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祖先究竟是誰?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姜子牙當上了太上老君/姜維/姜子牙武聖。739年唐玄宗下詔追封姜子牙為武成王;宋朝時姜子牙所著的《六韜》被列入武經七書,他本人被追封為昭烈武成王。在武廟中,更是以姜子牙為首/姜子牙的坐騎應該就是麋鹿。姜子牙是商周時期人氏,那時麋鹿很繁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5Gy0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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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秦公簋銘文考

秦公簋,1919年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西南秦嶺、紅河交界處,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共有銘文123字,蘊藏著極其重要的秦早期歷史文化信息密碼,是一把開啟秦早期歷史文化信息庫的鑰匙,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向來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重視研究。80多年來,從柯昌濟、王國維開始,先後有馮敘倫、羅振玉、郭沫若、商承祚、吳其昌、馮國瑞等人都對秦公簋進行過研究,但由於秦早期史料簡略,銘文所涉及到的內容長期難以得到一致的結論。

秦公簋銘(全文):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

嚴,恭夤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獶。

餘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刺刺(烈)桓桓,邁民是敕。

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鎮靜不廷,虔敬朕祀。

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嚴禦各,以受屯鹵。

多厘眉壽無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灶有四方。宜。

圖片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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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曰 : 不(丕)顯朕皇
且(祖),受天(令)命,鼏(宓mì 安静)宅禹
責(蹟,跡)。十又二公才(在)帝
之坏 (pēi),嚴龏(恭)夤(yín 敬惕)天命,
保業厥秦,虩事蠻
夏。余雖小子,穆穆帥彼
明德,剌剌𧻚𧻚,邁(萬)民是
敕。咸畜胤士。祛祛文
武,金炅(鎮)靜不廷,虔
敬朕祀,乍(作)△宗彝,以
邵皇祖,其嚴歸各。
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
高弘又(有)慶,竈囿四
方。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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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在秦嶺鄉一帶的鞭杆舞以馬鞭為主要道具,表達著人們對於豐收、安康的期盼。據說,這種舞蹈起源於遠古的游牧生活,也有人說,它就是從秦始皇的先祖手裡流傳下來的。因為若干年前,
  流傳在秦嶺鄉一帶的鞭杆舞以馬鞭為主要道具,表達著人們對於豐收、安康的期盼。據說,這種舞蹈起源於遠古的游牧生活,也有人說,它就是從秦始皇的先祖手裡流傳下來的。因為若干年前,秦人的先祖非子正是養馬有功,才被周王室封為“附庸”,得到了叫做“秦”的這塊土地。
  如果說民間的傳說只是一種遙遠的記憶,那麼,科學的考察無疑更接近歷史的真相。這是一種叫做“簋”的青銅器。春秋戰國或者更早的時候,這種器物往往被用來祭祀或者盛放食品。這件青銅器因為鑄有“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等字樣,所以就叫做秦公簋。它的發現,便是在緊鄰秦嶺鄉斜坡村的一個叫做廟山的地方。
  文博研究員胡承祖:就我所知,秦公簋有多件,從目前所知道的情況來看,一件就是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一件秦公簋。另外,上海博物館還藏有三件都定名為秦公簋。
(秦公簋:高19.8厘米、口徑18厘米,腹鼓23厘米。國家一級文物,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秦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兩千多年來,始終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但秦人的祖先在哪裡,秦東遷前的都城和陵墓又在什麼地方,這一系列問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一個謎團。司馬遷的《史記》在寫到這一段歷史時也只是簡單地說“在西戎,保西垂”。至於西戎、西垂的具體位置卻沒有明指。秦公簋的發現,正是在困擾史學界多年的背景之上。所以它的出現,就像一塊石頭投入沉寂的湖面,立即在上個世紀早期的中國史學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文博研究員胡承祖:首先對於我們天水人,所說的這一件秦公簋,究竟是哪一位秦公時期的器物,從它的發現到現在為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說法。你像容庚先生就說,這是他把器主定為秦莊公, 從馮國瑞先生,郭沫若先生,他們都定為秦景公。此外,還有其他人說,它屬於秦武公時期,秦德公時期、秦襄公時期,所以這起碼也不下五六種的說法。
  秦公簋的發現是在上個世紀早期的1919年。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現在已沒有人說得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甚至是一個什麼樣的季節。人們通常說,撿到這件青銅器的是天水西南廟山附近的一個牧羊人,是他將秦公簋連同其他一些青銅器一道交給了當時的一家廢品收購站。
  1919年的天水,駐守該地的還是人稱孔司令的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在天水期間,孔繁錦曾經鑄造了大量的民間稱作“大沙板”的銅幣。因為要鑄造銅幣,當時的天水曾經一度大量收購廢銅廢鐵。秦公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那個牧羊人交到了廢品收購站。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當時是不是有別的青銅器被鑄入了這種銅錢。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鑄有123字銘文的秦公簋最終還是被保存了下來。據說,當時廢品收購站的老闆是看著秦公簋造型奇特、文字古怪才將它從廢品堆裡揀出來,然後扔到了自己廚房裡。時隔不久,又被他一位蘭州的朋友要了去。也正是在蘭州,秦公簋才在甘肅都督兼省長張廣建的偶然一瞥間又變成了文物。即使這樣, 秦公簋在當時的身價也只有20塊大洋
  如果說甘肅都督兼省長張廣建只是本能地意識到了秦公簋的不平常之處,那麼首先為秦公簋作跋的著名學者王國維就可以說是秦公簋在其鑄成2000多年之後的第一個知音了。王國維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國學大師。1926年,受聘於清華研究院擔任導師的王國維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面世6年之久的秦公簋。觸摸之下,他立即被秦公簋本身的精美以及他所蘊含的歷史信息震撼了。他在《秦公簋跋》中說:“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廟皆在西垂。此簋之作,雖在徙雍以後,然實以奉西垂陵廟,直至秦漢仍為西縣官物”。又說:“蓋西者,漢隴西縣名,即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丘”。王國維一是肯定這就是秦西垂陵廟的禮器出土秦公簋的地方即當時的天水縣就是史書中所說的西垂,另外他還就秦公簋銘文中的“十又二公”推斷,秦公簋的鑄造應該是在秦德公之時,也就是公元前709年——公元前676年之間。
  王國維之後,著名學者馬敘倫、郭沫若、商承祚、劉文炳、吳其昌以及天水學者馮國瑞也都對秦公簋進行了新的研究。現在史學界多數以郭沫若“景公說”作為參照。綜合來說,秦公簋在先秦歷史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他的發現初步確定了史書中的“西垂”所在,也就是確定了秦人的發祥地就在今天的天水、隴南一帶。這種推斷實際也在以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證明,如與廟山相鄰的禮縣大堡子山秦人墓葬與聚居遺址、天水放馬灘秦簡與木板地圖等等。其次,秦公簋上的123個銘文既有濃郁的西周金文氣息,又有秦小篆之雛形。筆劃細勻而勁健,整飭而趨圓,氣勢生動,筆致豪邁。實際也是中國漢字形成過程中承上啟下的一個標誌。秦始皇在文化上的最大貢獻就是統一六國之後實行“車同轂,書同文”。這一過程,實際也在秦公簋上得到了體現。秦公簋的史學價值除此之外還在活字鑄模的使用方面,通常,我們都認為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始於北宋的畢昇,而秦公簋上一些完全相同的銘文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在春秋戰國時就有了活字鑄模的技術。
  文博研究員胡承祖:它的銘文,對於我們認識當年秦人和西戎之間慘烈的戰爭,對於認識早期秦人這樣的一種尚武的精神,勇於犧牲的精神,我們西部人的那種強悍、剽悍的,這種謹慎有極其重要的認識價值。
  最後,再讓我們看看秦公簋的誕生之地,看看鞭杆舞的揮灑之地;讓我們在秦公簋凝固的銘文中體味鞭杆舞的律動,在鞭杆舞的律動中感受秦文化的永恆。因為正是在這樣的大雅大俗之中,秦人樂於進取的文化基因才在這片土地上永遠地傳承著,年復一年地開著花,結著果。

