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仲全聯會:台灣正式進入都更時代
udn.com查看原始檔
A-A+
台南市206美濃大地震及土壤液化議題,讓台灣正式進入都更時代。

房仲全聯會理事長林正雄表示,北市屋齡30年以上老屋占比逾6成,持有土壤液化區的房子賣不掉,新買液化區房子的民眾,銀行有可能不願意貸款,都更及政府配套才能徹底解決土壤液化區問題。

他表示,台灣不動產總值估計約100兆元,每年合理不動產交易約6兆元,每次政府對房地產不友善都影響GDP劇烈變動,內需最重要是不動產、外銷為電子相關產業,內需與外銷成長是可立即貢獻新政府經濟績效最重要的雙引擎,若不調整政策,今年GDP要達1%以上難度很高。

林正雄表示,民眾購屋是終身大事,民眾有知的權利,但土壤液化區房價不是降價1、2成可以解決,民眾辛苦幾十年買房,有相同價格區域可選擇,當然會找安全區域,不可能房價少1、2成就買土壤液化區的房子,土壤液化區的房子若賣不掉,銀行難免會有差異性貸款條件。

他說,台灣老屋比例高,全台約有833萬戶住宅建物,北市有超過6成以上為30年老屋,921大地震之前建物耐震系數五級,若發生六級地震,北市土壤液化區房子倒塌恐怕很嚴重,如同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所說,北市若發生六級地震,可能會倒塌4000棟房子,政府應正視此問題。

----------------------------------------

 

地方財政窘況 學者:台灣是個捧著金飯碗討飯的國家
政黨輪替與政府體制永續發展論壇 地方財政、區域發展差距與海洋管理問題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2016-01-27 17:41

地方財政窘況 學者:台灣是個捧著金飯碗討飯的國家
政黨輪替與政府體制永續發展論壇,地方財政、區域發展差距與海洋管理問題,主持人黃營杉教授。(郭文宏攝20160123)
日前《民報》與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及台北青商基金會聯合舉辦「政黨輪替與政府體制永續發展論壇」。與會學者表示,自從第一次政黨輪替就遺留下來的重大缺失是:「地方財政、區域發展差距與海洋管理問題」。這些問題從戒嚴時期就存在,就算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也都沒得到解決。

蔡吉源教授表示,台灣現存地方財政問題起源於戒嚴時期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中央政府秉持「中央富、地方窮」的原則,形成「中央控制、地方依賴」的財政關係,造成地方政府「憚收、濫支」的現象,於是解嚴後台灣地方財政赤字不斷攀升。
蔡吉源教授認為「中央控制、地方依賴」是地方財政困難的來源

蔡教授提出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的方案,分別是:1.建立財政紀律,遏制濫支歪風。2.激發財政努力,鼓勵地方政府自籌財源。3.輔助制度法制化。4.改革統籌分配稅款制度。

華宜昌教授進一步指出,房地產稅有豐富、穩定、易徵等優點,在很多國家是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房地產稅屬於地方稅,如果台灣地方政府願意確實徵收,將產生新台幣1.26兆元的稅收,是台灣總歲入的一半,可是因為台灣的房地產稅稅制太過複雜,且地方政府害怕抽稅會流失選票,所以實際徵收的地價稅與房屋稅不到新台幣2600億(0.26兆)元。華教授因此把台灣比擬成捧著金飯碗討飯的國家
華宜昌教授極為傳神的描述: 台灣是個捧著金飯碗討飯的國家

華宜昌教授提出更進一步的制度革新,除了蔡教授所提的鼓勵地方政府自籌財源外,還有提升全國國稅稅率及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等。華教授強調,其實台灣全國總稅賦僅佔國民生產毛額(GNP)12%,日本號稱亞洲低稅國家,稅收佔GNP18%,美國為20%,中、西歐各國為25~30%、號稱福利國的北歐各國為30~35%,可見台灣是個國民稅賦負擔極端輕微的國家,改革稅制才能解決眼前的財政問題。

楊重信教授則從「中央控制、地方依賴」的觀點指出,這種財政關係造成台灣區域發展有明顯的差異,而區域發展差異又會造成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明顯不同,使得發展緩慢的區域更加依賴中央的財政補助,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楊重信教授指出地方財政惡化與區域發展差異將互相影響

楊重信教授認為,若想縮減各區域間的發展差異,那麼可以將台灣西部整合成北、中、南三個城市區域,與各城市區域內的大都市為核心整合周邊區域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縮短核心都市與周圍地區的生活差距。至於台灣東部與各離島則建議設立為特別區域,透過立法或修法提供特別措施,維護生態並發展多元文化特色。

李昭興教授的論點在探討台灣海洋管理問題,包括我國在內許多濱海國家在這幾年來都發現許多且數量頗豐的海洋資源,像是漁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藏等等。但是因為領海爭端而彼此觀望,互相牽制,最近的南海爭端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李昭興教授認為和平是普世價值,那麼有領海爭端的島礁12海浬內暫時不要開發,規劃為海洋保護區。12海浬之外則是對其有領土訴求的國家共同開發,資源共享。
李昭興教授認為危機就是轉機,南海領海紛爭應該和平解決

-------------------------------

 

中古屋全年轉移量17 9萬棟 創24年來新低

2015年12月27日 由 蔣小姐

全台房市交易冷清,中古屋買賣急降溫。根據統計,今年古屋移轉量不滿18萬棟,創24­年來新低。根據房仲業者的調查統計,買賣雙方對於房價認知差距三成,是房市買氣停滯的­主因。

-----------------------------------------------------------

當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令社會陷入貧富差距的泥淖,持續走向兩極化,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就不該助紂為虐。 在台灣,矯正不公不義的第一步,將是檢討稅制。
很多朋友最近讀到我在《天下》五四七期評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文章,都跟我討論--若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府可以做什麼來扭轉,或至少減緩這個趨勢呢?
我通常回答:台灣作為中小型的開放經濟體,是無法從問題源頭切入,徹底扭轉。
過去四十年,推進經濟全球化的遊戲規則是美國打造的,其思想是雷根與柴契爾大力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其最大受益者是跨國富裕階層,其政治靠山是美國的金權政治。許多國家均深受其害卻無可奈何,只能逆來順受。
但是,各國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還是很多。事實上,也唯有靠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才有可能矯正那隻看不見的手所產生的兩極化分配。
首要的工作,就是不能讓那隻看得見的手「助紂為虐」,不但無法矯治不公不義,反而讓兩極化更趨惡化。
我們有那些明顯「助紂為虐」的法律與政策呢?
首先,台灣遺贈稅的名目稅率只有一○%。如果有錢人再大量利用房地產進行代間移轉,實質有效稅率只有二%到四%,因此富爸爸與窮爸爸的子女的立足點,愈來愈懸殊。
如果未來我們大幅度提高遺贈稅,短期內可能出現財富搬家現象。但回頭看過去調降遺贈稅後回流台灣的財富,並沒有創造多少消費與就業,反而吹起巨大的房地產泡沫。
其次,跟先進國家相比,我們財產交易所得稅率長期偏低,尤其是土地增值稅有名無實。同時,在台灣房地產的持有成本極低,豪宅主人或是擁有多棟房屋的富裕階層每年繳納的房屋稅或土地稅,多半比他們所付的電費還少。
多數先進國家的房地產稅率,基本上都在評定市值的一%以上。根據一一年主計處的國富調查,全台灣住宅的總淨值約三一.四兆,這八百多萬戶住宅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屬於擁有三棟以上的個人。
- See more at: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8772#sthash.XqIFKOTe.dpuf

------------------------

2015上市櫃營收總體檢 | 12月營收特報 | 股市 | 聯合新聞網 - http://goo.gl/7hALvs

------------------

台股全年跌1成 每位股民蒸發28萬
2015年12月27日 04:10 蒼弘慈/台北報導
台股全年跌1成 每位股民蒸發28萬
年關難過台股本周封關,今年大跌1成,每位股民資產縮水28.41萬元。
台股即將在本周封關,相較於過去連3年大漲,今年台股卻從9307.26點,跌至12月25日的8363.28點,幾乎跌掉近千點,跌幅超過1成,總市值蒸發約2.68兆元,以有效開戶數943萬戶來計算,等於每位股民資產縮水28.41萬元,小股民大呼吃不消。

