠逐流落幾二十年,方稍被眷獎,有所任之而老矣。苦腳疾,他無甚病,然其志未能無所望。既摧頹不能支,又為後生輩指點,議者疑其邑邑以死也。亦可哀矣。)

  丁巳,樞密院言修將官敕書成。編修官都承旨劉奉世、韓川、王巖叟,副都承旨李綬,詔賜銀絹有差。

  自官制後,刑名並上尚書省取旨者,送中書,不上察院;事有繫邊機及軍政,或本自察院畫旨,下所在取當降特旨有所懲戒者,密院皆不見。同知院韓忠彥具其事,與三省集議:「凡斷獄係前項依舊上密院,斷已三次,眾議無異言,乃同入文字。」十月十四日畫可施行。既逾旬,中書侍郎傅堯俞忽獨具奏:「官制行之已久,不可遽改。昨不曾商量,吏人呈押,臣以為尋常文字,遂簽書,然臣實昏亂,不能守官,乞從顯黜,所有十四日指揮,乞不施行。」內降堯俞劄子付都省,堯俞即於都堂變色出語侵忠彥,眾皆愕然。堯俞素非好辨者,眾疑其為中書刑房吏人所誤也。後數日,堯俞又入劄子云:「都堂聚議,臣實不知,略加究詰,必見詣實。」然殊不言及曾簽書文字【一四】。呂大防謂劉摯曰:「欽之事當與略修潤已降指揮,然欽之此舉極誤,不惟使外之邪黨窺伺,幸吾曹有閒,亦令簾中有所疑,謂吾黨欺欽之。」欽之,堯俞字也。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揮云:「公案係邊防者,文臣上都省,武臣上密院同取旨。」是日(二十六日丁巳。)進呈,大防言:「此事久來聚議,恐是堯俞不聽得,今改云云。」堯俞進曰:「如此則允當。」初,堯俞欲留身白此事,大防等諭以不須留,但對眾陳之可也。劉摯謂堯俞既簽書文字,卻有所訴,謂己不知,直以為眾人欺謾取其簽書,故劄子自云昏亂,其欲留身,蓋將就簾前嫁其欺慢之罪於眾人,賴大防等曉其說而止之。徐聞激堯俞使為此者,實給事中范純禮也。堯俞、純禮於韓氏皆連親,事多密咨純禮。大防既信堯俞,堯俞又多謀于純禮一二輩,所以差除閒多用洛人及韓氏姻舊云。(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十一月二日蘇轍云云可考。)

  己未,刑部侍郎韓宗道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尋復為刑部侍郎。(復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今并書。蘇轍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劉摯記此事云:「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呂大防實主之。初莫曉其故,昨撰除目,後疑其然。因博詢,乃知宗道有求於傅堯俞,小封干大防,故忽發,謂眾人猝猝不能可否也。蘇頌亦韓姻,為此委曲者,獨謾摯及許將耳。宗道為正侍郎才三月,摯因晚集,以宗道事問大防曰:『何故除外任?』大防曰:『外面難得可移之人,宗道已多時。』摯曰:『宗道雖久,乃是權侍郎,改為正侍郎及今方百餘日。』大防愕曰:『是是,然終須作待制,只是差早爾。』摯曰:『不然,只恁觀之不為過,若比眾人則太優。陸佃為正侍郎五年,才得待制知潁州,梁燾兩為諫議大夫,又為中丞,又為權尚書,請郡止得待制知鄭州。天下公議亦可畏,不知外人如何說此差除也。』大防默然久之。逾月,宗道仍歸故官。蓋大防畏公議,因事改前過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

