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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2日 星期五

明清為何沒有爆發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可以分成前後兩期，初期（1733-1828）是利用水力進行自動化的紡紗，並行銷全球；後期（1829-1873）是利用蒸氣動力和鐵軌加速國內交通運輸，並且使全國資源與國際資源連結上全球市場。
就前期工業革命而言，明清的江南不但具備有許多不亞於英國的條件，甚至有所過之；如果當時江南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也許它就會成為全球工業革命的起點。

英國初期工業革命大事記
忘記下圖的原始資料來源了，重要的是它把工業革命的技術發展與所需的制度性配套較仔細地整理出來了，也讓我們看到紡織業的工業革命可以完全仰賴水車動力（江南富有的自然動力），而不需要跟優質廉價的煤鐵礦區連結（江南缺的能源動力）。

表一：工業革命分期與制度性配套
要說明第一期工業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的興起）跟煤鐵礦無關，我們需要底下的大事記：它把發明紡織飛梭的1733年當工業革命的起點，縷陳 1733年到1829（英國鋪設全球第一條鐵路）之間的技術發展過程。

1694 英格蘭成立第一個中央銀行
1708 Jethro Tull 發明播種機，促進農業技術發展（有能力產出多餘糧食，為工業發展作準備）
1712 第一個商用蒸氣機，汲取煤礦坑的水（不是為了紡織業的工業革命）
1733 James Kay 發明 Flying Shuttle，提升紡紗效率
1764 James Hargreaves 發明 Spinning Jenny, 每個工人可以同時訪八條紗
1769 Richard Arkwright 把紡紗機接上水車動力，
同年瓦特發明蒸氣機（用作礦坑汲水，而非火車動力）
1774 Samuel Crompton 將紡紗機與織布機整合為一體，且以水力為動力（可以把工人完全取代掉，因此英國工業城的勞動力市場開始往資方市場傾斜，勞工的工資與勞動條件開始惡化）
1779 第一個以蒸汽為動力的全自動紡紗機
1790 Richard Arkwright 把規模龐大的工廠從水車動力改為蒸氣動力
1799 英國通過 Combination Acts，禁止組工會來爭取工作條件（意味著工作條件惡化到難以忍受）
1801 Richard Trevithick 在 Camborne 街上展示蒸氣動力車輛
1811 Luddite 黨人開始咂毀工廠機器（工人失業與工作條件的惡化已經無法忍受）
1812 英國通過立法，規定咂毀工廠機器的人要判死刑（這表示工人的反抗已經普遍到引起社會不安，也表示英國的一部分傳統貴族已經從土地所有者轉型為新興紡織業的資本家或合夥人，因而有能力促成國會立法）
1815-1846 英國通過穀物法，對進口穀物課稅，使得穀價維持在高檔（擁土地自重的傳統貴族從中得利，賺取「經濟租」，表示英國傳統貴族與新興資本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但工人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

假如我們把「資本主義的興起」看成「勞動力市場向資本家嚴重傾斜，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同時出現（成對偶組）」的時機（1811左右），那麼英國資本主義的初具規模（或誕生）之日，正巧是她完成初期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造成生產效率的激增，以及失業與勞動條件惡化的開始）的時候。
但是，上面的大事記讓我們看到：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都不需要用到優質而廉價的煤鐵礦。
這下子我們更加必須跳出傳統論述（英國因為煤鐵質優而價廉，因而具有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認真思索「全球第一個紡織工業革命為何不在中國的江南」。