台股自2012年開始連年上漲,2012年上漲627.42點,2013年則漲912.01點,2014年也漲了695.75點,收在9307.26點,創下25年來封關最高指數,每位股民的荷包也增值不少。

2014年展望今年時,不少分析師都認為今年台股有上看萬點的可能,豈料今年景氣變化快速,雖然台股曾在4月時盤中突破萬點,但隨後景氣就反轉向下,更在8月時因人民幣驟貶,台股一口氣跌破月線、季線、年線、10年線,指數下探到7200點左右,投資人信心大崩盤。

不過,隨著半導體庫存去化,以及美國確定升息,讓原本紛擾的股市漸漸塵埃落定,台新投顧協理黃文清表示,明年台股將呈現「前低後高」,上半年受到中國經濟成長復甦趨緩,歐洲、日本復甦力道緩慢下,加上經濟成長率、企業獲利也低的壓力下,指數較難表現,預估將在8000點到8500點區間震盪。但下半年,尤其是第4季,指數就有望走高至9250點以上。

日盛投信基金管理部主管施生元則表示,半導體回升、蘋果新品推出,有利2016年上半年走勢,趨勢與成長仍是市場長線焦點,大族群轉弱,利基型將百花齊放。

類股方面,統一台灣動力基金經理人林彥良表示,明年第1季看好五大族群,包括受惠半導體復甦的物聯網、雲端、4G網路、第三方支付;受惠於中國十三五計畫的節能環保、高端製造、生技醫療;與節能環保相關的風力發電、太陽能、電動車;TPP概念股如機能性衣服、製鞋;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趨勢相關的汽車零組件等。
----------------
中古屋每坪17.7萬 鹽埕區反跌2成

【于靜芳╱台北報導】高雄市府民政局統計11月最新人口密度、家戶比統計,前3名為新興區、苓雅區、鹽埕區,其中,新興區、苓雅區因多精華地段、住宅需求,中古屋房價每年漲1∼2成,頗具房價潛力。
捷運紅線中央公園站位新興區中山一路,生活圈發展成熟。唐郡威攝
每平方公里2.6萬人

據民政局最新資料,人口密度、家戶比最高仍是新興區,每平方公里有2.6萬人、1.1萬戶,其次為苓雅區、鹽埕區。全國不動產統計3區近1年實價登錄房價變化,新興區、苓雅區中古屋房價漲2成,新興區今年1∼10月均價17.7萬元,比起去年14.3萬元漲23%,苓雅區也自去年14.6萬元漲至今年17.5萬元,漲幅近2成,不過,鹽埕區從去年15.4萬元跌至今年12.2萬元,反跌2成。
明年房價估少10%

至於3區5年內新成屋房價皆漲2∼3%,今年新興區、苓雅區房價每坪26∼27萬元,鹽埕區每坪約22萬元。房仲公會副理事長鄭啟峰說,新興區、苓雅區範圍雖不大,但發展早的核心區有商圈、生活機能佳,吸引人口進住,房價每年價漲1∼2成。
鄭啟峰指出,鹽埕區商圈沒落、人口外流,多老齡人口,雖有懷舊氣息,吸引文青產業,但住宅需求不斷下降,房價跟著跌,加上地質不適合開發,新成屋少,但今年房市冷,估計這3區明年價格會下修5∼10%,以求成交量表現。
對於此3區房價表現,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賴碧瑩估計,新興區、苓雅區房價會有1成下修空間。
---------------------
「18分都能進大學」臺大教授黃武雄:你看到的是一場笑話,我看到的卻是那些孩子們的機會
一、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到2000年)還一直由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由於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18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譲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譲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廣設大學的聲音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譲升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廣設高中大學」,就是「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技職學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被迫進職校。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會遭踐踏。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譲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我曾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18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譲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曾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夠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時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汚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譲台灣走向一個史無前例的、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
警擊斃通緝犯被判6個月 法官:為何不射輪胎
2015-12-29 11:40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
警用槍示意圖。報系資料照
分享桃園一名員警去年追捕通緝犯時,開槍射中嫌犯雙腿,導致他傷重不治。員警被依業務過失罪判刑6個月,高院指嫌犯無衝撞動作,員警應可射擊輪胎,用槍逾越必要程度,此判決引發警界與民眾批評。
去年2月桃園楊梅永安派出所葉姓員警值勤時查緝到羅姓通緝犯,勒令對方停車,嫌犯不聽接著踩油門倒車欲逃逸,葉員先是對空鳴槍,對方不肯就範,當時站在車門附近的他因怕被撞擊,就朝著嫌犯腿部開槍,導致他失血過多昏迷,送醫後不治。

最高法院堪驗監視器畫面,發現嫌犯倒車拒捕時有刻意繞過葉員,顯示他只是想逃離現場,沒有衝撞意圖,而且嫌犯並未持有槍械;法官判定葉員用槍超過必要程度,可朝輪胎射擊避開嫌犯,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將葉員判處6個月徒刑,可易科罰金18萬元定讞。

消息一出引發社會各界議論,不少網友湧入「為警察加油」社團痛批判決不公:「乾脆取消警察配槍算了!」、「難道要被撞才能開槍?」、「已經朝著四肢非致命部位打了,這樣還不符合比例原則?」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也在臉書痛批法官活在漫畫的世界,警察不是超級英雄,無法徒手抓歹徒與擋子彈,即使是倒車的汽車也有殺傷力,難道非要等成為輪下亡魂才能反擊?葉毓蘭也感嘆當警察都不開槍了,誰來保護民眾的安全,法官做出這種烏龍判決,人民的沉默與警察的消極不作為,會導致壞人無所忌憚的橫行。
----------------------------------
為什麼長照政策這麼重要?台灣對長照服務的需求有多迫切?
14%人口誰來顧?新總統必須解決的困局
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台灣即將在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屆時,將有人口的14%,也就是344萬超過65歲。高齡社會將成為下一任總統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14%人口要靠誰來照顧?綜觀台灣的長照現況,由三種人擔負起長照的重責大任:家人、外籍看護工及少量的政府長照服務。
在家庭中,往往由子女或伴侶承擔照顧責任,如果以2015年共有76萬名失能人口、每位失能者影響家中兩名親屬來計算,總共有超過150萬名的「隱形照顧人力」。
根據國發會主委杜紫軍推估,台灣真正在工作的人口,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因為照顧失能親屬必須離開職場高達150萬,將對台灣的勞動力與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衛福部調查顯示,超過4成的照顧者,認為經濟負擔過重,也有3成的人認為已經無法負荷照顧壓力。
媒體上,不時看到這樣的新聞:照顧者不堪負荷,於是帶著失能的親人,一起結束生命。
事實上,台灣討論高齡議題已經很久了。早在2007年行政院就核定過『長照十年』計畫,希望打造一套長照體系,把照顧壓力,從家庭轉移到政府身上。
但是8年過去,這套體系卻建置牛速。根據《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截至2014年底,政府的長照體系總共提供了15萬餘人的服務,而該年底失能人口約70萬。

