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鄭北園別館遺址~台南古剎開元寺》符合「伽藍七堂」的寺院-台南四大古剎之一,另一名稱為「北園別館」,最早建於西元1680年,在1690年改建寺廟,是台灣最早創立的官方寺院。但其實開元寺前身是 #延平王鄭經 為奉養母親 #董太妃 而建,在董太妃過世後別館漸漸荒廢,此外也是「#監國鄭克臧」遭遇東寧之變的歷史現場,非常具有意義/「鄭經井」當年鑿井挖出的白色海螺化石,乃鎮寺之寶/開元寺有全台庭園之冠的美名/東寧之變:鄭經長子、監國鄭克臧是在開元寺(北園別館)遭大臣 #馮錫範 與鄭哲順絞死/供奉「哼哈二將」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羅妙吉為苗栗法雲寺派新竹客籍僧人《亞光月報》/臺灣佛教/日本時代最早的佛教刊物是1896年11月,曹洞宗僧侶佐佐木珍龍(1865-1934)發起組織的「臺灣佛教會」所發行的《教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3KXy7C


【民報】【專欄】​林秋梧的反抗精神
www.peoplenews.tw查看原始檔六月 29日, 2018
2018年6月9號在南投草屯「台灣聖山」舉辦的林秋梧(證峰法師)入祀追思會,以林秋梧詩句〈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精神,楬櫫台灣歷史的坎坷。
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以台灣移民史印證,當今的台灣人,因為國民政府自1945年以後「黨化教育」的扭曲歷史統治,讓台灣人民只知有「中國史」三皇五帝以降的虛驕榮景,以及「漢沙文」霸權文化觀,使得台灣人民好不容易在日治現代教育下革除的中國封建弊端,再次步入滿清帝國時代貪婪、無是非、為私利而鬥,公益只當參考的國民性。
可憐的台灣人,因為國民政府有意欺瞞,台灣人不知道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知道台灣先民具有從移民血淚史學會的勇敢、論是非、講道義、互助合作的精神,以及在日治下學會的法治和追求民主進程的可貴。
在國民政府的治下,更別說對台灣的反抗歷史精神和意義有絲毫了解。台灣移民史所發生的歷史進程中,所發生的朱一貴事件、大甲西社抗官、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抗日「三猛」事件等等,就算只是聽聞的台灣人,已是少之又少,更遑論有正規的歷史教育。
所以,台灣人當然不知道先民如謝雪紅等,勇敢奮鬥為台灣的獨立自主犧牲奉獻的歷史悲劇,更不知道中共,早已承認台灣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如今是出爾反爾背叛誓言的歷史。
由於國民政府磨滅了台灣史,引進「漢沙文」的虛驕文化和腐敗思想,台灣人民被洗腦後的向錢看和欠缺是非觀,導致今日國不成國的台灣亂象。
現今,眼看台灣人在外來勢力之下,台灣前進的步履蹣跚,但台灣人民在黨國教育之下畏難怕事表現,缺少先民的抗爭精神,反而甘願受辱的在強權下卑躬屈膝,沒有「願同弱少鬥強權」的勇氣。
因此,台灣仍然需要有人效法林秋梧的勇敢入世奮鬥,為台灣人的不幸和獨立自主展開鬥爭。拯救倒懸的台灣。
日前在南投草屯「台灣聖山」舉辦的林秋梧(證峰法師)追思會,台灣人可從林秋梧短短一生,見識到先民的勇氣和追求正義的決心。
林秋梧生於西元1903年,得年32歲,於西元1934年死於結核病。生命雖短,但一生精彩,為人間不平事,無我反抗
林秋梧的外甥孫李筱峰教授,以教育家David Starr Jordan 所說的一句話形容他的舅公林秋梧最為貼切:Be life long or short﹐its completeness depends on what it was lived for.(生命是長是短,端看其為何而活)。
林秋梧家境貧困,原本不能升學,經由學校老師到家說服其父,林秋梧於1918年考入「台北總督府國語學校」,亦即後來改名的「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此後,林秋梧展開他一生短暫,但是充滿關懷和愛的反抗強權運動。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公不義,林秋梧在進入北師後,聲援林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並且和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親近,成為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創會學生會員。
因為在校經常批評時政,在加入文協之後,更加引起當局注意,而在1922年的學潮被指為學潮首腦,而在畢業前夕被勒令退學。
退學後林秋梧潛入廈門,進廈門大學哲學系,並在集美中學任教。1925年因母喪返台,之後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後又應邀擔任美台團電影巡迴對的辯士(電影旁白解説員),巡迴於中南部的鄉鎮,趁機介紹台灣文化及思想。
1927年美台團解散後,林秋梧與台南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結緣而出家,法號「證峰」。
「證峰」法師以入世佛學在出家後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積極從事掃除迷信的佛教改革;二是關懷工農,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三是創刊旬刊《赤道報》,收錄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
綜觀林秋梧生平,是以其短暫的生命,投入反日本殖民的不公施政所帶給台灣人民的苦痛,也投入宗教改革,破除宗教迷信,回歸至善的信仰,顯見其對人民痛苦的關懷。
察林秋梧有一個特點值得現在的台灣人學習,就是無懼的改革精神,這也是林秋梧短暫人生的寫照。
此無懼的改革精神,是不論殖民統治的「社會問題」,還是「破除宗教迷信」的普渡浪費,林秋梧都勇往直前提出改革意見。
在社會問題上,日治時期因日本的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對於貧困的廣大台灣農工,造成許多不公不義的迫害。
林秋梧有鑑於此,除了參加台灣文化會「美台團」的工作以啟迪民智。在「美台團」擔任辯士時,還經常借題發揮「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而對警察諷刺一下。」
有一次因日本警察取締,命令他終止演講,林秋梧一氣之下摑了日本警察一記耳光,林秋梧因此遭拘留,可見他的勇氣。
證峰法師在佛教界,仍然以入世的精神修行,關心社會問題造成人民的痛苦。
在林秋梧的心中,最高的禪境,是要能省識時代潮流。學佛的目的,是要站在弱者大眾的立場,去向強權抗爭。
林秋梧在留學日本學佛時期,依然關心社會問題。所以,他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南瀛佛教》雜誌上發表一首題為〈寄獄中諸友〉七絕:
頻年壯志未全舒,依舊天涯感索居。 
為問故人己惆悵,鐵窗消息近何如?
從此詩可以發現林秋梧不論出家前後都非常關心社會問題,他的解放的佛學理論,和宗教改革的呼聲,開始在台灣的佛教界興起。
反觀現在的台灣,很多台灣人不再具有林秋梧的〈願同弱少鬥強權〉精神,也不會去關懷社會的不公不義,有的只是苟且偷安,自掃門前雪,不明是非的被殖民奴才性格。
有醫學界的知識份子感嘆,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雖然有殖民統治的問題,而有反抗的事件,但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後革除了不良衛生習慣,並且在西式教育薰陶後,已經去除了清代封建和貪婪的習性、不講是非,只講厲害的道德墮落性。但是,經歷國民黨統治後,什麼壞習性又都回來了。
先民的道德勇氣,反抗不公不義的精神,在這時候舉辦林秋梧追思,也是台灣人自我救贖、自我學習的機會。


