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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貴婦黑臉面具》戴上之後只能神秘的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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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為了愛漂亮啊~(想)現代人防曬可以擦防曬乳或撐遮陽傘,不過古時候的人到底怎麼防曬呢?這個《貴婦黑臉面具》就是16世紀時歐洲貴族女性為了防止臉部被曬黑所流行起的面具,仔細想想那畫面確實蠻詭異的,身著華服的女性臉上卻戴著一塊烏漆嘛黑的天鵝絨面具...... 原汁原味的內容在這裡 對16世紀上流貴族來說,曬黑的膚色代表戶外勞動的貧窮階級,所以他們絕對不想曬黑,當時的女性流行起這個名為「Visard」的黑色面具。 這個保留最完整的面具「達文特里面具」(Daventry Mask)是從格蘭北安普敦郡達文特里鎮一座16世紀建成的石造建築的牆壁裡出土。 整個面具以重重的壓製紙層製作,最外側貼上黑色天鵝絨部,貼著臉的內側有絲綢襯裡,橢圓形的面具上挖了眼睛跟嘴巴的開口,鼻樑的部分也有做稍微突起。 嘴巴的外側有一個繩子固定著小玻璃珠(有時候是扣子)這個配件其實是用來固定面具用的,戴著面具的女性必須用嘴咬住這顆珠子讓面具不會亂動掉下來所以戴著面具的時候都無法說話,在當時,被認為這種沉默就像是為淑女們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充滿魅力。 William Harrison著作的《Description of England》是最早提到這個面具流行的紀載,這個面具一開始從法國流行後來席捲整個英格蘭,成為上流人士必備的社交時尚配件。現在殘留下來的面具當中,甚至還有明顯就是為人偶製作的小尺寸面具,也有兒童用的玩具面具,不過這個面無表情的黑色面具,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會覺得毛骨悚然... 1583年基督教的評論家Phillip Stubbes出版的《The Anatomy of Abuses》一書中,就曾提過他覺得這個面具的恐怖,騎乘馬匹遠行的時候,女性戴著全黑的天鵝絨面具完全遮住臉龐,只在眼睛的地方開了兩個洞讓她們能看到外面。如果一個從沒見過這個面具的人看到了,他一定會以為自己碰到了惡魔或怪物,完全看不到對方的臉,只能從洞口看到兩個眼睛。 也因為這個面具實在太詭異,戴著的時候又不能說話,大概只流行至17世紀就埋沒在歷史裡了... 不過我們現在的女生也是會在家裡敷臉(而且還有各種顏色)嚇嚇人嘛ww
圖片來自:fascinationwithfear
一切都是為了愛漂亮啊~(想)現代人防曬可以擦防曬乳或撐遮陽傘,不過古時候的人到底怎麼防曬呢?這個《貴婦黑臉面具》就是16世紀時歐洲貴族女性為了防止臉部被曬黑所流行起的面具,仔細想想那畫面確實蠻詭異的,身著華服的女性臉上卻戴著一塊烏漆嘛黑的天鵝絨面具......
原汁原味的內容在這裡
對16世紀上流貴族來說,曬黑的膚色代表戶外勞動的貧窮階級,所以他們絕對不想曬黑,當時的女性流行起這個名為「Visard」的黑色面具。
圖片來自:karapaia
這個保留最完整的面具「達文特里面具」(Daventry Mask)是從格蘭北安普敦郡達文特里鎮一座16世紀建成的石造建築的牆壁裡出土。
圖片來自:karapaia
整個面具以重重的壓製紙層製作,最外側貼上黑色天鵝絨部,貼著臉的內側有絲綢襯裡,橢圓形的面具上挖了眼睛跟嘴巴的開口,鼻樑的部分也有做稍微突起。
圖片來自:karapaia
嘴巴的外側有一個繩子固定著小玻璃珠(有時候是扣子)這個配件其實是用來固定面具用的,戴著面具的女性必須用嘴咬住這顆珠子讓面具不會亂動掉下來,所以戴著面具的時候都無法說話,在當時,被認為這種沉默就像是為淑女們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充滿魅力。
圖片來自:karapaia
William Harrison著作的《Description of England》是最早提到這個面具流行的紀載,這個面具一開始從法國流行後來席捲整個英格蘭,成為上流人士必備的社交時尚配件。現在殘留下來的面具當中,甚至還有明顯就是為人偶製作的小尺寸面具,也有兒童用的玩具面具,不過這個面無表情的黑色面具,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會覺得毛骨悚然...
圖片來自:Pinterest
1583年基督教的評論家Phillip Stubbes出版的《The Anatomy of Abuses》一書中,就曾提過他覺得這個面具的恐怖,騎乘馬匹遠行的時候,女性戴著全黑的天鵝絨面具完全遮住臉龐,只在眼睛的地方開了兩個洞讓她們能看到外面。如果一個從沒見過這個面具的人看到了,他一定會以為自己碰到了惡魔或怪物,完全看不到對方的臉,只能從洞口看到兩個眼睛。
圖片來自:Wikipedia
也因為這個面具實在太詭異,戴著的時候又不能說話,大概只流行至17世紀就埋沒在歷史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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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貴婦黑臉面具》戴上之後只能神秘的保持沉默... - https://goo.gl/GvcEdf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文史 03-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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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白皙透亮是亞洲人的審美標準,在歐美人眼中這可是邪魔歪道,他們認為晒成古銅色才是健康美麗。也許你可以說他們天生白,所以根本沒有美白的煩惱,但實際上,500年前的歐洲人跟現在的亞洲人一樣,視皮膚白皙如命一般。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在16世紀的歐洲,黝黑的皮膚代表勞工階級,有錢人一看膚色就知道,你天生就是個農夫命,根本看不上眼。因此為了防晒,在貴婦間就流行戴著一副面具來防晒