秦公簋的故事- 文化歷史- 天水文藝網 - https://goo.gl/rC0K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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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春秋早期製品。斂口微腹,獸首耳較大,圈足三獸首足。蓋緣和口下飾獸目交連紋,器上獸首倒置,圈足飾鱗紋,餘飾橫條紋,蓋器同銘5字,記器公作此簋。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類器物的遺風,斂口,鼓腹,蓋有大捉手。器身裝飾獸目交連紋、垂鱗紋、橫條溝紋,蓋沿和口沿每組紋飾間還設有上下相反的浮雕獸首,殊為奇特。器、蓋對銘5字,記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青銅器
  一、春秋時期青銅器,出土地不詳,傳為甘肅天水。作於秦景公時,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是秦公之祭器,在秦漢時曾被當作容器使用。有銘文一百零四字,分鑄於器及蓋上。器和蓋上又各有秦漢間刻款九字。銘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銅器的此種製作方法,僅見此例。銘文字體整飭嚴謹,微曲中求勁健,表現出強悍雄風,也是春秋時期秦國的傳神寫照。銘文字數,蓋內和器內底共鑄銘文123字(其中重文3)。
銘文
  銘文釋文為蓋鑄銘:□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冪)宅禹責(跡),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壞(坯),□□(嚴恭)夤天命,保□氒□(業厥秦),虩(赫)事□(蠻)夏,餘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剌剌□□(烈烈桓桓),邁(萬)民是敕,器鑄銘:咸畜胤士,□□(藹藹)文武,□靜(鎮靖)不廷,虔敬□(朕)祀,乍(作)噚宗彝,□卲(以昭)皇且(祖),□□□(其嚴□)各,□(以)受屯(純)魯多厘,□□(眉壽)無疆,畯疐才(在)天,高引又(有)慶,灶囿□(造有四)方。宜。器刻銘:公元器。一斗七升小拳(剩),□(簋),蓋刻銘:一斗七升大半升,蓋。
2 上海博物館館藏
規格
上海博物館藏秦公簋銘高23.5厘米,口徑18.8厘米
出土地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春秋早期製品。斂口微腹,獸首耳較大,圈足三獸首足。蓋緣和口下飾獸目交連紋,器上獸首倒置,圈足飾鱗紋,餘飾橫條紋,蓋器同銘5字,記器公作此簋。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類器物的遺風,斂口,鼓腹,蓋有大捉手。器身裝飾獸目交連紋、垂鱗紋、橫條溝紋,蓋沿和口沿每組紋飾間還設有上下相反的浮雕獸首,殊為奇特。器、蓋對銘5字,記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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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與秦源  
2016-05-20 11:28:26

文/趙文慧圖/袁鵬輝

▲國寶秦公簋出土地——廟山近景

廟山,乃秦州區西南秦嶺鄉梨樹坡、董集寨兩村與禮縣紅河鄉六、八圖村相交處的一座大山,海拔1914米。因1919年在其頂端處出土了馳名中外的秦公簋而聲名大震。其地因高寒坡陡不能耕種,成為相鄰數村放牧牛羊的天然場所。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放羊娃在其端處掘地玩耍時無意挖出此物,當地有「死鐵爛銅,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語故而概不搬回家。此後當做廢銅賣給了橫河(今紅河)「聚源當」。因無識貨者,流傳至蘭州南關商肆,在廚中盛殘漿。後有識者發現並非普通古物,以高價收購,名聲大著。後被甘肅督軍安徽人張廣建占為己有,張離開甘肅時又將此物帶至天津。1923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北京見到此物,為其撰寫《秦公敦跋》(當時稱簋為「敦」)。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學界的注意,首先歸功於王國維的這篇文章。

1931年、1933年,著名學者尚承祚在北京見到秦公簋,研究並撰寫了《秦公簋跋》;隨後郭沫若撰寫了《秦公簋韻讀》;馬敘倫著文《石鼓為秦文公時物考》;劉文炳的《秦公簋及秦和鍾兩銘為韻文說》等文章評介推崇。1935年,張廣建的後人以兩千多元大洋賣給大興馮恕,嗣後,馮又將簋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值此求學於清華文學院王國維、梁啓超門下的天水人馮國瑞,讀到王國維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後心情激動有感於斯,馮國瑞畢業回天水後繼續對秦公簋作深入考證研究。1942年馮國瑞去重慶,在當時的中央圖書館借得張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圖形及銘文款式,註明大小尺寸。1943年馮國瑞又將在天水西南收集到的周秦青銅器繪圖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一書,冒著戰火再去重慶,經著名學者吳其昌等審定,於1944年底刊印成書。《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一書學術價值頗高,為探討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直到今天,仍被國內許多著名學者、專家研究引用。馮國瑞為弘揚桑梓文化身體力行,功不可沒。

