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接受宗教信仰?
By 王偉雄,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15日, 2018
Dennis C. Rasmussen的《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全書共十二章,第十一章寫休謨(David Hume)之死,特別有趣的部份是描述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千方百計要拜訪病重的休謨,為的是證實自己的估計︰對死亡的恐懼,沒有人能消除,命不久矣時渴望來生(afterlife),此乃人之常情;休謨並不例外,即使不是臨終悔改,表明接受宗教信仰,也至少會減弱他的宗教懷疑論。
這時的休謨已是鼎鼎大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可說是英國文化界的超級巨星,他病危的消息成為大新聞,不少人都好奇他會否臨終悔改,但只有包斯威爾那麼冒進,要求親見休謨。休謨竟然答應包斯威爾的要求。
包斯威爾雖然得見休謨,卻是失望而回,因為他對休謨的估計完全錯了。面對死亡的休謨波瀾不驚,而且看來很愉快;他跟包斯威爾談論了很多話題,心境平靜,頭腦清晰,是病危的人之中少見的。包斯威爾甚至直接問休謨是否渴望來生,休謨的回答是︰「相信自己能永遠活下去,這是非常不理智的幻想。」包斯威爾還不死心,追問休謨︰「你想到自己即將歸於無有,難道不會感到不安?」休謨說︰「想到我即將不再存在,跟想到我出生前並不存在一樣,都沒有令我感到不安。」
包斯威爾相信休謨說的全是真心話,因此他才失望而回。可是,當他向強生博士(Samuel Johnson)複述休謨的話時,強生博士表示不相信休謨︰「實情不是這樣,他不過想令人以為他處之泰然,這是他的虛榮心作祟。一個臨終的人,極不可能不害怕即將進入未知之境,極不可能不憂心忡忡於離開他所知的一切;更可能的是,他不過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樣吧了。」(這段描述在第十二章)
強生博士只是聽包斯威爾的複述而作出如此判斷,沒有親身體驗休謨命不久矣時的談吐舉止,加上他素來十分憎厭休謨,偏見難免。倒是包斯威爾帶著頗有信心的估計和期望去見休謨,卻仍然被休謨說服,可見休謨的人格感染力;他那談笑間視死如歸的風采,能不令人神往?
不信的人在病重或臨終時接受宗教信仰,不是罕見的事,但休謨可不是一般的不信者,他一生不斷思考宗教信仰的種種問題,對宗教信仰的看法都是窮思苦索的結果,加上他並不恐懼死亡,因此,他臨終時立場絲毫不變,應該是意料中事。包斯威爾估計休謨至少會減弱他的宗教懷疑論,強生博士索性不相信休謨的自白,恐怕不過是以己度人而已。
有趣的是,不信者通常不會期望信者「臨終悔改」,更不會企圖說服臨終的信者放棄宗教信仰。這應該如何解釋?我想,這一來是因為不信者大多明白宗教信仰之頑固,二來是因為不忍心——戳破信者的幻想,令他在懊悔和不安中死去,不是太殘忍了嗎?--

大衛·休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PrUWGe
宗教觀
休謨早期寫下的論文「論迷信與宗教」就已經立下了幾乎所有他之後有關宗教歷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謨那個年代,想批評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須抱持謹慎的態度,舉例而言僅在休謨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歲的大學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為評論基督教是「胡說八道」便被教會起訴,最後還被定罪以褻瀆罪名處以絞刑。因此休謨也是只以轉彎抹角的方式表達他的理論,大多是以虛構的角色在對話錄中呈現。休謨一直沒有承認自己是《人性論》一書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為止。他的論文《論自殺》和《論靈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書都是在他死後才出版(分別在1778和1779年出版),這些著作也都沒有註明休謨或是出版商的名字。休謨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分而做出的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學者們對於休謨究竟是自然神論者或是無神論者仍有極大的爭議。不管如何,在當時有關休謨是無神論者的傳言的確使得休謨求職時四處碰壁和受阻。
