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尊牌/御壽牌/新港奉天宮/日治時期由天皇授權日本國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全台20間廟宇20面以漆器貼上金箔製成的「今上天皇御壽牌」/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OeB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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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宮大醮圓滿 逾3萬普度桌壯觀

--------------------------興亞奉公

興亞奉公日 作為第一屆近衛內閣發起的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一環。 1939 年9 月1 日宣布，規定每月的1 日為“興亞奉公日”，屆時每個國民要參拜神社，粗衣糲食，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所有飯館、酒店、茶館均應停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改行每月8 日的大詔奉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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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亞奉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在台灣的皇民化政策因此加速推行。一九四Ο年日本國內成立「大政翼贊會」之後，在各殖民地推行戰時新體制運動，如朝鮮組織「國民總力聯盟」，關東州組織「興亞奉公連盟」，台灣則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成立「皇民奉公會」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裡的「興亞奉公日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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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是如何變成日本皇民的？

涂豐恩

皇民是如何鍊成的?

你一定聽過日本時代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從1930年代後期起，殖民政府為了動員臺灣的人力物力，開始推行同化政策。在新政策下，臺灣人必須學說日語，改日本姓，融入日本的信仰與文化。

宣傳內鮮一體的海報

不過，皇民化運動不只發生在臺灣。差不多同一時間，日本的另一個殖民地朝鮮（今天的韓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為了讓朝鮮半島上的韓國人，能夠在戰爭期間甘心為帝國拋頭顱、灑熱血，當時的日本政府喊出了「內鮮一體」的口號。內，就是內地日本；鮮，則是朝鮮。內鮮一體，也就是日本跟朝鮮要水乳交融，不分你我。

不過，喊口號容易，實際該怎麼做則是另外一回事。朝鮮總督府所面對的，可是從1910年亡國以來，就不斷頑強抵抗、比臺灣更難搞定的一群人。他們武裝起義、引爆炸彈、暗殺總督，樣樣都來，從來就不是乖乖聽政府命令行事的羊群。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如何在朝鮮半島推動皇民化？而強悍的韓國人，面對這個他們口中的「民族抹煞政策」，又是做何反應呢？

請說國語

從手段上來說，日本在臺灣與朝鮮的皇民化政策，有很多類似之處。比如說，推廣「國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就在朝鮮半島頒佈規定，要求大家「說國語」──這裡的國語，指的當然是日語。平時打招呼要用日語，在公共場合聊天要用日語，百貨公司、電影院，也都配合著推廣日語。如果進了公家單位，不講日語，沒有人會理你。如果在學校裡頭講韓語，不但會被檢舉，還必須繳交罰金。

1942年，有位叫朴英玉的高中女生，因為在外頭講了幾句韓語，就被警察盯上。這原本是個小案件，沒想到事件卻像滾雪球一樣，越鬧越大。原來，警方循線追蹤，發現她的老師丁泰鎮，平時就常常在學校發表反日言論。丁泰鎮因此被警方逮捕，而且受到嚴刑拷打。據說，在拷問當中，丁泰鎮又透露出一個名為「朝鮮語學會」的組織，其實是假借學術名義，策劃獨立運動的反日團體。這讓日本警方有了藉口，擴大搜索規模，並且開始逮捕「朝鮮語學會」成員。後來這群學會的成員，被以破壞治安的名義送上法庭，其中不少人更遭到判刑。

其實，朝鮮語學會主要的活動，就是研究語言文學，並且編寫朝鮮語字典，未必對社會治安真的有什麼直接的威脅。不過，語言往往就是民族認同的根基，日本殖民政府也了解這一點。他們要剷除朝鮮語學會這樣的組織，並不讓人意外。推廣國語最終的目的，是要讓韓國人連吵架、說夢話，都忘記母語，改用日語。換句話說，就是要從心靈上，從潛意識裡，徹底將韓國人皇民化。

不過，推廣國語的成效如何？

根據統計，到了1940年代，在朝鮮半島上能夠使用日語的人，也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換句話說，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仍然是母語。

當天皇碰上天主

京城神社，位於今天首爾

除了國語運動之外，皇民化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讓殖民地的子民崇拜天皇，對他心悅臣服，為他出生入死。和臺灣一樣，日本早就在朝鮮半島上蓋了許多神社，並從1935年起，強制要求學生參拜。對韓國人而言，參拜神社，等於是接受敵人的信仰。所以光是這樣，就足夠激起許多反彈。但是除此之外，殖民政府還遭遇到另外一群人的強力抵抗，那就是朝鮮半島上的基督教徒。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偶像是不被允許的，崇拜天皇當然也一樣。有間名叫「崇實學堂」的基督教學校，就以此為理由，拒絕讓學生參拜神社。日本政府見狀，威脅要將學校給廢除，以此逼迫他們屈服。沒想到崇實學堂的負責人，說什麼也不肯讓步，最後寧可選擇讓學校給關了。

朱基徹

還有一位名叫朱基徹的牧師，同樣拒絕參拜神社。為此，他甚至不惜槓上當時日本基督教會的大議會長富田滿。富田滿跟日本政府走的很近，屬於官方代言人。他說神道跟一般信仰不一樣，不是偶像崇拜，而是愛國行為，所以基督徒可以、也應該到神社參拜。朱基徹卻對這種說法很不滿，他指責富田滿誤解了聖經，更再次強調參拜神社是觸犯十戒、違反教義。

因為堅持信仰，朱基徹被關進了大牢，並且在牢中飽受酷刑。日本警察用各種慘無人道的手段虐待他、拷問他，想要擊垮他的意志，動搖他的信念。但朱基徹沒有屈服，反而堅定地說：「如果不信上帝，就連天皇也會下地獄。」

南韓今天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信徒眾多，估計超過一千兩百萬人，派出的傳教士人數更高居世界第二，這和基督信仰在當年在抗日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密切關係的。

「犬糞食衛」先生

皇民化的第三個重要手段，是讓殖民地的人民取個日本名字。在朝鮮，這個政策被稱之為「創氏改名」。改名就改名，為什麼前面還要加上「創氏」兩個字呢？這有些複雜，在此無法細談。簡單來說，日本政府主張韓國傳統只有「姓」，沒有「氏」，所以需要創造出日本化的「氏」，來取代韓國原本的「姓」。

這當然是殖民政府為了宣傳政策，有意製造出的說法。但無論它是真是假，日本要韓國人改姓名的目標，是確切無疑的。

宣傳創氏改名的海報 “Japanese Name Change Bulletin of Taikyu Court“. Licensed under CC 表示-継承 3.0 via ウィキメディア・コモンズ.

