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大歷史》: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貿易如何形塑世界?
By 精選書摘,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20日, 2018
文: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
貿易史的啟示
亞當・斯密寫道,人類天生「喜歡運送、交易、交換東西」,而且這種快樂的傾向壓根兒就是天性,「捨此之外無法解釋」。世界貿易的源起研究,比起其他歷史研究,能讓我們更詳盡了解身居其中的今日世界——前提是我們須發問得當。舉個例子,打從文史誕生之初,美索不達米亞與阿拉伯半島南部之間,便有暢旺的穀物、金屬長程商業。追溯到更早,考古學家已由扎實證據發現,史前人類已跨越很長空間,運送戰略物資如黑曜石等石器。其他動物,特別是靈長類,會彼此梳理毛髮、分享食物沒錯,但有系統地交換食物、勞務,特別是橫渡極長距離,除了智人,還沒在別的物種瞧過。驅使早期人類進行交易的動機是什麼?
演化人類學家把現代人類行為之源起地點,定在距今約十萬年前的非洲東部、南部。這類行為之一——與生俱來的「運送、交易」傾向,其成果是貨品數量及種類不斷增加。雖說世界貿易是緊隨陸上、海上運輸的科技創新而成長,但政治穩定則為更重要的影響因素。舉個例子,屋大維的部隊在西元前三○年在希臘西部的亞克興角戰役(Battle of Actium)擊敗安東尼及克莉奧佩特拉聯軍,大幅擴張羅馬帝國版圖,很快羅馬便泛溢著來自遠東的胡椒、 奇禽異獸、象牙及珠寶。這些新奇商品裡,最出名、最獲重視的便是中國絲綢,只是在義大利半島土生土長的人,沒半個遇過中國人,而且就我們目前所知,羅馬人當中,就算是輿地學家,都不曉得中國的確切位置。在帝國早期,羅馬及東方之間的貿易飛快勃興,但二世紀末期奧理略皇帝(Marcus Aurelius)駕崩之後,羅馬國勢開始長期下滑,貿易突然銳減成涓滴之流。埃拉加巴盧斯的絲織衣物事實上是那段時期之後,由印度送抵的罕見奢侈品之一。
遠距貿易在亞克興角戰役之後劇增,但在後來二百年消褪,此現象與航行技術無關——把印度洋貿易路線黏合起來的羅馬、希臘、阿拉伯及印度商販,不會在奧理略皇帝駕崩之後,突然喪失航海能力,這是可以確定的事。
現在,試想貿易對地球農產的貢獻。假如義大利菜沒有番茄;大吉嶺周遭高地沒茶樹;美國人餐桌上沒有小麥麵包或啤酒;咖啡原產地葉門以外的世界各地沒有咖啡店;德國人做菜沒馬鈴薯。上述狀況,你能想像嗎?那可是「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之前,世界耕作範圍受限的光景。一四九二年之後的幾十年內,來自遙遠大陸的新物種入侵數十億畝耕地。這是怎麼又為什麼發生,而我們又能從中學到有關貿易本質的哪些東西呢?
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死後到文藝復興那七百年間,歐亞非三大洲的穆斯林國度光彩奪目,傲視西邊的基督教國家。穆罕默德的信徒主宰世界長程商業的管道印度洋,過程中傳達先知的旨意,範圍始自西非到南海。接下來,新近復興的西方以奪人心魄的速度,在迪亞士(Bartholomew Diaz)、達伽馬首度繞過好望角之後的幾十年內,控制了世界貿易航線。我們能在貿易史的大旗幟之下,了解這些事件嗎?
大型國立貿易組織,尤其是英國及荷蘭兩東印度公司,是歐洲宰制商業的先驅,並把世界貿易變成大型企業體近乎專擅的領域,而來到二十世紀它們則演變成跨國大公司。這些組織是西方(尤其美國)文化、經濟龍頭地位的泉源,今天經常成為惡毒憎恨、敵視的目標。現代國貿巨頭的根苗是什麼? 而今天與貿易相關的文化衝突,其反美國色彩濃厚,是嶄新現象嗎?
世界漸形依賴不停流動的貿易,讓人類既繁榮又脆弱。網際網路一次大中斷,就會造成國際經濟的浩劫——想想它廣獲使用才僅十年,這種狀況真是不可思議。已開發世界對產自世上最不穩定國度的石化燃料上癮,而最大一部分石油,由單單一道鎮守波斯灣入口的窄窄海峽流出。世界貿易史能提供任何重大教訓,導引我們穿越這些惡水激流嗎?
今日的普遍看法認為:二十世紀末期的通訊、運輸革命,首次讓全球各國直接進行經濟競爭。然而,由本書接下來的內容,我們可以得知,這實在不是新鮮事。過去幾百年間,世界「扁平化」的現象造就贏家及輸家,而他們各自傾向支持及反對這個過程,實不足為奇。以往的貿易革命史,對今天我們因全球化而面臨的巨大政治抗爭,有沒有能教我們的東西?
古代絲綢貿易、格尼札文書的世界裡,商販工作是如此孤獨、代價高昂、宛如英雄,只有最珍貴的貨物才值得上路;現代企業世界裡,酒來自智利,韓國造車,蘋果來自紐西蘭。那麼,我們能由古代學到什麼,俾益今日?
扁平化的世界
穩定的國家才能做生意。屋大維在亞克興角戰勝之後,開啟地中海及紅海貿易路線近兩世紀相對和平時期,羅馬與東亞間商業才告起飛。雖說羅馬人掌控亞歷山卓與印度之間的西部貿易路線,最多達四分之三,但他們的影響力東達恆河地帶都感受得到。
雖然個別商販攜帶貨物一路由印度走到羅馬,是罕見的事。但印度邦國與羅馬面對面做外交接觸,倒很頻繁。屋大維登基為「奧古斯都」幾年內,印度的統治者們便精心派遣使節團,送奇珍異物——蛇、象、寶石、雜耍藝人——來覲見。皇帝把這些全展示在家中,而在印度本土也建起寺廟來崇敬屋大維。最重要的是,羅馬公民獲得權利,得在次大陸很多地方自由通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在本地治里市(Pondicherry)附近遺址的考古挖掘發現,羅馬曾在此設立商貿殖民地,維持運作直到大約二○○年。
印度當地貨品係以能抗歲月的金、銀幣來採買,每枚都有皇帝像及紀年。今日在印度南部仍能發現這些成批貯藏的錢幣,讓我們得以窺見兩千年前的貿易規矩。其中有奧古斯都及提貝里烏斯(Tiberius)治下(西元前二七年到西元三七年)鑄造的金、銀幣,顯示貿易暢旺,商品數量很大。提貝里烏斯死後,印度找到的錢幣成色改變,只含金的錢幣數量不少:有卡利古拉(Caligula)、克勞狄一世(Claudis)及尼祿(Nero)三位皇帝頭像的金幣;但銀幣闕如,意味這段期間的貿易內容,主要是奢侈商品。一八○年奧理略皇帝過世之後,不論任何形態的羅馬錢幣,能找到的寥寥可數。大約二○○年,羅馬與西漢王朝的崩解,使得東西方的貿易幾乎完全停滯。
這段期間另一商業大進展,來自希臘水手能操控西印度洋夏季的西南季風。一開始,希臘人利用季風,是為了讓季風把他們吹到外海,以躲開波斯海岸的海盜。只是到了西元前一一○年左右,他們已利用詭譎的夏季藍海航道,往東直接橫渡阿拉伯灣,起點由紅海入口曼達布海峽,直到印度南端甚至更遠,時間花不到六星期,比起中國人發明磁羅盤要早一千年。傳說有個名叫希帕路斯(Hippalus)的領航員「發現」阿拉伯灣的信風(這個詞彙起源在此),話雖如此,印度及阿拉伯水手對這些信風無疑知之甚詳。希臘人樂於在駭人季風吹來前,駕船直接橫渡遼闊的印度洋水域,而非沿著長數千英里、似乎無止境的海岸慢慢爬,這是遠洋貿易能擴張的一大因素。
暮春或暮夏,航海人駛過曼達布海峽,掉頭往東,順風而行。假如目標是印度河流域(在現今巴基斯坦),他可以掉棹往北;若是他想去印度西南的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他可以往南走。仲夏時分風暴最猛,不宜出航,而且馬拉巴爾航道有額外風險,就是太偏南而易錯過印度次大陸——這個錯誤通常要命。回航時東北季風涼爽、相對平靜,安全得多。即使偏離目的地曼達布很遠,不管偏北或偏南都較易容忍,原因是水手可以在阿拉伯半島或東非取得補給與落腳之處。
