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關於黃文雄行刺蔣經國的報導（原文與中譯） | 臺灣與海洋亞洲
【在歷史現場，全民的「無知/不知」影響深遠；紐約時報1970/4/25刺蔣頭版報導（附中譯）已收入部落格，歡迎點閱】
中文是馮賢賢女士翻譯的，承蒙她抽空為部落格作校訂，謹此致上謝意。連結放第一則留言欄（臉書潛規則？）
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廣場飯店旋轉門口刺殺蔣經國未遂，震驚國際──但是台灣幾乎等同封鎖消息，報紙有小篇幅報導，但讀高中的我完全不知道有此事，也沒聽老輩人在議論；讀報成性的陳弱水知道此事，但也沒聽到任何人提這件事。白恐時期台灣等同絕緣體，社會的肅殺氣氛讓這樣大條的代誌「自動」變小變無。1970年代其實是很閉塞恐怖的──當然對服膺/協力黨國統治的同年齡層的人，空氣吸起來可都是甜的。1974年秋天我進到台大，前一年發生哲學系事件，而且延續三年（1973-1975），但在文學院上課的我，完全「無知」。你想如果現在，台大接連解聘一個系13位教師（含前系主任），你會不知道嗎？它的後果到今天都還看得到──如果你不是「維持現狀」派的話，如果你覺得人世除了「實然」，還有「應然」這個層次的問題的話。
刺蔣案發生的次日，《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這樣寫；
A former Defense Minister, Mr. Chiang has charge of the regime’s secret police and security agencies. He was trained for 12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stablished a Soviet‐styl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on his return to China.
蔣經國曾任國防部長，掌控國民黨政權的特務與保防機構。他曾在蘇聯受訓十二年，回到中國後在中國國民黨黨軍內成立蘇聯式的政戰組織。
～～～～～～～～～～～～～～～
蔣經國掌控台灣的特務系統、在軍隊裡建立政戰組織（在台灣才開始的喔），是1970年的「國際知識」，但到了2022年還在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常識之外，還不要說戒嚴時期了。
在歷史現場，全民的「無知/不知」，很難「補習」回來，況且接續蔣經國的李登輝又是蔣經國的信徒，然後大家都說台灣走向自由民主化是「寧靜革命」。真有那麼寧靜嗎？只是不是流血革命，好吧。如果你去看1980年代中後期到1992年的照片或影片，可一點不寧靜。街頭是鋼盔盾牌全副武裝的鎮暴軍警，以棍棒、鐵絲網、蛇籠、水柱伺候，一邊是洶湧如潮想要衝決網羅的群眾。總之，不被記憶的過去不是歷史。反之，透過KMT/ROC掌控的七合一機制：黨、政、軍、警、特、教育、媒體，置入人民腦海的是蔣經國「勤儉親民」、「建設台灣」的形象，用現代的話來說，這樣的「人設」要如何破解呢，本來就很難了，現在再加上「反共保台」，讓還記著黨外精神和價值的人們難過年，實在真害。
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有黃文雄寫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一文，很值得細讀，我先將連結放在第二則留言欄，等新春探望Peter取得同意，再貼到「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
1970年4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關於黃文雄行刺蔣經國的報導（原文與中譯）
Posted on 27 一月, 2022 by tmantu
1970年4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關於黃文雄行刺蔣經國的報導（原文與中譯）
編按：這是1970年4月25日《紐約時報》頭版的刺蔣報導，由馮賢賢女士逐句翻譯為中文。考慮到版權問題，我們保留該網頁的呈現方式。附帶一提，當時黃文雄是從飯店南方的亭仔腳走過來，不是報導所說的「黃文雄跳過58街那邊入口的盆栽」衝過來，有警探說「他突然冒出來，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裡跑出來的」，這比較符合當下的情況吧。另外，報導說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蔡同榮博士指出「黃是康乃爾大學工業工程的研究生」，不知何以有此錯誤？當時黃文雄是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是一位喜歡思考、凡事想很多的人，他在行刺之前（含前一晚）設想很多情境，比如若有記者會他要怎麼講……。他被警察壓在地面時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雖然不是事先就想好的，但那是意識層裡的邏輯產物；倒是這篇報導提到的「黃文雄被戴上手銬拖至馬路對面的巡邏車時高呼，『福爾摩沙萬歲，台灣萬歲，打倒蔣介石』」，黃文雄說他確實有事先想好，要先喊「Formosa」，因為多數台灣人喜歡用Formosa，接著喊「Taiwan」，這樣比較清楚，最後喊美國人熟悉的「Chiang Kai shek」。這是思想型刺客的「台詞」。（周婉窈2022/01/27）
1970年4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關於黃文雄行刺蔣經國的報導（原文與中譯） | 臺灣與海洋亞洲 https://bit.ly/3GevJp7
1970年4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關於黃文雄行刺蔣經國的報導（原文與中譯） | 臺灣與海洋亞洲
八、附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
2021-04-23八、附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 - 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https://bit.ly/3IQQLw5
《行動者的美好年代》424事件50週年特展, 刺蔣與社運
文／黃文雄
（作者前記）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政治轉型的各國之中，台灣有一個特別突出之處。反對運動雖然能夠迫使蔣政權從事某些改變， 但國民黨繼續執政到二○○○年，民主化的方向、步調、內容和範圍，仍大體由國民黨主導，充滿了延續政權生命的必要所驅使的「適可而止」的工具性。我們從來 不曾真正和威權的過去告別。所謂寧靜革命其實是一場諸多基本改革猶未開始的非革命。中正紀念堂的依然聳立就是一個極富於象徵性的見證。新政府三年來包括新 憲法等改革行動所面對的阻力，也告訴我們「寧靜革命」的有限性。
在這種狀況下，復辟勢力重新抬出蔣經國神位的政治動作，雖然並非不可預期，仍有加以解析的必要。因此將這篇拙作附於文末，作為本文的一個腳註。
泛藍陣營最近利用現代廣告和公關技術所刻意營造的「經國風」，在道德上、知識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場墮落不堪的鬧劇。分析起來，主要的手法有兩個。
第一個手法是把蔣經國抽離歷史的脈絡，利用社會殘餘的封建價值，塑造蔣「愛民如子」的形象，把他的生平個人化、「行誼化」、「德目化」，好像蔣經國時代只 是他個人人格的外顯。這種新聞學上所謂「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的技巧，正好可以用來規避許多尷尬的歷史事實，例如蔣經國情治頭子的過去，他在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和象徵國民黨連最溫和的改 革也不能容忍的「自由中國」等事件中的角色，以及蔣家父子為了完成他們皇朝接班的設計所進行的黨內外權力鬥爭，等等。