1940年，殖民地政府大肆宣傳，鼓勵朝鮮民眾申請改名。 按照日本神話，1940年2月1號是「建國兩千六百年」的紀念日，日本政府本來預計招攬大批改名人潮，以此慶祝這個國家的重大日子。沒想到，政策推出的頭一個月，朝鮮民眾反應冷淡，沒有什麼人主動報名。當時的《京城日報》上頭說，仁川一帶，兩天之內竟然只有三個人提出申請。有些尷尬的殖民地政府，只好轉而要求一些親日的朝鮮士紳以身作則，為同胞做出「良好示範」。可是，就連這些親日的「有力者」，對於改名一事都感到興趣缺缺。

朝鮮總督府眼看情勢不對，決定動用警察的力量，強制要求民眾改名。這樣一來，申請改名的人數果然大幅上升。根據統計，1940年三月份，申請改名的件數還不到五萬，五月份則增加到了三十多萬，七、八月的申請件數，更超過了一百萬。

不過，改名要怎麼改呢？變化可就多了。

比如姓金的，可以改叫金山、金田；姓柳的，可以改成柳原、柳川；有位叫做李光洙的作家，改成了「香山光郎」，另一位律師李升雨，則改叫「梧村升雨」。有很多姓朴的人，把他們的新姓氏取做「高村」，這是自韓國建國神話中的地名「高墟村」；另外有一些人，則發明了保留韓國味道、傳統日本社會中不存在的姓氏，比如韓原、崔本、朴澤，這讓他們在改名後，勉強還能維持一點民族認同。

但是別忘了，不是每個人都是樂於改名的。所以，有些人在申請時，故意搗蛋，要給日本人難堪。韓國作家金達壽的小說《玄海灘》中，描述有人把新的姓氏取做「日本」，而把妻子改名「良子」。為什麼要叫良子？因為這是日本皇后的名字。這玩笑開的還不夠，更有傳說，有個叫田炳夏的人，把日文名字改成了「田農丙下」，用日語唸起來，就像「天皇陛下」；另一個叫金文輯的人，則把自己取名為「犬糞食衛」，用低俗不堪的文字，嘲諷日本化的姓氏。

但這充其量只是小說與傳說，實際上是否真的發生過，還有一些疑義。不過，的確有記錄指出，有人曾經用「犬之子」，申請為新的姓氏，以示抗議。

為敵人作戰

就在朝鮮總督府在殖民地推動創氏改名的同時，帝國內部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說，日本的姓氏專屬於血統純正的日本人，朝鮮人是次等民族，不配使用，創氏改名的政策應該停止。內鮮可以一體，但是不能平等。想像一下這種情境：你拋棄了原本的姓氏，已經感到屈辱，現在居然還有群人跑出來指指點點，說你連受辱的資格都沒有。

殖民時代的韓國人，面對就是這種情境。

在這種狀況下，還有什麼能夠保持尊嚴的辦法？大概就是加入軍隊了。唯有在戰場上，被殖民者才可以證明自己比殖民者更勇敢、更強壯──儘管他們必須為曾經的敵人作戰。

加入日本軍隊的朝鮮士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徵調了數十萬韓國人上戰場，有男有女，有人在前線，有人擔任補給與後備。他們大多數是被強迫、沒有選擇的加入了戰爭。可是確實有一些人，是自願接受徵招，加入日本軍隊。他們很可能是受到戰爭期間大量官方宣傳的洗腦，也可能是像前面所說，為了出人頭地，為了爭一口氣。有位改名為高木正雄的韓國人，就在中日大戰期間，毅然決然加入了日本在滿州的軍隊，成為一名軍官，在戰爭期間帶領著士兵，為殖民母國出生入死。

1945年，戰爭結束，高木正雄也回到了故鄉。日本的名字當然不能用了，他只好改回本名「朴正熙」。後來在一場軍事政變中，朴正熙當上了南韓總統，而且一當就是十六年。如果你不認得這個名字，他還有一個出名的女兒，叫做朴槿惠，也就是今天的南韓總統。朴正熙不是唯一一位曾為日本人作戰的韓國人。只是，日本投降之後，他們原本在戰場上的光榮事蹟，頓時之間變成了最尷尬的印記。

日本學者宮田節子提過這樣一個案例，他是一位叫朴菖熙的「皇國少年」。在皇民化的期間，他曾經熱切地擁抱帝國。他的父親，對日本的戰爭宣傳反應冷淡，連帝國紀念日也不按照規定慶祝，一度讓他覺得不滿，甚至深感羞恥。可是戰爭結束後，他卻突然陷入恐慌，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朝鮮半島降下日本旗幟，由美軍接管

帝國崩塌了，沒有力氣再去理會它親手改造出來的皇民。而祖國復活了，新的政府開始清算「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沒有被點到名的，最好也趕快埋葬記憶，銷燬自己的過去。戰爭結束後複雜的政治局面，讓皇民的歷史經驗，變得難以言喻。韓國如此，臺灣也是如此。

不久前臺灣選舉中，一段關於「皇民」的風波，似乎是提醒這個問題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難解的歷史，也是現實政治的課題。

不過，政治人物的口水，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的脫離殖民。因為新來的威權統治者，並不打算看見歷史的複雜性。我們更該做的，不是像他們一樣把皇民一詞變得空洞、變得扁平，而是多花一些時間，多花一點力氣，認識各種被時代翻弄的命運。他們不見得都很美麗，可是其中總有一些認真活過的生命，有一些的身不由己，或許，也會有一些值得留下的記憶。

＊附註：

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與韓國皇民化運動的讀者，可以參考周婉窈教授所寫的〈從比較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文（點此閱讀），以及幾本相關著作：宮田節子、『朝鮮民衆と「皇民化」政策』 ；水野 直樹、『創氏改名―日本の朝鮮支配の中で』；ねずまさし、『現代史の断面・戦時下の朝鮮・台湾』；ブランドン パーマー、『検証 日本統治下朝鮮の戦時動員』；Takashi Fujitani, Race for Empire: Koreans as Japanese and Japanese as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涂豐恩【臺灣吧EP4─延伸閱讀】韓國人是如何變成日本皇民的？

-----------------------新港奉天宮「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御壽牌

