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的文化交流：日式燒肉的誕生（上）
胡川安
「日式」燒肉很「日式」？
燒烤肉片，讓動物脂肪混和著柴煙的香氣，應該是從人類發現火之後一直烙印在人類腦中的美味。不只如此，人類也覺得這樣的味道可以討好神明，使用牲畜以祭神成為宗教之中的牲禮。
如同麥可‧波倫所說的：「說不定祭禮正是烹飪之始，因為把肉放在火上一烤，把祭品送上天庭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了。」不管如何，當人類從茹毛飲血，開始飼養家畜，並且懂得烹飪以後，人類的飲食文化、傳統和禮儀就就與肉離不開關係了。
台灣不少地方都有日式燒肉，日式燒肉現在都會冠上日式，有別於BBQ、牛排、韓式燒肉、巴西窯烤的不同。
Photo credit: Tatsuo Yamashita @ flickr
或許我們將日式燒肉的特點歸納為幾項，包含：
◎薄薄的肉片（有別於牛排的厚度）。
◎肉片放在炭火的鐵網上。
◎自己烤來吃（有別於牛排是別人送上來）。
◎以醬油為基底的醬汁加以醃製生肉或是沾醬來吃（有別於牛排使用奶油）。
◎不只烤精肉、還烤內臟（有別於牛排只食用沙朗、丁骨、菲力等部位）
然而，日文的漢字當中寫成「焼肉」的日式燒肉真的有那麼「日式」嗎？日本人甚麼時候吃起日式燒肉呢？
說起日式燒肉（巷口講古的胡老先生又來了………）的故事，那可是一段人與動物之間血與肉（屠宰動物）的故事、也是一段帝國主義的故事、充滿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微妙關係，也是日本人與其他文化交流的故事。
透過食物了解歷史，當筷子拿起來的那一刻，也同時穿越了不同的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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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開始吃肉
〈吃的文化史〉專欄之前曾經在〈日式豬排飯的故事〉與〈鐵板燒的故事〉兩篇文章都有提到日本人本來不吃家畜的肉。
怕各位沒有時間，在這裡跟大家複習一下。
日本從七世紀中期天武天皇頒布〈禁止殺生肉食之詔〉之後，日本人的肉質攝取排除了家畜的雞、鴨、牛和豬，肉質主要從魚肉當中攝取。
由當時日本人所留下的紀錄來看，從貴族到平民階層，對於獸肉的接受度並不高，普遍的認為食用獸肉是不潔的飲食行為，不僅會讓身體有奇怪的味道，還會污染身心，無法侍奉神佛。
明治天皇提倡肉食的理由顯然不是為了美味，而是認為獸肉的食用將可以強國保種，讓日本人的體格強壯起來，跟西方人一樣壯碩，才可以擠入先進國家之林，從這樣的角度而言，「明治維新」對於日本人來說不只是船堅炮利、不只是政治改革，還包含了味覺上的革命、身體上的適應和文化上的改變。
Photo credit: Norio NAKAYAMA @ flickr
日本人明治維新之前雖然不吃家畜的肉，但也會偷打一下牙祭。然而，他們吃肉是偷偷摸摸的，總是得到山林野外，以往日本人所說的「山奧屋」都藏在山裡面，是吃野豬、野鳥、野兔、鹿肉或是貍肉的地方。
江戶時代著名的《料理物語》就有提到燒肉的作法，主要是將肉燒烤後，沾著醬油、味噌、味醂和砂糖所製成的醬料。
當明治維新之後，吃肉開始與文明開化畫上等號。政府有意識的推動吃肉的運動，特別是從軍隊、學校當中開始培養起，要強健日本人的體魄，先從吃肉開始。
歐美的外國人讓日本人吃肉變得光明正大，得到國家獎勵，而且還是文明開化的表現，何樂而不為呢？
明治政府所推動的吃肉運動主要是精肉，而不是內臟，像是牛百葉、豬肝、大腸……等動物內臟都是加以丟棄的。
日本人後來敢吃動物的內臟，還有一段文化交流的路要走，而且來源不在西方，是在東方。
日式燒肉從何而來？
由於日式燒肉的歷史並不長，考察其來源可以從20世紀初的資料來看，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中國；一個則是韓國。
以火直接燒烤，並且吃牛、羊、豬等肉類，包含精肉與內臟，從1910年代的美食雜誌之中可以看到相關的紀載。當時日本駐中國的記者講述他在北京「正陽樓」吃烤羊肉的經驗，稱之為「成吉思汗料理」，據說是成吉思汗在軍隊當中的飲食。大正、昭和年間在東京和大阪開店的成吉思汗料理以燒烤羊肉、牛肉和豬肉為主。
成吉思汗料理 Photo credit: Jun OHWADA @ flickr
日式燒肉的另外一個來源則是韓國，當成吉思汗烤肉在日本開店的同時，韓國式的プルコギ（불고기）也在日本的韓國移民當中開始營業，在這樣的料理店之中，燒烤方式是在炭火上放置鐵網，並且將肉切成薄片，沾上醬油食用。
當日本併吞韓國，日韓之間成為國內的交流，赴日的韓人增加，也將飲食習慣帶到日本，移民日本的韓國人主要來自全羅南、北道、慶尚南、北道和濟州道。渡日的韓人大部分居住在大阪周邊，特別是「豬飼野」（這名字真難聽阿！）附近，將「朝鮮式」燒肉帶進日本。
赴日的韓國人流行的兩種燒肉方式，包含：「プルコギ（불고기）屋」，還有「カルビ食堂」（갈비살）。
特別的是「カルビ食堂」是採用「酌婦」幫忙烤肉，有別於現在的自助式，當時還是覺得上餐廳總是要有個人服侍才有被服務的感覺。從「豬飼野」開始的燒肉，才有自己烤的習慣，因此日式燒肉的誕生可以說由此開始。
然而，韓國的燒肉在日本登陸，主要還是在日的韓人食用，日本人不大敢吃動物的內臟，大部分都將之捨棄，而且日本人也無法接受韓國泡菜的味道，韓國燒肉的本土化是等到二次大戰之後。
韓式燒肉 Photo credit: Hirotomo Oi @ flickr
在下一集之中我們將看到日式燒肉如何在日本大為流行的故事，這將是一段「以德報怨」的殖民故事。
參考書目》
宮塚利雄，《日本焼肉物語》（東京：太田出版，1999）。
佐佐木道雄，《焼肉の誕生》（東京：雄山閣，2011）。
Katarzyna J. Cwiertka 著、陳玉箴，《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台北：韋伯文化，2009）。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飲食的文化交流：日式燒肉的誕生
飲食的文化交流：日式燒肉的故事（下）
胡川安
上一集之中我們提到日本人吃肉的故事，還有「日式」燒肉從中國、韓國流傳到日本的過程。但是，在二次大戰之前，日本人其實並不太愛吃動物的內臟。
故事的網站曾經寫過〈國家是怎麼滅亡的—韓國的故事〉，講的是韓國遭受日本吞併的故事。國可滅、政權會被推翻，但是，不管是藍是綠、是紅是黃、人還是要吃飯的。
如果說日本人殖民韓國，傷害了韓國的歷史記憶與民族情感。那麼，燒肉則是韓國人對於日本人的影響，而且透過燒肉的飲食習慣，在日本最為困頓的時候，提供動物的蛋白質，養活了不少日本人，可謂是「以德報怨」的食物。
大阪燒肉店的內臟拼盤（ホルモン5種盛り合わせ ）【圖片來源：http://r.gnavi.co.jp/k774003/menu1/】
滋養的賀爾蒙
日式燒肉所燒烤的動物內臟，在日文當中內臟稱為「賀爾蒙」（ホルモン），不少學者曾經討論這個詞的來源，有人認為是大阪腔的「丟棄」「放る（捨てる）もん」，因為內臟是以往不吃的東西，後來就成為動物內臟的代稱。
但是，也有的人認為賀爾蒙與英文的hormone有關，指的是分泌腺，後來指的是動物的臟器，為什麼日本人會選擇用「賀爾蒙」來代替臟器呢？
基本上跟日本的飲食傳統有關，明治時代以前，日本人吃肉通常是因為醫療行為或是為了滋養進補身體才食肉。因為怕別人說話（日本人總是怕別人的閒言閒語），吃肉的時候總與醫療畫上等號：「我吃肉是為了強身補體，不是單單純純地愛吃喔！」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肉類的供應緊縮，開始推廣以往不吃的動物內臟。
日本紅十字會曾經組織過好幾次的賀爾蒙演講，推廣賀爾蒙料理，烹煮動物內臟的料理研習會也跟維他命等藥物一起舉辦，可以看到肉食與醫療的傳統仍然維持在日本的飲食文化中。
魚谷常吉的著作《長壽料理》大篇幅的介紹賀爾蒙料理的烹煮方法，從牛肝臟、腦隨、豬肝、腰子、鵝肝……等。這些可以補充大量脂肪與蛋白質的動物內臟成為長壽與健康料理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當時肉類的缺乏。現在很多人因為具有三高的問題，不會把內臟視為健康料理的一部分，反而視為是健康生活所要避免的食物。
長壽料理書影
雖然透過紅十字會和學者的著作推廣賀爾蒙料理，但是動物內臟走進一般人的家庭主要是在戰後。本來日本帝國的食物很大一部分倚靠殖民地韓國和台灣的供應，日本國內的男丁大部分都棄農從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數百萬的軍人從中國、台灣、韓國等地回國，食物的供應成為重大的問題。
日本軍人大量回國，而渡日工作的韓人則回到韓國，戰前消費動物內臟的主要是韓國人，本來不吃內臟的日本人，在沒得吃的時候也無法挑三揀四的，動物內臟成為戰後日本人很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韓國料理」與「燒肉」店的分家
戰後較有名氣的燒肉店在東京是「明月館」；大阪則是「食道園」。
「食道園」的創業者是韓國人林光植（後來歸化日本，改名江崎光雄），他的妻子江崎光子曾經寫過一本《漫長的旅途》（長い旅）回憶兩人的創業過程。
「食道園」的創業者是韓國人林光植
兩人的創業過程可以看到韓國人與日本人的文化交流，不僅體現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表現在飲食的文化上。在東京開計程車的江崎光雄娶了日本人之後，中日戰爭期間主要在中國的太原服役，當時負責軍隊中肉類料理的處理。
出身平壤的江崎光雄戰後在平壤開日式的壽喜燒店，同時合併了冷麵店食道園。然而，由於韓戰的爆發，北韓政權成立，妻子是日本人的身分使得江崎光雄的身分受到懷疑，以為是日本人派來的間諜（在北韓這可是死罪啊！）決定到妻子的故鄉大阪開設燒肉店和冷麵店。
當日本經濟逐漸復興之後，開始出現專門販賣內臟的燒肉店，也有專賣精肉的燒肉店，或是兩者混和的現象。燒肉主要在「朝鮮料理」店或是「韓國料理」店當中販賣。
日本經濟逐漸復興之後，開始出現專門販賣內臟的燒肉店，也有專賣精肉的燒肉店，或是兩者混和的現象。
燒肉店和韓國料理店在1960年代之後逐漸分家，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人對於韓國料理印象的改變，本來將「燒肉店」等同於「韓國料理」，但是後來發現韓國人不只吃燒肉，還吃很多東西，就把販賣燒肉店的店家獨立出來。
燒肉店在日本快速成長，到1990年左右，東京和大阪的燒肉店都超過一千五百家，這與日本在戰後消費肉類的情況相符合，1955年代每人每年進食約吃三公斤的肉，1965年快速增加到9公斤、1980年則超過20公斤。
如果說西方人開啟了日本人吃肉的習慣，那麼韓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貢獻就是讓肉食在日本更加普遍。
從燒肉的傳播，透過飲食的歷史得以了解文化交流的方式與融合。我們經常使用「食物」來區分人群的界線，或是文明的標準，兩千年前的《禮記》就用身體與食物的差異說明「非我族類」的「異類他者」。
日本人從來不吃家畜的肉，想吃肉、打牙祭的時候還得躲到山上偷偷摸摸的吃，西方文化、中國文化、韓國文化進入日本之後，他們不僅開始吃肉，也吃動物的內臟。
然而，燒肉在日本發展的過程，是透過自身的味覺方式吸收外來文化，當日式燒肉本土化了以後，又外銷到了其他地方，也才有在台灣出現的日式燒肉。
在拿起筷子的那一刻，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別的文化。
參考書目》
宮塚利雄，《日本焼肉物語》（東京：太田出版，1999）。
佐佐木道雄，《焼肉の誕生》（東京：雄山閣，2011）。
Katarzyna J. Cwiertka 著、陳玉箴，《飲食、權力與國族認同：當代日本料理的形成》（台北：偉伯文化，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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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握壽司的小歷史
胡川安
壽司之神
美國總統歐巴馬去年訪問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非正式的晚宴上邀請他到銀座的數寄屋橋次郎（すきやばし次郎）吃握壽司。
