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媒體報導，《金瓶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創作的長篇白話小說，明朝風氣開放，《金瓶梅》得以印刷發行，但清朝大興文字獄，其後的版本都沒有收錄圖片，這次拍出的版本，是明崇禎本，在清代以木活字排印本；拍出如此高價的原因，主要來自它約百幅描述細膩的情色插圖，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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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晚明色情文化氾濫不可全歸因於現實中的淫風
博覽群書2015/02/02 09:43
《博覽群書》2008年第7期封面圖
核心提示：康正果先生提到晚明色情文化氾濫的原因時說：“很多學者往往喜歡把淫書的盛行歸罪於當時社會的全面腐敗。”他認為這誇大了現實生活中的淫風與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聯繫，並認為出版牟利的動機是不可忽視的。
本文摘自：《博覽群書》2008年第7期，作者：王雪峰，原題為：《性話語的商業價值》
近日翻看十年前的《讀書》雜誌，讀到康正果先生《浮世的炎涼風光》（1995年第11期）一文。文中，作者提到晚明色情文化氾濫的原因時說：“很多學者往往喜歡把淫書的盛行歸罪於當時社會的全面腐敗。”他認為這誇大了現實生活中的淫風與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聯繫，並認為出版牟利的動機是不可忽視的。
康先生的討論主要圍繞《金瓶梅》展開，而我由此卻想到了民國時期的性文化興起問題。民國時期，有關性問題的著作大量湧現，形成了一種“性話語”。
根據《民國時期總書目》“自然科學醫藥衛生”、“社會科學（總類部分）”的資料，民國時期出版的性圖書約有400餘種（按照《民國時期總書目》的分類有性衛生、性教育、性學、性社會學等）之多，報刊雜誌上發表的與性問題有關的文章則不可勝數。2004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言言齋性學札記》一書。此書收錄的是周越然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上海《晶報》撰寫的性文化小品，此次經其孫周炳輝整理出版，使人們有幸一睹民國性話語之一斑。民國時期的涉性作品與晚明的淫書不同，其作者多以介紹性科學、性文化、倡導性教育為出發點，但是這類作品出現的原因同樣是複雜的。在性話語興起的背後，當然有思想解放的原因。如張競生在《十年情場》中就曾經說過：“確是我在法國習慣了性交的解放與自由後，反觀了我國舊禮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種反抗的態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自由”，“我以為性交能得到自由的發展就可幫助情人制的發展；就是把舊時婚姻制打垮了。”（《張競生文集（下卷）》，廣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頁）1925年，張競生《美的人生觀》出版後，周作人在《晨報副鐫》撰文指出：“張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吒，這是何等痛快的事。”
但是，性話語背後的商業動機也是其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倫敦大學的Frank Dikǒtter（中文名字為馮客）教授在其著作《性、文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醫學與控制》（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urst &Company ,London,1995.）中就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對大眾消費者來說，性的確是一個有利可圖的題目。”所以，當時許多期刊在名稱上也大做文章，引人注目。潘光旦在《〈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5月5日）一文中曾經指出，“民國十五年與十六年之間，假名'性教育'或'性知識'之刊物，充斥社會，其影響及於思想及風紀者實非淺顯。”在《性教育者的資格問題》一文中，潘光旦又指出，“近來以介紹性智識自命的定期刊物，雨後春筍似的，忽然增加了好幾種，如《新文化》《性雜誌》《性慾週報》《性三日刊》《性報》，多的不及半年，少的是最近一二月或一二星期內才出現的。”（《學燈》1927年6月24日）潘光旦毫不留情地指出：“發表關於性的文字決不外兩個動機，或目的。一是真欲提倡性教育，解決性問題。二是藉此沽名謀利。”在他看來，張競生及其《新文化》無疑是這第二種動機的代表。
