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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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嵩貨郎圖南充一中李嵩圖片林李嵩圖片 - https://goo.gl/oNUWuo

李嵩，錢塘人，木工出身，宣和紹興間畫院待詔。李從順的養子，作畫學其義父，道釋人物、山水、花卉無不精能，尤擅長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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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幅亦是宋代風俗畫的代表作之一。描繪貨郎擔來到農村時，眾多婦女兒童爭購圍觀的熱鬧場面。
　　全畫可分左右兩部分，左面有八人：貨郎面帶微笑，彎腰擱擔，兩童子飛奔上去，有四孩童已觸摸到貨品，有的驚訝，有的好奇，有的呆看；最左邊的婦女俯身取貨品給自己的孩子看。
　　畫的右面有七人：婦女抱小兒匆匆步向貨郎，身旁兩孩童歡叫吵鬧著，前景另有兩童拉扯著，最右方有一小童，手提葫蘆，含指回顧，神情猶豫不決，幾隻狗吠叫、蹦跳，高興地搖著尾巴。整幅畫人物雖多，然而疏密相間，互相呼應，對不同人物的動作與心理刻劃細緻，使畫面生動自然。
　　此畫線條細膩雅致，貨擔上的物品用筆如絲，柔韌圓轉；而人物的衣紋則使用顫筆，轉折頓挫，恰當地表現出下層婦孺身著布衣的特色。
　　左下方款署：「嘉定辛未李從順南嵩畫」。

貨郎擔是遊走於村屯鄉里、城鎮街巷，走街串巷，挑著扁擔，販賣日用小百貨的「移動商店」。挑擔者多為年輕男子，稱作「貨郎「，一般使用撥浪鼓、小鑼等響器來招徠顧客。
在中國，貨郎擔早在宋代就有了一定的的規模，南宋畫家李嵩曾繪有《貨郎擔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鄉間也十分常見。但由於近現代城鄉市場的發展，商鋪密集，貨郎擔也逐漸減少，已不多見

千年的貨郎
2014-05-05 14:06 評論我要分享

孟暉新書《古畫裡的中國》預計今年下半年將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即選自此書），連同上半年將要出版的《去波斯灣看海》，北京上河文化今年將推出孟暉新作兩種，敬請關注。

很難想像，這幅作品已經存在了近千年；也很難想像，千年前中國人的物質文明，竟是如這作品所展示的那樣發達：

一位流動小販挑著一副扁擔到來了，在他的扁擔兩頭，各挑著一個由竹竿和籐編淺籃紮成的簡易貨架，貨架上堆滿了琳瑯的貨物。這位貨郎可以推銷的商品種類是如此之豐富，以至兩個貨架上都盛放不下，於是他乾脆把許多小商品插到腰帶上，甚至腦後頭巾上。

空曠的背景上有一片荒坡，兩棵老樹，暗示這裡是鄉村的村口，而非熱鬧的大城市。這樣一位貨郎的到來，驚擾了鄉村生活的平靜，吸引了孩子們連同他們的母親，狗兒們也來湊熱鬧。

這樣的一副作品，如果是誕生在日本或者歐洲、美國，那麼，早就會有藝術史專業的學生把它作為論文題目，做上整整一篇文章；在學者們的巨著中，它也會有自己獨立的一章，甚至，是可以有一部專著來貢獻給它的：這幅《貨郎圖》所傳達的信息是太豐富了，它能流傳下來，是後人的幸運。過去的人把這一作品歸在南宋院畫家李嵩的名下，如今雖然難以確定作者就是李嵩其人，但是，畫中的種種線索，都表明它是宋代作品無疑，其中最明確的證據之一，就是畫上的兩位母親都穿著惟有宋代才有的時世裝，是典型的宋代女性形象。

宋代繪畫是寫實主義的巔峰，《貨郎圖》則是這一巔峰上的一片奇岫。南宋吳自牧《夢粱錄》中提到，當時杭州的小販在沿街叫賣時“挑擔抬盤架”，“擔瑜石釘鉸金裝架兒”，《清明上河圖》中，也有貨郎在一根扁擔的兩頭各挑一個貨架，說明這種一根扁擔挑兩個貨架的銷售形式，在兩宋很是普遍。因此，畫中這位貨郎和他的貨擔，可謂是對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流動小商販的忠實記錄。

在《貨郎圖》中，畫家饒有興味地細緻描繪了多種小商品，他是如此地用心於再現真實，以至其筆下的形象可以和宋人筆記中的相關文字記載完全吻合起來。特別是《夢粱錄》“諸色雜賣”一節，在“挑擔賣……”之下，列舉了幾十項生活用品，種類是五花八門，一個家庭的日常所需，在這個名單中幾乎都齊備了。而在歸名李嵩的《貨郎圖》上，我們能夠辨認出不少器物，都與《夢粱錄》中的這段文字記載相符合，比如掃帚，交椅（馬扎），注子（帶有把手與溜嘴的水壺），針線，乃至“瓜、茄、菜蔬”等等。

一個鄉村小販的備貨可以如此豐盛，這當然要仰仗於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流通能力以及消費能力。在兩宋時代，如汴梁、杭州等大城市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們是商品生產和商業貿易的中心。比如《夢粱錄》中“鋪席”一節，列舉了杭州城中各種著名老店鋪，這些老店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某項產品的專營店，而它們所經營的專項產品一旦羅列在一起，種類之多，令人咋舌。至於其交易狀況，是“客販往來，旁午於道，曾無虛日。至於故楮羽毛，皆有鋪席發客，其他鋪可知矣”——這些大店舖的主要功能，一是組織專項貨品的生產，二是進行該貨品的批發業務，這一情況，說明宋代的商品生產有專業化、集中化的特點。

生產一旦專業化、集中化、規模化，就還需要有通暢的銷售渠道。像大店鋪主要經營批發業務，它們的業務對象，是“客販”，即商人，而非零散顧客。至於讓這些貨品到達一家一戶，則還要靠手推肩扛的貨郎們。如《武林舊事》“作坊”一條中，談到南宋杭州的風氣：“凡買賣之物，多與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生產的繁榮，社會購買力的旺盛，都使得從作坊那裡批發現成物品轉手出售，在當時成了很常見的行當。對於連躉貨的本錢也沒有的貧窮者，作坊甚至願意提供貨物和銷售工具，讓他去游動售貨，待貨售出後再行清算，因為這樣對生產方也有利。這就是我們眼前這位貨郎之所以產生的時代背景，閃爍在這位淳樸貨郎身上的，是宋代社會發達的商品生產和商業文明的影子。