埃及托勒密時代的希臘商販,因冶金專業而有額外優勢:他們可以用鐵釘把船身牢牢固定住。(早期埃及及印度船隻,船板由椰子樹纖維固定,碰到惡劣海象就四分五裂。)船身用釘連起來——這被證實是個關鍵的優勢——夏季西南季風颳起的風暴,即使固定得最牢的船舶都能被撕裂。直到十九世紀出現快速帆船及蒸汽動力之前,季風按四季吹拂——夏季西南風、冬季東北風——一直支配印度洋貿易的節奏。
若說人類挑戰海上大自然的天生欲望,取得了可觀利益,那麼人類決定在陸地做相同的事,藉著把走得慢、身體大而沒防衛能力的駱駝,由絕種邊緣拯救起來,也得到類似報酬。駱駝在距今六千年前,已在北美絕種,在歐亞大陸也快要消失,人類一開始看重牠,純因想採集牠的奶。要到兩千五百年後,也就是約西元前一五○○年,人類才開始利用駱駝馱著重數百磅貨物的能力,橫渡捨此之外無法穿越的土地。當初若沒馴化駱駝,跨亞洲絲路及跨阿拉伯的薰香貿易路,根本不可能實現。
有件罕為人知的事:現代駱駝的前身(還有馬)係源自北美,跨越白令陸橋遷到亞洲。雖然移動快速的獸群如駱駝或馬,能在幾十年間克服危險旅程,由北美心臟地帶走到歐亞心臟區,但這條苦路對來自溫帶區的脆弱植物則艱難得多。那類植物想在意外的洲際旅程中存活下來,機率渺茫——要經過大洋洋流,或者數千年漫無計畫的移民,跨越嚴寒的陸橋,由北美生長地,到達歐亞的類似地區,太困難了。因此,動物物種可能在冰河時期移動通過白令海峽,糧食作物的物種則辦不到。
隨著哥倫布一四九三年第二次航海,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那次航海把舊大陸及新大陸的農業和經濟搞得天翻地覆。哥倫布的十七艘船堪稱伊比利半島的諾亞方舟,有大約一千三百名殖民者,整套西方作物及馴化動物被帶到新大陸——它們的散布快如野火。即使交換的是「次要」作物——來自西半球的櫛瓜、南瓜、木瓜、芭樂、酪梨、鳳梨及可可亞,還有來自歐洲的葡萄、咖啡及五花八門的水果、堅果樹——它們在經濟方面仍很重要。
哥倫布第二次探險帶的動植物及乘客當中,立即產生影響的莫過豬隻。牠外表及脾氣十分接近凶猛、瘦削又敏捷的野豬,而非現代飼養出來的豬隻。哥倫布帶去的豬能轉化飼料的二○%成蛋白質(相形下牛隻只做到六%),這些繁殖力強的吃草家畜狂啖新世界大量的熱帶雜草、水果及根莖植物。此外,在第一批美洲原住民抵達之後,大型掠食動物已近乎由南美、北美消失,而且也沒嚴重疾病來威脅這些豬隻。豬群碰到如此天堂,很快便向遠征軍的養豬人「宣布獨立」。
牠們繁殖快速,不僅在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ñola)(一四九三年探險的目標島,今日島上有海地及多明尼加共和國)如此,在古巴、波多黎各及很多較小的加勒比海島嶼皆然。西班牙人很快發現,把一對有繁殖力的豬隻丟在有發展潛力的無人島,就可保證幾年內會有大量豬肉。在如此舒適的棲息地,不僅豬隻,馬與牛也不必人力介入就能繁衍興旺。西班牙人由伊斯帕尼奧拉、古巴等日益豐盈的基地取得必要資源,以攻擊南美、北美大陸。他們有加勒比海產出的馬匹、戰犬方陣,並由龐大的豬群屏衛,是名副其實的「移動式軍需處」,再配上槍枝及鋼劍,這部令人生畏的騎馬戰爭機器能摧毀規模遠大於己的原住民部隊,而己方幾乎安然無恙。
在科爾特斯(Cortés)及皮薩羅(Pizarro)征服拉丁美洲以後幾十年內,牛隻總口數在西班牙所屬美洲,以每十五個月增一倍的速度成長。由墨西哥到阿根廷南美大草原,新世界的開闊空間擠滿黑壓壓的牲口。有位法國人來墨西哥後,驚奇地寫下:「偉大平坦的平原無盡延伸,滿是數不完的牛隻。」
當地人口數不多,只能吃掉堆積如山的牛肉之極小部分,牛隻在處理完唯一可賣的牛皮牛蹄後,其他部分就扔著爛掉。到一八○○年,每年單由阿根廷便出口一百萬張牛皮。
十九世紀晚期,冷凍船隻出現,讓這類現象全部改觀,也讓美洲大陸可吃到便宜牛排。歐洲肉品業受打擊的方式,一如二十世紀來自亞洲的廉價紡織品及電子產品氾濫,傷及美國製造業。若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寫作於一八○○年,他要向歐洲皮革業者解釋世界扁平化,應該沒什麼困難才對;歐洲畜牧業者在一九○○年對「世界是平的」這個概念,也不會難以理解。
悲劇經常伴隨富裕而至。幾千年來,歐洲人緊挨著自己專門馴化的禽畜而居,對許多毒力強的病原有免疫力,但美洲原住民則極易受感染。利劍火槍與天花麻疹合力發威,其中更有好多案例是:病原常在白人肉身還在幾百英里外、還沒出現之前,就已先到達。有個西班牙人談論說,印地安人「就像魚死在桶子裡」。更糟的是當地生態系統也受到極大傷害:牲口過度放牧吃草,侵蝕當地景色;單調的歐洲作物及雜草連綿開闊,叫當地多元的物種流離失所。
美洲原住民的種子庫,尤其是馬鈴薯及玉米,改變歐洲的飲食習慣。兩種作物每畝產出的熱量遠高於小麥。馬鈴薯在貧瘠之地及各式各樣的環境——由海平面到一萬英尺高度,都能生長;玉米較為挑剔,要沃土及較長期的炎熱天氣,但它可以長在太乾不利稻米但太溼而不利小麥的「居中」氣候帶。歐洲南部有一帶貧窮土地,始自葡萄牙到烏克蘭,剛好符合這個條件。到了一八○○年,它已成為世上最大玉米種植地區之一。
玉米及馬鈴薯不僅讓歐洲得以逃脫「馬爾薩斯陷阱」的致命利口,還直接刺激了貿易發展。工業革命破曉時,這些作物給歐洲人多餘的食物,可以交換工業製品,還解放農民工去做更有生產力的製造業工作。作物收成增加,帶動肥料的需求量大為增加——一開始靠著剝光拉丁美洲及太平洋島嶼的鳥糞層來因應。與此類似的是:山藥類植物、玉米、菸草及花生被引進中國,讓新登台的清廷得以在十七、十八世紀擴張其影響力。
事實證明,「全球化」不是單一事件,甚至不是一連串事件。它是個過程,慢慢地演化了很長、很長的時光。這個世界可不是隨著網際網路的發明,突然變成「平的」,商業也不是在二十世紀末,突然變成由影響力廣及全球的大企業所宰制。全球化始於信史之初,內容只有高價值貨物,接下來慢慢地擴大到沒那麼昂貴、體積較大、容易腐壞的商品,舊世界各市場愈來愈整合起來。隨著第一批歐洲人航海到新世界,全球整合的過程加速。今天龐大的貨櫃輪、噴射機及網際網路,只是革命性的幾步,而整個過程過去五千年一直在進行。假如我們有意了解今天全球貿易快速變動的形態,那麼回首一下來時路,真的會讓我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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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貿易大歷史:貿易如何形塑世界,從石器時代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五千年的貿易之旅》,大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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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stein) 
譯者:潘勛
挑戰你的認知 
顛覆你的想像 
探究全球貿易的真相
穆斯林國度曾主宰世界長程商業的管道,為何新近復興的西方能以奪人心魄的速度,宰制穆斯林國度,控制世界貿易航線?