  右正言劉唐老言:「臣伏睹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竊詳此法,蓋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之文,復於去取議論,所主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策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緣舉人所繫利害大者,在於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閒,二者分為約束。如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經術、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治經者必以義對為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為重。臣欲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舍,策論止於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依舊更不分經考校。如此則主司議論既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朝廷詳酌施行。」從之。(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在十一月二日,今并此。舊錄: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劉唐老言:「請治經舉人以大義定去留,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去留,並以論策定高下,仍依舊更不分經考校【一五】。」從之。按元祐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請,今并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揮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於後。)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見朝廷近緣臣僚上言,頒行貢舉條制,治經之人以大義定去留,論策定高下;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取舍,經義、論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為朝廷不復更取經義策論,學者相語以專事詩賦,不須考閱經史。蓋以進士應舉,以得失為重,高下次之。今以詞賦定去留,則學者必盡力於詩賦,以幸有司之選,何暇以高下為計邪?臣竊觀今次科場,以兩科均取進士,府學試經義者,絕十分之二。以利害計之,將來學者必皆趨習詞賦,天下之士皆應詩賦,而有司又執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學者為文誦書,惟一意於詩賦,不復治經閱史,探考義理之學【一六】、歷代成敗之跡。雖試義問策,僅如昔時帖墨耳。竊以朝廷昨來復添詩賦,蓋緣自改經義以下,學者苟簡,不該他書,不曉聲律,故令兼習詩賦,與經義並行,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經義而尊詩賦。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經義,當時又豈復以經義為第一場,又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潛消經術,專進詩賦,黜理而尚辭,遺實而取華,不亦過歟?臣竊聞太平興國八年,太宗下詔曰:『進士舉人,只務雕刻之工,罕通緗素之學,不曉經義,何以官人?宜令禮部貢院,特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惟以念誦為工,罔究大義。』真宗曰:『前已定進士兼取策論,諸科能通經者,別加考校。』至和貢舉條:詩、賦、論、策四件並上上,為第一等;三件並上次以上,一件中上,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為第二等下。熙寧四年罷詩賦,以經術、時務、義理、文詞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觀之,自祖宗以來,固欲兼用詩賦,又以策論通定去留高下,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為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為緣不分經考校,故當時定四場通取之制,不亦過歟?言者以為主司以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隨習尚,互為升黜。臣以為學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取其優長,故無遺才。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又何害耶?今就專以詞賦去取,若賦不合格,則經義、策論雖精深閎贍,不可復取。如此則博學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詞賦之學,最為難工,治平以前,學者久習,精者猶鮮。況新復此科,進士尚以聲病為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況專以詞賦去留,不免彊取疏繆之文,以應法充數。則是詩賦雖繆,以法而不得不取,經義、策論雖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實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祐二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使無失人之弊。」

  又言:「臣昨具奏論科舉條制不當專用詩賦去留,乞依元祐二年指揮,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之務,莫重於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術,則天下之士知所學而不流於淺陋。取之非其道,則學者日趨於卑近,而以苟得為意。夫士之所學,以知道燭理為主,而文辭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燭理所以應務,能文所以達意。此三者,士之所學,不可偏廢也。朝廷以熙寧未改經義以前,祖宗相循,以詩賦、策論取天下之士,詩賦取其雅麗清新,協比聲韻,以文辭為主;論策取治經習史,曉達世務,以知道燭理為本。以此四者參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觀博習以求應選,不敢專一技以希幸得。故歷朝以來,名臣閒出,勳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聞以詩賦專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詩賦去留天下之士,則為師者惟以詩賦為教,為友者惟以詩賦為習,父以詔子,兄以詔弟,無不一出於為詩賦,是天下之士,惟文辭之為習,不復治經閱史,研究理致,講求世務,雖有經義、策論,殆為虛文爾!十年以後,新學後進,漫不知有義理之學,風俗日靡,入於卑陋淺薄,固非細累。國家列聖相繼,升平百有餘年,教化涵養,歲積日靡,士之所學,宜益純正,士之所習,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詩賦,潛消義理之學,非所以獎養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則非順【一七】,下原學者之心則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詩賦之本意。伏望陛下詔執政大臣審計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均後疏稱以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今并附劉唐老建請之後,更不出其月日。)