新港奉天宮「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御壽牌（編01-Wo-017）
該組文物含證書、牌位、木箱匣、金庫四件物品。金庫內可放木匣與證書，匣內放牌位。從風格來看，本組御壽牌相關文物，皆是由日本製作後，運送來臺。由於在臺灣類似文物少見，故已於2013年10月經嘉義縣古物文化審議，公告登錄為「一般古物」。各件文物分述如下：
1.證書：證書長37、寬47.5公分，長方形日本和紙製，已護貝。證書文字如附圖。原料應為楮樹等混合原料，以燈光照射時出現菊花紋浮水印。紙張已出現褐斑等老化現象，背面有污漬，有兩個手寫字「昭和」。有一朱文篆印「妙心寺派管長當職印」，保存良好。
2.牌位：牌位長8、寬15、高47公分，木製金箔陰刻牌位，牌額為雲朵造形，有一菊花紋。牌位以藍色陰刻楷書字寫有「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歳」十個字，底漆略有起甲。下有一彩繪方形板，似以石灰泥包覆彩繪。底座為金色束腰造形，金箔已起甲，中間已呈黑色。背面為黑色底，刻有「臺南州嘉義郡新巷庄 本派聯絡寺廟奉天宮 昭和三年十一月十日」‧底色亦有起甲現象，有部分露出原木胎。底面為原木胎，未修飾。
3.木箱匣：長13、寬19、高54公分，長方形木胎漆器黑色雙門匣，匣門有菊花雕飾金屬片以小釘鑲嵌，門扣以菊花紋金屬片製成，右側可旋轉扣住左側。黑色底漆有部分脫落，亦有部分起甲。內部以金漆塗佈，門楣有綠色菊花雲朵彩繪。匣底有一原木加底，應是後加。
4.金庫(奉安庫)：長48、寬53.5、高84公分，為鉎鐵製長方形四輪保險箱。外層塗上黑色，表層漆料有部分脫落。有一把手，一個日文號碼旋轉密碼鎖，中央有豐臣家徽(三葉)浮雕為飾，下有四輪可供推動。內部有一漆製雙門櫃，四角有樹葉紋，無其他裝飾。下有一木板可移動，刻有「JAPAN INASEIS SAFE 第______號NO.1098」字樣。
日治昭和三年（1928）日本裕仁天皇即位以後，授權日本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臺灣共二十處寺廟聖尊壽牌，但只有十三所宮廟獲得，分別是新港奉天宮、關渡慈帆寺、屏東東山寺、白河大仙寺、關山超峰寺、鹽水修德院…等，然目前僅存一面完整保存於新港奉天宮。證書以及聖壽牌上的十六瓣菊花紋浮水印，乃為日本皇室紋章。證書、牌位、木箱匣、金庫四件為一套，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11月10日報導，於昭和3年12月1日頒給奉天宮。
資料來源：李建緯計畫主持，《新港遺珍－－新港奉天宮既存文物普查、登錄與研究》，委託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縣新港奉天宮，2013年11月完成，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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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

日人參拜奉天宮 見天皇聖壽牌相當感動

聖壽牌證書透光一看有日本天皇皇室菊花家紋。（記者林宜樟攝）

2015-02-08  13:48

〔記者林宜樟／新港報導〕日本飛驒市古川町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古川祭」特展，今天團員來到嘉義縣新港奉天宮參拜媽祖，廟方更取出日本天皇授權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所贈的珍貴古物「聖壽牌」及證書給日本友人參觀，由於此牌為天皇所贈，團長池田高佳合掌虔誠觀看，許多日本團員搶著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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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川町交流團團長池田高佳合掌虔誠觀看日本天皇古物。（記者林宜樟攝）

廟方表示，日治時期日本裕仁天皇授權日本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台灣共20處寺廟聖尊壽牌，目前僅有奉天宮保存，已有87年歷史，於前年登錄為嘉義縣定有形文化資產，相當珍貴。

池田高佳等日人參拜完後，奉天宮由董事長何達煌以隆重儀式迎出聖壽牌及供奉證書，聖壽牌上刻有「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字樣，而證書透光一看更有天皇皇室菊花家紋；由於此物平日供奉在正殿，平時難得取出，日本友人及台灣香客都搶著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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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文集》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2月），頁33~76。
摘要人：洪煇翔

一、前言

皇民化運動是1930年下半期到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在殖民地所推行的運動，運動範圍幾乎涵蓋整個生活層面。但是戰後有關台灣或是韓國來說，相關研究因為部份因素而非常缺乏，但是這段歷史對於了解台灣戰後的歷史解釋有很重要的因果關係，所以這篇論文是筆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本身對於韓國皇民化運動加以寫成，目的在於闡述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和朝鮮的實施情形，以及當地人民對於此運動的反應，透過這兩地的比較，得知台灣皇民化運動的獨特點以及戰爭期的歷史發展。

以對照組和實驗組這種科學方法來研究台灣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雖然兩地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性質一致，但是政策以及兩地人民對於運動本身的反應卻不一，而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兩國的歷史發展也不同。而皇民化運動本質可以分成同化主義的極端表現、戰爭動員的一環來分析，同化主義在明石元二郎就任台灣總督就已經確立了，之後隨著日本對中國戰事的擴大，人力和物力都不是日本可以負擔的情形之下，如何利用台灣人來支持戰事就成為皇民化運動的目的，因此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就緊密連結在一起。


二、皇民化運動的開始及其名稱問題

皇民化大概出現在1936年年底，意義是改造台灣人成為皇民、天皇的子民或是天皇的臣民。一般來說皇民化運動開始有兩種說法，1936年小林躋造就任台灣總督之後，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為其一；而在1937年禁止報紙中文欄為其二。而筆者認為把蘆溝橋事變視為皇民化運動的開始也未嘗不可，當時的人習慣稱之為「今次事變」或是事變。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日期就比較確定，在1937年10月朝鮮總督府頒訂「皇國臣民誓詞」為開端，開始了皇國臣民運動，也就是皇民化運動。

韓國的皇國臣民誓詞有兩套，一套是給幼年以及少年，一套則是給青年以上的朝鮮人，差別在於用字的深淺。但是誓詞是每個人所必須要背誦的，但是台灣卻不需要背誦，原因在於朝鮮是以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淪落為殖民地國家，而台灣則是剛建省不久的清朝省份，這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國家」觀念，不論朝鮮的國家概念發展到何種程度，他已經有了皇室國家的原有概念，而日本強迫朝鮮人背誦皇國臣民誓詞目的就在於，洗刷原有的國家概念，以日本的皇國取而代之。雖然台灣人不需要背誦誓詞，但是對於原有的漢文化總督府也是必須要處理的，因此皇民化運動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部份：1.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2.國語運動，3.改姓名，4.志願兵制度。在1937年前兩項已經存在了，而兩項則是新生事物。


