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69年的社會調查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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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台灣人花172萬讓孩子念到大學 全球第五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2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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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2 10:59聯合報 記者向曉倩、郭宣含╱即時報導
匯豐控股(HSBC)最新發布的調查報告指出,全球近九成父母都為子女教育提供大量資金支持,一個孩子從小學念到大學父母需支出的平均教育費用超過四萬美元,台灣在此次調查國家中排名第五,教育花費為5萬6424美元(約台幣172萬元)
HSBC對全球15個國家及地區的8400名家長進行調查發現,家長為子女教育平均支出4萬4221美元(約台幣135萬元),其中包括學費、教科書、交通費及食宿費等;香港的家長支出費用為全球之首,高達13萬2161美元(約台幣404萬元),其次是阿聯酋,支出9萬9378美元,以及新加坡的7萬零939美元。
據這份「教育的價值」報告,87%的受訪家長都為孩子現階段的教育提供資金幫助,85%的父母計畫為孩子負擔大學費用。許多國家的父母都認為大學教育對孩子未來薪資幫助不大,其中以台灣父母72%的比例最高,各國平均為42%。
學生貸款外,僅有15%的學生為高中後教育自行承擔所有費用,同時有16%的學生通過申請國家或州提供的各類獎學金或贊助金支付費用;另外還有8%的人從就讀的大學獲取資金支持。
HSBC財務管理主任南恩說:「在當今競爭極其激烈的全球就業市場,年輕人的教育從未如此重要過。全世界的家長都尊重這一現實,並且願意為幫助子女獲得最好的人生開端而投資時間和金錢。」
大部分父母在考慮子女應該學習哪個專業時,都表現出明顯的野心。醫學、商學、管理學、金融以及建築學是最受歡迎的專業,其中有13%的家長建議子女學醫,11%的父母希望孩子學金融,10%的人建議學習建築。
此外,有超過九成(91%)的父母認為子女應該接受大學教育,其中有76%的家長計畫為孩子支付所有費用;另有近八成(78%)的家長認為,孩子取得大學學歷對將來求職時獲得一份全職工作十分重要


 

太多?太貴?太差?

2016-06-01 06:00

破解大學教育三個迷思

◎ 蔡明璋

台灣社會對大學教育有三個迷思,大學太多、學費太高、學生素質太差。(資料照,記者劉婉君攝)

台灣社會對大學教育有三個迷思,產生似是而非的想法,應該加以檢討。

第一個迷思:大學太多,進大學太容易了。其實,大學教育早已不是單純的僅作為職業訓練場所。大學同時也是提高文化資本與彈性適應能力的機構,這是大學有其價值的地方。一個世界性的通則是,隨著國民所得增高,大學人口也愈多。我們不可能設想大學入學人數有一個上限,接著來要求一部分年輕人不能或不要上大學。如果以人為的力量,將大學的數目減少,入學率壓低,那麼年輕人往中國或其他國家就讀人數必然增加,這也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結果。

第二個迷思:學費太高,學生負擔太重。低學費政策近似福利政策,愈多年輕人受惠愈好。急待解決的問題是,中上階級子女有極度高的比例,進到較低學費的國立大學,而家庭收入較低的學生,進到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或技術學院。這樣制度化安排,讓大學體制加深、而非減低現有的社會不平等。該增加學費的是國立大學。同時,對於經濟弱勢的學生不只是提供就學貸款,也要提供工讀,特別是研究助理的機會,這對減輕學費負擔很有效,但目前這些機會,幾乎集中在所謂的「頂尖」國立大學,更進一步的製造不平等。

第三個迷思:台灣學生素質太差(常拿中國來比較),競爭力太低。這是個完全錯誤的判斷。過去廿年台灣大學理工教師的研究能力,在亞洲地區不遑多讓,社會科學的師資與研究水準也有長足的進步。台灣高教的品質提升,訓練出極多優秀的大學生。如果用學生目前的低薪,來評判他們缺乏國際競爭力,倒因為果,這樣的想法,既不公平,也失了焦點。

歸根究柢,台灣過去廿五年間幾乎是有去無回式的資本外流(在中國就有一千五百億美元),造成一個快要窒息的悶經濟。在低度成長的氣氛下,導致許多人認為大學不應氾濫,學費要低,用廿二K僱用年輕人就可以。未來的教育人力政策,跟著這些迷思走,會讓台灣經濟再繼續悶下去。(作者為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台北大學合聘教授)

20萬個孩子等待失敗?