這個數字,還沒有算入年輕失能的人口。如果把這些人口加進來,服務缺口將會擴大。
政府能提供的服務量不足,但是長照不能等,只好另覓照顧人力,那就是外籍看護工。
2008年,台灣有16萬名外籍看護工,截至2015年10月底,已經突破22萬人。
當年負責規劃「長照十年」的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就坦言,目前長照體系的兩大問題,首先是居家與社區式服務的量不足;其次是照顧人力不足,以致於過度依賴外籍看護工。
長照路線之爭,台灣已延誤10年
「我們就是在掙扎中緩慢往前走,」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人,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秘書長吳玉琴嘆了一口氣說。
為什麼準備了10年,解決問題的速度依舊牛步?關鍵原因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長照的想法天差地別。這樣的戰火也延續到蔡英文、朱立倫、宋楚瑜這次的總統大選。
蔡英文的長照政見,由林萬億執筆,稱為「長照2.0」,要用房地合一稅、遺產稅的稅源,編列預算開辦長照服務,第一年預估經費為330億。八年後預計為600億。
600億從那裏來?林萬億表示,數字都經過政策團隊縝密計算,但無法詳細說明,原因是「不想被當作選舉攻擊箭靶,因此無法透露。」
據熟悉此政策的民進黨陣營人士透露,未來會以提高加值型營業稅1%來支應。
朱立倫則打算延續馬英九總統「長照保險」的政策,第一年預估經費為1100億。
至於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的長照政見,則包裹在「銀髮族政見」當中。宋楚瑜鼓勵由子女奉養父母,讓長者在家中老去,但並未提及是否要由政府建立長照體系。
爭論關鍵:錢與人誰重要?
國、民兩黨提出來的經費相差3倍,到底誰的政見才可行?
「長照保險」規劃者,衛福部次長李玉春認為,光是依靠稅收,無法支應長照需要的經費,長照保險才是可長可久的方案。
李玉春也指出,稅收制委託民間辦理,需要經過投標、核銷等流程,曠日廢時,會影響長照機構的運作,拖累他們提供服務的能力。
支持保險制的學者、專家與業者普遍認為,只要開辦了保險,有錢就會有公司願意投入,可快速補足服務缺口。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營運長郭宗銘認為,長照法的規定,長照機構必須是非營利組織應該放寬,政府應該管理的是服務品質,不應排斥營利者,透過市場競爭讓大眾享受更好的服務。
林萬億認為,台灣的問題不只是沒錢,而是根本沒有長期照顧的服務體系,一旦貿然開辦,容易導致長照營利化、機構化。
因為只有熟悉政府保險核銷流程的大機構,如醫院、財團安養院,最知道怎麼跟政府往來。基於效率,他們最有可能建大型的安養院,把失能老人集中,讓他們遠離自己的社區與家園。
吳玉琴批評,跟開辦健保前,早已有醫療體系不同,台灣現在根本沒有提供長照服務的人與機構。一如果開辦長照保險,在沒人做的情況下,政府最後可能給錢了事,如此一來,對於打造長照體系並無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其實並沒有完全反對長照保險制。儘管蔡英文的策士林萬億非常反對開辦長照保險,但蔡英文的政見講話中,她表示「應在長照服務提供達一定數量後,再來討論是否推行保險制。」
真相一:長照經費不足
除了對彼此的批評,國民兩黨的長照政見,都有一些尚未解決的共同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政見中編列的長照預算,真的足夠嗎?
《天下》以現行政府提供的少量長照服務補助進行設算,來推估合理的長照服務需要多少錢。
目前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有:照顧服務、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輔具購買租借及住宅改善服務、老人餐飲、喘息服務(請人一周到家幾小時,讓照顧者得以喘息)、交通接送、安養機構等八項。
以第一項照顧服務做推估,如果要讓所有失能者都能用到,政府一年需支出756億。遠遠超過民進黨所編列的330億。
國民黨版本1100億足夠,但只剩下的344億,來支撐起其他7項長照服務,也非常困難。
李玉春認為,依據日本經驗,第一年只有7成失能者來申請服務,另外由家人照顧者,保險給付金額也會比較少,所以1100億是足夠的。
林萬億認為,用稅收預算來做,才有可能慢慢建立長照體系。否則會重蹈健保覆轍,收再多的保費都不夠,造成浪費。日本長照保險經驗顯示,長照保費無法提高,導致政府還是得編預算支應。現在日本的長照服務經費有一半來自政府稅收,保險不是萬靈丹。
這是為什麼全球150多個國家,只有5個國家採取長照保險。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覃玉蓉則認為,以台灣目前12.8%的租稅負擔率,絕對無法支應長照經費,唯一的辦法只有進行稅改;但蔡英文又定調在經濟未復甦前不調整稅制,完全是相互矛盾的政見。
真相二:外籍看護工政策不明
第二沒被處理的真相是,台灣願意進入長照體系工作的人員過少。不論是稅收或保險制,這個問題不解決,台灣的長照最終都只能仰賴外籍看護工。但許多國家都已開始禁止輸出移工。
根據衛福部統計,照顧服務員完成培訓後,真正進入長照體系工作的,只有26%,留任率偏低。
如果要實施長照保險、且滿足7成需求量,「現在」就還需要約4萬1000人的長照人力。
對此,朱立倫在政見中指出,未來開辦長照保險後,引進產業競爭思維,如此便可提高照服員的待遇;蔡英文則打算將外籍配偶引入長照職場。
但兩位候選人都沒有直指問題核心。吳玉琴指出,合格照護人力不願投入服務的兩個原因。首先是照服員的形象「傭人化」、「外勞化」,無法被視為專業人員,「照服員感覺不被人家尊重,」其次才是待遇不佳。
兩黨對於如何處理22萬的外籍看護工,都未置一詞。但台灣的外籍看護工政策,與長照人力不足的問題環環相扣。
目前外籍看護工的薪資是一萬5840元(2015年7月後來台的外籍看護工,薪資調整為一萬7500元),而本國照服員的薪資約為2萬3。
吳玉琴認為,全職照服員的待遇應該提升到3萬元左右,但是「比起外籍看護工,就算是2萬3,也會被嫌太貴。壓低了本國照服員的待遇,導致他們不願意進入長照職場。」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陳秀蓮也認為,外籍看護工政策會牽動政府是否能打造健全的長照體系。當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不足,民眾傾向僱用外籍看護工,使得長照服務乏人問津,更無法建立完善的制度,長久下來便形成惡性循環。
民眾該如何看懂總統候選人的長照政策?長照的解方到底在哪裡?《天下》專訪臺北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為長照政策提出建言:
藍綠對於長照政策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都是以居家服務跟社區服務為主體,並且逐年減少對外籍看護工的依賴。兩黨最大的差異,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以民進黨提出的版本來說,房地合一稅跟遺產稅,最後都會課不到稅。有錢人除非是突然暴斃,不然遺產早就移轉了,不管稅率多高都沒用。現在房市也很冷,能夠課到多少稅?這兩項稅收都很不穩定。如果未來要持續推動稅收制,必須另外找財源。
我們現在有很多「長照黑戶」,他們有長照需求,但沒有向政府提出申請。經過醫院的照管專員評估,有長照需求、但沒有申請的人,高達8成,因為沒有人告訴他可以申請長照服務。
要打造一套良好的長照體系,首先需要建立有願景的產業規模,才會有人願意進來提供服務,所以我們無法拒絕產業進入長照體系。其次,要深化在地化的醫療,整合照顧體系,以社區為據點,擴展居家服務。
以美國為例,他們推動PACE(Programs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老人全面照顧計畫),在社區裡面設一個「多功能小型機構」,設有日照中心跟診所,所以有醫事人員也有照顧人員。當老人生病時,就接受診所的醫療,病癒後再回到日照中心。
政府現在可以做的是,好好盤點長照需求量。假設盤點出來,發現每兩萬人就需要設置一個社區長照據點,那就可以算出我們需要幾個據點。以社區為單位,這個長照據點必須要整合社福跟衛政體系,要能同時提供「醫事服務」與「照顧服務」。
我傾向推動保險制,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健康跟長照體系的制度會是一致的,我們有健保,所以可以比照健保來推動長照保險。
以韓國的例子來說,他推動保險制之後,有明確的經濟誘因,就有很多人願意出來提供服務。但韓國的長照體系也出現幾個問題,例如服務規模擴張太快,導致品質不一;產生業者惡意浮報的弊端等等。這可以給台灣的借鏡是,由政府建立一套品質管控制度,避免負面情況產生。
- See more at: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3515#sthash.gF4DFxSo.dpuf

DECEMBER 25, 2015

 

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誰的戰爭(記憶)?