  庚申,講書終篇,賜御筵於東宮,宰臣、執政、講讀、條注官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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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旅館名稱流變(3)
發佈時間: 2010/5/13 8:56:23被閱覽數:1510次來源: 華夏風韻網

接待一般旅行者的,則多以“悅來”、“吉順”、“福星”等為字號,寓意客人旅途福順。店匾之外還有楹聯,“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近悅遠來,賓至如歸”等是舊旅店街牆上的常見之聯。“庭出暮接五湖賓,戶開朝迎三島客”的楹聯還見載於中國宋元小說中。旅店匾額,店家多請名人手書,如北京打磨廠內的第一賓館,其老匾即為清末大學士陸潤庠所書,這不外是藉助名人的影響招徠主顧。

明馮夢龍輯小說《窮馬周際賣媼》在敘述唐代新豐市的旅店時道:“這新豐總是關內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熱鬧,只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元雜劇中也有關於旅店的描述。《獨角牛》中有這樣一段旁白:“我來到這泰安州,我可便不住您那招商(旅)店。”《金鳳釵》中也有:“問甚將著行貨,做甚買賣,有甚資財,你到行旅招商店開。”“招商旅店”較多出現在元代城市中,與元朝政府優待商賈的政策有關。蒙思明先生在其《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一書中提到:“商賈之特受優遇,為元代政治特色之一。……至商旅之徵收,則屢有減低之令,… …,以保護商旅之安全。”

元朝政府對商賈經營商業如此優待,則元代民間多用“招商旅店”之字號也就不足為奇了。明時民間旅店受政府制約較多,其中“不下單客”就是政府的一項禁令。馮夢龍《醒世恆言》的“小水灣天狐詒書”中就有關此方面的描述:王臣見“城門已關,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 。當王臣與客家正敘鄉誼時候,“忽聽背後有人叫道:'主人家,有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道:'房屋盡有,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答到:'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單身,又無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到:'難道賴了你的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頒榜遠近旅店,不容許留面生歹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由此足見當時民間旅店受制甚多。