然而，有兩個歷史事實是這種手法也不能忽視的。第一是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第二是結束威權獨裁統治的民主化。如果不能讓蔣經國在這兩個史實上沾光，第一 個手法所想營造的形象不論如何感人，所想規避的史實不論掩蔽的如何巧妙，終究將失去和後威權時代台灣的相干性。所以，第二個手法是儘量把蔣經國和本土化以 及民主化聯繫起來，甚至說成是他的功勞和成就。
這第二個手法如果成功，有至少兩個好處。第一，如果有人不為建立於封建價值的「人情趣味」所惑，第二個手法仍然可以主張蔣經國不管早年如何，至少在晚年 「也做了些好事」。第二，如果手法成功，泛藍這個復辟意味極濃的「歷史重建」，還可以帶上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光環，而泛藍理所當然的正是這個光榮法統的繼承人。
既然前一個手法的相干性是建基於第二個手法所想達成的目標，我們不妨針對蔣經國和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關係，稍作分析。
蔣經國能和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扯上關係，主要靠的是他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容納部份的本省「菁英」進入黨國權力結構的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吹台菁」。這是甚麼樣的一種本土化？
像任何沒有失去常識的獨裁者，蔣家父子並非不知道少數統治必須用某些「本土化」的措施來維持和加強。容許地方選舉，並且用「特許」某些經濟利益（這是黑金 的起源），以換取本土勢力自甘跼限於地方而不企圖爭取進入權力中心，即是這種「本土化」之一。然而進入1970年代，內外情勢開始變化。1970年的刺蔣 案首開其端。黃文雄開槍的事雖然因為其戲劇性而較引人注目，但對蔣朝和華盛頓最大的衝擊，還是留美的台灣學生很快就湊足十九萬美金的保釋金的事實。當時留 美學生絕大多數都是靠獎學金生活的布衣「菁英」，這場前所未有的「民調」使美國政府都不能不再次警告其所卵翼的國民黨：必須適度的開放政權（這是「吹台 菁」背後的壓力之一）。
隨之而來的是次年ROC被踢出聯合國的事實。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席次是國民黨裝扮其統治正當性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其衝擊不輸必須「處變不驚」的地震。 1970和1971這兩件接踵而來的事件都逼使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而實質形式接班的蔣經國，不得不進一步「本土化」。借用王景弘先生「香腸策略」的比 喻，是多切一片出來餵食安撫被排除壓迫的多數。很明顯的，這是沒有和自由化與民主化隨伴而行的「本土化」，事實上是一種強人恩賜式的收編，長期而言固然會 有促進本土化的客觀效果；但短期而言，其動機與後果都是當時獨裁威權體制的增強。若非如此，我們將如何解釋後來包括美麗島事件以及林宅、陳文成和江南等血 案的那最後一波血腥鎮壓？
蔣經國和民主化的關係也值得稍加考究。首先，我們必須區分政治學常識裡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日常語言裡所說的「鬆綁」，很多獨裁政權都會在 非不得已的時候採取鬆綁的策略，以舒解國內和國際的壓力。鬆綁的程度甚至可以包括容忍反對黨的出現，只要國家權力還是在統治者的掌控中。這種自由化雖然在 某些條件下可能有助於或導致民主化，但並非必然如此，兩者必須加以區分。
不妨看看蔣經國在1979年到逝世前的處境。美麗島事件和其後的血案並沒有讓人民失去抗爭的勇氣。不但政治反對運動屢仆屢起，社會運動也出現了。工商界看 在眼裡，同時又要為著他健康狀態的起起落落擔心，也不敢放心投資，雖然當時的台灣有傲視全球的資本儲蓄率。
國際情勢也對國民黨政權不利。江南案牽涉到蔣孝武，使蔣經國不得不向美國媒體宣佈蔣家人不會接他的大位。在隔壁的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被人民推翻。在全斗 煥的南韓，甚至蘇聯帝國和中國等不少地方，也有和人權和民主相關的騷動。這些後來導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發展，使得第二任的雷根政府也不得不節制第一任時 對其卵翼下獨裁政權的縱容。（在國際關係和人權史的文獻裡，這被稱為「雷根在人權問題上的翻轉」Reagan’s turnaround on human rights）。即使蔣經國看不清這些，華盛頓也會傳下這個消息。
事實上，蔣經國是一個極為精明的獨裁者。他嗅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為了他的家族，為了他的黨，他毅然決定進行自由化的鬆綁，容許民進黨成 立並隨後解嚴；不像某些獨裁者那樣不計代價、玉石俱焚的鎮壓到底。為了讓其他的獨裁者學他的榜樣，對這點，我們應該加以肯定。但是把這種自由化和民主化等 同，有如泛藍陣營和右派學者所為，卻是存心模糊化並繼之以硬拗的墮落。
我們不妨看看蔣經國1988年逝世時所留下的佈置：小鳥籠的戒嚴拿掉了，但是解嚴之前已經裝置了一只大一號的鳥籠：國家安全法；李登輝這個虛元首，由掌黨的李煥、掌政的俞國華和掌軍的郝柏村環伺「輔佐」。這活脫是一個自由化的佈局。如果李俞郝能同心共濟，僅限於鬆綁的局面至少也會再維持一段時間，其間台灣也將只不過換上一個尺寸較大的鳥籠而已。事實上，李俞郝之爭權失和也一直是泛藍人士的椎心之痛。
台灣的民主化其實是在國民黨分裂之後才開始有其實質的。李俞郝之互爭給了李登輝脫離虛位元首及黨首之命運的機會。其後在國民黨內部分裂的過程中，民進黨終於取得較好的成長發展條件。蔣經國佈置的政權衛護者終於失勢，也使國安法等佈置失去了「牙齒」。就主觀設計而言，這些發生時，蔣經國早已去世了。就客觀後果而言，如果把因果鍊拉長而說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化有某種貢獻，他的貢獻恐怕還遠不如新黨和郝林（洋港）陳（履安）。這是歷史上常見的通律。在因果力的比重上，統治集團自身分裂的貢獻幾乎都大於革命或改革力量的貢獻。但我們不能說蔣經國曾期待國民黨的分裂，我們也都知道泛藍最恨李登輝的是甚麼。
以上是我個人對蔣經國和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的分析。讓我以兩點作結。第一，泛藍勢力為蔣經國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所聲稱的蔣經國對本土化和民 主化的貢獻，並不經得起比較仔細的分析。第二，這是我個人的偏見，單單談本土化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只有徹底的，全面的，包括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民主化，才是真正的本土化。而泛藍勢力改寫歷史的企圖，只不過進一步曝露其幾乎不受任何標準規範的反民主的反動性格而已。
八、附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 - 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 https://bit.ly/3IQQLw5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星期日下午最適合看紀錄片喔）
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在紐約行刺蔣經國失敗，被美國警察壓在地面，他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過去曾有朋友問我：英語一般不是講「like a man」嗎？說「like a Taiwanese」不是有點不自然嗎？言下之意，好像這是後來的「演義」或是「衍義」。我答應她有機會親自問Peter（黃文雄）。