三、神道與固有宗教的問題

在宗教上，最終目標就是要以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的舊有宗教。一方面提倡日本神道，一方面壓抑固有的宗教。前者以神社增建、神宮大麻的祭祀、神社參拜為主要推行方法，不論是神社或是大麻的數量都在1937到1943急速的增加，在官方統計上估計台灣有七成戶數供奉神宮大麻，但是只要是有領取大麻都算入統計，實際上台灣人很少祭拜大麻。在壓抑固有宗教上，主要推行寺廟整理來進行，企圖透過整理、併裁地方寺廟來達到消滅台灣固有宗教為最終目的，基本上由地方來主導，但是引起的反彈太大，使得長谷川清就任台灣總督之後終止這項政策，但是經過整理之後，台灣寺廟和齋堂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朝鮮的皇民化運動在宗教上大致和台灣一致，在於提倡神道、壓抑固有宗教。但是和台灣比較之下，朝鮮的神社增加速度緩慢，但是簡單、不夠資格稱為神社的「神祠」卻大量增加；在參拜神社上，朝鮮人比台灣人反抗的較多，但是朝鮮總督府也以激烈手段加以鎮壓，迫使朝鮮人參拜神社。而韓國的舊有宗教以基督教為主，當皇民化運動展開之時，基督教也受到朝鮮總督府的激烈手段對付，在參拜神社上，是牴觸原有基督教教義，為了表示抗議朝鮮長老教會在1938年關閉所有教會學校，但是最後還是妥協了，以參拜神社為愛國行為作為解釋。之後也有反參拜神社運動，但是下場就是教會解散以及大量教徒被關入監獄。

根據蔡錦堂的研究，在台灣人的宗教信仰上至少在外表被日本皇國神道所取代了，在台灣和朝鮮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原有的神道信仰也消失的無影無蹤，而在殖民地政府投降之後，馬上保護神社的神聖器物和神社本身，因為台灣和朝鮮人都以攻擊神社作為洩恨目標，雖然台灣人並沒有如此激動，但是戰後神道信仰的確是消失了，可見在宗教上，皇民化運動是失敗的。


四、國語運動

國語運動是皇民化運動重要的一環。在1895年日本剛統治台灣之時，日語仍然稱為日本語，但是不到一年就改稱國語。在朝鮮日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稱呼，在1910年以前大致上還是以日本語為外語，1910～1945年日韓合併之後到二次大戰結束之間稱為國語。雖然台灣和朝鮮兩地都稱日語為國語，並且是官方和教學的主要語言，但是一開始沒有排除原有的本地語言，到了皇民化時期才開始壓抑本地語言。在台灣，1937年小學取消了漢語課；在朝鮮1911到1938韓語在小學課程為必修，到了1938年為選修，1941年就消失在課程中。

講日語是成為真正日本人的必備條件之一，山崎睦雄認為「國語是國民精神的母胎」，因此對於不同日語程度的社會大眾有不同作法，為了增進一般大眾的日語能力，在全島開設「國語講習所」，國語講習所起源於1929年，之後還有簡易國語講習所作為輔助。而設置大量國語講習所目的在於增加「國語解者」，1940年台灣的國語解者達到50％，1943年達到80％。而國語解者包含了四種人：1.公學校及教育所兒童，2.公學校及教育所卒業生，3.國語普及設施生徒，4.同修了者(國與普及設施修完課程者)。這種寬鬆的標準認定使得國語解者的日文程度大有問題。在皇民化時期雖然大力推行日語，但是沒有有系統禁止當地語言，雖然局部禁止是有的，但是效果並不彰顯。

國語家庭也是國語運動下的一環，在1937年台北州最先出現國語家庭，之後推展到全島。國語家庭一開始必須先向官方機構提出申請，經過調查之後，證明全家人都在家庭內使用日語，就可成為國語家庭，並且舉行公開儀式和頒發國語家庭的門牌。資料不足，所以無法得知全島有多少國語家庭，以台北州來看大約有1.3％是國語家庭。而國語家庭的獎勵是針對台灣的知識家庭，例如小孩比較有機會進入小學校和中學校、公家機關優先錄取，因此成為國語家庭的動機也受到質疑。

和台灣比較之下，朝鮮的國語運動起步較晚，國語解者的增加速度也較緩慢。朝鮮的國語解者分成「可以講普通會話者」和「稍微懂日語者」這兩種類型，小學校四年級程度是屬於後者，小學校畢業者屬於前者。因此很難判定台灣和朝鮮的國語解者標準是否一致。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台灣國語解者人數比朝鮮多，原因如下：朝鮮比台灣晚15年才受到日本殖民、朝鮮人口是台灣的四倍多，幅員是台灣的六點五倍、朝鮮人員本的識字率低、朝鮮的國語講習所在1938年才開始設置。雖然朝鮮也有國語家庭的獎勵方法，實際情形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從以上來看，台灣和朝鮮的國語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但是有一個重大地方的不同，在台灣，並沒有嚴格禁止使用台語和本地語言，但是在朝鮮則不一樣了，朝鮮總督府認為主張保存朝鮮語和主張韓國民族主義相同，因此講韓語會惹禍上身。1942年的「朝鮮語學會事件」就是最好例子，參與者大都是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在皇民化時期致力編纂《朝鮮語大辭典》，因此在19471年該會成員被大量逮捕入獄。在1940年台灣國語解者達到總人口的51％之後，台灣總督府對於未來台灣可望成為國語台灣，最後因為戰爭的結束而落空，筆者推論假使皇民化運動在推行下去之後，台灣也許在統計上可以成為國語台灣。由上可知，要以另一種語言去取代原有語言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要讓朝鮮成為國語朝鮮，所需要的努力要比台灣來的多，而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推行也比朝鮮來的成功許多。


五、改姓名運動

1940年2月11日，台灣及朝鮮總督府公佈改姓名辦法。改姓名運動的精神內涵在於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不論在形式或是實質上都和日本人沒有差異，而改姓名運動顯然是成為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雖然台灣和朝鮮總督府都希望人民可以採用日本姓名，但是兩地的作法卻不同。在台灣，官方給予台灣人兩個理由去更改姓名：化育台灣人是日本的的國一貫的政策；許多台灣人深具皇道精神，並且希望可以改以日本姓名。因此官方得以順理成章推動改姓名運動，而實際上有是真的有台灣人希望改以日本姓名。在台灣，更改姓名必須由戶長提出，但是更改姓名也是有資格限制，一般來說必須符合該家庭是國語家庭以及改姓名者必須有皇民的精神涵養、公共之精神。因此在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並非強迫性質。