推文到plurk
2016-05-11 06:00

PISA取樣偏差 必須考量
◎ 劉天祥
貴報昨日報導台師大教育政策小組指出:PISA十五歲學生基礎教育調查,二○一二年台灣有八分之一學生「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比越南、日本、南韓都高,呼籲新政府將弱勢者教育視為國安議題。
提升弱勢者學力,當然有必要,但說台灣比不上南韓,恐怕有待商榷。以我先前看過的資料,南韓的學生樣本只來自釜山(第二大都市,正如中國的樣本只來自第一大都市上海),台灣學生的樣本卻來自全台灣,這樣的比較並無意義。我相信越南應該也是同樣的情形,越南十五歲人口的就學率一定沒有台灣高,而未達基本學力的比率卻比台灣少,意義何在?
類似片面的比較如:媒體過一陣子就會報導台灣托福成績連尼泊爾都不如。但尼泊爾曾是英國殖民地,托福報名費超過一百美元,參加的都是頂尖的菁英,會贏台灣並不意外。台灣曾長期是日語檢定成績最好的國家,難道可以下結論我們的外語教育全球最成功嗎?
(作者現任臺南二中教師)

台師大組織教育政策小組,對未來教育提建言,發現低表現學生多來自弱勢家庭,估20萬名孩子在等待失敗,呼籲投資弱勢,專注學生基本學力提升。(資料照,記者吳柏軒攝)
回應「台師大也要負起責任」
◎ 楊智元
無意護航師大,但我個人認為陳啟濃校長投書之意見有些失之偏頗。台師大為何召開記者會,就是認為師大對於教育現場的問題有其責任,因此提出建言。提出政策建議這件事,本身就是負責的作法,而且在整個記者會的過程中,從來沒有認為這都是政府與老師的責任。
在媒體報導的過程中,確實多聚焦於「二十萬學生等待失敗」這個聳動的數字,頂多報導到三個問題,也就是陳校長引用的「學生看不見未來、老師失去熱情、政策缺乏共識」。但這是三個問題,不是因果關係。學生看不見未來,不是因為老師失去熱情,不是因為政策缺乏共識(如果陳校長有看記者會的文本,他一定不會誤會)。
台師大認為目前的教育現場,有三個關鍵的問題,並且針對這三個問題,分別提出政策建議。因為部分學生基本學力不足,因此建議整合並強化弱勢學生的補助政策,同時提高學前教育之平均品質。因為部分老師失去熱情,因此建議行政工作與評鑑減量,並讓教師薪資與評鑑鏈結。因為政策缺乏共識,所以要求提高教育政策的透明度,並邀請跨界共同參與,甚至建議至少保留五%的計畫經費作為重大教育政策的評估費用。
我並沒有認同師大提出的所有建議,就如同陳校長在自由廣場提出的意見:民主國家,沒有最好,只能做到更好。所以如果能有更好的政策建言,能有各界更多的觀點提出,對教育的未來絕對是正向的影響。
點出問題只不過是第一步,如何解決才是真功夫。
(作者現任師大公領系專案助理教授)
「教師」的問題
◎ 徐伊佩
看見水里國中陳啟濃校長投書「台師大也要負起責任」一文,身為台師大教育學系校友的我深感認同。
儘管筆者並未從事教職,然就從小到大在教育現場的成長經驗,加上四年於台師大的學習,也觀察到台灣教育環境中「教師」仍然有許多應該努力、改革的地方。有些教師沒有教學熱忱,有些出身富裕的教師無法體察弱勢家庭學生的困境,偏鄉教師的流動率極高,師道似乎日漸衰微了;除了批評政府為何不多開放教師名額以解決流浪教師的問題之外,現在還看見有人反覆提出希望教師可以調薪以恢復教學動力,難道教師薪資、待遇還不夠高、不夠好?教育的熱忱應該是靠錢堆出來的嗎?
新政府即將上任,政策窗大開之際,身為台灣人民都有資格對與我們切身相關的教育提出建言,然而在提出高見的時刻,若能以更謙和且謙卑的姿態來共商計策,或能使政策溝通更趨於完善,而非是以一句危言聳聽的話來嚇唬社會人心吧?
身為一位教育者,在要求國家應該把關教育品質之際,是否反思過自己正也是教育提供者的角色?更應該思考自己可以為教育做什麼,而非只是一味要求國家應該為你做什麼吧!
(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校友,彰化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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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中小學生 恐淪為下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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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頭殼作者NewTalk 新頭殼 | 新頭殼 – 2016年5月11日 下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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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中小學生恐淪為下流世代