其實若有看蔡崇隆導演的《刺蔣》紀錄片（1997），就會知道行動的前一個晚上，黃文雄洗完澡躺下來時，思考第二天要做的事，想到遇到不同的情況，每一種情況要如何去應付；萬一沒死，記者來採訪要講什麼話；如果當場有機會講話的話，要講什麼話……。認識Peter的人都知道他「想」很多，或許「想」太多了（XD＆QQ）。他之愛思索推敲各種情境，年輕時代就已經顯露無遺。他寫過一篇〈東犬島一九六三〉（2017/07/28刊登於《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memory-of-the......），談他當兵時為了一個「可能」的危險，思考很細，以非常「縝密」的方式面對這個危機，從他的描述就可了解他真的「想很多」。那也是戒嚴時期異議份子的「日常」，現在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
應朋友之命，我確實親自問過Peter。他說他的確講：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他說這也是他事先思考過的，更重要的是，他說他到美國之後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當然不會講「like a man」。我記得1981年我剛到美國時，很有意識地避免講「chairman」，要講「chairperson」。（當時Peter連要喊怎樣的口號，用哪些詞語，他都有想好，有機會再整理補上。）
在那樣關鍵的時刻，黃文雄講了這麼一句"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如果島嶼有青史，它將永垂青史。
雖然已經過了424，但一個歷史事件的影響都很久遠，不是一天的事。去年424五十周年，蔡崇隆導演分享他拍攝的《刺蔣》紀錄片 (典藏版），非常值得看。紀錄片中訪問的很多人都已過世，包括黃晴美女士。茲再分享一次，黃文雄回憶行刺前一晚思緒萬端的片段在50:41-51:01。
《刺蔣》紀錄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OYR7sorYf4
(1) Facebook https://bit.ly/32QrkYt
博士生日益消失 誰來做好研究？｜天下雜誌
www.cw.com.tw查看原始檔
我在美國待過的兩所大學，研究的主力都是博士生，其次是博士後研究員，很少有人把碩士生當作研究主力。因為碩士班學生不管是在修課或是寫論文，畢業後都是以就業為先，所以也不會去做太研究取向的題目。
但是在台灣，攻讀博士的人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很多前段大學的實驗室都要「倒」了，只好把碩士生當博士生來用，而這個現象在非前段大學裡早就行之有年。
碩士生做深一點的研究不好嗎？沒什麼不好，但是一個人的時間有限，花時間做比較有難度的研究與寫論文，就要犧牲進入產業時所需要的技能訓練。在大學教授以出論文為主要績效的情況下，訓練學生有扎實的實作能力就不會成為教學重點。
事實上，在工程領域，美國人也不太去唸博士班，所以現在很多美國大學裡的教授非美國在地出身的比例很高。
再以電機資訊領域而言，在我畢業的年代，年薪大約為5.5至6萬美元，碩士約為3.5至4.2萬美元，大學畢業大概在3萬元上下，多數的博士會到業界工作，因為薪水增加的幅度實在不是教授一職可以相比。美國算是個成熟社會，我相信即使現在薪水比過去高很多，比例應該差不多，但即使博士畢業薪水高不少，念博士的人還是不多，所以吸引他們讀博士的因素不會只有薪水。
在台灣，博士畢業的薪水顯然差距沒這麼大，所以念博士的人少並不意外。但是美國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台灣卻做不到，而台灣對於讓外國學生到台灣唸書這件事，這幾年才比較開放，對於外國移民相對美國更是困難，面對研究青黃不接是可想而知的。
台灣社會可以接受大學教授有一半來自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嗎？恐怕這是大家要思考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在台灣不僅人力短缺，政府對於經費的管考也非常嚴格，研究的主力，也就是博士生與博士後，往往要負擔許多行政工作，做研究的時間相對減少，幾年下來，管理研究團隊的能力很好，做研究的能力不見得有長進。
研究主力變成是碩士生。雖然類似台大、交大電機與資工，碩士生，甚至大學部專題生都可以做出頂級期刊的研究，但絕大多數的大學是做不到的，尤其碩士班研究生把大學部專題學生當作研究主要助力，更是普遍的現象。
除了台大、交大之外，這樣子對嗎？
一項好的研究，是需要時間醞釀的。碩士生的第一年多數要好好修課，能真正思考研究的時間不到一年，所以比較可行的模式是接學長姐的研究做一點點改進，但是要能完整理解一項研究，「時間」卻是遠遠不夠的。所以累積幾年與幾屆碩士生才能做出一個好的成果，才是正常，同時一個碩士生畢業時仍未培養出獨立作業一個題目的能力，也是正常。
因為如此，台灣很多教授從事研究時進展都很慢，要研究每年都有突破性發展，只可能是老師天縱英明，還有就是那幾年剛好收到兩三位很厲害的學生。不然還有其他原因嗎？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研究團隊規模很大，設備也不差，但是除了少數團隊外，很難與國外一個不太大的實驗室匹敵的原因。一來，美國有來自全世界的優秀人才，二來，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研究，不是做雜事，三來，好的學校有長期的技術人員在支持研究的基本需要，四來，只要是題目對與學校夠好，博士生與博士後都不必擔心工作，薪水也相對高。
雖然美國人喜愛高談闊論的美國夢有時還蠻虛幻的，但是至少還是有夢的。
但在台灣卻忽視，甚至是扭曲了「研究」兩個字所代表的本質。既然是研究，就不是可以預料到成果的，研究計畫把預期成果要有幾篇論文與幾個技轉都列出來，是一件奇怪的事。
既然是研究，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做多久，所以限期做出成果的結果，就是多數是不能用的成果，甚至是用來湊數的成果與假的成果。既然是研究，需要的是一個人長時間投入一個議題，才能產出夠大的影響，需要的是博士生與博士後研究，而不是短短兩年就要畢業的碩士生。
其實碩士生不是不能做一個好研究，正確來說，是好的研發。如果大學部學生都具備扎實的實作能力，當他們到碩士班時，大可以用兩年的時間，從事實用或是對應到產業需求的研發工作，老老實實把研發做到可以用的地步，對台灣產業會更有幫助，而不必去攻打頂級期刊的大門。
至於高端的研究，我們需要的就是穩定來源的博士生與博士後，並且讓他們在階段研究工作結束時，有除了教職以外更好、更高薪的去處。針對這點，我們的政府應該早有對策，問題是什麼時候才能上路？
老實說，台灣真正能做高端研究的大學並不多，因為前段的大學收了相對多的研究生，擁有的資源也多很多。以ＡＩ計畫來看，台大一個計畫的經費比成大好幾個加起來還多，研究人力也多過成大許多，更不必說排名在成大之後的大多數學校了。
但是這並不是說其他學校就不能，或不需要做研究，而是多數學校不需要追求虛幻的排名，可以從事的研究與研發方向與項目，甚至是目標可以不一樣。多數學校可以做比較長遠、不易看到成果的研究，可以做幫助甚至與產業一起努力做產業升級的研發，可以做協助社會進步的工作，甚至只要老老實實地嚴格把關學生的實作能力都好。
關於作者 蘇文鈺
為美國紐約大學電機博士，現為成功大學資工系教授。他關注高等教育之餘，更於2013年創辦Program The World Association，與研究生從嘉義過溝村開始，培力偏鄉老師與志工群教孩子寫程式，足跡已遍佈中南部八個縣市。從程式教學出發，目標卻是指向生活與生命教育，希望有一天孩子們能靠著教育脫貧，也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
博士生車禍身亡 清大學弟接手鍺烯論文上期刊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 https://goo.gl/zHAnmW
博士生黃文雄+鄭自才刺殺蔣經國/博士生車禍身亡 清大學弟接手鍺烯論文上期刊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hRTVkb
黃晴美為「天生的女性主義者」-她在美國有不錯的生活，為何願意犧牲家庭生活，來做這種明知就算成功也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事？她一個特別的角色，是對台灣的愛、價值的追求與堅持……」