【民報】林秋梧紀念碑揭幕-彰顯大愛真修行 入祠台灣聖山
www.peoplenews.tw查看原始檔六月 10日, 2018
林秋梧是當代前衛的神職人員、社會運動者、思想家。
他於1903年誕生,是基層的水果小販之子。1918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隔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是當時台灣兩所最高學府之一。1921年他參與文化啟蒙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創會的學生會員。時常批評時政的言論,在1922年的學潮事件中,被學校藉故退學。
1925年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又稱「美台團」),林秋梧應邀擔任美台團電影巡迴放映隊的辯士(旁白解説員),能言善道的他把握機會,置入行銷民主思想、台灣意識。
1927年,對佛學素有研究的他,步入禪門致力佛教改革,透過宗教運動,再度回到社會運動的道路。反迷信、反普渡、提倡女權,認為真正的「菩薩行」就是現實的台灣,而非偏重來世的淨土。
「願同弱少鬥強權」,濟弱扶傾的性格、勇敢的抗爭精神,啟蒙台灣人自知、自覺、自主性,是真正的大愛修行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緒東醫師表示,林秋梧(證峰法師)生命雖短暫,卻已經悟出大愛修行的觀念,即是救民愛人,建立現世的樂土。然而現今台灣某些宗教民俗,已失去焦點,宗教志業變成宗教事業,廟宇為黑道把持,遶境變空氣污染,普度變普自己的肚。因此今天追思林秋梧,就是提醒台灣人要為自己及子孫找出路,而喜樂島聯盟所推動的「獨立公投 正名入聯」正呼應了林秋梧活在當下,追求公理公義的信仰精神。
民視榮譽董事長田再庭先生表示,他看了今日林秋梧的追思手冊,才知道台灣曾有這麼一位優秀的年輕法師,真正實踐佛教入世修行的道理,因此追思林秋梧,也是在建立台灣自己的主體性,如同民視台呼一樣,立志成為台灣的眼睛,體察民意。
台灣史學家同時也是林秋梧後代親族的代表李筱峰教授提到,他在大三因為幫黨外雜誌寫稿,批評黨化教育而遭政大退學,但林秋梧更慘,離畢業前一個月,因批評日本殖民對待而遭退學,但李筱峰教以他舅公林秋梧為榮,更高興聖山為林秋梧立碑,讓台灣人可以追思這位台灣革命僧。
李筱峰教授表示,早在1920年代,林秋梧加入的「台灣文化協會」已經在宣導反燒金,破迷信的觀念,但將近100年了,台灣人還是沒改變,而聖山所提倡的台灣神信仰,就是要提醒台灣人尊敬有意義的人物,而林秋梧「願同弱少鬥強權」建立現代淨土」的觀念、短暫卻有意義的人生,剛好豐富了台灣文化的內涵。
1934年,林秋梧急性肺結核病故,短暫但獨特的人生、充滿正義感與反抗性格、濟弱扶傾的慈悲、勇敢的抗爭精神,啟蒙台灣人自知、自覺、自主性,是真正的大愛修行。
台灣佛教的入世革命僧-林秋梧(證峰)碑文,(1903-1934)台南人,神職人員、社會運動者、思想家。圖/台灣大地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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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台灣人又在中元普渡了!
2016-08-14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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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知識青年與社會菁英,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啟蒙運動。破除迷信是其重要的工作。蔣渭水在其著名的〈臨床講義〉中,為「患者」台灣診斷出的「現症」包括「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左翼的「新文協」走社會主義路線,不崇尚鬼神自不待言;而老幹部蔣渭水、林獻堂另組「台灣民眾黨」,除從事政治運動外,也繼續「打倒迷信、打倒惡習」。蔣渭水在《台灣民報》中,呼籲破除「燒金紙、祈安建醮、補運謝神」等惡習。
在破除迷信的運動中,要以一九二九年起連續三年在台南市掀起的「反對中元普渡」運動最為著名,那是由當時屬於「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的外圍組織「赤崁勞動青年會」(多為原台灣文化協會成員)所發起的。他們舉辦群眾演講,印行《反普特刊》,呼籲「絕對地反對普渡,打倒一切的迷信」。
當年主導這場「反普運動」的證峰法師林秋梧,慨乎指出:「我們台灣同胞中許多是繼承這個(中國)『南人尚鬼』的遺傳性,每年到了舊曆七月就花費巨款的錢財,虛擲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用著莫大的犧牲,說什麼要體佛的教旨大發慈悲濟渡陰間一切無所寄託的餓鬼,孝敬『好兄弟仔』。且自以為自己也是個熱心虔敬的佛教徒。這種的態度真是可笑又可憐得很了。」
法號「證峰」的林秋梧,是一九二○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提倡宗教改革、致力破除迷信極為用力的宗教家兼社運家,林秋梧對於「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淋漓痛陳:
「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是證明著其背教的行為。」
八、九十年前蔣渭水、林秋梧他們所致力的破除迷信,至今成效如何?除宗教信仰內容我們應予尊重外,從宗教儀式的層面檢討,問題之嚴重,恐非當年蔣渭水、林秋梧們所能想像。僅以焚燒紙錢一項來看,現在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紙錢,浪費新台幣約一百三十億元,至於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為害國民健康,更不待言。蔣渭水、林秋梧們若在天有知,能不唏噓浩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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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惡僧高誦帝國經

2009-04-05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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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台南開元寺住持證光法師(高執德)只因接待來自中國的法師,就被蔣介石槍決。六十年後的今天,靠台灣信眾起家的星雲和尚,遊走台海雙邊,與中國和尚送往迎來,大開法會,大放厥詞,吃台灣人豆腐,甚至替中國帝國主義幫腔,欺負被壓迫的圖博(西藏)人,侮辱達賴喇嘛。如此星雲無上妙法,逍遙自在,自由無邊,羨煞含冤地下的證光法師
前年九月,星雲就和來台的中國和尚聯手扣台獨帽子,我以《佛陀,別聽他們胡扯!》一文回應。但他依然惡性不改,最近又與中國和尚唱和,誑言不斷,說什麼「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兩岸你來我往,一家就統一了」、「希望達賴喇嘛面對一個中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這樣中國也能接受他」。
看了這些狂僧語錄,我忍不住想起證光法師的同門師兄弟證峰法師(林秋梧)的鏗鏘智語:「現在我們想宏揚佛法,必須先著眼到社會思潮,要認識社會思潮如何,便要具有超人的見識…,才能夠達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佛所說法皆為大眾著想,圖謀被壓迫者的解放,不自由者的自由,苦惱者的救濟。」、「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證峰法師以這首七絕,表達其入世救世的宗教精神─「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證峰的吉光片羽,用來對照星雲的誑言,簡直天壤之別。
星雲果真不知?國際社會所說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人」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從此意義看,台灣有哪個是中國人?如果不以國籍論,而從血緣看,台灣住民約有百分之八十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詳見林媽利、陳順盛醫師的研究),則台灣人又如何完全等同中國人?這些台灣史常識,顯然非星雲所能見識。
星雲說「兩岸你來我往,一家就統一了」,如果回到六十年前,星雲敢這樣你來我往,恐怕有九條命都不夠槍斃,如今能如此逍遙自由,全賴台灣民主化之賜。星雲不知珍惜,卻替專制中國統戰民主台灣,簡直喪心病狂!星雲不在乎台灣的民主自由,只在乎「中國人」的「統一」,顯然仍執迷於「中華民族主義」的迷思,無法破「我執」。但是,不知道當馬英九為了騙選票說他「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時,星雲為何不立刻反駁說「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
最可惡的是,竟然把「中華民族主義」強壓在血統、語言、文化迥異的圖博(西藏)身上,要達賴喇嘛「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簡直無知又橫霸?今之所謂「西藏」,古稱吐蕃,原本不屬中國,十三世紀中葉曾遭蒙古勢力控制;後來明帝國曾象徵性冊封其三大法王;滿清入主中國後,繼續冊封其內部領袖。一七一八年之後,滿清帝國出兵入藏,強化控制;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大舉進駐,屠殺藏人九萬,達賴率眾流亡。星雲要一個被中國併吞的國家領袖,承認是中國人,這是十足的中國帝國主義嘴臉。況且這幾年來達賴已放棄獨立,只求自治,仍不獲中國接受,星雲卻說「希望達賴喇嘛面對一個中國,這樣中國也能接受他」,簡直無賴!
佛陀崇尚慈悲,濟弱扶傾,同情弱小;星雲卻是扶強欺弱,專替強權霸政講話,替帝國主義代言,如此惡僧,凡我正義與慈悲的佛徒都該唾棄他!(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http://www.jimlee.org.tw)

證光法師是彰化永靖人,留學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部,懷抱有強烈佛教改革理想和熱情,雖然遺照上稱「老和尚」,我悲傷的發現在開元寺牆上歷任住持遺照當中他最年輕,因為遭逢白色恐怖壯年殞落,無法像前任之住持老和尚圓寂而終,是台灣光復後被祖國政府殺害的眾多台籍菁英之一,這些人在日治時期都受過高等教育,在各領域有所成就,卻因不諳北京語,遭誣陷後連最起碼的辯白都無法順利表達。

開元寺
古木參天的開元寺原為台灣佛教史上「開元之寺」,難以想像光復後竟以如此悲慘方式失去住持,證光法師受難對開元寺和日後台灣佛教勢力消長之影響可用其俗名「高執德事件」搜尋。

如果只看開元寺歷史,我大概不會特別注意到證光法師,因為尋找慎德堂歷史,才意外翻到這一頁讓人心痛的黑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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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宗教運動,林秋梧積極從事社會運動,他以和尚之身參加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創辦《赤道報》,關切工農運動。

 林秋梧擔心尚鬼迷信的結果,會使人民淪為「無抵抗」的順民,自一九二九年起連續三年,他在台南結合同志推動「反對中元普度」運動,出版「反普特刊」。他如果知道今天台灣社會更加充滿怪力亂神,不知會何等痛心疾首。

 林秋梧原本由師父得圓法師安排繼任開元寺住持。不幸於一九三四年因肺結核去世。住持人選最後落到同門摯友高執德──證光法師身上。

 證光法師高執德與林秋梧同樣是留學駒澤大學回來的同道。也與林秋梧有著相同的宗教觀與宗教改革熱忱。他也有許多精采的言論文章,望重一時,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詳介,留給有緣大德,自行查閱。

 高執德在林秋梧過世後,繼續在開元寺推動佛教改革。可歎的是,國民黨來台後,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進步和尚也難逃魔掌。高執德於一九五五年遭蔣介石下令處決。