新頭殼newtalk 2016.05.11 今周刊
新政府將在520上任,台灣師範大學組織教育政策小組於5/9日記者會上,針對未來教育提出建言,其中發現低表現學生多來自弱勢家庭,估20萬名孩子在等待失敗。他們是現今國中國小生中,基本學力嚴重落後的20萬人,連加減乘除都不會,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恐怕翻身不易。2016年國中會考即將於週六(14日)登場,搶救20萬學生大作戰,正要開始。
今日的日本正因「下流老人」現象而預警發愁,指的是「收入少、存款少、可依賴的人少的銀髮族,但明天的台灣,會不會有孩子成為明日的「下流世代」呢?
情況之嚴重,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也敲出警鐘:「台灣有20萬個學生等待失敗!」教育,已淪為社會不平等的產出器。
教育程度M型化 台灣,比其他國家都嚴重
黃敏雄以每4年舉行一次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為例指出,TIMSS將同一年級學生的數學表現設定4級,2007年測驗顯示,台灣小四學生未達初級(最低一級)的比率約僅1%,但過了4年,這批學生上了八年級(國中二年級),未達初級的比率提高為4%。
也就是說,數學成績嚴重落後的學生,在這4年期間約增加3倍。根據他的研究,這些數學學習成長緩慢的學生,通常也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
資源錯置!成績落後學生多在「非偏鄉」
教育部針對弱勢學生,編有不少預算支援,然而,無論是每年近15億元的補救教學計畫,或助學金、特殊專長弱勢學生補助等,都是以原住民、低收入戶、新移民子女為主;但國際評比卻呈現出,需要拉一把的孩子,可能是中低收入戶或城鎮的學生。
「我不反對資源往偏鄉送,但成績落後學生,很多是在『非偏鄉』,應該要有一定比率分配。」黃敏雄分析2007至2011年TIMSS資料,獲得的結論是,全台功課最落後的學生,只有4分之1來自鄉村偏遠地區,近8成是來自都市與城鎮。他分析,都市城鎮人口相對偏鄉多得多,因此整體占比高。
換言之,需要提升成績低落的學生群,其實是散布在各個學校、班級內,若過度集中在偏鄉地區,可能導致資源配置錯誤。
(本文經《今周刊》同意轉載,更多資訊詳見《今周刊》NO.1012期封面故事「下流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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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十五歲學生的基礎教育,二○一二年台灣有十二.三%學生「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比越南、日本、南韓都高;許添明換算,台灣學生母數約二百萬,等同有廿多萬學生基本學力不足,且低社經背景

 

OECD:如在2030年都具備基本學力 國民生產毛額將增八成

 

教育是弭平貧富落差的關鍵,台師大教育政策小組根據PISA測驗及國中會考表現,指出台灣有12%的學生「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相當於20萬名國中小學生,還沒出社會就在「等待失敗」。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計算,台灣所有學生如在2030年都具備基本學力,國民生產毛額將增加8520億美元,會比現在增加八成。

 

台師大建議新政府,未來不要再強化明星學校,應該把弱勢者教育視為「國安議題」,投入資源在「最弱勢」的學校與學生。

 

新政府即將走馬上任,台師大今天舉辦教育論壇,針對未來的教育政策提出多項建言。台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表示,OECD在2012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評比結果顯示,台灣15歲學生有高達12.3%「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比率遠高過越南、芬蘭、日本以及新加坡等,甚至前後段學生的學習落差更高居世界第一。

