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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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談，又稱清言，流行於魏晉時期。漢末黃巾之亂，中央政權瓦解，地方勢力抬頭，儒家經典隨之衰落，亂世之中，老莊思想逐漸抬頭，一般文人不談俗事，不談民生，祖述老莊立論，大振玄風，最常談的是《周易》、《老子》、《莊子》稱為「三玄」。何晏、王弼、夏侯玄、王衍、郭象等人皆有辯才。何晏「好老莊言」，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和夏侯玄、王弼等倡導玄學，成為一時風氣，往往廢寢忘食，甚至可以把人累病談死。「當時名士清談，特如鬥智。」是後世國學大師錢穆對當時清談的敘述。
清議
東漢的清議以人倫鑑識為要旨，而郭泰與之不同，《後漢書‧郭泰傳》記載郭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而《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也提到他「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這說明郭泰不具體評議朝中人物，所以當黨錮之禍時，可以倖免於難。郭泰只是一個開端，魏晉兩朝的清談又是另一個面貌。
清談
清談分為兩期。西晉初期清談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的方法。到了西晉後期直至東晉時的清談已是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喪失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於名士身分的裝飾品。
一般認為魏晉清談形成的時期在於「高平陵事變」到司馬炎稱帝這17年的政治動蕩期。余英時則認為「自漢末到魏晉，士大夫的精神還是有其積極的、主動的、創造的新成分，不僅僅是因為在政治上受到壓迫和挫折才被動地走上了虛無放誕的道路。這個成分便是『個體自覺』或『自我發現』。」清談的藝術，通常就是道家，用最精粹的語言，最簡潔的語句，表達出來；東晉時期清談到了後期，與佛教思想結合，漸漸發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新學，替後來宋朝融合三教、探討性命的理學奠定了基礎，成為新型態的形上學。
柳翼謀謂：後漢之季，由樸學而趨遊談。漢末魏際天下大亂，乘時趨勢者，不以道義為重。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清談者崇尚老、莊，則以任天率真為貴，推之政治，遂有鮑生無君之論，反之者又崇尚務實，勤於人事。蓋時當大亂，人心不寧，或憤慨而流於虛無，或憂懼而趨於篤實，皆時會所造，因其性而出之。清談有尚簡括者，有尚博辯者。然以敷陳義旨、演述周析為尚，是亦學術之一大進步。清談所標，皆為玄理。談論者為玄言，著書者為玄部。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多治老、莊，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佛教於是與中國學說融合；或以佛與儒、道諸書並稱，漸為儒釋道之溝通融會[1]。
清談話題
思想史學者唐翼明的學術專著《魏晉清談》將魏晉名士熱衷的清談話題總結、歸納為以下12類：
《老》、《莊》、《易》「三玄」之辨
本末有無之辨
才性四本之論
自然名教之辨
言意之辨
聖人有情無情之辨
名家論理之學
佛經佛理
養生論
聲無哀樂論
形神之辨
鬼神有無論
清談誤國
山濤為司馬氏的姻親，雖然曾經好老莊，但終究依附司馬氏。而琅琊王氏本是司馬氏的黨羽，家世遺傳與環境薰習都足以使王戎、王衍變節，他們勢必不能不利用一己已有之舊說去發明另一種新的學說，以為自己辯白，這就是名教與自然相同的由來，按此說法，意謂自然為體，名教為用，自然可以名教為本，《後漢紀》即記載名教之用為「蓋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製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有了此說，變節之輩自可兼尊顯的達官與清高的名士於一身，享朝廷富貴亦不失林下風流，可謂名利雙收。
原先林泉隱逸，清談玄理，雖無益民生國計，然亦不致誤國。可是當滿朝高官皆崇尚虛無，口談玄遠，再不理世事之務，國家必然遭殃。《世說新語．輕詆類》中記載桓溫嘆道：「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劉孝標引《晉陽秋》標注時提到王衍要被石勒所殺時，曾告訴別人：「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看得出來王衍自己也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當「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士大夫紛紛以不務正事、「動口不動手」為清高，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其結果最後導致了西晉終於滅亡，中原地區進入長達數百年的胡人統治分裂時代。