當然，這幅圖畫的意義，並不止步於宋代貿易活動的發達，物質品的豐富。我們還可以做深一步的探究，得出更多的關於古代生活的信息。比如，在這位貨郎腦後，斜插著一把小刷子，很像是牙刷。實際上，在“挑擔賣……”之後所列的小商品名目中，就有“刷子、刷牙子”兩項，在《夢粱錄》另一節“鋪席”中，列舉杭州著名老店鋪，其中有“凌家刷牙鋪”和“傅官人刷牙鋪”，這些都說明，當時杭州等大城市裡，已經有生產經營牙刷的專門鋪子，甚至可以因此而創出“品牌”。小商販們則把牙刷批發下來，放在貨擔上，送到里巷門戶前，甚至如《貨郎圖》所示，讓牙刷走出城市，來到村口地頭。因此，貨郎耳邊的這把牙刷，意義絕不僅限於商業史，它牽涉到古代衛生史，對古代中國人的衛生習慣和衛生觀念，透露了線索。

關於《貨郎圖》，還可以說很多，比如貨擔上關於代寫文約、看風水的字條，就很值得研究。這位貨郎本身並不像是很有文化的樣子，那麼，難道他是在替某位算命先生做廣告、招徠生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攬活兒”）嗎？

還有一個很細小但卻有趣的情節：畫中兩位婦女的頭上風光是很特別的，都是在頭頂上綰高髻，然後用一方蓋頭把這高髻遮蓋起來，而高髻上最主要的裝飾，則是插在正面的一根長簪，簪頭有一個圓球形飾物。顯然，古往今來女性的流行都是一樣的，一旦有一種新樣式出現，所有的女性都會爭先恐後地把這種樣式搬到自己身上，讓自己“時尚”起來。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貨郎擔的一頭上，就翹翹地插著三支同一樣式的帶圓球飾的簪子。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可奇怪，宋人筆記告訴我們，婦女服飾化妝用品，在宋代小商品業中絕對占有重要的地位。不過，這樣一個細節，展示了貨郎這種人物作為時尚傳播者的重要作用。它暗示著，在貨郎們從“官巷花作”等城市中的首飾集中生產地躉來這些飾物，把它們帶向四方的時候，也在同時把大城市中不斷變化翻新的流行風尚帶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

因此，這幅《貨郎圖》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流動的、活躍的古代生活畫面。畫家在觀察生活上是細心的，不僅把貨郎本身畫得傳神入微，還用形象的手法闡釋了他對於人們生活的意義：

對於孩子們來說，他的到來就如同節日，他帶來的小商品，特別是多種多樣的兒童玩具，展開了一個奇異的、新鮮的世界，因此孩子們的反映最活躍熱烈。

女人們表面上是被孩子強拉來的，其實，她們心中何嘗不牽掛著貨郎的擔子呢，過日子，不時地就會需要針頭線腦之類的小用品，關於要添置點什麼，她們心裡也許已經盤算過多少遍了。另外，也要看一看貨郎擔上又有了什麼時新樣子的簪環鞋面，雖然不一定買，但了解最新的時尚，總是女性莫大的樂趣，可以幫助她暫時忘掉終日的瑣碎辛勞。洋溢在這些婦女兒童臉上的，是真誠的快樂。

一千年前的男人，也正像如今的丈夫們一樣，照例對買東西不感興趣。但是，畫上一個提著酒壺的孩子，暗示了成年男人不出場的存在。孩子剛剛打好酒，正用一根手指沾了一點酒送到嘴裡偷嚐，露出一臉狡黠，通過他，我們感覺到了等著他打酒回家的那男人的渴望。

一千年前流動小商販在生活中創造的短暫的喜悅，通過一枝畫筆，就這樣變成了永恆，向時間證實著：無論生存的具體形式怎樣變化，那最樸素的情感，卻古今相同，乃是人類共同的擁有

在南宋，宮廷畫家李嵩可能並非一位大畫家，但他留下的一組《貨郎圖》卻聲名顯赫。畫中一位裝扮滑稽的貨郎，扛著堆積如山的各種貨物，正向孩童和婦女叫賣。貨郎擔上的百貨精細程度甚至可比《清明上河圖》。大多數人看到這畫時幾乎都會湊上前去，饒有興致地分辨畫中描繪的各種物件，發出嘖嘖的稱讚，吃驚於宋代畫家精緻的手法和南宋物品的豐饒。錢塘人李嵩年輕時做過木匠，大概也因此而擅長使用界尺引線繪製的精細“界畫”。

現存李嵩的《貨郎圖》有4件，除北京故宮一件是小橫卷外，台北故宮、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所藏均是團扇。在美術史中，《貨郎圖》一直被視為南宋商業經濟之直觀反映，以鄉村百姓日常生活為創作背景，是城鄉四處流動的小商販的真實寫照。換句話說，這畫就是南宋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真假貨郎
如果相信畫中景像是南宋貨郎進行商業活動的真實寫照，便無法解釋畫中很多不合情理之處：貨郎擔子是兩個大竹器，以竹編的匾作為隔斷，但是這些放置貨物的竹匾不像生活中的匾那樣周圍有圍邊，也不像盒子那樣有一定的深度，而是把貨物直接平鋪在上面。這樣的貨郎擔很難裝著數以百計的物品而不散落一地。況且貨郎擔上還掛滿了小件物品，甚至連貨郎的頭上、胸前、手腕上也綴滿了小東西。相對於固定店鋪來說，貨郎與小販一個最大優勢就是行動便捷，然而畫中如此裝扮的這位貨郎肯定寸步難行。