1959年秦公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立即引起許多專家學者的重視,紛紛撰文,各抒己見。著名先秦史學者祝中熹論述:「到目前為止,甘肅省出土的先秦青銅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的,當首推1919年出土於『天水西南鄉』的秦公簋」。時至今日,已對秦公簋作過研究的學者有柯昌濟、王國維、尚承祚、羅振玉、於省吾、楊樹達、郭沫若、馬敘倫、吳其昌、劉文炳、馮國瑞、伍仕謙、翦伯贊、馬衡、康殷、李學勤、唐蘭、馬承源、韓偉、黃灼耀、李零、李思孝、陳昭容、祝中熹、王輝、張天恩、容庚、丁楠、雍際春、康世榮、郭寶均、李朝遠、戴春陽、馬漢江、趙文匯、陳澤、賈利民、趙琪偉、曹鵬雁、魏建軍、田佐、張中定、趙居平、田有前等有四十位之多。

▲秦公簋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足徑19.5厘米,腹徑23厘米。弇口,母口深蓋,蓋面呈圓弧狀,蓋頂突起小圓握。鼓形圓腹,圈足外侈。雙獸首耳微上揚,耳下無珥。蓋坡沿與腹上部飾細密蟠虺紋,蓋面與腹下部飾瓦壠紋,圈足飾上下兩重波帶紋。蓋54字,器身51字,器、蓋聯銘,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共計105字。

秦公簋銘文字體規整嚴謹,疏密有致,靜穆大方,有其獨特的風格。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覆壓印的印版,銘文製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字字連續印成,然後澆鑄。製作方法新穎,這種把每個字刻成單個陶泥活字,再拼湊起來的鑄銘工藝,實揚日後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發明創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也是秦國科學技術以及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產物,反映了我國青銅工藝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學家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郭寶均說:這或者是受了圖案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雖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於青銅器圖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還未見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鑄銘工藝,應該說是最早的比我國北宋畢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餘年,比德國人谷登堡銅刻活字印刷早2000餘年。銘文的字體筆勢玉箸意蘊,方正遒勁,舒展大方,清麗瀟洒,著意於筆畫的勻稱配置和行列的整齊劃一,給人以優美洒脫、輕鬆愉悅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雛形,非常合乎書藝發展之邏輯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對秦代的篆書、隸書有直接的影響。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傳統,下開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說:「書家不學篆,猶文家不通經。」著名學者、金石學家康殷(字大康)先生就是通過潛心研習秦公簋後而成名的一代宗師和大家。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商周社會從王室到一般中小奴隸主貴族,都要舉行隆重祭祀天地祖宗,宣揚家族的榮耀和個人的功業的顯赫,這在青銅禮器的銘文上表現得十分突出。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繼承者,也是光大發揚者,秦公在銘文中極力表達自己對上天神靈的崇敬,對祖先功烈的頌揚,以此來祈望庇蔭子孫後代,天長地久,興旺發達。宋代出土的秦公鎛,1919年出土的秦公簋,以及近年陝西出土的秦公鍾都是東周前期秦國國君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製作的宮廷重器。

秦公簋銘文全篇以秦公語氣表述,充滿了對先祖功業的歌頌,天地與祖神祈福,也抒發了秦公本人繼承祖業,奮發治國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見的套話,反映了此時嬴秦在青銅文化領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此簋除原有之銘外,器身與蓋又各有秦漢間鑿刻的銘記,蓋銘雲「西一斗七升太半升蓋」,器銘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秦漢時常有為古器刻記重量或容量的習慣,此簋兩處刻記皆言「西」,王國維在為此簋所寫《秦公敦跋》中早已指出:「西者,漢隴西縣名,即《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廟皆在西垂。此敦之作,雖在徙雍以後,然實以奉西垂陵廟。直至秦漢,猶為西縣官物,乃鑿款於其上。」「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於徙雍以後解之;其出於秦州,得以其為西垂陵廟器解之。」王氏又在《秦都邑考》(《觀堂集林》卷十二)認為西垂原指西界,後特指一地,即西犬丘。此地至漢為隴西郡西縣,王氏所言正確。徐中舒先生認為「西犬丘又稱西垂」。何清谷認為「西垂大夫應是以今天水市一帶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犬丘又名西垂」

《尚書·堯典》云:「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治西成……以殷仲秋。」《爾雅·釋言》:「宅,居也」。李學勤先生說,《堯典》「所述四中星,據近年學者推算,頗能與唐虞時期符合,有天文學史方面著作推測『其上限當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間』」。由此看來,和仲的任務是「寅餞納日,平治西成……以殷仲秋。」。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和仲一族須「宅西「,即居住生活在「西」地承擔部落聯盟在西方的測日、祭日任務。故和仲一族是「西」地最早的開拓者。先秦史專家祝中熹考證認為「嬴秦是五帝末期或夏初,因肩負測日、祭日使命而西遷隴右的和仲一族的後裔」。作為具體地名的「西」,《史記·五帝本紀述《堯典》此語,《集解》引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引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後漢書·郡國志》引鄭玄此注,「兌」字作「八充」。八充山即嶓冢山,「八充」系「嶓冢」古讀之轉音,即今秦州區齊壽鄉的齊壽山。嶓冢山和西漢水,均在秦漢隴西郡西縣境內。《漢書·地理志》載:「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莽曰西治」。所說「西漢」,乃指發源於嶓冢山西麓的西漢水。嶓冢山和西漢水,均在秦漢隴西郡西縣境內。後來,隴西郡又分出天水(漢陽)郡。和仲一族所居之地「西」,後來嬴秦早期活動的中心地域西垂,亦是秦漢時代之西縣;嬴秦族「保西垂」之西垂,也即犬丘,本名稱「西」,同樣亦是兩漢時之西縣。

「西垂」在古代的典籍中多於漢代的「西縣」相連,其地望,史籍有明確記載。《後漢書·段熲傳》李賢註:「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史記正義》引唐李泰《括地誌》:「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漢隴西西縣是也。」唐初上邽縣在今天水市秦州區天水郡。從天水郡起步,經二十里舖、三十店子、西口、鐵爐、秦嶺、楊家寺至禮縣紅河鄉岳費家莊,共計90華里。此乃古代唯一從紅河河谷通往天水的康莊大道,沿途到處有村落旅店,可通軌車。紅河花石村人呂自儉生前曾在費家灘至大崖灣一帶發現一段古城牆殘垣,夯土石基足有十米寬,疑為古西縣城牆。查《史記·周勃世家》、《漢書》,西縣置於秦代,《漢書·地理志》在隴西郡下設有西縣。《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辭海》中記載,西犬丘在天水西南。