而在日本姓名的選擇上有四種禁止的姓名：1.歷代御諱御名，2.歷史上著名人物姓名，3.和原來姓有關的中國姓名，4.其他不當姓名。從第三點來看，總督府禁止採用帶有漢文化的姓名，並且預防了台灣人更改姓名以地望為主。剛開始台灣人對於改姓名運動並不踴躍，1944年總督府放寬條件之後，改姓名的案數開始大量增加，但是礙於史料侷限，無法得知真實數據。而檢視所更改的姓名名單，可以發現台灣人選擇新姓名的模式：1.將黃拆字成「共田」，2.選擇含有舊姓的日本姓名，例如林改成「小林」。舊性和新姓或多或少都一定的關係，這是人之常情，不能硬指稱為民族主義。

雖然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並非強迫性質，但是一些著名人物例如林獻堂、陳炘都遭受到改姓名的壓力，因此《台灣通志稿》指稱台灣被迫改姓名也是有根據的，光復後改日本姓名者紛紛要求改回原姓名，並且聲稱受到日本官方的壓迫下才被迫改姓名。雖然林獻堂本身不更改姓名，但是其子姪輩大部分都更改成為日本姓名。

朝鮮的改姓名運動為強迫性質，並且稱之為「創氏改名」。創氏改名用意在於創建新的氏，以及更改新名，原因在於韓國人的姓種類相當的少，在1930年大約有250個姓。而朝鮮總督府為了證明朝鮮人需要更改姓名，將姓和氏做了區分，當時的韓國還沒確立「近代家族制度」所以只有姓，還沒有發展出氏。但是只以韓國人有姓無氏作為更改姓名的原因也太過於牽強了，而殖民當局也以日本的姓氏作為區分例子，聲稱改姓名是為了幫韓國人去除非現代姓，並且保有原有的韓國姓。1940年2月11號開始進行「創氏改名」，規定韓國人在六個月內更改日本氏，超過期限者，以舊的韓國氏為新的氏，並且以激烈手段進行此項運動，例如更改新氏才有教育機會。雖然朝鮮總督府在理論上只是要創造新氏，沒有要朝鮮人放棄原有韓國姓，但是在韓國人眼中，朝鮮總督府就是要他們放棄朝鮮姓，改以日本姓。

由於漢人本身的姓已經夠多了，加上總督府目地只在於避免新姓有流露漢文化認同感，相比之下，朝鮮人沒有這項禁忌，許多朝鮮人的新姓和舊姓有關係，還可以以地緣、歷史為姓，更有一些新姓名暗藏抗議的精神，例如「田農丙下」暗藏「天皇陛下」，但是這些不雅的姓名當然不被總督府接受。

改姓名運動最終都是為了讓台灣人、朝鮮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但是採取了不同政策。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以獎勵為方法，強迫性低；朝鮮的改姓名運動以強力手段進行，強迫性高。由此可見台灣人和統治者間較有彈性，朝鮮則是比較惡劣。


六、志願兵制度

在皇民化運動中，志願兵制度和戰爭最有關係。在支那戰爭之前，台灣和朝鮮人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是在1932年開始，日本已經在考慮利用朝鮮大力輔佐戰爭，1938年2月22號「陸軍特別志願兵制令」頒布，年滿17歲的朝鮮青年都可申請進入陸軍，並且接受事前訓練，申請者必須通過學科測驗和口頭測試，通過之後再接受訓練六個月就可以編入陸軍。志願兵制度可以作為皇民化程度的指標，而朝鮮總督府聲稱報名志願兵的人數踴躍，而第一批志願兵在1939年到華作戰。1943年朝鮮總督府進一步發佈「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但是在1944年廢除了海軍及陸軍志願兵制度，因為該年開始實施徵兵制。

在台灣，志願兵制度在1942年才開始實施，但是在1937年台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啟用軍伕擔任軍中雜役或是翻譯人員，雖然屬於機密性質，資料取得不易，但是朝鮮青年大抵被派往華北作戰，台灣青年則是華中、華南、東南亞地區。1937年的一份文獻上，出現了「血書」，內容洋溢著對天皇的忠誠以及渴望進入軍隊貢獻，在1941年志願兵制度實施的前夕，許多青年以血書方表達自己對進入軍隊的熱血，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台灣青年的真正意識，但是這股熱潮在朝鮮、日本也同樣熱烈。從人口比例來看，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比朝鮮人熱烈的多，雖然有的只是做做樣子。而海軍志願兵制度也在1943年和朝鮮同步實施，徵兵制度在1945年全面實施，同年日本也宣佈投降。

探討志願兵制度的熱潮有兩種解釋，其一是受到當局的脅迫，其二是青年本身於日本的認同感。殖民政府給予志願兵制度塗上濃厚色彩，透過媒體宣傳塑造出志願兵制度是高度的榮譽，並且是國民的義務。其次，地方政府透過各種管道發動青年加入志願兵，例如由學校動員青年隊，以及在1920年成立的青年團的動員。而同年齡層的壓力也是在志願兵辦演著重要角色，雖然難以估計此原因所動員的青年人數，但是青年間彼此牽連的情感因素是不可被小看的。

民族尊嚴或多或少影響到上戰場的青年，為了證明自己不輸給日本人，甚至比日本人優秀，因此在戰場上力求表現，帶有某種微妙的民族自尊和民族的競爭心理。


七、結論

從以上歸納結果，朝鮮總督府在推行皇民化運動比起台灣嚴格許多，而面對皇民化運動的不同層面，台灣人的反應也不一。在宗教上只有表面的假象；改姓名一開始也不熱烈；國語運動有相當的成功；志願兵制度也吸引不少青年加入。而韓國人的反應大致上和台灣人是一樣的，但是韓國人還是不願輕易妥協。皇民化運動在心理層面和對青年的影響仍然有待研究，但是青年時期的人類，在思想上是比較容易被改造的，因此在戰後，不論韓國人或是台灣人身上仍然有皇民化的氣息，戰後韓國大力清除皇民化運動，使得皇民氣息不復存在。

皇民化運動對於戰後台灣有一定的影響，雖然皇民化運動未竟全功，卻一定程度去除了台灣人的中國性，也使得國民政府接收時期，台灣人對於來自中國的中國人有了新的認識，也感到痛心、失望，也是二二八悲劇的潛藏因子。當時「低中國性」和「負面中國性」的衝突給予當時青年集體記憶，許多人對於當時來自中國的官員大感不可思議以及失望，這種文化差異的現象在當時相當尖銳。