宋代貨郎很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清明上河圖》中有兩位貨郎，分別立在“孫羊店”門外大路的兩邊。在寺觀壁畫中，往往有一部分是對現實各行各業生活的展現。在山西金代岩山寺壁畫中便可看到貨郎形象。顯然，這些貨郎絕非某個貨郎的個人寫照，而是集中了貨郎職業特色的典型形象。他們的貨郎擔非常實用，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支架式，另一種是箱櫃式。貨郎們的裝束均非常樸實，毫不花哨。其所叫賣的主要是飲食與日用品，兒童玩具並非主流，與城市生活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貨郎圖》是李嵩著名的風俗畫，畫一貨郎手持搖鼓，面帶微笑，彎腰放擔。婦女兒童奔集擔前，有的撫摸，有的欲買。人物刻劃細膩，生動傳神，頗有意趣。構圖新穎，筆法精細，色彩淡雅，别具風貌。款署"嘉定辛未李從顺男嵩畫。"《石渠寶笈初編》著錄。　　
　　【名稱】 宋李嵩貨郎圖

　　【作者】宋·李嵩

　　【類别】中國古畫

　　【年代】宋代

　　【文物原屬】故宮舊藏

　　【文物現狀】現藏故宮博物院

　　【簡介】圖卷，絹本，設色畫，縱：25.5cm,横：70.4cm.　　
本段作品賞析

《貨郎圖》局部，此圖爲李嵩以兒童生活爲題材的一幅代表作。
《貨郎圖》局部，此圖爲李嵩以兒童生活爲題材的一幅代表作。
這是一幅人物風俗畫卷，畫面上貨郎肩挑雜貨擔，不堪重負的彎着腰，歡呼雀躍的兒童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於言表。貨擔上物品繁多，不勝枚擧，從鍋碗盤碟、兒童玩具到瓜果糕點，無所不有。在商品流通尚不夠發達的南宋時期，貨郎們走街串巷，一副貨擔就是一個小小的百貨店，貨郎們不僅爲偏僻的鄉村帶來所需的貨物，也帶來各種新奇的見聞，貨郎的到來往往象節日般熱鬧，李嵩在圖中就描繪了這樣一幅場景。畫家借助貨郎這一題材表現了南宋市井生活的一個側面，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物品，雖然今天有很多已不明其用途，但卻真實地記錄了南宋百姓的生活方式，是民俗學家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畫面中人物的塑造主要依靠線描勾勒，細秀的筆劃輔以淡雅的設色，使畫面古樸沉着。人物動態鮮明，無一雷同，顯示出畫家的寫實功底。繁而不亂的貨物描繪得一絲不苟，更顯示了李嵩"尤長界畫"的技巧。　　

編輯本段作者簡介

　　李嵩[宋]（1166―1243）錢塘（今杭州）人。人少木工，頗遠繩墨。被宮廷畫家李從訓收爲養子。光、寧理三朝（1190―1264）畫院待詔。工畫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尤長於界畫。李嵩畫過許多表現下層社會生活的風俗畫，把勞動人民的生活作爲審美對象來描繪，這在中國古代美術發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義。　　
編輯本段作者畫風

　　李嵩具有多方面才能，他的界畫如《夜湖圖》，山水畫如《觀潮圖》、《西湖圖》，人物畫如《觀燈圖》及花鳥畫《柳塘聚禽圖》等，都顯示出他卓越的繪畫技巧。此外，李嵩在繪畫上還富有創造精神。他所畫的《觀潮圖》，並沒有像其他畫家那樣描繪當時宮中人物傾宮觀潮的盛況，而是以含蓄的手法，描繪了"空垣虛榭，煙樹淒迷"的景色，流露出對現實生活不滿的心情。李嵩善於通過繪畫，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和態度。據史料記載，李嵩曾畫過《四迷圖》，圖中揭露和抨擊了南宋社會中嫖妓、酗酒、賭博、惡霸四種堕落現象。李嵩還畫過《宋江三十六人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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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男子戴花風潮席捲朝野 榮耀和身分的象徵
作者：宋寶藍
   人氣 39
宋蘇漢臣貨郎圖 軸（局部），畫中人物貨郎的頭上戴著簪花。（公有領域）
古典小說《水滸傳》裡面，梁山英雄以義當先，個個都是錚錚鐵骨。不過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映襯著水滸英雄的肝膽俠氣，就是男子戴花，好漢中喜歡戴花的人不在少數。
「短命二郎」阮小五出場時，鬢角戴著石榴花；「病關索」楊雄出場時，小說讚詞《臨江仙》稱他喜歡在鬢邊插一朵翠芙蓉；浪子燕青根據不同的季節，鬢角插著四季花，非常風流倜儻；宋江在菊花會上，儘管他早生白髮，仍不忘在鬢邊插一朵黃菊花。
明 陳老蓮 木刻版畫《水滸葉子》——燕青，其鬢角插著花。（公有領域）
在民間傳說中，英雄好漢進入江湖，都由長者為其舉行戴花儀式，象徵他從此步入江湖，行俠仗義，不可妄為。一旦戴花，就不能採花，言外之意是要做正人君子，不能劫掠民女。所以長者為此人佩戴的花，也稱為「守正戒淫花」。
簪花淵源 由來已久
小說中表現的梁山英雄簪花，其實是宋朝的一項禮儀。簪，有戴或插的意思，是將鮮花或絲綢、金銀等材質的仿花戴在頭上，這種裝飾方法在漢朝就有。
在中國古代，黃曆二月十二日是花朝節（因各地花信不同，日期略有差異），人們喜歡摘取鮮花，插在頭上，是為簪花。
至大唐時期，仕女簪花非常流行。男子簪花，也成為一道風尚，這個風尚在宋朝由宮廷傳向民間，進而席捲朝野。
清 金廷標《仕女簪花圖》軸。（公有領域）
牡丹芍藥薔薇朵 都向千官帽上開
宋朝大臣楊萬里有一首詩非常風趣，他寫道：
「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春色何須用羯鼓去催（此處引用了「羯鼓催花」的典故），君臣都已帶回了春色。但見牡丹、芍藥、薔薇等花朵，都開到了千百大臣的官帽上。
簪花，屬於宋朝的宮廷禮制。據《宋史‧輿服志》記載：男子簪花，是在穿正裝戴襆頭（烏紗帽）時，在紗帽上戴花，稱為「簪戴」。簪花的材質，可以是時令的鮮花，或者絲絹、金銀等仿製的花，插在髮髻、別在鬢角或戴在官帽上。
宋蘇漢臣貨郎圖 軸（局部），畫中人物貨郎的頭上戴著簪花。（公有領域）
御賜簪花 榮耀與身分的象徵
有一年春季，唐玄宗看到長安的春日美景，命群臣賦詩詠春。大臣蘇頲吟道：「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唐玄宗賞識他的詩才，親自將御苑的鮮花插在蘇頲的巾帽上。當時，大臣們都以戴御賜簪花為榮。（《開元天寶遺事》）
簪花在宋朝是宮廷禮儀，所以每逢皇帝生日、宮廷宴會、祭祀典禮等場合，君臣都要戴花。每年百花盛開之際，皇帝也會詔見王公大臣一起春遊賞花，摘下時令的鮮花，賜給近臣，戴在他們的頭上。
比如宋徽宗巡幸地方，返回京師時，會賜花給隨扈大臣、儀仗隊、護衛等佩戴。宋徽宗還賜金花衣襖給禁衛軍，憑著簪花可以自由出入皇宮。所以御賜簪花對人臣是榮耀，也是身分的象徵。（《東京夢華錄》）
晚清蘇六朋《簪花圖》，描繪了宋真宗賞花給群臣的場景。
宋朝男子簪花的禮儀，由宮廷席捲朝野。在此風潮之下，出現了「四相簪花」的典故。
四人同簪「金帶圍」 先後成為宰相
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韓琦來到淮南，擔任地方長官。有一天他在官署後花園，發現一株與眾不同的芍藥。但見一個主幹上，分出四個枝杈，每一個杈上，盛開著一朵鮮豔的花。
這個品種的芍藥花，韓琦從來沒有見過，覺得很驚奇。每朵花中間圍著一圈金黃色花蕊，後來此花被命名為「金纏腰」，也稱「金帶圍」。
清 黃慎《韓魏公簪金帶圍圖》軸（或名《韓琦簪花圖》）。（公有領域）
當時揚州還沒有這一品種的花，因實在罕見，於是韓琦決定設宴，邀請三位同朝幕僚一起入園賞花，以應證四朵奇花的瑞兆。
韓琦邀請了揚州通判王珪、淮南判官王安石。但還差一位客人，原本決定讓一位年長的鈐轄（武官）補缺。不料第二天，這名鈐轄突然腹瀉不止，不能赴約。碰巧朝臣陳升之路過揚州，韓琦就請他過來赴宴。
四位幕僚相聚在揚州官衙。宴會上，韓琦剪下這四朵「金帶圍」，每個人各戴一朵。此後三十年間，這四人都先後成為當朝宰相。（《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
清 李墅《四相簪花圖扇》。（公有領域）
傳世名畫《四相簪花圖扇》，就是根據這一典故繪製而成。
宋朝男子簪花，以花的雍華匹配君子的儒雅，也以花容匹配英雄的陽剛風采。簪花禮儀席捲朝野，蔚然成風，溶入男士的風雅生活，成為史上最有品味的一道風景。