那麼,西縣在何處呢?北魏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漾水》曰:「西漢水又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流瀉,合成一川,東南流經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王室與其大駱犬丘之地,為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王莽之西縣治。又東南流,會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經戎丘城南,又東北流經西谷水,亂流,東南入於西漢水。」酈氏此段話不僅名言西縣、西犬丘、西垂同為一地,而且指出西漢水支流楊廉川流經「西縣故城北」。楊廉川水現已無其名。若依《水經注》所說,其水多支流,是一條較大的水系,處鹽官(今鹽官鎮一帶)以東的西漢水上游地區,最大可能應是現在的紅河,今名峁水河。以之推究,漢代西縣以及秦之犬丘當在紅河的南岸。《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中國歷史地圖集》將西犬丘位置標在今天水、禮縣之間居中處,且三點一線,應當說大致不差。1983年9月時任禮縣縣誌辦主任的康世榮先生按文獻記載,結合當地出土文物「西工造戈」,在西漢水上游進行實地考察,認為「西縣地域大致包括了今天水市秦城區的平南、牡丹、秦嶺、楊家寺、小天水(今天水鎮),及禮縣轄地紅河、鹽官、祁山、永興一帶」,後有確認「西縣故址即今禮縣紅河鄉岳費家莊莊址」。這與《水經注》的記載相吻合。秦公簋正好出土於對面的北山上。1984年西和縣縣誌辦沿西漢水所作的實地調查同樣認為西縣不出紅河鎮五里之地。此認定同時得到地、省史志部分學者的認可。天水學者馬漢江結合《水經注·漾水》並對峁水河實地考證後認為:「西犬丘、西垂宮、西垂邑,直至西縣,始昌,楊廉縣同為一地。地在今禮縣紅河鎮天台山下。力證是1919年秋出土於峁水河北山的秦公簋,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室。《後漢書·段熲傳》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熲追至谷上下門……」,也印證了西縣至木門道很近,僅距一道山樑十餘里的事實,同時也是木門道得名之由來。今木門實是下木門,上木門則在今秦嶺虎皮溝峽口之地。禮縣學者陳澤認為:「非子父大駱及其先世居犬丘(在楊廉川中游的紅河),陵墓在今天水市秦嶺鄉的秦陵山(即廟山)」。

另據1988年天水北道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圖中所標「亭」形物,經著名學者曹婉如論證為西縣,位置在今秦州區茅水河上游楊家寺往東處即楊家寺、紅河交界處。實質上早在戰國時期即有西縣之建置。何以見得?我們可以在考古資料中得以證實。1919年發現於今秦州區秦嶺鄉董集寨、梨樹坡與禮縣紅河鄉交界處廟山之端的秦公簋,蓋上刻有「西」;1978年出土於寶雞秦墓的「隴西郡戈」(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有「西土宰閹」的署名。出土於禮縣紅河六、八圖(今同心村)的戰國秦右庫工師鑄戈,銘文中署有「西工造」,此西即為西縣(此戈現存於禮縣博物館);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在《釋不其簋銘》一文中也認為「西」是具體地名,即古時叫西垂的地方,也即秦漢時期隴西郡之西縣,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其又在另文中指出「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重要青銅器秦公簋,據馮國瑞《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雲系1919年出土於『天水西南鄉』。近今禮縣學者見告,實出自禮縣東北紅河王家東台。可知簋上刻銘西縣即西垂、西犬丘的位置就在禮縣,與《清統一志》記其故城在今天水西南120里符合。」秦襄公建立秦國第一都城為「西垂宮」,「立西畤」,在犬丘故地的嬴秦先公陵園稱「西陵」;1971年在岳陽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廿年……西工師曰」銘文之戈,王輝先生認為是在秦故都「西」設立的工室製造的。這一切無疑表明嬴秦是多麼看重該地的古名「西」。由此可見,秦漢時代之「西縣」名稱資歷是多麼久遠,用的是該地區最為古老也最有來歷的名稱--和仲「宅西」的西極測日、祭日地點的名稱。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和仲族「宅西」在昧谷,是在古「西」地今秦源峁水河測日、祭落日,其西縣故地紅河水至今仍稱峁谷水,與秦國最早的都邑西垂,亦即漢代隴西郡之西縣縣治同為一地,其地望當在古西漢水上游的峁水河流域,即今秦州區楊家寺、禮縣紅河一帶。

▲藍天映襯下的秦皇湖波光粼粼

2004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所、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所五個單位聯合組成「早期秦文化研究項目組」,計劃用5年時間,對甘肅東南部的早期秦文化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與研究,探索秦文化發展和演變的軌跡。3月28日至4月20日早秦聯合考古隊對西漢水中上游東起天水市秦州區天水鄉,西至禮縣江口鄉約60公里的幹流兩岸及其支流紅河等河流兩岸進行了考察,共發現古遺址98處,最主要的是周秦文化遺址。在周秦文化的分布區內,發現了多個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的大遺址,這些遺址內涵豐富,延續時間長,而且在周圍還分布著不少文化內涵相同的中、小型遺址,從而構成了「六、八圖--費家莊」、「大堡子山-趙坪」等三個遺址群,是既相對獨立又互有聯繫的周秦文化分布的中心區。