追憶「刺蔣案」女俠黃晴美 台大歷史系教授：這樣的人，該在我們台灣社會越來越多…-黃文雄｜陳婉真｜周婉窈｜刺蔣案｜陳翠蓮｜黃晴美-風傳媒-謝孟穎 - https://goo.gl/NYcXQE
20180325-獨派團體25日舉辦「黃晴美天涯人間紀念座談會」。（顏麟宇攝）
女性在台灣歷史上，永遠只能是「配角」嗎？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於美國紐約廣場飯店遭台灣人刺殺未果，後被稱為「刺蔣案」震驚國際；除了知名度較高的黃文雄、鄭自才以外，事件背後其實還有一名「全面參與者」、台灣女性黃晴美。黃晴美於今（2018）年1月於瑞典過世，而在今（25）日紀念座談會上，黃文雄、鄭自才與各界學者，紛紛談起他們眼中的黃晴美。
「我想很多年輕人跟我一樣，黃文雄、鄭自才的名字都聽過，但黃晴美女士的名字可能是連聽都沒聽過，我們除了知道她是妹妹、是妻子，不知她運送武器在後做了什麼事情……」
共生音樂節負責人之一蔡喻安指出，許多台灣獨立運動中的女性面貌是相當模糊的，而民報前董事長陳婉真表示，台灣女性一直當作配角或是代夫出征，似乎很少有獨立思考，黃晴美作為刺蔣案的「全面參與者」，便是極特殊的存在。回顧黃晴美事蹟，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感嘆：「我們需要這樣的人，該在我們台灣社會越來越多，我們台灣社會就會越來越好……」
犧牲平穩生活支持哥哥、丈夫行刺蔣經國 陳翠蓮：是對台灣的愛與堅持
黃文雄表示，1970年「刺蔣案」發生時，黃晴美從事前偵查現場、行刺當天親自把手槍交到他手上、到之後承擔起一切照顧鄭自才的孩子並試圖做人道救援，她是刺蔣案的「全面參與者」。黃晴美過世後，黃文雄相當悲痛、到今天談話還是會哽咽，但他也說，值得欣慰的是妹妹身為「革命戰士」的角色越來越多人知道了。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表示，她出生在「控制最嚴重的時代」，對於過去台灣歷史所知甚少，直到18歲時看見美麗島事件發生與林義雄碰上的「林宅血案」，才開始慢慢了解過去。1990年陳翠蓮任職於自立晚報時才知道刺蔣案，並於黃文雄流亡回國後才認識黃晴美，說起這段，陳翠蓮依然無奈：「這些事情，我們竟然到30幾歲才知道！」
20180325-424刺蔣案當事人黃文雄25日出席「黃晴美天涯人間紀念座談會」。（顏麟宇攝）
20180325-424刺蔣案當事人黃文雄25日出席「黃晴美天涯人間紀念座談會」。（顏麟宇攝）
憶起黃晴美，陳翠蓮說，她本人個子相當嬌小、身高才150公分左右，說話很溫柔、輕聲細語，讓陳翠蓮至今仍印象深刻：「想說怎麼會這麼厲害，看不出來！她那堅強的意志，這女性的身體裡，怎會有這麼強烈的意志……」
黃文雄說黃晴美為「天生的女性主義者」，對此陳翠蓮也說，黃晴美一生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主動去爭取的，包括去美國讀書，其實還稱得上是黃文雄的「學姐」，比哥哥還要早到美國，而在黃晴美在刺蔣案的角色，更展現其強韌性格：
「戰後女性不只有未亡人，例如二二八的受難者家屬、後來民主運動的『代夫出征』，她（黃晴美）是自己站出來的、主動的，支持自己的哥哥跟丈夫……這是我們現在很難想像的，現在都說犧牲一點自由來換經濟，那時她在美國有不錯的生活，為何願意犧牲家庭生活，來做這種明知就算成功也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事？她一個特別的角色，是對台灣的愛、價值的追求與堅持……」
「刺蔣案」紀錄片因版權問題塵封20年 台大教授盼讓年輕人有機會看到
同樣任教於台大歷史系的周婉窈表示，若要出版一本《台灣人精神史》，黃晴美是一定要被寫進來的前輩：「她是我們的楷模，她作為一個女性，是我們島嶼精神上的一朵美麗的花、我們的寶貝……」周婉窈指出，黃晴美代表的精神是在苦難中歡喜付出、勇敢承擔、一生從未後悔動搖，這種精神是現在台灣社會欠缺的，也是這一輩台灣年輕人應該繼承的。
周婉窈說，她很遺憾這輩子沒有機緣認識黃晴美，但知道黃晴美對台語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後來以台語文進行創作，也聽說她過世前什麼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台語，「這是對台灣最深層的依戀」。
20180325-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25日出席「黃晴美天涯人間紀念座談會」。（顏麟宇攝）
20180325-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25日出席「黃晴美天涯人間紀念座談會」。（顏麟宇攝）
今年1月底，周婉窈和一群碩博士班學生看蔡崇隆導演拍攝的刺蔣案紀錄片，這是她第一次看這支紀錄片，也看見黃晴美在刺蔣案中的身影，深受感動。未料，看完沒多久就看到黃文雄在臉書公開黃晴美過世的消失，讓她覺得相當沉痛。
周婉窈表示，蔡崇隆的刺蔣案紀錄片於1997年問世，因為版權問題無法公開發行，作為一名歷史老師，她很希望本片可以公開發行，如此一來國史館可以收藏，也可以讓更多年輕人看到這支紀錄片，知曉這群前輩的事蹟。
周婉窈說，黃文雄、鄭自才與黃晴美等應算戰後第一代反對黨國的知識份子，她自己與陳翠蓮則算第二代。戰後黨國教育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目前4、50歲的族群受國民黨洗腦教育最成功、最保守，若要打破這般結果，「我們要盡量照顧少年人、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我們『第一世代』的人，繼承他們的精神。」
「今天有很多年輕人來參加，我想黃女士在天之靈也應該相當歡喜……晴美有她的台灣夢，希望能在台灣也能實現。」周婉窈說。
民報前董事長：應建立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觀，台灣人自己的國民英雄
民報前董事長陳婉真表示，她與黃晴美、黃文雄、鄭自才差了一個世代，「他們戰前出生，我戰後，我是被國民黨徹底洗腦的一代」。當年新聞封鎖下，台灣人多半不知刺蔣案，新聞只有一小區以「匪類」稱呼黃鄭兩人，但因刺蔣案發生時陳婉真正在師大讀新聞系，老師有到美國跟訪、上課有談此事，她才開始好奇「為什麼這麼優秀的兩個人要做這樣的事情」，因而慢慢開始政治覺醒。
陳婉真表示，「刺蔣案」是當年台灣一個重大事件，「給蔣經國打槍、逼蔣介石去面對台灣人的問題」，以後續影響而言是成功的，但這事到現在還很少人知道，這相當不應該：「台灣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何到今天沒幾個人知道？」
年輕人不識刺蔣案，更不識幕後英雄黃晴美，對此陳婉真說：「我們自己可能還要再腳步踏快一點，不管在轉型正義或台灣獨立建國……我們現在這個中華民國有多少是不應該，都是統治者亂來的，什麼三二九、什麼一二三自由日，我們要建立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觀，台灣人自己的國民英雄！」
「晴美與我都是台灣追求建國路程中的播種者……雖然台灣把晴美遺忘在瑞典這樣寒冷的地方，但晴美永遠沒忘記台灣。」鄭自才說。刺蔣案經過將近50年，當年仍有許多風雨不為這一輩台灣年輕人所知，今日座談除了追思幕後英雄黃晴美之外，讓這一輩繼續黃晴美的精神、延續其台灣建國的夢想，也是講者們紛紛提及的盼望。
1970.4.24 康乃爾大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蔣經國失敗
2016 年 04 月 24 日 23:31:15 ⋅
twmemory_009745
1970.4.24 康乃爾大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蔣經國失敗