休謨曾向朋友提及一次他在偶然間被「轉化」為基督徒的過程:當他前往監督自己新居建築工地的途中跨過愛丁堡市中心一片剛乾枯的湖泊時,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於身型肥胖而爬不出來被困在了那裡。這時一些賣魚婦人剛好路過,看到了休謨的窘境,但她們很快便認出他是那位知名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救援他,直到休謨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和信經之後,這些壯碩的賣魚婦才將他拉起。休謨事後向朋友開玩笑道這些賣魚婦是「他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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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壓宗教自由 山西教堂慘遭炸毀
tw.appledaily.com查看原始檔


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後,加強打壓民間宗教。山西當局周二以「開發商業用途」為由,強行將臨汾市一間家庭教會的教堂炸毀,之後更查扣多名信徒。
報導指出,被炸毀的是臨汾市的金燈台大教堂。這本來是一間只有幾十人的小型家庭教會,後來發展成為有逾500名信眾的大型教會,這間教堂是幾年前以1700萬元人民幣(約7815萬元台幣)興建而成。
教會領袖楊榮麗指出,當局周日(7日)派人用圍板將教堂包圍,同時派出警員、武警到場駐守,禁止信眾進入。戴頭盔的工人之後進入教堂,破壞教堂玻璃,並在教堂內施工,周二下午3時許,工人在教堂四周埋下炸藥,之後將教堂引爆。 現場有信徒因目睹教堂被毀而不禁落淚,多名信眾則被警員帶走。當地信眾稱,政府一直想用教堂用地作商業用途,但信眾卻認為這只是政府的藉口,「真正原因是想打壓宗教自由」。(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跟上國際脈動,快來蘋果國際按讚 
金燈台大教堂被炸毀。 翻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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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源協作:習近平時代直接干預宗教現象越來越普遍
chinese.gospelherald.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9日, 2018
本年2月中國將實施修訂後的《宗教事務條例》,而習近平繼續強勢領導,並將基督教中國化。 
據《南華早報》報導,中國共產黨自去年10月舉行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把他的政治哲學寫進憲法後,繼續鞏固黨的權力。《南華早報》稱習近平是繼毛澤東後最強大的領導人,除發展個人崇拜,亦遏制中國社會基層的聲音。 
習近平繼續保持中國領導人長久以來的作風,將國家權力視為終極的力量,遏制威脅中國的社會運動。 
去年9月,中國在宗教集會、學術和建築方面通過了更嚴格的限制。在2018年2月《宗教事務條例》修訂實施前,一些省份的基督徒已經注意到他們的活動受到嚴厲打壓。 
華源協作(China Source)主席布倫特·富爾頓博士(Dr. Brent Fulton)在2016年《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分析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控制不僅要通過法律來實現,還要通過調和宗教教義和黨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來實現。『宗教為社會主義服務』(religion serving socialism)已經有一段時間出現在中共詞典中,直接干預個別宗教的信仰和做法,包括呼籲基督教神學的『中國化』(Sinification),在習近平時代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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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透過講話,指導宗教團體『深入挖掘符合社會和諧進步的教義和教規,全新詮釋宗教教義,以利於現代中國的進步,符合優秀的傳統文化』」。 
政府內部亦付諸執行,有政府高級官員告訴《南華早報》:「許多貧困家庭由於家庭成員患病而陷入經濟困境有些人認為相信耶穌可以治好他們的疾病,但我們試圖告訴他們,生病是一件實際事情,能夠真正幫助他們的,是共產黨和總書記。」 
有中國學生林淳軒(Derek Lam)在去年8月份《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寫道:「雖然我很想成為牧師,在香港傳福音,但如果要讓耶穌服從習近平,我決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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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第一座自由清真寺,會成為伊斯蘭宗教改革的希望嗎?