江南缺質優價廉的煤鐵？
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梁柏力的一份簡報裡，他檢視了許多被提過的因素，諸如儒家傳統輕視科技、科舉制度禁錮了知識份子的思想、中國有工藝而沒有科學、中國人依賴經驗而不重視實驗、傳統中國缺乏發明專利，以及中國勞動人口眾多因而不需要機器等因素，並舉證據予以一一質疑。
言簡意賅地說，儒家思想並沒有壓抑科學發展之必然性，但是儒家「利用厚生」的思想卻有利於技術的發展（所以有李陽冰父子的都江堰），而技術發才是紡織工業與鋼鐵工業的核心，因此沒道理說儒家思想壓抑工業革命。清朝的西化以引入西方技術開始，且毫不受梗阻，就是一個佐證。
此外，歐洲科學思想與實驗精神之發展，雖是第二次工業革命（1875年起的電氣化與重工業）的先決要件，卻與紡織工業無關，也與鋼鐵工業之關係也甚淺。
梁柏力另外審視1600-1850年江南棉紡織業與其他輕工業的發展規模，發現其規模遠大於同時期的英國。
最後，他認為：江南輕工業發達而重工業無法發展，關鍵問題在於江南欠缺優質而價廉的煤鐵。
然而，如表一與上節所述，優質而價廉的煤鐵雖然是發展鋼鐵工業與鐵路的必備要件，卻非發展棉紡工業之所必須。此外，若沒有棉紡工業先行，只靠英國海防與跨海戰爭的軍需工業，雖然可以帶動鋼鐵工業的成長（甚至包含蒸汽動力的船艦），卻無法帶動鐵路工業的發展。
因此，很難用「欠缺質優而價廉的煤鐵」來解釋江南紡織業為何不自動化（紡織工業革命），而只能用它來解釋何以江南欠缺重工業。
那麼，江南富庶，輕工業發達，棉紡業規模是英國的三倍，且有水利之便與豐富的水力動力，為何卻沒有發展出自動化的棉紡業（工業革命前期）？

江南缺的是制度與金融體系？
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 Robert C. Allen 在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一文中主張：英國之所以會在歐陸率先啟動工業革命，是因為英國煤鐵質優而價廉，與工資的相對比值居歐洲最低（見下圖），以能源代替人力獲利最大，而為英國工業革命提供最強烈的「牟利」動機。

原出自 Robert C. Allen 前述論文
但是宋李健在「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全球视角的内生分析模型」一文中引述 Clark和Jacks（2007）的觀點來質疑Robert C. Allen 教授的觀點：是紡織工業的革命帶動鋪設鐵路與廉價煤鐵的需要，而非廉價煤鐵促成紡織工業的革命。
此外，宋李健還質疑了其他幾種傳統的解釋。
首先他質疑制度（私人財產權、資產階級主政與金融體系）說：「如果说是政治制度带来重大技术变革，那么工业革命更应当发生在荷兰（第一个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而不是英国。」
其次，他質疑市場成熟度的問題：如果說是市場機制的成熟度，則中國高於同時其的英國，「按照这种观点，工业革命应该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英国。」
此外，徽商在明神宗時當鋪開設遍及江北，明末清初活動更遍及全中國。以此推之，中國的金融體系之完備也絕非科舉與儒家思想所能制約。
那麼，江南沒有棉紡工業的自動化，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江南到底缺什麼？
放下煤鐵問題，再回來看英國紡織工業革命的核心，它就是「以機器（和水力）替代人力」，它的出現需要三大要素：（1）農業革命使使糧食增長率高於人口增長率，一部分人力被從農地釋放（配合圈地運動），先進入手工業（促成城市發展與中產階級興起），再進入紡織工業；（2）紡織業的國內外市場龐大且穩定（國內是中產階級興起，國外是歐非美三角貿易），足以長期支撐大型的專業工廠，而不虞滯銷；（3）市場擴張速度超過勞工人數成長率，使工資成長迅速，「以機器替代人力」有利可圖。
江南的紡織業是英國同時期的三倍，上述三條件中最關鍵的差異在於江南的勞動力太便宜。而勞動力太便宜，關鍵在於人口激長。
根據宋李健轉述 M. K. Bennett（1954）的研究，中國人口增長率在1600年以前穩定地保持在10%，卻於1600年開始激增，到1700年時將近50%，1800年時更接近60%（清朝為1616-1912）。
激增的人口源源不絕地從窮困的農村和災區往相富庶的江南移動，他們所索取的費用極端低廉，使得「用機器（和水力）替代人力」毫無誘因或誘因不足——省掉的人力費用不見得高於建造機器的費用，就算必須要冒市場變動的風險，也還是不划算。
另一方面，明朝的人口可能已經濱於土地供養的極限，而清朝治下前兩百年內人口激增，速度至少抵消掉糧食增產速度，使得資本累積與普遍的消費能力無法充分提升，連國家的財政都捉襟見肘，更何談「廉價資本」、「資本累積」和「資產階級」？
如果明清的江南是個獨立的國家，如同以海而對外隔絕的英國，使得江南以外省份的勞動力無法向江南移動，故事可能會改變成這樣：江南以其富庶累積出額外的資本和糧食，使得城市、手工業與輕工業迅速發展，工資也日益上升；為了在工資漸漲的情勢下持續供應周邊省份的紡織用品，只好以自動化機器取代人力來擴大利潤。
換個方式說，如果英國與歐陸緊鄰，當英國工資上漲時歐陸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可以輕易地移往英國，或許英國的工業革命也不會發生。