 林秋梧與高執德,一者英年早逝,一者死於獨夫之手,但是他們的精神與思想,是台灣思想史上,也是台灣佛教史上的光輝。在此怪力亂神的鬼月裡,又逢開元寺風風雨雨之際,讓我特別懷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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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梧(證峰法師) 1903—1934
臺灣臺南市人,家境貧寒,父林成武係一水果小販。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生。臺南第一公學校畢業,旋入補習科,1918年四月考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次年改名臺北師範學校),嘗於校內傳播林獻堂、蔡惠如等東京「新民會」所刊行之《臺灣青年》雜誌。1921年10月赴日作畢業旅行,與新民會人物接觸。課餘結識蔣渭水,隨即加入新成立之臺灣文化協會。1922年2月因北師學潮被捕拘禁,被視為事件首腦之一,於畢業前夕遭勒令退學。年底赴日本神戶,就職於莊玉波商行。次年返臺。未幾潛入中國大陸,就讀廈門大學哲學系,並在集美中學兼任教職。1925年閏四月,因丁母憂返臺。在家研究佛學與西洋文化。而是時民族主義精神日漸高漲,乃參與文化協會舉辦各地巡迴演講,並成立活動寫真班,以電影圖片方式協助「辯士」解說,出任「美臺團」電影巡迴隊第二隊辯士。後因文協分裂,左傾勢力抬頭,乃於1927年1月離開文協,並時與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談經論道,因得感悟,遂禮得圓和尚為師,出家為僧,法名證峰。同年四月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之身份赴日,入東京駒澤大學深造,受教於日本禪學泰斗忽滑谷快天博士之門。「苦志勵學,日限二飯」,並過送報、送牛奶之工讀生活。課餘從事寫作,多刊於《南瀛佛教》、《中道》、《臺灣民報》等刊物中。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並提倡宗教改革。1930年3月畢業,歸臺途中繞道朝鮮,考察當地佛教。返臺後受命為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南瀛佛教會教師。並加入民眾黨及「赤崁勞動青年會」。提倡宗教改革,反對普度運動,刊行《反普特刊》。復與同志創辦《赤道報》,自任社長兼總編輯,出刊六期,即遭查禁。1933年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之作品《真心直說白話註解》出版,次年又刊行另一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是年八月因肺結核病倒,延至十月十日去世,年僅三十二歲。(張子文)

林秋梧(1903年8月15日-1934年10月10日),臺南人,生於臺南市,俗姓林,本名不詳,法號證峰,是台灣在日治時期參加文化運動與抗日運動的的台灣佛教僧侶。
生平
林秋梧家庭窮困,1918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現在的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但因1922年2月北師抗日學潮事件,被校方勒令退學。1924年林秋梧前往中國廈門大學哲學系就讀,1925年因丁母憂而回到台灣。
林秋梧回到台灣後於1926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活動寫真部,擔任放活動照片的「辯士」,參與文協的文化演講,進行對一般市民的文化啟迪工作,並發行兼編輯《赤道報》;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林秋梧於1927年出家為僧,投禮開元寺住持得圓和尚為師,同年4月入東京駒澤大學就讀,1930年學成歸途,旅行朝鮮,視察各地佛教,5月受命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9月出任開元寺講師兼書記,並開設佛教講會,向寺內住眾講授佛學哲學日本語。同年12月受命兼南瀛佛教會講師。1934年2月受命為臨濟宗布教講習會講師兼翻譯。同年因肺結核而圓寂。
林秋梧著作先後發表於《中道》、《南瀛佛教》、《臺灣新民報》及《赤道報》等刊物。其中,發表於《南瀛佛教》的〈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佛說堅固女經講話〉短篇之作,可以說是為林秋梧的代表作。

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4 
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1 
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2 
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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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6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

前言:
林秋梧生日治時代,對於凡是反日本殖民的人物,皆受KMT的ROC表揚,茲不知此位林先生,若非早死遇到228,必然會用更劇烈的手段反KMT、反ROC。

書評中,讀者會看到林秋梧,這位台灣神的偉大思想與勇於反抗帝國殖民的犧牲與奉獻

林秋梧年壽32,受日治時代教育與自修漢學,生命短促,做的事情比許多自稱老XX台派的還多。

一般而言,對於任何一位享年僅三十二歲,名不見稱、行無特性的青年來說,史家通常不會加以留意。但是,以林秋梧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人物而言,他的生平與思想,卻是歷史學上具有價值與意義的研究對象。

因為,在林秋梧短暫的三十二載人生中,他卻是一位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他曾經是事涉日治時代抗日學潮而遭台北師範退學的一名學生領袖:他曾經投身於一九二o年代前半期由「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且在文化協會分裂後,步入禪門,赴日本佛教大學深造;返台後,積極致力於台灣的佛教改革,掃除迷信;他曾經在一九三o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法號「證峰」的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創刊左翼刊物《赤道報》;他寫過近百篇的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評論及創作。他的解放的宗教觀,至今看來,仍屬前衛。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的禪學理論,卻能與唯物史觀的馬列思想搭上線;此外,他也參加舊詩社,好寫舊詩以明志,而一方面也趕在新文化、新文學的行列中,從事白話文的創作…。

總之,林秋梧具有多重的角色,他是神職人員、是文化人、是社會運動者,也是一位思想性的人物。他是台灣二、三o年代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左翼青年的一個取樣代表,也就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的一個特例。雖然他僅匆匆活了三十二歲,但是透過他短暫的生命,透過他具有創見、或許具有盲點的言行,可以讓我們檢視視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貌……。
李筱峰,1991,”前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3-14。

林秋梧家中貧寒,勉強過日,對於初期日治時代警察的跋扈很感冒,敢於出來反抗。

林秋梧出生時,家道已衰。林家生計,大部分靠林父以挑賣水果維持。據林秋梧的次妹林秋(岑鳥)回憶:林父經常以扁擔挑著兩籮筐的水果,在烈日下,或在寒風中,穿梭在大街小巷裡叫賣。常時稱呼這種到處走動的小販為「行商」。「行商」的辛苦,不僅在於流動叫賣,更往往還要走避日本警察的取締。往往在停下來休息或交易時,警察會上前取締,有時罰錢,繳不起罰金時,往往無法取回遭沒收的秤子。有些嚴厲的警察,甚至會將秤子狠狠折斷。林父便是在這樣的生活夾縫中,挑起家計重擔。這種窮困的情況,到了林秋梧進台北師範後,才稍漸改善。林秋梧自小即生長在如此困厄的環境中,深切體會民間疾苦。他日後所表現出對無產大眾的特殊情懷,以及與象徵日本統治形象的警察的爭執,顯然在其年少時代即已埋下種因。他的一位學生曾以「憐貧愛眾」「待人平等」來形容其為人;他的詩句「願同弱少鬥強權」更自己刻劃出濟弱抗強、打抱不平的性格。這些性格的萌芽,我們或許從其幼年生長環境中,可獲得一些理解。

入公學校後,他得知附近的「七娘媽廟」裏有一位漢文先生開設私塾教導孩童學漢文。許多家境寬裕的孩童,都到私塾去學漢文。私塾上課的時間,在公學校放學之後。學費也無硬性規定,自行束脩即可。秋梧雖知道自己家境拮据,卻耐不住求學慾望,經過幾番向父母的力爭之後,終於如願以償進私塾讀漢文。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0-21。

日本人統治台灣分三個時期,有如孫中山所言,軍政、訓政、憲政,日本第一期為「安撫時期」。

第二期以一九一八、九至一九三七蘆溝橋事變為止,稱「同化時期」;第三期自一九三七到終戰止,為「皇民化時期」。第一期的「綏撫時期」約二三、四年的時間。此一時期,日本當局除了以武力鎮壓各地風起雲湧的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一方面部署其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另一方面則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寬猛並施,以台灣殖民地基礎的樹立為首要。這一時期的七任總督,皆為武官總督,其中以兒玉源太郎任內(一八九八年二月-一九o六年四月)起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殖民地發展最具成果。

日本治台的第一期,每一位總督都必須以鎮壓連年不斷的台灣人抗日游擊隊為其重要課題之一。兒玉、後藤時期所發佈的「匪徒刑罰令」(一八九八年),成為報復抗日行動的法寶。日本從領有台灣開始,到林秋梧出生的前一年(一九o二年)為止的八年之間,僅憑日本政府一方的統計,台灣人被殺戮的人數就已達三萬二千人。這個數字,超過了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3-25。

不過,據林秋梧的二妹林秋(岑鳥)(小林秋梧約五歲)的回憶稱:事件後,余清芳等人,被日警綁赴台南市街,遊街示眾。曾遊行過花園町(今公園路)的林秋梧家門前。人犯中因為腳釘腳鐐,腳部流血,沿路滴血而行。嚇得林秋(岑鳥)躲進屋內不敢觀看,半夜並且作惡夢。從林秋梧胞妹的這種反應,或許可以推想,這個事件對林秋梧或有某程度的刺激,也未可知。

再說,儘管西來庵抗日事件充滿著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究其本質,卻是一種利用乩童符咒等手段行事的宗教迷信,沒有脫離傳統農民暴動的性格,沒有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質。因此,這種暴虎憑河的行動,到了日本統治台灣已達二十年、教育已更普及的一o年代中期之後,自然就接近尾聲。代之而起的,便是二o年代的非武裝抗日運動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27。

老實說:日治時代,台灣人自覺為中國人,民族意識很強,因此對於中國人KMT到台灣,會保留相當的容忍。

明治末期與大正前期的社會主義與民本主義思潮,衝擊著當時在日本與中國留學的台灣青年,為二o年代即將展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埋下歷史的伏筆。

