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古圖
1570年代明萬曆年初荷蘭人所繪之臺灣地圖
荷蘭人將臺灣畫成二個島嶼.

1926年中華民國地圖中的臺灣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goo.gl/A2c9bm

1926年中華民國地圖中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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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荷蘭人繪的台灣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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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地圖
中國畫台灣總是漢人所在的西半部，只有半個台灣。
一七一三年台灣島圖,是目前已知,西洋地圖史中最古老的單張島圖。圖中有許多從圓心發射出的線。
圖五：此圖為十七世紀荷蘭人所測繪臺灣全圖,台灣的形狀南端與蘇澳附近稍不同外,已相當相似現時地圖,顯示荷蘭人已控制 台灣全島，但其重心仍在台南一帶,此圖刊印在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Valentijn的新舊東印度誌(1724-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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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cc.sinica.edu.tw/gis/twnhismap/table/pdf/mplist_e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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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圖觀點簡史

這篇文章並不直接跟登山有關，只是延伸性的關懷；或許上河出版社會有興趣。 原文為賴進貴、陳玉文、葉高華、黃清琦 (2004) 所著臺灣地圖觀點之研究，刊於《地圖》，14: 31-42。 經 Richter78 (The Enigma) 打字並修訂為通俗版， 於 Aug 17, 2006 發表於 BBS 之 Geography 版， 原標題為『臺灣地圖觀點之研究』。 中央山社林葦茞再轉錄給我，我讀了喜歡，再轉成網頁，順便修訂了幾個小地方。
十六世紀起，台灣逐漸出現在世界地圖上。穿越台灣海峽的西方水手們， 為這個美麗之島冠上 Ilha Formosa 的美稱， 並將他們所觀察到的台灣呈現在地圖上。 西元 1624 年踏上台灣的荷蘭人，在佔領後即積極測繪土地， 使得 1660 年之荷文版世界地圖上，有關台灣的部分已著墨頗多。 往後不僅陸續統治台灣的清國與日本國皆繪製了台灣地圖， 其他國家如法國、英國，對台灣也都有所描繪。在二次大戰和後續的冷戰時期， 台灣因戰略地位重要，甚至出現在美軍的軍事情報地圖上。四百多年來， 台灣以多種不同的面貌展現在地圖上。 這些地圖記錄了台灣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景觀， 也呈現了台灣的周遭環境和位置。然而，這些地圖上所記錄的台灣是什麼樣的台灣？ 閱讀這些地圖的讀者們所建構的台灣意象又是什麼？

類似上述的問題在早年並不容易引起關心，更遑論獲得解答， 因為有關台灣的地圖並不容易取得。近年來，隨著政治解嚴之後的文化蓬勃發展， 有關台灣本土的史料及圖書重獲重視， 大量的台灣古地圖也在這波風潮之下被重新整理、印刷， 使得更多人得以接觸到台灣的歷史圖像。 有關台灣的地圖到底呈現哪些不同的觀點，成為一項可以探討並且值得探討的問題。

地圖的本質

地圖，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項重要產物。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個不同地方的考古遺跡中， 普遍發現「地圖」的遺物，顯示古今中外的不同文明，分別利用他們生活周遭的素材， 以圖像來記錄生活環境。所使用的素材包括：泥土、木塊、貝殼、樹枝、岩壁、 絹絲、紙張等等，所記錄的環境則涵蓋：山脈、河川、街道、聚落、風向、動物、 植物等等。這些「地圖」所呈現的形式和內容都非常多元，唯一的共通點是： 它們都是以圖象來記錄人類周遭的環境。 無論是古巴比倫、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或是馬紹爾群島人、印地安人、 愛斯基摩人……，都有他們各自的地圖。在許多沒有文字的地區， 也都出現了地圖，顯見繪製和使用地圖的能力，幾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結果。

從現存的大量地圖中，我們觀察到地圖是人類生活環境的空間縮影，不論是泥塊、 樹枝、紙張、地球儀、立體模型等，只要表現人類生活環境的空間分佈特性， 即是一種地圖。不同的人對地圖的眼光、使用地圖的層面，不盡相同。 就本質上，地圖具有下列的特性：