李嵩為南宋中期畫家，籍貫錢塘（今浙江杭州），生卒年份已不可考。年少時，以家境貧苦，曾從事過木工，後因個性不羈，又具繪畫稟賦，獲得紹興畫院名手李從順（約活動於西元1120－1160年）（註1）賞識，並納為養子，傳以畫藝。李嵩經由義父指授，兼習釋道、人物、山水、花卉。及長，又以界畫聞名，縱或不假界尺，亦能筆致細膩，神形兼備。歷任光、寧、理宗（1190－1233）畫院待詔，被時人尊為「三朝老畫師」。（註2）
　　李嵩筆下人物，多屬錢塘一帶的農村風物與牧放題材。其中，尤以「貨郎圖」聲名最著。現存較可靠的畫作，計有臺北故宮的「市擔嬰戲」冊頁（1210）、北京故宮的「貨郎圖」卷（1211），和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貨郎圖」冊頁（1212）其三幅。

　　臺北故宮的「市擔嬰戲」，畫秋日晴朗，古柳蕭疏，坡草初黃。一名滿載百貨什物的老貨郎，手搖著撥浪鼓，引來了成群童嬰，也為原本寧靜的鄉野，營造出極其活潑喧鬧的氣氛。且看畫中婦孺，有拉扯趨前的，也有圍繞打量的，更有索性攀爬攫取的，十足披露了宋代貨郎走城串鄉時的逼真形象。

　　「市擔嬰戲」原為紈扇裝，清初改裝為冊頁，幅上加鈐安岐（1683－1742）鑑藏印一，文曰：「儀周珍藏」。對幅另有乾隆（1711－1799）御題，曰：「百物擔來一擔強，群嬰爭取價無償，貨郎爾亦知之否？原爾自家閒惹忙。」並鈐「含味經籍」一璽。

　　畫幅右方，枝椏間的餘白部位，題有「嘉定庚午（1201）李嵩畫」一行款識。下方不遠處的樹幹上，復可見「五百件」三字。此數雖未知確實與否？但細審擔上所繪，誠可謂滿目琳瑯，不勝枚舉。譬如農具類有斧頭、鋸子、鋤頭、木耙之屬，日用品類則有掃帚、畚箕、瓦罐、杯盞、木桶、針線包、草帽、扇子、燈籠、號角、藥材等，吃食類可見菜蔬、魚肉、油鹽酒醋，和各式果餅，另外更有大量的童玩，像風箏、葫蘆、弓箭、小旗、鱷魚玩偶，甚至連喜鵲、八哥、青蛙等活的動物，也都在販賣之列。有些貨品，還標記了名稱，如「仙經、文字、神□、攻醫牛馬小兒、旦臨淄形吼、莫瑤紊前呈、山東黃米酒、酸醋」等，由字跡看來，與名款相符，理應出自同一人之手，亦即為李嵩親筆。（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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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名家筆下有趣的貨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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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李嵩《貨郎圖》大都會博物館