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伏筆,在一九一七年、八年頃,受到世界局勢的激盪而終於浮現出來,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長達三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繼而同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俄國革命給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更大的鼓舞,連一九一八年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對於掙扎在差別、壓迫、榨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俄國革命無異是對獨立革命成功的一大鼓舞。繼之,一次大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一月,美國總統威爾遜(T.W.Wilson)發表了戰後國際政治原則的「十四點宣言」,其中所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因此,大戰後在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一九一九年三月發生了「萬歲事件」的獨立運動。三、四月間,在全朝鮮的六百十八個場所,發生了三百二十二回暴動,以及七百五十七次的示威運動;而翌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愛爾蘭也獨立…….。

一九一八年頃的時潮,為二o年代帶來了「反資」的社會主義與「反帝」的民族運動的浪潮。林秋梧後來在他的詩句「省識時潮最上禪」所說的「時潮」,便是指這樣的時代潮流。
李筱峰,1991,”家世與時代”,《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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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時期,日本人培養日本人在台灣成為幹部、主管或是官員,又怕台灣人太聰明會讀書、成就比日本人強,有柔性打壓政策,但是,其方式比KMT的ROC在台灣之惡劣行徑相對寬鬆,還會有大格局的公平考量。

林秋梧於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考入此校,當時的校名,仍稱「國語學校」。翌年,一九一九,「台灣教育令」強調台灣教育以德育為主,目的在涵養日本國民性,並決定以師範教育及普通教育為主,因此決定獨立設立師範學校,並名實相符地提高其程度,旋先後發佈「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及「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改國語學校為台北師範學校。

台灣總督府的師範教育方針,自始即以殖民統治的需要為出發點,而台北師範內部又呈現出日、台學生雙軌分立的差別體制。因此,日、台學生之間的歧視與磨擦,便勢必發生。早在一九○○年代初期,北師(國語學校)就有一位大石教務主任曾經坦白訓示諸教師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大石教務主任的歧視政策,引起台籍學生及部分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的不滿,因此曾發生爭執,結果同情台籍學生的教師被迫辭職,大石則轉任他校。這種差別待遇,即使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頒布「台灣教育令」,標榜「同化教育」、「共學教育」之後,並沒有完全改善。日、台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依然存在。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35-36。

他更善於演說。在學校裏,一有演講或公開表示意見的機會時,他常不放過。例如,當時學校裡的學寮(學生宿舍)在每天早飯之前有一個朝會,會中由學生按日輪流上台報告或演說。有些同學常在難以應付時,往往找秋梧代勞。秋梧常藉此機會,於言詞間,很技巧散佈一些具有民族意識的話語。或於弦外之音,批評日本人一些不公平的殖民措施,尤其對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警察,他最喜歡似褒似貶加以諷刺。此外,和他父親一樣,秋梧也善講故事。他常利用晚上宿舍熄燈之後,在宿舍外的走廊上,將他讀過的一些世界名著的故事內容,敘說給寢室的同學們聽。往往正當大家聽得津津有味時,忽聞舍監前來巡視,便一窩蜂奔回寢室假睡。等舍監一走,同學們又紛紛出來,找秋梧聽完故事的完結篇。於此可知,林秋梧在學校裏是一個表現慾極強的學生。

他在同學的心目中,是「最有前途的同學」「素好學、對文學有趣、勇敢為眾犧牲」「勤勉好學、聰慧過人、尤其對文學造詣尤深」。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0-41。

台灣民族意識的高漲,日本人豈能不知,但是留學日本,還是大有可為。

在《台灣青年》創刊的兩個月後,一位甫從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畢業,並榮獲日本帝國飛行協會民間競技飛行大賽第三名的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回到台灣,作故鄉訪問飛行。台灣同胞鑒於謝文達所用飛機已經逾齡老舊,乃組織後援會,募集兩萬五千四百五十圓,購買一架新式飛機贈送給他。台北師範及台北醫專的一些前進學生,遂乘此機會出面幹旋於各學校的台籍學生之間,鼓勵大家出來聲援謝文達的壯舉,而以此為契機,促進台灣學生的大團結。這種情形,在日本統治者看來卻認為是「各學校學生的風氣急速惡化,反抗風氣高漲,團結黨徒….屢屢釀成惡性的紛擾」。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42-43。

文化協會的大老,還是會受到當時日本殖民官的敬重,不會如阿扁無罪先押、恐嚇逼供,Ma政府的專制腐敗,甚於當時的日治時代。

學生四十五名被捕,引起多方關注。文化協會方面的領袖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等人得知被捕學生中大部分是文協的會員,乃多方設法奔走營救。北師裏的師長知道學生被捕,也焦急萬分,乃由他們的漢文老師劉克明走訪當時台灣的社會名流辜顯榮、許丙、林熊徵等人請其出面與台北州知事及其它當局交涉、陳情。被捕學生之家長,也於十八日召開父兄大會,向總督及檢察官提出「嘆願書」(請願書),請求寬大處理。二十二日午後,四十五名被捕學生,終於在松井檢察官長的一席「嚴重戒告」後,被宣佈不起訴處分。松井檢察官長謂:「在暴徒生徒之中,雖然有思想惡劣者,但許多人只是盲從附和。此次之釋放,並非只因學生父兄提出請願而決定釋放,而是以總督閣下(按田健治郎)之種種考慮,為顧及學生們之將來所作之決定。今後如再有不穩行動發生,將斷然嚴懲。」
李筱峰,1991,”未完成的學業”,《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49。

原來,那年的十二月,台灣發生了震撼全島的「治警事件」。由蔣渭水、蔡培火等議會請願運動的首腦們所發起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日本當局扣上「違反治安警察法」的帽子。(該法公佈於同年一月八日)十二月十六日晨,日本官憲檢舉台灣全島各地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會員及重要幹部四十九人,加以扣押,其他受警察搜宅及傳訊者五十人,此外,被跟蹤、監視者更不計其數。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整個台灣陷入恐佈狀態。林秋梧因與台南方面的文化協會的同志韓石泉(事件中被扣押)、林占鰲、林宣鰲等人交往甚密,因此日本刑警的視線也不離開他。在謀職上更是百般刁難。

家無恆產的林秋梧,既不能自營事業,又不可賦閒在家,於是乃再思向外發展。這次,它發展的目的地,不再是日本,而是台灣海峽對岸的廈門。
李筱峰,1991,”異鄉漂泊”,《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59-60。

一九二五年中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於台灣島內發生:是年二月十七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進行第六次請願;三月十二日,影響蔣渭水甚深的中國革命之父孫文,病逝北京,遺囑他的同志要完成革命「必先喚起民眾」;三月廿四日,《台灣民報》舉辦追悼孫文大會被禁止;五月底,上海發生日本紗廠殺害女工的「五卅慘案」,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氣焰更見高漲,引起工人大罷工;六月廿八日,「二林蔗農組合」成立,但於九月廿七日開大會時與日警發生衝突,釀成十月廿三日的大逮捕,史稱「二林事件」,促進農民運動的急劇發展;而更重要的是,這年的五月十日,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等人,假釋出獄。

由上面這段報告,可以窥見當時日警當局對文化演講的不放心。也因此,文協的每一場演講,都有日警臨場監視,一遇到演講人的講詞太過於激烈,或聽眾情緒太過於高昂時,日本警察便會提出警告,甚至命令「辯士停止」。「辯士」與日警之間常因此發生爭執,群眾也更加群情激昂。葉榮鐘曾追述說:「日據時期鄉下的警察,事無大小,均由派出所的『大人』頤指氣使,予取予求,無人敢說一聲『不』,保正請客,台籍紳士無論如何德高望重,也無人敢坐大位,就是日本人的公學校長也不敢坐,一定要當地派出所的巡官纔有資格去做首席。雖然在官階上校長比巡官高一級,在民眾的心目中,『不怕官只怕管』這一句俗語在這裡有百分之百的確實性。農村民眾在動輒得咎的悲慘環境中,畏警察如虎,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們見到文協派來的辯士,竟然敢和警察分庭抗禮,甚至在講壇上和臨場監視的警官形成對立,只這一點現象就夠使他們揚眉吐氣了。何況有時辯士援用立憲政治的理論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莫怪他們要心花怒放,而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林秋梧便是這種喜歡「對官吏教訓一番或偶然對警察諷刺一下」的辯士。有一次更因為日警的取締,命令他中止演講,林秋梧一氣之下,當著眾人面前摑了日本警察一記耳光,民眾雖然為此歡呼,林秋梧則因此遭到一天的拘留。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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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3)

(photo source: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7-24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現代阿九時代,民間台派到處演講「台灣主權」,而忽略代表台灣精神的阿扁人權,搶救台灣行動聯盟更組織下鄉演講隊,值得嘉賞,與當時林秋梧的下鄉演講,有異曲同工之妙。

林秋梧在文化協會中的貢獻,要以他參加文協的「美台團」為最主要。

台灣文化協會為農工同胞作啟蒙運動,自始即以巡迴演講為主要方式。無奈農工民眾多年來濡染於愚民政策之下,理解力有限,對知識的吸取不盡理想。文協幹部早已有鑒及此,乃思藉重電影來表現。當時文協的專務理事蔡培火,尤其重視電影對大眾的教育功能。遂於一九二五年秋,從東京購買社會教育影片十數卷,及電影放映機一部,設立「美台團」之機構,訓練具有教育經驗的青年志士三人,一人專管機器,二人分任解說員(亦稱辯士)說明影片,俾觀眾易於理解。「美台團」的電影隊最初只有一隊,巡迴放映於當時的台北州及台中州各地,頗得各地民眾的歡迎。由於觀眾甚多,聲名遠播,大有應接不暇之勢,遂於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九月起又組織第二隊電影隊,巡迴於南部的農村小鄉鎮之間。