有趣的在於這個面具的形狀,可不是像歌劇魅影那樣遮一點點的,而是整個臉都能遮住,如此一來就能擋住紫外線光,但這就看不到婦人的姣好容貌,況且這面具看起來還挺詭異的。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副,就是這個達文特利面具,這是一個在16世紀石築建築物里挖掘出來的,最外層是一層黑色絲絨,下面是好幾層紙壓成的,最裡面是絲質軟墊。眼睛的地方挖了兩個洞,嘴上也開了個櫻桃小嘴孔,然後還綁著一顆小珠珠。
看到這邊,可能很多人都有疑問,以前的人都用手拿面具嗎?因為這副面具並沒有固定繩將其擺在頭上,因此嘴巴這顆珠子就是關鍵,婦人配戴時必須銜咬住這個珠子,如此一來面具就不會掉下來,但代價就是不能說話。
為了美麗,女人可以做啞巴。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到了伊麗莎白時期,面具風潮更為流行了,社會氛圍將不講話的貴婦小姐塑造成了神秘感的美麗女子。根據一段文字記載,這種面具的起源是來自法國,只要在社交場所,配戴一個這樣的面具就是時尚門檻,連小孩子抱著的木偶戴著都能彰顯時尚。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雖然主流時尚界覺得開心,但實際上這種面具看起來很恐怖,自然有些人不能接受這種流行。在1583年,有一位基督徒叫菲利浦(Phillip Stubbes),就寫出一篇文章來批評它:
其人出行時,皆飾一絨面,以全覆其臉。眼有兩孔供觀瞻,若有陌生男視之,徒見其雙目,必定是為惡魔猛獸也。
16世紀驚悚時尚怪人面具 貴婦戴上能防晒但代價是變啞巴
儘管宗教人士與保守分子反對,但這些面具風潮可是整整流行到了17世紀才結束。就算在18世紀時,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一些作畫來找到這種獵奇面具的影子。近代人將面具視為恐怖元素,傑克電鋸男、歌劇魅影等等形象,大概都是遠自於16、世紀的描寫。
如今回頭來看近代,從以前的歐洲人愛美白到曬太陽、面具從有時尚感變恐怖象徵,都是與文化還有歷史背景相牽扯,可不是只跟膚色有關


你想帶上哪張面具「驕奢淫逸」的狂歡?來這裡找答案
2017-02-08 由 覓世家 發表于 資訊
面具
當無數的旅人抵達威尼斯,穿行在從住處前往聖馬可廣場錯綜複雜的巷道里,一半跟隨著面具人的腳步,一半按圖索驥著,向聖馬可廣場走去。400多年來,嘉年華會每年在威尼斯的水巷間熱鬧上演,穿著華麗古裝、戴上面具的表演者,讓人有走入中世紀的錯覺。不但當地居民熱情投入,更成為全球觀光客注目的焦點。
早在公元1162年為了慶祝威尼斯國對抗Ulrico的戰役勝利,在『聖馬可廣場』舉行慶典。到了15世紀,則漸漸演變為一種全民參與的狂歡大會。
威尼斯「面具風」起源很早,可追溯到13世紀,威尼斯上層貴族們藉助面具釋放膨脹散發的荷爾蒙,讓威尼斯成為催生與墮落的地獄。面具還幫助窮人打破與富人之間難於逾越的鴻溝,戴上面具,他們可以和富人一起享受劇院、餐館、咖啡館、賭場。
事實上,面具既方便了貴族,又方便了百姓。當時,威尼斯百姓遇到貴族需行禮,要點頭哈腰。但戴上面具可以暫時拋開繁縟的禮節,幫助人們暫時忘記懸殊的社會地位,甚至「鼓勵」跨越階級藩籬的對話和交談。
插畫師
Marcel Nino Pajot
1945年出生於法國。他的一組代表作:威尼斯,描繪了華麗怪誕的威尼斯面具。一個個帶著面具沒有瞳孔的形象,卻偏偏憑藉著嘴角若有若無的笑意和完整的畫面,傳遞著不同的情緒。
關於面具不得不知
Bauta
傳統的Bauta以白底為主,會搭配黑色的斗篷和三角帽,可以完全遮蓋全臉。但因為這樣的裝束不便用餐、交談,所以後來發展出半臉的Bauta,也增加了許多華麗的裝飾性元素,變成現代面具節最常見的面具類型。
Dama di Venezia
Dama 扮演很多高雅角色。
Gatto
義大利語裡的意思是「貓」。
Volto
這種為「Larva」 也稱之為volto面具, 意為鬼魂的意思Larva 主要是白色,具有威尼斯的代表性,通常配合與三角帽和斗篷 。這些面具是油精細漆布製成,因此就顯得格外輕巧,穿戴時不會造成疼痛的煩惱,在吃東西,跳舞和賣弄風情 時也特別理想。
Medico della Peste
瘟疫醫生通常穿著一身黑色長袍,戴著皮手套,頭頂代表示醫師的寬沿帽。全身上下包得緊緊的,避免看診的時候不小心被患者傳染。
而他的面具叫做Medico della Peste,面具要模仿的不是鳥,而是中世紀黑死病盛行時的瘟疫醫生。
鳥嘴的部分是用來放香水、有香氣的植物或香料,像是薄荷葉、丁香、樟腦之類的。一方面蓋掉屍體的味道,另一方面,也有消毒的作用,也就是當作防毒面罩的濾嘴來使用。有時鳥嘴的前端還會裝上白銀,因為白銀可以測出毒物,所以也被視為具有消毒效果。
MORETTA MASK
MORETTA MASK也叫「servetta muta」意為「安靜的女僕」。這種面具是威尼斯面具種比較常見的一種,最早來自於法國,隨後在威尼斯盛行。相對於姑娘們,男士更偏愛這種面具,不光是因為它的神秘.......最主要是當時威尼斯姑娘實在是話太多了.....
>>>義大利白瓷面具<<<
與之不同的是義大利白色陶瓷面具源自古羅馬時期,作為貴族開化裝舞會之用的一種飾品,流傳至今。現在歐州人喜歡在裝飾房間時,將義大利的面具作為一種藝術收藏品掛在牆上,房間裡透出其意大利麵具的獨特藝術韻味,使自己得到一種美的享受。
關於面具的購買

同樣的面具靠聖馬可廣場的店裡的面具要貴些,靠裡面的店就便宜一些,但的確有很多店雖然賣得貴,但東西真心不錯,便宜的有10歐的,就是最傳統的那種,三、四十歐的看上去就不錯,但如果有條件(能帶,銀兩足)的話,大可買個好些的,一個好面具100歐,兩百左右可以買到中檔的,三五百是高檔的,會非常沉。但買回來掛在家裡,非常不錯。

如果你只是到威尼斯像當地人一樣狂歡不做收藏,大可以提前通過覓世家租借一套做工精良的服裝和面具,成本適宜,還可以盡情的拍照留戀。

當然你也可以別出心裁自己手作,原材料某寶上都有,下面放幾張網友們手工的成果。
你想戴上哪一張面具?