數寄屋橋次郎在米其林的評鑑當中為三顆星，是日本握壽司的名店，1996年美國總統柯林頓也曾經到此用餐，餐廳之中沒有菜單可以選擇，每天的菜色由「壽司之神」小野二郎所決定。
很難相信米其林三星的餐廳位在銀座的一棟老舊大樓的地下室。次郎的名氣不僅在日本響叮噹，在世界的料理界，也有相當的名氣，還曾經有一部紀錄片《壽司之神》就是以小野二郎為主角，他是全球最為年長的三星大廚，據說九歲就已經入行，一輩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次郎遠近馳名所靠的不只是小野二郎的握工，他對食材與製作的挑剔，精準地抓住壽司的軟硬口感，入口的瞬間與口內的細緻感受都要考慮進去，小野二郎在記錄片的片頭對著鏡頭說：
一旦你決定好職業，你必須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你必須愛自己的工作，千萬不要有怨言，你必須窮盡一生磨練技能，這就是成功的秘訣，也是讓人家敬重的關鍵。
壽司之神的海報。非常日本職人的宣言，在次郎用餐可以感受到小野二郎的技藝，對他來說，握壽司已經是一門藝術，不斷地精進，用餐的客人們也帶著品嘗藝術的精神前來，宛如欣賞一件件偉大且鮮活的藝術品。
然而，從握壽司的歷史來看，吃壽司不是欣賞藝術，而是帶點輕鬆、簡單、美味的感覺、是很庶民的飲食文化，而這也是所謂的「江戶前」握壽司。
甚麼是「江戶前」握壽司？我們先從江戶，也就是關東飲食的特色來說好了。
生氣蓬勃
不少人提到日本關東和關西的差別，關東飲食的特點之一，我認為是「生氣」，而其中又以握壽司最能表現出來。不是讓人憤怒的「生氣」喔！而是「生氣」蓬勃、新鮮的食材、不囉嗦、直接的手法。陶藝家，也是知名的美食家北大路魯山人曾經有很精闢的見解：
簡單、直接、瞭當的手法，在客人面前展現食材生氣蓬勃的樣子，讓客人享用得心服口服。
江戶料理的「生氣」原因在於它是個年輕的城市，形成與京料理細緻典雅的不同風格。
然而，握壽司作為江戶料理的代表，現在也可以說是日本料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形成的時間非常的晚。如果說握壽司是日本的「傳統」料理也不大對，大約起源於文政年間（1818-1829）的握壽司，其實已經接近幕末時期了，西洋料理都快進來的時候，握壽司才開始風行。
種類不同的壽司
現在如果提到上餐廳吃壽司，一般都會想到握壽司，特別是從高級料理亭到連鎖的迴轉壽司，做法和形式都是握壽司，但是在握壽司之前的吃法卻與現在不同。
壽司在歷史上一開始不是宮廷或是貴族的料理，而是以平民料理的形式出現。《今昔物語》之中的壽司在大街小巷當中都有販賣（市町に賣る），當時壽司的重點不在米飯，在利用米飯加以發酵以保存海鮮。
從壽司的語源來看，「酢（SU）SHI」漢字寫成「鮨」或是「鮓」，其實跟發酵的酸味有關。以米加以發酵其實是東亞和東南亞飲食的重要傳統，利用米的發酵加以保存魚肉，是在還沒有冷藏技術之前，人們為了吃到魚肉的方法。
鮒壽司起源於八世紀奈良時代的鮒壽司，是比較早的作法，現在琵琶湖附近的滋賀一代還有 「鮒鮨」，平安時代他們將這種壽司上貢，不像現在的握壽司以海魚為主，滋賀的鮒壽司使用的是琵琶湖之中的鮒魚。
鮒壽司的做法費時又費工，在春季將鮒魚捕獲之後，先將魚鱗和內臟加以處理，抹上鹽巴之後儲存起來，兩、三個月之後魚體內的血水漸漸排出。約略在夏季的時候將魚取出，洗淨之後在魚的身體之中抹上沾過鹽巴的米飯，接著放入米飯的桶中儲存，並且放上重物幫助其發酵，存放的期間從數個月到一、兩年都有。
由於長期的發酵，所以鮒壽司的重點就是其酸腐味，很多人無法接受它的味道，以為是壞掉的魚，但也有人嗜食這樣的味道。由於壽司存放的時間過久，已經「熟成」了，所以也稱為熟壽司 （熟れ寿司）。握壽司習慣與米飯一起食用，但熟壽司的米飯發酵時間過久，已經快變成米酒了，一般只吃具有風味的魚肉。
半熟半生壽司室町時代，十四世紀中期，和歌山和秋田等地都將發酵時間縮短，存放時間大致在一個月，魚肉沒有那麼「熟成」，稱為「半熟成」，米飯還可以食用。目前秋田的「ハタハタ寿司」可以稱為半熟半生壽司（半熟れ寿司、生熟れ寿司）。
或許有人覺得將米飯丟棄太可惜，才發明出半熟半生壽司，使得米飯也成為壽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後來的醋飯。其實我個人覺得發酵可以提高魚肉的味道，雖然半熟成的壽司沒有握壽司那麼新鮮、具有生氣，卻有自己獨特的風味。
由於發酵曠日廢時，進入江戶時代之後，製造清酒的人想出使用酒粕發酵的方式加入米飯之中，成為醋飯，可以節省相當多的時間。米醋除了含有醋酸外，還有乳酸、有機酸、醣等成分，使得壽司除了吃魚之外，米也是飲食過程之中的重點。
不需要用魚加以發酵就有著獨特的香味，做壽司的人只要把酒粕發酵後的液體加入飯裡就可以了，因此新發明的壽司稱為「早壽司」，就是指很快完成的壽司。「早壽司」在和歌山一帶現在還是當地的特產。
箱壽司江戶時代中期關西地區的特產是「壓壽司」，其中的一種作法稱為「箱壽司」，在大阪和近畿地區流傳，現在也是很有特色的鄉土料理。做法是將米飯和相關的食材放進木盒之中，大小、材料都要嚴謹地排列整齊，之後採用緊壓的方式。
早壽司和箱壽司成為江戶握壽司的起點。「箱壽司」需要等待一下才能完成，由於江戶人性子急，乾脆就用手捏的方式，再結合了「早壽司」快速完成的醋飯，放上魚材就成了現在握壽司的形式。
日本各地的壽司形式不只這幾種，每一種也都有其源流與傳承，像是中國地方（日本有個地方叫中國，不要誤會喔!）的蒸壽司（むし寿司），溫熱的吃；或是鹿兒島的酒壽司，採用當地的酒所製成的酒醋，使壽司吃起來更具地方特色。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壽司做法，但是如果說到壽司的話，還是握壽司，而握壽司的話，一定得要「江戶前」。
江戶前
德川家康定都江戶，比起京都的文化、歷史與禮儀，江戶知識程度有如教授與小學生的差別。江戶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城市，德川家康帶來了大批的武士，為了供養這批不事生產的人，招來大批的農民與各種行業的工匠與商家。
浮世繪「東都名所高輪廿六夜待遊興之図」裡面賣壽司的路邊攤。因為是新興的城市，加上招來的武士、農民和工匠都是男性，所以江戶一開始是非常男人的城市，也因為男人太多，為了紓解這些單身男性的需求，所以當時的紅燈區吉原才會如此龐大。
食、色性也，單身男性除了性需求，自己一個人也不大可能在家裡煮飯。因此，江戶也是一個外食的城市（居酒屋也在這個時候誕生）。
握壽司一開始不是出現在高級料理亭，而是於「屋台」之中，也就是路邊攤，相當的庶民、而且速食。
現在我們習慣坐在「板前」，就是吧檯前面，看著壽司師傅精湛的技巧，其實是從路邊攤轉變而來的。明治時代在淺草的「寶來鮨 本店」將路邊攤搬進餐廳之中，椅子放在櫃台前就成了現在的「板前」。
出身福井藩下級武士家庭的華屋與兵衛，當時在江戶出差，但到江戶之後，看到熙來攘往的人潮，覺得自己可以在這個大城市闖出一片新天地，住在相撲競技場兩國附近的與兵衛，後來改賣起壽司。
本來販賣箱壽司的華屋與兵衛覺得不夠快，不夠「速食」，開始想到用飯糰結合新鮮的漁獲。飯糰的大小才能夠填飽勞動階層（當時的壽司有現在的三、四倍大），新鮮的漁獲則來自東京灣。
從歌川廣重〈東都銘所高輪二十六夜待遊興之圖〉的浮世繪之中可以看到販賣握壽司的路邊攤。高輪也就是現在的品川附近，當時已經是海邊了，採用江戶灣（東京灣）所生產的漁獲就是「江戶」之「前」。
東都銘所高輪二十六夜待遊興之圖華屋與兵衛是當令和當地飲食（local food）的先行者，只採用最新鮮且當季的漁獲，而且隔夜飯就倒入河中餵魚。以往的壽司一般搭配「辣醋味增」，據說也是與兵衛的關係才開始採用芥末。
從當時的文獻來看，與兵衛的握壽司技巧有「妖術」之稱，米飯捏得軟硬適中、而且處理魚肉的方式恰到好處。從路邊攤獲得創業的資金，與兵衛開了餐廳並且造成轟動，由於太紅反而被幕府盯上（如果是中華民國政府，可能會查稅），以違反儉約令處以手鎖之刑（雙手以鐵鍊固定）。
與兵衛雖然無法握壽司，但江戶則吹起握壽司的風潮，本來在1824年江戶只有一家握壽司店，三十年後的1852年則有5250家，成為當時最熱門的飲食方式。
江戶時代末期所發明的握壽司，一貫是八文錢，換算成現在大致是240日圓，但是比現在的壽司大很多，所以也不大可能吃太多個。現在一次就是吃十幾貫，而且逐漸減少到一口的分量是戰後飲食習慣改變的結果。
現在稱為握壽司「王樣」的鮪魚，在江戶時代其實是比較廉價的魚類，當時最高級的其實是蝦子，特別是所謂的「車海老」，主要產在江戶灣的沿岸。因為鮪魚廉價，60公斤的鮪魚也只要600文（換算成現在的幣值約一萬八千日圓）左右，原料來源便宜而且取得方便，所以握壽司才能成為庶民的料理。江戶時代的人也不喜歡現在最有人氣的鮪魚腹肉，而是喜歡甘甜的鮪魚赤身。
厲害的壽司師傅面對一條鮪魚時，每個部分都可以做成好的握壽司，像是赤身與大腹肉（大トロ）以外的「中腹肉」（中トロ ），是兼具赤身優點的魚腹肉，沒有魚腹肉的脂肪卻相當柔軟且油而不膩，平衡感相當不錯。還有「帶皮鮪魚腹肉」則可以跟蔥花混和一同食用，而頭部肉更是一絕，遍布著雪花般的脂肪，柔軟具備著豐富的香氣。
只挑選珍貴的部分不是「江戶前」的傳統，完整且不浪費食材（魚材），而且讓每一部分的魚肉都能發揮到最淋漓盡致的味道，就是師父的好手藝。收費不能過高，以符合庶民的傳統。食材豐富、新鮮，而且在爽朗、輕鬆的氣氛之中用餐，這才是「江戶前」，那些收費過高而使用餐環境產生緊張感的都不算是好的「江戶前」。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握壽司的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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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日本篇）
◎陳慶德
「安らかに眠って下さい 過ちは 繰返しませぬから。」
安穩地睡吧，這樣的過失再也不會發生了。
──原爆死沒者慰靈碑碑文（廣島和平公園慰靈碑碑文）
即使來到21世紀，一問韓國人「國仇」、「世敵」是誰，百分之99的韓國人都會認為是日本人。
而有趣的是，若是問21世紀的日本年輕人問到對於韓國人的印象，除了韓食、韓流以及泡菜等等一些輕鬆的印象出現在日本年輕人腦海中，幾乎不會把韓國當作「國仇」、「世敵」來看待。
即使來到21世紀，一問韓國人「國仇」、「世敵」是誰，百分之99的韓國人都會認為是日本人。
為什麼來到21世紀，不管是貿易、文化或者是藝術上，日韓交流如此頻繁的今天，韓國人依然會認為日本人是「國敵」呢？特別在體育比賽活動，這種取代傳統真槍實彈的競賽中，總是可以在日韓大戰會場內，看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諸如在東京主場巨蛋內，韓國棒球隊在投手丘上插太極旗，或者是足球場上加油隊的火爆的場面、奧運的韓國選手違反規定身披國旗繞場等等。
這兩個國家在體育競賽上的競爭、賣力，似乎不輸給真槍實彈的戰爭。韓國人認為應該對日本就應該這樣，但一方面的，日本人卻搞不懂為什麼韓國人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雙方會有此認知落差？
究其原因，我認為在於兩國國家國民、民族的歷史觀不同──我們故且將日本人稱之為「扭曲歷史的民族」，而韓國人為「記住歷史的民族」。
前者在於有著不堪回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事蹟；而後者則是難以忘懷，在歷史上多被外人侵略的血汗史，在他們記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由日本人侵略到朝鮮半島的行為，最為嚴重、血腥。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考察點，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國國民的歷史觀是有多麼不同了。
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雄辯會講談社（今講談社）的印刷品，宣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
日本人，「脫亞入歐」鼓吹者，把鄰國當作壞鄰居以及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等等作為，導致現今各國仍記著「軍國主義」殘暴面孔的日本國。甚至每一年，在日本國內境內，8月15日日本首相參不參拜「靖國神社」，都會引起亞洲鄰國的關注以及抗議。
但日本人怎麼來看待這樣的一段歷史呢？或者該說，怎麼「扭曲」這一段歷史呢？