2007年1月，江曉原先生十年前的舊作《性張力下的中國人》由東方出版社再版了，新版的書名前面加了兩個吸引眼球的字――雲雨，其實原書名本來很好，增加“雲雨”二字不但累贅而且讓人聯想起商業運作。
有一次我到首都師範大學性教育研究中心訪友，正碰上一家著名媒體前去採訪。後來提及性教育與媒體的關係時，那位朋友頗覺得無奈，說不少媒體為了吸引眼球，所以才對性教育格外熱心，大有“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感慨。我想，當下在媒體上頻頻露面的性學研究者與媒體的關係，也大抵如此吧。一些媒體所關心的，或許僅僅是性話語背後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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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爾愛其禮，我愛其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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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八佾:
子貢想在祭祀時，省去活羊。孔子說：「子貢啊！你愛惜羊，我愛惜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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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子貢和孔子交談的話~
春秋時代，魯國的禮制衰廢，告朔之禮徒然保存一隻供羊而已，正禮久已廢而不行。子貢之意，只是私論此禮制，覺得枉費一隻羊，只具備禮之形式，成了虛而不實，沒有意義。但孔子與他的意見相反，他覺得即使殘存著這一形式總比完全廢棄好，因為正禮雖然廢了，但後人看到這隻供羊，還能識別這個禮制，或許還能恢復它，如果連羊也免除了，那麼禮就全部滅亡了。故羊在子貢見之為羊，在孔子見之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以聖賢之心而論，聖人之心，如父母痛（疼）子，無微不至，顧我護我，望子成器，子雖不肖放蕩無度，雙親還是祈望回頭的一天，賢人之心是簡簡脆脆用就用，不用就免了，不再拖泥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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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八佾第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白話：
子貢見魯國早已不行告朔禮，主其事的官員卻循例在祖廟供奉一頭宰殺的餼羊當祭品，他覺得沒意思，想要把宰殺餼羊的事也給廢除了。孔子說：「賜啊！你愛惜這一頭羊，我則心疼這個祭禮要因此滅絕了。」
中間選民曰：
周朝規矩，每逢季冬之月，周天子會以來年十二個月的政事，訂定成政令書（曆書，或稱月令書），頒告各國諸侯。諸侯接受了這曆書，藏于祖廟，每月初一（朔日）宰殺一頭羊當牲禮，祭於祖廟，請出曆書觀看，然後回到朝廷聽政。這個祭祀祖廟請出曆書之禮叫做「告朔」。但是到了春秋後期，王道式微，禮崩樂壞，許多諸候國已經不用周王朝頒佈的曆法，魯國則在文公時就不再親自參與「告朔」之禮，而主事的官員卻照常在朔日宰殺一隻活羊供祭。
子貢認爲魯君既然早已對告朔不聞不問了，主事的官員卻照例在朔日宰羊供祭，告朔的精神已死，徒留餼羊的形式有什麼意義呢，不如一併廢掉算了，如此還能救活一頭羊，節省財政開銷。孔子當然理解子貢的想法，子貢這麼做其實無可非議，但想到，如今國家政令不行，都是源於禮樂崩壞，王道不尊的緣故，告朔的精神雖死，但餼羊的儀式仍然保留著尊王敬祖的遺跡，可供後人緬懷禮樂興盛的文、武、周公盛世，從而或許能因此振興禮樂，恢復王道，重回太平治世也說不定。
在孔子眼中，廢除餼羊是小事，保留告朔祖廟的大禮才是大事，子貢眼光怎麼可以如此淺短因小廢大呢？孔子至在復古，希望保留餼羊儀式的用心是值得令人同情的，可禮樂崩毀的大勢是大環境使然，孔子欲憑一己之力扭轉狂瀾於既倒，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說是一個不肯接受現實的天真理想家。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從此成了千古名言，正如俗話說的：「青菜蘿蔔各有所愛。」已故作家思果先生也曾自創一句順口溜：「張三的熊掌，李四的砒霜。」子貢視餼羊為砒孀欲廢除之，孔子卻視如熊掌欲保留之。誰對誰錯都各有他的立場和理由，子貢是否聽從孔子的勸止不再堅持把餼羊廢掉呢？我們無從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告朔之禮從此成為歷史絕響，再也沒有任何朝代和國君恢復並遵行此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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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要解通這段經文，首先要明白裡面的字
