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懶人包》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麼不同？【V唐】 - YouTube - https://goo.gl/iMv5qW
中國古代有悠久的隱士傳統，卻不乏以隱求顯或謀求仕途的偽隱士。沙漠教父雖然也有沽名釣譽者，但大多是真隱士。他們往往捐贈自己的財物，救窮濟世，然後遠離錢財、權力和美女的誘惑，退隱獨處，甘於寂寞淡泊，以隱證空，以隱求靈。
耶穌為人類殉難的十字架，是人生苦難的最著名的象徵之一，同時是人類的願景，或人類最終獲得拯救的希望所在。相傳佛祖拈花示眾，手持的花朵是大梵天王率眾敬獻的金婆羅花，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從佛祖以心傳心的法教中，我們也可以想到人生的苦諦，看到佛祖對待人生苦難的哲學心態和樂觀精神。因此，十字架與金婆羅，可以作為所謂「基督禪」的象徵的雙璧。
沙漠教父與禪師之異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天主教牧師威廉．喬史頓（William Johnston）出版了《基督禪：一種靜修方式》（Christian Zen: A Way of Meditation）。一方面，作者以基督教神祕主義的眼光來解讀禪宗，另一方面，他把《新約》視為類似禪宗公案的精神證悟之道。作者認為：「保羅說，『沒有猶太人和希臘人、奴隸和自由人，男性和女性之類的分別，因為你們都是基督中的一個。』這就是基督禪未來的發展。」該書引用的西班牙通靈者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的兩行詩，可以說是喬史頓心目中典型的基督禪詩：
寂靜的音樂，獨自鳴響的聖歌，
每天重開的點燃愛之蠟燭的晚餐。
此處「寂靜的音樂」是上帝的音樂。美國作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小說《皮耶，或曖昧迷離》（Pierre; or, The Ambiguities）中說過：「寂靜是上帝唯一的聲音。」類似是話，在西方文學中不難發現。諸如此類的充滿悖論的比較宗教的相互詮釋和詩歌證悟，為讀者展現了一道基督教揉合東方禪修的精神景觀，啟悟人們尋求真理，陶冶愛心。
另一個例子，也可以視為基督禪的典型詩作。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是印度籍的耶穌會士和靈修大師，其靈修觀融合基督信仰與東方生命哲學。在他的《鳥之歌》（The Song of the Bird,1984）中，作者把佛陀拈花微笑的故事生發成一首散文詩〈製造商標的人〉。他說：佛陀曾指著一朵花要他的弟子說些什麼，一個發表了一篇演說，另一個寫了一首詩，第三個打了一個比方。就淵博而言，一個勝過一個。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一言不發。戴邁樂把佛陀的三個弟子視為「製造商標的人」。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通病：「人生如酒。／每個人讀到酒瓶上的商標，／卻少有人品嚐美酒」。與此類似的中國成語故事是「買櫝還珠」，許多學基督教和佛教的人，都沒有得到其教義之「珠」，即十字若望等虔誠信徒領略宣講的大愛。
作為一種靜修之道
由此可見，基督禪作為一種靜修之道，與上帝的寂靜和佛陀在某種情境中的無言密切相關。但是，基督禪詩歌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悖論：既不立文字，又不離文字，其文字必須以少勝多，以一總萬。