地圖是一種模型：地圖可以展現各種不同範圍的地理現象， 將視野所不可及的廣大地區縮小到一個可見的尺度， 讓我們透過地圖來建構對於地表現象的認知。
地圖是一種傳播語言：從訊息傳播的過程來看，地圖是一種重要的語言。 真實世界的事物本身是一個空間現象。 作為傳播的工具，地圖的優點在於它以空間的形態來表現空間的現象， 如此可以減少訊息傳播過程中的遺漏。
地圖是一種儲存工具：地圖是一種地理環境的紀錄。透過地圖的繪製， 地表的現象也就被保存下來。不同時期的地圖累積下來， 就成為環境變遷和人類活動的歷史文件。
地圖是一種分析工具：地圖是許多決策支援分析時的重要工具， 有許多作業是野外的現場所無法進行分析的，例如： 坡度的計算、視域圖計算等，都有賴於圖面上的分析。 地圖是分析自然環境時的利器，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地圖的要素與觀點

從地圖所呈現的資訊，我們可以抽取出兩種要素：位置 (location) 與屬性 (attributes)。 位置是指地理現象或特徵在真實地表上所處的位置， 可用地球的球面坐標（如經緯度）或地圖上的坐標（如 TM 二度）來代表； 屬性是有關於此一位置上地理現象或特徵的性質 （如：海拔高度、氣溫、土地利用、人口密度等）。 這兩個基本要素可以形容許多關係，不僅擴大人類的觀察範圍， 更便利了我們了解廣大的空間關係。

地圖繪製的工作是將地表上的地理事實轉換成地圖上的符號， 讀圖的過程則是利用地圖符號來建構對地理現象的認知。 瞭解地圖的構成要素，有助於我們認識地圖的本質， 透過地圖上的種種資訊，包括：範圍及位置、投影方式、內容取捨、地圖符號的選擇等， 我們可以看到繪圖者的觀點與角度。這些地圖所提供的線索， 讓我們得以從中探討台灣角色和地位的演變。

Monmonier（1991）於《How To Lie With Maps》中指出地圖有三個基本要素： 比例尺（scale）、投影（projection）和符號化（symbolization）， 這三種要素都是可以扭曲地球根本客體的來源。 Robinson 等（1995）提出構成地圖的四種要素， 透過這些要素的不同組合，地圖繪製者可以操控一張地圖所欲傳達的訊息， 地圖繪製者的觀點也就得以在圖象中流露出來。 茲將這四項要素的意義及繪製者所可能進行的的操控說明如下：

縮小：地圖上所表現的事物與真實世界的現象之間， 存在著一個資料縮減的簡化過程。傳統地圖中所使用的比例尺即是一種縮小的動作， 將地面上的事物縮小成一個模型。相同圖幅大小下，比例尺愈大，涵蓋地區愈小， 內容愈詳盡；比例尺愈小，則涵蓋地區愈大，內容愈簡要。比例尺的大小， 影響到地圖所涵蓋的範圍，也影響到地圖資訊的詳細程度。 而如果地圖涵蓋範圍較大時，則地圖中心點的選擇就是繪圖者觀點的一種告白。
幾何轉：雖然地球儀也可以算是一種廣義的地圖， 但是大部分地圖都是繪製在平面上。從地球上的球面坐標到平面上的坐標， 這中間必須有一種系統化的座標轉換工作， 所謂的地圖投影就是以達成這種轉換為目的。地圖投影常會扭曲距離和面積， 所以繪圖者可以利用不同的地圖投影去呈現他所要呈現與著重的某一地區。
抽象化：地圖繪製者可以透過選擇 (selection) 與概括化 (generalization) 的作業，選擇性地呈現地表上的資訊。 選擇的過程決定什麼樣的資訊將被呈現在地圖上。 例如，一張自然環境地圖要不要出現生態保護區的位置、 一張普通地圖要不要出現原住民部落的分佈， 這些是地圖繪製者所可以掌握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反映了地圖繪製者的觀點。 概括化的作業是另一種形式的取捨。由於地圖是將地表上的現象縮小的形式， 無法將地表上的現象全部載錄到地圖上，而必須加以取捨。 決定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可以捨去的，這個取捨、選擇、 分類的過程是地圖製作的一部份，亦即所謂的概括化， 反映了繪圖者的另一個層面的觀點。
符號化：為了在有限的地圖上更有效地呈現各種地物的分布， 製圖者會設計一套符號來代表這些地物，並附加說明這些符號的意義。 地圖符號的使用，反映了繪圖者所關心現象的序位，也反應他們的分類體系。 被認為重要的事物，會被賦予顯著的符號； 被視為同一類的物件，會被賦予相同的符號。透過符號的解讀， 我們可以看到地圖繪製者的觀點。地圖的顏色通常也是一種符號， 像是水域以白色和藍色之間的同類色系表示， 地面的高度以黃色和褐色之間的同類色系呈現之外。 地圖上也會用不同的顏色來區分各個不同的國家，劃分出政治控制區域。 邊界或顏色所圈起來的「我群」使一個區塊和另一個區塊分開， 而這種區分有時候會與實際不符，帶有一些想像與認同的色彩， 建構出了一種想像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
地圖的人文面

