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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完全世界10個國家不同的工作文化,看完超想直接移民去法國工作喔!

TEEPR 趣味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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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6日 上午 06:13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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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在工作上面也有他們特有的習慣,來看看下面這些國家在工作上面需要注意的事項吧!

1.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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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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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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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沙烏地阿拉伯與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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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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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國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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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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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RocketNew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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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破空:當今中國, 是「盛世」還是「末世」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
【大紀元2016年06月27日訊】「又逢盛世」,「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事業」。江澤民等人如此吹噓。

其實,號稱「盛世」,必須經得起縱向和橫向的比較。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朝大治、中興、鼎盛,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都被公認為盛世。其依據是:從縱向(看歷史)而言,屬於國泰民安的最好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達,社會安定,民眾安居樂業。從橫向(看世界)比較,那些時期,中國經濟產值位居世界第一,往往佔世界總量一半以上;政治清明度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那時,世界上都還沒有出現民主國家,以中國好皇帝「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闊大胸懷,以及「諫議官」制度,就可以稱得上當時的「開明之治」。

而今日中國,經歷「高速增長」,號稱「中國崛起」,以最大的人口,經濟產值僅居第二位,佔世界經濟總量約12%,人均產值仍敬陪末席。更何況,政治黑暗無邊,官場腐敗透頂,社會衝突頻仍。在同時期的地球上,民主國家已經多達三分之二,中共卻昧著良心,死守獨裁,與人類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不論從世界橫向,還是從歷史縱向來對照,當今中國,都絕無領先可言,與所謂傲視群雄、萬邦來朝的「盛世」景象,根本沾不上邊。

中共藉助大量宣傳工具,一邊搞新聞封鎖,一邊搞輿論導向,遮掩敗相,粉飾太平。總是借舉辦國際會議或國際體育盛會,諸如奧運會、世博會、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之際,大興土木,大肆燒錢,打造中國「盛世」的表象,製造「萬邦來朝」的假象。甚至不惜停工停產,人為製造沒有霧霾的所謂「奧運藍」、「APEC藍」、「閱兵藍」⋯⋯

打腫臉充胖子,以「虛胖」冒充「強大」,猶如唐朝之前的那個隋朝。隋煬帝楊廣極愛面子,講究排場。為了在外賓面前炫耀隋朝的強大、富有、盛世,特意在外賓經過的道路和場所,把所有樹木都纏上絲綢,製造火樹銀花的效果。外賓感慨:「這裡的普通人連衣服都穿不起,卻把絲綢纏到樹木上!」隋煬帝百般瞎折騰,隋朝曾經光耀一時,卻只持續了38年,就歸於夭亡。所謂「盛世」,其實是末世。

縱觀中國歷史,末世的特徵之一,是「百教興,王朝末」。今日中國,民眾擺脫官方「無神論」教條,紛紛追求各自的精神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會、地下教會、法輪功等等,紛紛興起,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這一現象,與歷代王朝沒落時期的景象,具有驚人的相似。從這一角度洞察中共紅朝,它實際上處於末世,風雨飄搖,窮途末路,日子屈指可數。#

──摘選自《傾斜的天安門》 陳破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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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亡週期率
開放分類:中國
請用一段簡單的話描述該詞條,馬上添加摘要。
  
一。黃炎培、毛澤東“ 窯洞對 ”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兩千一百多年間,許多王朝此亡彼興,此興彼亡,就像走馬燈一樣轉換。總的印像是,王朝的興亡似乎有一個循環的周期,這種歷史的循環論早在西漢就出現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環。”其根據就是戰國以來陰陽家傳下來的所謂“五德終始說”。宇宙間有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相生相剋,把它附會到王朝命運的興替上。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裡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興亡週期率問題。歷史上那些享國時期長一些、版圖大一些、國力強一些的王朝,數得出來的有十幾個,我這裡列了一個詳細的表(見下面表1)。有的王朝雖然時間短,但地位重要,也把它們排上了。從這個表可以看到,有的王朝歷時長一些,像西漢、東漢、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長一些,近300年。  這些王朝都有著相似的歷程,即興盛——停滯——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個王朝面臨的問題也有相似之處,借用黃炎培的話,稱之為王朝興亡週期率。那些時間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興也驟,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其矛盾迅速激化、爆發,似乎是更明顯地說明了王朝興亡週期率的作用。