從比較觀點來看台灣和朝鮮，兩地都是極端的日本化主義，並且同屬戰爭動員下的一環，雖然內容有同有異。政策上的不同、兩地人民反應程度和實質不同、對兩地戰後影響不同。不了解此這段歷史，在研究戰後台灣也將出現盲點，這段歷史需要有更多深入、全面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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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
　　〈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　　鄭麗榕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初版2刷，頁32-75、185-213。

一、召喚戰爭期世代的心靈

本文評介的這兩篇文章，都在探討戰爭末期文化問題，主題與日本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及戰爭語言問題相關。從作者周婉窈教授的觀點看來，前一主題實可涵括後者，亦即整個戰爭時期的殖民地歷史都屬於皇民化運動史。
作者認為這段時期的歷史對戰後的臺灣影響極大，是了解戰後臺灣史的重要關鍵，因此值得深入探討。[1]收錄這兩篇文章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一書，書名取自一首戰時被日本官方定為儀式用軍歌，[2]如果不注意其中的忠君思想，該軍歌詞意頗類似中文軍歌「勇士進行曲」：「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都使用了美化戰爭的修詞，作者藉此時代語為題，傳達出全書探討的戰爭背景。
從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讀到一群人的身影，用作者的話來說，這些人屬於「戰爭期世代」，出生於1920年至1930年間，戰局方酣時他們猶是青少年，尚無法主導時局，但由於變動發生於人格形成期，對心理影響深遠，這群人步入壯年後，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印記就發生歷史性的作用。[3]作者用「同情的理解」來回顧這一段皇民化運動的歷史，關心這個時代的人受到什麼教育、被灌輸什麼精神與思想，因此形塑了什麼道德感、國家觀念、歷史意識、一般價值觀；作者討論當時的統治神話、同化運動、公學校教育，希望召喚過去，掌握這些歷史世代集體心態形成的歷程。
在評介這兩篇文章前，我想先談談周婉窈的史學背景以及關於二次大戰期間臺灣史的研究情形。
二、研究臺灣史的變與不變

周婉窈教授為臺灣嘉義大林人，1956年生，臺大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在擔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在臺灣大學等兼課。她早年研究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碩士論文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89出版)；博士論文以皇民化運動為題(1991，未刊)，由此發展出來的研究主題，已從早年的政治議題，轉向近代教育、歷史意識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此外，她尚有普及臺灣史知識之著作：《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1997)，並編有與戰爭記憶相關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1997)、與進修日文公文書相關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2006)等書。除這些與學院相關的作品外，作者也曾在《當代》雜誌發表過數篇散文，[4]文風細膩而深具女性特質，強烈的歷史感貫穿其中；而即使是散文形式，作者仍展現其史家之專業，曾透過清代契約等珍貴史料的解析，思考清治至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命運。
在作者近三十年的臺灣史研究過程中，隨著研究主題的改變，以及時代的變遷，作者對臺灣史的看法也有些變化。除了研究主題從臺灣人的政治運動轉向統治者對臺灣人所推展的教育及同化運動外，在研究的對象上，1980年代初寫成的碩士論文中，作者並沒有將原住民納入臺灣人範疇，這在1980年代末該書出版時，已令作者「深深感到不安」。[5]由於對於臺灣史上族群問題的逐漸重視，使作者1997年出版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中，十分強調撰寫一部「照顧到每個族群的臺灣史」的重要性。她並且說到做到，該書封面、內容，已可見到許多關於原住民的圖與文。[6]而本次探討的《海行兮的年代》一書中，仍可讀到不少關於原住民歷史的篇章。
其次，關於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似有從純史料建構到參採西方理論的過程。其碩士論文中，僅徵引一篇英文論文，較少涉及理論概念的探討；至《海行兮的年代》出版，闡述世代概念時，已能多方援引西文作品藉以分析理論，甚至包括德文作品的直接引用。在本次討論的戰爭語言一文中，作者也借用宣傳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戰爭宣傳的方法及影響。
而在史觀上，作者在二十世紀末，曾費心思量臺灣歷史是要書寫「誰的歷史」的問題，對於以政權來作為臺灣史的分期再三質疑，而其字裡行間，似已採納曹永和教授所提倡的「臺灣島史」觀，認為以臺灣的地理空間來回溯一個社群的共同歷史，是近代社會普遍的現象。[7]
在這些或多或少的改變之外，我們也看到作者從事歷史研究中一貫不變的精神：反抗政治力對人民的操控。從早年研討的政治運動，到後來關於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研究，作者一直站在批評統治者的立場。此種一貫的立場，也使她相信：「如果歷史可以給我們教訓的話，那麼，對目前和將來之歷史教育具有左右權力的人應格外警醒。以政治力量干涉歷史教育，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優勢，但不是長久之道。」[8]或許這也是了解作者作品時值得注意的一點。
三、以戰爭時期為範圍的臺灣史研究概況

作者在研究主題上別具慧眼，往往有開先鋒之功。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此，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亦無例外。在作者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研究皇民化運動之前，專以這個題目為主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多見。日文作品中，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壞》（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5）處理了日本殖民地的戰爭動員問題，但偏重在金融、軍事工業、勞動力動員及經濟物資等方面統制政策，未及於文教等心理面的探討。與小林英夫類似的中文研究，出現時已是1990年代中期──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其中除處理戰爭末期政治經濟重編問題外，也討論軍需工業、統治經濟問題，較特別的是談到志願兵等軍力及勞力動員問題，但出版時間已遠在周教授提出博士論文之後。
此外，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是一本企圖心很高的著作，分別從日本方面及中國國民黨方面，詳論臺灣的戰時體制，包括軍事及人心的動員，以及另一方面的臺灣光復運動，前一部分討論皇民化運動有極細緻的分析。近藤對韓國的情形也有研究，在周婉窈教授作品中曾予引用，不過從時間看來，兩位研究者差不多是同時進行這個主題的研究。臺灣在1994年另出現了一本討論〈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的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鄭麗玲，2000年以研究臺北帝國大學之論文取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現任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關懷的時空與主題和周教授的研究相當接近，不過其處理顯得簡略，缺乏較為深入的分析。
至今關於戰爭時期的臺灣史仍是一個待開拓的園地，包括史料的開發與保存也都需要加強。作者不但從事相關專題研究，也對這段時期採擷了口述史料，即上述1997年出版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這與後來《拓南少年──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2004)以及以鮮活的影像重現台灣少年工的歷史紀錄片《綠的海平線》的出現(2006)，都象徵搶救這段即將消失的史料的一個開始。
四、比較觀點下的戰爭動員