人類傳播訊息的方式有很多種，如手勢、表情、動作、聲音、圖像、文字等， 都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語言，地圖是這些眾多語言之中的一種。 Pierce (1985) 提出符號意義的成立涉及三個活動主體： 詮釋體 (interpretant)、對象 (object) 與根據 (ground)。 符號之所以為符號，乃是因為它代表某種「對象」； 但它所代表的並非對象的全部，而是在某種意念層次上的對象， 這意念即是其「根據」； 此外符號必須在觀察者心目中產生一個與原符號約略相等的另一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詮釋體」。 「詮釋體」是「對象」與「根據」之間產生的印象， 它既是一種符號，本身也引起另一詮釋體，這樣環環相扣， 表義的過程乃形成符號的無限衍義。這樣的過程涵蓋高度的人文因素， 繪圖者和讀圖者的認知都會影響到資訊的傳播。

長期以來，地圖學的發展偏重在地圖製作及古地圖素材的考證， 而少於探討地圖的人文面向。1959 年國際地圖學學會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 於瑞士伯恩成立後，才陸續有了一些轉變，逐漸展開對地圖的人文面研究， 並引用結構主義者與人本主義者的研究方法， 主張批判與省思地圖的人文性，重新定位製圖者與讀圖者之間的關係， 強調人使用地圖的主體性。並且依照各個多元文化的歷史觀， 思考製圖技術的文化差異與製圖技術發展的特性，這種形式的討論， 大多出現於各種地圖學、測繪學與地理學的學術期刊中。 Harley (1989) 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Cartographica》期刊發表了〈解構地圖〉 (Deconstructing the map) 一文，掀起地圖學史熱烈與廣泛的討論， 文中採用結構與解構的觀點，探索傳統地圖學的規則、文本性以及地圖的權力等問題， 內容精深細密，在地圖學史認識論與方法論上作出重大的突破。 Wood 先後完成《The Power of Maps》(Wood, 1992)、 《Seeing Through Maps》(Wood and Kaiser, 2001) 等書， Monmoniere 也寫了《How to Lie With Maps》(1991) 與《Mapping It Out》(1993) 等書， 皆在探討地圖如何呈現與塑造觀點，並如何因為人類的某種利益與目的而被創造。

地圖資訊傳播與空間認知

針對地圖資訊的流通過程，Robinson 等 (1995) 提出一套地圖資訊傳播理論， 他們認為地圖資訊的傳遞流程包括真實世界和地圖兩個實體， 也包括繪圖者與讀圖者的編碼和解碼等認知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製圖者可以有許多不同選擇來呈現真實世界， 是一個將真實世界編碼的認知過程； 而讀圖者則將地圖上所閱讀而得知的資訊加以解碼， 最後建立起一個自我所認知的世界。 地圖的使用必須經過讀圖者解碼，而解碼的能力則涉及人類的空間思考及認知能力。 地圖使用者在看到一張地圖時，會將圖上的符號和訊息轉換成心中的意像， 顯示該地區的空間特性或地理現象。這種轉換過程與個人的知識和經驗息息相關。