「六八圖-費家莊」遺址位於禮縣東北境茅水河流域的紅河鄉紅河村南3公里範圍內,紅河水庫北部西區為費家莊,東區為六八圖,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六八圖遺址,位於六八圖村(今同心村)西北台地,東西寬約400米,南北長約800米,面積約為32萬平方米,遺址內發現多處暴露的灰層、灰坑和其它遺蹟,內涵豐富,主要有鬲、罐、盆、喇叭口罐等。該遺址含有仰韶文化晚期紅陶器殘片。費家莊遺址範圍較小,遺址內文化堆積層為灰層,面積2萬平方米。這兩處遺址南北呼應,正好扼在上寺河、下寺河匯流成紅河的三角地帶的兩岸。地理位置相當關鍵。沿紅河、上寺河溯流而上可到天水,進入渭河河谷;順流而下,可到鹽官。這是一條歷史悠久的古道,秦人遷徙亦可能循此路徑。峁水河谷六八圖-費家莊一帶為盆地式地形,冬季北風較弱,加之土地肥沃,宜耕宜牧,又距鹽官僅20餘里,獲取生活的必需品食鹽較為方便,是理想的生存、繁息之地。結合這一帶優越的地理環境、古代的文獻記載及現在的考古發現,筆者據此分析,今峁水河谷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文化圈)與楊家寺相接處範圍內,當為秦之西縣治所。據筆者調查,該遺址出土的珍貴文物主要有三件,一是前文介紹的六八圖遺址出土的戰國中期「右庫工師」戈。二是一件春秋時期的青銅「凹口骹狹刃」矛,長23.8厘米,寬3.7厘米。三是一件戰國時期的蒜頭壺,高37.5厘米,口徑3厘米,腹徑23厘米。以上三器現收藏於禮縣博物館。另外,1990年代,又在這裡出土了祭祀宗廟的彩陶豬頭、石匕、方鼎、彩陶缽、圓形瓶和尖底瓶;在岳費家莊出土了秦半兩60枚,銖重13兩一枚等。事實上,現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國寶級文物、著名先秦宗廟祭器「秦公簋」出土地廟山正好處於面積在32萬平方米的「六八圖--費家莊」遺址範圍內。勿容置疑,此一帶肯定是當時秦人活動的重要地區,故在此處發現秦公簋、右庫工師戈、凹口骹狹刃矛、蒜頭壺也就在情理之中。

▲昔日秦先祖之牧馬灘,今日依然水草豐茂,是一塊天然牧場。

西漢水是發源於今秦州區齊壽山北的龍淵水而得名,它流經羅家堡後匯入了茅水。茅水即楊廉川水,其源出今楊家寺蘆子灘,大概以此地多長茅草而出名。「茅」、「峁」可能是音轉關係的緣故,也叫峁水。蘆子,學名蘆葦,一種野草,至今在其地生長旺盛,是養馬的上好飼料,膾炙人口的《秦風·蒹葭》即產生於此地。其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其句的「蒹葭」即為蘆子。秦源至今有叫蘆子灘、蘆子灣、蘆子坡的村莊及地名。茅水從鄉北流十餘里至楊家寺後交匯十條支流,中游最大的支流化石水,是由七條小流匯聚而成。茅水河的正流與化石水均為東南流向,交匯於今紅河鎮東南,費家莊正北,六、八圖村西南,形成一廣闊的三角形平緩地帶。岳費家莊不僅符合「眾川流瀉,合成一川」的水系,亦符合「東南流經西縣故城北」的方位。茅水河流經岳費家莊後,山勢變得窄狹,直到石溝門。倘若在岳家莊前面窄狹處築堤壅水,茅水河可倒流入莊,更符合東漢光武大將吳漢、岑彭在今紅河水庫「圍囂壅水灌西城」之地形。《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載:「西城(縣),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上邽縣西南」。茅水河就一直沿著峁谷東南流入西漢水了。峁水谷,是指在禮縣東北境的西漢水上游的北岸,有一條南北向峽谷,北起秦州區楊家寺與禮縣紅河接壤的分水嶺處,南至鹽官鎮的十字路口,全長37公里,至今稱峁谷,其流稱「峁水河」。

▲蒹葭蒼蒼——《蒹葭》詩誕生地生長的蘆葦

西縣故址-紅河鄉岳費家莊,上有紅河川(楊廉川),下有鹽官川,茅水河流其前,天台山矗其後,有山有川,有水有灘,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農牧業的自然條件。西垂邑地區興旺發達的原因是盛產井鹽。距紅河15公里的鹽官鎮,以生產優質井鹽而遠近聞名。1998年出土於西安市北郊的秦封鹽,其中有「西鹽「之印,據此可知早在秦時這裡已設鹽官。並且,產鹽亦是畜牧業得以發展的優越條件。《西和縣誌》曰:「鹽官城內鹵池,廣闊十餘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時不涸。飲馬於此,立見肥壯。」此言之有理,大家畜需從水草中不斷補充鹽分。故鹽官附近地區畜牧業歷來發達,鹽官鎮一直是西北著名的騾馬交易中心,至今遺風猶存,方興未艾。秦人依此在西垂養馬而著稱,「馬大蕃息」,膘肥體壯,進而受到了周王室的青睞。

西垂地區優越的地理條件,宜人宜畜的自然環境,豐盛富庶的物產,加之乃秦人的宗邑邦都和繁盛的祖業基地,又是秦文化的源頭,經數百年間地積澱,勇敢地秦人在此肥沃的土地上繁衍壯大,一步步走向強盛,進而問鼎中原,最終橫掃六國,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

西周時期,秦非子被周孝王封秦邑後,便在其祖地西犬丘建起了宗廟,祀奉中潏、蜚廉、惡來、女防、旁皋、太幾、大駱等七位秦人先公。西垂故地紅河的岳費家莊以北的廟山,有秦先公宗廟遺址。在此出土的7件石匕,均長7寸,寬約0.8寸,最厚處約0.2寸,石質堅硬,匕尖鋒利,呈灰白色。學者陳澤認為:石匕有如今西方人吃西餐的餐具。試問,此7件石匕,是否為祭祀在西垂宗廟裡七位秦人先祖享受供品的餐具?同時在此出土有彩陶豬頭、方鼎、彩陶缽、圓形瓶和尖等祭祀器物,乃秦人在西垂宗廟祭祀的確證。

《秦本紀》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同使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封禪書》亦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襄公被封為諸侯,第一件大事便是統一祀典,立西畤,確立國家級的最高祭禮。西畤的地望,《秦本紀》只說「在西垂」。著名學者馮國瑞云:「秦作五畤,其四畤在岐雍,為西畤當在西縣。」陳澤認為馮說當是「周、秦西縣治,在今禮縣紅河鄉」紅河西犬丘遺址南有天台山。以為天台者,祭天之台也。故確定其為秦襄公為作西畤祠白帝之處當無疑義。「很有可能,秦襄公就在天台山上建西畤,祠白帝的。」