在喬史頓和戴邁樂之前，美國詩人、天主教修道士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已經就基督教神祕主義、靜修和禪的關係作過梳理。喬史頓引用了默頓逝世之前不久寫給他的一封信，並且表示他們達成的共識是：禪宗和基督教都可以超越一切範疇和二元對立的觀念。默頓在譯著《沙漠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esert）中同樣引用了保羅的教誨。《腓立比書》（2：5-7）的保羅告誡人們說：「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經文所謂「虛己」，意為「倒空自我」。默頓認為，修行此道的早期沙漠教父，即早期基督教徒中從鬧市退隱沙漠的苦修隱士，與古代印度的瑜伽行者、中國和日本的禪師類似，他們看重的是空性證悟和破除我執。
像陀螺繞著渴念旋轉
中國古代有悠久的隱士傳統，卻不乏以隱求顯或謀求仕途的偽隱士。沙漠教父雖然也有沽名釣譽者，但大多是真隱士。他們往往捐贈自己的財物，救窮濟世，然後遠離錢財、權力和美女的誘惑，退隱獨處，甘於寂寞淡泊，以隱證空，以隱求靈。更可貴的是，他們中的有些人，例如聖安東尼（St. Anthony），強調他們遵循基督教教義，退隱是為了更深入地與社會黑暗勢力和自身的心理暗角爭戰，從而更親近上帝。據Athanasius的《安東尼傳》，聖安東尼說：「我們有可怕的狡猾的敵人──邪靈──我們與他們摔跤，如使徒所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12）』」由此可見，這樣的基督精神，與人間佛教弘揚的佛陀精神十分接近。
關於沙漠教父的修行，正如著名詩人W.H.奧登在〈冒險家〉一詩中描寫的那樣，「像陀螺繞著渴念旋轉，／他們經由迂回之路走向乾渴絕地；／在空無藍天下的空無洞穴裡／他們倒空自己像髒水一樣的記憶。」
對於苦行的渴念
悖論的是，他們的渴念，並非佛家所否定的對聲色之樂的渴念，而是對苦行的渴念。這種渴念，也可以借用默頓的〈讚美詩〉中的兩行詩來詮釋：「我陶醉於創世紀第六天的／浩瀚的曠野。」如我們所知，耶穌曾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可見曠野在耶穌生平中占有重要地位。默頓的詩，可以視為詩人對耶穌和沙漠教父的致敬、理解和仿效。
類似的是，莊子好比一棵獨立荒野的大樹。禪宗傳入中國之後，往往莊禪合流並稱。默頓在《莊子之道》中有一首描寫莊子的詩，題為〈空舟〉，同樣可以視為基督禪的典型之作，詩人寫道：
誰能擺脫成就／擺脫榮名，屈身混跡於／大眾之間？／……他抵達空無，沒有名望，／因為他不審判一個人／也沒人能審判他。／這是一個完人：／空是他的行舟。
「虛己」或「倒空自己」
由此可見，莊禪與沙漠教父的一大共同之處，是「虛己」或「倒空自己」，即佛家所說的證空。沙漠教父的苦修、禁慾，是仿效耶穌受難的輕度受難。較為重度的受難，是他們中的某些隱士，輕肉體，重靈魂，甚至自殘。例如，為了保持警醒，有些隱士端坐於旗杆或圓柱之上，聖西蒙（St. Simeon)在一個圓柱上的彈丸之地坐了三十七年。教父奧力振（Origen）以字面意義解釋經文而自我閹割，以實踐「為天國的緣故自閹」（《馬太福音》19：12）的要求。中國古代文人也有頭懸梁、錐刺股的苦學傳統，但目的不同，大多為的是以苦求榮的「學而優則仕」。對於這種極端的折磨肉體的苦修苦學，今天當然不宜仿效，默頓也是持否定態度的。在《獨處思緒》（Thoughts in Solitude）中，默頓說：「假如一個人要活著，他的肉體、靈魂、大腦、心智、精神必須全部活著。」
與瑜伽行者和禪師相比，沙漠教父也許更像瑜伽行者中的苦修僧，或藏傳佛教中的密宗修持者，例如密勒日巴那樣長期在山洞中苦修的密宗上師。密勒日巴的證道歌無論與基督教詩歌還是禪詩，都有很大的可比性。
值得記取的是，《中阿含經》提出遠離欲樂與苦行兩個極端，作為修行的中道。換言之，靈與肉，不宜強行分開作為仇寇，而應當靈肉一體修持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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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茶與基督教
范增平
禪是一種冥想、靜慮，禪茶是一種道行、靈修。禪並不只屬於佛教，基督教也可以有自己的禪法，作為一個基督徒，靈修也是一項重要的功課，把禪茶與基督徒的靈修結合，是東西方不同宗教現代化進程的必要工程。禪茶並不是要讓基督徒放棄基督教的信仰，而是借用東方宗教的“禪法”來進行靈修，深化對基督的信仰，強化對上帝的領悟。