最引人筆者注目的，莫過於在於20世紀末，日本當地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也就是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日本國內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專家──家永三郎，他從1952年開始獨立編寫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但是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對教科書的審查標準一再修改，家永的幾次申請都無法通過。
最讓家永不能接受的是，政府在對他的文稿批語中反覆地強調：「不能把日本的民族形象寫得太灰暗」、「不能把731部隊（即：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東北從事細菌戰、人體實驗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寫進教科書」、「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不當」等等評論。這讓即使是身為日本人，但是作為一位親身經歷過戰爭的家永從「道義」上無法接受。一怒之下，他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罪狀就是：「政府對於教育的干涉違犯了保障學術自由的憲法」。
這一場官司一打就是32年，是金式世界紀錄確認的史上耗時最久的民事訴訟。最終，家永勝訴之後，日本教科書審核的確放寬許多，日本學校在選擇教科書上獲得更大的自由。而1974年，家永把當初審核沒通過的書稿公布於世，就叫《審訂不合格日本史》。
家永三郎（1913-2002），日本歷史學家及教育家，曾任東京教育大學（後來的筑波大學）教授，並為日本皇太子講授日本史。反對軍國主義，也是日本少數堅持日軍於二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為史實的學者。
但另一方面，在歷史的教科書編排上，也出現了以藤岡信勝與西尾幹二兩人為首，充滿爭議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按照他們的論調，教科書要找回「日本國民的自豪感」，就必須把今天歷史教科書中充滿「自虐性」的記述去掉，特別是有關於對於中國「南京大屠殺」以及朝鮮（中國）「隨軍慰安婦」的記述。
從「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內也產生了不少「恢復日本國民自豪感」的發言，如藤岡信勝與西尾幹二的日本否定論（《國民的疏忽》，PHP研究所），他們認為：
1. 南京大屠殺沒有發生過。性奴隸（sexual slavery）的日本慰安所制度也不存在。
2. 隨軍慰安婦不是性奴隸，只是商業行為，只是妓女而已。
3. 南京事件中中國犧牲者人數不是中國方面所說的30萬人，也不是日本歷史教科書寫的10幾萬到20幾萬人，而是最多為一萬人。一般市民的死者，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即使都正確」，也只有47人。
4. 朝鮮殖民地化和日中戰爭的責任不在日本，而是在對俄國和歐美的威嚇沒有危機感、落後於現代化的朝鮮和中國方面。
5. 日本進出亞洲時代，對東亞各國來說，真正的威嚇不是日本，而是俄國（蘇聯）以及歐洲列強。
6. 南京大屠殺、隨軍慰安婦問題是「國內外反日勢力」的宣傳捏造。
還有一種說法：「朝鮮在非難日本之前，首先應該反省自己，當時不應該給他人添麻煩，做一個有管理自己能力的現代國家…（…）…殖民地的人的水準也要提高到跟日本人一樣。日本就是熱心腸。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歐洲人有根本的不同，是想把殖民地的人提高到日本人的水準。如果說歐洲人想把世界都變成歐洲，那麼日本人也可以說在自己支配力所及的範圍內，想達到全部日本社會化」（藤岡信聖、濤川榮太，《歷史的真話》，扶桑社，134頁之後）
這些都可以看到，歷史如何在日本人手中被使用之，甚至是轉移了歷史問題焦點。（學者高橋哲哉也在《戰後責任論》，對於這些人所持的日本戰爭責任否定論，曾有極為精闢以及邏輯論證。）
不過，與其關注「專業知識份子的歷史書籍」，或者是「學上一天一小時的歷史課」，對於普羅大眾的具有影響力的，還是應該回到親近日本人日常生活之物，電視、小說、卡通、漫畫就是這一類的代表…
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寫二次大戰歷史的科幻歷史小說《美國本土決戰》（檜山良昭著）。以這本科幻歷史小說為契機，日本本土冒出一大批類似的小說，其中最有名的為荒卷義雄的《紺碧艦隊》（1990年），在這本小書內，荒卷義雄虛構了一個故事：
《紺碧艦隊》，荒卷義雄所寫的一部架空歷史小說與科幻小說，敘述一群擁有前世第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的轉世日本軍人們，發起政變、組織新政府，最後成功形成日、美、德三強鼎立的時代。此作日後改編成漫畫、動畫，在日本受到熱烈歡迎。
聯合艦隊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帶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記憶在另外一個世界轉生，而於「照和」十六年發動政變，成立新政府，重新開戰。其中也描繪日本取消了超級戰艦大和號的計畫，建造了全新的潛水艦隊『紺碧艦隊』，且藉著這支艦隊，在開戰之初擊滅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並將其中的戰艦俘虜改造為『紅玉艦隊』。接著又佔領夏威夷群島為據點，由此開始，揭開了一連串戰爭歷史，直到日軍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本小書，改寫了他記憶中的「太平洋戰爭」這一段歷史，或者說，日本境內的普羅大眾的歷史觀。因為，根據統計，90年代，從事這種「科幻歷史小說」寫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經有十五位，改寫二次世界大戰的作品已經出版了近三十個系列，發行量總數超過千萬冊，並且透過電視卡通、錄像、電子玩具發展等等，在日本境內，產生巨大的連鎖效應。
但是在日本境內，並不是沒有學者針對這樣的現象提出質疑，如日本文化觀察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徵》中，特別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到日本人的「戰後責任」意識。
他說：「在15年的侵略戰爭中，作為個人，日本人認為沒有哪個人是戰爭的責任者，即大家都有錯。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不是由領導人承擔。所謂『一億總懺悔』，就是說無論是香菸舖的老闆娘，還是東條首相，都有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一億分之一的責任事實上就等於零，即變得沒有責任。大家都有責任，幾乎就等同於沒有責任。這就是不講個體的日本人」。
高橋哲哉在《戰後責任論》一書內，也說到：「『作為日本人的責任』，不是一個日本公民在法律上發生的責任，不是服從國家法，而是負起自己所屬國家現狀的政治責任…（…）…負起『作為日本人』的戰後責任。」
但是，筆者好奇的是，前述扭曲的歷史觀繼續發酵下去的話，如果再讓日本開打一次，現今日本年輕人想的是「失敗的」東條英機，還是「成功的」山本五十六？這的確是耐人尋味。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日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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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韓國篇）
◎陳慶德
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考察點，就外人看來，日本作為「扭曲歷史的民族」的印象，比比皆是。如記者凌大為（David Pilling），在2014年出版《大和魂：日本人的求存意識如何改變世界》（Bending Adversity—Japa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一書中，提到日本關於扭曲歷史的例子。
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考察點，就外人看來，日本作為「扭曲歷史的民族」的印象，比比皆是。
凌大為認為，日本人扭曲歷史早有先例，早在19世紀的日本國族主義領袖，就創造了一個以天皇為核心的神話，有效地讓後封建時代的新國家，凝聚在這個神話底下。在統治階級的日本人，將萬物有靈論的民間信仰「神教」，提升到作為日本國教，而神道教的各個分枝，則團結在天皇底下。
至於被認為是承接天皇世系的太陽神「天照」，被放到了中央。1880年起，日本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不是從石器時代的人類講起，而是以太陽神的誕生，以及天皇世系的起源作為日本歷史的開端。
又如同在此書中，凌大為指出日本人「根據天皇的年號記錄日期，並不是（但有些人堅持是）表現日本特有的週期性時間觀，這種記錄方式僅僅追溯到19世紀，也就是天皇崇拜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也為一例。
在2014年出版《大和魂：日本人的求存意識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提到日本關於扭曲歷史的例子。
同樣地，上個世紀，1964年以「日文」寫作、出版《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留日台灣作家王育德，也曾經引用到日本人更改歷史的實例。他寫道：「1964年2月23日，日本『星期天每日週刊』寫道：『日本人由於對中國人抱著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意識，常有故意避而不談『台灣人』的問題傾向』。
台灣史學者李衣雲也指出的類似的現象，她說，日本重要的出版社，如岩波書局所出版的鉅部日本史，在這些日本史裡，殖民地史往往只寫到朝鮮或者是滿州，卻沒有台灣，但是就殖民地歷史而言，台灣為日本殖民最久的地區，而台灣只是被分類到中國史的部分。
近十幾年論述台灣《台灣論—新傲骨精神》的小林善紀，對於筆者在這裡提出「扭曲歷史的民族」日本人的歷史觀，可說最近代表性，他曾經如此說到：
「最近中國人又開始宣傳『日本軍在台灣屠殺了六十萬人！』，瞭解日本統治時代時情的台灣人，根本不相信這種謊言，反而成為眾人的笑柄。中國人對數字的感覺可說極為誇大，例如古詩中便有『白髮三千丈』的說法，每當中國人想表達『很多』的概念時，便會信口胡謅個『三十萬』或『六十萬』的數字，例如『南京大屠殺犧牲了三十萬人的性命』，其實只是表達『極多』之意罷了！此外像萬里長城或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事實上也是一種極盡誇大的形容詞」等等。」
小林善紀（1953-），日本男性漫畫家，為自營出版社「Yoshirin企劃」社長，知名漫畫《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宣言》的作者。
日本人之所以為何如是扭曲歷史，筆者的確可以了解，也就是當日本人重新面對自己的那一段殘忍、軍國時代，還是在遮遮掩掩、不肯於承認過往的那段歷史，就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遭原子彈爆炸的廣島，在今日的廣島和平公園的慰靈碑上就可看出。
「安穩地睡吧，這樣的過失再也不會發生了」，這樣短短的碑文一例，寓含著日本人的意識。
這短短的碑文，主語到底是誰？令人難以捉摸。
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還是全人類呢？如果我們從有著省略人稱主語的日語結構來解析，是日本人刻意避開主語的使用嗎？