▲秦先祖第一祭祖之山——天台山雄姿

天台山上古名岳山,乃《封禪書》所記「自華山以西隴右七大名山」之一。自襄公作西畤起,遂將岳山改名為天台山至今。位於西犬丘南五華里,高出犬丘300米,孑然特立,臨水的北側可勉強上去,其餘三面,自底至頂山勢壁立無法攀援。山頂自然形成約1000平方米的天然平台,故名天台,為祭天之台。秦襄公所創的「在南天台山祭天,在北廟山西垂宗廟祭祖」之祖邑宗廟的祭統,至少在春秋中期,秦人仍嚴格保持著。故才有後來的秦桓公簋在漢代尚在廟中,後隨廟的破敗傾倒而埋入地下達2600年之久直至民國才發現。

秦公簋製作於何時,各家說法紛紜,有「襄公時」、「文公時」、「德公時」、「桓公時」、「景公時」等數說,直到今天仍莫衷一是。「景公說」被大多數學者所採用,持此觀點的有郭沫若、於省吾、楊樹達、馮國瑞、唐蘭、馬承源、陳昭容、王輝、張天恩、李朝遠、戴春陽、丁楠。他們認為,秦公簋銘文與宋仁宗時得於陝西的秦公鎛極為相似,兩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為同一秦公所作。這件秦公鎛在我國古代考古學之父宋人呂大臨編著的金文圖錄《考古圖》中有所記載。持「桓公時」的學者主要有柯昌濟、容庚、翦伯贊、祝中熹等。桓公與景公相接,故上述兩說可融為一說,即「桓景公說」。著名學者、秦史專家祝中熹先生從青銅器本身的斷代學入手,依據長期積累的大量實物信息,對秦公簋形制、紋飾、銘文性質與字體風格、鑄作工藝特點等方面,進行細緻地觀察、對比、綜合、分析之後,得出了該器作於秦桓公時代的科學結論。他指出:「秦公簋器腹較圓,蓋頂捉手較矮,耳小上翹且無珥,獸首已退化得圓渾無稜角,圈足大角度外撇,不再有小支足。從紋飾方面說,雖仍在使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瓦壠紋和波帶紋,但以退居次要位置,而在上腹部和蓋坡沿醒目位置則大面積使用細密蟠虺紋。這都是春秋中期簋的一些特徵。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覆壓印的印版,銘文製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實揚日後活字印刷字模之先聲。

故商承祚先生在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所作的《秦公簋跋》中說:「它器銘文刻於一版,然後施范,此則逐字單刻,個別印之范上,故字行欹斜不整,印跡顯露,為活字版之鼻祖。」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青銅工藝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也說明其時代之略晚,因為春秋早期的青銅製作工藝尚不具備此類技術。銘文使用了韻句,內容已非記事書史,文中充滿了對先祖功業的讚頌,虔誠地向天帝和祖神祈福,也抒發了秦公本人繼承祖業、奮發圖治的崇高信念,已屬郭沫若先生所說的「東周而後,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的金文銘辭演變的第三階段。銘文的字體筆勢,以早已改變了西周后期多見的圓渾豐滿、用筆隨意、字之大小不求規整如一的風格,承襲了武公鍾銘的玉著意蘊,方正遒勁,清麗瀟洒,著意於筆畫的勻稱配置和行列的整齊劃一。與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的銘文相比,顯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邁出了幾步。另外秦公簋銘文辭更精練,更具修飾性,而且定型化得習慣套語也更多,口氣大了許多。銘文中言及的「夏」,是指中原地區華夏列國。此時秦人以發展壯大到不僅要處理好與西部戎狄之關係,還要與中原列強周旋了。但以此而論,秦公簋的製作時代也必在秦武公之後。」據《史記》載,秦成為諸侯自襄公始,但始國之君可以追稱其父為公,這是當時所允許禮俗。司馬遷寫秦史,依據秦之國史《秦記》,《秦記》就是從莊公開始稱秦君為公的,這樣「十有二公」無疑當從莊公算起,十二公之後即為桓公。此簋的形制、紋飾與銘文內涵所顯示的青銅器斷代和桓公所處時代也基本吻合。既然器主為秦桓公,是時秦之國都早已遷至關中,為何此簋卻出土於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鄉」之廟山呢?答案只有一個,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雖遷而宗廟猶存,且一直保持著對先祖的祭祀傳統並賜名天嘉福地。此簋的銘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是一件祭器。銘文極言先祖「十有二公」之赫赫功業,此類被後世稱之為「追孝」格式的銘文,《禮記·祭統》云:「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列於天下,而制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既然屬於祭器,則必陳於宗廟之內。此簋為秦桓公專為故都宗廟所作之器。但隨著近來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的被發掘,出土了兩周之際數以千計的珍貴文物,國內學者,尤其是天水、隴南當地搞文史資料研究的學者,特別是對秦公簋的器主和年代,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見解,諸如「襄公說」,康世榮、馬漢江、陳澤、賈利民、田佐、魏建軍、曹鵬雁等均持上述說法。雖然各家都持之有據,言之有理,但有一點是共同的。無論何時始計,十有二公,早期都西漢水上游紅河的莊公、襄公、文公均被列入其中。

居於西漢水上游稠泥河及峁水河流域的秦嶺、牡丹、楊家寺和紅河,歷史上一直是戰略要地,因此從周到三國時期,這裡發生了無數次的爭奪戰。《史記·周勃世家》載:「周勃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攻上邽。」《史記·樊噲列傳》:「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這兩個西丞均為西縣的軍事長官。兩漢之交割據隴右的隗囂,戰敗後曾固守過西縣;東漢伐羌名將,亦曾在西縣結柵布兵以遮羌眾散逃之路。據《後漢書·段熲傳》載:東漢建寧二年春,段熲奉馮太后之命,從今寧夏固原將起義失敗的四千水上羌人追趕至漢陽郡射虎谷。他為了一舉全殲滅羌人「乃遣千人與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從《水經注》及《禮縣文史資料》之一都說明漢之西縣治在今紅河一帶。段熲派人伐木僅越木門河至紅河一道山樑。故有在今秦嶺鄉虎皮溝和牡丹王家鋪間樹了上、下兩道木門,三國才有木門道之名。虎皮溝峽口下,直至解放前還是兩山相合無路,人可越水勉強能過的險峽谷。解放後隨著修天牡公路炸石才擴大了缺口。峽口北有射虎灣,再二里是虎皮溝,十里有虎頭山,由此印證今喇嘛山正是漢代之西縣的射虎山。至今仍遺有梁、翟、李、鄧家門等名稱。三國時期,即公元231年,蜀漢名將魏延伏兵於木門道,亂箭射殺了魏軍先鋒、一代名將張郃。諸葛亮北伐曹魏,更是兩次興兵屯西縣。街亭之戰慘敗後,他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從而使建置於秦昭王時期的西縣聞名全國。