第二隊的三位「辯士」是林秋梧、盧丙丁、鍾自遠,他們所放映的影片,如「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母與其子」、「試探愛情」、「無人島探」、「紅十字架」、「北極的怪獸」、「武男」等片,皆極富社會教育之價值;或介紹國外進步的農業與社會經濟制度;或表現夫婦情誼、指示男子須了解婦女之價值;或發揚孝道、闡述母愛的偉大;或激勵民眾憤發向上、刻苦耐勞的心志;或拓展民眾視野、普及民眾常識;或為怡情悅性的幽默片……。

「因影片內容有新知識之貢獻,對觀眾收費極微,到處有地方同志之關照協助,開支節省,每票僅收五分,特座亦只收一角,又有警察臨監,場面緊張而時起風波,因此等等,美台團每有開映,則場場客滿座無虛席。」

當時放映的電影係屬無聲默片,因此,辯士的從旁解說極為重要。根據陳飛寶在《台灣電影史話》中的敘述說:「他們﹝指第二隊的辯士﹞有的參加過新劇活動,頗有組織能力、善口才、解說生動。其中林秋梧(梧)尤受歡迎。」林秋梧他們以親切的鄉音、活潑而清晰的言辭,滔滔不絕地說明電影中的情節或景況,並隨時以當時台灣社會、政治的現況來相提比論,激發同胞關心社會,關心自己處境的心懷。每每在一場電影放映完畢之後,辯士再登台演說,借題發揮。在他們犀利的言詞中,不但傳佈新的思想與知識,激勵同胞勤奮向上的意志,同時更替殖民統治下的同胞,說出隱藏在大家內心深處的話語。所以這些辯才無礙的青年,給同胞帶來的,不止於新的知識,新的思想,而且還有濃烈的民族意識。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73-74。

美台團每次開映之前,團員必合唱此歌一次,後來觀眾都聽熟了,也就自然與團員一齊高聲合唱起來,聲浪雷動,充分流露了一番同胞相互勉的氣氛,深印人心。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至此可以說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惜乎,台灣文化協會的這個新境界,在一九二七年初,即面臨內部的一次重大考驗,那就是文協的左右分裂。

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發生左右分裂,連溫卿、王敏川等左翼新勢力開始崛起,取代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文協舊首腦,掌握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美台團的主事者蔡培火拒絕移交該團的款項器物之簿冊,但該團之活動,終因左翼人士的掣肘,不久乃告停止。
李筱峰,1991,”民眾啟蒙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83。

林秋梧當和尚不得不然,因為當時日本和尚控制台灣人的民俗信仰,如KMT一般,施行操控信仰的愚民政策。

得圓和尚是影響林秋梧往後的人生旅途極重要的一人。得圓,字印如,俗名魏松,嘉義店仔口馬稠後人,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十八歲皈依龍華派,一九o五年(日本明治卅八年)剃度,拜玄精和尚為師,一九o六年往福州鼓山受比丘戒。住湧泉崇福寺,一九o九年回台住開元寺。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89。

當時,日本本土方面派來一個佈教的和尚叫東海,專工奔走聯絡台灣的佛寺、齋堂、廟宇成一大機構。總共羅織了六十七處之多,除了其所屬的臨濟宗的寺院外,也包括有媽祖宮、關帝廟、延平郡王廟、文衡殿,三教九流,不一而足。由其主神看來,東海所聯絡出來的這個機關,內有釋迦、關羽、文昌帝君、媽祖婆、玉皇大帝、鄭成功……。《台灣日報》的這篇報導諷刺說,這些神明「雜然同居、同聽其命,是一大奇現象,比張作霖與蔣介石合作的風評,卻有數十倍的奇局,可知東海師的怪腕」。在東海所聯絡的機關之下的各廟宇寺院又分為六個等級。台南的開元寺屬第一等級。第一等級的寺院須納年額八十圓於總機關。尤有進者,東海甚至欲將開元寺的寺產設一個財團法人,叫做圓通會,他自己任其管理人(對其他寺院廟宇亦如法泡製),一旦將財產移交於他所控制的財團之下,便可進而控制住職人選,用其派下的日本和尚接掌。《台灣民報》報導說:「開元寺所有的財產,土地二三十甲,有二軒糖廓出租,年收不少,前有壹班御用紳士,垂涎方丈,籌謀霸佔不成。今番此舉,信徒中多有不滿意的……」《台灣民報》更進一步指摘:「東海師在開元寺,也設了信徒證,雖非信徒,也得買用。早時每張賣一圓,現在降價五角就可以買得。外邊傳說若持此券的,有犯罪被官廳拘留的時候,他們當為他設法交涉圓滿解決,像一種的護罪符。」對於這種惡風,《台灣民報》以標題斥其「羅馬法王再現」。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89-90。

到日本留學如聖嚴法師一般,是一種提高和尚地位的機會。

得圓和尚在得才之餘,擬更進一步準備派遣林秋梧到日本東京一所著名的佛教大學──駒澤大學──去深造,由開元寺供給學費。不過派遣林氏赴日留學一案,在開元寺內也引發派系爭執。當時的《台灣民報》對此事有如下的報導:「在開元寺內的和尚也分二派,一是東海,他是非東海派。住職欲派林某去日本留學,東海不贊成。為此問題,兩方感情有些不好」。

這一爭執,最後由得圓派占上風,派遣林秋梧赴日留學一案終獲通過。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91。

林秋梧在東京留學的生活,頗為清苦。雖然名為開元寺派遣的留學生,但除學費外,寺方只給予象徵性的生活費用,平日省吃儉用,尚且不敷生活,更遑論嗜好閱讀的他還要添購進修的書籍。因此,林秋梧每天清早,還必須送報紙、送牛奶,以貼補生活費及購買書費。他後日的一位學生曾描述他在日本留學的生活謂:「在駒澤大學時苦志勵學日限二飯」,其生活之清苦,於此可知其一斑。

這種異鄉遊學,孑然飄零的苦學生活,偶爾也讓林秋梧泫然欲泣、悲從中來。以下他的兩首七言絕句或許正反映他這種心境:

其一:〈客感〉
獨坐憂時激欲垂,僧衣作客有誰知。
孤燈冷雨黃昏後,遠笛聲聲繫我思。

其一:〈偶作〉
行腳扶桑路八千,覺來無佛亦無仙。
人生五十吾將半,悔不當初學定禪。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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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4)

 

(photo source: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7-26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學宗教的人須如是觀,不但要突破迷信與無聊的儀式,還必須以所覺悟的宗教精神去實踐有意義的人生,信仰,是一切修煉的內涵。

 

〈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正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宗教觀──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林秋梧心目中的最高禪境,是要能夠省識時代潮流。而他學佛的目的,是要站在弱者大眾的立場,去向強權抗爭。基於這種入世的宗教精神,他在留學日本學佛的期間,並非僅止於埋首在經典的象牙塔中,他依然保持過去在文化協會時代一樣對時局的關心,對社會動向的關注。一九二九年四月,他發表在《南瀛佛教》雜誌上有一首題目叫〈寄獄中諸友〉的七絕,這樣寫著──

 

頻年壯志未全舒,依舊天涯感索居。

為問故人幾惆悵,鐵窗消息近何如?

 

他所謂的「獄中諸友」,是指當時在社會運動上因政治案件入獄的同志。該詩寫就時間,可能在一九二九年的二、三月之間,或在此之前。考究此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我們發現此時期發生的案件有──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台南地區的「反對台南墓地廢止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文化協會台南特別支部的同志莊孟侯、侯北海、洪石柱、袁添財等人遭警方檢舉。林秋梧的詩學老師楊宜綠也受累入獄十個月。王敏川也因此案遭判刑,自該年九月被捕,直到翌年(一九二九)五月底才出獄;此外,尚有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日本「特高」(特別高等警察)以檢舉台共為名對「農民組合」的「二、一二大檢舉」,農組的幹部簡吉、黃信國等計五十九人被捕。林秋梧的〈寄獄中諸友〉的詩,諒必指上述案件中被捕的朋友。從其詩作,可以深切感受到「儒衣脫卻換僧衣」的林秋梧,對於台灣社會的動向依然保持極度的關懷。誠如他的一位友人葉更青,在一首題為〈送秋梧君東渡〉的七律所寫的:

 

蓬萊一渡隔天涯,兩地想思各嘆差。

吾子關心三百萬,更名漸向佛門前。

 

林秋梧「更名漸向佛門前」,是由於「吾子關心三百萬」,意指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三百萬台灣同胞。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96-97。

 

總之,此時的林秋梧,其思想與觀念,漸漸定型。它的解放的佛學理論與宗教改革的呼聲,開始在台灣的佛教界響起。

李筱峰,1991,”步入禪門”,《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99。

 