現代社會的特點是人類中心主義，也就是以人為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思想與社會文化價值，都是為了世界和平，改善人類生活，榮耀上帝。
禪修所要覺悟的物件，是要與“真實自我”達到無分別的境界，佛教禪宗向來是把日常生活作為修行的道場，語默動靜、行住坐臥，皆不離禪，達到現實與理想的無分別境界；因此，禪修能改善祈禱者與現實社會的關係，釋放祈禱者的內心壓力，協助祈禱者舒緩生活的煩悶，調適身心。在基督教傳統裏，“冥想”須以“上帝”為取向，強調“教會”與“天國”的一致性、“無分別”。佛教“不二”的思想，也是如同基督教的“無分別”。所以，基督徒在靈修時，可以吸收坐禪觀想的方法，以強化祈禱生活，有助於靈性的成長，達到靈修的目的，體現“真實自我的完整性”（Oneness of the real Self）。
禪茶的目的是要關注或反思自我存在的意義，禪修的手段是通過“調身”、“調息”、“調心”，從而“入定”，進行“止觀”。止是止息散念，斷除煩惱，淨化內心；觀是觀想一處，證入清淨。佛教兩種最基本的禪法就是“止觀”。基督徒借用佛教的“止觀”、“數息”等禪法，形成基督教的“默觀”方法，充實基督教原有的“默禱”，達到“止觀”的禪境，能在心靈深處見到主，與主結合為一。
禪茶是一種精神拯救之路”，“禪”在英文裏被譯為meditation，原因是該詞和基督教所講的“靈修”相似，基督徒借禪法來發展靈修生活，特別是祈禱的經驗，更好地適應現代人的精神需求。禪修的頓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開悟的時候，修行者既無法自知，也無從預知，西方的“神秘”（mystery）一詞最早用於1545年，是指“未被人的思維認識過，或是人的思維不能理解的，超出了理智或一般知識認識的範圍”；神秘源於“神秘的技術與行事”方式。“神秘感”是“神聖感”裏的非理性因素，是宗教生活的根基，禪悟是要返觀自身，領悟沒有任何執著的自我，即“無相”、“無住”之我。這種宗教哲學，要在靜默之中祈禱，實現與主合一。
就“禪”的最高境界來說，修禪者要超越自我，體悟“無我”、“無相”。通過禪悟找到一條擺脫精神危機、解除壓抑、獲得幸福安寧的精神，禪所講的“無我”、“無相”當作“無意識”，實際上是一種朗然清明的境界，破除了心識的昏沉散亂，所以，這種解脫性的“無意識”，在人的意識結構裏，“無意識”的部分要比意識多。若能體驗到“無相”的真實自我，這種體驗類似於基督徒對上帝的經驗。禪宗的頓悟是靠自己的智慧，所謂“自性自度”，如果基督徒能以這樣的禪法去向上帝祈禱，也就是富有禪意的祈禱，基督徒就可以成為“無相的祈禱者”（Imageless prayer），用“觀想”的方式達到與上帝的同一，直接感受上帝之愛。
禪茶需要的是“活在當下”、“用心體驗”，而不是要用語言去說明修禪的終極意義，我們現在要的是靜下心來，共同面對現代世俗社會的問題，塑造人生的意義、價值與生活目標，並不是要說服對方，而是要雙方接納對方，融合東西方的文化差異。
佛教主流的思想是自力拯救，基督教是以上帝的恩典來拯救人，是屬於一種外來的力量；而禪修的觀想方式，是一種自力他力雙修的法門，這為佛教與基督教的會通搭建了橋樑。
不管是佛教徒、基督教，或是其他什麼宗教徒，其實都需要面對時間的變遷，著眼於“現代化”，也需要注意地域空間的轉化，重視“本土化”。禮為教本，以茶學禮，透過喝杯茶，以禪茶的應用作為靈修的法寶，以禪茶促使宗教現代化、本土化，為世界人類做出更積極的貢獻。〈201008海峽茶道54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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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禪與佛教自覺——李四龍
2009年07月02日15:03:00 佛教在線