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從年初開始,許多國家就陸續在進行對這場戰爭相關的紀念、討論、展覽和「爭論」。特別提出「爭論」這一點,是因爲在我們身處的臺灣,近年來關於二次大戰歷史的「爭論」特別「豐富」,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單是看今年在8月到9月之間,李和連兩位老先生關於(如何紀念)這場戰爭的言論/行動所引發的討論,就相當的具有代表性。而在我們這個歷史學的平臺,我發現今年一整年下來,討論到二次大戰的文章倒是不多。自己有幸排班在2015的年底,希望藉此機會,冒著「野人獻曝」和「narcissistic(自我陶醉)」的風險,嘗試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回顧自己今年的一些經驗與觀察,進而思考二次大戰與臺灣的歷史意義。

 

學界早有共識,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有緊密的關聯;而無論我們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在當今的世界,「國族」仍然是影響最大的身份認同(之一?)。正也因此,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現在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對這場戰爭的定義、理解、評價、反省,都反映了(也同時繼續在形塑/强化)各自的國族身份認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對「歷史」進行了選擇:符合國族觀點的二戰歷史就是「可歌可泣」、值得大書特書;反之,那些與同質化的國族立場稍有不同的戰爭經驗或是觀點,往往被乾脆忘記。「多元」通常被視爲一件好事,但是「多元」的戰爭記憶,在許多國家都曾經引發激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再怎麽以「民主」、「自由」自豪的社會,歷史的爭議一遇到「國族」還是投降;美國的 Smithsonian 博物館在1995年爲了要展示 Enola Gay (1945年8月9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飛機)所引發的風波就是最好的例子。[1] 結果,在戰爭紀念當中就常常出現一種情況: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記得,同時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

今年的5月,我有幸受邀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歷史思維教學與研究-歷史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由於自己被分在「歷史思維與人權議題」此一分組,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如何從「人」的角度-而非「國家」或「國族」的角度-來思考紀念戰爭的意義。以此為出發點,我以臺灣在二戰期間的「戰爭受害者」-特別是在海外受到「敵國」拘留的臺灣平民-為研究對象,發表了一篇名為〈教戰爭(歷史)= 教和平:戰爭歷史與人權/和平教育〉的論文。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在臺灣現有的關於「和平教育教材」的討論中,時常出現的「典範人物」、「歌曲」、「故事」和「電影」等各種題材也多以「平民」為主體,特別是與戰爭/二次大戰相關的歷史;例如「家在山的那一邊」、「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Blowin’in the Wind」、「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國共內戰下中國百姓的故事」、「英雄教育」、「戰地琴人」等等。[2] 這樣的和平教育的内容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而多元;但是稍作觀察就會發現,教材内容主要都是歐洲、美國、以及國共内戰的例子,明顯的缺乏與臺灣相關的戰爭歷史。

 

在論文的最末,我寫下了自己今年的上半年對戰爭紀念的觀察:「與臺灣(人)相關的近代戰爭經驗,其實是學生們最能夠跟自己的生活經歷做連接的歷史,能夠透過歷史讓學生建立比較直接的感受。這些臺灣人戰爭受害者的歷史,其實正是歷史教育對今日臺灣的人權教育/和平教育能夠提供的最好的教材」。

過去幾年,我持續在關心的研究議題之一,就是在二戰的歷史記憶當中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臺灣平民。研究的契機要回溯到,在2013年受邀參與國史館所推動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計劃。承蒙學界諸多前輩的支持與鼓勵,我被指派撰寫其中「戰後中國」部分的兩個段落,分別是〈戰爭的傷痕與記憶—戰犯的審判〉以及〈戰爭的終結—戰後海外臺灣人的集中與遣返〉。前文主要探討的是,在二戰結束之後受到各盟國—包括澳洲、中華民國、英國、荷蘭以及美國等國—戰爭犯罪審判的190名「臺籍戰犯」,其中大多數都是擔任非戰鬥任務的「軍屬」(例如通譯、「勤勞奉公團」成員等)。後文主要研究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1941年12月),原來居住在荷屬東印度群島(Netherlands East Indies, 當時在臺灣稱爲「蘭印」,即今天的印尼)的臺灣人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拘留的歷史;這些被荷蘭當局拘留的1千多名臺灣人—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小孩,之後又被送往澳洲,在戰爭期間持續的被拘留在當地的集中營,直到1946年3月才被遣返回臺灣。無論是「臺籍戰犯」、還是在海外被拘留的臺灣人,他們都是在二次大戰當中受到巨大影響的臺灣平民;但是,這些臺灣(人)的戰爭歷史至今卻仍然鮮爲人知。這些研究寫作的經驗,更讓我確立以「平民」爲主體來思考戰爭(記憶)的意義。

這個小小的研究心得,在我今年夏天走訪日本的期間又得到了更多的啓發。今年暑假有幸得到位在東京的立教大學邀請,前往擔任一個月的訪問研究員。短短的一個月之間,我每一天都目睹了日本社會如何對二戰70周年進行了非常廣汎而且深入的紀念、反省、以及「爭論」。特別的是,今年又遇到了兩件非常有爭議性的事件,使得對二戰的紀念更爲熱烈。一是安倍内閣大力推動的、攸關日本未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保相關法案;該項立法引起了日本社會非常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了多次相當規模的街頭示威。二是日本推動向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代表「明治日本産業革命遺産」的23項工業設施(遺址)作爲世界文化遺產;但是過程中,卻引發了韓國批評日本未表明其中部分的工業設施在戰爭期間曾經「强制」徵用朝鮮半島平民作爲勞工的歷史。在7-8月之間,日本的各大報紙更是每天都有好幾則有關戰爭歷史的報導。其中,有許多是非常個人式的回憶敘述;有士兵描述在戰場上的經歷,也有平民(例如戰爭孤兒或是空襲受害者)談及在國内的經驗。訪日期間我比較常閲讀的《朝日新聞》,更特別跨國採訪、作了一系列以「另一個祖國(もう一つの祖国)」爲題的連載報導,介紹了多位戰後(殘)留在東南亞各地(緬甸、越南、印尼等地)的日本士兵及其後代的故事;還有以「南方觀點(南方からの視線)」爲題的專欄,到昔日的戰場(菲律賓、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内亞、泰國等地)采訪當地社會對戰爭所做的紀念活動、以及當地人民對日本在戰爭期間占領/侵略行爲的回顧/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這些報導都傾向以「平民」爲主體,來回顧、理解、同時紀念這場在70年前就已經結束、但是卻仍然深深的影響當下社會的戰爭。

對我來説比較印象深刻的,是與立教大學有關的幾項活動。第一項吸引我的活動,是由立教學院展示館(也就是該校的校史館)所舉辦的「戰爭期間,立教的日子:劇變下『自由的學府』當中的情況(戦時下、立教の日々―変わりゆく『自由の学府』の中で)」。

  圖1:立教大學海報

圖1 立教大學海報:「戰爭期間,立教的日子:劇變下『自由的學府』當中的情況」

(圖片來源:http://tomagazine.jp/event/350/)

從7月到9月,展期一個半月的這項展覽,透過多項主題,具體而仔細的呈現、同時也反省了二次大戰對這所學校及其師生所帶來的影響。展覽的主題包括戰爭期間「立教學生的日常生活」、立教的學生「勤勞動員(勤労動員)」和「徵召學生兵(学徒出陣)」的情況、對與立教學院有關人士「戰死者(戦没者)」的追悼等等;另外還有「專題展示」,介紹戰爭期間在該校的朝鮮人留學生。最特別的是,展覽同時也提供了一份資料清單,詳細的列出了每一項展品的來源出處;除了校史館收藏的資料之外,許多的展品都是(校友)私人的收藏。由此可以看出,這項戰爭紀念活動是以「學校」為出發點,從「平民」的角度來理解並回顧這場戰爭。

 

另外一項活動,則是邀請我訪問立教大學的武田珂代子教授帶我參加的「日系美國人強制收容所-小平尚道素描資料展」。這項展覽是以曾在美國擔任牧師的日裔美國人(Japanese-American)小平尚道先生個人的蒐藏作為主要的內容,特別是二戰期間小平牧師在美國的集中營當中居住3年多期間的繪畫與文字記錄。