各種宗教,彼此不窮究其宗教創立的淵源,而汲汲營營壯大自己的宗教地盤,爭逐於信徒與教產、教職之間,就是中了宗教的毒素,會變成各宗派之間的戰鬥。

布教弘法的道路,對林秋梧而言,同時也是一條宗教改革的道路。而宗教改革的進行,對林秋梧而言,則又是社會改革的一環。因此,在進行布教弘法的同時,林秋梧也積極參與其它的社會運動。誠如他自己所說:「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因此,駒澤大學回來後的林秋梧,從事布教宣道、宗教改革及社會運動,成為其生活中的「一體之多面」。他不僅是一名佛教的布教師,同時也是「台灣民眾黨」的黨員、「台灣工友總聯盟」的一份子,「赤崁勞動青年會」(民眾黨外圍組織)的會員,他更於一九三o年十月,創刊了一份左翼刊物《赤道報》。容我們以文學式的語句,來形容此時的證峰和尚林秋梧──他披起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架裟,發出了「反抗殖民主義、反抗資本主義」的梵唱,敲響了「佛教改革」的木魚……。

 

林秋梧有感於佛教界中充斥著愚昧、腐化、傾軋、迷信等風氣,而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又甘陷台灣佛教為日本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因此,他振臂疾呼,決心喚起佛教界人士,推動佛教改革。一方面,他也鑑於一般民眾知識水準仍低,迷於鬼神之說,阻礙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因此,他試圖透過佛教的改革,進而教化大眾、破除迷信、提升文化水準。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03-104。

 

依林秋梧對佛法真諦之解釋:「佛所說法皆為大眾著想,圖謀被壓迫者的解放、不自由者的自由、苦惱者的救濟。」所以,依林秋梧的理想,僧侶與社會運動家應該同樣負有啟發社會大眾、追求社會正義的使命。然而,一般的僧侶,非但沒有社會改革的認識與理想,連求其自身應有的學識與操守都不可得,再加以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使得台灣的佛教更加萎蹶不振。所以,林秋梧慨乎言之──

 

然而今日之僧伽,岐於禪講之論,混於頓漸之辯,少投機、執斷常。於是乎,偏袒帝國主義之野禿疊出,助長厭世消極之枯禪叢生,而大乘佛法,則為之不振矣!若夫我台僧伽,即匪特盡其職者殆無,問其如何為僧伽應盡之天職,如何可解放島內弱少於鞭苔之下,亦多叉手瞠目不之所以對。「高等乞丐」之嘉名特錫,「寄生害蟲」之徽號頻來,是亦非無謂也。余每與吾師及諸同志,語至於此,未嘗不嘆息悲痛,而引以自警也。

 

對於有「高等乞丐」與「寄生害蟲」之徽號的台灣佛教界的落伍與頹風,林秋梧除了悲痛嘆息之外,乃憤而振筆疾呼,提出一連串革命性的批判與反省:

 

1、    反對迷信神怪

台灣民眾向來的迷信與雜信是很厲害的,林秋梧對於那種「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有著極淋漓的指陳──

 

……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念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是證明著其背教的行為。

 

林秋梧不但對冒佛教之名的雜教開刀,而且更不保留地為「阿彌陀佛」拆假面。他說──

 

阿彌陀佛是世尊為開導下根智的人們假說的理想佛,非事實的人物,是屬於空洞的。後世的僧侶不知世尊的真意,拘執經文便以為真有西方極樂國,真有阿彌陀佛在救濟一切眾生。於是想﹝要﹞他救濟的人,便大聲疾呼地叫起他的名號起來。然而,阿彌陀佛究竟是沒有的,任你叫到喉破舌爛,總叫不出他的影子來。

 

2、    呼籲僧侶要走入社會、了解時潮

對於一些只會唸經、化緣,卻對於當前社會周遭的現狀不聞不問的僧侶,林秋梧頗不以為然。他說──

 

當布教的僧侶,若不明白時代的潮流、人文的進化,不知道現代社會的組織有沒有缺陷?對於民眾的要求,不問其如何馬耳東風,而一面逢人便勸說其無理解的念佛和消極的持齋;偶上講台,則敷演﹝衍﹞那莫須有的因果報應,混說荒唐無稽的鬼話,把大乘佛法置之腦後,視受過科學教育的現代人為末法眾生;不想力求學問,只管修飾外觀,而強欲維持其將崩潰的生活。如此,不但不能利人利己,反要被人家拿在打倒之列,阻害佛化的進展沒有更甚於此。總而言之,現在我們想宏揚佛法,必須先著眼到社會的思潮,要認識社會的思潮如何,便要俱有超人的見識。有超人的見識,才能夠達到弘法利生的目的。

 

3、    反對死守戒律、拘泥形式

由於一般僧侶的學識貧乏,所以死抱著一些形式上的戒律不放,故步自封。視僧尼禁慾為天經地義。林秋梧對於這種死守戒律、圇吞教條的傳統,作了近乎叛逆的解釋。

 

他大膽地呼籲營養不良的和尚們,安心地去吃肉無妨。他在詼諧的題目〈和尚吃火腿〉一文中,引經據典說:「和尚吃火腿,雖然有點奢侈,卻沒有犯戒」「釋迦老子為了營養不良的弟子們未嘗不叫他們自由吃吃魚肉。」對於僧尼的婚姻問題,他也與他的老師忽滑谷快天一樣見解,認為「獨身與結婚是任憑僧尼的把握如何而決定,完全屬於私事。」因此,他也以聳動的題目〈從僧尼禁慾說到烏狗的出現〉為文,明白告訴一些「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的和尚們,為了「擁護自己性生活的生命線,而唾破其『不敢人前叫一聲』的假面具,大膽地出來提倡僧尼實行正式的結婚。」

 

林秋梧對於死守戒律、執著經文,「沒曉得食雞」的「贛佛」,挖苦他們說──

 

「不精佛法,唯知食菜﹝素食﹞者,當謂『牛戒外道』,因牛只喫草故。島內之行牛戒外道者,何其多哉!」

 

4、    痛詆阿諛諂媚、趨炎附勢之風

在當時死守戒律、思想落伍的台灣佛教界中,阿諛諂媚之功,卻又不落人後。林秋梧亦經常借機會加以嘲諷。例如,他在解釋佛經中的「狗心」一詞時,說──

 

本島僧伽中,有受內地人﹝日本人﹞布教師封為布教員或布教師者,始則隨喜流淚,繼而趾高氣揚。其心即謂狗心歟。

 

佛教說不可結好貴人親厚媟慢(「遺教經」),而近來有所謂維新寺廟齋堂,無論大小,凡有祭典,便想招待高官顯紳。招待二字對於一般人士皆可適用,何獨﹝非﹞高官顯紳不可?不過要知道『腳踏馬屎憑官氣』的宗教形式不是真正的佛教典禮。不但如此,凡為宗教家者,需具有指導官紳的氣魄,才算得是真實不虛的宗教家……。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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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我讀我評(5)

(photo source: 《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

/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7-29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加上帝國愚民思想與道教巧妙結合,成為一種可怕的思想麻醉工具,而有利皇帝的統治。

 

佛教自入中國以來,混入道教色彩極為濃厚,故寺院與道觀無異,儼如「神像百貨店」 一般,牛頭馬面,無奇不有,社會人以為偶像崇拜,良有以焉。開元寺彌勒店西堂原奉駐生娘娘,並十二照母,因係道教之神,寺執事以來歷不明,不合佛教精神,故乘此番重修該殿時,將十二婆者全部拆毀,駐生娘娘移置於西廊偏室,待後日再為處置。是亦台灣佛教改革史上可特筆之快事也。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111。

 

林秋梧所從事的宗教運動中,以一九二九年七月起連續舉行三年的「反對中元普度」的運動最具特色與規模。因此,本書將之列入專節討論。

 

一九二九年七月,屬於「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的外圍組織之一的「赤崁勞動青年會」,發啟了一項「反對中元普度」的運動,目的在破除迷信。他們舉辦演講、發表宣言。第一年的「反對普度宣言」由莊松林(林氏的摯友同志)所撰。宣言中指出普度「是封建社會的遺物,是封建時代的諸侯為保持其地位,利用那些不自覺的僧侶,瞎倡出來的一種勾當」「普度是一種的迷信,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社會早已失去了他存在的意義了」。

 

為了解釋「這種荒唐的中元節為什麼在中國會那樣的普遍?」林秋梧考察佛教最盛的時代──由六朝至李唐──的社會狀態及經濟狀態,而後指出:

 

在那壓迫層層之下,當日的百姓所以還耽溺於迷信者:

(1)    是他們下階層的人們不能認清自己的力量,只想依靠神明來解決自己的痛苦。

(2)    是支配階級為防止被搾取階級的xx,以維持自己的特權。所以秘密或公然去鼓吹百姓信奉鬼神。

 

中國的中元節現在除了幾個地方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舉行祭祀而外,別的地方都是寂寞不聞了。獨漳泉兩州現在猶熾,不但如此,這兩地方的所謂普度又是整個月間繼續胡鬧著的。而我們台灣的同胞中許許多多是繼承著這個「南人尚鬼」的遺傳性,每年到了舊曆七月就花費了巨款的錢財,虛擲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用著莫大的犧牲,說什麼要體佛的教旨大發慈悲濟渡陰間一切無所寄託的餓鬼,孝敬「好兄弟仔」。且以為自己也是個熱心虔敬的佛教徒。這種的態度真是可笑又可憐得很了。