有答案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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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建築拾風|8座市政廳成風景,不經意的荏苒風華
少數派報告|解密德國「橫店」,巴別伯格影視基地的百年歷程
行走故事|哥本哈根郊遊記
美食天下|克羅埃西亞「浪味仙」,多元懷舊醉柔腸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gvoyzy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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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7_090538

商朝出現了用青銅鑄造的鉞。這時的青銅鉞仍保留了石鉞的特點:刃部弧曲寬闊,兩角略微上翹,但鉞身較薄、青銅鉞的裝柄方式為內安柲。鉞身多飾有雷紋,並且花紋非常精緻美觀。商周時代斧鉞類型很多,且質料優良。如《考工記》所載的同代青銅斧內含錫量約20%。周代有一種空頭斧,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裝斧柄。斧頭中含有天然銅、鉛、鐵、錫、金等多種金屬,質地堅韌,做工精良。但由於斧鉞形體笨重,殺傷力遠不如戈、刀、矛,所以漸漸脫離戰場,成為一種禮兵器。曾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婦好墓中,出土了兩件大型青銅鉞。其刃部寬約375~385毫米,重8. 5~9公斤,上面鑄有銘文:“婦好”。婦好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生前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著名女統帥,曾多次率兵出征。這兩件大鉞正是她權威的象徵。斧鉞作為禮兵器在商周時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古代,大將接受斧鉞就等於被授予軍權帥印。這在歷史上稱為“ 假黃鉞 ”
此外,斧鉞還被用作刑具。據《史記· 周本紀》記載,武王攻克商王王宮後,用黃鉞斬了紂王的頭顱,懸於太白旗上。直到漢代仍以斧鉞為斬首的刑具。由於斧鉞是一種斬殺罪人的刑器,所以歷史上有“斧鉞之誅”的說法。
歷史
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姬發率戎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000人伐紂,在孟津會合八百諸侯,北渡黃河,陳師商郊牧野。誓師後,武王“左杖黃鋮,右秉白旗”,指揮戰鬥。激戰中,殷軍“前徒倒戈”,武王乘機揮兵追擊,紂王“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姝玉,自燔於火而死”。於是,武王“以黃鋮斬約頭,懸大白之旗”,紂之嬖妾二女自殺,武王又”斬以玄鋮,懸其頭小白之旗”,以示眾。勝利後的第二天,武王進駐商宮,“除道、修社”,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權的典禮。這時,“周公旦把大鋮,召公把小錢以夾武王”。從這段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上古時代的斧鋮,不僅是用於戰陣的白刃兵器,也是軍隊、指揮權和國家統治權的象徵
斧鉞_百度百科 - https://goo.gl/hyDe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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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用這種武器砍下紂王的頭作為斬首的刑具它真的不是斧子
144 作者 豬油鹼 關注
2016.08.25 10:10 
這個東西叫做鉞,和斧長的非常像,但是不可以叫做斧。好吧,其實鉞就是大斧子,但是我們的老祖宗很講究,告訴我們鉞其實是大斧,但是不能那麼叫。《書·顧命》上說,鉞是脫胎於斧的,大的叫鉞,小的叫鋮。原來斧子家族是三兄弟,除了鉞,還有個不怎麼出名的小兄弟叫做成鋮的。下面的圖就是鋮了。
斧、鉞在形制上雖然相似,但其實鉞和斧還是有區別的,書上記載鉞比斧頭要大三分之一,桿長一尺半。而且鉞桿末端有鑽。鉞在斧頭之上加有突出之短矛,長約六寸。我們看到的鉞基本上都是刃比斧更薄,而且呈現圓弧的形狀,弧曲度比斧要更大,刃端兩角有些上翹,也有的鉞是類似半月形的樣式。
鉞在人類歷史上使用很早,在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它是由勞動工具石斧演變而來。我們看到的這個圖就是石鉞。石鉞的器身是扁平的,刃部寬闊,它已經不太適合砍伐樹木或用於農作了。顯然石鉞已經不是一種用於生產勞作的工具,而是一種用於戰爭殺戮的兵器。
刑具
鉞其實本是一種刑具。《史記》中曾經記載,商紂王在鹿台自焚以後,周武王來到紂王自焚的地方,先是用箭射,射了三發以後下車,又用輕劍擊紂王的屍體,然後用黃色的大鉞斬下紂王的頭顱,懸在白色的大旗上。紂王都燒死了,還要用鉞斬下燒焦的屍體的頭,聽起來蠻恐怖的。這鉞作為一種刑具,在古代本來就是用作斬首和腰斬的,而且一直持續到漢代都在使用。想像一下,劊子手掄著這麼大的一支鉞,砍下人的頭顱或者把人攔腰斬斷,真讓人不寒而栗啊。因此,斧鉞也引申為古代酷刑的名稱,就是用斧鉞劈開頭顱的一種刑罰。
禮器
鉞同時也是一種禮儀用器。它像西方的權杖一樣,成為一種王權的象徵。史書上說,周公拿著大鉞,召公拿著小鉞,分列在武王的左右。武王伐紂在誓師牧野的時候,“左仗黃鉞,右秉白族”,就是周武王左手拿著黃色的大鉞,右手拿著白色旄牛尾。而青銅鉞,作為君主給大臣的賞賜,具有賦予軍權和征伐權的意義。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重臣出征都習慣加有假黃鉞的稱號。《晉書.職官志》記載:“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通志.職官略六》裡面:“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可見鉞當時是像徵征伐權力的權仗,也是統帥權威的象徵。在商朝的時候,很多貴族成年男子都用鉞作為陪葬品。到了西周這種情況開始減少,西周晚期才基本消失。
兵器
鉞作為兵器,經歷過戲劇性的興衰史。鉞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兵器曾經被廣泛的使用,但是因為頭部很沉,顯得非常笨重,使用不方便,殺傷力也不高,所以漸漸的被戈矛刀等兵器代替,淡出了主流武器的行列。但是隨著時代發展和工藝上的不斷改進,斧鉞作為武器用重新煥發青春,甚至有了一個中興的過程。在唐朝和宋朝都作為一種主要的步兵武器,地位不亞於刀劍。這時候鉞的形狀有了大幅度改進,它的刃部變得更寬,持柄加長,便於操持,更加有利於進行砍殺。唐宋時候的敵人,有很多來自與北方異民族的騎兵。對付這種騎兵,長柄的斧鉞有著意想不到的優勢,作為一種步兵武器,上能砍騎兵,下能砍馬蹄。傳說金兀術的重甲騎兵部隊鐵浮屠,就是遭遇了南宋的長刀大斧專砍馬腿,才徹底覆滅的。斧鉞作為一種曾經被淘汰的了兵器,卻在對抗少數民族騎兵部隊的戰鬥中所顯示出巨大威力,煥發了第二春。但是到了宋朝以後,隨著時代的發展,鉞作為兵器,再度沒落,漸漸消失在視野之中了。十八般兵器中,也有鉞的一席之地,說明它曾經是一種主流的兵器。“刀槍劍戟斧鉞鉤叉......”,我們耳熟能詳的口訣,見證著鉞作為兵器的輝煌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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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鉞為王權象徵物大小紋飾均有講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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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2日09:07來源:廣州日報 參與互動( 0 ) 0
人頭銎內鉞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在青銅兵器的大家族中,青銅鉞無疑具有最濃烈的王者氣質,甚至連漢字中的“王”字也是從斧鉞的形象演變而來的。無論是在歷史典籍,還是在考古發現中,青銅鉞每次的驚艷亮相,都與王者如影隨形。
  為何青銅鉞享有如此尊貴的地位?它究竟是一種兵器,還是一種至尊無上的象徵?本期“大家”,我們邀請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學系主任錢耀鵬,為我們解析一下久遠的“斧鉞制度”。
  文、圖/記者金葉
  冷兵器系列
  青銅鉞是王權的象徵物
  鉞和斧經常被一起提及,而它們在外形上也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錢耀鵬告訴記者,在古代,這二者確實屬於同類武器。斧是最普通形態或基本形態,而鉞是這個普通形態的擴大形式,以更為寬大的外形來彰顯等級制度下的身份差異。