1941年12月日本攻擊珍珠港以後,小平牧師與其他的12多萬名的「日本人」-其中多數是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籍的第二代/第三代(二世nissei/三世sansei)日裔美國人-被美國政府視為「敵國人民」(enemy alien)、進而遭受集中拘留,直到戰爭結束才被釋放。[3] 舉辦展覽的地點,是位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中心的一家書店「教文館」;展覽是由教文館的「基督教書籍部門」主辦,展期是7月當中的兩個禮拜。實際走訪會發現,其實展覽的空間並不大,是一個以隔板劃出的10坪左右的空間,位處於書店三樓的一個角落。四周的牆上掛著小平牧師的畫作;中間則擺著一個玻璃櫃,裏面陳列在集中營當中教會印行的刊物、集中營居民的名冊和照片等等文物。而被作為主要展覽品介紹的,是小平牧師珍惜保管的一封信:1990年,由美國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署名,寫了這封信給小平牧師,對二戰期間美國政府不當對待日裔美國人的行為表達的歉意。[4] 這項展覽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展出期間還舉辦了兩場的專題演講,分別是由原山浩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副教授)和小平史子(小平尚道的夫人)講「小平尚道與美國強制收容所」、以及武田珂代子(立教大學教授)講「從收容所到戰場:第二代日裔美國人語學兵的戰爭經驗」(二戰期間,美軍徵召了許多日裔美國人擔任語言方面的工作,特別是翻譯);一場演講也都吸引了約30位聽眾。

 

這些與戰爭相關的活動,雖然規模都不大,也絕對不是官方或是主流媒體會(大肆)報導的活動。但是從研究「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它們都發揮了一個重要的作用:「記得」/「紀念」平民與衆人的戰爭歷史。一個學校的戰爭經驗、或是一個人的戰爭經驗,都是(戰爭)歷史當中值得記錄、回顧、紀念的一部分。也就因為上述的這些紀念活動不受官方或是主流媒體的制約,而是以學校或是個人為出發點,這些活動更接近「平民」的戰爭經驗;同時,這些活動也顯示了在「國族」的框架和「官方」的觀點之外,「戰爭記憶」可以有廣大的空間、並包含著非常多元的內容。或許這些活動當中所能夠「紀念」的對象人數不多,來參觀/聽講的人數也不多;但是,對每一位被「紀念」的人、每一位主辦單位的人、以及每一位參與者,這樣的活動都代表著對「人」在歷史當中的尊重。而從研究戰爭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對「人」的尊重—對每一個人平等的尊重—才能夠真正讓我們完整的認識戰爭、進而更深刻的反省戰爭。

二、在臺灣記得誰的戰爭?

回到臺灣今年的情況,先看看政府的紀念活動。中華民國官方有關戰爭的紀念活動,其實從3月份就已經開始。在3月9日,行政院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記者會,説明:

今年欣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為宣揚我國對日抗戰史實與貢獻,並表彰官兵抗戰期間英勇忠烈事蹟,凝聚全民國防共識及愛國信念,行政院自去年6月起,即邀集國史館、國防部、外交部及中華文化總會等機關團體共同籌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將自今年7月7日起至10月25日,擴大舉辦16項系列活動。

行政院的新聞稿更特別强調,活動的目的:

除了要讓國人關注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的輝煌歷史,使年輕世代認識我國對日抗戰正確史實與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要使國際社會正視我國對日抗戰史實及對二戰勝利的貢獻,積極建構我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發言權。

很明顯的,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是完全的以「國族」以及這國族的「抗日」經驗爲出發點。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之下,是國族的「抗(日)戰(爭)」定義了「國族」。而「臺灣」與這場戰爭的關係呢?在官方這樣國族式的戰爭記憶當中,「臺灣」則存在於作爲戰爭勝利的結果(「臺灣光復」)、以及曾經參與「抗戰」的臺灣人。這也反映在系列活動當中,例如在10月25日舉辦、邀請10多位臺籍「抗日」(如林獻堂、蔣渭水、莫那魯道)/「抗戰」人士(如李友邦)及後代家屬參加的「臺灣同胞與抗戰」座談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安排其實是把臺灣人在被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反)抗日(本統治)」跟中華民國在被日本武力侵略下的「抗(日)戰(爭)」混爲一談。官方「刻意曲解」歷史、進而建構這樣一種「抽離歷史脈絡」的歷史記憶,當然也是爲了形塑一個同質化的國族。

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當中,被記得的戰爭歷史衹有是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以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爲主體,加上部分「被選擇的」、被「刻意曲解」的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反抗活動。那麽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思考,在此同時就會關注:是否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可以想見的,被忽略的就是不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簡單來説,被忽略的就是大多數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

從戰爭當時的歷史現場來看,其實臺灣人「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遠遠多過臺灣人所參與的「抗戰」活動、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也遠遠大過於「抗戰」。臺灣人「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可以大略的分爲兩種:一種是臺灣平民在戰爭下/受到戰爭影響的生活,另外一種則是臺灣人主動/被動的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活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多萬名被動員的臺灣人軍屬和軍人)。如周婉窈教授在1990年代所言,這些戰爭經驗在戰後的政治力量影響之下,是「被抹殺」的、「被政府、社會、兒孫聯手否定」的。[5] 所幸,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學界先進投入口述歷史的工作,搶救了部分臺灣的戰爭歷史記憶。[6] 這些寶貴的記錄,爲後來的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靈感與材料。[7] 這些口述歷史,可以視爲戰後的臺灣學界最早開始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但是20年過去了,在戰爭結束的70周年,我們看到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活動當中,仍然忽略了在二戰期間占臺灣社會多數的戰爭經驗,無論是臺灣平民受到戰爭影響的生活、或是臺灣人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活動。

那麽在2015年,臺灣的歷史學界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三、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中

臺灣的學界在今年當然也對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及其相關的議題舉辦了許多的活動,我自己也有幸參加了其中的幾場規模最大的研討會。首先是在7月7到9日,由國史館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臺北市的圓山大飯店主辦了連續三天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邀請了來自國内外的學者專家發表了50多篇的論文。其實這項活動可以回溯至國史館自2013年就開始推動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計劃;計劃成果則是在今年7月的是項研討會上所發表的六大冊論文套書。之後,則是在8月15到1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台南市合辦了「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會上邀請了來自國内外約20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先談談8月的會議;從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主題來看,雖然也涵蓋了1895乙未之役、國共內戰等其它與臺灣有關係的幾個戰爭,但是會上發表的論文有超過半數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的臺灣為主題。論文題目包括與戰爭紀念有關的「靖國神社的臺灣人」、「台灣民間信仰中的戰爭記憶」;與戰爭下的臺灣經濟產業發展有關的「戰爭與臺灣社會的工業生產」、「戰時經濟下的纖維增產與產業發展:以棉、麻兩部門為中心」;與戰爭對平民生活的影響有關的「『喪失』在戰爭(記憶)中的家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民家庭」、「在滿洲台灣人的戰後經驗」、「灣生回家――終戰後日本移民的引揚與鄉愁」等等。

從上列的這些主題可以看得出來,學界今年對二次大戰的討論已經比較明確的將重點放在臺灣社會多數人的戰爭經驗,特別是臺灣人如何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以及平民的生活如何受到戰爭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7月出版的館刊《觀。臺灣》與8月的會議相互呼應(輝映)。該期以「戰爭時 平常日」為「封面故事」,當中共有9篇文章,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回顧二戰下臺灣平民的生活經驗、並探討二戰對臺灣平民各方面的影響;包括討論戰時農村生活的「大人打仗 農民打顫」、重現婦女生活的「戰時主婦全能特輯」、以及探討戰爭記憶的「台南空襲記憶」。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1945年8月15日」,文中訪問了7位現在住在台南的長輩,請他們回想當天的經驗和記憶。其中有出生在台南永康,當天在屏東佳冬擔任日本警備隊守備瞭望臺任務的劉先生;有在高雄長大,戰爭中為逃避空襲而「疏開」至台南永康在當地「庄役所」任職的楊陳女士;也有在湖南省安鄉縣出生,當時人在湖南衡陽附近擔任中華民國國軍空降團技術士官的馮先生。這篇文章凸顯的是,這些今日住在台南地區的長輩們,他們的出生地點、經歷、甚至在這場戰爭當中的立場或有不同;但是因緣際會來到同一個地方居住,他們的歷史經驗在此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看重,也都成為了戰爭結束70年後、當今臺灣戰爭記憶的一部份。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歷史書寫正發揮了一個重要的作用:「記得」/「紀念」平民與衆人的戰爭歷史。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歷史書寫呈現了一種「多元」而且「包容」的戰爭記憶,更體現了有學者在戰爭書寫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種「普世性」(cosmopolitanism) 的歷史記憶,「穿透了國族、性別、種族的界限」。[8] 