旅店在清朝為民間供膳備宿場所的統稱,而無特指。今天,旅店則成為以提供住宿為主的、規模較小的民間旅館。

四、飯店始見於元代,當時掛此字號的是民間飲食店或兼營住宿(提供鋪席)的飲食店。

“飯店”字號源於唐宋時代兼營住宿業務的“正店”(酒樓)和“食店”。如唐代的雩縣(今陝西戶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憑房一日夜”,唐“汴州西”,有一家“板橋店”,店主人名叫“三娘子”,該店“有捨數間,以鬻餐為業”,因使其德行,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年間,“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使榻”。這是食店兼營住宿業務兩例。宋代元佑年間,青州城北蔡市橋有四家正店(酒樓),是資政殿學士王安禮門下的姜殿直所開除賣欽食外,還兼營住宿業務。到元時,“正店”與“食店”則合而為一統稱“飯店”。元代的雜劇《翫元江亭》中有“我要吃飯呵,走到那飯店門前”。這裡,“飯店”是食店、酒樓。明代《醒世恆言》中的“張淑兒巧脫楊生”中有“挽著手,同到飯店里安歇”。這裡,飯店即旅店、客店。清末,飯店則成為大城市中的大型旅館、外國飯店的字號。今天,飯店則成為提供食、宿、行、娛、購等綜合性服務的、具有涉外性質的商業性的公共場所,是現代飯店的主要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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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旅館的名稱有多種表達方式,主要分為“館”、“驛”、“舍”、“店”四大類。旅館種類繁多,從經營者身份來看,有官辦旅館、民間旅館和寺院旅館;從旅館的功能來說,又可分為商業性旅館和接待性旅館。研究表明,宋代旅館業繁榮發展,已經成了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產業。
中國論文網http://www.xzbu.com/9/view-2298686.htm
  關鍵詞:宋代;旅館;旅館別稱;旅館分類
  宋代,隨著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中國古代城市與交通事業的發展,從而為宋代旅館業提供了相應的物質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一時期旅館業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參與經營旅店以牟取利潤。與宋代之前社會的發展相比,宋代可以說是一個旅館業繁榮發展的時代,旅館業已經成了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產業,在中國古代旅館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本文就有關東京的宋代旅館的別稱及分類做一論述,以期從一個側面反映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一、宋代旅館的別稱
  中國古代旅館名稱繁多,由於各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背景不同,所以稱謂也不盡相同。到了宋代旅館的名稱就更多了,僅以宋代洪邁的《夷堅志》為例,其中就有許許多多關於旅館的記錄,稱呼也是多種多樣,頻繁出現的稱呼就有旅館、旅舍、旅店、逆旅、客舍、客店、旅邸、邸店、客邸、邸舍、驛館、驛舍、驛舖等。如《夷堅志》補卷8載,吉州人李生“入粟得官,赴調臨安,舍於清河坊旅館。”乾道初年,焦務本“帥僕隸貨金帛於潁昌,道由萬壽。日將暮,欲訪佳邸店寓止,得一新旅舍。”[1](P.1326)“王珩彥楚,自明州入京赴省試。揭榜前一日,獨在邸舍……。”[1](P.1310) “臨川貢士張舉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1](P.1637)等等,舉不勝舉。至於驛館則主要是為官方服務的,有專門接待外國使者的國賓館,也有接待官員士人的驛舍。另外也有將旅館單稱為邸、店、舍的,溫州人周公才,“政和初,為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 [1](P.49)“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矣。”[1](P.660)
  古代由於城市與鄉村之間,鄉村與鄉村之間的距離相對偏遠,又加之廣大鄉村地域廣闊,所以一些鄉村旅館往往也被稱為野店、野亭。如《清瑣高議別集》卷3《越娘記》記載,西洛人楊舜俞,“少苦學,頗有才。家貧,久可都下,多依倚顯宦門。念鄉人有客蔡其姓者,將往省焉。舜俞性尤嗜酒,中道於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風樓坡也,其間六十里,今日已西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於此。'”宋敏求記載“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旌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2]又因其大多位於道路旁邊,也有被稱為道店、行館的。如《夷堅丁志》卷1《僧如勝》記載“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腳至臨安,憩道店。”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行館之側曰問月堂。”
  除此之外,宋人外出住客店,還經常稱旅途中的停駐休息為下程,行旅歇宿之處為下處,簡稱下。如楊萬里詩“下程長是無佳店,佳店偏當未下程。”[3]陸游的“山色蒼寒野色昏,下程初閉驛亭門。”又“落葉孤村 下程,痴雲殘日半陰晴。”[4]趙汝 《下程》詩“下程疑頗早,店主勸予休。今 莫貪路,明朝便到州。”[5 ]稱下處的如李昴英家書第三書記載“某自歸榜後,終日奔走,及歸安下處,則諸公來訪,及同年諸友相見,……。”[6]簡稱“下”的如《東京夢華錄》卷2《東角樓街巷》:“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 (二)宋代旅館的分類