  從文獻記載來看,青銅鉞大約最早出現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但目前考古發現的確切證據多屬商代前期。在新石器時代,石鉞和石斧曾是最主要的手持武器,並演化出具有禮儀性質的玉斧、玉鉞。到了夏商周時期,隨著等級制的日益複雜,青銅鉞的禮儀屬性進一步提升,而戰場上的主要手持兵器則已更新換代為青銅戈。事實上,普通的士兵是不能使用青銅鉞的。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表明,青銅鉞主要是作為一種禮儀性的象徵物而存在,它總是與王者如影隨形。
  錢耀鵬認為,斧鉞和“王權”的關聯,萌芽於新石器時代。“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徵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如《說文》引《司馬法》雲:“夏執玄戉,殷執白戚,週左仗黃戉,右秉白髦。”《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詩·商頌·長發》:“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徵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复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徵,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逸周書·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後須設有繪製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徵之一仍殘留在禮制的行列中。《後漢書·輿服志》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證實。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復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復了斧鉞制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嘗幸內廝,(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後,斧鉞非常少見了。錢耀鵬認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徵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為玉石質,可以佩戴,更適於朝政、出行等活動。”
  王者也不敢越“斧鉞制度”雷池一步
  國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別。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體系中,諸侯王雖然擁有使用“青銅鉞”的資格,但並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什麼樣的青銅鉞可以被使用在什麼地方、用在什麼人的身上,都大有講究;而質地、大小、紋飾不同的青銅鉞,也對應不同等級的使用者——這些被錢耀鵬稱之為“斧鉞制度”的規範,必須被嚴格遵守,即便尊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說,青銅鉞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而號令三軍總要以軍法相佐,青銅鉞因此具有了執行軍法的功能,並一度擴大到軍法以外的刑法領域,成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詞。作為刑具的青銅鉞同樣具有極高的尊嚴,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獲得斧鉞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文獻記載中的斧鉞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貴族或者官吏,諸如商紂及其嬖妾,還有蘇武和趙充國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為歷代天子所專用的“黃鉞”,明顯有別於各級貴族用鉞。《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率軍攻破殷都朝歌,“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旗”。顯然,在周武王看來,擁有“天子”地位的商紂才有資格被黃鉞砍頭,而其嬖妾之刑只能使用質地不同的玄鉞。
  錢耀鵬告訴記者,所謂“黃鉞”,漢代學者解釋為以黃金飾斧,非純金製品;“玄鉞”是純鐵所鑄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鑄造而成。在河北藁城台西遺址和北京平谷縣劉家河遺址都曾出土過鐵刃銅鉞,其中所使用的鐵經鑑定皆屬隕鐵製品。在人工冶鐵技術發明之前,天然隕鐵被賦予了宗教色彩,銅鐵合成的斧鉞也像徵著使用者某種程度上的尊貴身份。
  青銅鉞的大小、紋飾也大有講究,對應不同身份的使用者。錢耀鵬認為,商代盤龍城、蘇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婦好墓所出青銅大鉞,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雖然西周以來,青銅斧鉞開始趨於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這一點文獻記載甚為清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周公與畢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鉞仍有大小之別,說明斧鉞的大小與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關。
  青銅斧鉞,往往飾有神秘威嚴的紋飾,以顯示使用者的權力和地位。姑且不論傳說中周王的鉞要“以黃金飾斧”,就是傳世或流散的青銅鉞,不僅鑄有各種不同的花紋,而且還鑲嵌以綠松石等。西周時期的諸侯方國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態與裝飾各不相同的異型鉞,如耳形鉞、人頭鉞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國(族)別,同時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王者之鉞” 仍舊不知所終
  錢耀鵬告訴記者,雖然古籍中多有“王者之鉞”的記載,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文獻記載中天子級別的“王者之鉞”尚未明確發現。但目前已經發現的夏商周等級較高且未被盜的墓葬中,時有方國或諸侯國級別的“王者之鉞”出土。概括來說,夏商時期——至少商代的青銅鉞普遍形體較大,而西周時期鉞的形體普遍較小,但形態和裝飾更具多樣化和個性化特徵。它們雖然不是真正的天子使用的鉞,但所透露出的神聖威嚴,已足以令今人不寒而栗。
  1979年在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的兩件青銅大鉞,一件高39.5厘米、刃寬37.3厘米,重達9公斤,上鑄“婦好”二字,鉞體以雷紋為地,兩面飾二虎食人圖案;另一件高39.3厘米、刃寬38.5厘米,重8.5公斤,鉞體雷紋地上飾一頭二身龍紋圖案等,龍口向刃,一面龍鼻上鑄有“婦好”之銘。該青銅鉞並非實戰兵器,而是中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女將軍婦好統帥權威的象徵物。
  山東青州1965年出土了兩面“亞醜”大鉞。而根據該墓葬擁有四個墓道、47個殉人、有銅鉞等特徵,基本可以斷定該墓室的主人是僅次於商王的諸侯級別的人物。而根據銅鉞上的“亞醜”字樣,加上過去蘇埠屯曾出土不少“亞醜”銘文銅器,可以判定是“亞醜”族的墓地。
  1976年在陝西寶雞竹園溝西周魚伯墓出土的“人頭鉞”也非常值得一提。這件銅鉞高14.3厘米、刃寬7.8厘米,重0.45公斤。它的造型非常特別,銎上端接有人頭,人頭中空,方臉,面部微凹,闊口濃眉,額前有劉海,腦後還有髮辮,頗有幾分三星堆青銅人像的風格。
  私人不宜收藏青銅鉞
  青銅鉞在歷史上屬於王者,那麼在當代社會,它有沒有可能為私人所收藏呢?
  錢耀鵬表示,在目前法律不盡完善的背景下,他個人不贊同私人收藏包括青銅器在內的比較脆弱易損的古代文物。“這些物質文化遺存屬於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如果無法準確地了解文物的來源就允許個人收藏,無異於為盜墓之風推波助瀾;再者,儘管青銅器的鏽蝕速度不及鐵器,但也需要保護,而個人乃至小型博物館往往不具備良好的保護條件。”
  同時,錢耀鵬也表示,就他的觀察,青銅鉞的總體數量雖然不多,但也達不到物以稀為貴的程度,不具備太高的收藏價值。“因為青銅鉞多無銘文或極為簡單,單獨一件鉞的歷史價值是比較有限的。”
  大家簡介:
  錢耀鵬,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1993年至1994年赴日本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研修留學,1999年獲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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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十大名斧,你知道斧鉞的區別嗎?第一位原來是位女將!