明 呂文英《貨郎圖·春景》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資料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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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爺”是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一種特殊群體，“倒爺”一詞廣泛流行於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期。內地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尤其是在價格雙軌制時代，一些人利用計劃內商品和計劃外商品的價格差別，在市場上倒買倒賣有關商品進行牟利，被人們戲稱為“倒爺”。“倒爺”一度盛行於全國各地，尤以北京地區最為流行。[1]
釋義： [方]以前北京管做買賣的(主要是做小買賣，賣個衣服，手錶什麼的)的人叫倒爺。就是倒買倒賣的人。比如：票子（列車票、戲票、有價證券、限購物資票等）以低價買進，再用大大高於原價的價格賣出，特指從事這不法活動的人。
解釋
倒爺主要是利用商品價格差別進行倒買倒賣，有些屬於合法捕捉市場商機，有助於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滿足消費者需求、促進商品流通體制的完善；有些則是屬於非法牟利，被人們稱為“投機倒把”，從1987年起受到政府部門的嚴厲打擊；更有一部分，則是利用不正當的人際關係，通過“走後門”“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倒買倒賣，成為政府腐敗的溫床，被人們稱為“官倒”。在不少情況下，上述三種行為難以完全分得清楚。
簡介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倒爺”是值得書寫的群體之一。就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坊、集體工廠以“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堤防。[2]
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政府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官倒”行為，再加上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當地嚴重缺乏輕工業消費品，“倒爺”開始轉戰國際市場（如把中國內地的紡織品賣到俄羅斯，然後將俄羅斯的皮革賣回內地等），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形成了名噪一時的“國際倒爺“。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商品流通體制的完善、價格雙軌制的消失和商品市場的日益豐富，“倒爺”失去存在的土壤，已經掘得“第一桶金”的倒爺們紛紛採取規範的企業化經營形式，“倒爺”一詞亦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1]
歷史
20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從事商品倒買倒賣的人。買賣是商品經濟中最常見、最基礎的行為，但在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時代，有買有賣、又買又賣、買了又賣、低價買來高價賣出的做法，在1960年代叫“ 投機倒把 ”，要被繩之以法；在1970年代叫“二道販子”，也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到1980年，就有“倒爺”這一毀譽參半的稱號了。[3]
“倒爺”是計劃經濟價格“雙軌制”的產物，也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消失而遠離人們的生活。由於同時存在國家統配價和市場價，就給那些嗅覺靈敏或者擁有關係的人帶來了利用價差牟利的機會。
倒爺們最初不過是從鄉下收來幾百顆雞蛋、小心翼翼搬回城裡換糧票，或從沿海論斤稱來電子手錶用軍帽裝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後來發展到缺什麼倒什麼、什麼緊俏就倒什麼。國際倒爺牟其中，用川東某城瀕臨倒閉的廠裡的積壓罐頭換回了民航飛機，讓雙方受益而自己從中更是賺了一大筆。隨後，大大小小的倒爺們開始琢磨著倒騰埃菲爾鐵塔和巴黎圣母院。其中真有個外國倒爺將一段不常通車的國有鐵路慷慨地倒給了一家公司，這家公司派了施工隊前去拆除了一大半路軌時，這一大騙局才被發現。[4]
興起原因
倒爺興起的原因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的匯率計劃雙軌制的實行。
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制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 雙重匯率制 ”或“ 匯率雙軌制 ”。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彙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雙軌制”匯率：企業的出口收匯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必須按較低的官方匯率上繳國家，餘下部分可按調劑市場匯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據市場供求信號進口盈利商品。
“雙軌制”是一種由“國家兜底”的試錯機制：“雙軌制”是一項頗受爭議的試錯機制。據當初設計這套改革方案的專家回憶，它是在當時計劃經濟還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國家既保護和封閉存量（保護和贖買既得利益者），又培育和發展增量（市場和新生力量）的漸進式改革思路。而當“放調結合”的價格雙軌制一出台，卻變成了“只放沒調、放也不暢”的蹩腳戲，結果造成了投機倒把活動猖獗一時，招致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和埋怨。對此，國內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如吳敬璉等人都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認為“雙軌制等於是在同一條道路上同時實行靠左行駛和靠右行駛的雙重規則，勢必出現'撞車'與混亂，助長計劃內外價格的'權力尋租'現象”。當年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者胡和立研究的數據顯示，僅在1988年，國家控製商品的價差為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利差為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外匯牌價匯差為930.43億元以上，三項合計總價差為3569億元以上，大約占到當年國民收入的30%。如此豐厚的紅利，怎能不讓“第三隻手”心動？因此，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上興起一股“全民經商熱”，找關係、走後門、搞計劃、批條子、辦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徑。
發展歷史
倒爺隊伍異軍突起
1979年後，中國實行原材料價格改革，許多產品的國家統配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價格從每噸14.52元提高為32.32元，統配水泥由每噸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國家也允許企業超計劃自銷產品，可按市場價格出售。這就形成了“雙重價格”，也就是所謂的價格“雙軌制”(國家統配價和市場價同時並存)。這樣的背景下，市場價格比國家統配價時常會高出一到兩倍。“雙軌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
洋倒爺
洋倒爺
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也給那些“倒爺”們帶來了商機。[2]
在那個時代，火車硬座、麻包袋幾乎成了“倒爺們”共同的道具。據說溫州美特斯邦威老總在用200萬元做大一個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裝著布料蜷縮在火車硬座底下跑買賣。而林文和同樣是大包小包地扛著產品在火車上擠來擠去。這些倒賣行為在當時被命名為“投機倒把”。[2]
1986年，受價格管控的影響，彩電生產量大滑坡。1988年，國家允許各地浮動20%，這又吸引了林文和這些“倒爺們”的目光。但一年後，國家為了製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體系和價格，導致“生產和需求”同時萎縮。20世紀80年代，“官倒”是腐敗的主要表現，其主因是價格雙軌制。“官倒”主要是通過“走後門”“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倒買倒賣。於是，“打擊官倒”成為1989年廉政的一個口號。當初為了剷除“官倒”，中央決定價格並軌，價格並軌後沒有差價。只是當時的價格改革的條件實際上是不具備的，一時間的搶購風潮，最終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2]
後來，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消失，“倒爺”這個說法也逐漸從人們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機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暫行了20多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偶爾還是會像幽靈般溜出來讓人們再次領教“投機倒把”的含義。[2]
倒爺轉向俄羅斯