結語
以往大家都是從「江南缺什麼」來尋找「江南為何沒有紡織工業革命」的答案，反諷的是，真正該問的或許是「江南不缺什麼」——江南不缺廉價勞工，所以不需要工業革命；英國欠缺廉價勞工，所以需要工業革命。
更完整地說，英國先是靠農業革命、城市興起與海外市場帶動紡織業的規模擴大；接著因為海外市場擴張速度超過勞動力成長速度，以致缺廉價勞工，而導致紡織革命；紡織革命（帶動對鐵路運輸的需要）與歐陸的「圍堵拿破崙戰爭」帶動煤鐵的需要與鋼鐵工業的發達；鋼鐵工業與紡織工業的發達使得對工人的需要下降，以致工資開始下降並使工人處境惡化，才產生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
紡織工業革命與鋼鐵工業的興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會條件，但是我們過去談工業革命時卻把兩種工業革命混在一起談，因此無法徹底釐清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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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讀後感1—東西之分
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的作者是Ian Morris。
書的一開頭是個很有趣的假想景色。1848，清朝戰艦駛入泰晤士河，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碼頭以戰敗國領導者的角色，恭迎天朝上賓。

簡言之，就是把鴉片戰爭英勝中的歷史反過來寫。變成是中國派出遠洋艦隊把英國打敗。

這是一個”另類歷史途徑”。我們太常理所當然的以為，中國在18、19世紀積弱不振，就是一個王朝走到末年虛弱的表徵。沒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累積的結果。

這本書要討論的是，為什麼現在是一個西方領導的世界。

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有兩派主要的解釋，一是”古早決定論”。這派說法認為西方有某種先天上的優勢。有的強調歐洲先天上的地理或資源優勢，更多的是強調文化方面的優越。譬如延自希臘傳統的理性、創新與自由概念。

另一派說法則是”一時碰巧論”。這派認為，英國在一連串因緣巧合下，改良了蒸汽機，開始了工業革命，於是拉開與東方的差距。只要英國的運氣差一些，中國的運氣好一點。歷史就會是完全相反的局面。

兩派爭論不已，無法妥協。

這本書的作者試圖以最宏觀的歷史角度，來判別東西之分的起因。有多宏觀呢?他從人類的起源講起。

在公元前41萬到67萬年間，東方有北京人，西方有尼安德塔人。這兩種人猿有顯著差異。但並不是說現代東方人是北京人後代，也不是說西方人是尼安德塔人後代。在公元前7萬年，全新人種，智人，走出非洲，往歐亞大陸移動。在過程中與尼安德塔人交配，成為現代人類的始祖。現代人，從法國到中國，都含有1%到4%的尼安德塔人基因(非洲人除外，非洲人沒有尼安德塔人基因)。

這是作者討論種族差別的方式。他不認為，種族優越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應該否認的說法，所以就直接否決它。他要正面迎擊，用科學證據解釋，東西差異，不是來自於人種上的優劣之分。東西方的祖先，這個起點是一致的。

在人類祖先離開非洲之前，沒有東西之分。那要從什麼時候才有這個分別呢?

智人在全球各地發展出幾個農業中心。包括位於西亞的丘陵兩翼(Hilly Flanks)，中國長江流域、印度河谷和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魯。

在西元前8000年，丘陵兩翼的農業社會已有顯著發展，東西已有分別。書中所指的西方，指的是由丘陵兩翼這個原始農業社會傳承下來的社會。它們的傳承是蘇美、埃及、希臘、羅馬、歐洲、美國與紐澳。

東方則是由中國農業中心傳承下來的社會。

所以書名，西方憑什麼，所問的其實是，為什麼丘陵兩翼的後續社會發展，會勝過中國、印度、中南美洲的發展。

他們到底做對了什麼，或是有什麼因素促成這樣的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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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憑什麼》（雅言出版）是一本好看的「大歷史」。在英語世界，千禧年之前這類書的熱潮便已興起。起先可能是應景，可是20年來書越出越多，毫無退燒跡象，也許反映的是真實感受：我們對現實不滿、對未來焦慮，反思歷史是想窺伺未來。除了歷史學者，其他領域的專家也參與了這股反思熱，例如生理／生態學者戴蒙的《槍砲病菌與鋼鐵》，動物學者瑞德里的《世界，沒你想像的那麼糟！》，不但顯示這是普遍的感受，也表示我們面對的歷史變局似乎無法依賴傳統學科規劃提供認知架構了。