2016年6月24日 文史雜談來源: 今日頭條:九號世界
斧、鉞的區別在於鉞是一種大斧,刃部寬闊,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禮兵器;斧則是一種用途極廣的實用工具。凡在斧背上有鉤或斧上有槍刺者,即為鉞。斧鉞其實定義也不是很清晰,很多鉞也都稱斧,那我們就來看看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十大名斧吧:
第十名【胡大海】是明代朱元璋的開國上將之一,智勇雙全。傳說胡大海是波斯人(回族),其祖先隨元代蒙古軍來中原定居,因朱元璋起兵反抗元朝暴政,胡大海就到滁陽謁見朱元璋,被任命為前鋒。
第九名【楊延德】也是使斧頭的,楊春,字延德,楊家將小說、戲曲及民間傳說中人物;金刀老令公楊業的第五子,故稱“楊五郎”。官封宣威將軍、殿前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金沙灘一戰中只剩下自己單獨應戰,最後寡不敵眾,削髮假裝僧人逃過追兵,但其後往五台山為僧。
第八名【索超】是水滸傳中的人物,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大名縣)留守司正牌軍。梁山排名第十九,為馬軍八驃騎兼先鋒使之一。河北人氏,原系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北京大名府上將,慣使一把金蘸斧。因他性急,上陣時當先廝殺,人稱”急先鋒”。梁山攻打大名府時,索超被擒後歸順梁山。隨宋江征討方臘時陣亡。
第七名【孟良】孟良和焦贊是楊家將中兩員都以勇猛著稱的大將,常常一起出場,被稱為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兩人在歷史上都有一點蹤跡,但孟良沒有明確記載,只知道他是楊延昭部將,墓地在河北永清。粗中有細,善於深入敵後和各種人打交道並完成任務,孟良有一樣古怪武器,那就是裝滿了硫磺球的“火葫蘆”。
第六名【程咬金】板斧著名的三招:披腦袋、剔牙齒、掏耳朵。後更名知節,字義貞,濟州東阿(今山東東平西南)人。唐朝開國大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第五名【李逵】是《水滸傳》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元雜劇“水滸戲”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生得粗壯黝黑,綽號“黑旋風”。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因打死人,逃出去,遇到赦宥,被戴宗留在江州當牢子。為了解救宋江和戴宗大劫法場,李逵與眾人大鬧江州,背着老母上梁山,後老母被虎吃,李逵怒殺一窩四虎。李逵慣使一雙板斧,梁山排座次時,位列第二十二位,是梁山第四位步軍頭領。
第四名【金兀朮】本名斡啜,又作兀朮、斡出、晃斡出,女真族,太祖完顏阿骨打第四子,金朝名將、開國功臣。皇統八年(1148年),宗弼在上京會寧府病亡。
第三名【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今山西洪洞東南)人。在曹操手下多立功勛,因於此役中治軍嚴整而被曹操稱讚“有周亞夫之風”。曹丕稱帝後,徐晃被加為右將軍,於公元227年病逝,謚曰壯侯。
第二名【雄闊海】《說唐全傳》中人物,天下第四條好漢,外號紫面天王。為人忠厚仗義,兩臂萬斤之力,曾雙拳打死兩隻老虎,最早在太行山佔山為王,後來輔佐相州起義軍領袖白御王高談聖,在揚州戰役中,為救被困的眾反王,力托千斤閘,因趕了一天一夜的路,水米未進,終因體力不支被壓死。
第一名【婦好】是商朝武丁王之妻,甲骨文記載,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武丁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邊二十多個小國。婦好還是國家主要祭司,經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類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個迷信鬼神的國家,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斬了紂王的頭顱,又可以作禮儀兵器的斧鉞。
2017-03-21 13:08:25
斧鉞,是古代酷刑中的一種,意思是用斧鉞劈開頭顱,使人致死。 另外,斧鉞在上古代還是用於作戰的兵器,而且是軍權和國家統治權的象徵。
鉞是由原始社會的勞動工具——石斧演化而來的。石斧的歷史大約可追溯到幾十萬年以前。那時人們用磨製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獵禽獸,是不可缺少的勞動工具之一。
大者為鉞,小者為斧。鉞在實戰中使用的時間不長,估計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在夏商西周是戰車上的具有巨大威懾的重武器,也是天子的武器,後來由於太過笨重變被淘汰了,從此後鉞只能作為禮儀武器。
而斧的發展就比大頭的鉞幸運得多,中國歷代都有人使用斧,不管是大唐開國元勛程咬金用的宣花車輪大斧,還是綠林中梁山好漢李逵用的板斧,可以馬上的大斧,也可為雙手拿的板斧,種類很多。
斧的殺傷很強,屬於重兵器,以劈砍為主。此外,斧鉞還被用作刑具。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攻克商王王宮後,用黃鉞斬了紂王的頭顱,懸於太白旗上。直到漢代仍以斧鉞為斬首的刑具。由於斧鉞是一種斬殺罪人的刑器,所以歷史上有「斧鉞之誅」的說法。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g34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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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又稱斧頭,是一種武器或者伐木工具。是由一根木棍把手接著一塊梯形刀片所構成。漢· 劉熙《釋名·釋用器》:“斧,甫也,甫,始也。凡將製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斧與鉞是罕見的兵器,斧鉞在古時候是不分的,長柄巨斧名為鉞,也叫大斧,長達2.66米。《古今注》載:“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以斷斬”。在木工中,斧頭一般都是砍伐樹木手工具。
斧的分類:投斧--可用來投擲目標。戰斧--長柄、專門用來戰鬥的斧。長柄的斧和鉞,古時多為馬上用的重兵器,有“祥手宣花斧”、“開山斧”、“偃月斧”、“金蘸斧”、“開山鉞”和“壓醜鉞”等。短柄的斧,有單,雙斧之分,為古時步兵所用。短柄因形狀扁寬,也稱為“板斧”。黑旋風李逵使用的就是兩把板斧。


斧鉞,是古代酷刑中的一種,意思是用斧鉞劈開頭顱,使人致死。另外,斧鉞在上古代還是用於作戰的兵器,而且是軍權和國家統治權的象徵
長柄的武器,頭部沉重,自有一股威猛剛烈之勢,力量與霸主的最好像徵。
斧、鉞(yuè)通常被聯稱,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來劈砍的長兵器。區別在於鉞是一種大斧,刃部寬闊,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禮兵器;斧則是一種用途極廣的實用工具。據《六韜》記載,周武王軍中有大柄斧,刃寬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名曰「天鉞」。斧鉞在上古代不僅是用於作戰的兵器,而且是軍權和國家統治權的象徵
  鉞是由原始社會的勞動工具——石斧演化而來的。石斧的歷史大約可追溯到幾十萬年以前。那時人們用磨製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獵禽獸,是不可缺少的勞動工具之一。古漢字中「斤」就是砍木頭的斧字,所以後來從斤字旁的漢字多有斬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中,曾發現過一種磨製非常精細的石鉞,鉞體扁平,刃部寬闊,弧曲度大,兩角微微上翹。這種精心製作的石鉞顯然不適宜砍伐林木或用於農作。據推測很可能是古人專門製造的原始兵器。