在國內遭受打擊之後，很快，“倒爺”們把目光轉向了國外。“去俄羅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掙一輛奔馳。”上世紀90年代，這類極富煽動性的說法在國內廣泛傳播。[2] 當起了“國際倒爺”，事實上，與俄羅斯接壤的黑龍江等地，中俄邊境貿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相當興盛，許多村莊幾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羅斯做“倒爺”，回來又走，走了又回。當地人至今念念不忘當年“一車西瓜換一輛坦克”的“盛景”。[2]
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北京，有“國際倒爺後倉庫”之稱的秀水街，逐漸成為中國與東歐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個年代，北京人曾親眼目睹過俄羅斯商人席捲秀水街的採購狂潮，於是，膽大和聰明的一些人便試著也奔向俄羅斯。
20多年來，北京通過這條小街的民間貿易，不自覺地打開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機遇、衝破了舊經濟體制的“二道販子”，後來統統在王朔的筆下被尊稱為“爺”，作為一個極具中國時代特色的稱呼為世人耳熟能詳。
北京經滿洲里至莫斯科的鐵路全長9000多公里，國際列車每週對開一次，運行六天六夜，這趟國際列車就是那些國際“倒爺”的主要交通工具。而這條線路在“倒爺”們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鄉的鄉間小路。[2]
列車一進俄羅斯境內，每到一站，“倒爺”們就拎著皮夾克、羽絨服等蜂擁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擠滿了等待搶購的俄羅斯人。這些“倒爺”們都掙了大錢，這些傳奇經回國後的“倒爺”們口口相傳，極具煽動效應。一時間，中俄邊境，掀起了全民搞邊貿的高潮。從最初的黑龍江“倒爺”、北京“倒爺”，發展到後來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爺”為主。只是，個中艱辛只有這些國際“倒爺”們自己知道。
中俄民間貿易的線路，就是他們用汗水乃至血水殺開的，其間的故事驚心動魄，當事人回首往事心情也異常複雜。在倒爺生涯道路上走來走去的人們，幾乎都遇到過搶劫，也有人送了命。
在俄羅斯最大的中國貨市場莫斯科市阿斯太，雖然外觀簡陋，但租金奇高。由兩個廢舊集裝箱上下搭建的店鋪，年租金和各類“好處費”“保護費”，總共在50萬人民幣左右。不過比起生意的利潤，這些“打發俄羅斯人的小錢”已經不在“倒爺”們的算計之內。
生意做大了，錢也賺得多了，艱難的是要將掙回來的錢帶回中國去。查每個中國商人攜帶的美金便成了俄羅斯海關的重要任務。因為那時候，火車是惟一的渠道，“倒爺”們只能冒險將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美金隨身攜帶回國。
於是，每次進出俄羅斯，都成了一種狂歡似的宣洩。列車一進俄羅斯，進入餐車就餐的都是中國“倒爺”們，因為每到一個俄羅斯的車站，貨物都會立馬脫銷。而列車一出俄國邊境進入中國，“倒爺”們又都鬆了一口氣，“回家真好！”
從“倒爺”到華商
正是這些“倒爺”們的所作所為，使鐵板一塊的流通體制出現鬆動，直至坍塌。沿著他們的足跡，原來為國家所獨有的外貿體系在私營企業和國際“倒爺”的聯手作用下走向開放。而隨著貿易的發展，從前的“倒爺”也成瞭如今的華商。
中俄貿易的演變歷史或許能成為國際“倒爺”作用的最好註腳。前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令中俄兩國經濟有很大的互補性，一方面俄羅斯急需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另一方面中國需要俄羅斯的原料及工業產品，加大雙邊貿易符合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經濟蕭條，日用品嚴重匱乏，而中國的輕工產品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大批中國貨開始進入俄市場。進入俄羅斯的溫州商人都對那個年代懷念不已。
數據顯示，中俄貿易額2000年為80億美元，而前蘇聯時期最高貿易額僅是46億美元，蘇聯解體後，1993年貿易最高峰為72.8億美元。2000年中國對俄出口額為22.3億美元，其中服裝出口約10億美元，鞋3.2億美元，以上兩項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0%。
22.3億美元的出口中，其中包括10億美元的民營出口。2000年對俄出口幾乎一半是中國私營企業、個體戶完成的。顯然，在俄羅斯的中國個體商人、也就是那些國際“倒爺”們功不可沒。
國際“倒爺”在浙江曾盛極一時。在對俄投資比較密集的浙江嘉興、溫州，當地的外經貿管理部門相關人士表示，他們不完全掌握當地對俄投資的實際情況，因為很多投資不經報批就出去了。
只是當年那批早年的“倒爺”中“魚龍混雜”，一些人把劣質產品帶到了俄羅斯，比如說棉絮裡夾雜著玻璃碴的“羽絨服”。許多不法商販，甚至採用膠水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絨服。
中國貨的以次充好，亂標價格，偽劣假冒，嚴重損害了中國貨的聲譽。林文和就目睹了那些年中國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有一段時間，“有些莫斯科商店門口乾脆掛出牌子：本店不售盜版商品和中國商品。”林文和說。
這也直接導致了貿易量的下降。《黑龍江統計年鑑》的數據也證實，中俄邊境貿易增長到1993年的頂峰後開始走下坡路，俄羅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比從2000年開始下降，2003年只有1.9%，僅為1990年3.7 %的一半。
當地的製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國際倒爺的生存環境。2007年4月1日，俄羅斯不允許任何外國人在市場從事零售經營的法律開始正式生效。從2006年12月該條令頒布以來，每到週末，各大市場就會上演華商甩賣貨物的景象。這些顧客更多地來自周邊城市，他們聞訊趕來購買低價甩賣的中國貨，一些俄羅斯商人則大批收購囤積，希望等中國人走後賣個好價錢。而在此之前，精明的溫州商人鄭秀康等人，在俄羅斯投資20億元建經濟合作區，把原來出口到俄羅斯的成品，以半成品運來，在當地加工，把中國製造變成俄羅斯製造。這樣，禁售令對他的產品就失效了。[2]
分類
倒爺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別。民間倒爺名為“ 私倒 ”，官家倒爺稱為“ 官倒 ”，後者神通當然是更為廣大。官倒手裡一般都有權有勢，通過“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是上個世紀80年代腐敗的主要形式。
社會影響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倒爺”是值得書寫的群體之一。就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坊、集體工廠以“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堤防。
20多年過去了，曾令計劃經濟下流通體制坍塌的“倒爺”，也已經成為一個過往時代的名詞。在大多數國人的眼中，“倒爺”這個詞說起來似乎依然不是那麼的褒義。事實上，這些人恰恰是改革開放之初最善於抓住商機的那撥人。
倒爺個案
牟其中“罐頭換飛機”
南德公司的牟其中算得上當年中國第一倒爺，他的壯舉是“倒飛機”——改革開放初期的商業奇蹟。他樂於談論的話題是國家、改革、命運這些大詞。作為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三度入獄的牟其中從大陸首富到首騙的故事是那個年代的傳奇。
沒有外貿權，沒有資金，沒有航空經營權，牟其中的“空手道”發揮到極致：把當年蘇聯4架圖-154飛機用價值4億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回中國。“罐頭換飛機”的故事大大啟發並超越了當時中國人的想像力。
他還提出過多項宏偉策劃：把喜馬拉雅山炸個50公里寬、2000米深的口子，引入暖濕氣流，讓中國西北成為降雨區；1993年提出要在滿洲里獨家開發一個邊貿口岸，建設“北方香港”。他還提出過搞活3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765工程”，最早意識到通過對國有企業的重組和倒賣積累財富。1989年，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受邀參加瑞士達沃斯論壇的中國民營企業家。1994年，他被《福布斯》列入全球富豪榜，達到了聲望的頂峰。
1997年，一本突然出現的雜誌增刊《大陸首騙牟其中》讓南德集團分崩離析，當年他的手下乾將馮侖、潘石屹、王功權等人較早離開牟其中創業，都成為了今日中國的商界巨頭。
倒爺文化
馮鞏 “狂吻俄羅斯”
狂吻俄羅斯
狂吻俄羅斯
當倒爺成為一種現象，各行各業對它的關注也就理所當然了。
當時有一部描寫倒爺的電影《狂吻俄羅斯》，相聲演員馮鞏在片中飾演一名音樂教師，與妻子離異後，對生活感到困惑，與好友雙成一起去闖蕩俄羅斯。在當倒爺的過程中，他愛上了年輕美貌的俄羅斯姑娘，並喜結良緣。
倒爺背後
未完善的經濟體制改革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認為：在中國漸進式雙軌制改革歷程中，存在著大量尋租活動所獲得的灰色收入，這種收入有大有小，幾乎是全民性的，都是不公平的分配。政府官員或國企領導人的親友，利用信息和權力(諸如批條等)的不對稱，獲得“合法的”經營而獲利，也是不可忽視的不公平分配。
他認為“造成這些不公平分配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尚未最後完成和完善，還存在大量舊體制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同時，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法制建設和執行都十分不完善。這些本質上都是過程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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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倒爺開始 大學3年賺50萬！
錢俊東：沒有鳥飛的天空我飛過