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繪圖者擔任編碼的工作， 這個工作是由繪圖者根據其所認知的世界來繪製地圖。 這種現象顯示地圖不僅是表達空間資訊的媒介與工具， 甚至隱含了許多人類對環境的認知與詮釋。 地圖的誕生是依人的需要而產生，呈現一個時空中製圖者與讀圖者之間的關係； 傳達獨特時空中，人類對其所居的環境與所見之景觀的觀點。 這個強調「人是使用地圖的主體」的前提， 預設了存在一個可以對照詮釋與扭曲的根本客體，引出我們對地圖觀點的探討， 嘗試了解地圖的觀點、以及地圖呈現或傳達觀點的面向與方式 (Glendinning, 1999; Keates, 1996; Kjellstrom, 1994; Pease et al, 1998)。

在另一個層面，一個地區或時代長期所累積的地圖資訊， 也會影響讀圖者的空間意象。 如果一個地區的大部分地圖都選擇性地凸顯某一些鄰國， 則被凸顯的鄰國會是讀者所比較熟悉或比較親近的。 相對地，不被凸顯的地區則是比較容易被忽視或認為很遙遠的。 在潛移默化中，地圖扮演了塑造這種空間認知的角色。 例如，從台灣所繪製的東亞地圖中，日本、韓國是被凸顯的， 而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則被擠到角落甚至很少出現。 連帶的，比較多的人覺得日本近、菲律賓遠；對日本熟悉、對菲律賓感到陌生。 當地圖的角度或範圍改變時，這樣的刻板印象也會隨之改變。

欲了解地圖及其所呈現的觀點，我們必須了解地圖的製圖者、為何製圖、 為了誰而製圖、何時製作等面向的問題。台灣從大航海時代開始， 經歷許多不同政權的統治，隨著政治、文化與製圖典範的轉移， 台灣在地圖中的呈現方式也出現很大的變化。

大航海時代

十六、十七世紀時，歐洲人為因應航行需求而繪製了大量航海用的地圖。最初， 這些來自歐洲的繪圖者對於台灣感到相當地陌生， 因此運用了豐富的想像力來描繪台灣。 直到十七世紀初期，還有把台灣繪製成三個島嶼的地圖。 荷蘭人佔領台灣後，為了讓台灣成為一個轉口貿易點，特別重視航海圖的測繪， 台灣在世界地圖中的能見度因而逐漸提升，台灣的海岸線也被描繪得越來越細緻。

大航海時代究竟有多少幅地圖記載了歐洲人對台灣所進行的描繪， 實在難以全部考證或評估。我們嘗試從珍藏於荷蘭海牙的 37 幅繪製於 1592-1667 年間的地圖（冉福立，1997）來做初步探討。 這些地圖的繪製時間始於歐洲人開始探索遠東，直到歐洲勢力撤出台灣為止， 橫跨四分之三個世紀；地圖所描繪的對象從台灣的一小部分到整個遠東皆有， 因此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從圖幅所涵蓋的範圍來看， 其中 25 幅描繪了台灣的一部分（如大員、雞籠）； 7 幅描繪了台灣海峽兩岸或台灣全島；其餘 5 幅範圍更廣，涵蓋東南亞或東亞。 在這 5 幅大範圍的地圖中，中心點位置的選擇，便透露繪圖者心中的世界觀， 與其所試圖建構的核心／邊陲權力關係。 由於荷蘭人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主要分佈於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一帶， 以爪哇島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大本營。 而台灣的位置在這個殖民版圖中，落在東北方的邊陲。 也因此在典型荷蘭勢力範圍的地圖上，台灣往往被放置於圖幅的右上角。

地圖上方的方位在大航海時代非常多元。在這 37 幅地圖中， 地圖上方以東方 (14) 和北方 (11) 最多，其次為南方 (9)， 西方或其他方位較少。與圖幅範圍交叉分析後得知， 圖幅範圍涵蓋大區域者大多以北方為地圖上方； 圖幅以台灣海峽兩岸、台灣全島或台灣任一部份為主題者， 地圖上方取東 (14) 最多；其次為取南 (9) 與取北 (6)。 這顯示當繪圖者以台灣為關注焦點時，被觀察實體相對於觀察者的視覺觀感， 才是選擇地圖上方方位時的最重要考量因素。 由於歐洲人對於台灣的認識大多以西海岸為起點，向東展開， 因此以東方為地圖上方也就成為當時最為常見的台灣地圖繪法。