1970年，距離中華民國全面流亡來臺已21年，當時集團首領蔣介石如帝制一般讓兒子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世襲接班，而島內白色恐怖籠罩，冤錯假案不斷，異議份子更是動不動就被整肅處決，社會「一片祥和」。1970年4月，時任政權「行政院副院長」之蔣經國訪美時，於4月24日這天，就讀康乃爾大學的博士生黃文雄持槍嘗試刺殺蔣經國，遭安全人員阻止行動失敗。被打倒在地的黃文雄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事發後引起世界震驚，舉世矚目，動手的黃文雄、協助的鄭自財遭美國起訴，眾人發起募款保釋兩人。本來可能成為臺灣第一位留美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自此展開逃亡亡命天涯，一直到26年後才偷渡回臺公開露面。
延伸閱讀：
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4%BA%8C%E5%9B%9B%E5%88%BA%E6%AE%BA%E8%94%A3%E7%B6%93%E5%9C%8B%E6%A1%88#cite_note-NCCU3-9
黃文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96%87%E9%9B%84_(%E4%BA%BA%E6%AC%8A%E6%B4%BB%E5%8B%95%E5%AE%B6)
----------------------------------
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是1970年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問美國期間，於4月24日在紐約市廣場飯店門口被留學生黃文雄槍擊刺殺未遂的事件。
背景
1960年代末期，台灣獨立組織在美國剛剛萌發不久，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基本上還是以日本為基地。1970年1月1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宣布成立。1月3日，遭國民黨特務重重監控的彭明敏易容潛逃至瑞典並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2月8日，江炳興等人所策畫欲武裝起義革命的泰源事件發生。
1970年初，傳聞蔣中正的兒子，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將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之邀赴美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在得知蔣經國即將訪美的消息後，賴文雄、鄭自財（黃文雄的妹夫）、黃文雄、黃晴美等四個台獨聯盟的盟員暗中決定要對蔣有進一步的行動。賴文雄在2000年的時候這樣回憶這個計劃的緣由[1]：
“ 事實上，蔣經國要來美國之前，先去了日本。當時我們很高興，心想「在日本的同志一定會把他修理掉」，我們就在等；然而他又平安回到台灣。原本我們認為，日本的同志在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及時間上都比較久；在美國成立本部之前，我們一直都是受他們的領導，他們應該會有行動。所以當蔣經國平安回到台灣後，我們開始煩惱了，心想：他來美國時，我們要怎麼辦？還可以不做表示嗎？除了市議員投反對票外，一定要再進一步作秀……。 ”
他們因此決定刺殺蔣經國，以這個行動來向國際社會表達自己的心聲。因為他們在當預官時都學過用手槍。1970年2月28日，負責美國台灣獨立聯盟的海外聯絡人陳榮成，以台灣獨立聯盟的活動經費，於路易斯安那州購得點25口徑Beretta手槍及子彈50發，登記號碼為G42964。1970年3月2日，陳榮成再次購買點22口徑Beretta手槍及子彈50發，登記號碼39442，事後分別由槍店老闆為證人作為證詞。但在1970年4月，陳榮成將槍枝交付給位於紐約的鄭自財時，囑咐這兩把槍械只能拿來做為練習用途，但並不知道這些槍械之後作為暗殺之用。[2]賴文雄提議，用抽籤決定由誰來開這一槍；黃文雄卻表示不用了，就由他來就好。因為黃文雄認為自己是四人裡面唯一未婚、比較沒有家累牽掛的，因此他自願負責開槍。[3]
刺蔣過程
1970年4月18日，蔣經國赴美做為期十天的訪問。在蔣經國訪美之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蔡同榮即致函美國總統尼克森，要求其停止對台灣的援助。4月18日蔣經國抵達洛杉磯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即揭開反對蔣經國訪美的示威遊行。4月20日，蔣到達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時，60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員即手持「我們就是台灣」及「台灣要自決與自由」標語，並高喊口號。同日蔣經國要到白宮訪問尼克森總統時，華府地區台獨聯盟再到白宮前舉行第三次反蔣示威，並散發傳單表明：「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4]
4月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廣場飯店，紐約區的台獨盟員再度舉行第四度示威遊行時，終於爆發黃文雄開槍刺蔣未遂被捕的事件。近中午時分，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他在美國警察與其隨扈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旋轉門門口。就在此時，當時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的黃文雄，突然從遊行隊伍跑出來衝向蔣經國，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讎！」黃文雄拔槍時，一位機警的美方人員迅速由下往上將黃文雄持槍的手托高，因此子彈於蔣經國頭上約20公分飛過，並沒有打到蔣經國，而是射向飯店旋轉門。黃文雄當場被制伏，被壓倒在地的黃文雄大喊：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台灣人一樣地站起來！）見狀上前搶救的鄭自財也被警棍擊倒在地，頭部流血受傷而被送到醫院急救。兩人在被押進美國警車時，仍一直高喊：「台灣獨立萬歲！」[5][6]
後續發展與影響
黃文雄、鄭自財兩人被送到紐約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區警局，並於4月29日被曼哈頓法院起訴。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攜帶危險武器、妨害公務等。鄭自財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四二四刺蔣的槍聲，立即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注目，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各地的電台與各大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大幅報導，同時也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援黃文雄和鄭自財，海外同鄉設立「台灣人權訴訟基金」，各地發起救援募款，以籌措黃、鄭二人的保釋金20萬美元，並分別在5月26日和7月8日將二人保釋出獄。[7]
1971年6月，兩人棄保逃離美國，1971年8月，鄭自財向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不過在1972年6月30日，美國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並於1973年8月8日，遭到美國紐約法院判處5年企圖謀殺罪，5年唆使罪，同時執行。在服刑22個月後獲得假釋，先後定居於瑞典與加拿大，1991年1月，鄭自財回台，被拒入境，6月再回台，1992年以非法入境判處一年有期徒刑[8]；黃文雄於1971年11月潛逃至加拿大，卻從此未曾露面，一直到1996年春季經過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灣公開露面。假如黃文雄當時沒有參與刺蔣案，可能會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社會學博士。[9]