作者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採用了比較的觀點。她發現臺灣及韓國的皇民化運動表面上十分相近，大約均始自1937年，都是極端的日本化運動，也是戰爭動員下的一環，因此兩地人民都是被動的。但兩地運動本質上有異：淪為日本殖民地前，臺灣是清帝國的一個地方單位，而韓國則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日本統治者在臺灣要處理的是漢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在韓國則是要洗刷朝鮮人的國家觀念。
作者概分皇民化運動為四部分：宗教與社會風氣的改革；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方面日本希望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通行的宗教，因此廣設神社，壓抑傳統宗教。但臺灣實施的方式較和緩，韓國殖民政府以激烈的手段對付基督徒，然而兩地的神道信仰在戰後都一樣消失無蹤。國語運動方面包括廣設日語講習所、取消學校中漢文及韓語課程，並針對知識階層認定國語家庭。大抵而言，國語運動在臺灣比在韓國成功。臺灣總督府不曾有系統地禁止使用臺語及其他本地語，朝鮮殖民當局卻將主張保存韓語和主張韓國民族主義等同視之，對其施以迫害。改姓名方面，臺灣採取可制，由戶長提出申請；韓國則是強迫性的要求，拒絕者遭受差別待遇，在升學或就業上會受影響。因此，韓國改姓名之比例極高，1940年就有75%的成果，而臺灣人的反應初期並不熱烈，次年比例就大幅提高，不過即使到戰爭將結束前，也絕不超過10%。志願兵方面，作者認為這是測驗殖民地青年「皇民化」程度的指標，也有某種微妙的民族自尊與競爭心理。大致而言，臺灣人對志願兵制度的反應遠比韓國人熱烈。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多少減低了臺灣人的「中國性」卻因此，尤以當時的青少年為然，這也影響到戰後的臺灣史。
在戰爭語言的部分，作者主要依據為當時報紙上的報導，觀察殖民者與新聞媒體使用的語言，以臺灣為主，比較日本及韓國的情形，再分析戰爭語言的影響及其文化與美學涵義。作者引用成說，認為文字確能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認知，描述事物與呈現行動的方式，能導引人們的思想與反應，創造人們的社群世界。作者歸納日本的戰爭詞彙有擬物化、美麗浪漫色彩及具昇華與超越性三個特性，結合美與死，應放在日本文化脈絡裡去分析。但此文對於分析戰爭語言的文化來源及其影響較少提出確定的看法，其主要貢獻仍在於具體地重現戰爭回憶。
作者從臺灣人的回憶錄及訪談中，發現戰爭語言無形中對年輕人的滲透，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當時報章中常用的戰爭語言，尤其是婉轉修詞的說法，如在志願兵制度中常用的「男子之本懷」，軍人的代名詞是櫻花及鷹，受傷者是「白衣勇士」，死亡是「無言的凱旋」，參與戰事的女子(包括看護護及慰安婦)是形容日本理想女姓常用的「大和撫子」。當時在日本及朝鮮也使用類似的戰爭語言，當兵都是擔任天皇「御楯」，戰死是「散華」，歌頌全軍困戰至最後滅亡則為「玉碎」。
五、評論

如前所述，周婉窈教授的研究具有先驅性的貢獻，能針對重要但為人所忽略的議題開疆闢土，不論是皇民化運動的大主題，或附屬於其下的戰爭語言的分析，都是如此。她也往往能提出特別的觀點，檢討關於日本官方對於臺灣了解日語者之統計數字的內涵即是一例，使數字背後的實際狀況更能彰顯。
但是在其文中也有些小問題值得商榷。就皇民化運動一文而言，此運動的結束期為何時？內容包括什麼？把志願兵制度納入是否適宜？我認為應可再推敲。如作者所指出的，皇民化成為方針約始於1936或 1937年，由於作者並沒有引出官方在這個方針上的具體實施綱領，我們似可以假定關於其施行項目是後人歸納出來的。皇民化運動的目標是將殖民地人民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其對象為殖民地人民，皇民化與皇民的區別是存在的。而在戰爭時期的動員中，另有1940年下半源起於日本國內的皇民奉公運動，這是從大政翼贊會衍生的針對日本人而推展的戰時體制，引入臺灣後，結合保甲制度徹底實施，口號上是強調盡皇民之義務，以增產、訓練為目標，軍夫、看護婦、志願兵等都屬於其中推行的工作。因為是以結合親日勢力為主，刻意強調皇民的責任，有些作法與皇民化運動甚至是矛盾的，例如臺灣人較為抗拒的廢止寺廟及撤去正廳牌位的措施，就可以因為皇民奉公運動而改採緩和處置。[9]因此究竟志願兵制度是否可列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1945年是否為皇民化運動的終止時間？似宜有較為深入的分析。目前臺灣對於皇民奉公運動的研究仍嚴重不足，因此關於它與皇民化運動的關係易生混淆。
其次，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中社會風俗的改革涉及面過廣，且零散瑣碎，因此略去不談。[10]但事實上這一部分涉及日本人認為臺灣人傳統中不符合日本性的部分，可以顯示日本人理想中的皇民是什麼，與此一運動的大方向有密切的關係，似不宜省略。
另外，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固有宗教是否全在整理或彈壓之列？當時日本在臺灣的佛寺如何因應？臺灣佛寺如何因應？似均值探討。舉例言之，臺灣原有的中國佛教傳統，有無轉向為皇民化佛教之可能？據江燦騰研究指出，皇民化佛教包括說日語、以日語誦經、穿改良服、用日本內地佛教儀式等。以南臺灣來觀察，當時原由日僧東海宜誠和尚臺南開元寺高證光(執德)所推動的臺灣舊慣佛教改造運，在皇民化時期轉由屏東東山禪寺和臺南開元寺分別負責，推動戰時皇民化佛教一般講習課程，使佛教更趨向日本化。另外大崗山蓮峰氏寺也配合「皇紀兩千六百年」活動，向日本臨濟大本仙京都妙心寺申請在寺中奉置「聖壽尊牌」(即昭和天皇牌位)。在此之前，臺灣本土佛寺，如臺南閇元寺、臺北凌禪寺、臺中寶覺寺等，早已安置了在位天皇的「聖壽尊牌」。[11]這一部分的事實，作者似乎極少觸及。
再者，作者雖意識到原住民在臺灣族群中的地位，但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沒有特別處理原住民的情況，而完全以漢人為對象。作者寫過關於原住民莎勇成為「大和撫子」代表日本教化成果並納入日治期間教科書之專文，相信不論是戰爭宣傳、改姓名、推行國語或宗教民俗的改革，原住民社會中所呈現的狀況都與漢人有所差異。