7月1日，錢俊冬從長安大學公路學院畢業了，他與自己簽訂了“用人協議”。

錢俊東曾是一名貧困大學生，為了學費當起了“倒爺”。2000年至2003年，經過3年的經營和積累，他擁有了一個50萬元註冊資金的公司，不僅替父母償還了家裡所有的債務，還摘掉了“貧困生”的帽子，也成就了自主創業的理想。

開學一周，掘得第一桶金

2000年，錢俊冬考上了陝西長安大學。

在報到處，攥著全家人東拼西湊來的2000元現金，錢俊東在報名的長隊裡一次一次退到最後面。最後，他鼓起勇氣找到學院的輔導員，爭取到了緩交學費的機會。

開學第3天的下午，錢俊冬正獨自在寢室裡翻閱新教材，一位師哥進來向他推銷隨身聽。正在這時，幾位室友回到了寢室。結果，這位師兄沒費多少口舌，書包裡的4部隨身聽以每部80元的價錢留在了他們宿舍。

這件事情觸動了錢俊冬，他隱約感覺到身旁有一個比較大的消費群。當天晚上，錢俊冬一直在謀劃著這件事，直到在夢裡成為一名“倒爺”。

通過打聽，錢俊東很快知道了西安東郊有兩處小商品批發城。週末，錢俊東走遍了兩個市場，仔細對比了很多隨身聽的性能、品質和價格，他用15元的批發價拿到那位師兄推銷的那種隨身聽。錢俊冬動用了僅有的存款，批發了6部隨身聽，拿到學生宿舍做了第一筆生意，淨賺了300元。這是他的第一桶金。他嘗到了掙錢的快樂。

之後，錢俊東一發不可收拾。課餘時間，他特別注意觀察同學們在使用什麼樣的消費品，大家剛習慣用卡式電話時，他就找到了IC卡經銷商，把更低廉的話卡介紹給同學，自己小賺一點辛苦費。後來，游泳衣、考研的資料、英語磁帶，都成了他倒賣過的物品。

從底層做起，為了創業準備

“當我在學校的第一屆創業策劃大賽中，獲得前13名時，我創業的信心增加了數倍，真想立刻成立自己的公司。”錢俊冬說。

錢俊冬看過許多大學生創業的事蹟，但他發現，其中的成功者很少。中國女大學生創業第一人，原華中理工大學學生李玲玲憑藉其發明專利得到10萬元的創業風險金，成立了天行健公司，由於缺乏經驗，公司倒閉。

為充實自己，錢俊東刻意看一些法律知識、心理學、市場動態、公關行銷等方面的書籍。錢俊東認為，當初，搞推銷倒賣純屬個人行為，要創業最好還是先融入企業，先到有發展前景的企業中去體驗，這樣才能在創業中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因此，錢俊冬不但做推銷，做策劃，還為公司做市場調查。在推銷中，他提高了自身的業務能力；在做策劃時，想像力也得到了發揮；在西安大紅蜂生物科技公司擔任銷售總監時，管理能力也得到了鍛煉。“在進行業務談判時，言談舉止要大方得體；進行產品推廣時，不要總誇品質，還要向對方分析市場需求；管理企業時，要有團隊精神……”錢俊冬總結了在企業工作中的經驗。