黃文雄日後受訪時表示：
“ 我只是想要重新打開政治的可能性。自己行動之前已經審慎評估與思考，目的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夠打亂當時蔣家接班計畫，重新挑起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當時的高壓統治，為臺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讓人民喘息的空隙。……這是場政治運動，我要針對的是制度而非個人。不該高估他開槍這件事，高額交保費的籌措，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應該更大。[6] ”
台灣史學者李筱峰曾經這樣評論該案對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10]：
“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
“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〇、六〇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〇、六〇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
曾任國史館館長的台灣史學者張炎憲，則這樣評論該案在台灣歷史的地位[11]：
“ 在台灣人長期反對外來政權統治的過程中，從日本時代到目前，可以說不斷有人在追求台灣獨立、台灣人能當家做主。我相信鄭自才、黃文雄在這個事件所表現的，正是台灣人的一種意志，一種對統治者的反抗，不管這個反抗成功或失敗，它都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想法。…… 我想，他們那一代的人為此可說沒有白活，他們在歷史留下一個紀錄，表明了台灣人為什麼要反抗蔣經國？為什麼反抗國民黨？為什麼有這樣的主張？我想後來的人都可藉此反省而把這些經驗變成台灣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
負責購買槍枝並登記於其名下的陳榮成，於2015年出版《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一書，認為不想再「沉冤莫白」，因為負責行刺的黃文雄所使用的槍械是登記在他的名下，加上鄭自財提及：「要證明我有罪，唯一的證人就是陳榮成」，但是他當時積極反對在美國做這種事。陳榮成表示：「之前台獨聯盟的預定計畫是：不排除在台灣島內進行武力抗爭，並不是在要美國進行武力抗爭」、「聯盟同志及各報章雜誌三番兩次對我的汙衊，使我有如啞巴吃黃蓮」、「這30幾年來，一直不託出真相的原因有三，（一）對於鄭自財來說，他的犧牲很大，對我無理的控訴，我也不去計較，以保持台灣人對他的好印象。（二）牽涉到美國法律問題。（三）不顧個人的英雄行為，將台灣獨立聯盟被美國政府列為非法暴力組織。」[12]
-------------------------
黃文雄（英語：Peter Huang，1937年10月2日－），1970年美國紐約市「四二四刺蔣案」的主角，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海外黑名單解禁的最後一人。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財團法人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亦曾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專門負責和人權有關的議題。返臺近年著力於推動人權教育及與人權議題相關之臺灣社會運動。
成長背景
黃文雄生於日治臺灣新竹州西門的林家大厝，外公是福建歷史名人林占梅的後代，父親則擔任過新竹自來水廠廠長。1950年代，中國國民黨政權為了建立權威，實施了大規模的「掃匪行動」，許多實際上並非共產黨員的「匪諜」因此被捕入獄。黃文雄的父親，一個具社會主義思想的公務員，被打成「匪諜」，被捕入獄。
黃文雄自新竹中學畢業後，考上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當時就常問老師《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權利與義務」中基本人權保障和戒嚴時期現實常見矛盾的相關問題。[1]服兵役時駐在馬祖外島「東犬島」（即東莒島），退伍後於1963年曾經就讀政大新聞研究所一年，1964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獎學金，到該校的社會學研究所就讀，1966年則轉到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活躍於當時美國的反戰運動及學生運動[2]。
關於黃文雄早年的事蹟並無太多紀錄，但大概能知道黃文雄是一個靦腆內向的人。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紐約支部支部長的吳木盛，在其自傳中這樣回憶他當時所認識的黃文雄[3]：
“ 黃長得很帥，又瀟灑，又浪漫，還有一隻不離嘴的菸斗，加上那嬝嬝（sic）而上的黑煙，使人感覺他是用詩寫成的一個人。黃很恬靜，我記憶裡沒有他講過話的印象，他的聲音與聲調到現在對我而言還是陌生的。 ”
四二四刺蔣案
主條目：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案
1970年4月18日，蔣中正的兒子，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羅吉斯之邀，赴美做為期十天的訪問，以爭取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在得知蔣經國即將訪美的消息後，賴文雄、鄭自才（黃文雄的妹夫）、黃文雄、黃晴美等四個台獨聯盟的盟員決定刺殺蔣經國，向國際社會表達自己一小撮人的心聲。因為他們在當預官時都學過使用手槍，所以就買了幾支手槍去山上練習。賴文雄原本提議用抽籤決定由誰來開這一槍；黃文雄卻表示由他開槍就好。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四人裡面唯一未婚、比較沒有家累牽掛的，因此自願負責開槍。[4]
當蔣經國抵達洛杉磯、華盛頓等地時，台獨聯盟成員都舉行反蔣示威，並散發傳單。[5]
4月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廣場飯店，紐約區的台獨盟員再度舉行第四度示威遊行。近中午時分，蔣經國的座車駛到廣場飯店參加美東工商協會的餐會。他在美國警察與其隨扈的護衛下登上石階，走向飯店旋轉門門口。就在此時，當時為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的黃文雄，突然從遊行隊伍跑出來衝向蔣經國，喊道：「我們是台灣，在這裡清算我們的血債冤讎！」黃文雄拔槍時，一位機警的美方人員迅速由下往上將黃文雄持槍的手托高，因此子彈於蔣經國頭上約20公分飛過，並沒有打到蔣經國，而是射向飯店旋轉門。黃文雄當場被制伏，被壓倒在地的黃文雄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台灣人一樣地站起來！）見狀上前搶救的鄭自才也被警棍擊倒在地，頭部流血受傷而被送到醫院急救。兩人在被押進美國警車時，仍一直高喊：「台灣獨立萬歲！」[6][1]
刺蔣案後續發展
黃文雄、鄭自才兩人被送到紐約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區警局，並於4月29日被曼哈頓法院起訴。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攜帶危險武器、妨害公務等。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四二四刺蔣的槍聲，立即引起全世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注目，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各地的電台與各大報紙均以頭條新聞大幅報導，同時也掀起海外台獨運動的高潮。為了救援黃文雄和鄭自才，海外同鄉設立「台灣人權訴訟基金」，各地發起救援募款，以籌措黃、鄭二人的保釋金20萬美元，並分別在5月26日和7月8日將二人保釋出獄。[7]