  商朝出現了用青銅鑄造的鉞。這時的青銅鉞仍保留了石鉞的特點:刃部弧曲寬闊,兩角略微上翹,但鉞身較薄、青銅鉞的裝柄方式為內安柲。鉞身多飾有雷紋,並且花紋非常精緻美觀。商周時代斧鉞類型很多,且質料優良。如《考工記》所載的同代青銅斧內含錫量約20%。周代有一種空頭斧,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裝斧柄。斧頭中含有天然銅、鉛、鐵、錫、金等多種金屬,質地堅韌,做工精良。但由於斧鉞形體笨重,殺傷力遠不如戈、刀、矛,所以漸漸脫離戰場,成為一種禮兵器。曾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婦好墓中,出土了兩件大型青銅鉞。其刃部寬約375~385毫米,重8. 5~9公斤,上面鑄有銘文:「婦好」。婦好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生前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著名女統帥,曾多次率兵出征。這兩件大鉞正是她權威的象徵。斧鉞作為禮兵器在商周時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古代,大將接受斧鉞就等於被授予軍權帥印。這在歷史上稱為「假黃鉞」
  此外,斧鉞還被用作刑具。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攻克商王王宮後,用黃鉞斬了紂王的頭顱,懸於太白旗上。直到漢代仍以斧鉞為斬首的刑具。由於斧鉞是一種斬殺罪人的刑器,所以歷史上有「斧鉞之誅」的說法。
  三國時,斧鉞的製作受到兵家重視。據說諸葛亮親自督造戰斧100把,質地優良。他還寫下一篇《作斧教》告誡諸將,戰斧質量好壞,「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視斧與刀同等重要。晉代以後,斧鉞的形制有了新變化,其刃部加寬,相減短,便於操持,砍殺能力有所提高。依式樣不同有長柄斧、鳳頭斧等。唐宋時期,斧鉞流行軍中,成千的軍士持長斧作戰。唐天寶年間,大將李嗣業與安祿山廝戰於香積寺,李嗣業率步卒三千持長柄斧、陌刀阻擊敵軍,打敗了安祿山統率的鏢悍的北方騎兵。宋朝軍隊的主要敵手是西夏、契丹、女真的騎兵,而宋軍在騎戰中常處於劣勢,主要靠步戰取勝。所以宋兵多持斧鉞抗擊遼金鐵騎的衝擊,以臨敵制勝。南宋大將王德在一次對兀朮的戰鬥中,兀朮以鐵騎排成強大陣營,王德說,賊兵右面陣營堅固,我們先打右面,行近敵陣時,一金將橫刀躍馬而去,王德引弓射箭,一發斃敵。王德乘勝指揮兵馬手持長斧排山倒海沖向金兵,金兵大敗,從以上戰例足以看出長斧在對抗敵騎兵隊的戰鬥中曾顯示出巨大威力。在古代戰場上,斧作為一種實戰工具一直在城市防禦戰、水戰中發揮作用,用它來砍斫敵人的攻城器具,斬截敵艦帆纜等。


程咬金三板斧——中國古代的斧鉞 - https://goo.gl/rpOjF6

目前發現時代較早且與《武經總要》中大斧形象相似的實物,是天津市博物館珍藏的鐵鎏銀魚龍紋斧。其斧刃圓弧,近乎半月形,斧身鑄成魚龍紋,龍頭巨大,張口吐舌,魚身窄長有鱗,魚尾分叉為斧頂。斧身下接鑄鐵銎柄,銎柄上細下粗,中部及下端各有一道箍稜。在龍口外斧刃處有銘文十二字:“嘉祐丙申歲次十二月五日造”。嘉祐丙申為北宋仁宗年號,即公元1056年。
  在歷史上,斧的出現可追溯到原始社會,舊石器時代有打制石斧,新石器時代有磨制石斧,當時做生產工具使用,夜間或用來狩獵,到了原始社會後期,成了部落間爭鬥的器械,從而也就成了兵器。夏代以後青銅鑄造技術出現,便開始用青銅鑄造斧,夏商周三代,斧與鉞連在了一起,統稱斧鉞,既是兵器,又是權力的象征,是禮器,擁有者都是統治者。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期的斧鉞鑄造精良,花紋凌厲,讓人望而生畏。這一時期,斧鉞也有用玉琢制的,如河南安陽殷墟商代後期婦好墓,在出土兩件大銅鉞的同時,出土了一件玉斧。玉斧用碧玉制成,長身方刃,高僅10厘米,厚2.6厘米。斧身中段琢大獸面紋。婦好為商王武丁的嬪妃,她睿智勇敢,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又為商王主持祭祀儀式,因此死後才有這麼高的禮遇。兩漢時期,斧除了做兵器使用外,也做儀仗使用。當時的斧多用鐵制做,斧身有銎,將直柄插入銎內,其形制至少有長柄斧、短柄斧、斧戟三種。20世紀60年代河南浚縣出土過一件特殊的西漢鐵質兵器,以斧為援,以矛為刺,稱鐵鉞戟。漢代畫像石圖像中,有手持斧的武士圖像(圖三)。
  圖三 南陽漢代畫像石雙手持斧武士形象
  出行圖的導車中也有斧車的圖像,稍後的甘肅武威雷台墓中出土過手持大斧的武士,以及斧車的銅模型(圖四)。
  圖四 甘肅武威雷台銅斧車模型
  在我國北方及西南邊遠地區,自商周至兩漢都在使用斧類兵器,如內蒙古鄂爾多斯青銅管銎斧、鶴嘴斧,雲南古滇國的管銎斧、直銎斧等,它們的形制都帶有地方民族色彩,與中原明顯不同(圖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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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ianqin.org » 甲骨文中的“(斬)”字臆解 - https://goo.gl/Seg0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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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鉞之誅
發音 fǔ yuè zhī zhū
釋義 鉞:古代兵器,像大斧;誅:殺戮,殺死。用斧、鉞殺人的刑罰。泛指死刑
出處 《莊子·至樂》:“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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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鉞與正義
2016-09-21 21:08 | 具說
斧鉞與正義
斧鉞在古代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不過斧鉞不僅僅是作為兵器而存在的,它在血雨腥風的殺伐中,被人們賦予了更加深刻的含義。
斧鉞被認為是正義的化身。如在《六韜》中就記載了周武王所用的斧鉞,稱它刃寬八寸,重達八斤,號稱“天鉞”。其實“天鉞”在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周武王所帥軍隊乃正義之師,是代替上天來伸張正義的;二是指這個“天鉞”本事便是正義的化身,道德的顯現。
歷史上與斧鉞相關的歷史事件很多,不論是商王朝討伐夏王朝,還是周武王討伐商紂,都是舉斧鉞而起,攜正義而出。在這裡,斧鉞作為兵器的意義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斧鉞在這裡所要展現的是它所代表的正義的力量,人心的所向;同時,也是通過手中的斧鉞在向天下宣告,我奮起反抗,不是因為叛逆,也不是抱著奪取天下大權的念頭,而是要伸張正義,為天下剷除這無惡不作、人人痛恨的昏君。斧鉞在此時是宣揚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
我們知道,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充滿著戰爭和血腥的歷史。在著名的牧野之戰中,周武王當時便左手持青銅斧鉞,右手拿白色戰旗,宣布了商紂的種種惡行,最終商紂大敗。周武王用那代表著王權的斧鉞,砍下了紂王的人頭,懸掛在了白旗之上,又用斧鉞斬下了妲己的人頭,懸掛在略小一些的白旗之上。在中國的歷史上,人們從一開始就明白了戰爭的意義和正義的力量,因此,當戰爭是為了推翻殘暴的統治,從而為廣大的民眾謀求更好的生存空間,那麼,這場戰爭就是正義的,是得到上天的認可的,同時也是得到廣大人們支持的。而斧鉞,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記錄了歷史在每一時刻的變化發展,以及人心向背,因此,用斧鉞所凝聚出來的,是足以改變任何事物的正義的力量
斧鉞在擁有了正義的力量之後,還被賦予了一個功能,即被用來當成刑罰的工具──砍人腦袋。從本質上講,刑罰就是為了保護階級利益,維護階級統治。而在刑罰中,斧鉞之誅又是刑罰之中最為嚴酷的,在這裡,斧鉞不僅是刑罰的標誌,是執行刑罰的權柄,還蘊含著道德教化的作用。
斧鉞在這點上有了法治與德治風向標的意味,當一個時代的人們無時無刻不面臨著被斧鉞砍頭的危險,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是痛苦的,而當一個時代的人們過得和諧安寧,人們都希望這樣的生活長長久久下去。統治者們更能意識到純粹的殺戮不能得民心,只有用道德教化,才能使得自己的統治更加的穩固和長久。歷史上商紂王到處用斧鉞砍別人的腦袋,最終自己的腦袋也被人用斧鉞砍了下來,而取而代之的周文王因為懂得敬德保民,最終得到了天下,獲取了民心。


 揭秘中國古代斧鉞發展史 - 壹讀 - https://goo.gl/VNHJ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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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字的本義既然是指一種斧鉞,那麼劉姓又與這種斧鉞有什麼符合邏輯的內在聯繫呢?我們的古老祖先,為什麼要選用這種斧鉞的名稱來當做自己血緣的徽記——姓氏呢?