西縣經秦、西漢後,王莽時改為西治,光武帝時置楊廉縣,西晉時「改置始昌縣而縣廢」,後縣治移往鹽官川。

秦公簋這一國寶在秦源廟山的出土,《史記·秦本紀》、《史記·周勃世家》的記載,《後漢書·段熲傳》的佐證,《水經注》的確切記述及大堡子山秦公第一陵園的發現,向人們昭示並印證了今秦州區的秦嶺、楊家寺、牡丹鄉及禮縣紅河鄉是秦地之源所在。

因此歷史學家李學勤說:「甘肅清水、天水、禮縣這個區域是秦國的發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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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考釋(論文作者:陳澤甘肅禮縣秦人西垂文化研究會):

秦公簋是前770年,襄公在西垂秦國開國大典,宗廟祭祖時所作的祭器

秦公曰:秦,古國名,籀文秦字從雙禾。“公”,這裏作爵位解,襄公於前771年被周平王始封為侯,因以秦公自謂

丕顯朕皇且:丕,大也;顯,明也。丕顯含正大光明之意。《詩執竟》有“丕顯成康,上帝是皇”句。朕,第一人稱代詞,意即我的。《離騷》有“朕皇考曰伯庸”句。皇且:皇,大也;且始廟也。《詩魯頌宓宮》有“皇祖后稷,享以騂”句。秦襄公所丕顯的皇祖,就是西垂宗廟始廟的第一位最大、最尊顯像神一般的人物——中潏。

鼏宅禹跡:鼏,通冪,是指鼎蓋或覆在鼎上的布。用在這裏作覆蓋解。宅,居也,指人聚居之地。禹,即大禹,姓姒,名文命。舜時秦人首領伯益,助禹平治水土,在“嶓塚導漾,東流為漢”。嶓塚就是今天水市秦城區坪南鎮東的齊壽山。禹的字從束棘聲,通跡。禹是指嶓塚山所出西漢水,流經百里祁山周邊的西垂這塊地方。

十又二公:是指奉祀在西垂宗廟裏的十二位秦人祖先。他們分別是中潏、蜚廉、惡來、女妨、旁皋、太幾、大駱、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和莊公。十又二公的“公”字歷來有尊稱、諡號、 天水秦公簋銘文考爵位三解,這裏是用作諡號。如晉公銘文中,晉曲沃武公稱公之後,追諡皇祖唐叔虞為唐公。武王克殷之後,追諡西伯昌為文王,追諡季暦為大王,追諡古公亶父為太王是同樣的道理。還有人認為,“十又二公”,不是實指,而是言其多也。若將“十又二公”的公字,全理解為爵位,那麽不但秦公簋銘文中的“十又二公”講不通,而且晉公中的“唐公”也是講不通的。王世民先生說:“天子所封諸侯的爵號,一國祇有一種。但天子允許各級諸侯在國內稱公。允許諸侯臣子在安葬其君時稱公。但這種公,已不是爵稱,而是尊稱” [2] 。這話是有道理的。

在帝之坯:帝,指白帝。《封禪書》:“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因作西畤,祀白帝”。白帝就是少昊,嬴姓,名摯。摯為黃帝曾孫帝嚳妻宜常所生,是堯的異母兄。他曾繼帝嚳高陽氏而王天下,因暴戾,為帝堯代取。秦人自稱高陽苗裔,少昊之後,所以秦作五畤,有三畤祀白帝。,音坯。《說文》:“ ,丘再成者也”,為人工所築,中間凹面四周高,是城的前身。用在這裏的,實指犬丘。因犬丘遺址在西畤遺址天台山之下,所以說在帝之。嚴:古時對父親的尊稱,如嚴君、嚴父、家嚴。《易家人》:“家人有嚴君為,父母之謂也”。

《孝經聖治》:“孝莫大於嚴父”。《商頌殷武》“天命降臨,下民有嚴”。青銅器銘文中多有“嚴在上”、“其嚴在上”,都是說“父親大人在上”。後來嚴字又用為莊嚴之儼,它的字義就變了,變為“恭敬莊重”。如《離騷》:“湯禹儼面只敬兮,用論道面莫差”。嚴與儼是兩字兩義不能通轉。新出《秦文化》[3] 一書,把“ 嚴禦各”四字改為“其儼徵格”那倒講不通了。郭沫若先生為了把嚴字不能釋為父親,所以他說:“嚴夤天命,必為一句” [4]。而我以為,嚴,必為一字逗。這和《孟子梁惠王》中:“叟,不遠千里而來”的“叟”字,為一字逗是同樣的道理。假若把“嚴, 夤天命”五字連讀,就使詩銘的第二章缺了作為主語的首句,這就破壞了詩的體例和章法。

恭夤天命:“ ”為恭字的古文,同共。青銅器上都把共王寫作王。夤,敬也。夤是恭敬的意思。用在這裏的天命,實際上是指周天子宣王的命令。在西周時代,周王是最高家族長,他自稱天子,是受上帝派遣,代表上帝到人間主宰一切的。這句隱含著莊公恭敬地接受了周宣王的命令,帶兵七千人,攻伐西戎之事。

保業厥秦:保,衛也。《孟子梁惠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即業字。宋人薛尚功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五中已釋業。《說文》“業,大版也”,篆作“ ”。業字用在這裏作疆域、版圖、基業解。氏,即厥,語助詞。秦,指秦國。此句隱含著莊公打敗了西戎保住了秦人先公開創的基業,擴大了秦國的版圖。

虩事蠻獶:虩,《說文》虎部,訓為恐懼。《易》有“震來虩虩”句。事,治也,通使。蠻,古代對南方各族的通稱,也泛指四方各族,如北蠻,蠻夷,南蠻等。“ ”字已往學者多釋夏,非是。夏字腰部左右從手,“ ”字從頁,以止、己、戈其手足。秦公鍾銘文篆作“ ”。《說文》:“獶貪獸也,亦曰母猴,似人從頁,以止己戈其手足”。“獶”字古音讀“君,韻在文部,夏在魚部。據王國維先生考證, 讀音夋,是殷高祖名” [5] 。“獶”字後來曾讀羞,猱,《禮記樂記》作“獶”。現音讀撓。“蠻獶”一詞,是對西戎的醜稱。西周末,西戎是對秦的最大威脅。豲戎曾滅了犬丘大駱子成一族,邽戎曾殺了襄公祖父秦仲,豲 戎和冀戎於前776年俘虜了襄公長兄世父。因此,襄公在開國祭祖時,對西戎各族有“蠻獶”一詞的醜稱。