用不著說，大歷史的敘事焦點多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史實，例如最近500年的世界史是「西方興起」的故事，不折不扣，無計迴避。不過，西方為何能興起，進而主宰世界，倒有很大辯論空間，成為說不完的故事。《西方憑什麼》企圖解答的，就是這個問題。作者莫里斯是考古學家，專長是地中海上古史。地中海世界是西方文明的搖籃，由他來說西方興起的故事可說本色當行。

莫里斯的大歷史敘事，最有新意的是他的動態史觀。首先，他指出人類大歷史的三大變數為生物學、社會學、與地理。生物學指人的生存／生殖需求；社會學指人為滿足需求而發展出的社群組織模式；地理則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環境，包括自然與人文。其次，莫里斯認為，在歷史過程中，這三個變數會相互影響，進而改變各自的意義。例如人口增長對糧食生產與社會組織都是挑戰，而新的經濟模式與新的技術甚至能改變地理的意義。

對莫里斯而言，地理還有一個意義：它決定了人類最近一萬兩千年歷史的格局──東方與西方分別發展，終於相會。中東與東亞分別是麥與米的原生地，農業、複雜社會、文明都在那裡誕生。在新石器時代，米與麥的交流即已發生。進入歷史時代後，東與西的接觸一直沒有發生哪一方「支配」的結果，直到19世紀。

200年前，西方憑什麼成為支配全球的霸權？

莫里斯的歷史解釋依賴兩個原理：發展的弔詭與後發先至。莫里斯認為社會發展必然會創造無法預見的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機會決定了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而先進地區的核心社會要是無法解決發展問題，周邊的落後社群便有機會迎頭趕上，甚至領先群倫。馬其頓征服希臘城邦，羅馬興起、獨霸地中海世界，都是大家熟悉的西洋上古史實例。在西方，核心地區由中東一直向西北歐移動，更是顯著的歷史趨勢。西北歐本來是距離中東、地中海東部核心區域極為遙遠的邊鄙，居然成為大航海時代的前進基地，創造了史上第一個全球霸權，誰能預料呢？

莫里斯以他設計的社會發展指標（社會所能動員的能量）提醒我們：西方占地利之便，首先發展出農業、複雜社會、文明，一直領先東方。但是東方逐漸崛起，縮短差距；西元6世紀中（隋代之前），東方後來居上，領先西方達一千年以上，直到18世紀末。可見現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並不是注定的命運。

至於西方稱霸全球的祕密，一言以蔽之：工業革命。莫里斯並沒有提供新鮮的點子。他認為工業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國自行發生，也不新鮮。他的新鮮點子是：他相信他所勾畫的東西歷史大勢，不會因英雄或狗熊而發生變化。哥倫布低估了地球周長，相信他的金主是笨蛋。明朝高官銷毀鄭和的航海紀錄，反對再派人出洋，才是合理決定，因為中國是自給自足又富裕的經濟體，遠洋貿易無利可圖。工業革命要是不發生在英國，也會發生在西北歐其他國家。

本書的弱點可能也在這裡。假如我們讀史是期望找到實用的教訓，就必須討論英雄、狗熊的決定與後果。對於中國崛起戒慎恐懼的國家，以及企圖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的中國，尤其不能忽視過去的笨蛋犯過的錯誤。以莫里斯的邏輯而言，在現代世界中「速度」扮演的角色史無前例，禁得起多少笨蛋折騰？

不過台灣的讀者也許會對莫里斯的「英雄、狗熊不相干論」別有會心。根據美國已故歷史學者吉柏特（Felix Gilbert）的分析，西方史學在16世紀上半葉發生了轉變。原先歷史只是修辭學的一部分，旨在提供人事楷模，不在考訂事實、尋求解釋。16世紀初，義大利佛羅倫斯建立共和政體的失敗經驗，使人文學者覺悟：歷史是支配人事的獨立力量，無關個人的意志、人品、才智。這一覺悟在中國，有分教，曰：究天人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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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西方憑什麼〉一書有感
2015/03/11 21:54瀏覽4,283迴響10推薦13引用0

