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08-04
李根政/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一場讓許多家庭從此天人永隔,生者有家歸不得的高雄石化氣爆案,凶手是誰?所有的證據都已指向環保紀錄惡劣的李長榮化工。相隔一天,當台灣舉國正為高雄石化氣爆案傷痛不已之際,在中國崑山的台商中榮金屬也發生了爆炸案,死亡者已將近七十人。接連二個重大傷亡事件,已成為台灣工業界的恥辱,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許多台商惡質的營運模式,守法精神、道德水準崩壞到底的結果。
近半世紀以來,政府以傾國之力,扶植高汙染工業發展,排除各種投資障礙,各種管制不斷鬆綁,連危險的地下石化管線都叫他們「自主管理」,經濟部只管擴張工業規模,充當財團代言人,不管這些財團紀錄多惡劣,在環評過程、公安事故發生後就是護航到底,而喊了幾十年的產業轉型,完全是一場騙局,最大受益者還是這些高汙染、高耗能的產業。
但這些大財團回報人民的卻是爆炸、毒氣、偷排廢水、隱匿汙染。近幾年間,國營的中油公司在三年內違法偷排廢水五十五次,而爆炸、汙染早已不是新聞;私營企業也不遑多讓,台塑仁武廠,隱匿三十萬二千倍的地下水汙染;六輕數次大爆炸,汙染全台;日月光廢水造假、三年二十五次違法偷排廢水。這些年營收動輒數千億的大財團,輕視環保工安、勞動條件,盡可能將應付出的成本讓社會來承擔,不在乎別人死活。
這種企業文化已然是台灣之恥。當多家石化企業在爆炸事件後忙著撇清責任時,別忘了自己也在這份黑心名單裡,如果我們把公司當成一個人,這些企業主早就給判終身監禁,永世不得翻身了。
然而,這些不斷犯錯的大財團卻從未付出等比例的代價。原因在於政商勾結,扭曲了法律與經濟體系,滋養不正常的企業文化,導致劣幣驅良幣,無法讓重視環保、勞動、社會安全的企業得到鼓勵,也阻礙了國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從這次的氣爆案來看,身處石化工業重鎮的高雄市政府,從居民聞到氣味到爆炸的這四、五小時間,竟無法判斷這可能是一場化學災變,包括建管、都發、環保、消防機構都搞不清楚地下石化管線的分布,實在太離譜!當高雄市消防局副局長親口說,消防弟兄在爆炸案發生前,根本不知道地下埋了石化管線時,真的令人心寒。主管高雄市所有石化工業區的經濟部,當人民要求公布地下石化管線時,竟然兩手一攤,說他們只管國營企業、工業區,區外連通各工業區的地下石化管線歸地方政府管,更反映這種只管財團發展、不管人民死活的態度。半世紀以來,這些石化工業區有如經濟部、財團的租界,租界之外的高雄被當成二、三等殖民地。
一九九○年,後勁人反五輕之際,經濟部次長李模南下跟高雄人說:「經濟發展是個過程,必須忍受過程當中有某些的痛苦,當然感受不能很平均,讓一千九百萬人都來忍受同樣的痛苦,各人在各人不同的崗位上,忍受不同的痛苦。」如今大高雄人民已經受夠了這些痛苦,而這些特權政商集團的油水早已賺飽,該是還給高雄人歷史正義的時候了,此刻就該全面檢討台灣石化產業的發展!中油高雄廠應依政府承諾於二○一五年關廠,李長榮化工廠所在的大社工業區也應依承諾於二○一八年關廠,中央政府應投入資源進行產業轉型,打造一個適合人民生活、就業、安全的環境。而高雄市政府在發展政策上不能再搖擺,一面說要打造宜居城市,一方面卻仍在縱容、支持高汙染產業擴張。
亡者不能白白犧牲,請當權者還給高雄人民和土地應有的正義,給子孫一個生存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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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衰敗後,前員工為芬蘭創造了220家新公司

縱觀歷史,技術進步創造了無窮財富,但也導致了巨大破壞。比如,美國鋼鐵業在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重大轉型,當時,大型綜合性鋼鐵廠逐漸被小型鋼鐵廠擠出,摧毀了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市和俄亥俄州的楊斯頓(Youngstown)市等老牌經濟重鎮。但是,小鋼鐵廠極大地增進了生產率,在其他地區創造出新的就業方式。