如果前現代歷史是由國王、商人的野心,還有先知的宗教(伊斯蘭教)所推動,那麼為何現代卻是由世俗意識形態推動?兩者之間的轉折與脈絡是什麼?
世界漸形依賴不停流動的貿易,讓人類既繁榮又脆弱。如果真如赫爾所說:「保護主義這門大炮,後座力打在窮國時最猛。」那何以十九世紀各國,尤其是大型又能自足的國家如美國,能奉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而沒什麼損傷;但在全球經濟整合的二十一世紀,自給自足則變成極冒險的事?
威廉.伯恩斯坦:「我最誠摯的希望,是本書行文及所含概念,能讓當前因自由貿易而意識形態大分裂的兩造,都有收穫,另挑戰他們的種種設想。」
市面上極少有書籍,以宏觀的方式完整解讀貿易的歷史。而本書就是要以豐富的史料、精選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寫,給讀者清晰完整、橫貫東西、綜觀古今的貿易史輪廓。書中從貿易源始談起,再論及世界各國、各組織在爭奪貿易霸主地位、追求貿易利潤時的種種驚心動魄,並涉及咖啡、紡織品、茶葉、香料、糖、石油的貿易史、地、政治和文化背景發展;其中蒸汽技術、船體設計、冶金技術的改良及全球風向系統的破解,更使世界不同端點能更緊密互動,促進貿易交流——過程中,當然也帶來了贏家與輸家。唯有追尋前人腳步,我們才能掌握未來趨勢。在面臨因全球化而生的巨大政治抗爭與分歧時,我們能更洞悉其中關鍵,排除思考陷阱,增長知識、膽識與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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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世界史: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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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人是其後代子孫的楷模。直到十七世紀時,許多歐洲人還認為想再次達到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成就,甚至超越他們是不可能的事。幾乎在所有領域,古希臘與羅馬人都是風格的開創者:他們的建築藝術不斷受到後世模仿,他們的哲學也源源本本傳承下來;至於羅馬帝國鼎盛時期,領土東起波斯,西至西班牙,南起撒哈拉沙漠,北至今日之約克郡,幅員之廣更是令人歎為觀止,此後再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帝國擁有如此廣大的疆域。至於他們的軍事與行政史更是後代人所熱中探討的。一直到二十世紀,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拉丁文一直都是德國文理高中(Gymnasium)的必修課程,每位學生都嘗過凱撒《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的苦頭。
就連漫畫《阿斯泰利克斯歷險記》(Astérix le Gaulois)也是向古羅馬致敬。儘管該系列漫畫中的主角阿斯泰利克斯與奧貝利克斯(Obelix)總是能打敗愚蠢的羅馬軍團,但這些發生在一座「高盧小村」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古羅馬人實際上有多強大。
幾乎在所有的領域中,古羅馬人都成就斐然,但為何他們未發展出資本主義?早在十九世紀,史學家發現工業化帶來的衝擊有多強大時,便已開始探討這個問題。回顧歷史,指數型成長未在古羅馬時代出現,委實令人難以理解。
其實古羅馬式的資本主義並不乏潛在顧客,當時的羅馬城聚居著一百萬名居民,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與安提阿城(Antiochia)則各有三十萬名居民。當時的建築師一如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同業,已經思考必須將這些居民向上堆棧,才容納得下這麼多人,因此當時的羅馬已經出現了七層樓高的出租公寓「insulae」。
如果「市場經濟」意味著各處都有市場,並且在市場上從事熱絡的交易活動,那麼我們可以說羅馬帝國已經有「市場經濟」了。羅馬的所有城市皆具備必要的基礎建設,到處設有倉庫與商場,而許多富商巨賈高大堂皇的墓碑,直到今日依然炫耀著他們的財富。就此來看,缺乏資本並無法解釋羅馬人何以沒有成為資本家。
此外,古羅馬人也具備了必要的知識。當時羅馬帝國已編纂私法,在帝國各地施行,這些法律直到今日依然影響著我們,1900年頒定的德國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也採行羅馬法。當時也出現了不同的職業分工,拉丁文中有五百多種不同的職業名稱,而在陶器、建築材料、紡織或玻璃手工作坊中,更利用不同的工序步驟進行量產。例如阿雷佐(Arezzo)生產的紅陶「terra sigillata」便是其中相當知名者。這種產品的產量極大,在當時的窮鄉僻壤都隨處可見,就連現今德國南部最小的地方性博物館也有收藏。
其中還有一樁科技史學者津津樂道的事:古羅馬人已經了解蒸汽力的原理。假如沒有蒸汽力,十九世紀就無法出現工業化的變革。只不過古羅馬人和他們的後代子孫不同,他們並不知道如何善用這種能源,頂多只是充當奇器玩物而已。
古希臘羅馬時代已經有了相當強大的貨幣經濟,有銀行接受客戶存款、提供抵押貸款並給付計息,甚至有非現金交易。而早在西元前三世紀時,埃及托勒密王朝就有匯兌付款的方式。後來古羅馬人甚至想到將各處行省的支出與收入進行結算,不以現金處理,以減少運輸的錢幣數量。
羅馬人並沒有比較善良,他們同樣追求財富。在龐貝古城的廢墟中有些塗鴉頗具深意,例如「利潤萬歲 」(salve lucrum)或「利潤令人開心」(lucrum gaudium)等。但光是追求利潤顯然還無法形成資本主義──那麼,當時的羅馬究竟有何不同之處?