清帝國時代

台灣納入中國版圖後，地緣權力關係的位置從歐洲殖民版圖的東北邊陲， 轉變成中國版圖的東南邊陲。因此自十七世紀末葉以降， 台灣在中國人或西方人所繪製的大範圍中國全圖中，大多出現在圖幅的右下角。 此外台灣在 1887 年建省以前，屬於福建省管轄， 因此也出現過在福建省全圖的右下角。

相較於西方國家將地圖視為一種商業產品，有較大的傳播空間。 中國傳統上視地圖為一種純粹的國家權力象徵，地圖乃成為疆域的代稱， 獻地圖形同於獻江山。也因此清代的台灣地圖主要基於治理、軍事防務等需要而繪製， 圖幅範圍多與行政區劃結合。至於為了私人目的、商業貿易、學術研究、 經濟建設等需要而繪製的台灣地圖則鳳毛麟角。根據夏黎明 (1996) 的統計， 在可考的 161 幅堡里以上層級的地圖中，有 21 幅是與軍事防務有關的主題地圖； 其餘的幾乎都是行政區劃圖，其中 33 幅的範圍涵蓋全台灣 （1875 年以前全台灣僅設一府）、4 幅分府、99 幅分縣、11 幅城池、14 幅分堡里。 此外，尚有近百幅分街庄、約 80 幅地圖的主題為堡里庄界。

夏黎明 (1996) 也分析 135 幅清代台灣地圖的上方方位， 發現以東為地圖上方者佔 97 幅，居絕對多數。 這亦顯示出一種自海上鳥瞰陸地的視覺觀感，普遍採取「上為東，左為北」的角度。 他認為以東為地圖上方的橫軸式地圖之所以盛行的原因有：

台灣東高西低或者中央高兩側低的景象，繪圖者用高大的立體山行符號， 將人跡未到的台灣東部摒除於讀圖者的視覺之外。
符合中國歷代統治者南面為王，從大陸透視台灣邊地的主觀心理方向。
反映出大批渡海來台的移民者從海上眺望台灣的最初意向， 以及隨後自海岸港口向內陸拓墾之歷史經驗的方向。
象徵著明末清初台灣為中國東南海上勢力或海上活動的一分支或附屬， 立足海上眺望陸地的繪法多少表示了台灣島本身缺乏主體的意義或地位。
由於繪圖者對環境的認知輕重有別，地圖上的空間有些被扭曲、資訊分布也不均。 在清帝國所繪製的地圖中， 對台灣東部的認知比大航海時代歐洲人所繪製的地圖猶為陌生， 不是刻意模糊之就是乾脆不畫， 這顯示出清帝國對於台灣東部抱持一種「化外之地」的心態。 直到 1874 年爆發的牡丹社事件，徹底改變了台灣在地圖上的形狀。 由於日本人發現清帝國對於台灣東部放手不管的態度， 因而提出台灣東部不屬於清帝國版圖的主張。在一幅日本人所繪製的地圖上， 台灣被一條國界線分割成東西兩半：西部標明「清國屬地」、東部則寫著「土蕃之地」。 繪圖者透過地圖註記表明對台灣的觀點與主張。 由於這個事件，使清帝國開始積極經營台灣東部。這種態度上的轉變， 完全反映在地圖上，使得清末 20 年間所完成的台灣地圖中，對東部著墨頗深。 地圖中台灣的形狀，也就逐漸成為當今我們所熟悉的樣子。

日本時代

台灣納入日本版圖後， 地緣權力關係的位置從中國版圖的東南邊陲轉變成日本版圖的西南邊陲。 因此自 1895 年以後，台灣在日本人或西方人所繪製的日本全圖中， 常出現在圖幅的左下角。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帝國的版圖過於狹長，而陸地過於分散， 從東北端的千島群島直到西南端的台灣，難以同時呈現於同一圖幅中。 因此更常出現的日本全圖是將台灣切割出來，以插入式的圖幅放置在主圖幅的空白處， 就如同當今台灣地圖中呈現金門、馬祖的手法。