但是，若是說到日語的指稱人稱的用法，比起韓語，或者是漢語可是來的多呢？如指稱「我」的第一人稱的日語就有：私（わたし、わたくし）、俺、僕、我輩、うち、それがし、まろ、わらわ、拙者、身共…，而指稱「你」的第二人稱則是酉：貴方（あなた、あんら）、きみ、あまえ、あまえさん、ご前さま、お宅、その方、そち、貴様、貴殿…等等。換句話說，在日語中並不缺少明確指出第幾人稱代名詞之詞，但是在這碑文，「人稱」卻被掩蓋了。「過失」究竟指的是日本人、美國人還是全人類，恐怕還要吵上好幾年吧？
在廣島和平公園上的這塊碑上，刻下的銘文是否是強烈地散發著「日本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信息」？
日本廣島和平公園紀念碑
2005年，7月27日，一位屬於右翼團體（誠臣塾）日籍男子安佐南區，來到廣島和平公園，把慰靈碑上的「過ち」（錯誤）一詞劃掉，在日本當地稱為「原爆慰霊碑破損事件」（げんばくいれいひはそんじけん），事後，安佐被判兩年八個月的徒刑。
但碑文上被「錯誤」一詞被塗掉後，整句碑文變成：「安穩地睡吧，再也不會發生了」，在我看來簡直是極大的諷刺。
碑文放大圖
以前面提到的科幻歷史小說來說，日本下次開戰的話，不會再有這麼多的死亡者，安穩地沈睡於此，反而是生龍活虎的生活。因為，日本人終將是戰勝者。他們將是「紺碧艦隊」山本五十六，而不是「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
幸好，在日本境內，總是有著反省性極強的知識份子（如上述的家永三郎、加藤周一，以及處理靖國問題的高橋哲哉等人），作為日本社會進步的動力、核心人員，來重新面對日本人所謂的「戰後責任」歸屬的問題，或者放大而言，被日本人自己所扭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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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國人，筆者曾經分析過韓國人「混淆」和「激動」的情與恨；作為恨，乃是跟「情」無法嚴格區分開來的。韓國人對內乃是以「情」作為團結人民的動力，但是對外以「恨」作為一致向外的團結動力，兩者在性質上，都是以「激動」為情緒，來做為韓國人存在樣態。
之所以會稱韓國為「記住歷史的民族」，筆者在《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即將出版，唐山出版社）一書內，已經反覆論證過原因。韓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竟然禁止日本文化輸入長達53年，直到金大中在1998年撤銷禁令為止，日本文化才漸漸傳入到韓國內。從這個例子，就知道韓國人有多麼想要「記住」日本這個國家，在他們的領土上造成的傷害以及恥辱。
此外，近年來日本「（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的事件，也隨著國際女權興盛，與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甲級戰犯合奠的事件，慢慢浮上枱面。韓國如何看待扭曲歷史民族的日本人呢？
慰安婦是日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誘騙、徵召、強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女性，圖為當時來自朝鮮的慰安婦。
就拿1997年2月去世的慰安婦姜德景為例，她曾經有一副著名的畫作，描繪被刺刀扎在朝鮮少女身上，並在太陽旗下流出鮮血。她也是追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於慰安婦賠償、道歉的先鋒者。她後來肺癌而死，但臨終前，還握著前來採訪日本記者井上敏邦的手說：
「日本人如果還不明白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慰安婦所造成的傷害的話，我還要再去日本說明，給我護照！」
「還要再去日本說明」這句話有著四個層面：對誰說？對日本人說。說明什麼？韓國人慰安婦受難的歷史。為什麼要說？因為日本人還不懂。為什麼還要再去？因為日本人聽了也不接受。
姜得景這句話，也包含了對於日本人三重指控：日本人不知道是自己幹的、自己幹什麼也不知道、而且知道了事實也不接受，所以「還要再去日本說明」。這是她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所有的指控都指向歷史。
過去是誰？過去做了什麼？明白了怎麼樣的過去？
位於南韓首爾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講述二戰時期韓國慰安婦的經歷。
諷刺的是，8月15日這一天，乃為日本的「終戰紀念日」，現今日本當地每年都會在這一天舉辦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天皇和首相都會出席發言。當然，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他們是否會前往到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坂的「靖國神社」參拜。
至於韓國的8月15日，則為當地「光復節（광복절）」。
換句話說，連在節日上都可見到兩國雙方角力、鬥嘴，因為韓國人要告訴日本人：「你們8月15日為侵略我們國家的日本士兵舉行追悼儀式，我們韓國人要告訴你們，8月15日，可是我們韓國的光復節呢，擺脫你們殖民統治的重要日子！」
1945年戰爭結束後，被釋放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
即使現今的韓國與日本交往甚密，但是由最近「獨島」還是「竹島」的領土爭權，還是可以看到這兩國人的鬥嘴，誰也不讓誰。台灣散文大家周芬伶在〈韓文的十二堂課〉一文內，抒發出她對韓國人歷史觀的看法，如是說道：
「韓人鬥志高昂，民性強硬，光日本教科書竄改侵略一事，吵吵嚷嚷三十幾年仍未罷休，最近又為獨島一事翻臉。」
我看這樣的事件，還會爭吵上一陣子。
＊＊＊＊＊＊
同樣是有關歷史的碑文，在韓國與日本的情況就大為不同。當筆者漫步在韓國的街道上，注意到韓國當地街道的雕像，多是以民族英雄（如李舜臣），若抗日英雄、烈士（如安重根）為主軸。且在銅像下，免不了記載著這些英雄、烈士的功績、過往；或者甚至在校園內，還可以看到一個個的小靈碑，或雕像，其中作為「民族解放的偉人」、「民族復興的英雄」標語居多。
李舜臣（리순신/이순신，1545-1598），李氏朝鮮時期名將。該雕像位於南韓首爾市的「世宗大王與李舜臣將軍故事館」。
想像一下，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環境、世界內，當一個不到兩、三歲的小孩子問著身邊爸媽，這些銅像、偉人是誰？爸媽難道不會如數家珍的告訴他們小孩子這些「英雄」的偉大事蹟嗎？
這是屬於韓國人的「被害」歷史、傳遞「被害意識」給下一代。
記憶與歷史在這裡被繼傳承下去，是透過一座座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見到的的雕像、銅像以及碑文，而不是以高深的理論、學術論述。
韓國人的生活充滿著「歷史感」。當然，這種歷史感是一種「記住」、被害意識發酵的樣貌產生。
除此了韓國與日本的歷史愛恨情愁之外，早在十多年前，韓國也跟中國因為「歷史問題」吵了一架，主因在於「高句麗問題」。這因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學界在研究高句麗和渤海國歷史時，提出了高句麗和渤海國是中國東北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的觀點。
安重根（안중근，1879-1910），1909年在哈爾濱火車站擊斃日本首任首相、時任朝鮮統監的伊藤博文，因此被韓國人視為民族英雄。
這樣的觀點一出現，馬上就引發起韓國學界激烈的反應，不僅通過各種管道提出強烈抗議，韓國當地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組織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加大研究強度，也使得此歷史問題成為在中韓兩國學界之間，熱門探討的議題，更在兩國的網路上，引起了大量網友的激烈討論，甚至使得兩國民間感情出現惡化。
當年有的韓國專家表示，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問題。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人，也認為這個問題對中國人來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於韓國人而言，中國學界這樣的觀點，分明是在掘韓國人的祖墳，將韓國的歷史據為己有，且使得韓國歷史的正統性和政體性遭到侵害！
透過這些的實例，都可以看到「歷史感」對於韓國文化的建立之重要性。
由「遮遮掩掩，扭曲歷史的民族—日本」，遇到「記住歷史」，特別是記住「被害歷史」的民族—韓國，這兩國人在未來還會進行多少次的鬥嘴，擦出多少火花，還真值得我們繼續觀察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當「扭曲歷史的民族」遇見「記住歷史的民族」──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鬥嘴（韓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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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永三郎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曾經為他編寫的《新日本史》教科書被文部省修改打了長達35年的官司。2002年11月29日病逝。次日，家永三郎的葬禮在只有其家人在場的情況下悄無聲息地舉行，一個為堅持歷史真相而同日本政府鬥爭了40載的史學家平靜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中文名家永三郎
國 籍日本
出生地日本名古屋
出生日期1913年9月3日
逝世日期2002年11月29
畢業院校東京大學
代表作品《國家的歷史進程》《歷史與責任》
家永三郎自傳
歷史學家家永三郎1913年生於愛知縣名古屋市的軍人家庭，父親家永直太郎，母親家永千代。從他的名字可看到，他是家中的三子。出生之際，父親直太郎隻身到九州赴任熊本八代連隊區司令，家永三郎三個月大的時候便舉家遷到父親任職地八代。家永雖然出生在軍官的家庭，但大正初年日本軍人的俸祿並不豐厚，而父親性格剛直，雖然為軍校高材生畢業，但在官場並不如意，最後升至少將後便提早退休了。三郎自幼體弱多病，而母親千代及兄姊都經常進出醫院，家庭的開很大，但入息少，百上加斤，生活並不富裕。家永三郎並不善擅長運動，卻自小酷愛閱讀，並寄情寫作，因對自己所寫的文章能刊在校刊及報章等讀物而感高興，曾立志要成為作家。後來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日本史學，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做作家不成了，卻成了歷史學家。
1937年從東京大學國史專業畢業後不久當了一名中學教師。他沒有參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儘管如此，他還是為作為一名教師，卻沒有能反對當時的軍國主義教育而感到羞愧。1944年他進入東京教育大學前身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工作，在這裡，他成為研究日本思想與文化史的專家，獲得了無數的榮譽，1948年因研究《上代倭繪全史》成果卓著而獲得日本學士院恩賜獎。還曾給皇太子明仁講授日本史翌年。1977年至1984年在日本中央大學執教，退休後一直擔任東京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家永三郎在日本史方面研究範圍很廣，成果卓著，留下了《革命思想的先驅》、《太平洋戰爭》等多部史學著作。1948年《古代倭繪年表》及《古代倭繪全史》二書得到日本學士院獎。1970年獲日本新聞工作者會議授予JCJ特別獎。