By 特約撰稿人 劉昊 發自柏林, theinitium.com查看原始檔
2017年11月的一天,我來到德國柏林市中心的莫阿比特區(Moabit),尋找「伊本·魯世德-歌德清真寺」(Ibn Rushd-Goethe Mosque)。
這座清真寺在2017年6月才由土耳其庫爾德裔德國律師、女性主義社會活動家Seyran Ates創立,股東包括弗萊堡教育大學伊斯蘭神學教授、蘇黎世大學政治學系講師,以及伊斯蘭進步論壇創始人。他們提出,要做歐洲第一座「自由派清真寺」(liberal mosque)。
這裏和正統清真寺的區別隨處可見:例如同性戀者可以進入,什葉、遜尼等不同教派一起禱告,男女不必分開祈禱,女性可以成為伊瑪目(即領拜人),古蘭經以現代眼光來解讀,女性不用戴頭巾進清真寺,遮面頭巾(例如罩住整張臉、只在眼部留出一條縫隙或紗網的「Burqa」)被禁止等等。Seyran Ates 認為,頭巾與信仰無關,只是父權社會的產物,目的是讓女性在公共生活中隱身。
它無疑滿足了一部分人對伊斯蘭教版「宗教改革」的想像。從它長長的名字便可見端倪:以伊斯蘭教智者、「西歐世俗思想之父」伊本·魯世德(又譯阿威羅伊),以及德國文學家、思想家歌德來命名。前者在1195年因理性主義觀念觸怒正統伊斯蘭教而被流放;後者深受理性思想浸潤,對宗教始終持懷疑態度,並在晚年寫下融合東西方文化的詩集──《西東合集》。


教堂庇護:非法難民「抓住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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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許多歐洲基督徒以他們對上帝的虔誠,超越國界拯救那些會被政府遣返的難民,維護了基督教的高尚傳統。
2018年1月11日茉莉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七
由於中國漫長歷史上沒有「庇護」的傳統,因此少有中國人知道,在歐洲某些國家申請庇護被拒、即將被驅逐的非法難民,如實在無法回國,還有尋求教堂庇護一途。凡看過法國電影《巴黎聖母院》的觀眾,大都會記住那驚險的一幕:
當吉普賽女郎愛絲米拉達即將被處以絞刑時,巴黎聖母院的敲鐘人凱西莫多突然從鐘樓上攀繩滑下,扛起愛絲米拉達衝進教堂,高喊:「避難,避難!」國王的軍隊立即被擋在門外,未敢進教堂抓人。
(圖/作者提供)
僅這樣驚鴻一瞥,我們便瞭解歐洲教堂所享有的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在古代歐洲,被追捕的逃犯只要觸及教堂的門環,就可以得到庇護,因此有一個西班牙成語叫做「抓住門環」。在以基督新教為國教的瑞典,教會保護非法難民,不但讓進教堂求助的陌生人衣食無虞,還讓他們享受免費醫療和孩子免費上學的待遇。
不是「白左誤國」,是基督教信仰
剛到瑞典不久,我就加入人權組織「大赦國際」,交上了一些品德高尚的瑞典朋友。一個蘋果成熟的季節,我們去退休醫生夏斯婷家做客。她指著寬敞的二樓告訴我,在那幾個房間裡,她曾「窩藏」過一些來自伊朗和前南斯拉夫的非法難民。
夏斯婷是瑞典綠黨的資深成員,屬於對難民友好的歐洲左派,是被海內外右翼華人視為「誤國」的一類「白左」。但是,像夏斯婷這樣用私人住宅藏匿難民,即使「誤國」也不成氣候,因為供難民吃住花費大,一般家庭的經濟能力有限,而且員警隨時可以上門抓人。
其實,在歐洲真正能夠對抗國家法令、大規模「窩藏」難民的是基督教教會,在政治光環上屬於傳統的右翼保守派。據不完全統計,光是瑞典的新教教會,自2015年難民潮以來,已有幾萬人在被政府駁回庇護申請後,跑進教堂逃避被遣返。其他不同信仰的教會也有收容非法難民的情況。
為什麼歐洲的教會儼然是「國中之國」,政府權力不得介入呢?這個傳統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臘,那時神廟都是最神聖的地方,凡是進入神廟的人,不管是什麼罪犯都得到保護,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仇家追殺。
瑞典最大的教堂——烏普薩拉教堂(圖/作者提供)
聖經》有經文將庇護作為命令,要求對陌生人給予接待和保護。例如:先知摩西說:「若有奴僕脫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裡、你不可將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裡與你同住。」到了中世紀,教會的權勢擴大,制定了正式的教堂避難權制度,留下這個傳統:教會不分政治與信仰,保護面臨危難的人。