  原來,斧鉞這種最古老而又常見的工具,在人類進化和文明的發展史上,曾經具有極其偉大的作用和意義。現代的人們當然已經不易體會到斧鉞的重要作用了,但是在人類原始生活中,斧鉞的作用和意義之巨大,絕不亞於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汽車、飛機、火箭和導彈的地位。
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認為:人類告別猿群,由動物進化為人的重要標誌是:人能製造工具。斧鉞,便正是人類所創造的最原始、最古老的工具之一。
   劉,又正是原始的斧鉞中的一種。或者說,在某一支原始氏族中,他們把斧鉞稱為劉。
當然,最原始的劉或者說最原始的斧頭並非金屬製品,而是用石頭製成的;它們最初也許極為粗糙簡陋,並不如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斧頭那麼鋒利。這從考古發現的大量原始人類使用過的石斧就可以看出。但在人類社會的童年時代,人類正是靠著劉這種粗糙原始的石器,來披荊斬棘、砍伐森木、開墾荒地,種植作物;人們也是靠著這種石器才得已抵禦猛獸的襲擊和擊殺野獸獵物。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劉(也就是斧)這種原始的工具,我們的祖先——原始人類根本無法走出那暗無天日的茂密原始森林,來到平原大地;沒有劉,原始人也無法擊退那些兇猛無比的令人恐怖的吃人猛獸,保護好自身;沒有劉,原始人也砍伐採集不到更多的果食,獵獲不到大量的野獸。
  到了稍後一個時期,劉又成為原始人類早期戰爭中的重要武器。這時,斧頭因用於戰爭又被稱做戰斧,劉就是戰斧的一種。特別是在人類發明弓箭和長矛之前,劉更是人類兵器中最具有殺傷力的武器。
  劉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常見最基本的工具,也是人類用以創造文明的工具。
  中國人在談到人類文明的起源時,喜歡用“混沌初開”一詞來形容。而使人類從混沌走向文明的,正是劉。不但如此,中國人還認為,整個世界宇宙都是由劉所開闢創造,因此在宇宙形成學上又有“開天闢地”一說。中國人在追溯人類歷史的起源時,常常是這樣來描述的:“自從盤古開天地……”。而在傳說的神話中,人類和宇宙的創造者盤古當年用以開天闢地、創造宇宙世界的,正是一柄神奇的巨斧,也就是劉。
  你瞧,那原始的巨斧——劉,是多麼的神聖而偉大有力啊!
  我們中華民族先民中的某一支氏族,正是認識和感悟到劉這種工具的神聖作用和赫赫威力,於是便用劉來作為本氏族的圖騰,開始對它頂禮膜拜起來。久而久之,劉便成為這支氏族區別於其他氏族的血緣徽記,並逐漸得到了其他氏族的認同。
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劉姓—— 原始的劉氏族便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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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幣齊國日本/燕國與齊國(日本)/徐福就是日本的開國者神武天皇仲田玄/日本皇室乃齊國國王田氏後裔,徐福東渡是為保存齊國實力/(天皇為田齊王室後裔):仲田玄——日本第一代天皇(田氏之祖——敬仲田完)(臨淄人都知道敬仲,日本第一代天皇名字仲田玄,稱作神武天皇,這個名字與敬仲田完太接近了,如此的相似度,絕非偶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W66w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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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敬王建(前280年-前221年,60歲),名田建,是戰國時代田齊的亡國君主。他於前264年至前221年在位,長達44年。在這44年間,前一階段很大程度上因為得到太后君王后的扶持,另一方面也由於秦國實行遠交近攻的策略,籠絡齊國,優先進攻韓、魏、趙等三晉,齊國才得以安享太平
君王后逝世後,王后的族弟后勝執政。后勝是個貪官,在秦國不斷賄賂之下,齊國對其餘五國袖手旁觀,終於到五國滅亡後,田齊亦為秦國所滅。齊王建也死於流放之地。
齊王建有孫田安,曾於秦漢之交受封為濟北王。其後裔王莽追加諡號「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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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餓死了齊王建嗎? 此博文包含圖片 (2009-05-16 11:56:15)轉載▼
分類: 《真秦始皇》
我在央視“百家講壇”說秦始皇消滅六國未殺六國的王公大臣,主持人石瓊璘就問王立群教授程步說得對不對?王教授回答:有這麼一個記載,齊王建投降之後,秦始皇把他遷到共城,把他放在一片松樹林中,不給他飯吃,把齊王建活活給餓死了。” 在他的《秦始皇》一書中也有類似的文字。王教授回答得很藝術,我沒說程步不對,這叫讓事實說話。
王教授說的記載,是漢代劉向集錄的《戰國策• 齊策》。《戰國策》的這段文字可信嗎?答案是否定的。那不過是漢代無行文人誣衊秦始皇的又有一個謊言而已。
扯淡證據一,秦始皇沒有餓殺齊王建的作案動機
秦始皇消滅六國,與齊王建最是無怨無仇。秦始皇殺齊王建沒有作案動機。
始皇與趙國有仇。趙國曾經虐待過童年的秦始皇,並差點要了他們母子的命。可是秦始皇消滅趙國後僅僅是懲辦了當年欺辱他們母子的惡人,卻並沒有殺趙王,也沒有在趙國洩憤屠城。
秦始皇也痛恨燕國。燕太子丹派刺客刺殺秦始皇,差點要了他的命。可是秦軍消滅燕國後,也沒有洩憤屠城,後來俘獲燕王喜也沒有殺他,只是處罰了主犯燕太子丹
魏國與秦國也有宿怨。魏公子無忌曾經聯絡諸侯反擊秦軍,把秦國大將蒙驁打得大敗,奪取了秦國占領的河東之地。秦始皇的父親秦莊王在戰敗中抑鬱死去,這可以說是殺父之仇。可是,秦始皇在完全有能力蕩平魏國的情況下,卻採用了水淹迫降。魏國投降後,秦始皇同樣沒有殺魏王。
楚國曾經讓秦始皇顏面掃地。秦始皇決定攻打楚國的時候,曾經問計於諸將。年輕將領李信說20 萬能夠消滅楚國,老將王翦說非60 萬不可。秦始皇相信了李信,嘲笑王翦老而膽怯。可是,統帥著20 萬大軍的李信卻被楚軍打得大敗,使得秦始皇在與王翦的爭執中顏面掃地,秦始皇不得不親自登門向王翦認錯道歉,請老將軍出馬平定楚國。可是秦軍佔領楚國,秦始皇同樣沒有殺楚王。對楚將項燕的子孫項梁、項羽寬柔相待,沒有殺,沒有關,甚至沒有軟禁監視居住。
秦始皇對仇恨的列國之君都如此大度寬容,卻單單跟無怨無仇的齊王建過不去,不合情理!