到目前為止,最佳答案係由摩西.以色列.芬利(Moses Israel Finley)所提出。芬利這位二十世紀重要的古代史學者擅長詮釋沉默不語的古希臘羅馬史料,他發現這些古老文獻對於投資性貸款隻字未提。看來古希臘與羅馬人還不了解利用借款來提高生產效能的道理,而富裕的元老院元老們也未曾想過降低田產的花費,來提高自己的收入。
小普林尼(Plinius der Jüngere)流傳於世的一封信頗具啟發性。小普林尼生於西元61–62年間,逝於113–115年間,出身羅馬世家大族。在這封信裡,他提到在義大利中部的溫布利亞(Umbrien,義大利語Umbria)有塊田地因管理不當破產而低價求售,他正考慮是否要買下這片緊鄰他原有地產的耕地。現代的農場經營者同樣會試圖整併農地,如此一來便能更高效利用機械與勞動力,但小普林尼卻絲毫沒有這樣的觀念,他主要是基於美學考量,並且盛讚合併兩塊土地之後的「美景」(pulchritudo)。此外,他也考量到併購後的實際優點:如此一來,他便能在一天內來往巡視這兩處田地,只雇用一名看守人;而且在這兩塊土地上,僅需一棟適合其元老身分的莊園宅邸。此外,他還提到他只需要一套狩獵裝備,不必另外置辦第二套。小普林尼顯然也深諳效率之道,但他只想在消費與休閒行樂上省時省錢,卻沒想過如何將這種道理運用在他的大片地產上。
那片土地開價三百萬塞斯特修斯(Sesterz,古羅馬幣),對小普林尼而言,籌措這筆金額絲毫不成問題。他在信中信心滿滿地表示:「借錢不難,更何況我隨時能動用我岳母的錢。她的錢箱我可以盡情取用,就像是我自己的一樣。」由此看來,當時既不乏資本,也不乏貸款。
許多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借貸契約流傳後世,但借貸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進行遠地貿易或消費性貸款,就像小普林尼那樣為了買別墅、買官或置辦女兒的嫁妝。至於緊急貸款,則主要是在幫小農紓困,例如糧食歉收時,就必須借貸以熬到隔年夏季。至於企業貸款則付之闕如,原因在於沒有人具有現代企業家的思維。古希臘羅馬人儘管也追求利潤,但他們獲利的方式卻相當傳統,靠的是剝削他們的奴隸,或從事利潤豐厚的遠地貿易。
羅馬時代的作者揶揄這種追求「錢來速」的慾望。諷刺作家蓋厄斯.佩特羅尼烏斯.阿爾比特(Gaius Petronius Arbiter)在他的《特里馬奇歐的盛宴》(Gastmahl des Trimalchio)中,便描述了從奴隸獲得自由之身的特里馬奇歐獲得龐大財富的經過。特里馬奇歐曾大言不慚地告訴賓客:「光靠跑一趟路,我就累積了千萬財富。」而就古希臘羅馬的標準而言,他的貨品其實稀鬆平常,不過是買進「酒、燻肉、豆子、香水、奴隸等」,然後再賣出罷了。
幾乎每個文化都曾利用貨物在不同地區的差價,來獲取遠地貿易的高額利潤,但這樣還無法形成持續性的成長。必須在勞動力的產能上升時,經濟成果才能持續增長。因此想獲得成長,就必須投資以改良技術。然而,羅馬城一小撮的上流社會人士卻不用如此大費周章,他們富甲一方,根本不必再苦心增加自己的財富。即使經營不佳,他們廣大的地產依然能持續帶來大筆收入。
古羅馬的富人很少見到自己的地產,他們並不以農場經營者自居,反而習慣在城裡享受奢華的生活,因此極少前往農地監督他們在當地的看管人。羅馬富人主要的憂慮是他們雇用的人不老實,可能將部分收入中飽私囊。「這是警察的觀點,而非企業家。」芬利如此評論。
富人過於富有,以至於無需投資於更精良的技術;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的人民卻極度貧窮。大多數的農民擁有的土地太少,少到無法養家餬口,必須另外為鄰近地區的大地主擔任季節性工人,以賺取微薄的工資。說到這裡,我們又回到了之前下過的結論:由於勞動力過於低廉,因此古希臘羅馬人並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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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 陳芳明VS.陳映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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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文學統獨論戰的回顧
在20世紀70年代的台灣文壇,雖曾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然而,並未因此而解決台灣文學屬性的問題,反而如陳映真所言:「70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國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因此,是否全面反動、保守姑且不論,但隨著政治上本土政權的確立,伴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連帶著也鼓舞著台灣文學台獨論述的昂揚。這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學界,目前對此問題的討論,才剛起步,但仍不可忽視其重要性。
特別是,繼之前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於80年代起,台灣文學領域,又逐漸颳起了一陣全面反中國的文學論述,中國認同的民族意識,逐漸已被新台灣人的國民意識所取代。
在葉石濤、張良澤、彭瑞金、陳芳明等文學評論者,不遺餘力的鼓吹下,台灣文學中的「文學台獨」論述,在政治力的推波助瀾及大環境的轉趨有利因素下,在台灣文壇已成一股來勢洶洶不可輕忽的力量。所以有必要於此時,對其進行觀察和討論。
解嚴後文學台獨論述與政治台獨思想的相關性
事實上,解嚴後的當代台灣文學台獨論述,是伴隨政治台獨的成長而發展的,尤其在海外台獨力量歸隊,本土政黨民進黨成立後,台獨的勢力益發不可擋。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逐漸崩解,台獨的力量,則透過各種管道,無孔不入的將觸角,伸入台灣社會各階層。
這當中藉由意識形態、文化思想來論述分離主義,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因此從80年代始,台灣島內圍繞著「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統一」及「獨立」的論述爭議,成為那個詭譎多變年代,最熱門話題的焦點。
當代文學台獨的論戰,始於1983年因著〈龍的傳人〉侯德健,赴北京進修而起的,這年6月《前進週刊》,刊登楊祖珺的文章〈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對侯德健的「愛國的孩子」,作了批判的反諷。接著陳映真發表了〈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鴻文來回應,並對〈龍的傳人〉這首歌,廣為流傳而熱烈的愛國激情,表達深情地傾訴他,心中緣於「中國情結」而迸發的愛國激情。
陳映真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圍剿,並被冠上是無可救藥的「中國結」的「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者。
論爭很快的就激化起來,首先是陳樹鴻的文章〈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粗糙的以二分法將「中國意識」等同於不民主,主張為了民主就必須排除「中國意識」。
緊接著陳映真透過與戴國煇的對談,批判「台灣結」是「恐共」、反共的表現,實際上,是台灣島內分離主義的「台獨」勢力,對大陸的抗拒,並明確表示其背後有台獨理念在支撐,和台灣緣於60年代興起的資產階級的理念。說穿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
此時陳芳明以宋冬陽筆名,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跳出來了,陳芳明從台灣文學切入,回顧了80年代以來台灣思想界、文學界有關台灣意識的論戰,對陳映真等人的主張,進行了攻擊。《夏潮論壇》上的〈台灣的大體解剖〉專輯,即是因陳芳明此長文而起。
親左《夏潮》與《台灣年代》針鋒相對
與《夏潮》針鋒相對的是《台灣年代》,它特別推出〈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專輯,發表林濁水〈《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高伊哥的〈台灣歷史意識問題〉來痛斥《夏潮》的「中國意識」與「中國情結」。不久,《80年代》也加入抨擊《夏潮》的行列。
在諸多反中國意識文章中,有一特點值得注意,即開始美化日本殖民台灣,對台灣現代化開發的重要影響,換言之,把「崇日」情結兜攏到台獨的思想體系來。《夏潮》在島內不僅遭圍剿,在美國的《美麗島週報》也隔海砲轟,加入論戰陣營。這場以「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為切入口的大辯駁,文學台獨主義者,不但痛勦陳映真、戴國煇,最主要也是藉機鼓動風潮,檢驗台獨論述在島內市場的接受程度。
而反觀以陳映真為首的《夏潮》立場,仍是秉持「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民抱著極深的認同和感情」,「願意跳出唯台灣論的島氣,學習從全中國、全亞洲和世界的構圖中去凝視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
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解嚴」之後,激烈程度減退,台獨勢力的新分離主義,又進入另一階段。
李登輝與民進黨的推波助瀾
90年代後,隨著李登輝的上台,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其後「兩國論」的拋出,更不掩飾其變相台獨的立場。而時為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於1991年10月在黨綱寫下「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暨制定新憲法,應交由台灣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所謂「台灣前途決議文」。
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廢除,使鼓吹和從事非暴力的台獨活動合法化,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上台後,便公開拋棄「一個中國」原則,整個台灣政治格局的大變動,原本的「台灣意識」意識形態,被「台灣主體性」之說所取代。
以文學場域而言,1991年陳芳明在〈朝向台灣史觀的建立〉文中,提出在台灣史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概念,並主張在台灣文學中,亦是如此。這種不願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一支的文藝思潮,從80年代延伸而來,到90年代又更進一步發展,於此氛圍下,理所當然地,激化台灣新文學思潮領域的統、獨大戰。
台灣文學主體論,最早的淵源,可追溯自1965年復出文壇的葉石濤,在《文星》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該文提出從理論解釋「鄉土文學」的概念問題。
1977年5月「鄉土文學論戰」方酣之際,葉石濤在《夏潮》又撰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從鄉土中衍生出「台灣人意識」的問題。葉石濤將台灣人意識推演到「台灣的文化民族主義」,雖然認同台灣人在民族學上是漢民族,但在長期變遷下,早已發展了和中國分離,屬於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
葉石濤與陳映真的論戰
葉石濤的文章甫一披露,隨即遭到陳映真的批判,陳映真強調「台灣新文學在表現整個中國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精神歷程中,不可否認地,是整個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分」。
陳映真隨後,即以「民族文學」為準的,極力頌揚「三十年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並稱許這些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的具體社會生活,以及在這生活中的歡笑和悲苦;勝利和挫折……」。