史丹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摩里士(Ian Morris)這本大作，文字淺白、幽默，旁徵博引，又盡顯作者知識淵博、視野宏大。討論的議題又極關重要，涉及東西方之間的優劣勢的比較及原因解釋。這本書很可能會是十年內最重要的、引起廣泛討論的學術著作。事實上，聽說大陸的高層非常重視這本書，已經有許多高層官員讀過這本書。

這本書的主旨大略介紹如下。作者指出，歷史有其法則。要解釋歷史演變，可借取生物學、社會學與地理學方面的理論。關於為什麼西方對東方有優勢，他既反對偶然說，也反對古早決定論。他認為，西方（包括西亞、埃及、歐洲與美洲）發展長期領先東方（東亞）。而這種領先優勢，主要不能從生物遺傳特質來解釋，因為東西方的人同是源於約7萬年前從東非出走的智人，東西其實同源，所以並沒有物種上的差別，差別主要是要從地理因素來解釋：西亞在約西元前9500年時開始逐漸進入文明時期，而東亞約晚2千年，原因是當時西亞（丘陵兩翼---約近一般所稱「兩河文明」，不過似較偏北）出現較適合馴化的可食植物與可馴化為肉食或畜力的大型動物，如牛羊豬等。其他地方缺少同等優越的地理條件。東亞可能擁有僅次於西亞的優越地理條件。美洲、澳洲均不及。

雖然西亞首先發展，但是，並非同一地區始終領先，而可能出現周邊後發優勢。他們可能在落後的情勢下，努力尋求克服困境，而改變地理條件的意義，由劣勢轉為優勢。所以，在西亞之後，陸續出現其他西方文明中心，如希臘、羅馬、西歐、美國。以英國為例，開始時因為遠離希臘，所以因為偏遠而落後。但是當人們可以航行於大西洋，前往美洲汲取資源，英國的地理劣勢遂轉為優勢。

摩里士強調「後發優勢」的歷史作用。這大概也就是他所謂的社會學因素。他指出，西方長期發展領先東方，但是中間有一小段期間例外，就是中國唐朝到清中業的1千2百年間。在這段期間，東方領先西方。但是，在1800年以後，西方又再度領先東方。至於由今往後，東方與西方究竟何者勝出，摩里士並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強烈暗示說，東方也有可能再度勝出，憑藉「後發優勢」原則。

我除了欣賞摩里士的文筆與淵博知識外，大體也同意他的基本論點。我同意西方長期領先東方的說法，也同意領先原因主要是地理條件的優勢。我也願意同意，歷史演變從長期看是存在法則的，而關於「後發優勢」的說法，大體也能說服我。不過，我還是有兩點不盡相同的意見。

首先，我認為愈是到晚近，譬如近五百年間，社會文化結構（包括價值觀、倫理、組織型態等）的因素愈發重要，其歷史解釋力愈強。也就是說，並非七萬年來，或一萬二千年來，歷史法則完全相同，而可能有前後期變化。

再者，摩里士特別強調三種人性的作用：懶、貪、懼。他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來源。我雖然也大體能接受這種說法，但是認為可能還應該加上另外一或二種人性特質。譬如，一個可能是毀滅慾望。按照佛洛伊德的說法，人性中有生之本能，卻也有死亡本能。後者表現為攻擊、毀滅的慾望。這種論點雖然極不討喜，但我卻仍然偏向大體相信。

如果人不是有毀滅的慾望，歷史上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的戰爭、屠殺悲劇。恐怕至少有一部分人會在屠殺中得到快感或某種莫名的滿足。試看高棉在70年代內戰時候的表現，內戰死亡人數超過百萬，幾乎是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非洲盧安達同樣也在90年代的內亂中屠殺死亡約近三分之一人口。中國近代的內外戰爭中又何嘗沒有屠殺？「南京大屠殺」只是中國近代戰爭屠殺中的一個場景。

當然，也許我們可以再加上「愛心」作為人性中重要而又比較正向的驅動力量。或許，愛與毀滅同時考慮的作用抵銷結果，恰使摩里士決定放棄討論這兩種特質，以期精簡其論述。不過，我還是覺得，考慮人性中的攻擊或毀滅慾望，能使我們更多理解人際衝突悲劇的起因。而這些衝突悲劇則是人類歷史經驗中非常重要的、無從逃避討論的環節。