後來兩人棄保逃離美國，鄭自才前往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不過在1972年遭引渡回美國，並被判刑5年，在服刑8個月後獲得假釋，先後定居於瑞典與加拿大，1991年偷渡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未曾露面，一直到1996年春季經過26年的流亡才偷渡回台灣公開露面。假如黃文雄當時沒有參與刺蔣案，可能會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的社會學博士。[8]
黃文雄日後受訪時表示：
“ 我只是想要重新打開政治的可能性。自己行動之前已經審慎評估與思考，目的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夠打亂當時蔣家接班計畫，重新挑起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當時的高壓統治，為臺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讓人民喘息的空隙。……這是場政治運動，我要針對的是制度而非個人。不該高估他開槍這件事，高額交保費的籌措，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應該更大。[1] ”
另外一個目的，則是因當時發生越南戰爭，台灣成為美軍的後勤基地，黃文雄希望藉由刺殺蔣經國，幫越南人民出口氣。[原創研究？]
回台灣推展人權運動
1992年，黃文雄主動找上在歐洲訪問的陳菊，陳菊回台後於《自立早報》刊載〈二十一年生死兩茫茫——喜見刺蔣案黃文雄志士〉一文，台灣人才首次得知黃文雄「別來無恙」。[9]
1996年4月，黃文雄以偷渡方式入境台灣，5月6日公開現身並發表聲明。偷渡入境的黃文雄後來雖被起訴，但勝訴而獲判無罪。
黃文雄反對中國將來民主的統一。他認為因應之道是「努力把民主化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尤其要「建立東方社會市民自我組織」，並表示「將投身台灣的社會運動」。黃文雄曾表示，他返台後花了半年的時間，深入瞭解台灣各地。他除了曾提出「台北≠台灣」的觀點外，也認為必須以人權、民主理念豐富台獨運動的內涵。因此，他選擇以人權運動作為他的主要工作目標。1998年1月，黃文雄當選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由於陳水扁競選期間接受黃文雄的建議，在首次就職演說中列入有關人權政策與人權立法之文字，黃文雄辭去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之職，接受了陳水扁的邀請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陳水扁後來並請黃文雄擔任外交部無任所大使、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繼續為台灣及其他各國的人權運動奮鬥。但是黃文雄發現，陳水扁政府沒有積極推動人權政策，導致一些人權法案被「卡」在立法院；尤其是行政院與內政部提出「全民指紋建檔」一案，明顯侵犯民眾隱私權，甚至在無形之中預設全體台灣人民都是「預謀犯罪者」，加深了黃文雄對陳水扁政府的不滿。2005年5月24日，黃文雄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中國人權協會等人權團體合組拒按指紋524行動聯盟，公開反對全民指紋建檔。2005年6月10日，針對「全民指紋建檔」一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599號解釋，宣告該案法源「《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及以按捺指紋始得請領或換發新版國民身分證之相關規定」暫時停止適用。2005年9月28日，針對「全民指紋建檔」一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603號解釋，宣告該案法源應不再適用。2005年10月，黃文雄辭去國策顧問職位，轉任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
2006年12月4日，黃文雄在台灣綠黨網站發表〈我為甚麼支持綠黨？〉一文，公開表態支持台灣綠黨的理念以拓寬台灣的多元政治光譜，並批評泛藍與泛綠關懷的議題主要侷限於國家認同與省籍差異而非公共議題。[10]
2013年，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首任召集人黃文雄表示，「拆大埔」的不公不義已是全國共識，年輕人突襲蛋洗行政院正是經典的「公民不服從」的表現，如果好好看他們事先準備的新聞稿，就會知道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只有負面的批評，也有正面的建議，而且已經準備好付出法律懲罰的代價[11]。
獲選政大傑出校友
2012年5月18日，政大舉辦85周年校慶及第一屆「傑出校友獎」，時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的黃文雄獲頒傑出校友[1]，但黃文雄未出席領獎，並表示他「本來就對這類東西不感興趣」，不想多談個人，但憂心馬政府主政時期人權倒退。[12]
政大傳播學院副院長陳百齡說，不知何時開始新聞系畢業生名單上「漏列」黃文雄，直到1995年新聞系60周年慶整理資料，發現校友資料沒有黃文雄的名字才補上。黃文雄從被系上除名到成為首屆傑出校友，見證台灣社會走向多元開放。傳播學院頒獎的理由包括「如果沒有那一槍，台灣就沒有後來的民主。」參與黃文雄刺蔣計畫的另一位留美學生鄭自才，其胞弟鄭自隆也在政大廣告系任教；對於黃當選傑出校友，鄭自隆肯定校方心胸開闊。[9][8][13]
「政大新聞教育六十週年紀念」刊物之一的《一步一腳印》一書記載：「本系廿一期畢業系友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前開槍狙擊當時訪美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犧牲生命，更不論學位、婚姻和前途幸福，可憐至今仍然埋名漂萍天涯。」
新聞系主任林元輝說，黃文雄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人權鬥士，台灣當前的民主自由，是黃文雄等多位人權先驅革命換來的結果，獲頒首屆傑出校友當之無愧。[12][9][8]該系在推薦事蹟上肯定其貢獻如下：
“ 一、長年在海外與國內行事民主與人權運動，知行合一，不計毀譽，特立獨行。一度擔任國策顧問，戳力推動人權立法與人權政策；理想未能實現時，於領導反對全民指紋建檔一役成功（大法官599、603號解釋令）後，毅然辭職，不受挽留。 二、回國十六年來，以促進公民社會為職志，以「全職公民」（full-time citizen）自勉，參與社會運動及人權運動，於串聯國內社運與國際社運、橋接人權立法與國際規範，以及培養新世代社運工作者等，著力尤深，堪稱公共知識份子之範例。 ”
台灣戒嚴史專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所教授李筱峰說，蔣介石曾任政大校長，校方能跳出政治意識形態，值得肯定。因政大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有網友稱「黨校進步了」。[12]
---------------------------------------------
專文 刺客 畫家 建築師──鄭自才的繽紛人生
www.msn.com查看原始檔
「我用二種方式表達對台灣土地的愛，六十歲以前以行動捍衛她的主權、獨立與尊嚴，六十歲以後用筆畫出她的脈動、色彩與溫度。」