陳映真的批判,葉石濤並不示弱,1982年元月,他糾合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施明元等人於高雄創辦了《文學界》雜誌,鄭重其事的認為,台灣文學離「自主性」道路尚有一段路要走,希望台灣作家作品,要勇敢的去反映台灣這塊美麗土地的真實形象。
葉石濤的宣言,立即獲得海外台獨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的聲援,陳芳明欣喜若狂的歡呼,台灣本土文學終於與「本土政治結合起來」,而邁向一新的里程碑。
陳芳明積極肯定葉石濤台灣文學本土性、自主性的論述,認為在文學史上是極為重要的發展,陳芳明甚至樂觀預估,「台灣民族文學的孕育誕生,乃是必然的」,它斬釘截鐵的說:「把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是錯誤的」,至此,陳芳明的「文學台獨」主張已十分明確的表露出來。
總之,在解嚴前夕,圍繞在台灣文學屬性的論辯,兩種文學思潮的鬥爭已是壁壘分明了。一邊是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台灣文學係中國文學之一環論」;另一邊是葉石濤、陳芳明為首的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論述,此南轅北轍的兩種主張嚴重對立,雙方各有其支持者,如詹宏志、呂正惠等認同陳映真之說;李喬、彭瑞金、高天生之流則附和葉石濤、陳芳明的看法。
旅美作家陳若曦試圖調解無效
從70年代,延燒迄今仍方興未艾,形成於20世紀末台灣文學的統、獨大論戰。後來,旅美作家陳若曦,曾試圖化解兩派之歧見,然彼此仍堅持己見,已無調和的空間了。
1986年,因為台灣作家李昂與鄭愁予,在國際文壇遭到歧視事件,引發了《台灣文藝》推出台灣作家定位問題之探討。向陽、李敏勇、羊子喬等本土作家紛紛撰文,強調台灣作家認同台灣,寫出台灣特殊面貌的重要性。否則既不寫台灣情事,又不被中國認同,最後成了可悲可嘆進退失據的邊緣作家。
龍應台的再度掀起波瀾
此事件之所以掀起波瀾,是龍應台的〈台灣作家哪裡去?〉文章中,認為台灣作家在國際社會備受歧視,絕大部分的責任是,在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及中國正統觀,把問題焦點,鎖在台灣的「國家定位」上。藉此機會,具台獨意識的本土作家,決定順水推舟,以「台灣國際地位」問題,回應「中國立場」的挑戰。
例如李昂,就直接訴求「台灣文學劣勢一定存在,因為台灣在國際上,一直是『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台灣作家以後要用什麼稱呼,在國際上定位,恐怕是政府、文化官員,乃至作家,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李昂趁機提出台灣文學劣勢的新議題
李昂提出的議題,立即得到陳芳明的響應,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化》發表〈跨過文學批評的禁區〉,把「台灣文學」、「台灣作家定位」的問題與台灣前途糾結在一起,進一步認定,「台灣文學」反映台灣這個「經濟生活共同體」實質,和「中國定位」,是如何隔閡不入。
因此,陳芳明不客氣的批評,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根本是虛構性與虛偽性。隨著台灣意識的高漲,台灣人急於「出頭天」的渴望,在政治解禁的情況下,90年代後,文學台獨勢力,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陳芳明的崛起及其vs.陳映真的論述大對決
在大環境轉趨有利的情況下,旅美台獨大將陳芳明,發表一系列鼓吹文學台獨的文章,如〈是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時候了〉、〈在中國的台灣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等,突顯陳芳明是葉石濤之後,執「文學台獨」的牛耳地位。
在上述幾篇文章裡,藉由文學史的編寫問題,陳芳明繼續鼓吹「台灣沒有產生過中國文學」,攻擊「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統派主張,強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獨立的事實。
陳芳明是以移民社會的角度,來詮釋其理論。他說「台灣是移民社會,中國移民到了台灣以後,無不是以全新的『台灣人心態在開墾、生活的,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逐漸因地域、環境的條件,與中國隔離,而形成他們的特色』」。
準此而論,在與中國隔離的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台灣文學,當然與中國文學是互不隸屬的。
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陳芳明
陳芳明的文學台獨論述,得到生力軍彭瑞金的強力奧援,彭瑞金特別還提出「台灣民族文學」的概念,並以「台灣民族」的理念,強調建構「台灣民族文學」的重要性。
彭瑞金的論調,得到林央敏、宋澤萊等人的支持,他們提出的「台灣民族文學」,就是要和中國文學劃清界線,他們最後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優良的「新民族文化」、「新民族文學」,此目標的前提,則是奠基於與台灣命運的契合。
新生代彭瑞金的高擎文學台獨大纛,立獲老驥伏櫪葉石濤的強而有力聲援,他接連撰寫了《沒有土地‧那有文學》、《走向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的悲情》等著作,開始明確宣揚文學台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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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 陳芳明VS.陳映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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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以「後殖民史觀」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論述再度激發爭辯的新戰火
先是1999年8月,陳芳明在《聯合文學》發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文,陳芳明稱其史觀為「後殖民史觀」,他指出台灣新文學運動,從發生到現在,穿越了殖民、再殖民與後殖民等三個階段。
殖民時期,指1895至1945年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時期;再殖民時期「則是始於1945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止於1987年戒嚴體制的終結」;至於後殖民時期,「當以1987年7月的解除戒嚴令,為象徵性的開端」。
這一史觀之所以特別,是陳芳明發明了「再殖民」一詞,且將此再殖民,含攝在國府統治台灣到戒嚴以前的這一個時期。
除批判國府的「戒嚴體制」外,也痛斥國府強行灌輸的「中華民族主義」當道,陳芳明說:「就像大和民族主義,對整個社會的肆虐,戰後瀰漫於島上的中華民族主義,也是透過嚴密的教育體制,與龐大的宣傳機器,而達到囚禁作家心靈的目標。
這樣的民族主義,並非建基於自主性、自發性的認同,而是出自官方強制性、脅迫性的片面灌輸」。接著,陳芳明將台灣作家,因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分歧,而歸納為兩類:
一為接受政府文藝政策指導,以文學形式支援反共政策,宣揚民族主義,此為官方之文學;另一為抗拒中華民族主義,他們創造的文學,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實況為素材,對威權體制採批判態度,此屬於民間之文學。
換言之,陳芳明以認同民族主義與否來二分官方或民間文學,作為其貫穿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主軸,雖頗富創造性,但亦有其盲點之所在。
陳芳明論述中具爭議性的概念──「殖民」與「後殖民」的解釋問題
陳芳明論述中,最具爭議性的,是「殖民」、「後殖民」之概念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殖民」一詞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故使用時,宜遵守邏輯上的「同一律」,方能為學術界所接受。一般而言,「殖民」這個概念,係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掠奪資源、榨取財富,採用軍事征服之手段,對落後地區加以佔據的行為。
它基本上,有三個前提,一是其行為主體,是某個資本主義強國;二為它是向海外擴張,侵略他國,為奪取資源為目的;三為在其殖民統治下,殖民地被剝削壓榨,導致經濟凋敝,民生貧困。準此而論,國府治下的台灣,明顯是不符合「殖民地」標準的。
陳芳明之所以將國府治台期間,比擬為「再殖民時間」,原因是國府在台灣實施統治嚴苛的「戒嚴體制」,他認為這種近乎軍事控制的權力支配方式,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此階段,視為「再殖民時期」,並不為過。
問題是,「戒嚴」、「統治嚴苛」能否等同「殖民」,恐怕有待斟酌。
其實陳芳明何嘗不知這些概念,是有區隔的,基本上,陳芳明此舉,尚有另一層用意,「殖民」本有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侵略之意涵。用殖民一詞含概解嚴前國府治台這一段,顯然有將國府,視為外來政權侵略霸佔台灣之意味,如此一來,將台灣民眾反抗國民黨的鬥爭,提昇至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或國家的「獨立」鬥爭,符合了其政治台獨的企盼。
陳映真對陳芳明論述的強烈反駁
陳芳明文章發表後,陳映真隨即在2000年7月的《聯合文學》發表〈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一文,加以批駁其濫用「殖民」一詞之不當。
8月的《聯合文學》陳芳明不甘示弱,以〈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敬陳映真加以反撲,尤其在創作文學的語言上,陳芳明說:「台灣新文學運動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三種語言,從事文學創作」。
其中,用台灣話,書寫致使台灣「與中國社會有了極大的隔閡」,陳芳明還說,「國民政府在台灣『不僅繼承』了『甚至還予以系統化、制度化』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社會內部語言文化進行高度壓制與排斥』的『荒謬的國語政策』。依賴於這種『國語政策』,中國的『強勢的中原文化,才能夠透過宣傳媒體、教育制度與警察機構等等管道,而建立了霸權論述』。
而這種存在於台灣的霸權論述,與日治時期的殖民論述,『正好形成了一個微妙的共犯結構』」。
對此,因著陳芳明的「多語言文學」的說法,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所說,台語遭到歧視,是有陰謀的,他其實是指,「中國國語」對台灣地區「閩南」和「客家」,兩種漢語方言的「壓迫」,從而暴露了陳芳明,妄圖把通行於台灣地區的漢語閩南方言、客家方言,說成是和漢語、日語一樣獨立的民族語言,以證明台灣是「分離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
其實,閩南語固然是福建南方的方言,但在台灣它已是絕大部分福佬人的共通語言,它有其主體性,未必一定要附屬於國語的語言霸權下。
但陳芳明刻意說明,國府是如何的壓迫宰制台語,也有言過其實處,因為當時在教育體制內,固然強迫人人要說國語,但在廣大的台灣民間社會,政府並沒有用公權力,強行制止台語之流通。
且陳映真還舉日本、法國、韓國為例,說明世界各國,為了維護「國語的中央集權的統一」,普遍強制推行某種針對方言的特殊文化政策,國府治台後的「國語政策」,亦為這種文化政策的體現,這種世界各現代民族國家都做的事,何來「殖民統治」的「語言文化歧視」呢?