18世紀之後,「庇護」超越了國家主權概念,成為人類義務的一種體現。二戰後聯合國制定了《難民法》,歐盟及其各成員國的國內法都有關於庇護的法規。但是,一些經過登記甄別,被認為是無資格接受庇護的人,在被遣返之前逃進了上帝的殿堂。
現代國家政教分離,教會已經「上帝歸上帝」,不能再干預世俗事務了。政府出於對傳統聖地的尊重,一般不願進教堂捕人。當然,教會一般也謹守分寸,拒絕庇護殺人犯以及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
據說,去年德國明斯特修道院庇護的一位非洲難民,被員警從教堂強行帶走,德國宗教界為之大嘩。瑞典也有一個發生在南部城市瑪律默的案例。當時教會牧師帶領一群難民外出,住在一個營地旅館裡,被守株待兔的員警抓走了5家難民。牧師抗議無用,因為旅館不屬於教堂聖地。
愛的宗教:失敗者最後避難所
在原則上,瑞典教會同意政府的看法,那些無理由獲得庇護的人應該返回本國。但教會認為,一些庇護失敗的難民寧可在外國躲藏,過著居無定所的清貧日子也不回國,是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不援助他們,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事實上,瑞典已有多個阿富汗難民在遣送之前,因絕望而自殺身亡。
起源于亞洲的基督教被稱為「愛的宗教」。上帝對世人的無限之愛,是透過對世人的拯救來表達的。瑞典教會庇護那些無路可走的人,不僅僅提供衣食住宿,還提供各種精神支援。例如:在教堂為難民和教徒舉辦咖啡招待會,開展社交活動,讓難民學語言,並組織兒童遊戲小組。教會還建立網路系統提供交際的機會,並幫助難民與政府聯繫,以解決居留問題。
在幫助難民方面,瑞典教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成就是:2013年夏天,由於教會的努力,促使當時的右翼政府做出決定,給非法難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並保障兒童免費上學的權利。在此之前,教會只能在教堂內自創學習班,由信徒中的醫務人員自帶藥物去教堂,偷偷地給難民治病。
另一樁破天荒的成果是,對抗政府難民政策的瑞典教會,居然獲得了政府的額外經濟補助。自與政府分家後,教會一直依靠自己的資源過日子,例如:教會所擁有的固定財產收入、信徒的捐獻。但2015年敘利亞難民潮湧來,教會無法支付「窩藏」眾多難民所需的巨大花費,當時瑞典政府立即給教會撥款1,700萬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後來這兩年也在繼續資助
儘管獲得政府的撥款,但瑞典教會仍然批評政府限制難民的新政策,指責那是一個人權被侵蝕並令人不安的趨勢。特別是在政府改永久居留為難民暫住證、限制難民家庭團聚等方面,教會陳述新政策對家庭和孩子的種種不利影響,反對遣返阿富汗難民,以致信、示威抗議、在發表聲明等各種方式,向政府表達嚴重不滿。可以說,瑞典教會成了非法難民權益的代言人。
信仰之踐行與穆斯林改宗
瑞典教會的官方網站首頁,醒目地寫著全世界的難民人數:6,500萬人。這幾千萬受難者或在原地,或在逃亡途中。儘管在國內幫助難民方面已竭盡所能,但教會告誡信徒說:能來到瑞典的只是難民中很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難民處在無助的困境中。教會強調基督教信仰的真諦:對所有人平等價值的信念,以及對每個人的尊重和關心。
因此,瑞典教會向各戰亂災區廣泛派遣教徒義工,開展人道主義救助工作,給各國境內的難民提供需要的物質,例如:帳篷、衣服和食物。教會還幫助人們尋找逃出生天的途徑。為此,一些前往災區救助的教徒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筆者在這裡主要介紹瑞典新教教會的事蹟,但實際上,歐美各國教會都有同樣的義舉。例如:作為歐盟收容難民最多的國家,德國教會直接與政府唱對臺戲,堅持庇護非法滯留的難民。此外,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教會,不管是新教、天主教還是福音派,都在竭誠幫助難民。