2002年，錢俊冬受同學的邀請去了重慶大學。在夜市攤位上，他發現經營米線生意的竟然是幾位重慶大學在讀的研究生。錢俊冬問及為什麼會出來賣米線時，幾位研究生告訴錢俊冬：以後的社會競爭將非常激烈，我們必須做好相應的準備。聽了這些，錢俊冬的心裡燃起了一股衝動，醞釀很久的想法開始在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

回到西安，錢俊冬找來同學崔蕾和馬光偉。當談到對校園市場的開發時，3個人一拍即合，決定成立一個校園資訊服務中心，中心定名“三人行”，開展介紹家教、校園活動策劃、產品展示、市場調查以及小網站建設等業務。

抓住商機，完成原始積累

2002年9月，在迎接新生的時候，錢俊冬發現新生宿舍裡的電話接線上都沒有配電話機，很多新生打電話都湧到電話亭和IC電話處。他立即召集“三人行”的成員商量給學生宿舍裡裝電話機。由錢俊冬和學校聯繫，取得學校的允許和支持。崔蕾和馬光偉負責購買電話機，在很短的時間內給大一所有宿舍都裝上了電話機，他們也小賺了一筆。

接下來的幾天，他們把業務擴展到了周圍的幾所大學。他們每人分一兩所大學，結果，沒幾天的功夫，周圍十幾所大學的新生宿舍全部裝上了電話，最多的一天達2000門，最多的時候一天收入竟有5萬元左右。“三人行”裡的“倒爺”們成了同學們羡慕的小富翁。

漸漸地，錢俊冬開始不滿足於在校園裡的小打小鬧了，他堅信，到社會裡去闖一闖也一定能賺到錢。

一個偶然的機會，錢俊東看到上海APEC峰會上各國元首都穿著唐裝，西安是盛唐古都，他斷定今後這裡會首先流行起唐裝，於是召集了大家商議：做唐裝。但大家都有一點擔心：和社會上的人做生意，會不會受騙？錢俊冬認為只要眼力准，考慮周到，就一定能賺到錢。最後，大家被說服了。

錢俊冬帶著大家走訪西安大大小小的服裝廠和服裝批發點，以便得到更準確的市場訊息。絲綢是唐裝的主要材料，考慮成熟後，錢俊冬到無錫、常州購進了一批絲綢，沒想到貨還在路上，訂單就已經被搶完了，這一筆他們穩賺了近十萬元。

2003年，錢俊冬的“三人行”相繼代理了移動校園卡、諾基亞手機等推廣業務。學生消費的日益擴大化和時尚化的趨勢，加上中國移動和諾基亞等大型企業運營商的投資，為錢俊冬“三人行”創業團隊的迅速壯大注入了活力。2003年上半年，錢俊冬共計辦理大戶卡、校園卡等業務達13萬張，直接收益接近30萬元。

創辦公司，欲實現更大理想

2003年8月，“三人行”已經擁有了50余萬元，準備正式註冊成立自己的公司。由於都是在校大學生，不符合註冊企業的相關規定，公司一直不能順利註冊，後在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負責人的支持下，在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註冊成立了第一家在校本科生全資創業公司———西安三人行資訊通訊有限公司，註冊資金為50萬，錢俊冬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錢俊冬每一本日記的扉頁上都有幾個顯赫的大字：“沒有鳥飛的天空我飛過”。“那些當初看來是困境的日子，只是一些小坎，沒有邁過去時它很大很可怕，但一經邁過去，它便是一生歷久彌新的永恆財富。”他在日記裡這麼說。

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畫琳瑯—貨郎圖」特展，展期至7月13日止。圖為《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台灣故宮提供）
更新 2021-04-19 12:45 PM標籤: 台灣故宮, 故宮, 畫琳瑯—貨郎圖 Facebook Twitter Line 複製鏈接 Print【字號】 大  中  小正體 简体
【大紀元2021年04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鍾元台北報導）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畫琳瑯—貨郎圖」特展，展出古代雜貨小販走村串巷、手搖撥浪小鼓，賣力推銷的各式趣景，呈現藝術與生活的豐富對話。
「貨郎」是古代賣雜貨的小販，貨郎擔上層層疊疊，擺放了品項繁多的商品，宛如縮小版的超市，除了日用百物、玩具、胭脂水粉及農具外，還有糖果、菜蔬等食物，滿載著老少村人的盼望，是流動的幸福滋味。貨郎動人嘹亮的吟唱曲調，則是農村小鎮平淡生活中的小確幸。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元人 春景貨郎圖》。（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李嵩 市擔嬰戲（國寶）。（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雜技戲孩》。（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清 丁觀鵬 太平春市圖（局部）》。（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清 丁觀鵬 畫太簇始和》。（台灣故宮提供）
台灣故宮表示，「畫琳瑯—貨郎圖」特展除了陳列古代形形色色的貨郎圖，貨郎擔上琳瑯滿目的貨品，與舊時台灣流動商販叫賣「喝玲瓏賣什細」的鄉村文化，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無款貨郎圖》。（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宋人貨郎圖》。（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錢選 畫貨郎圖》。（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市擔嬰戲》。（台灣故宮提供）
展覽分成「畫琳瑯—貨郎圖」和「國寶—宋李嵩市擔嬰戲」兩單元，前者介紹宋元明清的各式貨郎圖，後者則聚焦於南宋聲名顯赫的李嵩（1170-1255）〈市擔嬰戲〉，具體呈現貨郎作品的多元面向。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柳陌嬰嬉》。（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貨郎春擔》。（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貨郎圖 故畫》。（台灣故宮提供）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宋 蘇漢臣 貨郎圖 故畫》。（台灣故宮提供）
故宮表示，為讓民眾更為親近展覽，「畫琳瑯—貨郎圖」特展亦於每周六、日推出專人導覽活動，另外5月起於兒童學藝中心更有《宋貨郎說故事》特展說故事活動；同時期故宮圖書文獻大樓更有「故宮魔幻山水歷險」特展，歡迎民眾攜家帶眷，來一場豐富有趣的故宮春天之旅。
組圖：台灣故宮「畫琳瑯—貨郎圖」特展 | 大紀元 https://bit.ly/32sCZ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