另外一篇文章是「物中風景:從馬尼拉寄來的明信片」,文中介紹了1944年10月11日柯太郎先生從馬尼拉寄給弟弟柯英傑的一封信;當時太郎是以「志願兵」的身份在菲律賓參戰,後來戰死在該地。這張明信片,柯英傑保存了一生;在他的後人將他的日記本捐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才由博物館員無意間發現。這篇文章的結尾寫道:

「1945年,戰爭結束後,許多從軍的台灣人葬身異域未能返鄉,一無所剩,他們的家人或許就如同柯英傑一樣,僅能睹物思人。一張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成為懷念柯太郎,追憶在亂世中失去至親的最後信物了!」

柯家的故事,其實正是二戰對臺灣最大的影響之一,也是臺灣的二戰記憶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二戰期間日本總共徵用了207,183名臺灣人充當軍人或軍屬,其中軍人有80,433人,軍屬126,750人,確定戰死的有30,300餘人;若加上生死不明者,則戰死人數高達53,000餘人(頁174)。[9] 而這樣的戰爭動員對臺灣社會帶來了多大的影響?根據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的統計資料,臺灣的總人口爲658萬。戰爭時期總共徵用了207,183名臺灣人,占總人口的3%。若非常保守的以一般三代同堂的「家庭」爲10口之家(父母、兩個孩子成家後也各自有兩個孩子)來計算,臺灣在戰爭期間約有65萬個家庭;207,183名臺灣人被徵召上戰場,表示當時每3個家庭當中就有1個家庭有家人被動員上戰場。若以確定戰死的3萬人來計算,臺灣就有3萬個家庭中有人戰死。以這樣的比例來看,二戰期間台灣人在戰場上的經驗,特別是那3萬多人的「喪生」,對台灣社會必定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對台灣「平民」的戰爭記憶來說,戰爭動員的戰場經驗、甚至家人因為動員而在戰場上「喪生」,更是至為重要的一環。

在戰場上喪生的人,家裡留下了因為戰爭而造成的寡婦、孤兒、失去手足的兄弟姐妹、以及送黑髮人的白髮人(父母),這些人統稱為「遺族」。在日本,戰後於1950年代成立的「日本遺族会」,組織規模龐大、遍佈全國、而且頗具影響力;不但積極推動多項遺族「援護法」的立法、以及每年在8月15日所舉辦的「全國戰沒者追悼式」,[10] 更在1990年代促成了「昭和館」(1999年落成)的建立。[11] 但是在台灣,戰後關於「遺族」的討論-與整體的台灣二戰歷史記憶相同的情況-都受到長時間的忽略、甚至壓抑。在戰後台灣,似乎連「台灣人二戰遺族」這個概念都並不存在。提到「遺族」,在大眾論述和戰爭記憶/紀念當中提到的多是「抗戰國軍」或是在國共內戰中為國軍犧牲的士兵他們的家人。

在台灣的家人們,當然不曾遺忘喪生/喪失在戰場上、沒能回來的家人;但是對生存下來的這些「台灣人二戰遺族」而言,從戰爭當下、到戰爭結束,他們一直都有一個未竟的「渴求」。從官方、或是每一個帶有權威的組織(例如靖國神社)所提供的文件書信當中,家人得知了上戰場的家人的死訊;也許,他們還被通知了自己的家人是在何時、何處喪生。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家人,根據靖國神社的資料,知道他是昭和19年9月20日,在西部新幾內亞戰死(見圖4)。[12]

 對國家或政府而言,這些資訊就是對在戰場上喪生/喪失的一個人所需要的記錄。但是,對遺族而言,根據這些資訊,他們無法得知他們的親人死前最後的情況、死後如何埋葬、又埋葬在什麼地方。特別是對「台灣人二戰遺族」來說,他們喪失的親人大多數喪生在台灣以外的地方,他們完全無從想像或了解他們的親人死去的地方。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遺族知道他死在「西部新幾內亞」,也許可以推想他最後被埋葬在該地;但是對他們而言,「西部新幾內亞」是一個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完全不存在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楊木通最後葬身的地方是家人完全陌生、無法想像的一個地方。在台灣,家人給楊木通建的墓裡「沒有屍骨,只有衣服而已(衣冠塚)」。有些遺族,在戰後收到了死去親人的同袍帶回來的「遺骨」,但是也無從確認其真偽。有許多例子都被證明,所謂的「遺骨」不過是替代物。

遺族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於昭和19年參加「臺灣第二十九回特設勤勞團」,被派往新幾内亞,而在同年12月18日在該地中彈身亡)就說到:

亡夫的戰友們帶回來一個大盒子裏面裝了四百多個類似火柴盒大小的盒子。我找到一個上面寫著我先生名字的骨灰盒,盒上貼著一張前綫死亡的證明書,這才知道:原來我先生到新幾内亞的タドタ島不到一年,就在昭和19年12月13日因爲空襲時頭部中彈(機關槍)而死亡。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一看,裏面衹裝著兩粒白色的硓估石,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内衹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13]

對這些缺乏家人如何死去的完整資訊、連喪生家人的遺體都沒有見到、也完全沒有收回任何屍骨的遺族來說,他們與喪生在戰場上的家人一直存在著「未了的關係」:一方面,因為缺乏資訊,他們未能正常的面對、接受親人的喪生/喪失,也未能做正常、妥善的處理或完結;另一方面,因為沒有遺體/遺骨、沒有喪禮、沒有埋葬、也沒有真正的墳墓(只能建替代性的衣冠塚),他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物件或是地點/空間,可以對死去的親人進行「紀念」。

也因此,遺族在戰後都持續的存有一種對紀念親人的「喪失」未竟的「渴求」。在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的研究中,Jay Winter 主張「紀念(remembrance)」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14] 在缺乏關於親人如何「喪失」的完整資訊、又沒有足供紀念親人「喪失」的物件或空間,遺族將無法正常而持續的對親人的「喪失」做紀念;而在缺乏「紀念」的情況之下,他們的親人在戰爭中的「喪失」將會遲早被遺忘。因此,對前述的柯家那一封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或是對林招治女士那裝著「裝著兩粒白色的硓估石」的骨灰盒,都是最珍貴的紀念物。對遺族來說,這些物件之所以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因為這些有型的物件滿足了他們「紀念」親人(的喪失)的需要;這些「紀念物」被視為是具體的證據-帶有一個與失去的親人明確的聯繫,即使只是透過上面的文字或刻印-足以證明親人的存在與死亡,並且讓遺族確保了他們喪失的親人會被記得。

從研究「紀念物」的觀點來看,我們對「台灣人二戰遺族」在戰後對某些事物的反應就會有新的理解。例如,前述多位遺族提到親人在上戰場前留下的「頭髮和指甲」,在親人死後就成為了唯一的物質證據,證明親人的存在(與死亡),並用以滿足「紀念」親人(的喪失)的需要。前述的楊木通的遺族,也講述了一個相關的故事。根據後人的描述,戰爭期間楊木通與鄰居黃朝枝在南洋戰地的一個海灘分開。黃朝枝因為受傷加上個性較不合群,決定一個人留在海灘上等死;而楊木通則跟著日本部隊往山裡走。他們分開前,各自撿了一個貝殼給對方,並互相囑託,如果能活著回台灣,要把貝殼帶回給彼此的家人。後來黃朝枝意外遇上日軍的船,活了下來;而楊木通則從此沒有下落。這個由黃朝枝從戰場上帶回來的貝殼,就成為了少數楊木通留下來的「遺物」,之後則被放在楊家家中「公媽」(神主牌)旁。