所以,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別有用心,故意炮製一種台灣話來,把台灣人講台灣話和中國人說國語,看作是絕對對立的鬥爭,從而證明此鬥爭不僅是語言的,而且,甚至是文學、民族乃至國家的對立鬥爭。
9月的《聯合文學》陳映真再度出擊,寫了〈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痛批陳芳明對台灣社會性質認識之膚淺與謬誤。
陳映真攻擊陳芳明的焦點,集中在其「社會性質」上。陳映真特別舉出「228事件」期間,倒在血泊中的宋斐如,在1946年元旦於《人民導報》的〈發刊詞〉及其後的〈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證明,戰後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提出要改變日據台灣時,「文化畸形發展」的局面,「教育台胞成為中國人」,「隨祖國的進步而進步」。
對於宋斐如、蘇新、賴明弘、王白淵等思想鬥士而言,要克服日據時期殖民地文化的影響,唯一之途,只有回歸中國,做主體的中國人。
即便在1947至1949年,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生一場「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爭論時,歐陽明、楊逵、林曙光、田兵,甚至包括後來走向獨派的葉石濤,都強調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課題,和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課題相關聯,強調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台灣文學工作者,是中國新文學工作者的「一個戰鬥隊伍」。
到了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王拓等人,仍迭次宣稱「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即使是陳芳明自己,也是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和中國文學Say「Good Bye」。
而楊逵在〈橋〉副刊的文藝爭論中,以及1949年發表的〈和平宣言〉中,也屢屢疾言,反對台灣獨立論,或台灣托管論。
總之,針對陳芳明所謂外來中國,對台灣再殖民統治的說法,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說,陳映真是費力最多,以大批資料史實,予以強烈批判的。
雙陳各說各話——一場沒有共識即告暫停的文學統獨大對決
10月,同樣在《聯合文學》,陳芳明再拋出〈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嚴厲譴責陳映真對他的批判,是「在宣洩他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用馬克思主義「作為面具,來巧飾他中國民族主義的統派意識形態」,虛掩其「統派立場」。12月,陳映真以論戰,已經失焦,不願繼續糾纏下去,乃寫了〈陳芳明歷史三階段論和台灣新文學史論可以休矣!〉,以示「論戰結束」。
陳映真指出:「陳芳明有關日據以降,『殖民地』社會--『再殖民』社會--『後殖民』社會『三大社會性質』推移的『理論』,既完全不合乎陳芳明不懂而又硬裝懂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社會性質)理論和原則,也經不起一般理論對知識、方法論、邏輯等要素的,即便是最鬆懈的考驗。
因此,不能不說,陳芳明『歷史三大階段』論,所謂『後殖民史觀』不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方式論、或其他一般理論的基本要求看,都是破產的理論和史觀」,「因此,以破產的、知識上站不住腳的『三階段』去『建構』和『書寫』的、他的『台灣新文學史』之破滅,也是必然之事」。
爭辯後的吾人省思
樹欲靜而風不止,《聯合文學》上的二陳統、獨論戰,雖暫告一段落,然而,只要台灣還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只要政治上的統、獨爭議仍在,只要國家認同的問題一日不解決,文學上的統、獨論戰就會持續下去,且情勢還會更趨激烈,更錯綜複雜。
其實,這無關對錯,而是因著政治信仰,所導致的對台灣文學的信念,唯一的問題是,哪方的論述,能較吻合台灣歷史發展的現象;哪方的分析,能貼切台灣人民的情感;哪方的說詞,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此一問題,短時間可能還無法得到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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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鏡頭寫下對土地的執著 ...」柯金源《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2018-02-17 14:46
作者:柯金源
譯者:無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官方網址: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追蹤超過三十五年的紀實報導。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般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柯金源說,「經常有人問我,耗費這麼大的心力,長期提供環境資訊,真的有用嗎?我想,如果大家手中握滿了鈔票,卻必須再拿來買健康的環境、乾淨的空氣與水,那所為何來?如果出不起錢買健康的弱勢者,他們該怎麼辦?如果,階級不會流動?財富不會流動?那空氣、水、陽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追蹤超過三十五年的紀實報導。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般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柯金源說,「經常有人問我,耗費這麼大的心力,長期提供環境資訊,真的有用嗎?我想,如果大家手中握滿了鈔票,卻必須再拿來買健康的環境、乾淨的空氣與水,那所為何來?如果出不起錢買健康的弱勢者,他們該怎麼辦?如果,階級不會流動?財富不會流動?那空氣、水、陽光這生命三大要素,也會分貴賤、族群嗎?我認為,只要真實記錄、傳播,人心與環境就有改變的可能性,只要持續地去做,先不要問成敗!」
以下內容摘自《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從追尋美感到直面真實、再現問題本質
「自然界的美麗壯闊與色彩,很難用影像媒材再現,因為人類永遠無法完全複製宇宙間的自然脈動。」學生時期攝影老師的告誡,始終縈繞腦海,像一句魔咒,也像一道探索影像紀錄本質與價值的指引。
1980年代初踏職場的我,很長一段時間,傾心於壯麗山川海色的追尋。多年之後,來自政治戒嚴後期的一個轉念,讓我毅然決定把相機鏡頭轉向,對焦環境變遷與破敗現象。臺灣在1988年解除報禁,政治與社會氛圍逐漸轉變,民主、言論自由漸次落實。當時,主流媒體熱烈聚焦於政治、經濟、社會、娛樂新聞,卻忽略了環保等弱勢議題的關照。受到農民社會運動的影響,我心裡想,如果環境被嚴重破壞,美麗質樸的家鄉消失,縱然大家滿手鈔票,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安康的生活環境,還可得嗎?從此告別山水行旅視覺表象的追尋,憑藉一股參與歷史紀錄的熱忱,投入媒體報導工作。
初期,每一次接到採訪任務,心裡總暗自盤算,如何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傳達新聞事件的實情。每當趕到事件現場,會急著先觀察問題,加以歸納研判;接下來,就是蒐尋閱聽人可能會感興趣或令自己感動的元素,進行圖像思考與文字紀錄;待採擷足夠素材後,交回編輯臺,再準備下一個採訪任務。長期下來,青春歲月逐漸消磨,對於媒體間激烈競爭與慣性的作業模式,心裡產生不確定性、懷疑的感覺,愈來愈強烈。
1994年,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步伐漸入佳境,但賴以維生的島嶼環境,似乎每況愈下。撇開政經界的紛紛擾擾,我再度將關注焦點對準環境生態,調查腳步一路從海岸開發與破壞、土地汙染,到山林區的水土環境崩壞。我萬萬沒想到,幾年前鏡頭框景下的好山好水,一轉身,已是滿身傷痕,彷彿在為環境拍遺照。
為了傳達這些長期累積的田野調查訊息,我大幅度調整呈現方式,除了兼顧報導攝影與文字紀錄的力道,更結合電視紀錄片的表現形式,以提高和外界溝通的效能。某種程度上,電視節目是允許適度加入事件以外的影音元素的,譬如調整敘事節奏,加強視覺張力、音樂或聲音效果,剪接特效輔助並顧及娛樂性等等。
紀錄片形式確實加強了環境議題的深度,也較能多元傳達環境變遷與時間軸線的比對。然而,我感覺必須跟著社會人文的脈動,向大眾閱聽習慣靠攏,才容易被解讀,達到更有效的溝通,對於被記錄的議題也才有所助益。
柯金源記錄下台灣的環境污染。圖/衛城出版社
回想2000年之前,每一次的採訪現場,總會思考要以何種結構來強化視覺張力,才能再現問題意識。一張張影像、一組組影音的創作過程,從現場觀察、思考、視覺語言轉譯、製作技術支援,到完成作品組合,不斷反覆檢驗總體效果,重複審視在現場感受到的憤怒、驚訝、悲傷,是否能夠藉由作品高度再現?而當作品發表之後,心裡又開始擔心,閱聽人感受到我的情感了嗎?能否理解或願意去辯證影像表現的內涵,讀懂其中涵蓋了哪些元素與言外之音?或者,閱聽人只是評斷其藝術美學的分數高低?