 

根據2015年國中會考成績,國英數社自五科待加強的學生比率分別為18%、33%、33%、15%、23%,其中五科都待加強的學生約占總數的7%。

 

許添明表示,以全國200萬國中小學生中來算,國內有一成孩子連基本的學力都沒有,等於有20萬學生,「還沒長大就在等待失敗」,他們不是提早成為學校教室的客人,就是中輟離開學校,未來競爭力堪憂。

 


未達基本學力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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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個孩子帶上來 是國家最大的財富

 

許添明指出,OECD研究發現,投資在弱勢學生身上,不僅犯罪率較低,未來投入市場,有極高的經濟效益。歐盟也估算,15歲這一年齡層的學生PISA平均成績每增加25分,他們這輩子可增加歐盟GDP115兆美元,「把每個孩子帶上來,是國家最大的財富。」

 

以台灣而言,假若全國學生在2030年都具備基本學力,國民生產毛額可以增加8520億美元,比目前增八成,但我國對弱勢學生學習卻是「長期放棄」,反而把資源放在明星學校上。更值得擔憂的是,弱勢學生大都來自中下社經背景家庭,代表他們無法透過教育翻轉社會階層。

 

 

未達基本學力 20萬學生「等待失敗」

 

2016-05-10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廿萬個孩子等待失敗!」台灣師範大學昨公布教育政策建言,希望新政府採納,其中點出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在二○一二年發現台灣有一成二學生未具備現代社會基本學力,且多來自低社經家庭,建議政府應將弱勢者教育視為「國安議題」,挹注經費於後廿%的弱勢學校和學生,跨部會「全村協力」扶助弱勢翻身。

  • 2016台師大教育政策小組建言

    2016台師大教育政策小組建言

台師大:台灣教育三困境

台師大組織教育政策小組以「教育:美好世界的開端」為題,針對台灣未來發展攸關的教育議題提出改善方案,台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指出,目前教育有三問題:學生看不到未來、老師失去熱情、政策缺乏共識等,都急需解決。

其中,PISA調查十五歲學生的基礎教育,二○一二年台灣有十二.三%學生「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學力」,比越南、日本、南韓都高;許添明換算,台灣學生母數約二百萬,等同有廿多萬學生基本學力不足,且低社經背景學生更難考上公立大學,反需負擔高學費,畢業找工作亦不如公校生順利,教育已無法使其翻身。

弱勢者教育應列國安議題

許添明說,根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計算,若二○三○年台灣所有學生都具備基本學力,估計國民生產毛額將增加八五二○億美元,「投資弱勢者可提高經濟產能」,呼籲新政府將弱勢者教育視為國安議題,關注後二成的弱勢生,集中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與影響力。

此外,台師大也發現,我國幼兒教育品質低落,然而九成的人腦發育是五歲前,雖新政府未來擬提高公托比例,但許添明直言:「笨蛋,關鍵在品質」,呼籲建立專業認證評鑑,目標是二○二○年讓三成幼兒園通過評鑑;也要同時做到國中會考各科待加強的考生比例降至二成。

薪資差異化找回教師熱情

此外,針對教師困境,如行政拖垮、專業不受尊重等,台師大呼籲回歸學校自評機制,並依教師專業分級敘薪、重燃熱情。而對重大教育政策,則盼保留五%經費後續評估,保留機制修正決策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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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也要負起責任

2016-05-10 06:00

◎ 陳啟濃 

台師大校長、教育學院院長開記者會,提出「二十萬孩子等待失敗」,這樣危言聳聽的話語。台師大是台灣教育界的龍頭,許多老師、校長與教授,包括即將上任的教育部長,都是校友。孩子只能等待失敗,難道都是政府的責任,都是老師缺乏熱情,台師大一點責任也沒有?