2 國家訴訟
屢訴屢敗卻屢敗屢訴
真正使家永三郎贏得外界尊重的不僅僅是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還有他為了揭露歷史真相，敢於堅持正義的觀點，並為此與日本政府打了35年官司。
審定不合格日本史
審定不合格日本史
1945年受文部省囑託，編撰歷史教科書《國家歷程》。1952年獨自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據說以一人之力編寫教科書在日本空前絕後,足見其學識賅博，又極有自信。這部教科書原稿被文部省審定得“遍體鱗傷”，修改之後第二年合格。被日本高中廣泛採用。此後十餘年間，修訂版經常不合格，批語是“把戰爭寫得太陰暗，要寫國民拼命支持戰爭的光輝形象”，“對民族愛得不夠”，把“'侵略'這種用語換成不含有價值判斷的'武力進出'”，“七三一部隊的事寫進教科書為時尚早，全文刪掉”,等等。1965年，家永忍無可忍，狀告政府“審定違反了保障學術和表現自由的憲法”，造成他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賠償損失。這場官司後來發展為左翼運動，為他始料所不及；而不改初衷，耗費半生，恐怕就惟有他那樣的執拗才做得到。物理學家、隨筆家寺田寅彥等文化人恣意譏諷“怕審定就不要寫嘛”，家永則明言:“之所以訴諸法律，勝敗是次要的，我想讓國民知道如此可怕的權力統制正通過審定在施行，對簿公堂最有效。另外，也有益於讓多數人覺悟權力不可以踏進精神價值的世界。”1974年，他決然把書稿公之於世，書名就叫做《審定不合格日本史》[1] 。
在政府牽頭美化和歪曲侵略史實的日本社會，家永三郎是孤獨的。以民告官，在日本鮮有勝訴的例子。這場教科書官司，家永三郎屢訴屢敗卻屢敗屢訴
日本右翼勢力
日本右翼勢力
，自1962年至1997年的35年間，家永三郎先後3次以日本政府為被告提出教科書訴訟。第一次和第二次訴訟在日本政府的操縱下都以完全敗訴而告終。其間，家永三郎本人也多次受到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威脅和反動史學家的攻擊，說“戰後的歷史教育被否定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和東京審判史觀所控制，必須克服這種自虐史觀”。但是，家永三郎從來沒有動搖過，他曾經多次表示，任何迫害也不能改變他的想法。自從第一次訴訟以來，家永三郎35年間幾乎從不缺席每一次開庭，隨時以證人身份出庭。他的舉動贏得日本許多民眾的支持，每次在他出庭作證前，都會有許多支持他的民眾自發地聚集到法庭門前，列隊歡迎他走進法庭。
家永三郎提出的教科書訴訟，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日本輿論也認為，這一訴訟給當局敲響了警鐘。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了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做出的“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等4處的審定意見為違法。責令國家賠償40萬日元。經過3次提訴，10次判決，前後歷時長達35年的“家永教科書訴訟”最終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勝利而劃上了句號。
對這一判決，家永三郎是不滿意的。當有人問他是否還會提出第四次訴訟時，已經80多歲的家永三郎不無遺憾地表示：“以我的年齡來論是不做此想了，在我有生之年還會繼續戰鬥下去，但是已經沒有力氣再寫教科書了。”
訴訟拖垮了他的身體
在無數人為他的逝世而感到悲傷的時候，也有不少人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在暗自慶幸，這個麻煩的人物終於離去了。
據悉，家永三郎的晚年生活是清寒寂寞的，而且長年為病痛所困。多年的訴訟生涯意味著多年的奔波勞碌和顛沛流離，家永三郎因此患上了嚴重的胃病等7種疾病。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斷地參加各種講演集會，為闡述自己的觀點、批駁日本政府的荒謬而奔走。本來就十分消瘦的老人，在離世前更是驚人的瘦弱。作家張承誌曾描述了與家永三郎見面的情景，他說，老人驚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著衣服覺不出他身上還有肉。83歲時的家永三郎體重只有38公斤。
35年的漫長訴訟，拖垮了他的身體，卻沒有拖垮他的精神，一位作家說：“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國家的宣戰，偉大之處不在他的勇氣而在他堅持的正義。” [2]
1997年8月－ “教科書審判”告一段落
2000年－ 《家永三郎自傳》【中譯本】出版
2002年11月29日晚－ 在東京的家中吃晚飯時心髒病突發，送院後不久逝世，享年89歲。次日，家永三郎的葬禮在只有家人的情況下低調地舉行。審定歷史教科書案
家永所編的高中教材《新日本史》，多次被日本文部省審定為“不合格”，要求他修改多處，特別是關於二戰期間日軍暴行的描述。終於，1965年，家永開始控告日本政府和文部省，訴訟長達32年，家永多次取得“部分勝訴”。
5 人物評價
教科書訴訟是一場把歷史的真實告訴下一代的思想運動。家永三郎研究日本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取實證主義，說到日本歷史,至今仍有人拿荒誕神話作為日本歷史出發點,而家永早年編寫《國家歷程》就已從石器時代寫起,給歷史以客觀的真實。歷史不是故事,也不能用各自的感情來記憶。記得有一位中國小說家為國人寫“日本留言”,說“家永三郎取道清潔,也毅然辭去了大學教授之職”,就純然是小說筆法。事實是家永三郎在東京教育大學(今筑波大學)執教20餘年，於1977年退休,獲名譽教授稱號,，當了一輩子國家公務員。他夫子自道，畢生為史實而戰，為人是不通人情世故的“木石漢”。恐怕誰給他個人的歷史編故事他也不會買賬，即便送上一盆萬年青。
家永三郎是戰鬥的自由主義者。他說:歷史曲曲折折地發展過來，在於總是有吶喊正義的少數意見。他以當少數派為榮,任何迫害也不能改變他的學說。大阪朋友對先生的謙遜敬佩不已，說他時常為自己不懂外文而抱憾,對一個用不好日語助詞的中國人晚輩也表示羨慕。我想:偉大人物一定很清楚自己的偉大之處,只是他並不拿了那偉大去攀比凡庸，而是比較別人的偉大,就比出了謙遜。[3]
家永三郎_百度百科 - http://goo.gl/pYFqIN
- 日本的教育、民族主义和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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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教育、民族主义和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16）
家永三郎
歷史學家
20世紀
性別 男
出生 1913年9月3日
日本名古屋
逝世 2002年11月29
日本東京
國籍 日本
配偶 新朋美夜子
親屬 父 永直太郎
母 家永千代
學歷
東京帝國大學日本史系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
特約研究員
教科書編纂委員
多所大學兼任講師
東京教育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
創立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院教授會
一橋大學研究生院講師
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
代表作
《國家的歷史進程》《歷史與責任》...等
殊榮
日本學士院獎
JCJ特別獎
閱 論 編
家永三郎（いえなが さぶろう Ienaga Saburo） （1913年9月3日－2002年11月29日），日本歷史學家及教育家，曾任東京教育大學（後來的筑波大學）教授及為日本皇太子講授日本史，因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而被廣為人知。家永三郎於個人立場上反對軍國主義，也是日本少數堅持日軍於二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及其他戰爭暴行為史實的學者。因此他就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編寫上，多次在法庭與立場上否認日軍二戰暴行的文部省對抗。
2 審定歷史教科書案（家永教科書裁判）
個人簡歷
出身
家永三郎出生在一個名古屋的軍人家庭，父親家永直太郎，母親家永千代。從他的名字可看到，他是家中的三子。出生之際，父親直太郎隻身到九州赴任熊本八代連隊區司令，家永三郎三個月大的時候便舉家遷到父親任職地八代。家永雖然出生在軍官的家庭，但大正初年日本軍人的俸祿並不豐厚，而父親性格剛直，雖然為軍校高材生畢業，但在官場並不如意，最後昇至少將後便提早退休了。三郎自幼體弱多病，而母親千代及兄姊都經常進出醫院，家庭的開銷很大，但入息少，百上加斤，生活並不富裕。家永三郎並不善擅長運動，卻自小酷愛閱讀，並寄情寫作，因對自己所寫的文章能刊在校刊及報章等讀物而感高興，曾立志要成為作家。後來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日本史學，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做作家不成了，卻成了歷史學家。
家永三郎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eTw8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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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請看所附連結。家永三郎，一個在日本的歷史學家，卻提起了長達三十二年之久的「家永教科書訴訟」。主要是針對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對於其教科書審定時，違背戰後憲法反戰精神的不合理審核，提出司法訴訟。這個事件無論在東亞鄰國，都因二次大戰的受害者呼應，而引起很大的迴響。家永三郎教授的案件，更是每個學習憲法判例的人，都耳熟能詳的鮮明事證。可是家永三郎何許人也?他的成長與學習背景是什麼?又是如何發起提起教科書訴訟的宏願?皆為本自傳要告訴我們的故事。
若提到日本學術自由，就不能忘記京都大學的瀧川幸辰事件，還有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事件。而後者的名著「憲法撮要」，則是家永三郎先生的高中讀物，從相關學說，認為天皇並非全然神性的存在，僅為國家機關的一環，如此前進且真實的論點，深深打動少年時代的家永教授。但當時日本還是法西斯政體當道，哪有說真話的空間?未幾，這學說也就徹底被封殺，相關著作亦隨之查封。此為民主開明思潮的一大挫敗。
戰時的歲月，正是家永三郎先生到東京大學日本史學系就讀。頂尖的史學教授，碩彥聚集於一堂，想必對於學子是一大福音。同時卻有極度守舊封建派的教師，上法國大革命的課程，竟在課堂中大加撻伐?將人類追尋自由、平等、博愛的最高峰，斥為犯上的大逆之罪?如是光怪陸離的授業方式，也是家永教授所深不以為然的。
由於體弱多病，家永教授被判為丙等體位，躲過了徵兵的命運。同儕好友卻未必如此幸運，雖說未有一人戰死沙場，但戰爭留下來的身心創傷，卻永遠難以平復。隨日本戰敗投降，新的體制與時代開啟，家永教授又將面臨什麼樣的變局?
日本戰後的言論、出版與思想自由，資訊爆炸的時分，人們也為往日的真相、或未曾觸碰到的領域而驚訝、悲嘆與喜悅。而對於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最值得慶幸的是「民間教科書」的編定，換言之，高中以下的教科書，不再是以往國家一條鞭式的版本，而是由民間各團體百家爭鳴，來從中選取適合版本使用。家永教授也願意貢獻其所學，大材小用地編出一套適合日本莘莘學子的歷史教材，其結果又是如何的呢?