李筱峰,1991,”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12-114。

 

空洞虛幻的「西方淨土」與「天堂極樂」,或所謂「大同世界」與「烏托邦」,做為詩情畫意則可,不必寄情於如是境界,因為此「境界」是「福報幻境」,活在當下、看清世情,修煉以增長智慧、克服世間的不平等,加強人權與實踐公義的人性力量,才是修行。

 

在林秋梧的筆下,孔子的大同世界、佛教的極樂淨土,都成為他理想中「為公忘私」的共產社會了。於此,我們可以想見這位三o年代左右的左翼青年的浪漫美麗的憧憬。特別是,他曾經在一篇〈馬克斯進文廟〉的文章中,很巧妙地以馬克斯進孔廟與孔子對話的方式,將禮運大同篇的思想拿來和馬克斯理念相提並論,並進而引介馬克斯思想。文中,他安排馬克斯回答孔子的話,說:

 

你問我的理想的世界嗎?好啊!好啊!你真問得好!有許多人都把我當成個物質主義者,他們多以為我是禽獸,我是只曉得吃飯,我是沒有理想的人。其實我正如你所問的一樣,我是有一個至高至遠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個頂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們生存在這裡面,萬人要能和一人一樣自由平等地發展他們的才能,人人都各能盡力做事而不望報酬,人人都能得生存的保障而無饑寒的憂慮。這就是我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xx社會﹝按:日治時代「共產」二字甚為敏感,故以xx取代﹞。這樣的社會能如是實現了的時候,那豈不是在地上建築了一座天國嗎?

 

文中林秋梧安排孔子回答馬克斯說:「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雖然林秋梧安排這個馬、孔對話,將孔子的大同世界與馬克斯的共產社會相比附。但緊接其下的對話,他又將兩者比較出差異,並藉以引介馬克斯的理想。文中說:

 

……但是馬克斯卻很鎮靜,他好像沒有把孔子這段話看得怎麼重要的一樣。孔子在他眼中,這時候,頂多怕只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罷?所以他又好像站在講壇上演說的一樣,自己又說起他的道理來。

 

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的理想不是虛構出來的,我先從歷史上說明社會的產業有逐漸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漸增殖的財產逐漸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於是使社會出來貧乏病來,社會上的爭鬥便永無寧日。

 

這段話,朗然已經出現「階級鬥爭」的影子。在文章中,林秋梧安排孔子回話中:「我從前也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呀!」但接下,馬克斯又在文中被林秋梧安排作如下的論辯:

 

不對!不對!你和我的見解終竟是兩樣,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貧且患不安的。你要曉得,寡了便均不起來,貧了便是不安起來。所以,我對於私x的集中雖是反對,對於產業的增殖卻不惟不敢反對,而且還極力提倡。所以我們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剝奪私人的XX,而同時也要以莫大的力量來增殖社會的產業。要產業增進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後大家才能安心一意地平等無私地發展自己的本能和個性。這力量的原動力不消說是贊成廢除XX的人們,也可以說是無產的人們。而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而至於國際。這樣進行起去﹝來﹞大家於物質上精神上,均能充分的滿足各自的要求、人類的生存然後才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驟、有堅確的實證的。

 

林秋梧所設計編造的馬克斯與孔子的對話,因次號的雜誌已失佚不存,無法確知其後的發展,但從以上所引的對話,正足以反映三O年代左右的左翼青年嚮往馬克斯思想之一斑。

 

在日治下台灣的各社會運動陣營中,有路線上的分歧。其中,採取階級鬥爭與否,成為區別路線的重要準據之一。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57-160。

 

林秋梧認為階級鬥爭,於人權平等的宗教,啟蒙研究,或可施行,但是發現人性好鬥與馬克斯理論無法融合,往往會造成浩劫,他覺悟到人生的價值在於信仰的實踐。

 

從以上所引,我們發現林秋梧對於階級鬥爭,是抱持正面而肯定的態度。然而,即使他肯定階級鬥爭的正面意義,但是,卻不認為階級鬥爭是「放諸四海而皆可行」。這從他認同孫文的對階級鬥爭的態度可以得知。林秋梧說: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概念明白了後,應當斟酌的,就是在於去就取捨,即決定階級鬥爭結局可行不可行的問題。孫文在三民主義中,曾說道:「……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無產專政,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這樣看來,階級鬥爭是因時機與國度的關係上,有可行不可行的分別。這個斷定,想也未必無理。

 

再者,對於階級鬥爭的方法,林秋梧反對兵革刀槍的流血武裝慘鬥,而主張以「無抵抗的大抵抗主義」為原理。他說:

 

佛教叫人家去建設現世淨土的時候,……卻不用他動人為的力量,藉禮儀刑法的拘束,強制的把大眾拿來改頭換面;(而是)專以穩健的步驟、熱烈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喚醒人類本來的面目,鼓吹他們潛在的力量即信仰。戴天仇說:「信仰的生活,是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團結最大的機能,總理說主義是『信仰』,就是很明顯地說明冷靜的理知不化為熱烈的感情時,絕不生力量」。實在不錯!我們要知道「只有信仰,才能夠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夠合眾。」「一個民族,如果失卻了信仰力,任何主義,都不能救他起來」……﹝中略﹞……要之,對於階級鬥爭的佛教之態度,始終一貫,是站在無我即大我的境地,以擁護無產大眾,解放被搾取階級為目標,其所採的方法,則排兵革刀槍的暴力行為,專以無抵抗的大抵抗主義為原理。這與現在一般主義者所唱的激烈手段比較起來,實在可謂天淵之差了。

李筱峰,1991,”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台灣革命僧-林秋梧》,望春風文化,台北,pp.164-165。

九天堂上福音留—耶穌
2015/07/24 08:23瀏覽519迴響0推薦81引用0


林秋梧(1903-1934),證峰法師

 

(2015 歲時與風土/民間信仰類)

九天堂上福音留

*

耶穌——林秋梧

基督寒村一細民,甘將熱血在成仁。

可憐不見自由死,惟有流傳真理新。

 

林秋梧另一首「耶穌」詩:

疾呼平等造潮流,身供犧牲覓自由。

十字架中魂魄杳,九天堂上福音留。

 

【作者】

林秋梧(1903-1934),臺南人。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傳播林獻堂等刊行《臺灣青年雜誌》。1921年赴日結識蔣渭水,加入「臺灣文化協會」。1925年返臺,研究佛學與西洋文化,因社會瀰漫民族主義思潮,參與文化協會巡迴演講。1927年離開,與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論佛法而感悟拜師,遁入佛門,法號證峰。同年四月,深造東京駒澤大學。他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倡宗教改革,反對普渡迷信風氣。1934年肺結核辭世。著作見「中道」、「南瀛佛教」、「臺灣新民報」及「赤道報」等刊物。「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佛說堅固女經講話」短篇為代表作。

【詩說】

本詩為七言絕句,選自《臺南新報》第 7980期(1924年5月10日)。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方正教、新教,教義上大略前二者重聖經及歷代聖徒著作言行,後者專奉聖經為權威,儀禮組織各派不同,共同基礎是聖經舊約及新約。基督教信仰一神,依據聖經,上帝、耶穌、聖靈三位一體,耶穌是第二位格,謂之聖子。耶穌三十歲傳道,道成肉身,降世為人,拯救人類於罪惡,宣揚上帝愛世人福音,信者得平安喜樂及永生。耶穌傳福音三年餘,因言行多不符當時猶太傳統教義,被控判處釘十字架死刑,完成上帝差派降世救贖的目的。《新約聖經》記載,耶穌死後三天復活,向門徒顯現、升天,未來將榮耀再來,審判世人。

凡此諸說,信者恆信,不信者視為神話。

林秋梧此二首詩二十一歲寫就,正值日據中期,尚未深究佛學。之前僅有長老教會在臺宣教,爾後有真耶穌教會傳自中國大陸。初期日本對基督教尚有好感,發展甚快。後來日本政府干擾教會,雙方時生衝突。日本在臺後半期極力推動臺民皇民化,教會抗拒,迫使臺南神學院關閉,臺灣教會公報停刊,許多牧師、信徒入獄。日據時代,封閉山地,不准宗教人士上山傳教。

以「耶穌」為題二詩,語言明白如話,並不出奇。每首強調「自由」。前首敍述有關基督的聽聞,耶穌為打破階級差異,提倡人生而平等,得罪猶太教派,定罪釘死於十字架。

耶穌以一介寒村小民卑微身分,寧願灑熱血、受折磨而犧牲,只為解救世人於罪,精神不凡。人身不得自由而死,真是可憐!此「可憐」二字,有憐惜感嘆之意。然而真理畢竟流傳人間。另一首大致相同,提出耶穌為人類爭平等,十字架上魂歸九天,留得福音長存。

作者推崇耶穌殉道精神,對基督教並無其他評論,既不似丘逢甲疑慮臺灣人因盲目信洋教而喪失傳統文化,也未明白贊成或反對基督宗教。既然敬佩耶穌的高尚情操,何以自己竟選擇佛教?由他二十二歲開始研究佛學與西洋文化,拜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為師,皈依佛門成為證峰法師的歷程看來,必然十分心儀又神會領悟佛理要旨,覺得自己較適合信奉佛教而獻身傳揚佛法。後來他倡導改革,反對民間普渡奢靡風氣,足見注重純樸自然的内在修持涵養,不推崇外在絢麗的華美鋪張。