  宋代旅館的已經開始分類。首先,根據旅館規模大小劃分,可以分為小型旅館、中型旅館、大型旅館三種。小型旅館主要是由小商人和平民開辦的,一般規模較小、設施簡單,為過路客人提供住宿,最小的僅有一室。如《夷堅甲志》卷20《木先生》記載汪致道曾“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1](P.176)中型旅館的設施較小型旅館先進,服務項目較多,是大多數旅行者的下榻之處。這類旅館一般僱有店僕,收益頗多。如湖州人陳小八去邵陽,曾“館於柯氏店。店內一僕曰徐四,見之喜甚,服事之勤,過於主人。”[1](P.1465)“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僦值 百二十千。”[1](P.1638)型旅館規模大,客房較多,它的設施齊全,服務項目齊備,盈利豐厚。一般由大商人和大官僚經營,如宋故州節度使米信,曾在“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7 ]除了私營旅館之外,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官辦旅館規模更大,設施更全。如蘇軾《鳳鳴驛記》記載該驛“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 而嘶。餘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踰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壞、釘各以枚計,秸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8]由其建築日期之長,役使人員之眾,所用材料之多,足見鳳鳴驛之宏偉壯觀;另外住宿者樂而忘歸,以致連馬都戀戀不捨,可見其服務周全、富麗堂皇。
  其次,無論是根據旅館特色和顧客特點劃分,還是根據其經費來源和開辦者的身份劃分,都可以分為官辦旅館、私營旅館和寺院旅館三種。官辦旅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由國家經營,專門接待政府官員和外國使者,主要是為政治服務的,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如國賓館、遍布全國各地的驛舍遞舖等,這種旅館資金雄厚,規模大,檔次高,其主要顧客是政府的各種公職人員和外國使者,入住者不需交納費用,全部有國家承擔。這類旅館,等級森嚴,不論錢財多寡,非政府人員是沒有資格入住的,否則是要依法論處。與此同時國家還經營部分盈利性的邸店業務;私營旅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於個人,接待各方客人,追求利潤,如民間的各種客店、旅館等;至於寺院旅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於香客或者檀越的施捨,寺院接待八方來客以廣結善緣,不收取住宿費用。此外,除了免費提供住宿之外,寺院也經營盈利性的邸店業務,賺取高額利潤,成為寺院的主要經濟來源。
  最後從其行業組成狀況來劃分,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國家驛館、寺院旅館、一般客店、酒樓食店、茶坊、邸店。國家驛館和寺院旅館,前面已有論述,此處不復贅言。一般客店,主要是為旅客提供食宿場所,不經營其他業務。這類旅店較為普遍,規模大小不等,接待各個階層的旅客。酒樓食店主要是為滿足顧客飲食需要的服務行業,也兼營住宿業務。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元 年間,青州城北蔡市橋有四家酒店,是出入於資政殿學士王安禮門下姜殿直開設的。除賣酒及與酒相關的食物外,還兼營住宿業務。有些食店也兼作旅館,如“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覓差遣,淹某年餘,囊篋殆盡。”[9]茶坊,是人們消遣談心的地方,與客店一樣較為普遍,規模大小不等,開展多種經營。“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一天盜賊欲竊士人財物,詐稱將盜染肆,吸引士人觀看。士人後來“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10]由此可見,茶坊不僅經營住宿,而且也提供飯食。邸店也是旅館的一種,這類旅店較為複雜,不僅僅是供人居住,而且還寄存貨物,提供貿易場所。宋代的邸店繁多,不僅有平民開設,如《夷堅丁志》裡提到的饒州人楊生,“娶妻開邸,生意絕如意”,寺院也參與其中,而且還有官僚王室貴族甚至皇帝開設的邸店。當時,官營的邸店,有專設的左右廂店宅務管理。
  綜上所述,宋代旅館發展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特別是政治經濟活動交織在一起的。因而它有著豐富的社會內涵,從稱謂上看,宋代旅館有著多種表達方式,主要分為“館”、“驛”、“舍”、“店”四大類,且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幾十種的名稱,常見的有迎賓館、驛館、驛舍、驛鋪、旅館、旅舍、旅店、逆旅、客舍、客店、旅邸、邸店、客邸、邸舍等。從旅館的分類來看,宋代旅館的種類繁多,根據旅館規模大小劃分,可以分為小型旅館、中型旅館、大型旅館三種;根據其經營者的身份和旅館的經費來源不同,旅館又可以分為三類,即官辦旅館、民間旅館及寺院旅舍;從旅館的功能和行業組成狀況來說,又可分為商業性旅館和接待性旅館,如私營旅館、國家驛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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