幾乎整個歐洲主流的教會,對難民都持友善態度。2016年3月,歐洲基督教組織聯合致函政治領袖,強調:「歐洲應在保護弱小者的生命和尊嚴上做更多。」2017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前往希臘的Lesbos島,再次探望難民,傳達了「你們並不孤單」的訊息。
為了神的榮耀,歐洲教會在難民問題上發揚了「救世事功」之精神。這就帶來一個結果,即不少穆斯林難民轉信基督教了。對此,瑞典教會很謹慎,不鼓勵難民輕易改宗,也不公佈有關數字。有報導稱,在德國福音派聖三一教堂,有數百名來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難民轉信了基督教,宣稱自己從此「信耶穌不信真主阿拉」了。
在這些新基督徒中,有些是因為獲得教會的幫助,真心被基督的仁慈精神所感動,也有些是出於實際的利益考慮。例如:來自阿富汗和伊朗的難民一般沒有避難資格,但如果改信基督教,他們返回伊斯蘭祖國就會面臨被判重罪的危險,這樣,瑞典等國政府就會考慮給改宗的穆斯林有避難資格。不管這些難民改宗的目的如何,相信他們都經過痛苦的心理糾結。來自戰亂與壓迫的人們渴望過更好的生活,這一點我們無權置喙。
懺悔歷史恥辱,教會道德重建
儘管基督教主張博愛不分種族,庇護是教會古老的傳統,但是,歐洲的一些教會曾在上個世紀前葉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有過一段恥辱的歷史。
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德國基督徒與納粹合作,他們組織了「德意志基督徒」,認同納粹的反猶主張。其他德國教會在納粹的暴行面前,大都採取了妥協、回避、沉默的立場。只有柏林教區等少數教會,基於信仰與人道主義精神協助猶太人逃亡,為之提供糧食、藥品和證件。
在戰時的中立國瑞典,教會沒有沉默。當時多位大主教發出一個聯合聲明,譴責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一位瑞典大主教還前去德國,試圖教育希特勒。但瑞典太小,納粹對這位大主教報之以嘲笑。當時在救助猶太難民方面,瑞典的教會和政府都很努力。除了在國內接收猶太逃亡者之外,一位叫瓦倫貝爾的外交官曾大發瑞典簽證,拯救了十萬名匈牙利猶太人
二戰後,德國及其他歐洲教會都面臨一個道德重建的問題,曾配合納粹的教會遭到唾棄,一些牧師被懲罰。而後,在關於民主、人權和人道等問題上,各國教會取得了高度的共識。2000年,天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羅馬大教堂的彌撒中,為天主教會過去的錯誤和罪孽公開道歉。
當2015年的難民潮洶湧而來時,不少歐洲人感到恐懼,擔心自己的社會環境與安寧生活受到衝擊。在東德「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的遊行中出現了十字架,顯示有基督徒參與了這個運動。他們引用基督教的某些經文,發表排外言論,抵制救助穆斯林難民。瑞典教堂也有少數信徒以離開教會作為威脅,反對教堂藏匿難民
對此,德國和瑞典的天主教與新教教會一再重申基督教的信仰:愛、仁慈與包容,堅持對難民問題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強調救援不分信仰。因為,坐視人們失去其生存的價值,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富裕的歐洲恐懼難民的進入,各國無力抵擋難民帶來的各種壓力,越來越多的政府採取了「築牆而非架橋」的立場,力圖將全球化的「廢棄人」堵在國門之外。幸好還有這麼多耶穌的信徒,以他們對上帝的虔誠,超越國界拯救受害者,維護了基督教的高尚傳統
一位叫Per Kristiansson的瑞典牧師說:「我們必須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不僅是瑞典或者歐洲,而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代基督徒認識到:「大地及其所有,是上帝供所有人及所有民族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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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鄭清文 