未料、文部省百般刁難，除了幾個筆誤的部份更正，尚無過多的爭議。但有關反戰、批判日本軍閥的篇章與字句，一概被似是而非的理由刪去，即便做出修改，最終還是將家永教授的教材評定為不合格。於是，家永教授因為下面兩個因素，而提起了訴訟:第一、訴訟有公開審理與判決，可以引起輿論的迴響，又不會如社會請願活動，不是過於激情就是草草結束沒有下文。第二、訴訟的過程，相較其他方法，更為簡單明快，也很合乎家永先生的個性。由是幾個理由，家永教授就開始長達三十二年的「教科書訴訟」。
在審理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司法當局的閃爍其詞，不是推諉、就是更換法官造成訴訟延滯，在判決書中，也對於「憲法層面」的「教育與思想自由」的核心部份，不敢觸及與深論。體制外的，竟有右翼團體到家永教授家中恐嚇，企圖撲滅這思想的火種。值得稱慶，家永教授唐吉柯德式的熱情，引起日本學界與社會的廣泛支持，從最初的聲援，到之後的學術活動，直至一九九零年代，配合「七三一部隊」與「慰安婦」諸多慘案的披露，更讓些活動加大教科書事件的影響層面。終究在排山倒海的民意要求下，家永先生獲得最終的勝利!
當然，我們想了解家永教授對於「教科書」為何如此執著?他認為許多父母認為色情與暴力等等的「壞書」，最該深惡痛絕，從世界上鏟除殆盡；卻沒想到，若教科書所灌輸的價值與是非觀念有所偏差，將使「全體公民精神」集體墮落，其禍害更甚所謂的「壞書」。換言之，教科書並非只圖升學考試，而實乃塑造高尚靈魂的基石!
更進一步講，日本現行憲法套一句一次大戰德國人對威瑪共和憲法的批判:「這是外國軍隊用卡車運來的，是猶太人所制定的法典。」日本的憲法，更是麥克阿瑟元帥「專程空運」，外來政權的產物。日本民眾有一百種理由可以抵制、嘲笑、反抗這樣的舶來品憲法。但占領軍撤去，日本民眾呼吸過民主憲政下的自由空氣，就起而反抗企圖復辟的軍國思想，起身捍衛這部「反戰憲法」，對的事情，就該堅持，又有誰能給他們扣上「不愛日本」的大帽子?家永先生的堅持，與其說是個案，不若說是日本有識之士的精神象徵。
面對台灣一綱多本的教科書爭議，向來在枝節問題上打轉。有關當局說獨裁國家才採用一個版本，聽似言之成理，但售價總和過高，品質參差不齊錯誤百出，圖利廠商的疑雲重重，又怎能昭大信於家長及學子?觸及箝制思想的教科書審定個案，希望也永遠別在台灣發生!
出處: 好書解讀:家永三郎自傳，日本歷史學者的思想軌跡 - 中國星火論壇 - udn城市 http://city.udn.com/53732/2049901#ixzz3eEfIuKWn
課綱爭議想起家永三郎（吳景欽）
2014年02月12日 更多專欄文章
教育部針對高中社會課程綱要的所謂「微調」，卻引來程序不正義，甚至是政治意識形態之爭。而關於此等爭議，卻又讓人想到日本著名的家永三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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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意識引發論辯
日本針對中小學教科書之編撰，與我國類似，乃採取所謂的審定或檢定制度，即由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我國教育部）公布課程綱要，而由民間根據此綱要，編輯教科書並為送審。而文部省為此審查時，必須徵詢檢定審議委員會之意見，如認定不合格，就應在事前通知聲請者，以讓其有提出答辯之機會，一旦其提出答辯書，檢定審議會即須再為審議。至於審定的基準，最主要仍是以課程綱要為基礎，並力求教科書內容保持中立、公正與客觀性。而通過檢定的著作，即可由各學校選擇為教科書，至於未通過者，並非不能選為教材，而是由教師自由選擇為補充內容。而如此的檢定程序，於自然學科的問題並不大，但於社會科學，往往因帶有主觀性，而常引起爭議。
以東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家永三郎，於1950年代所編撰的《新日本史》來說，其書寫此高中教材的動機，即是為改變戰前，以天皇為中心、反民主及反科學的教育方式，而思以民主、人權以及科學的方式來寫歷史。這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卻遭文部省以缺乏愛國教育思想，而屢遭不合格或要求修改之決定，迫使其於1965年向法院提起訴訟。
至於家永三郎於此訴訟的主張，重心並非擺在決定過程之瑕疵，即只給書面答辯與缺乏正當程序之保障，而是直接挑戰檢定制度本身的違憲性。因其認為，關於教科書的檢定，尤其是人文與社會學科，本就難有客觀性，則由文部省所制訂，並據以為審查標準的課程綱要，不過就是一種主觀的選擇，致等同由國家來決定教育內容。此不僅有違日本《憲法》第21條第2項，禁止行政機關利用檢閱制度來為思想檢查之原則，亦與日本《憲法》第26條的教育權保障不相符合。
「日本良心」抱憾亡
此案在經過32年纏訟之後，於1997年判決確定，惟日本最高法院並未認為檢定制度違憲，而是認定文部省的檢定處分違反正當程序之保障，家永三郎只能算是部分勝訴。會有如此見解，乃在於中小學生的身心尚處於發展階段，則其受教內容就得由第三者來代為決定與幫助，此成為檢定制度存在的合憲性基礎。只是這個第三者是否該專屬於國家，並藉由課程綱要與檢定制度來保護受教權，卻肯定是個千古難題；日本如此，台灣亦然。而家永三郎，這位被世人稱為「日本良心」的歷史學者，也於2002年抱憾而終。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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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文化改革實驗
Yoyo Lo
曾經，莫斯科是一個了無生氣的城市。沿莫斯科河岸，路面凹凸不平、Gorky Park野草叢生。在上任市長Yury Luzhkov主政期間（1992年至2010年），發展經濟是整個城市的唯一任務。不少歷史建築被拆，換成品味惡俗的建築物。
不過，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自從Sergei Sobyanin在2010年起接任莫斯科市長後，如何令莫斯科成為宜居城市，成為了新的首要課題，而當中的推手，是莫斯科文化部長Sergei Kapkov。
莫斯科文化部長Sergei Kapkov
在Kapkov改造下，莫斯科出現了各種轉變，煥然一新，成為年輕創意階層喜愛的城市：
他重新規劃Gorky Park，令那裡成為「俄羅斯的海德公園」；規劃了更多單車徑；街上多了咖啡小店；多了用作展示街頭藝術的公共空間。他甚至許容舉辦裝置藝術比賽，紀念曾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
Gorky Park
Gorky Park
經過Kapkov的管治，年輕莫斯科人對公共空間的概念出現了轉變，他們會開始思考「空間誰屬」的問題。
然而，Kapkov剛於五月離任。他的離任，令人慨嘆「莫斯科實驗」是否要告一段落。
公布離任後，他在Facebook給莫斯科人留言：
「我希望接任人記住，我們的老板是莫斯科居民，不是他們的統治者。莫斯科人有能力管理好自己，不需要被教導，也不需我們為他們做選擇。我們要做的，是尊重他們的選擇。這是一個面目多樣的城市。只要細心聆聽，其實不難為他們做出正確決定。」
某程度上， Kapkov的離任，其實是意料之中。畢竟，他的管理方式，實在跟俄羅斯由上而下，傾向隔絕公共參與的統治方式格格不入。有評論認為，克里姆林宮大概覺得，Kapkov的成就，只是他的個人成就，對政權沒有好處。
王育德性別男出生1924年1月30日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日治臺灣臺南州逝世1985年9月9日（61歲）王育德（1924年1月30日－1985年9月9日），國際台灣語研究的權威、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亦為日本「台灣青年社」及其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的創辦者。為台灣清治時期太子太師王得祿著名後代。王育德是應二二八事件而生的戰後第一代台獨運動人士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他是知識份子、作家，同時也是專業的語言學家。他之所以投入政治，和當時許多台灣人之所以投入政治的原因都相當接近，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歷史的偶然。王育德是台南市人，出身富庶家庭。王育德有一位在法律界知名的哥哥王育霖，於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任內將新竹市長郭紹宗以貪污罪名起訴，後被迫辭職。如果說王育霖或者是廖文毅是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的話，王育德則是和他們兩個截然不同。他毫無政治野心，他之所以投入台獨運動，乃是對國民黨這個新政權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多方壓迫深感不滿，而終於想奮力抵抗。王育德對台獨運動的參與，對戰後這一代之台獨思想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早年事蹟在台灣完成基礎學業以後，王育德也循當時一般富家子弟的腳步，遠赴日本進入東京大學攻讀中國哲學的博士學位。他的求學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中斷，但是，他仍然擁有詩詞、語言研究方面的才華，詩、戲劇及語言學，才是他主要興趣的所在。戰後國民黨政權初期，王育德受廖繼春邀請，任教於台南一中，推行台語話劇，並自行以台語撰寫劇本演出，他的第一個劇本是「新生之朝」。二二八事件後，其兄王育霖無故被殺，王育德先是逃到香港去，並於1949年再由香港轉往日本，並重回東京大學繼續其未完成的博士學位。他先是加入廖文毅所主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兩個人的個性完全不同，對台灣之歷史、獨立運動、以及台灣獨立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意見，看法南轅北轍，難以合作超過兩年以上。特別是他們對二二八的見解有相當的差異，王育德並不同意廖文毅將二二八事件視為是一種「革命」的看法。基本上，他對廖文毅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持保留態度，雖然認同在當時那種背景下，廖文毅仍然有值得讚揚的「貢獻」，他本人卻寧可以學術界為其利器，口誅筆伐，從事各色各樣的台灣研究工作。開始發行《台灣青年》1960年2月，時任明治大學講師的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廖建龍等六人，共同成立另外一個鼓吹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青年社」（Taiwan Chinglian Associates），同時也開始創辦日文版的《台灣青年》（The Taiwan Youth）雙月刊。創刊於同年4月10日的第1期《台灣青年》，在其發刊辭上對《台灣青年》的由來做了歷史上的溯源，說明這本刊物是繼承林呈祿、謝春木、劉明朝、黃呈聰等諸位先輩於1920年所創刊的同名雜誌，同時也延續其追求台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不久，許世楷、張國興等台灣留日學生也相繼加入這份刊物的編輯工作。當時的《台灣青年》並不贊成廖文毅等人急於成立「臨時政府」的做法，他們希望先激發海外台灣人或留學生的台灣意識，爭取台灣人的支持。這份原本以日文發行的刊物，其所使用的文字曾經數度更換過，先是在1966年10月改為完全以中文發行，然後在1970年2月又改為隔月輪流發行日文版和中文版，最後又於1973年4月再度改回日文版。由於《台灣青年》及相關台獨運動事務的耽誤，王育德一直到1969年才以鶴佬語的研究取得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歷任明治大學的講師、副教授、以及教授。相關著作王育德著作較多，大致上涵蓋的領域包括台灣的語言、歷史、和文學。不過，他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卻是《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 1964年）這本書，一本關於台灣歷史的通俗性著作。這本書的中譯版一直到1979年才出現，即《台灣：苦悶的歷史》（東京：台灣青年社 1979年）這本書。有趣的是，這本書同時被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和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數典忘祖」，而同遭雙方查禁。很多台獨運動的支持者也都宣稱曾經受到這本書的影響。 台灣的前衛出版社從1999年開始，以三年的時間翻譯、編輯完成達十五冊之多的《王育德全集》。被收入的重要著作除了《台灣：苦悶的歷史》（1999）一書以外，還包括《台灣海峽》（1999）、《台灣話研究卷》（2002）、《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2002）、《台灣獨立的歷史波動》（2002）、以及《王育德自傳：出世至二二八後脫出台灣》（2002）等書。客死他鄉王育德於1969年以臺語系統的研究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75年王育德任「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2年任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委員。王育德於1985年因心肌梗塞去世，終其一生沒有重回台灣。-------------對台灣人來說，歷史真相經常是曖昧難辨的，因為大部份出自殖民統治者或和歌德派觀點的台灣史都充滿著神話、謊話和廢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之後的台灣黑暗時代，天不清、月不明，神不寧、氣不爽，「苦悶」正是台灣良心知識份子的典型寫照。