美國鋼鐵業的故事是關於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重要例子。長期經濟成長並不僅僅是現有工廠產出增加,也意味著就業結構的調整

我們可以在最近的資訊和通信技術革命中看到類似的現象。資訊和通信技術革命影響了現代工作崗位的各方面,即使是那些與電腦編碼或軟件工程沒有直接關係的崗位。電腦創造了繁榮的新企業(甚至企業集群),同時也讓某些製造業工人成為冗員,讓老牌製造業城市衰落。

底特律、里爾和例子等城市之所以衰落,並不是因為製造業產出下降;相反,在過去十年中,這些城市的製造業產出在增加。它們的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沒能吸引不同類型的就業崗位。在很大程度上說,這是政策的失敗。官員不應該試圖以振興舊產業捍衛過去,而應該專注於管理好向新工作形式的轉變。這需要更好地理解新興技術以及它們如何與被取代的技術之間的區別。

工業革命早期的生產技術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們取代了相對技能較高的工匠,這反過來增加了對技能較低的工廠工人的需求。類似地,亨利·福特的汽車製造流水線(1913年上線)就是專門為技能較低工人運行機械而設計的,這使得福特公司生產出大受歡迎的T型車,這也是美國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的第一款轎車。

事實上,過去一百年來,工業發展的歷史大多可以歸結為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與降低他們的技能要求的新技術之間的競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機器人帶來的影響——不僅局限於汽車業——機器人能夠勝任曾經需要數千中等收入流水線工人來完成的工作。

未來還將出現更大規模的勞動力替代。儘管歷史告訴我們,對於預測技術進步會如何演進需要慎之又慎,但我們已經可以合理地推斷電腦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做什麼,因為這些技術已在開發中。比如,我們知道,許多高技能崗位可以在「大數據」和先進算法的幫助下得到簡化。

關於這方面的進展,一個被廣泛引用的例子是Symantec Clearwell公司的eDiscovery平台,該平台用語言分析識別文檔的主旨概念,據稱可以在兩天內分析570,000份文檔。Clearwell用計算機來協助進行法庭前研究和其他通常由律師幫辦處理的任務,甚至協助進行由合同或專利律師處理的任務——它正在改變法律業。

同樣地,先進的傳感技術意味著許多交通和物流崗位很快就能完全自動化。谷歌的自動駕駛汽車讓巴士和計程車司機成為多餘已不再是遙遠的想像。甚至到目前為止仍相當安全的低技能服務崗位也可能無法逃脫自動化的命運。比如,個人和家用服務機器人的需求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成長。

勞動力市場可能將再次進入技術干擾和工資不平等性加劇的新時代。這凸顯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哪裡去創造新類型的工作?一些跡象指明了未來的方向。技術進步正在創造大數據架構師和分析師、雲處理專家、軟體開發人員和數字營銷專家的需求——這些崗位在五年前還幾乎不存在。

芬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城市和國家應該適應這些發展趨勢。芬蘭經濟曾經因為其最大公司諾基亞沒有順應智慧手機技術趨勢而遭遇打擊。但此後,芬蘭創業企業中衍生出新的智慧手機平台公司。事實上,到2011年,前諾基亞員工創建了220家類似企業,打造出狂賣1,200萬份的智能手機遊戲“憤怒的小鳥”的Rovio公司就有大量前諾基亞員工。

這一轉變並非巧合。芬蘭對教育的集中投資,創造出韌性十足的勞動力。芬蘭通過投資於不受特定企業或行業局限、不受電腦化趨勢影響的可轉移技能,為如何適應技術升級提供了一份藍圖。

儘管大數據驅動技術在不斷擴散,但研究表明,勞動力將繼續在社會知識和創新方面存在優勢。因此,政府發展戰略應該集中於強化這些技能,以使勞動力與電腦技術形成互補而不是競爭的關係。

卡爾·本尼迪克特·弗雷是牛津大學牛津馬丁學院研究員,隆德大學經濟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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