林秋梧為僧或許亦不得不然,因當時日本僧侶控制臺人的民俗信仰,留日可提高僧人地位。他受教於日本禪學泰斗忽滑谷快天博士,「苦志勵學,日限二飯」,送報、送牛奶工讀,生活清苦。其兩首七言絕句反映心境。〈客感〉「獨坐憂時激欲垂,僧衣作客有誰知。孤燈冷雨黃昏後,遠笛聲聲繫我思。」及〈偶作〉「行腳扶桑路八千,覺來無佛亦無仙。人生五十吾將半,悔不當初學定禪。」在異鄉困頓之時,覺仙佛亦不存,甚至曾有「悔不當初學定禪」之想。

林秋梧三十歲出頭即病歿。他是熱血青年,其〈贈青年僧伽〉七言絕句「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正義感強烈,富於入世精神。又說:「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砥,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以為佛所謂極樂世界,即現世快活的社會。鼓勵僧侶重視現實,致力有益社會實務:「省識時潮,順應天人,…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臺灣?」

林秋梧認為僧侶應負社會教化之責,指出:「今日僧伽,岐於禪講之論,混於頓漸之辯…而大乘佛法,則為之不振矣!」又以不能警世救民的僧侶等同『高等乞丐』與『寄生害蟲』。七十五年前之語,仍如暮鼓晨鐘,鏗鏘入耳。

短短一生中,他具神職人員、文化人及社會運動者多重角色,有近百篇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評論及創作。他參加舊詩社,作舊詩以明志,也寫白話文。其宗教觀前衛積極,不與社會脫節。

信仰途中,或許機緣遭逢,加上悟覺根慧,每人不同,所循路徑未必如一,很難勉強。

以儒家思想為文化主幹、在中國土地上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宗教形態,多少受儒家思想關於道德理想與道德踐行關係思考的影響,而引發宗教與世俗關係的嚴肅探討,將眼光投向現實社會和人生,關注現世苦難、喜樂,致力追求當下離苦得樂的平衡心境,發揮個人才具潛能,創造生存價值,期望能度過有意義的一生。

儒家思想開啟流傳中國的宗教一種特別的入世情懷,對已傳入又經「中國化」的佛教,影響和作用似乎較大。這也可能是儒家文化傳統成長之下的知識分子較易接近佛學的原因。

一般人信教多半並不探究太多,唯「信」而已,不必有疑。尤其基督教篤信一神,聲稱只言接受,便能「得到」平安喜樂永生。教徒凡事以聖經為準,所有解答俱存一經。

信仰洋教,某些人很容易進入而毫不遲疑、五體投地、全然接納。有些人思前想後,總是難以踏入。

孝悌忠信是中國道德核心要素,祭祖為紀念懷恩追遠的表達方式,民德歸厚之所繫。中國士大夫祀孔,表示尊敬。傳教士以反對拜偶像為由,禁止祭祖祀孔,且民國以前儒生若不敬孔,不能接受功名或官階,更令信徒自絕於家庭和社會。因此,當年利瑪竇傳洋教時,祭祖祀孔「似乎是無法克服的障礙」。於是他確立適應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教路線,其附儒、補儒、超儒理論,成為其他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主導路線,推行本色化,最特別的是配合當地禮儀風俗,寬容以對。

民國以來,雖無科舉時代功名仕進的顧慮,但長久祭祖祀孔風俗觀念仍然存在。利瑪竇考究祭祖祀孔沿革,認為祭祖是中國人維持孝道的習俗,為教育後輩而非為祈求祝願。祀孔亦同,純粹出於尊敬,感謝傳下崇高學說以立身行道,並使讀書人得功名。所以權宜解釋,兩者「並非崇拜偶像,純粹禮節而已,應該包容。」他的彈性説法,爭取較多洋教信徒。

哲學家看宗教,另有宏觀視野,卻也相當理想化。唐君毅以為,真正至高無上之宗教意識,應包含視聖賢豪傑祖先等如神者。牟宗三肯定超越理想的「天神」(絕對精神)與崇拜聖賢豪傑祖先的「人格神」(絕對精神之化身,通體是一純精神之人格)。崇拜耶穌因他通體是德愛,純粹是精神,一如我們崇拜聖賢豪傑祖先。「假若我們真了解『人而神』及『神而人』之所以,則聖子可以是一,亦可以是多。而我們崇拜超越的天神,並不妨礙崇拜聖賢豪傑及祖先。反之亦然。惟隔離而偏執的宗教,才以為兩相妨礙。」隔離的宗教,本質上獨立自成,其宗教可得特定意義。但執著一邊而妨礙其他,宗教精神未至於充其量,乃宗教上之罪過。

現代宗教要與現實人生徹底連結,成為健康的心性修養與社交活動,才有存在價值及廣大地盤。以往佛教予人的印象,是僧侶個人潛修,和世間距離稍遠,今日講求與社會融為一體,推行「人間佛教」,有制度有方法,有助於鼓勵貢獻才智、發揮心力,實踐推己及人的大愛,建設理想和諧的社會。基督教能席捲世界,造成強大的影響,宣教方式與教會組織、入世的許多福利民衆作為,都是可資借鏡的優點。

進入台南開元寺官方網站

證峰法師(林秋梧)。 大圖

1934年10月23日證峰法師(林秋梧)追悼會紀念。 大圖

昭和甲申年(1944)元旦證光和尚晉山式紀念(前排左四)。 大圖

民國58年8月1日開元寺新、舊任住持悟慈(左4)、眼淨(左5)和尚及住眾等於大殿留影。 大圖

開元寺眼淨和尚移交印信給新任住持悟慈法師。 大圖

恭祝得圓和尚五秩榮壽紀念。大圖

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福建支會成立大會。 大圖

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成立(福建支會)。 大圖

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成立(福建支會)。 大圖

1912年,中華佛教總會成立(福建支會)。 大圖

中華佛教總會第一週年紀念大會。 大圖

皇紀貳仟六年紀念善豐寺聖壽金牌奉安式,前排正中即東海宜誠。 大圖

昭和十八年(1943)迎御壽牌紀念。 大圖

大正十四年(1925)元宵燈節台南酉山吟社五週年紀念。 大圖

昭和五年午(1930)古燈節酉山吟社10週年紀念。 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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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公證峰法師林秋梧  
李筱峰 2015-06-20   點閱:2162 分享:11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這是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作。林秋梧是我的舅公(先祖母的哥哥)。我小時候常聽祖母敘述舅公的事跡:舅公就讀台北師範時,即參加蔣渭水領導的抗日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因涉抗日學潮,於畢業前夕遭勒令退學!他後來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抗日行動,並入禪門透過宗教改革繼續帶動社會運動。可惜32歲病逝(1903-34),留下上百篇文稿、詩作,以及兩本專書。本文開頭詩作中的「弱少」指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指的是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舅公的「願同弱少鬥強權」的抗日事跡,在我年少時代就深深感動我、影響我,因此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蒐集舅公的史料,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台灣史著作《革命的和尚》,後來改寫再版為《台灣革命僧林秋梧》

舅公的抗日事跡促使我特別注意1920年代台灣抗日精英們所進行的啟蒙運動、社會運動。後來我寫《台灣史100件大事》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報》的創刊、二林事件與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這些讓日本當局頭痛的事跡,我都分別列入《台灣史100件大事》來介紹。

此外,在武裝抗日史上,我也著墨很多,尤其1930年的霧社事件,我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推崇原住民抗日領袖莫那魯道的死亡哲學。

沒想到,以書寫抗日人物起家的我,最近卻被一位國民黨政客辱罵為「皇民史觀」、「日本綠」!這位居心叵測的政客不是別人,就是前陣子被青年學生要「割闌尾」的蔡正元。蔡某在他的臉書上貼文說:「…有些從皇民史觀轉成台獨史觀的人,更要把台灣歷史塗成『日本綠』,當然會反對課綱微調,看看這些人是誰」,接著他列舉名單如下:周婉窈、薛化元、吳佳臻、顧立雄、黃國昌、徐世榮、陳翠蓮、施正鋒、許文堂、李筱峰。我很榮幸敬陪末座!

除了我,周婉窈、薛化元、陳翠蓮、許文堂也都是歷史學者,一樣都有許多書寫抗日歷史的作品。但是這位自學生時代就效忠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沒有寫過半篇歷史文章的蔡某,對於我們的著作一本都沒讀過,卻惡意扣帽子誹謗!套句李敖說過的「這麼笨,也想當強盜」,我也想問:這麼無知,也想使壞?

抗日台灣作家楊逵,在戰後一樣被國民黨下獄,審判他的國民黨軍法官對他說:「你們以前會抗日,現在也就會抗國民黨」,沒錯,具有「願同弱少鬥強權」的人格特質的人,對任何外來強權霸政都會反抗。反之,會對國民黨外來統治集團趨炎附勢的人,如果生在日本時代,其人格特質也才比較有可能成為日本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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