台師大組織教育政策小組,對未來教育提建言,發現低表現學生多來自弱勢家庭,估20萬名孩子在等待失敗,呼籲投資弱勢,專注學生基本學力提升。(資料照,記者吳柏軒攝)

這樣的言論與思維,只看到學術的專斷,知識的霸權。能力是什麼,不是學術界說了算數,不是做做報告研究,就能掌握。如果台師大的教授,做了許多研究,拿了國科會許多經費,卻研究不出適合台灣發展的教育方式,自己要檢討,怎可發出悲觀主義,檢討別人。 

他們說「學生看不到未來、老師失去熱情、政策缺乏共識,急需解決。」學生的未來,要靠自己努力追求;教師是國家薪水聘請,如果缺乏熱情,是制度不佳,無法用對人;政策怎會有共識,只能有理解包容,民主國家,只能做到更好,沒有最好。 

許多教育問題,是制度的問題,更是人心的問題。就拿十二年國教為例,方向很正確,卻無法在制度上落實。因為教育現場,還是活生生的權力爭鬥。經濟優勢者,掌握更多話語權,以及政治資源。所以既得利益者,怎可讓雨露均霑,怎可釋出教育的優勢權。 

再例如大家都知道老師的寒暑假,對於學校正常運作,以及學生的教學需要,都是非常大的妨礙。又有誰敢輕易撼動,因為利益太大,得罪太多人。 

當全國師資培育龍頭的大學,都不敢講真話,說出問題所在,成堆如山的教育研究,又有何價值? 

(作者現任南投水里國中校長)


