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士人的地位
已往有些學者認為，元代是士人地位特為低落的時代。元代士人受到歧視的說法，最初出於南宋遺民的著作，即所謂「九儒十丐」之說。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曰: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
鄭思肖《鐵函心史》，曰:
「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亦有謂「八娼」者)、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
宋遺民一方面哀故國的淪亡，另一方面悼衣冠的沉喪，話出過激，並不意外。但此說影響極大，後世學者多以「九儒十丐」一說來衡量元代社會，例如錢穆《國史大綱》指出，
「大體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去貴族、軍人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次是工匠，又次是獵戶和農民，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
可見學者多認為元代士人地位特別低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
然而，近年來也有些學者認為，元代政權對士人頗為照顧，並未刻意壓抑士人。例如:蕭啟慶在研究元代「儒戶」時指出，「儒戶」是元代法定的「諸色戶計」的一種，和民、軍、站、匠、僧、道等戶一樣，依職業來畫分戶計，並界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和權利，是元代的一種創制。
「儒戶」的出現，原是為救濟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士人，一方面使他們與僧、道相等，取得優免賦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為國儲存人才之意，並不是有益壓抑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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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職業等級制度相傳如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九儒十丐」之說主要出自兩部書，分別是謝枋得的《疊山集》及鄭思肖的《心史》，前者承認此說只是「滑稽之雄」，是演戲的人對儒士所開的玩笑，且明朝編纂的《元史》以及元代的官方政書和法律條文也沒有相關記載，而且儒生在元代實際上亦擁有相當的地位且被朝廷優待。「九儒十丐」這一說法被近代學者證實是以訛傳訛之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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