20世紀60年代初，天主教召開“梵二會議”、主張宗教對話，當時，西方的天主教徒開始醞釀如何能把禪與靈修相結合。1971年，耶穌會士喬史頓（william Johnston）發表專著《基督禪：冥想之道》，這部像是作者內心獨自的著作，首次提出“基督禪”（christianZen）的說法。時至今日，這個說法已有近40年的歷史。但這並不代表一種新的禪修方法，基督禪是為基督徒而設，並不是讓他們放棄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讓他們多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的信仰方式，強化他們對天主、上帝的領悟。
在傳統的東亞社會，佛教並不熱心傳教，甚至有些“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味道。然而到了歐美國家，從鈴木大拙（1870一1966）開始，佛教一反常態，積極弘法。“基督禪”的出現，一方面是天主教徒主動學習禪法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佛教主動弘法的結果。特別是在最近的半個世紀裡，佛教與基督教一起探討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時代問題，進行有意識的宗教對話，促成了當前西方的“參與佛教”（Engaged Buddhism）。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日本佛教，緣此著手“本土化”的實踐，在西方國家興寺造像，湧現了一批“洋和尚”，開辦禪修中心，參禪傳法。
本文在解釋何謂“基督禪”之餘，試圖說明：“基督禪”的出現，刺激了歐美國家的“佛教自覺”，也就是佛教在現代社會的主體意識，表現為現代僧團的弘法主動性，以及亞洲佛教在西方社會的本土化實踐。
一、“援佛入耶”的新嘗試
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華的傳教士，有不少參與翻譯佛經、以英文介紹中國佛教。譬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 d，1845—1919），這位著名的英國傳教士在楊文會（1837一1911）的建議下，英譯《大乘起信論》。兩人最初的合作很愉快，但是，李提摩太更關心的是如何以基督教的思想來詮釋《起信論》，這引起了楊文會的不滿。當時的中國佛教界，無法容忍在佛教裡摻雜基督教的因素。李提摩太的心態，是想以基督教包容佛教。這種“援佛入耶”的方式，與唐代景教借佛教推廣天主教的傳播策略有所不同，但是最終也沒有成功。
時過境遷。“二戰”以後到日本的傳教士，因與日本禪師交往密切，耳濡目染，切磋禪法，提出了“基督禪”的構想。這個設想，很快得到了日本及歐美佛教界的認同。喬史頓1925年生於北愛爾蘭，1951年加入耶穌會到日本傳教。在日傳教20年，緣此寫出自己的心得《基督禪》。他在書裡說，長年的坐禪，或與禪師的玄談，深化了他的基督信仰。
“基督禪”的確切說法，應是“基督徒的禪”，也就是藉用“禪法”服務於基督徒的靈修。禪並不只屬於佛教，基督教亦可有自己的禪法。喬史頓說，基督教可以在東方禪師的幫助下挖掘與發展自己的禪法。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是人類中心主義，禪修的目的是要關注或反思個人（自我）的意義與存在，而在猶太一基督教傳統裡，“冥想”須以“上帝”為取向。喬史頓認為，基督教若要適應現代人的需求，靈修的方式應當借鑒以“個人”為中心的佛教禪法，從而有必要發展屬於基督教的禪，即“基督禪”。這與當年的李提摩太不同，喬史頓的“援佛入耶”並非是要包容或取代佛教，而是想用佛教推動基督宗教晌現代發展。
1965年10月，天主教“梵二會議”發表《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正式承認其他宗教的思想與社會文化價值，整個基督教世界有意推動普世性的宗教對話。1962年11月18日，羅馬教皇在他的圖書館裡接見了28位日本禪師，並說，羅馬天主教與佛教都是為了和平，改善人類，榮耀上帝。葛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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