當時,為了因應不同媒體平台需求,我將影像結構表現簡化為資訊提供與個人創作二種形式。如以資訊提供為目的,影像必須能立即吸引閱聽人的目光,準確傳達議題訊息;而若環境與時間允許,就會從美術的視角去框景,並強化情緒張力的效果與意涵,強調個人感受性的影像美學表現。
2000年之後,網路社群逐漸蓬勃,行動裝置時代讓個人自媒體成為可能,平面印刷媒體與電視媒體正逐漸流失閱讀使用者。到底在資訊氾濫、良莠不齊的現況中,要如何讓理念持續傳播,進入資訊主流市場,加入眾聲喧嘩的戰局?又或者要另闢蹊徑?環境資訊傳遞既然已跨越舊有平臺,就必須融入更多訊息切面,以及視覺與線上互動體驗的創意。
回到起點
我不斷自我扣問,如果,我的人生完成了藝術成就,卻對生育的土地、供養的眾生,沒有太大貢獻,那藝術價值的意義是什麼?是否以自己能力所及的表達工具,傳遞真實故事,留下一方生機,才是生命真正的價值?因此,我立下「環境紀錄與資訊傳遞」的目標,做為自己生命的承諾與志業,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艱困道路,獨行三十餘載。
從許多重大環境議題中,我陸續標定了一百多個長期關注的紀錄區,這是為了彌補即時新聞報導在資訊提供上過度簡化或去脈絡化的現象。實際上,環境議題往往是持續變動性的,就算以一年、五年,或十年的時間軸去比對環境變遷的樣貌,企圖從中挖掘問題、尋找出路,這樣的時間尺度,還是遠遠不夠的。就像人們以工程手段,大肆改變海岸與河流地貌之時,縱以百年重現率為尺度來估算自然界反撲的力道,卻仍無法測準變化莫測的大自然與全球變遷。
柯金源記錄下台灣的山林環境當中的珍貴變化。圖/衛城出版社
經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當我再次回到環境紀錄工作的起點,逐漸瞭解以影像做為資訊媒介或創作的局限性;對於汲汲營營的表現方式,也開始產生質疑。在苦難的土地上,我不斷尋找感知元素。一方面直接面對環境受難者的悲憤指控,看著他們期盼外界關懷的眼神,我卻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但一轉身,心裏卻還盤算著自己的創作……這樣的景況,深深衝撞著內心的道德尺度。
多年來,東石海岸居民泡在海水長達三十幾天的影像,彰化農民站在被汙染農地上的哀傷神情,始終難以忘懷。這一股愧疚感,促成我放下成就自我的追尋,深切體悟到環境紀錄的核心意義,是在促進人類更加瞭解自然界的脈動,以及人類發展與自然永續矛盾衝突之省思。除了生物、地景的描寫,更要觀照人與環境互動後的種種變貌。堅持用田野觀察、長期紀錄的方式,我設定每個標定點,無數次不斷重返現場與紀錄,透過數十年累積的圖像檔案與田野筆記,終能看出環境變遷與歲月留下的痕跡。而這些資料,已成為許多研究單位、教育機構與環保團體引用的環境教育素材。
環境紀錄工作有著不同於其他議題的使命與困難度,除了必須具備專業媒體傳播製作技術,還必須飽覽自然生態知識,將環境正義價值觀內化。平時,更要廣泛收集資料,密切關注環境議題時事。雖然媒體與工具在變、閱聽人的習慣在變,但內容的本質還是主體,只是老東西要有新思維。
沉溺於創作表現的思維方式應該要拋棄了,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之路,將真實重現,傳達這一路來不斷演進的參與式社會運動,以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重新喚起生命價值。
這是一本書寫臺灣環境變遷的田野紀錄,以現場目擊者的視角,見證三十多年來的變化。當臺灣環境的真實面被再一次的重現,是否能讓我們反思過往對待環境的方式,並直面環境災難的因由,以及,我們是否已具備足夠的修復能量?