就在那個白色恐怖的禁忌時期，流亡日本的王育德先生以生命為賭注，奮力完成了這部石破天驚的台灣史名著。本書是頭一次站在台灣人立場，以完全的台灣史觀濃縮概述台灣千年來的脈絡軌跡，深入分析各時代的特色和真實，不僅依循歷史視野追溯台灣的特殊性，並且也為台灣獨立提出了有力的論證。
本書於1964年先以日文版在東京問世(弘文堂出版)，立即成為日本台灣研究界鳳毛麟角的參考工具書之一，十五年間賣了四萬本以上。漢譯本於70年代同樣先問世於日本，再流傳美、加各地的台灣僑界，無數台灣熱血青年是「一面哭一面讀」，有些是初識台灣母親的「真史」，有些則是澈悟原來他們所知的台灣史竟是被歪曲乖張的歷史。因其震撼力超強，大大撞擊了中國統派和鷹派「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思維邏輯，中國共產黨痛罵它是「品質惡劣的壞書」，國民黨更乾脆把它列為禁書。
作者簡介
王育德 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著者介紹"，《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
譯者譯序本書的中文翻譯是譯者在1970年代留日期完成的。當時台灣尚未民主化，處於戒嚴狀態，翻譯出版這樣的一本書是絕對的禁忌。基於對王育德先生的景仰以及身為台灣人的使命感，本人義不容辭接下翻譯的工作。1979年8月，中譯本在日本東京由台灣青年社正式出版，由於各種因素的考量，並未登出譯者姓名，曾引來不少讀者的質疑，給王育德先生造成困擾。這次前衛在台灣重印本書，決定將譯者姓名及當時所寫的譯序刊出，讓本書回歸應有的面貎，或可稍慰王育德先生在天之靈。－1998年11月，黃國彥。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譯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0。
當時的1963，台灣只有14萬人，著者自序有段話。
也許令人難以相信，台灣人對台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更是寥寥無幾。
統治者唯恐台灣人關心自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禁忌並不限於歷史方面，有助於鼓舞台灣人自覺的事物完全不准思考，禁止發表。其間的空白補之以統治者事先預備好的一套思想體系。反對者不是死就是整肅。
台灣屬於台灣人；只有台灣人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翁；合理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我所講的只是極為單純的事實。但是這些話統治者並不中聽。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歪曲歷史，利用權力與財力向全世界誇大宣傳被歪曲的歷史。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相信這種誇大宣傳的人們很有可能反而攻撃我所說的是歪曲歷史。
台灣人在日據時代以前幾乎都處於文盲的狀態，並未留下什麼可觀的文獻和記錄。因此工作一開始就必須面對困難－從有限的資料中描繪出台灣人不見面貌的面貌，辨聞出台灣人不聞呼聲的呼聲。所幸從許多師長那裡獲得懇切的指導和建議，自己也覺得總算大致正確地－雖不中不遠矣－摸索出台灣人的足跡。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日文版序"，《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3-14。
開羅宣言，證實是一種沒有國際法，承認的新聞公報。
蔣介石在十八年前口吐「以德報怨」這句名言，將留在大陸的日本敗兵殘卒平安遣送回國，因此在部分日本人之間還受到歡迎，但是大多數人似乎對中共的「解放台灣」更覺得有吸引力。
不論「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都是以「一個中國」為前提，所以台灣的命運歸根結蒂還是掌握在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手中，最後還是會當做「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這個想法已成為一般的常識。
這個常識又以規定「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1943年11月27日）以及對此加以追認的波次坦宣言（1945年7月26日）為法理上的根據。
開羅宣言的決定事先未與台灣人磋商，因此台灣人不受其拘束－這是台灣人的主張。很有趣的是後來各國的學者、政治家相繼對開羅宣言表示懷疑，好不容易找到的法理上根據也發生了動搖。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風雲詭譎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0-11。
建立台灣國，絕對是終極的目標。
換言之，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化為烏有，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取而代之，承認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讓台灣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捨此已無解決一切的方法，而且將來自然會走上這個解決途徑。
台灣人究竟是什麼？他們有無要求獨立的資格？
一定有很多人抱這個疑問。以往人們的腦子裏並無要求獨立的台灣人的心象。最大的原因歸根結底在於台灣人的自我主張太薄弱。何以薄弱？乃因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被剝奪。
但設法陳訴心迹的台灣人並非完全沒有。僑居海外的台灣人迄已發行了內容雖然貧乏但數量很多的宣傳品，而島內的台灣人也一有機會就向外籍旅客呼訴。
例如美國的「哈潑斯雜誌」（Harpar’s Magazine）在1963年9月號刊載了記者艾伯特‧阿克塞爾班克（Albert Axelbank）的報導，標題為「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其中有這麼一段：「在台灣所謂『獨立』或『自治』都是忌諱的字眼。但不論屬於國民黨或反對黨派，台籍的領導人士都向我表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希望和中共以及國民政府斷絕關係，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1960年代，我們目睹亞洲超人的獨裁者一個接著一個没落－1960年4月李承晚；1963年11月吳廷琰；1965年9月蘇卡諾；1970年3月西哈努克。超人的獨裁者喊出的口號因人而異，例如「反共」「納沙貢」（NASAKOM）「中立」等等，實際上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高居於民眾頭上專制獨裁，私底下圖謀一族的榮華富貴，使國家民族瀕於危殆。
但是無法忍受壓迫的民眾一旦揭竿而起，獨裁者就很出人意料之外不堪一撃走向没落。
其中只有蔣介石一個人還生存於台灣。各種口號當中像蔣介石所喊的「正統中國」「反攻大陸」等口號那樣把人當傻瓜看待的無出其右。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然而卻只有他還能活命，原因何在？
個中固然有其原因，不過獨裁者終究避免不了滅亡的命運。歷史以及進步的國際輿論不會讓獨裁者一直生存下去。民眾的忍耐也有限度。
因此，人們期望台灣在最近的將來會發生變化固然不錯，這是很有幫助的。什麼地方不同？
這裡進行的是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鬪爭。
它是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
它是四百年台灣史的衝刺目標。
它是使中國問題一擧解決的國際貢獻。
根據何在？這本書就是答覆。王育德著／黃國彥譯，"風雲詭譎的台灣"，2000，《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2-14。
Tai-an Tai-oan 或是Taiuan ，是平埔西拉雅族的稱呼。
從使用種種假借字的事實可以知道Tai-oan原非漢語，追溯其來源實係盤踞於台江（往昔安平和台南兩地，海水深入內陸形成海灣叫做台江）西岸亦即台南附近的平埔蕃西拉雅族對外來者的稱呼－他們稱呼外來者Tai-an或Tayan。移民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於西拉雅族之前無法知曉，但可以想像是在「東蕃記」有「台員」之記載以前。
移民聽到這個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正確地說就是〔taiuan〕，副元音相當強，所以荷蘭人才拼成Taioan。不曉得移民是否知道這是對自己的稱呼，他們就這樣自以為這個地方叫做Tai-oan。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7。
Formosa，則是葡萄牙對青翠美麗島的通稱。
把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的是葡萄牙人，這是無人不曉的。葡萄牙人航行海上，從船上看到青翠欲滴的台灣島，高呼“Ilha Formosa!”(ilha 相當於英語的island)。不過葡萄牙人每次發現令人驚歎的島嶼,都有歡呼“Ilha Formosa!”的習慣。如果知道這樣被命名為福爾摩沙的島嶼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有12個之多，難免覺得有些掃興。雖然如此，其中以台灣最有名，所以用福爾摩沙做台灣的註冊商標並無不妥。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18。
1500年代，台灣處於海盜與外來貿易商的交流處。
當時台灣還有屬於倭寇後代的日本人和在東方貿易舞台新露面孔的荷蘭人，三者在初期保持奇妙的關係，一面合作一面競爭。
顏思齊在翌年秋天前往諸羅（嘉義）一帶捕鹿，滿載而歸，大擺慶宴，但不久就患瘧疾而死。
繼顏思齊之後被推為首領是鄭芝龍（1604~1661年），當時他是九個城堡中的一個城堡的頭目，出生於福建南安，幼時曾在澳門受洗。
天啟三年（1623年）夏天，鄭芝龍護送舅父黃程的船貨赴日，對田川氏十七歲的閨女一見傾心，娶為妻室。翌年舊曆七月十四日生男兒福松，即後來的鄭成功（據江日昇「台灣外記」所載）。鄭芝龍旋即隨顏思齊乘船前往台灣。
他很開朗，對部下發出禁令：一、不可強暴婦女；二、不可殺傷普通良民；三、不可隨便放火；四、不可偷割稻穀。這些禁令暗示當時台灣已有攜帶眷屬的一般移民，並已進行農耕。
鄭芝龍的目標在於建立台灣海峽的制海權，博取通商貿易的鉅利。他利用和田川氏姻親關係與日本通好，並與前來台灣的荷蘭人締結通商協定，也接受明朝的招撫。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9-20。
1603年，25,000名華僑為西班牙人殺戮，有誰知?