子貢，就是後面的賜，同一個人的兩個稱呼（名、字）
欲去，希望去掉，就是省卻後面所說之東西
告朔，月有朔望盈缺，告朔就是月朔之禮，要以一羊獻祭
餼羊，舊注言為宰殺未烹之羊，大概是前儒曲解以護孔子，宰殺未烹，子貢何需去之以愛羊呢？當為活羊
賜也，賜就是子貢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你珍惜獻祭的羊，我珍惜獻祭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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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在前文說前儒迴護孔子呢？
因為在孔子時代，告朔之禮已經停辦
告朔禮是要國君親自去獻祭的
但到孔子時代，國君都不親祭了
於是乎，每月告朔之禮時
國君都會命臣下牽一羊代祭
孔子跟其弟子其實都好清楚明白
祭祀是一場表演
所以祭祀要講身份，亦要親祭
所以「吾不與祭，如不祭」（《論語‧八佾》）
不參與祭祀，就乾脆不祭祀好了
而依這邏輯，其實子貢並沒有做錯
國君都不與告朔祭了，那為何每月還要花錢殺一隻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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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陽貨》有提到
宰我問孔子，說三年守孝之期太長了，一年其實都足夠了
孔子問宰我，那如果守孝三年，讓你食好穿好，你食得滋味？穿得舒服嗎？
宰我說：當然無問題啦
然後孔子說：那你可以只守孝一年了
宰我離開後，孔子說：此人不仁
守孝三年，是因為每個人至少在三歲前都不能離開父母懷抱
父母照顧你三年的恩情，難道自己以守孝三年來報答都不行嗎？
所以孔子的禮，並不是只有形式的
你做不到真心，做來也沒有意義
這樣的話，其實子貢要節省支出，要仁愛及羊
所以把沒用的羊去掉，不也很合理嗎？
所以後學迴護孔子，就把羊說成死羊
這樣不祭就是浪費，而子貢就變成一個怪人了
當然，子貢的商業成就哪裡是李嘉誠能比的呢？
他會是這樣的怪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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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十七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今日沒有這個了，子貢那時，也已經不行。
現今有日曆，比以前算是退步了，這是就鄉下百姓來說。鄉間都有供灶王爺，上面有灶王爺的像，下面有十二月分，有天干地支，有二十四節氣，有這些個，一年的節候就都知道了。現今的日曆沒有，不是退步嗎？再者凡是讀書的家庭，都有黃曆，這是國家欽天監所製訂的，才知道什麼時候過年。中華民國六十年來，有兩次的過年時間都亂了。從前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就必須殺頭，因為誤了民時。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沒有日曆便不知過年了。
從前的君王頒布
「時憲書」
給諸侯，諸侯藏在太廟，正月初一，百姓會供一隻生羊給諸侯。這一天，諸侯到太廟告廟，再上朝開會議，宣布這個月的政務，第二個月也是如此，月月都是如此。除此之外，還有大作用，諸侯先拜太廟，再上朝，宣布政事，假如不拜、不上朝，諸侯便各自為政了。周幽王、厲王就是如此，所以國亂而亡國。魯文公時，有閏月，有病沒有告朔，沒有上朝，後來沒有病了也懈怠不告朔，不上朝，所以有三家之亂，凡事都是自找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很多年都沒有告朔，但是這話很難說。魯文公雖然不告朔，不上朝，可是送羊的人仍然照每月送來。子貢稟告孔子，不如廢去告朔的餼羊。有人以為子貢愛小財，其實不是，子貢有他的用意。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孔子說：端木賜！你愛惜羊，我愛惜禮。有這隻羊就知道必定要告朔、上朝，這個禮還沒有廢除。如果廢去這隻羊，那連告朔的禮也都不知道了。
我們不是天子，也不是諸侯，對國家幫不上忙，惟有少為國家添麻煩，就是愛國，這也是理所當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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