[1]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以下簡稱〈皇民化運動〉)，《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初版2刷) ，頁33。
[2] 該歌曲日文及中譯文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關於書名的解說，頁(14)-(15)。
[3] 關於世代概念的理論以及其應用，周婉窈有詳細的剖析。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代序，頁(1)-(13)。
[4] 這些散文主要刊登於《當代》雜誌，包括〈面向過去而生〉，《當代》194，2003.10；〈女性的命運〉，《當代》200，2004.04；〈域外藍鯨有夢思──記我所認識的嘉瑩師〉，《當代》207，2004.11；〈奈良雪天二日記〉，《當代》205，2004.09。
[5]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3。
[6]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
[7]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頁5-6。
[8] 周婉窈在臺社「歷史學與歷史意識」論壇上發言。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041226a.pdf。上網日期2006.04.28。
[9]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370。
[10] 周婉窈，〈皇民化運動〉，頁40。
[11] 江燦騰，〈日僧東海宜誠與近代高雄佛教的發展〉，收入氏著，《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177，註19、頁180-183。相關之探討參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54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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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並致贈三十三觀音之能靜觀音。圖／記者邱麗玥

千家寺院 年修德禪寺 台灣佛教發展縮影
2014/11/24 | 作者：陳瑋全 

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並致贈三十三觀音之能靜觀音。圖／記者邱麗玥

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圖／記者邱麗玥

千家寺院 圖／記者邱麗玥

遷建佛寺以牛車將諸佛菩薩、佛桌、鐘鼓等一車車運載至新址。圖／記者邱麗玥

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古香爐及籤筒。圖／記者邱麗玥

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古香爐及籤筒。圖／記者邱麗玥

現任住持傳惠法師，手持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紋章金襴傳法衣。圖／記者邱麗玥

傳惠法師參與許多佛光山草創時期的工程，前排右一為星雲大師。圖／記者邱麗玥
文／記者陳瑋全專題報導

台南修德禪寺最初起源於齋教金幢派蔡文舉（蔡阿公）門下的慎和堂，齋教是清代台灣的在家佛教，支派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之別。起初原為茅蓬斗室，位於鹽水鎮之嘉芳里，日據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年遷入現址，大正八年由義存法師等七人發心重建，並更名為「修德禪寺」。

義存法師生於一八八三年，俗姓吳，單名賜，出家前曾習漢文、經商，後於新營茄苳腳建茅蓬清修，並依止齋教金幢派妙英師姑修行。一九一六年機緣成熟，在妙嚴法師座下披剃出家，後於高雄阿蓮大崗山超峰寺研習佛法，歸屬臨濟宗大崗山法脈，且依歷史淵源前往福建鼓山湧泉寺參學、南海普陀山受具足戒。為早期台灣佛教四大法脈大崗山派的重要人物。

日系法脈 百年辛勤建設

一九一九年慎和堂遷移至鹽水鎮中山路二十號，更名為「修德院」，因應日治時期宗教政策，成為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灣的第一個佈教所，並禮請日僧東海宜誠為首任住持兼佈教所主任，為日治時期嘉南地區重要名剎，寺廟建築宏偉，信徒眾多。義存法師在遷建工程完成後，至湧泉寺參學，南海普陀山受戒，四大名山朝聖，並東渡日本各名山寺院行腳參訪，於一九二五年返回修德院接任第二任住持兼佈教所主任，嗣又任臨濟宗台灣開教師台南州本部長暨臨濟本宗議員，一九二七年得日本總持寺贈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紋章金襴傳法衣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

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以後，修德院更名為修德禪寺，隔年義存法師圓寂，由弟子永錫法師繼任為第三代住持，當家為永相法師，知客為開勤法師，一九五八年發起重修正殿拜亭，人眾十餘人躬耕一甲餘土地以維持日常開銷，並於任內完成靈山寶塔。

一九七三年開勤法師接任第四任住持，並創設火葬場一座。一九七八年八月申請遷建修德禪寺於治水路，一九八○年完成佛像安座，一九八三年開勤師因遷建工程勞心勞力，暑熱侵蝕，過度勞累而不支病倒，於十月十八日捨報圓寂，由現任住持傳惠法師繼任為第五任住持，接手未完成之寺院建設與弘法事業。

一九八五年重塑大殿三寶佛像暨遷置五台山十八羅漢像，一九八七年再完成南北寮房、五觀堂、圖書室等及寺院之外圍工程。

臨濟兒孫 保留法脈文物

修德禪寺早期的法脈傳承相當有代表性，因為注重歷史，保留了早期的歷史文物，例如義存法師時期的雲板、臨濟宗妙心寺派的金襴傳法衣以及明治天皇的聖壽尊牌，讓我們可以見證時代的演變。

時至今日，修德禪寺仍舊與原先法脈保持聯絡，於二○○一年加入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獲法脈傳承證明匾額一座。二○○三年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為紀念恩師東海宜誠，乃依老和尚在台弘法法緣，致贈修德禪寺三十三觀音之第十九尊─能靜觀音，並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

關於修德禪寺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因緣為何能夠延續不斷？學者王見川在評論東海宜誠的佛教事業時認為：「東海宜誠的佛教理念重視社會事業，深深影響南部百餘個聯絡寺廟。戰後，日本佛教撤離台灣，各宗的痕跡不見蹤影，唯獨臨濟宗妙心寺派尚與台灣寺院交流。其成果，可說與東海宜誠有密切關係。」由上述之內容，可知修德禪寺近百年的發展，正是台灣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

特別是在台灣光復後，許多寺院為抹除日治時期的痕跡惟恐不及之際，修德禪寺將這些歷史文物妥善保管，為當代留下難得一見的時代見證，有幸見到，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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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通寶-聖壽萬歲

壬子通寶背聖壽萬歲  千叟宴賞賜錢  雕母  清代。千叟宴最早始於康熙，盛行乾隆。是清宮中的規模最大，與宴者最多的御宴。清帝乾隆為顯示其治國有方，太平盛世，並表示對老人的關懷與尊敬。因此舉辦千叟宴，宴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來赴宴。壬子通寶背隸書聖壽萬歲，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時年為壬子年。是品徑40毫米  重28克。請泉友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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