這是鄭自才在台中市港區藝術中心，以「畫我山川」為名的油畫展畫冊中的自我描述。
展覽會場中冠蓋雲集，氣氛熱烈，很難讓人把這場景、這主角、這參加者中的許多人和街頭衝撞、被抓被關、被阻絕於國門等事件聯結在一起。
事實是來賓中有曾是黑名單的謝理法；曾坐過政治牢，在獄中當選縣議員的前立委陳文輝；有東海大學早年的環保健將林碧堯老師；來自南投的吳弘昌醫師；有民進黨早年的黨工幹部，還有好幾位街頭衝撞的基層朋友．．．。
所有這些人的以往所作所為，都遠不如鄭自才當年行刺蔣經國來得「勁爆」。
那是發生在1970年的「四二四刺蔣事件」，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美，由於美國已打算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而蔣介石正安排蔣經國的接班問題，美方對蔣經國的來訪特別予以禮遇。
鄭自才（本名鄭自財）和台獨聯盟內部同志商議，想要借由槍殺蔣經國，打亂蔣家的接班順序，但前一天晚上聚會時，他的妻舅黃文雄說，他還未婚，即使被抓或被打死，影響層面較小，因而決定由黃文雄開槍，可惜當黃文雄舉槍的剎那，被旁邊的守衛人員發覺，把他的手往上托，蔣經國逃過一劫。在旁負責掩護的鄭自才，看到被警察壓制在地上的黃文雄，本能的衝上前，立刻被打昏頭，破碎的眼鏡劃傷臉部，滿臉是血，兩人同時被補。
四二四事件是台灣人反國民黨運動中最激烈的一次事件，雖然在國內新聞被封鎖，卻在海外引發許多留學生熱情捐輸，設法將兩人保釋出來。卻因時任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以保護組織為由，把大筆用於營救兩人及協助二人家庭生活的費用，轉作為聘請知名律師，辯護兩人行為和組織無關，因而造成台獨聯盟的大分裂。
鄭自才說，由於當時蔣家和美國及日本的伙伴關係，以往曾有獨派留日學生被蔣家強逼遣返台灣坐牢的先例，因此，兩人在保釋後，評估在美國坐牢的安全性堪慮，另一個理由是，逃亡越久，可以讓這股台獨的張力持續延伸下去。事後證明的確有發揮這一層作用。
他第一站逃到瑞典，很快得到瑞典的政治庇護，也取得出國旅行的證件，他認為如此一來，現身應無問題，想不到美國果真在國民黨的壓力下，強勢要求瑞典政府將鄭自才引渡回美國受審，雖然經過瑞典友人的強力抗爭，動員許多人躺在機場跑首企圖阻止鄭自才被引渡，終究還是失敗。
為了這個案子，他總共在瑞典、英國及美國等國家坐過牢；1991年他在郭倍宏的遊說下，沿用「陳婉真模式」翻牆回台，在台中忠明國小操場的一場「叛亂餐會」上現身，整個行程保密，連他太太吳清桂都不知情，一直到他出現在眾人面前時，吳清桂在台上又驚又喜，又是哭又是笑，場面至為感人。
刺蔣事件的第二年，他的母親在台南被不明人士以摩托車撞成重傷，路人看情況嚴重，趕緊將她送醫，奇怪的是，醫護人員遲遲不來搶救，最後傷重不治，令人懷疑是情治人員安排的政治車禍，但因當時氣氛肅殺，家人不敢張揚，母親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回台灣後，他又因違反國安法坐了一年的牢，總計一生中為了台灣故鄉，坐了四個國家的黑牢，此事人間少有。
© 由 民報 提供 有人說，革命者總是生性浪漫，或許就是對於美的追求與執著，抵死也要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苗栗著名的華陶窯窯主陳文輝也是早期黨外健將，兩人特別在鄭自才彩繪華陶窯的油晝前合影。
出獄後，他也曾有參選的打算，終因長期在海外，在民進黨的派系生態中他毫無空間，反倒是在獄中參加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設計時，獲得首獎；接著也承接了一些大型景觀設計案，著名的如花蓮鯉魚潭的景觀樓，及台東鹿野高台的大型木造涼亭等，都是他的作品。
建築是他的本行，就讀成大建築系時，素描是必修科，他的素描及油畫老師是著名的前輩畫家郭柏川先生。因此，六十歲之後，他開始拿起畫筆，而且越畫越有心得，他走遍全台各地，上山下海，到處畫畫，畫出他對故鄉的愛，也畫出他色彩繽紛的精彩人生。
-------------------------------------
畫出對台灣的愛 鄭自才展110幅作品
nr.news-republic.com查看原始檔
當年曾經參與刺蔣案的台灣油畫名家鄭自才，睽違5年，再次開畫展，一共展出110幅作品，擅長利用對比色作畫的他，用畫筆畫下對台灣的愛，希望讓大家都能因此更愛、更疼惜這塊土地。
晨曦中，玉山被朝陽，照耀的一片金黃，強烈的對比色佈置，獨特的光線和立體感，透露出對台灣的特殊情感．。
畫家鄭自才：「因為台灣的光線很強，陽光相當耀眼，所以看到的風景都很清楚，輪廓業也都很清楚，要表現出這些特色，就是要用比較強烈的色彩。」
不管是開滿櫻花的草山，還是瀕臨太平洋的龍洞斷崖、三芝梯田、花東縱谷，共展出110幅，全都是他這些年來上山下海，辛苦紀錄下來台灣各地的美景。
畫家鄭自才：「希望將台灣美麗的事物，介紹給我們台灣人，自己了解自己的土地，感覺我們的地方很漂亮，我們可以更珍惜這片土地。」
1970年曾參與刺殺蔣經國案的鄭自才，原本在紐約當建築師，返台後卻開始投入油畫創作，用畫筆，豐富的色彩，盡情揮灑對台灣母親的情感脈動。（民視新聞許佳詩台中報導）
【黃文雄先生著作部落格專區，歡迎點閱！】(1) Facebook https://bit.ly/3rr7ZsF
元旦打電話給黃文雄先生，得知他在去年跌倒，目前走路有問題，感到很愧疚。去年忙到天昏地暗，很多應該做的事都沒做，包括親往或打電話向前輩請安等事。
當然，最覺得愧疚的是，一直沒好好整理黃文雄先生的文章。黃文雄先生要朋友叫他Peter，他也以Peter行於社運界，所以以下就直呼此名。作為1970年紐約刺蔣案的主要主角，Peter有二十多年生活於「地下」，亡命天涯，過著隱名埋姓的生活，1996年公開在台灣現身，至今他寫的文章並不多，但每篇都有很深的思考在裡面。他說，他的文章散在各個地方，而他常被問同樣的問題，如果文章能集中起來，他就可以向來訪問的人說哪件事請看哪篇文章。 黃文雄先生著作與資料 | 臺灣與海洋亞洲
當時「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放了一篇Peter的文章，我就說，那讓我來放到這個部落格吧。Peter於是寄來文章的電子檔，我向他要照片，他寄來幾張，但後來沒能再提供更多照片（亡命天涯者哪來濟濟相片？）。我做事有點龜毛，總是想說等照片稍微齊全再來整理到部落格。由於照片一直無法取得（也間接請Peter的朋友提供），加上忙，只整理二篇就擱著。2021年年底想說不能再拖下去了，至少文字先出來，照片以後再補上。到昨天為止，新增四篇，總共七篇。
篇目如下（按照目前在部落格的顯示的順序）：
〈刺客的老爸（附錄：刺客的阿母）〉 黃文雄先生著作與資料 | 臺灣與海洋亞洲
〈黃文雄答覆鏡週刊「刺蔣」八項提問的文字稿〉
〈雖小尤強：我的鬥士妹妹〉
〈東犬島一九六三〉
〈刺蔣──為了打破國民黨威權統治超穩定結構〉
〈刺蔣五十周年民族誌〉
〈謝聰敏，一位「創造性受難的老兵」〉 黃文雄先生著作與資料 | 臺灣與海洋亞洲
照片多所重複，實在沒辦法，等以後再增刪。
Peter在《大法官，給個說法！2》一書中有兩篇文章〈國安法就人民入出境須經許可之規定違憲？〉與〈人民資訊自主權保衛戰的第三戰役〉，關係到大法官的兩號釋憲，因為沒有電子檔，需要較多時間處理。Peter也囑咐我將1970年4月25日《紐約時報》報導的原文和中譯放到這裡來。我會陸續找時間做，希望不要拖太久。
如果Peter不去刺蔣，當時能讀名校（Cornell）社會學博士的台灣人非常少，他若學成歸來，可能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社會學博士，說不定今天是一位走在台大椰林大道的著名退休教授。當然若這樣想，就不會去做這驚天動地的大代誌。如果台灣有青史，黃文雄被紐約警察壓在地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將永遠提醒我們的子子孫孫要挺直活著。
網頁連結放留言欄（臉書新潛規則？QQ） 黃文雄先生著作與資料 | 臺灣與海洋亞洲
照片：擷自1970年4月25日New York Time頭版。黃文雄先生著作與資料 | 臺灣與海洋亞洲 https://bit.ly/3GFktTQ
(1) Facebook https://bit.ly/3rr7ZsF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