余英時說：「清談決不完全等於空談，即以清談一事而論，不但談士必須博學（見《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誡子書》），而且清談本身便發展出一套禮節，轉為談士的一種約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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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玄學
中國在魏晉時的哲學，世稱魏晉玄學。當時的士人，有所謂清談的風氣。清談是由東漢的清議演變而來的，只是清議是議論政事得失，褒善而貶惡，而清談則唯論玄遠之名理(廣義的哲學)，不涉及現實的政事。當時能清談，或善談名理者，便被稱為名士。清談的內容是有一定的，主要是老、莊、易「三玄」。清談的方式亦有一定，並不是以研究學問的態度、學究的方式談，而是以「談言微中」的方式談，即以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說得很中肯。名士清談，亦很講究姿容風度。
魏晉人談名理，最初是討論人的才性，這是承襲東漢末年的品評人物的風氣而來，一方面亦受到漢魏政治思想上，重考核名實的影響。由品評人物，論用人之道，進而論及人之才性。而從人之外在形貌以論其內在之性情，並非易事，所謂可以意會，不可言傳。於是從論才性而進一步論言能盡意及不能盡意之問題，所謂言意之辨。又魏晉人談玄的內容，雖是以道家思想為主(魏晉人對道家的思想有了解，對儒家的性理之學則不契。雖然易經亦為三玄之一，但魏晉人談易，只喜其形上玄虛之思，而不悟窮神知化，實本於道德的踐履。故魏晉玄學可謂是道家思想的再興)，而孔子之為至聖，亦為當時人所共許。如是便引出一問題，即儒道二家思想是否衝突的問題。老莊重視自然，儒家重視名教，故這問題亦即是名教與自然是否衝突的問題。以上是魏晉玄學的主要論題。以下略言魏晉清談之人物。
一、魏初：以劉劭人物志為代表，主要是談論人的才性，及品鑒人物之道。以美學的欣趣態度對人作具體的了解。魏之鍾會、傅嘏，亦精於識鑒。
二、正始名士：正始是魏齊王芳之年號。此時期已由具體的才性問題，進而及於玄遠。以何晏及王弼為最著名，何晏好言老莊，著有道德論。王弼年壽只二十四，但乃是當時最有成就的玄學家。他的周易注雖是以道家玄理解易，但比對於漢人質實的象數易學而言，已是一大進步。他的老子注最能相應於老子的義理，是古今所有老子注中之最佳者。他又有聖人有情及聖人體無之論，前者開後來的迹本之論，後者則是為會通孔老而發。
三、中朝(西晉)名士：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七賢中的阮籍放曠，對當時士人的生活風尚，有很大的影響。嵇康則精思名理，有養生論及聲無哀樂論。向秀有莊子注，其書寫成，時人稱莊生不死。後郭象據向秀莊子注而成莊子郭象注。
四、江左(東晉)名士：東晉之清談，只是魏及西晉清談的餘波。此時是玄學與佛學交融的時期，魏晉的玄學，成為中國人吸收佛教的橋梁。當時清談家有王濛、劉惔，及名僧支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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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清談風氣盛行之背景：
政治方面：
自東漢末年，政治紛亂，參政名士屢遭殺害，為求明哲保身，故多𣎴理政事，消極避世，沉淫清談之中。
學術方面：
東漢末年，儒家經學日趨繁瑣，士人轉問研究道家及佛教思想，形成以玄學為主之清談風氣。
社會風氣：
自東漢末年，戰亂相續，社會動盪，士人厭棄世事，清談玄理，追求超脫。
門閥影響：
魏晉時代，門閥制度盛行，豪門望族享有政沿及經濟特權，為醉心清談之士族提供物質基礎。
魏晉清談
魏晉時期，知識界掀起了一股清談玄學的潮流。「清談」是指拋開現實，空談名理的純理性辯論。「玄學」則是以【老子】、【莊子】、【周易】三書為主要內容的研究和解說，又稱「三玄」。可以說，玄學是清談的內容，清談是玄學的表現形式。
魏晉清談之發展
魏晉的清談可以分為玄論與名理兩派。玄論派早期以荀粲﹑何晏﹑王弼最為知名，後來有竹林七賢的興起而達致鼎盛；而名理派則以劉劭﹑鍾會為代表。在東漢末年，一般高人名士都喜歡談論，談論的內容都偏重人物的品評，而鑒別人物的方法，只是憑藉著直覺的觀察。此時老莊之學與名家的論辯尚未對之有多大的影響，但是談論的風氣則開啟了魏晉清談的發展。
三國時代軍閥政治的建立，縱橫家的論辯辭令之術便大行其道，於是名家的思想成為時人研習的學問，發展到後來就成了名理派的的清談。名理派的談論以刑名家為主，較少老莊思想，內容也較切實際。他們的行為並不浪漫，也反對當時士大夫虛浮放誕的風氣。這一派的人物不多，在魏晉的清談史上勢力不大，因此後來我們所注意到的魏晉清談主要是以玄論派的清談為主。
玄論派富於浪漫精神，他們所崇奉的是老子，早期何晏﹑王弼只注重《老》﹑《易》，還未及於《莊子》，到了竹林七賢的時代才又加進《莊子》，於是逍遙齊物之論便成了他們最喜歡談論的題材。在初期，他們對於儒家採取調和的態度，到了此時，則由調和的態度改為正面的攻擊了。薄周孔﹑反禮法成為玄論派共同的信仰了。竹林名士志趣相投，到風景清幽的竹林裡飲酒清談，討論老﹑莊﹑周易的玄理，發明奇趣﹑振起玄風。尤其嵇康是當時學界的權威，還有王衍﹑樂廣等政界的巨子，玄學清談由這般人來提倡，後進之士自然要大肆仿效了。於是退可得名﹑進可干祿，矜高浮誕的歪風就日盛一日了。
政治方面：
清談名士多逃避現實，不理政治，致魏晉積弱不振，五胡乘機侵擾。
社會方面：
崇尚清談者多門閥世族，生活窮奢極侈，放浪形骸，音志消沉，不思進取，社會風氣敗壞。
學術方面：
魏晉士人將道家思想闡釋儒學，並以精練文辭解說經學，避免東漢章句訓詁繁瑣之流弊；清談風氣盛行，士人思想解放，為文學、書法、繪畫等”帶來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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