  
二。一個新王朝取代舊王朝,不外三種途徑:

  第一種途徑是靠戰爭,所謂“以馬上得天下”。這裡又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舊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直接推翻了舊王朝新王朝在戰亂中乘時而起,其中有的是起義領袖蛻化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劉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農民大起義失敗後,貴族軍閥在群雄混戰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劉秀。另一種情況是農民大起義沒有直接推翻舊王朝,但給了它致命的一擊,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義後的混戰中降生。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之代隋、唐末的黃巢等。  在這兩種情況中,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在舊王朝的覆亡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管農民起義的結局如何,政權最後還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裡,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  第二種途徑是王朝的更代採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興統治集團操控了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威逼舊王朝統治者交出政權,美其名曰效法堯舜的“禪讓”,其實就是篡位。像王莽的代西漢、曹丕的代東漢、司馬炎的代曹魏、楊堅的代北周、趙匡胤借“陳橋兵變”取代後周,都是藉用了“禪讓”的名義。  “禪讓”裡最具有戲劇性的就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本來是軍隊將領,他要篡後周的皇位,後來周世宗打仗病死了,七歲的小皇帝即位,趙匡胤控制了兵權,就使陰謀先製造輿論說後周的皇帝幹不長,要換人,然後就得到一個謊報的軍情,說北方的遼國進攻。於是,他馬上帶兵出征,走到開封附近的陳橋驛,他停下來喝酒,半夜裡發生兵變,部下鬧起來,把趙匡胤從睡夢中叫醒,糊里糊塗穿上皇帝的黃袍,即位當皇帝。然後就急忙回到汴京開封,改朝換代。“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中國歷史上和平篡位最有戲劇性的一場。  第三種途徑就是崛起於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舊王朝戰亂的機會起兵南下,征服半個乃至全部中國。像五代後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北宋末女真族所建的金,南宋後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汗國和元(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明末滿族所建的清(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個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落後,帶有濃厚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色彩,給中原民眾帶來的苦難是很深重的。  

三、王朝興亡跟農民起義的關係

   歷代王朝的興替多數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比如西漢是秦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東漢是王莽末年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唐朝是隋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明朝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清朝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以後建立的,這些王朝時間都比較長一些,或者將近三百年,或者將近兩百年。可見農民起義對舊王朝的打擊可能很厲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就維持的長一些,可能有這種關係。  為什麼王朝興替、興亡跟農民大起義有關係?關係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古代中國是農業國,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農民有一個特點,既是個體所有者,又是小生產者,這樣的農民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維持生活主要是守著自己的或租於地主的一小塊土地,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破產,家裡有病人或死了人,或有天災,或有兵禍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剝削重了,他就受不了。就像重負的駱駝已達到極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壓倒了。農民活不下去了,起義就開始爆發,一路打過去,很多貧苦的老百姓跟著跑,參加起義軍。歷史上的暴動,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階級,包括紅軍起義暴動,都是一走就帶一大批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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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一個古代官職。秦代置諫議大夫之官,專掌議論