作者:柯金源,彰化伸港人。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1993年起在平面媒體撰寫環境議題專欄,前後長達十二年,共累積四、五百萬字的臺灣環境田野調查資料。1998年,進入公共電視新聞部。
1997年起,入圍與獲得國內外超過一百個重要獎項,其中包括個人入圍七次電視金鐘獎、獲頒攝影與非戲劇導演三座金鐘獎,以「動物救援」獲得NPO媒體報導獎【電視報導首獎】,《獼猴的戰爭與和平》更同時獲得美國【CINE金鷹獎】、美國廣播電視博物館「永久典藏」以及美國蒙大拿國際野生動物影展IWFF兩項大獎與九項優異獎。
近年代表作為紀錄片《海》,記錄臺灣近二十幾年來的海洋環境變遷,全片沒有旁白與配樂,以質樸的影像敘事深入海洋。多部作品入圍加拿大、瑞典、印度、新加坡、泰國、中國、西班牙等各國相關影展「透過鏡頭寫下對土地的執著 ...」柯金源《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2018-02-17 14:46
作者:柯金源
譯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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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追蹤超過三十五年的紀實報導。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般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柯金源說,「經常有人問我,耗費這麼大的心力,長期提供環境資訊,真的有用嗎?我想,如果大家手中握滿了鈔票,卻必須再拿來買健康的環境、乾淨的空氣與水,那所為何來?如果出不起錢買健康的弱勢者,他們該怎麼辦?如果,階級不會流動?財富不會流動?那空氣、水、陽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追蹤超過三十五年的紀實報導。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般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柯金源說,「經常有人問我,耗費這麼大的心力,長期提供環境資訊,真的有用嗎?我想,如果大家手中握滿了鈔票,卻必須再拿來買健康的環境、乾淨的空氣與水,那所為何來?如果出不起錢買健康的弱勢者,他們該怎麼辦?如果,階級不會流動?財富不會流動?那空氣、水、陽光這生命三大要素,也會分貴賤、族群嗎?我認為,只要真實記錄、傳播,人心與環境就有改變的可能性,只要持續地去做,先不要問成敗!」
以下內容摘自《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從追尋美感到直面真實、再現問題本質
「自然界的美麗壯闊與色彩,很難用影像媒材再現,因為人類永遠無法完全複製宇宙間的自然脈動。」學生時期攝影老師的告誡,始終縈繞腦海,像一句魔咒,也像一道探索影像紀錄本質與價值的指引。
1980年代初踏職場的我,很長一段時間,傾心於壯麗山川海色的追尋。多年之後,來自政治戒嚴後期的一個轉念,讓我毅然決定把相機鏡頭轉向,對焦環境變遷與破敗現象。臺灣在1988年解除報禁,政治與社會氛圍逐漸轉變,民主、言論自由漸次落實。當時,主流媒體熱烈聚焦於政治、經濟、社會、娛樂新聞,卻忽略了環保等弱勢議題的關照。受到農民社會運動的影響,我心裡想,如果環境被嚴重破壞,美麗質樸的家鄉消失,縱然大家滿手鈔票,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安康的生活環境,還可得嗎?從此告別山水行旅視覺表象的追尋,憑藉一股參與歷史紀錄的熱忱,投入媒體報導工作。
初期,每一次接到採訪任務,心裡總暗自盤算,如何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傳達新聞事件的實情。每當趕到事件現場,會急著先觀察問題,加以歸納研判;接下來,就是蒐尋閱聽人可能會感興趣或令自己感動的元素,進行圖像思考與文字紀錄;待採擷足夠素材後,交回編輯臺,再準備下一個採訪任務。長期下來,青春歲月逐漸消磨,對於媒體間激烈競爭與慣性的作業模式,心裡產生不確定性、懷疑的感覺,愈來愈強烈。
1994年,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步伐漸入佳境,但賴以維生的島嶼環境,似乎每況愈下。撇開政經界的紛紛擾擾,我再度將關注焦點對準環境生態,調查腳步一路從海岸開發與破壞、土地汙染,到山林區的水土環境崩壞。我萬萬沒想到,幾年前鏡頭框景下的好山好水,一轉身,已是滿身傷痕,彷彿在為環境拍遺照。
為了傳達這些長期累積的田野調查訊息,我大幅度調整呈現方式,除了兼顧報導攝影與文字紀錄的力道,更結合電視紀錄片的表現形式,以提高和外界溝通的效能。某種程度上,電視節目是允許適度加入事件以外的影音元素的,譬如調整敘事節奏,加強視覺張力、音樂或聲音效果,剪接特效輔助並顧及娛樂性等等。
紀錄片形式確實加強了環境議題的深度,也較能多元傳達環境變遷與時間軸線的比對。然而,我感覺必須跟著社會人文的脈動,向大眾閱聽習慣靠攏,才容易被解讀,達到更有效的溝通,對於被記錄的議題也才有所助益。
柯金源記錄下台灣的環境污染。圖/衛城出版社
回想2000年之前,每一次的採訪現場,總會思考要以何種結構來強化視覺張力,才能再現問題意識。一張張影像、一組組影音的創作過程,從現場觀察、思考、視覺語言轉譯、製作技術支援,到完成作品組合,不斷反覆檢驗總體效果,重複審視在現場感受到的憤怒、驚訝、悲傷,是否能夠藉由作品高度再現?而當作品發表之後,心裡又開始擔心,閱聽人感受到我的情感了嗎?能否理解或願意去辯證影像表現的內涵,讀懂其中涵蓋了哪些元素與言外之音?或者,閱聽人只是評斷其藝術美學的分數高低?
當時,為了因應不同媒體平台需求,我將影像結構表現簡化為資訊提供與個人創作二種形式。如以資訊提供為目的,影像必須能立即吸引閱聽人的目光,準確傳達議題訊息;而若環境與時間允許,就會從美術的視角去框景,並強化情緒張力的效果與意涵,強調個人感受性的影像美學表現。
2000年之後,網路社群逐漸蓬勃,行動裝置時代讓個人自媒體成為可能,平面印刷媒體與電視媒體正逐漸流失閱讀使用者。到底在資訊氾濫、良莠不齊的現況中,要如何讓理念持續傳播,進入資訊主流市場,加入眾聲喧嘩的戰局?又或者要另闢蹊徑?環境資訊傳遞既然已跨越舊有平臺,就必須融入更多訊息切面,以及視覺與線上互動體驗的創意。
回到起點
我不斷自我扣問,如果,我的人生完成了藝術成就,卻對生育的土地、供養的眾生,沒有太大貢獻,那藝術價值的意義是什麼?是否以自己能力所及的表達工具,傳遞真實故事,留下一方生機,才是生命真正的價值?因此,我立下「環境紀錄與資訊傳遞」的目標,做為自己生命的承諾與志業,我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艱困道路,獨行三十餘載。
從許多重大環境議題中,我陸續標定了一百多個長期關注的紀錄區,這是為了彌補即時新聞報導在資訊提供上過度簡化或去脈絡化的現象。實際上,環境議題往往是持續變動性的,就算以一年、五年,或十年的時間軸去比對環境變遷的樣貌,企圖從中挖掘問題、尋找出路,這樣的時間尺度,還是遠遠不夠的。就像人們以工程手段,大肆改變海岸與河流地貌之時,縱以百年重現率為尺度來估算自然界反撲的力道,卻仍無法測準變化莫測的大自然與全球變遷。
柯金源記錄下台灣的山林環境當中的珍貴變化。圖/衛城出版社
經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當我再次回到環境紀錄工作的起點,逐漸瞭解以影像做為資訊媒介或創作的局限性;對於汲汲營營的表現方式,也開始產生質疑。在苦難的土地上,我不斷尋找感知元素。一方面直接面對環境受難者的悲憤指控,看著他們期盼外界關懷的眼神,我卻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但一轉身,心裏卻還盤算著自己的創作……這樣的景況,深深衝撞著內心的道德尺度。
多年來,東石海岸居民泡在海水長達三十幾天的影像,彰化農民站在被汙染農地上的哀傷神情,始終難以忘懷。這一股愧疚感,促成我放下成就自我的追尋,深切體悟到環境紀錄的核心意義,是在促進人類更加瞭解自然界的脈動,以及人類發展與自然永續矛盾衝突之省思。除了生物、地景的描寫,更要觀照人與環境互動後的種種變貌。堅持用田野觀察、長期紀錄的方式,我設定每個標定點,無數次不斷重返現場與紀錄,透過數十年累積的圖像檔案與田野筆記,終能看出環境變遷與歲月留下的痕跡。而這些資料,已成為許多研究單位、教育機構與環保團體引用的環境教育素材。
環境紀錄工作有著不同於其他議題的使命與困難度,除了必須具備專業媒體傳播製作技術,還必須飽覽自然生態知識,將環境正義價值觀內化。平時,更要廣泛收集資料,密切關注環境議題時事。雖然媒體與工具在變、閱聽人的習慣在變,但內容的本質還是主體,只是老東西要有新思維。
沉溺於創作表現的思維方式應該要拋棄了,走一條最純粹的紀錄之路,將真實重現,傳達這一路來不斷演進的參與式社會運動,以影響政策,維護環境正義與自然平權,重新喚起生命價值。
這是一本書寫臺灣環境變遷的田野紀錄,以現場目擊者的視角,見證三十多年來的變化。當臺灣環境的真實面被再一次的重現,是否能讓我們反思過往對待環境的方式,並直面環境災難的因由,以及,我們是否已具備足夠的修復能量?
作者:柯金源,彰化伸港人。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1993年起在平面媒體撰寫環境議題專欄,前後長達十二年,共累積四、五百萬字的臺灣環境田野調查資料。1998年,進入公共電視新聞部。
1997年起,入圍與獲得國內外超過一百個重要獎項,其中包括個人入圍七次電視金鐘獎、獲頒攝影與非戲劇導演三座金鐘獎,以「動物救援」獲得NPO媒體報導獎【電視報導首獎】,《獼猴的戰爭與和平》更同時獲得美國【CINE金鷹獎】、美國廣播電視博物館「永久典藏」以及美國蒙大拿國際野生動物影展IWFF兩項大獎與九項優異獎。
近年代表作為紀錄片《海》,記錄臺灣近二十幾年來的海洋環境變遷,全片沒有旁白與配樂,以質樸的影像敘事深入海洋。多部作品入圍加拿大、瑞典、印度、新加坡、泰國、中國、西班牙等各國相關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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