另外，可能有許多人對於摩里士區分東、西方的方式不同意。我對此倒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意見。我認為他的東、西方分法可接受。不過，他似乎沒有給出一貫的區分判準。如果強調東西方的區分是依地理判准，「西方」未免空間範圍太廣。如果說是因為這個西方有著一貫的文化傳承，那又太強調文化的意義，似乎有違作者本來強調的面向（非文化性歷史解釋）。依我的想法，作者或許不需要去強調非文化性的歷史解釋觀點，反而可能通過文化傳承這件事來進一步突出東、西方的不同特質。

我不知道摩里士是否希望透過這本書暗示以下的預測：西方即使在未來短期間落後東方，美國可能在戰爭中敗給中國，但是，西方最終還是會長期勝出，中國最後仍將雌伏於美國。

我認為有以上的可能。而這種暗示背後的意圖或許是要建議中方，應該力圖避免與美國之間爆發戰爭。

我不知道摩里士寫書的真正意圖，更不知道意圖是否出於對東方（中方）的善意。不過，從我個人的立場，我也認為中國應該極力避免與美國爆發戰爭，而且應該極力與美國建立親和關係，這樣才會對大家都好。基於此，彼此間在解釋許多事件意義的時候，都應該要小心，並且努力正向看待對方的行動。而目前的實際情況卻似乎是相反，也因而令人憂心。