華僑向南洋發展從宋代開始。歷代的政府都認為華僑是「不安守本分之徒」。這也是儒家的中華思想造成的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國家，外國都是夷狄之邦。中國人生於中國，能在王道樂土工作，應該感謝，卻棄之移居外國，簡直不知好歹。正因如此，中國政府未曾認真考慮過保護華僑。
例如1603年(萬曆31年)，呂宋島發生兩萬五千名華僑慘遭西班牙人殺戮的事件，福建巡撫奉政府之命向呂宋總督致送抗議書，其中略謂：流寓國外的中國人都是抛棄鄉里貪財圖利的賤民，沒有保護的必要。歐洲各國有一傳教士被殺害就不惜訴諸武力，相形之下在態度上有霄壤之別。那麼致送抗議書目的何在？只是為了維持中國的體面。（據1941年8月初版，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第十一章「支那的華僑政策」）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命運曲折的島嶼"，《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24-25。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出於無法克制的心情，我寫了這本書。提筆的念頭是為了探討：我一千萬同胞背負著什麼樣的過去？現在處於什麼樣的境地？將來應該朝哪個地方找尋活路。 今天台灣已經成為東西冷戰最熾熱的接觸點之一，我期盼這本書能進一步幫助讀者加深對台灣現況的認識，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摸索正確的解決途徑。 本書的特色在於頭一次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概觀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並非在於探討零碎的史實，更談不上包羅無遺；然而本書如能成為促使我同胞產生自覺的一個轉機，加深全世人們對台灣問題的認識，我將感到莫大的喜悅。－－王育德序 作者簡介 王育德，1924年出生於台南世家，1943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避空襲返台，任嘉義市役所庶務課職員。1945年終戰後，任台南一中教員，兼事台灣新戲劇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遇害。1949年，他深感危機四伏，乃經香港輾轉逃亡日本。1950年復學進入東京大學，1953年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1955年獲碩士學位，並考取博士班，1958年起任明治大學兼任講師，1960年創設「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積極展開台灣獨立運動。1967年獲聘明治大學專任講師。1969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升任明治大學副教授，並在多所大學兼課，專事語言教學。1975年出任「台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 王育德博士本身多才多藝，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台語語言學家，也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是大名鼎鼎的台灣獨立運動教父。他對台灣的疼惜，一生一世，堅定無悔，他對台灣獨立建國的用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出版真言 王育德博士是世界語言學界所公認的台灣語學權威，也是無數台灣熱血青年的思想啟蒙者，他自1949年逃亡日本，迄1985年逝世為止，一直都是國府頭痛的黑名單人物，不僅本身無法再回到他心愛的故鄉台灣，連他在日本出版的全部著書，在台灣也都屬「禁書」之列，台灣人大都無緣讀到。 王先生的著作涵蓋面很廣，除學術性的台灣話、福建話研究之外，也包含專門性的歷史學、政治、社會、文學評論，及創作性的小說、隨筆、劇本等，在各該領域都屬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尤其筆下懷帶台灣意識和感情，素為日本學界及台灣人社會所敬重。 身為台語研究學者兼台獨運動理論大師，王先生的著述是台灣人學識的智慧結晶，也是台灣良知的總體表露，即使放之世界，亦能閃耀金字塔般的光芒。前衛出版社忝為專業台灣本土出版機構，企劃出版【王育德全集】是多年來的宏願、使命和責任。由於王先生的著作全部都以日文寫成，前衛社特別成立編輯委員會加以彙整漢譯，共編為十五卷。王先生有言，他寫書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寫給台灣人閱讀，今【王育德全集】能完整地在他朝思暮想的台灣故鄉出版發行，是歷史公道，也是淑世天理。----------------20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台灣．苦悶的歷史－我見我得（8）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3-03-25 （photo source: 台灣游藝）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說實話的人會被關起來，現在阿九到處講謊，有誰能抓他？ 至今全面打殺台派的阿扁，波及其相關前朝官員，是否雷震案再現？ 在1957年8月1日的「自由中國」（半月刋）雜誌上，雷震已經大膽發表所謂「反攻大陸無望論」，冷靜地加以分析，指出「反攻大陸」不過畫餅充飢。這篇論文的大意是這樣的： 「反攻大陸是公算很小。第一是國際形勢。構成國際形勢基本因素有三：一、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趨向；二、武器的發展；三、國際第三勢力的成長。這些都是朝著阻止反攻大陸的方向變化。第二是現代戰爭的條件，包括一、人口；二、資源；三、科學水準。任何一項拿來比較都不是中共的對手。 即使說是中國內戰，不受外國干涉，如無美國援助，連軍隊都無法運輸。直截了當地說，反攻大陸的時期是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假想。 有人虛張聲勢說精神勝過物質，但現代戰爭和三十年前的北伐根本不同。而且也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我們的精神勝過中共。」 國民政府首腦大發雷霆，一方面對雷震和「自由中國」加以手段毒辣的迫害，一方面反而加強「反攻大陸」的宣傳。此擧目的，在於對外主張國民政府的正統性，對內製造「非常時期」，以此為擋箭牌，強行獨裁專制。於是憲法被視若無睹，有如屋上架屋的中央政府各機關繼續存在，特務跳梁，人權受到蹂躪。 更可怕的是，最近即將「反攻大陸」這個宣傳，使中國難民心神無法安定，瀰漫著凡事只求敷衍一時，即使政府的作風不合理也得暫忍耐的心理，引起社會風氣的頹廢。 1962年春天的「反攻大陸」的宣傳，可以發現已有微妙的變化，重點在於強調消極的意義，而非強調積極的意義。國民政府最怕的是，中國難民對「反攻大陸」感到絕望，各行其是，甚至於追究國民政府首腦的責任，發生暴動。因此向他們警告眼前有共同的敵人──台灣人，同時表示：「台灣不是久居之地，我們無論如何要回大陸」，並呼籲：「只有蔣總統才是能夠實現大家希望，唯一全知全能的領袖。應該團結在蔣總統的領導下！」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3-174。 榮民地位大於農民，台灣人命苦。 為了「反攻大陸」，國民政府養六十萬大軍。和北朝鮮對峙的韓國才六十萬，和越共作殊死鬪的南越也只有五十萬。 不過當中能實際作戰的部隊約為四十萬，剩下的二十萬是帶軍籍的下級公務員，這才是真相。軍隊的佈署是金門十萬左右，馬祖二萬五千，其餘都在島內。 蔣介石帶到台灣的軍隊，是軍官遠多於士兵的畸形雜牌軍，而且幾乎都已經成為四、五十歲的老兵。因為這樣根本打不了仗，加上美國也提出要求，就淘汰老弱殘廢，以年輕的台灣兵補充。現在台灣兵在四十萬實際戰部隊中，佔半數以上。但他們很難升為校級軍官。 根據報告，金門、馬祖前線高級指揮官沈湎於酒池肉林，極盡奢侈之能事，跟香港搞走私，中飽私囊，相反地，士兵住在名為「克難之家」的簡陋小棚，三餐以青菜豆腐下飯（1963年7月發行，「台灣青年」第三十二期所載，皇甫修：「馬祖見聞錄」）。 由此觀之，六十萬大軍的組織，與其說是為了打仗，不如說它的存在意義是作為一種失業救濟機關兼集中營。反過來想像廢除乃至於裁減軍隊的場合，即不難理解。 這些姑且不談。為維持這個大軍，每年支出的軍費佔中央預算百分之八十。詳細的用途只有一部分人知道。中央預算總共應該將近一百億元。佔其中百分之八十的龐大款項，只由一小部分人操緃。四大門閥的「生財之道」現在仍然存在。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6-177。 台灣人的忍耐度世界第一，KMT在台灣的殺戮，到現在全都忘光光，真是大慈大悲的台灣奴隸。 國民政府對台灣人的剝削和壓迫，照普通的常識來說，的確已經超過容許和忍耐的限度，但二二八大叛亂以後，看不到台灣人有形的抵抗，理由到底何在？ 警察、特務的嚴重監視，使小暴動也不可能發生，這是符合常識的見解，事實亦是如此，但也必須指出，國民政府體制對台灣人所做的精神上的閹割，多少得到成功。國民政府不斷強調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偉大的文化，企圖激發台灣人即將喪失的中華思想。進一步煽動說，台灣人不要小裡小氣，腦子裏只有狹窄的台灣，應該有海闊天空到廣濶的大陸闖天下的氣魄，這種煽動對純真的青少年特別有效。 兩百萬屬於統治階級的中國難民造成很可怕的風氣，假公濟私，貪污瀆職，講人事關係，對工作不負責任。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台灣人的社會。從感覺到挫折進而失去衝勁時，這個影響就像惡魔的誘惑一樣發生作用，使許多台灣人模倣中國人的惡習，進一步產生「食爸倚爸，食母倚母」（胳膊扭不過大腿）這種畏縮、聽天命的心理。 於是要追求自由和獨立的台灣人，在和國民政府鬪爭之前，必須先和台灣人的精神上閹割進行鬪爭。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79-180。 外省人當中有guts的英雄，於白色恐怖時代，大多成為民主的犧牲者。 前面常常提到的雷震，可以說是中國難民第二個集團內部產生的矛盾。 雷震（1896年生，浙江人）在二十歲時加入國民黨，獻身黨政，大陸時已經是無可否認的黨國功臣之一。到台灣之後，只要他願意的話，有足夠的資格加入第一個集團。 但他是熱烈的反共主義者，同時也是熱烈的憲政主義者。他認為，如果在「反攻大陸」這個空洞的口號下進行蹂躪憲法的獨裁政治，不用說國民黨，連中華民國都會滅亡，由衷地感到憂慮，為了挽狂瀾於既倒，挺身而出。因此在1954年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來就一直受到公開或暗中的迫害。 雷震所用的武器「自由中國」，1949年在台灣創刋，最初的發行人是胡適（1891~1962年，安徽人）。不久胡適逃到美國，1953年1月起由雷震主持。以往「自由中國」是以分析國際局勢和批判中共為主，1956年10月利用出版所謂「祝壽專號」（慶祝蔣介石七十歲生日）的機會，開始對國民政府展開猛烈無比的批判。他悲壯的志氣，和胡適被國民政府用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地位收買（1957年11月），而且對蔣介石漠視憲法三度出任總統投票贊成的行徑，形成強烈的對比。 國民政府對雷震的人望和「自由中國」在國內外的權威焦思苦慮，不敢輕易下手。雷震也知道靠筆桿鬪爭的限度，終於決意組織反對黨，展開政治運動。 國民政府知道威脅和離間無法收效，就在9月4日揑造雷震窩藏共黨分子的罪名，加以逮捕，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雷震被當作犠牲，是因為國民政府認為他是新黨的領袖，斷送他的政治生命，同時可以把「自由中國」搞垮，而且能避免台灣人的反感。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3-185。 台獨運動不斷被矮化，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阿九執政更挾阿共來威嚇。 1950年，廖文毅領導的台灣民主獨立黨開始進行獨立運動，環境可以說和島內一樣惡劣，雖然內容有些不同。他們被駡是瘋子，被當作騙子瞧不起，聲勢根本壯大不起來。 1960年春天出現台灣青年社，給獨立運動帶來了新氣息。台灣青年社是由王育德和一些留學生計議組織的獨立運動團體。該社擬訂以留學生為基礎吸收旅日台灣人的方針，想彌補「臨時政府」不足之處。對外國人則進行有關國民政府統治本質，符合科學而且縝密的分析和批判，研究並發表謀求獨立的理論，就常受冷眼看待的獨立運動進行啟蒙宣傳。機關雜誌日文版「台灣青年」（1960年4月創刋，原為雙月刋，1961年11月改為月刋）、英文版Formosan Quarterly（1962年7月創刋）已經贏得台灣問題權威雜誌的地位。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6-188。 ROC 靠美國苟存於台灣，1971阿石被逐出UN，阿九到現在更由反共變成親共。 1954年12月2日，美國和國民政府締結美華協防條約，使對台政策面臨轉機。美國國會強調，這個條約只規定協防台灣澎湖的義務，並非承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主權。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條規定：共黨方面對台灣澎湖的攻擊，不論來自外部或內部，都可以共同或單獨加以防禦。 正如1959年11月發表的「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所示，不過是走向「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過程之一。 「一個台灣」，在前副國務卿徹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se）的「中台國」構想(An 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中，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台灣人大半說福建方言，但受日本的現代教育。台灣就是因為這個結果才繁榮，所以對東京比中國大陸有親切感。但受到國民黨十五年統治的結果，又發生很大的變化。時間和愛情和教育，使中國人融合於台灣社會，就這樣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民族。那就是具體表現中國文化的台灣人。……台灣在非共產主義的亞洲所發揮的作用，不可以由美國在背後操縱。即使是出於善意。而且也不可以由從大陸逃出來的國民黨來統治佔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美國應該作為一個真正的朋友與之交往，讓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和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以及全世界的人瞭解，美國的目標不在於建立軍事基地反攻大陸，而在於幫助一個新的獨立國家自然形成。」（摘自1960年4月發行，Foreign Affairs所載，The”China Problem”reconsidered） 筆者認為他的發言具有美國健全的開拓精神和良知。很令人同情的是他後來倒台。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2000，"和中國人全面針鋒相對"，《台灣．苦悶的歷史》，前衛，pp.189-190。 （未完待續，撰於200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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