日本時代後期，隨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以及南進政策的展開， 台灣的地位由日本帝國西南邊陲搖身一變成為南進的基地。 這種地緣權力關係上的位置轉變，當然亦忠實呈現在地圖上。 從此時盛行的大東亞形勢圖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台灣已成為地圖的中心點。 這充分展現了台灣已不再僅只是被視為補充殖民母國農業生產不足的殖民地而已。 日本帝國有意利用台灣的戰略地位，透過「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政策的落實， 將台灣建設成「大東亞共榮圈」的中樞。因此，台灣也就成為東亞地圖的中心點。

而這個時期由中國所繪製的中國全圖中，台灣被給予的地圖符號是空白， 有別於彩色的中國。也有部分地圖採取不同的手法來彰顯其主張， 如孫文的《建國方略》附圖上，將台灣標註「日佔」的字眼。

日本帝國尚未攻克全台灣時，即已開始著手進行大比例尺基本地圖的測繪工作， 終二次大戰之際，從未停歇。重要者如 1904 年兩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四百六十幾張、 1926 年兩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一百七十幾張。日本帝國對於台灣的規劃、 決策與管理，統計、調查與研究，無不以地圖為藍本，因此地圖的內容無所不包。 舉凡物產資源、農林漁業、都市計畫、交通旅遊等等，族繁不及備載，難以計數表。 日本帝國領有台灣時，現代地圖的繪製典範已然成形。 因此這些地圖中的台灣皆以北方為上，帶有經緯度網格以及比例尺。

從清末到日本時代的台灣地圖演變史中， 我們完全看不到一種現代製圖典範逐漸被建立的過程，而是跳躍式的，一步到位。 台灣直到清帝國統治的最後一年，地圖仍尚未依循於現代製圖典範之下。 然而同時期的日本地圖，已隨著明治維新而逐步轉移至現代製圖典範了。 所以等到台灣改朝換代時，一套在異地所建構完成的規範，就突然間被整個移植了進來。

除了官方繪製地圖，民間也開始大量印製地圖，內容五花八門， 而且出現較多有別於現代地圖繪製典範的藝術地圖。 1920--30 年代所盛行的鳥瞰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鳥瞰圖繪師結合傳統的山水式地圖繪法與部分現代地圖典範的元素， 以平易近人、色彩豐富的方式，清楚地表現台灣的地形起伏， 並輔以淺顯易懂的圖例或文字來呈現當時重要的地名、物產、交通等豐富資訊， 頗受歡迎。著名的畫家有吉田初三郎、金子常光等人。 鳥瞰圖中，任何方向都可以是地圖的上方。這是一股反逆現代地圖繪製典範的潮流， 孕育於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大正民主時期」背景之中。 然而由於其被人所關注的價值在於藝術層次， 也注定使其不足以扭轉現代地圖繪製典範的權威。

二次大戰後

二次大戰以後，台灣在地緣權力關係的位置， 又從日本版圖的西南邊陲轉變成中國版圖的東南邊陲。 也因此自 1945 年以後，台灣在中國全圖上再次出現於圖幅的右下角。 然而不久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喪失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轉進至台灣， 使海峽兩岸形成分治的狀態。 雖然如此，中華民國政府長期堅持一個涵蓋兩岸的版圖， 使台灣繼續在中國全圖的東南邊陲待了半個世紀之久。 在這樣的中國全圖上，包含著早已獨立的外蒙古、從未實現的東北九省、 以及許多成為歷史的地名和行政區劃，就連中國大陸方面所新建的鐵路與公路， 在這張地圖上也被賦予了另一種名稱。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方面所繪製的中國全圖上，台灣自然而然地也被繪製在版圖裡， 一樣在圖幅的右下角。只不過在這張地圖中，沒有外蒙古、 也沒有國民政府時期的地名與行政區劃。然而如出一轍的是， 中國所繪製的地圖也嘗試透過地名註記來宣示主權。 例如，台灣的環島公路被統稱「國道 228 號」。比較兩岸所繪製的地圖， 明確呈現了地圖的政治意涵。兩邊的執政者都意圖透過地圖來宣示主權， 地圖所被賦予的政治功能，遠高於記錄地表資訊的實用功能。