餘雖小子穆穆:餘為襄公自稱。小子,是商周時代太子、諸侯在長輩面前的謙稱。穆,和也,穆穆表示儼肅莊重。

帥秉明德:《說文》:“帥,通達,先導也”。秉,“執也”。明德即美政美德。它是周公旦敬德思想的延伸。敬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對民要寬厚,要保民,愛民;二是要慎罰,用刑要適當。《中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止於至善”,就是明德的含義。刺刺桓桓:刺,通烈,雙聲通假。烈烈意為剛直厲害。桓字的籀文,威武貌,桓桓意為勇猛強悍。《爾雅》釋訓:“桓桓烈烈,威也”。《詩魯頌泮水》“桓桓於徵,狄彼東南”。

邁民是敕:邁,萬字的繁文。《永孟》、《申簋蓋》、《善父克鼎》萬年無疆的萬,亦篆作邁。民,即百姓,黔首。是,指示代詞。敇,天子、諸侯發布的命令曰敇。用現代的話說:萬民的要求就是(我的)政綱。這裏已閃耀著後世民本思想的曙光。

咸畜胤士:咸,全部、皆、所有之意。畜,通蓄,餋也。胤士,指聰明才智超眾的人才。陳直考證“胤士為父子承襲之世官”。用在這裏卻不能講通。全句意思是說,把全部知識超群的人才,都聚集在我們國家裏了。

盍盍文武:為盍的繁文。郭沫若說:“盍盍,猶言赫赫”,這話是很對的。《詩小雅節南山》有“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句,孔穎達疏:“赫赫,顯盛貌。《秦文化》一書中,將“ ”改寫為“藹藹”。這是受了《金文辭典》的影響。該辭典釋為“勇猛精進”貌。但“ ”字音厥,怒走也,是有不當。文、武,是指朝廷裏的文臣和武將。

鎮靜不廷:前人有釋錫者,非是。現多數學者釋鎮,可信。鎮為安定之意。《史記高祖本紀》有“鎮國家,撫百姓”句為證。靜,即安寧。不廷,形容朝廷之大。朝廷安寧,政局穩定,才給祭祀祖宗提供了一個客觀和平環境。

虔敬朕祀:虔,即虔誠。“ ”為敬字的籀文。鄭玄曰“敬,慎也”,意為慎重,不怠慢。朕,襄公自謂。祀,為祭祀宗廟。《左傳文公二年》:祀,國之大事也“。襄公在西垂始國,通聘諸侯”,舉行了隆重的開國慶典,祭祀祖先,當然為國之大事了。

乍吻宗彜:乍,古文作字。《 宗彜》是秦公簋的本名。王國維作跋時,將宗彜命名秦公簋,後人因之。字郭沫若釋鑄[6] ,馮國瑞釋嘉[7]。這在解意上來說不錯,但從字形筆劃上仔細研究就有問題。我以為此字右上從手,呈擁抱之形,下從勿口,表接吻之意,應釋為吻。不擁抱何能接吻,至於勿口易位在金文中不乏其例。吻字的本意,是用嘴唇接觸人或物,表示崇敬和親愛。用在這裏,是說作一件寶器,緊緊地挨著置於宗廟祖牌的前面,以所鑄銘文顯揚列祖列宗的功德,以表示對祖先的崇敬親愛。這無論在字形或字義上,都是說得過去的。宗彜,是宗廟祭器的通稱。

以邵皇祖:邵,通昭,顯揚之意。皇祖,見前文之釋。以邵皇祖,就是用器銘來顯揚他的祖先。

其.嚴禦各:“其.嚴”二字上文已作詳釋。這裏須知,兩週之際,秦人是不諱長輩之名的。如襄公兄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禦,前人多釋歸,這也是很通順的。郭沫若先生釋禦,更為合適。因秦仲、莊公父子都好嗜車馬,行不離車,所以襄公請他父親莊公的神魂,駕御車馬回西垂宗廟享受祭祀是禮之當然。各字,通閣,閣為中央官署名,這裏借指西垂宗廟。郭沫若等人釋各為格則牽強。因為釋閣合韻,釋格就不合韻了。閣字在魚部,格字在鐸部,兩字不能通轉。

 文,假借為臚” [8] 。馮國瑞先生釋祿,作福字解[9] 。我以為這個字魚下從甘,應通鹵。純,就是用鹵鹽醃製而成的魚、肉之類的祭品。《禮曲禮下》“凡祭祀宗廟之禮,鹽曰咸鹺者,土自成鹽也”。西犬丘南五裏有鹵城,現名鹽官,是鹵鹽的產地。近年該地出土有“鹵鹽”二字的古璽。這就證明,襄公祭祀宗廟的祭品,是用鹵鹽醃製而成的純。

多厘眉壽無疆:厘,通禧,作福字解。眉壽,即長壽。無疆,是沒有極限和止境。

畯疐在天:畯,明朗。疐即惠字,指天上的星宿。明星朗朗出現在天空,喻秦國在西垂的建立。從此秦人站起來了,結束了為周王朝作附庸的歷史。

高弘有麐:高,指規格高;弘,指規模大。高弘表示隆重。字鹿下從文。鹿,含進爵初獲政權之意。如“中原逐鹿”,就是在中原爭奪政權。《說文》“ ,賀人也”。指有喜慶之事,如國慶。此句是指舉行隆重的開國慶典。

灶有四方:灶有即奄有。羅君惖先生在《秦碣石刻考》中釋奄,解之為:“奄,覆也,又蓋也”。《周頌清廟之什執意》:“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句可證。有字前人有釋囿者,非是,這是把陶字模單個拼湊起來鑄銘的痕跡,誤為囿字有方框,所造成的誤會。怎能在國內四方都建造園囿呢?敵人來了,難道由鹿、豕、犬、馬去抵抗嗎?“奄有四方”四字出口不凡,這證明了襄公在始國之時,就胸懷統一東南西北四方疆土,欲王天下的政治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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