這樣的故事,在(紀念)臺灣「平民」的戰爭歷史當中其實非常的豐富,更代表著戰爭對臺灣的人們最深刻的影響。但是在戰後的臺灣,直至今日,這些與臺灣(人)最爲相關的近代戰爭經驗、也是戰後的幾個世代「最能夠跟自己的生活經歷做連接的歷史」,卻長期受到忽視。過去的幾年,我有多次機會在國內外不同的場合發表關於臺灣的二戰記憶的論文,特別是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每一次發表之後,只要聽眾裡面有臺灣人,一定會有「台籍日本兵」的家人/後人-包括「台灣人二戰遺族」-來找我,告訴我他們家人的戰爭經驗。但是,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告訴我,關於家人的戰爭經驗並不是直接從當事人口中所聽到的;當事人在世的時候,很少、甚至從未談過自己參戰的經驗,以至於許多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在二戰中曾經上過戰場。許多「台籍日本兵」的家人/後人,往往是在當事人已經往生以後,透過家中其他的長輩轉述才會知道這一段在戰後的政治氛圍之下「無法言說的」戰爭歷史。[15] 從今年的各種戰爭紀念活動來看,雖然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當中,被記得的戰爭歷史仍然衹有是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但是,學界很明顯的對臺灣「平民」的戰爭歷史已經有了更多的關注。如同上述的「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以及《觀。臺灣》當中回顧臺灣平民在二戰下的生活經驗的多篇文章,都顯示著學界已經在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更進一步的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再回過頭來談談另一場7月的會議。以「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為名的該項大型會議,主軸是(中華民國的)「抗戰(勝利)」。會上發表論文的主題,也多以此為焦點。例如,在開幕後首先進行的「專題演講」是哈佛大學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的「中國站起來:抗戰時期中國所打下的強國基礎」;之後所進行的3天論文發表,主題則包括「重看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開戰與俄械東來」、「國軍於徐州會戰撤退過程再探」、「探問汪精衛的最後心情」、「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印關係」、「重慶、上海與浙南:文本視角的戰時中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草根階層:山東鄒平縣」、「戰爭、洪災與飢荒:1938年至1947年河南省的生態環境」、「上海審判,1946」、「三寸金蓮之變:戰時中共根據地區域女性身體與政治」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7月的會議同時也安排了「紀念館類」的論文發表,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世界各地的檔案館以及戰爭紀念館的收藏展示內容做深入的介紹分析。其中遠道而來的有:上海市檔案館館長談「上海市檔案館藏抗戰檔案史料述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主任談「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勝利』與『戰敗』的記憶」、美國紐奧良國家二戰紀念館資深研究主任談「中國二戰-不再遺忘的戰爭」、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員談「國史編纂委員會所藏日帝監視反日人物卡資料」、德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談「二次世界大戰展覽:德國觀點」、以及波蘭華沙軍事博物館的代表談「二次大戰期間波蘭武裝軍隊對抗軸心國的貢獻」等等主題。這些論文,讓此項會議討論到範圍從紀念「抗戰」擴大至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從「戰爭歷史」擴大到「戰爭的歷史記憶」。

綜觀7月的會議中所發表的50多篇論文的題目,涵蓋了有關歐洲、亞洲、美洲等地的國家人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可謂視角廣闊。論文內容從南京談到北京(盧溝橋)、從山東談到河南、徐州到上海、更從重慶談到「中共根據地」,也可謂「全國」動員。在地理上,遠及俄國、波蘭和印度;在政治立場上,對在戰爭期間/戰後對立的雙方-「同盟國」與「軸心國」、重慶政府與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或是國民政府共產黨-也同樣都給予關注。充分的顯示這場會議所追求的,是要從多國/多元的視角來探討二次大戰的意義。而在此研究的脈絡之下,臺灣與這場戰爭的關係當然也是論文的主題之一;其中有3篇論文的主題與臺灣/臺灣人有關。一篇談的是抗戰時期在中國領導「臺灣義勇隊」、出身於蘆洲的李友邦將軍。另外兩篇則是以臺灣平民的戰爭經驗為主題:一篇是分析三位臺灣人作家(楊基振、吳新榮、陳蕙貞)在二戰時期的日記和小說的「離散與跨境:論臺灣作家的『抗戰』」;另外一篇是以二戰結束後在香港被英國當局拘留、而後受到遣返的台灣人為研究對象的「『被殖民者』的遭遇,『帝國』(不負)的責任」。

以學術研究在探索的「歷史現場」來看,中國的「抗戰」與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參與的戰爭是處在一種「國際」的脈絡中;而立足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紀念「二次大戰」,臺灣的戰爭經驗則當然應該是「國內」的「戰爭記憶」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說,無論從「國內」或是「國際」的角度,中華民國紀念二次大戰都能夠-也應該-更明確而深入的探討臺灣與二次大戰的歷史和歷史記憶。事實上,就如同在上述的8月會議上所發表的諸多論文題目,臺灣的二戰歷史還有太多值得探討的課題。如果我們參考以上所列舉的一些7月「抗戰」會議中的論文題目,我們可以擬出許多臺灣的二戰歷史中值得探討的新題目:「中日開戰與臺灣軍備武器部署的變化」、「臺灣軍屬與日軍在新幾內亞撤退的過程」、「探問臺灣文人的最後戰爭心情」、「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與東南亞的關係」、「臺北、臺中與高雄:文本視角的戰時臺灣」、「臺灣在戰爭中的草根階層」、「戰爭與糧食生產:1938年至1947年臺灣的生態環境」、「上海審判中的9名台籍戰犯,1946」、「三寸金蓮之變:戰時臺灣的女性身體與政治」。舉出這些未來值得發展的題目,只是希望說明:臺灣本身也有非常豐富的二戰歷史,更值得、也應該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四、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有趣的是,如果比較上述這兩場分別由不同的單位在7月和8月所舉辦的會議,雖然同樣以戰爭(紀念)為主題,卻有些微妙的差異。從會議的名稱來看,各自會議的「重點」或是「主體」似乎也略有不同;7月的會議,「重點」放在「抗戰(勝利)」;相比較之下,8月的會議「主體」則是「臺灣社會」。比較兩場會議參與的學者名單,也幾乎完全不同;僅有2位學者,在兩場會議都與會發表。而如果從「戰爭紀念/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的話,會議舉辦的「日期」更有其特殊意義;兩個會議分別在7月7日(到9日)和8月15日(到16日)舉辦,當然是有意識、有目的的選擇結果。7月7日所代表的,是1937年(或者比較符合該史觀的,應該說「民國26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象徵著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對日「抗戰」-以及8年之後、中國最終的抗戰「勝利」-的開始。8月15日則是1945年日本投降、也是整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日子;這個立場,可以說是比較接近當時台灣人普遍的戰爭經驗。

以此看來,7月和8月的兩場會議似乎顯現了當今臺灣學界-同時也是廣大的臺灣社會-對同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的觀點。但是,從歷史研究方法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場會議(及其主辦單位)其實是有「交集」的。首先是,不約而同的這兩項會議都特別以戰爭的「歷史記憶」為研討的主軸。8月的會議,在「徵稿說明」中就特別舉出了「戰爭與歷史記憶」作為主題之一(另外兩項是「戰爭與政治」和「戰爭與社會」)。而7月的會議,除了以「戰爭的歷史與記憶」為名之外,會後國史館更迅速的先挑選了會議論文中的16篇「代表作品」、在8月集結成冊出版了《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一書。以戰爭記憶為討論和紀念二次大戰的主軸,表示臺灣學界在思考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方面,是有開創性、更有歷史縱深的從「戰爭歷史」談到「戰爭的歷史記憶」。

而這本論文集的內容,也明確的要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論文集由張玉法院士領銜談「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再加上美國哈佛大學柯偉林教授的「專題演講」、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談「抗戰初期的『和』聲」、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岩谷將主任研究官談「日本陸軍眼中的汪精衛和平運動」、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談日本的「一號作戰」及其影響、(我的恩師)美國芝加哥大學艾愷(Guy Alitto)教授談抗日戰爭中山東鄒平縣的草根階層等論文,可謂集各國觀點於一書中。而特別的是,書中也收錄了前述的兩篇在7月會議上發表、以臺灣平民的戰爭經驗為主題的論文,分別是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寫的「離散與跨境:論臺灣作家的『抗戰』」、以及政治大學藍適齊寫的「『被殖民者』的遭遇,『帝國』(不負)的責任」。如前所述,7月的會上共有50餘篇論文發表;雖然僅有3篇主題與臺灣/臺灣人有關的論文,但是當中就有2篇被選擇作為該會議的「代表作品」、進而收錄在8月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史館未來還將以這50餘篇論文為基礎、出版論文篇數較多的完整會議論文集;但是,在16篇率先出版的「代表作品」中,選擇了2篇在會議中其實是「少數」的以臺灣/臺灣人為主題的論文,代表的正是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史館在這戰爭結束70週年的年末,更舉辦了名為「戰爭的省思」的系列演講來做對此戰爭/戰爭紀念最後的回顧。系列共安排有8場的演講,其中有3場是與臺灣的戰爭經驗或戰爭記憶有關。11月28日進行的第一場演講,是由日本近畿大學教授近藤正己以「殖民地軍隊與臺灣人兵士」為題,討論了日本在統治臺灣初期(1897-1902年)曾經募集臺灣人擔任「護鄉兵」和「軍役志願者」等培養殖民地兵士的制度,以及其後對在臺灣的殖民地兵役義務以及兵役制度的長期影響。