由第三者所繪製的中國、台灣地圖，呈現了另一種觀點。 我們比較眾多由西方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集， 發現有的地圖把兩岸視為同一個國度； 但也有很多地圖，把兩岸繪成不同的國家。 以 CNN 網站分國地圖中的台灣圖幅為例， 台灣以一個獨立國家的身份被單獨繪製成一幅圖，圖名台灣（括弧：中華民國）， 使用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的顏色，而台北使用的是國都符號。 這幅地圖比較特別的是用很明顯的國界線把金門、馬祖、烏坵與中國大陸隔開了， 清楚呈現出台灣政府的管轄範圍。看慣中國全圖與台灣省圖的人們在看了這張圖之後， 可能才恍然大悟台灣還擁有一個烏坵：位於金門與馬祖之間。 另外還有一類地圖繪製手法，技巧性地在符號上作文章。 例如 Taiwan 使用的字型明顯與其他國家不同，但又非中國的省名用法； 台北雖沒有國都符號，卻也不是省會符號。

二次戰後台灣地圖所展現的內容，延續了日本時代的基礎，涵蓋的主題面向很廣， 然而現代製圖典範的權威性被進一步鞏固。在 1990 年代的政治鬆綁之前， 台灣的大比例尺地形圖長期被視為一種機密，地圖編繪印刷工作主要由官方掌控， 民間地圖出版商的家數和所編繪的地圖類型都極其有限。 透過官方版制式地圖的編印及「地圖審查條例」對民間地圖的檢查作業， 台灣地圖呈現了高度的一元化，當權者透過對地圖繪製的掌控， 間接掌控了讀圖者的世界觀。長期受到單一觀點地圖燻染的民眾， 自然而然地養成單一觀點的世界觀。

1990 年代之後，隨著政治解嚴及務實主義的興起，國家機器對於地圖的控制逐漸鬆弛， 民間的地圖出版業蓬勃發展，大量的歷史地圖得以重新被印製發行， 讓許多民眾第一次見識到早期地圖的多元面貌與觀點。 另一方面，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使得地圖資料的處理和展示更為方便， 帶動地圖繪製的新風潮。中小學教育的改革與鬆綁， 使得國民教育的主軸逐漸由愛國教育及民族精神教育轉向到全人教育及生活教育。 本土性教材的比重在逐漸增加的同時，也不忘與國際接軌。 這些大環境的變化呈現在地理教科書當中的是，政治宣示性的題材被淡化稀釋， 取而代之的是以務實觀點描述兩岸現狀。 這樣的觀點轉移也忠實地反映在地圖的繪製。2004 年， 台灣正式廢止地圖審查條例，宣告了國家機器對於控制地圖觀點的放棄。 可以預見的是，一個地圖觀點百花齊放的新時代正要重新開啟。

結論

地圖，是地表空間分佈現象的再現。每一張地圖都是繪圖者編碼之後的產物， 繪圖者在編碼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融入個人的觀點。攤開四百多年來台灣的地圖史， 可以發現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繪製出大異其趣的台灣地圖， 這些地圖的差異主要反映在地圖的幾何性質和地圖符號使用。 在幾何性質部分，四百多年來台灣地圖所呈現的方位和範圍有豐富的面貌。 基於展示範圍的取捨和視覺設計考量，繪圖者所選擇的幾何要素非常多元， 並非定於一尊。這樣的多樣性在日治時期之後， 逐漸有了以北為上的單一化取向，然而這樣的單一化也僅止於官方出版的制式地圖， 民間地圖依然有多元的角度和方向。國民政府轉進到台灣之後， 多樣化地圖的發展才逐漸受到壓抑。相較於四百多年的地圖發展史， 這數十年的壓抑畢竟是相對短暫的。整體而言，台灣地圖一直是多元發展。

另一方面，透過地圖符號所呈現的觀點，則是非常鮮明的。 不同繪圖者透過地圖符號和註記的使用，強烈表達了各自的主張。 在這樣的繪製取向之下，地圖上的一塊色彩、一段線條、一個註記， 都可能富有高度的政治意涵。不小心誤植符號的繪圖者， 可能要擔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從這個層面觀之，地圖的嚴肅性與沈重性，可見一斑。

每一張地圖都是部分的真實，也潛藏了特定的觀點。比較不同時代、 不同製圖者所生產的地圖，使我們易於跳脫自身所受的時空限制， 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觀察點來檢視台灣的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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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a ostrova formozy i I︠U︡govostochnogo berega Kitai︠a︡. 1826. | 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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