一個古代官職。
簡介
官名。秦代置諫議大夫之官,專掌議論。為郎中令之屬官,掌論議,有數十人之多。漢初不置。元狩五年(前118)初置,屬光祿勳(郎中令改名)。東漢改稱諫議大夫,仍屬光祿勳,秩六百石。三國魏沿置,晉朝罷。南朝梁、陳亦置。北魏置,隸屬集書省,掌諫諍議論,從四品,北齊沿置。隋初隸屬門下省,從四品。煬帝大業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廢。唐初復置,正五品上。高宗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改正諫大夫,中宗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復舊。德宗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分置左、右,各四員,分隸門下、中書兩省,升正四品下,掌諫議得失,侍從贊相。憲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罷左、右之名,只稱諫議大夫。武宗會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複分置左、右。北宋前期,為寄祿官。神宗元豐(1078——1085)改制,升從四品,复專掌諷喻規諫,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兼領登聞檢院,登聞鼓院。遼朝亦置,左隸門下省左諫院,右隸中書省右諫院。金朝為正四品明初曾置,旋廢。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進北京後,改六科給事中置,職掌同六科給事中。
由來編輯
秦代設大夫,有諫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等各類官稱,無定員。西漢時沿用秦制,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置諫大夫,無定員,掌議論。東漢改稱諫議大夫,《後漢書·百官志二》:“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魏晉時稱散騎常侍,隋唐仍置諫議大夫,有左、右諫議大夫,各四人,分屬門下省與中書省,另設補闕和拾遺。魏徵任諫議大夫時,“凡二 ​​百餘奏,無不剴切”。唐代的諫官有權力駁回明顯不合理的詔書。宋初沿其製,後置諫院,諫院下設鼓院,以左、右諫議大夫為之長;王安石變法之際,當時的右諫議大夫司馬光寫一封長達3000餘言的信給王安石,抨擊新政,也就是著名的《與王介甫書》。遼代的門下省和中書省分別設左諫院和右諫院,沿置諫議大夫等職,但有名無實。金代有諫院,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元朝擱置不設。明初洪武期間置諫議大夫及左右司諫,不久廢除。宋代經典《冊府元龜》曾收入至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諌書。
相關資料
《後漢書·百官志二》:“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宋史·職官志一》:“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又“右諫議大夫... ...與門下省同,但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三國志卷15魏書賈逵傳
賈逵,舉茂才,除澠池令,後領弘農太守,為丞相主簿,“太祖徵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馀。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馀,遷魏郡太守。”
三國志卷23 裴潛傳注
李義字孝懿,馮翊東縣人也。“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
三國志卷36蜀書馬超傳
初,曹公為丞相,闢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
三國志卷41蜀書費詩傳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綿竹令,先主攻綿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
三國志卷42蜀書杜瓊傳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闢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
以上所列諫議大夫任官情況看,魏晉時期,諫議大夫多由郡守級以上官員遷轉而來,為散官,有時作為任官的過渡,有時安排閒散、無用之官。其品秩高於議郎,低於太中大夫,應在四品。《通典》將諫議大夫列為七品,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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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洞對點擊認領
開放分類:歷史政治民主理論
窯洞對是有關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週期律的一段對話。

窯洞對是政權經典論述之一,具體指1945年7月初毛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週期律的一段對話。這段對話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被稱為堪與千古“ 隆中對 ”媲美的“延安對”。時隔多年,窯洞對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1]
窯洞對- 事件回放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圖冊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國民政府參政員,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飛赴延安訪問。
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住的窯洞裡作客,當毛澤東問及黃炎培來延安所見所聞的感受時,黃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
對黃炎培的這一席耿耿諍言,毛澤東莊重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十分高興,他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這段對話,人稱“窯洞對”,甚至被後人引用為關於政權建設的經典之談。
窯洞對- 政治意義
毛澤東將民主執政,強化人民群眾對權力的製約和監督當做避免人亡政息、保持政權生機活力的“秘訣”。而製約和監督權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也就是說,要把對權力運行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交給人民,通過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來防止權力失控、決策失誤、行為失範,從而真正實現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
“窯洞對”是一個善意的提醒,是一種警示的告誡,是一記長鳴的警鐘,更是一種莊嚴的宣示,直白地啟示人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是衡量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的試金石,也是跳出黃炎培所說的“歷史週期率”的“秘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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