正向看待對方、看待他者，當然不是要自我愚弄、自我催眠。但是，至少要避免被過去的不愉快經驗所束縛。不愉快經驗，其實未必都是出於對方或他者的惡意傷害行動，而可能有著因為自身的主觀與諉過而扭曲了的歷史解釋。先讓自己解脫主觀心理束縛，才能帶來自身與他者共同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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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西方憑什麼》
作者：伊安‧摩里士
出版社：雅言
出版日期：2015年3月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人類系教授。考古學家，原先專攻地中海地區的考古學與古典研究，近年進一步從考古學的基礎專攻全球史，並試著提出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的理論。
本書《西方憑什麼》即是其近年全球史研究的大作。原書出版於2010年，是一本750頁的大著，雖然書名是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但全書的問題意識，更如同其原書副標題所示，是探究「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原書出版後旋即在2011年已有中國的翻譯版《西方將主宰多久》出版，臺灣的中文版《西方憑什麼》於今年出版。
作者在本書的第三章〈什麼算領先？什麼算落後？〉解釋其全球史的分析方法，特別是用以作為社會發展指標的測量方法，並在原書末的附錄〈社會發展指數：幫助我們看清歷史的基本輪廓〉加以解釋。可惜臺灣版並未將此一附錄譯出。作者的全球史歷史發展模式的建構方法與理論，另在201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書《測量文明：社會發展如何決定了國家的命運》（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如同作者後一書中所言，這兩本專著構成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模式的全球史研究的雙翼，一是歷史敘事，一是理論。
若摘要地說明作者的方法，即是使用共同指標，將人類自古人類演化至今的社會發展，加以測量並以量化的方式綜合給分。其基準點是2000年的當下，以四個共同指標：能量取用、組織能力（城市規模）、資訊處理，以及戰爭力，分別逆向地評分，並以「西方／東方」的比較格局綜合四項指標的積分，畫出一萬六千年以來的東西方社會發展走勢圖。基於此萬年來的社會發展走勢圖，作者指出一萬六千年來，九成以上的時間都是西方贏過東方，期間「東方在六世紀中葉超越西方，西方在十八世紀末又重新領先」。這兩次交叉點，東方是歷史上的唐宋盛世，西方則是工業革命。
這些適用範圍從人類遠古的演化歷史到今日的資本主義時代的量化歷史，作者試圖避開以往類似作品常見的西方中心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文化偏見，尋求跨越時間空間與人文差異的普遍客觀的社會發展的量化標準，用作者的話來說，即是「以完全無涉人文的物質力量來講是『西方憑什麼』」的問題。至於所謂無涉人文的物質力量，作者基於人類普同的生物學與社會學原則，即「貪懶懼法則」（全人類共有的生物學演化特性）以及「發展弔詭法則」（社會越發展，及產生進一步發展的阻力的發展天花板，結果要不是崩壞，就是在壓力下創新），這些通則是針對人類全體不分時地一體適用，但地區的差異則必須根據地理學原則（地理驅動發展，發展又改變地理的意義）。此一地理範疇，空間化為人類歷史發展模式的東西方消長。
書中的「西方」與「東方」是地理名詞，原先沒有特別的意義，直到西元前8000年之後，農業起源出現後，才具有區辨人類歷史發展差異的意義。「西方」泛指歐亞大陸西緣的農業起源核心傳承下來的所有社會。隨著歷史發展，到了西元前4500年，「西方」已經擴展到全歐洲，近五百年透過殖民，擴展到美洲、紐澳、西伯利亞。「東方」則是指歐亞大陸東緣（中原華夏）自西元前7500年農業起源核心出現後傳承下來的所有社會。東西方農業起源核心地區出現之後，作者從演化史、考古學、語言學、氣候學、以及人類有文字紀錄之後的歷史學，整理全球人類歷史發展的資料，分析東西社會在農業核心出現之後的歷史發展。當然，社會發展不必然是直線進步，核心區也常有轉移的事實。
如果「能量取用、組織能力（城市規模）、資訊處理，以及戰爭力」是作者用來量化人類歷史發展的量化指標，並測量全球史的萬年以來的趨勢的話，「遷徙、國家失敗、飢荒、疫病、氣候變化」這五項作者稱之為「天啟五騎士」（Horsmen of the Apocalypse）的因素，則是作者解釋社會發展趨勢的在歷史上呈現的一時變化。這些一時變化，即是包括了西亞古代帝國、埃及文明、商周、春秋戰國、希臘時代、漢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印度、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發展、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革命、當代的金融危機與氣候變遷等等的東西歷史上的大小事件及其影響。這些因素的綜合，造成了核心區的轉移或是擴大，社會發展的瓶頸、崩解或創新超越，以及隨之的東西方消長。
從作者的人類歷史量化社會發展趨勢來看，雖然西方在人類歷史萬年以來的多數的時間是佔據優勢的一方，這也是作者在《西方憑什麼》中的主要論點，似乎作者是一位頑固的西方中心主義者。但是別忘了，在原書的標題還有「暫時地」（for now）字句。作者在最後指出，從「能量取用、組織能力（城市規模）、資訊處理，以及戰爭力」這些綜合社會發展指標來看，從二十世紀各項指標開始加速上升，東西兩方趨近，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之後不僅「東方」將超越「西方」。甚至更進一步地，人類的技術進步與流通快速，從遠古的農業革命到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到當代的技術革命（生化、電腦等），社會發展的加速，甚至一併改變了原先的人類歷史的普同法則──比如人類智能從碳基轉成矽基（生化人）的「後人類」文明的出現後，從而「貪懶懼法則」人類生物普同特性的終結。社會發展的加速也徹底地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原先的地理範疇的「東方」與「西方」將不再具備任何實質的意義。當代的技術進步、物質發展、能源問題、氣候變遷、制度問題等，皆早已經是你儂我儂，彼此犬牙交錯的狀態，任何地方性的事件，旋即有全球尺度的效果。如此，將誠如作者所言，「真正重要的歷史不是東方史、西方史或任何地區史。真正重要的歷史是全球史和演化史」。屆時，人類的歷史發展模式，將不再是「西方憑什麼」，或是「西方將主宰多久」，而是人類若沒走到歷史終結的毀滅地步，將會演化成什麼樣的文明型態出現在地球上。
若暫先不檢討作者的量化測量方法與普遍性的社會發展概念本身的內在方法論與知識論的問題──祖述十九世紀英國史賓賽的社會發展論，近接1950年代的美國的「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研究計畫與新演化論，在《西方憑什麼》中，作者以量化的社會發展指標來呈現人類歷史的發展模式，並期望從中找到未來歷史發展的原則，弔詭的是，最後的結局，卻有可能是既往的歷史模式無法提供關於未來歷史發展趨勢的線索，因為人類已經演化出全球性的後人類文明型態。屆時，或者已經是當代正在發生的事實，作者所訴諸的完全無涉人文的物質力量的「生物學、社會學、地理學」工具，其意義也將完全不同。或許，作者到時候若有機會寫歷史的話，將需要使用新的測量社會發展的指標了，新書題目或許是《人類憑什麼》了。因為，一切堅固的將煙消雲散。

《西方憑什麼》在寫些什麼？  (7,801 次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