國家發展的迷思:國民學歷越高,生產力會越強嗎?
2020-06-23
國家發展的迷思:國民學歷越高,生產力會越強嗎? | 張夏準(Ha-Joon Chang)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2VwVHQl
教育並不如我們所深信的,對於提升經濟體生產力如此重要。 圖片來源:Photo by Cleyder Duque on Pexels
教育對於提升經濟生產力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其實有許多證據在在質疑這個傳統的看法。
首先,讓我們看看東亞經濟奇蹟的例子,教育對於這些經濟體的發展理應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台灣在1960年的識字率只有54%,菲律賓有72%。雖然台灣當時的教育水準普遍較低,但自此急起直追,締造人類史上經濟成長最亮麗的表現之一,可是菲律賓的表現卻相當貧乏。在1960年,菲律賓人均所得幾乎是台灣的一倍(200美元vs. 122美元),可是後來台灣的人均所得卻是菲律賓的10倍左右(18,000美元vs. 1,800美元)。除此之外,韓國的識字率為71%,跟菲律賓差不多,但還是低於阿根廷的91%,雖然韓國的識字率遠低於阿根廷,但經濟成長的速度卻遠遠超越阿根廷。韓國的人均所得在1960年代只有阿根廷的1/5多一些(82美元vs. 378美元),後來韓國的人均所得卻是阿根廷的3倍之多(大約21,000美元vs. 7,000美元左右)。
很顯然的,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表現取決於其他更多的要素。這些例子打破了一般以為教育是東亞經濟奇蹟關鍵的迷思。東亞經濟體在其經濟奇蹟發展之初,並沒有特別高的教育成就,儘管菲律賓和阿根廷的人民教育水準遠高於這些東亞國家,經濟表現卻很黯淡。
在光譜的另外一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驗也顯示,加強投資教育並不保證經濟表現會更好。在1980年代~2004年期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識字率從40%大增到61%。儘管教育程度提升,但此區域在這段期間每年人均所得其實下降0.3%。誠如大多數人深信教育對經濟發展如此重要,這種情況就不應該發生才對。
教育對於經濟成長並無明顯助益的情形,並不僅限於我選的這幾個極端的例子。這其實是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任職於世界銀行的哈佛經濟學家蘭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在2004年一篇廣為各界引述的文章〈這些教育去哪裡了?〉,分析1960年~1987年之中幾十個富裕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數據,並深入研究大量類似的文獻,希望確定教育對經濟成長是否造成正面的影響。他的結論是,幾乎沒有證據支持加強教育可以促進更高的經濟成長這一觀點。
不太了解歷史,對生物學也所知有限
為什麼幾乎沒有證據佐證提高教育水準會讓國家更為富有?因為教育並不如我們所深信的,對於提升經濟體生產力如此重要。
首先,並非所有的教育都能提升生產力。許多科目甚至對勞工的生產力並無影響,連間接的影響都沒有,例如文學、歷史、哲學和音樂。從嚴格的經濟學角度來看,教授這些科目是在浪費時間。我們教導孩童這些科目,是因為我們相信其最終會豐富人們的生活,成為良好的公民。在一個凡事都應證明對生產力成長有所貢獻的時代,這種教育支出的正當性正受到越來越多抨擊,這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理由,在我看來,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而且,就算是數學或科學這些對提高生產率至關重要的科目,對大多數工作者而言都沒有關係,投資銀行家並不需要生物學,服裝設計師也不需要數學來精進本身的工作。就算是與這些科目有關的工作,在學校(甚至大學)所學的往往跟實際的工作並不直接相關。例如,汽車工廠生產線員工在學校學的物理課和其生產力本身的關係相當薄弱。在許多專業中,學徒制和在職培訓的重要性則證明學校教育與勞工生產率的相關性有限。所以,就算是理應以生產力為導向的教育,也沒有我們以為的如此攸關生產力的提升。
所以,即使是跨國的統計數據分析,也無法找出一個國家數學分數和其經濟表現之間的關係。不過讓我提供幾個更具體的例子。2007年的TIMSS數學部分,美國四年級生的程度不但落後東亞大多數國家的學童,也落後哈薩克、拉脫維亞、俄羅斯和立陶宛等國家的同級學生。歐洲所有富裕經濟體,除了英國和荷蘭之外,接受這次測驗的學童分數則低於美國學童。全世界最富裕國家挪威(根據市場匯率來看的人均所得,見第10件事)的八年級學生,不但落後所有其他富裕國家的同級生,也落後比他們窮得多的國家,包括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尼亞、亞美尼亞(Armenia)和塞爾維亞(Serbia)。有意思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前社會主義國家。以色列這個國家向來以其對教育的熱情和高端研究的卓越成績聞名於世,其八年級生的分數次於挪威,也落後保加利亞,在科學檢測成績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
我們真的需要讀那麼多書嗎?
當然,人類現今掌握的知識遠多於往昔,但不表示每一個人(甚至大多數人)必須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別是在富裕國家,普通勞工需掌握的與生產力相關的知識量已減少了,這聽起來可能有些荒謬,但讓我解釋一下。
首先,隨著製造業生產力提升,富裕國家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是從事無須太多教育的低技能服務工作,例如在超級市場補貨、速食餐廳煎漢堡和清潔辦公室。所以說,隨著這些職業的從業人員比重增加,如果我們只對教育的生產力效能感興趣的話,實際上我們可能使用更少,而不是更多受過教育的勞動力。