近藤教授在將近二十年前所著的《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刀水書房,1996年),一直是研究二戰下的臺灣的學術經典,也終於在2014年以《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為名在臺灣出版中譯本。近藤教授-以及他以「臺灣」的戰爭歷史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在國史館所舉辦的「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中領銜,代表的正是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接下來第二場在12月1日舉辦的演講,是由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談「國際法上二次大戰的結束與臺灣」;而第四場在12月7日舉辦的演講,是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陳靜寬副研究員和黃裕元研究助理共同主講「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商品文物看臺灣本土社會的戰爭觀」。這兩場演講的內容都奠基於稍早在台南舉辦的8月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分別是「國際法二次大戰的結束與台灣」和「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商品與流行文化看戰爭的臺灣社會意義」。因此,作為國史館「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當中的這幾場的演講,更呼應了我先前提出的,臺灣歷史學界在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這方面其實是有「交集」的。

國史館的此一系列演講也持續了8月的會議所強調的方向,從多國/多元的視角來探討二次大戰的意義。當中,安排了一場談德國(「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省」),一場談英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戰爭:英國對二戰的記憶與反思」),一場談少數民族/回教(「翻越『民族國家』高牆的『回教圈』幻影:宗教鏡像中的『中日戰爭』」)。另外,在系列演講的同時也舉辦了一項名爲「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戰爭的省思」的論壇,邀請來自國内外的多位學者,分別從「戰爭與社會」和「戰爭的記憶」兩個主題來討論「抗戰」、「南京大屠殺」、以及「戰後日美關係」等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此「論壇」當中安排了由暨南大學的李盈慧教授談「戰爭與族群互動:太平洋戰爭中的華僑、臺灣人和東南亞原住民」,更進一步的從跨國的脈絡中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

更值得關注的是,「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安排的最後兩場,講題都是以「戰爭記憶」為中心;分別是12月30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張隆志副研究員(現在同時也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談「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公共歷史:從當代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談起」,以及12月31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汪宏倫研究員談「戰爭與社會:對『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回顧與反思」。在截稿我還沒有機會聽到這兩場演講;不過,根據兩位教授最近的相關研究來看,可以期待演講的內容將會以教科書當中的「記憶、認同與和解」問題、[16] 以及「戰爭遺緒」對當今東亞許多國際爭端的影響等作為主題。而對這些議題的討論、以及到目前為止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汪宏倫主編的《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聯經,2014)一書,代表的都是臺灣學界從不同的角度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

幾年前,周婉窈教授曾經寫道,受到戰後政治環境的影響,「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近乎『原封不動』地保存在當事人的記憶裡」。[17] 但是經過許多前輩學者多年來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以今年的情況來看,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已經逐漸成為公眾討論的一部分。隨著對臺灣的戰爭歷史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公開的討論,這段歷史離我們不再遙遠。面對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現在的情況依照張隆志教授的觀察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台灣,正充斥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的競逐乃至衝突」。在日本專門研究臺灣的早稻田大學若林正丈教授,對今年臺灣的情況也有類似的觀察。在以「2015年-台灣的兩個『70週年』」為題的文章中,若林教授分析了今年臺灣由官方所舉辦的「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以及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台北大空襲資料特別展」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他的結論是:「『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有著兩種迥異的對待日本的戰爭態度……這些紀念活動的舉行,顯示出在現代台灣,存在著這兩種日本觀既共存、又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18]

而我自己今年的觀察,結論更為樂觀:「抗戰」和「終戰」所代表的不同歷史記憶容或有競逐、甚至有時會出現相互對抗的情況;但是對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這個目標,其實臺灣的各方是有交集的。特別是,當我們以「平民」或是「人」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回顧、紀念這場戰爭,不同的戰爭經驗之間的立足點是一致的,對歷史的理解也就不會再受到「國族」的限制。從這個角度出發,當我們紀念在臺北大空襲當中受害的平民,同時也紀念在重慶大空襲當中受害的平民;紀念在二戰期間被日軍俘虜、而後送往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被迫從事勞務工作、甚至因而命喪該地的中華民國國軍戰俘,[19] 同時也紀念被日軍徵召送往該地服務、負責管理這些戰俘因而在戰後受到盟國戰犯審判(甚至處決)的「台籍戰犯」,[20] 以及同樣在該地從事戰鬥任務的「高砂義勇隊」成員;[21] 探討「抗戰」如何重新塑造了中國女性的角色,也討論「太平洋戰爭」對臺灣女性角色的影響。在7月的會議上,一位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前輩在演講中就提到:台灣戰後有兩個「傳統」或是「史觀」,一個是中國的「抗戰」,另一個則是台灣曾經為日本的戰爭效力;而我們在今日,兩者都必須面對。這些過去曾經被視為彼此無法相容、甚至對立的戰爭經驗,其實都是臺灣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如今也應該被同等的對待、重視。因此,在紀念「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的同時,應該也要紀念「終戰」和臺灣的「戰爭經驗」;而回顧二次大戰(及戰後的戰爭記憶)對臺灣的影響(例如「身份認同」),也要同時反思「抗戰」對中國的影響。否則,臺灣的歷史記憶永遠會受「國族」的綁架、也永遠是殘缺的。

過去的10幾年間,分別在歐洲和亞洲,曾經在二戰中對立、戰後又因為「歷史認識」問題而更深化對立的幾個國家,都已經努力的在促成彼此之間的「歷史和解」。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歷史和解」的主要内涵就是努力的要「記得」衆多「平民」的戰爭歷史,才能夠「穿透了國族、性別、種族的界限」、建立對「人」尊重的歷史記憶。而也唯有以此爲基礎的歷史教育,才能夠真正讓我們完整的認識歷史、認識戰爭、進而反省戰爭的意義。在臺灣,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歷史和解」。由於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多元的戰爭經驗,唯有以「平民」為出發點來理解戰爭歷史、進而追求超越「國族」的歷史記憶,才能達到真正的歷史和解。期待未來有更多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讓我們對這場戰爭-包括在其中臺灣人作為被害人或加害人的角色與戰爭責任、日本帝國在戰時與日本社會在戰後對臺灣殖民地人民的戰爭責任、以及戰後建構的「戰爭記憶」當中對臺灣的戰爭經驗曾經有過的遺忘和再記憶-進行更為深刻的「反省」。

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 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 - http://goo.gl/OfvuWh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12/%E6%8A%8A%E8%87%BA%E7%81%A3%E6%94%BE%E5%9B%9E%E6%88%B0%E7%88%AD%E8%A8%98%E6%86%B6%E5%BE%9E%E4%BA%8C%E6%AC%A1%E5%A4%A7%E6%88%B0%E7%9A%84%E6%AD%B7%E5%8F%B2%E8%A8%98%E6%86%B6%E9%96%8B%E5%A7%8B%E8%87%BA%E7%81%A3%E7%9A%84%E6%AD%B7%E5%8F%B2%E5%92%8C%E8%A7%A3.html#sthash.Br3nR7Wn.dpuf

-----------------

DECEMBER 25, 2015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12/%E6%8A%8A%E8%87%BA%E7%81%A3%E6%94%BE%E5%9B%9E%E6%88%B0%E7%88%AD%E8%A8%98%E6%86%B6%E5%BE%9E%E4%BA%8C%E6%AC%A1%E5%A4%A7%E6%88%B0%E7%9A%84%E6%AD%B7%E5%8F%B2%E8%A8%98%E6%86%B6%E9%96%8B%E5%A7%8B%E8%87%BA%E7%81%A3%E7%9A%84%E6%AD%B7%E5%8F%B2%E5%92%8C%E8%A7%A3.html#sthash.Br3nR7Wn.dpuf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