李喬:他是人格與文格合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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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部指導、《文訊》主辦的「鄭清文紀念會暨文學展」,今(13)日下午在華山文創園區舉行,文化部長鄭麗君、鄭清文夫人、作家李喬、李敏勇、蔡素芬、導演吳念真等人和許多讀者都到場聆聽作品朗讀追思鄭清文,李喬表示,鄭清文非常真誠,是人格和文格合一的人。
國家文藝獎得主、作家鄭清文2017年11月4日辭世,追思紀念會下午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行,現場重現鄭清文書房的一面書牆,還擺放他書房裡的書桌,以及生前獲得的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國家文藝獎等獎座,並邀請文友重讀鄭清文的小說、童話,以及論述文章,包括陳慧玟朗讀小說〈一對斑鳩〉、李敏勇朗讀評論〈文學地圖〉、游佩芸朗讀童話〈石頭王〉等。
鄭清文大部分的短篇小說,都由人內心生活的透視來浮現時代、社會的轉變給人內心的影響,擅長以平淡筆觸呈現波濤洶湧的深層心理活動,鄭清文和李喬同屬於戰後第二代台灣本土作家,今天在紀念會現場,作家李喬說,他的朋友不多,鄭清文是他接觸最多的最老朋友;年輕時沉迷文學技巧的創新,年紀大後體會真誠最重要,鄭清文即是真誠、真性情、真文學,人格和文格合一的人。
鄭清文過去曾在華南銀行任職超過四十年,寫作多是利用閒暇時間進行,華南銀行董事長吳當傑致詞時表示,雖然自己未能趕上與鄭清文同年代共事,但經口耳相傳,聽到鄭清文對工作的堅持,以及為人樸實的風格,老老實實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雖然已經離世,但鄭清文勤懇忠厚老實的品格,「永遠是我們心中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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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歲楊政儐是台灣少見堅持手工繪製玻璃藝術的「職人」,當數位化取代人工,他堅持原創及手工繪製,上千幅玻璃創作宛如藝術品。(曹婷婷翻攝)
2018年01月15日 04:10 中國時報 曹婷婷/台南報導
一筆一畫悉心在玻璃細膩作畫,43歲楊政儐是台灣少見堅持手工繪製玻璃藝術的「職人」,當數位化取代人工,他堅持原創及手工繪製,上千幅玻璃創作宛如藝術品,「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希冀為傳統玻璃工藝開創新局。
父母早亡,15歲成為孤兒的楊政儐,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歷,18歲到玻璃工廠應徵,早年,玻璃工廠承接訂單多為傳統花式、形式,但偶有客人希望擁有不一樣玻璃門窗等家飾品,也讓他發覺玻璃原來可以很天馬行空。
「客人每一次出難題,都是自我精進的挑戰。」一轉眼,接觸玻璃工藝近25年,他說,早年累積傳統技藝,近10年則琢磨手工上色、鑲嵌工藝等工法,尤其講究原創性,另也善用光的線條,讓作品立體、有深度,不假手機器,每件作品都獨一無二。
只是,別人1小時完成玻璃噴砂作品,他靠著雙手琢磨,至少需要1個月才能產出,每件作品平均需耗時數月,最久甚至磨了2年,一路篳路藍縷,最苦時,身上曾經只剩幾百元,他也因此養成每晚睡前抄寫佛經,沉澱心情。
但因為堅持也有所獲,有客人指定要將名畫躍上玻璃,成品比畫作立體鮮明,客人直呼驚豔;也有廟宇請他繪製玻璃門神,信眾讚嘆「好美的藝術品」,他也因客人要求,反覆試驗燒出不規則形狀玻璃,誤差僅1.5毫米,難度甚高。
1年多前,楊政儐自立門戶開設「職人玻璃藝術」,他對藝術玻璃有一股使命感,遂以職人自許,作品也獲國際精品業青睞合作,他說國外教堂玻璃工藝幾百年不墜,希望台灣玻璃工藝有朝一日也能有這般風采,不只被當作生活用品,更是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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