而且,隨著經濟發展,高比例的知識融入機械操作之中,儘管個人對工作的理解程度不如過去深入,但是整體經濟的生產力卻得以提升。以下例子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現在富裕國家大多數的商店服務人員甚至無須知道如何加減,因為現在條碼機可以幫他們處理這個部分的工作,即使這個技能是以往同行必備的。另外一個例子,貧窮國家的鐵匠可能比博世(Bosch)和百工(Black & Decker)大多數員工,都更了解金屬與器具製造的關係。再看看另外一個例子,貧窮國家街上小型電子商店的員工,可能比在三星或 SONY 的員工會修理更多東西。《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
這些現象當中,絕大多數是因為這個單純的事實:機械化是提升生產力最重要的途徑。不過影響深遠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資本家故意透過最機械化的生產(就算這些方式並非最經濟的),來消滅勞工的技能,讓勞工更容易被取代,因此易於掌控。無論機械化確切的理由為何,結果是技術發展更高的經濟體,越不需要那麼多教育程度高的人員。
瑞士的悖論:這麼少人讀大學,卻有這麼高的生產力
現在,可能有人會主張,儘管經濟開發不需要一般員工接受更高的教育,但需要有更多教育程度高的高階經理人。畢竟,如我先前所說,一個國家之所以比其他國家富有,關鍵在於他們比其他國家更有能力創造產出性知識。所以,有人可能會說,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否,取決於大學的品質,而不是小學。
然而,就算在這個理應由知識主導的時代,高等教育和繁榮之間的關係並非那麼直截了當,讓我們看看瑞士這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這個國家是全世界少數幾個最富有、工業化最高的國家,驚人的是,瑞士至今大學入學率在富裕國家之中是最低的。截至1990年代,這個數字只有其他富裕國家平均值的1/3。直到1996年,瑞士的大學入學率依然不到OECD國家平均值的一半(16% vs. 34%)。之後瑞士的入學率大幅度提高,2007年達到47%(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然而,瑞士的比率依然是富裕國家當中最低的,而且遠低於芬蘭(94%)、美國(82%),以及丹麥(80%)這些大學最密集的國家。有趣的是,瑞士也遠低於許多沒那麼富裕的國家,像是韓國(96%)、希臘(91%)、立陶宛(76%),以及阿根廷(68%)。
瑞士提供的高等教育不但遠不及主要競爭對手,也落後經濟實力遠不及他們的經濟體,為什麼還是在國際生產力聯盟中名列前茅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各國大學的品質各異。所以說,如果韓國或立陶宛的大學不如瑞士大學那麼好,確實有可能,即使瑞士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例遠不及韓國或立陶宛,但瑞士仍比他們更為富有。然而,如果拿瑞士跟芬蘭或美國比較,這番論點就站不住腳,我們不能說瑞士的大學品質優於芬蘭或美國,所以瑞士的大學入學率僅為其一半。
要解釋瑞士悖論,還是要回歸至教育的低生產力問題上。然而,以高等教育而言,在小學和中學傳授非生產力的內容,不是要幫助學生實現個人成就感、良好的公民身份,以及國家認同,而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分門別類的」功能。
當然,高等教育除了為學子提供特定與生產力相關的知識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的階級中建立每個人的排名。在許多行業,真正重要的是一般智力、紀律,以及自我組織的能力,而不是專家的知識,因為這些是你們可以且必須在工作中學得的。在大學主修歷史或化學,若想在保險公司擔任主管工作,或在運輸部擔任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或許派不上用場,但你自某個大學畢業的事實卻能讓人認同你的潛力,你可能比其他沒有這個學歷的人更聰明、更自律,而且更有組織能力。當你大學畢業時,聘請你的雇主看中的是一般的特質,而不是你的專家知識(這些跟你要執行的工作通常沒有關係)。
過度在意高等教育,反而造成學歷通貨膨脹
現在,隨著對高等教育的日益重視,在許多有能力擴展大學的高、中高所得國家,高等教育已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動態。當上大學的人口比重一旦跨過臨界值的門檻,人們就得上大學才能獲得好工作。假設50%的人口都上大學,不去上大學就形同宣稱你在人口能力分布當中屬於底部那一半,對於剛找工作的你,這可不是好的開始。所以,人們會去上大學,很清楚自己是在「浪費時間」,讀一些在工作上永遠用不到的東西。每個人都想要去上大學時,高等教育的需求會上升,進而帶動供給,大學會釋出更多名額,大學的入學率就會進一步提升,增加了上大學的壓力。假以時日會形成學歷通貨膨脹的過程。現在「每個人」都有大學學歷,若要脫穎而出就要擁有碩士,甚至博士學歷,即使這些高等學歷中的生產力內容,跟未來工作的關係幾乎是微乎其微。
瑞士直到1990年代之前,只有10%~15%的大學入學率,卻是全世界生產力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可以說真正需要的入學率說不定更低。就算我們接受以下這個說法,也就是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技能的要求已經大大提高,瑞士現在有超過40%的大學入學率,應該已是最低水準(我高度懷疑);這個說法本身還是意味著在美國、韓國和芬蘭至少有一半的大學教育,基本上是「浪費」在分類的零和賽局之中。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已經變成像戲院一樣,有些人決定站著看視野比較好,後頭的人不得不站起來。當站起來的人夠多時,每個人都得站起來,表示沒有任何人能看到比較好的視野,每一個人都看得更不舒服。國家發展的迷思:國民學歷越高,生產力會越強嗎? | 張夏準(Ha-Joon Chang)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https://bit.ly/2VwVH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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