秦始皇餓死了齊王建嗎?
扯淡證據二,餓殺齊王建的過程荒誕可笑
秦始皇為什麼要把齊王建放在一片松林中餓死呢?通常的解釋是:秦始皇陰險。答應齊王建共城500 裡換得齊國投降後,不願落下不講信用的罵名,可是又想殺死齊王建,所以就殘忍地用餓死處置。
可是只要我們稍微動點腦筋,就會發現這個作案過程站不住腳。
秦始皇要殺齊王建有問題嗎?沒有!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都是要被殺被滿門抄斬的。項羽和劉邦不是殺了已經投降的秦王子嬰,對秦始皇的後人滿門抄斬嗎?落下罵名了嗎?沒有。
乾定四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大軍包圍了西夏的都城中興府,西夏王晛向成吉思汗請求投降。成吉思汗密令同意投降,待夏主獻城投降後,將夏主與中興府所有軍民全部屠滅。一個綿延了近200 年的國家,就此滅亡。曾經數百萬之眾的党項人從此滅絕。有人罵成吉思汗不講信譽嗎?也沒有。
所以,秦始皇真要想殺齊王建,完全沒有必要裝模作樣。已經四海歸一,誰敢罵?罵了又能怎麼樣?
退一步講,就算秦始皇想殺齊王建,又不想落下不講信用的罵名,那還不容易?讓人在飯裡下點毒,派個心腹把人殺了對外說病故,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
再退一步講,秦始皇不僅想殺齊王建,還想虐待他把他餓死,還不想落下罵名,也好辦,關在個房間裡一把鎖就行了,何必要放在一片松林中?
想想劉向在《戰國策》中的扯淡:把齊王建放在一片松樹林中不給飯吃,人餓了難免呼喊求救。呼喊沒有結果難免痛罵控訴。齊王建在松樹林中,四面得有士兵守衛。齊王建餓了往外走,士兵你阻攔不阻攔?阻攔就會發生爭執,發生爭執難免不招來官員和老百姓圍觀。執行任務的將軍和士兵也是人吶,他們知道了也會議論傳播。這不等於是秦始皇自己要告訴天下人,我陰險不講信譽,我還虛偽殘忍,我在虐待齊王建!
餓死一個人可不容易,三天五天不一定有結果。看守齊王建的士兵怎麼辦?24 小時不能鬆懈,晚上是不是還要在四周搭上帳篷,一天三班倒輪班看守?這下好,大張旗鼓,天天活廣告:秦始皇不講信譽!秦始皇殘忍!如此荒唐的文字真虧了劉向想得出來,也虧了後世的專家學者們真信。真是讓人無語!
其實,如果秦始皇真的嗜殺,完全沒有必要費盡周折向齊王建誘降。他只要漫不經心地一句話:“消滅齊國,雞犬不留。”自然有人去沖鋒陷陣。秦國的將軍士兵一定會爭先恐後地殺敵立功。以秦國當時的軍事實力,消滅齊國易如反掌。那樣一來,秦國將會增加許多戰功赫赫的將軍,而齊國將會是生靈塗炭,血流成河。可是秦始皇沒有這麼做
扯淡證據三,齊王建的鄰居安然無恙
為什麼如此荒唐的文字後人都深信不疑呢?這就是洗腦的厲害。幾千年來人們異口同聲的暴君,怎麼可能放著敵國的王不殺,而讓他和自己一樣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呢?儘管有力的旁徵就在眼前,可是專家們視而不見。
諸侯向秦國投降除了齊王建外,還有一個衛元君。秦軍攻占衛國的都城濮陽之後,衛元君向秦始皇投降。秦始皇把衛元君遷到了野王城,答應讓他繼續以國君的名義統治野王。野王城與齊王建的共城相鄰,衛君齊王是鄰居。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秦始皇一直信守諾言,衛國的國君一直活到秦始皇去世。一直到秦二世二年,陳涉、吳廣已經在大澤鄉造反了,秦帝國已經自身難保,這一年,秦二世才廢除了衛國。比秦始皇昏庸殘暴的秦二世也沒有殺衛國的國君,而僅僅把衛君姬角貶為庶人。
扯淡證據四,早於劉向的司馬遷沒有餓死齊王建的記載
司馬遷在《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只說“ 王建遂降,遷於共”,沒有“餓而死”三個字。司馬遷引用歌謠'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也與《戰國策》用意相反,是批評說客拿了秦國的好處誤導齊王建。
《史記》中雖然也不乏文學描寫,但其總體的可信程度要遠遠高於《戰國策》。
扯淡證據五,劉向的文字多為文學創作,不能當史實採信。
劉向是劉邦不知道幾世的灰孫,罵秦始皇幾乎與吃飯拉屎一樣是本能。在劉向的心目中,歷史的真實無關緊要,要緊的是符合文章的主題。所以,歷史上對劉向的評價是經學家、目錄學家和文學家,沒有人把他當歷史學家。比如孟姜女的故事,在《左傳》中只有幾十個字,記載的是齊國將軍杞梁妻與齊君爭追悼會的級別。到了劉向的《立節》中,無端增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情節。為了表現立節的主題,將軍杞梁竟然違抗君命非要戰死;為了表現立節以後的效果,沒有哭夫的杞梁妻開始哭夫,而且哭出了城牆倒塌的驚人結果;到了《烈女傳》中,為了符合烈女的主題,劉向又讓將軍夫人杞梁妻變成了無依無靠的民女,還讓她投河自盡。
記載著秦始皇餓殺齊王建的《戰國策》,基本上可以說是一部故事集,主要記載了戰國時期說客遊說諸侯的故事。劉向在這部書中貫穿的主題思想是:說客士大夫都比君王有能耐。《戰國策》中充斥著大量的人物對話,這些對話許多是在隱秘場合下進行的,沒有被記錄下來的可能,顯然是作者的文學創作。按照程步讀史原則,應不予採信。
舉個例子,《戰國策•秦策》:濮陽人呂不韋在趙國邯鄲做生意,見到了秦國不得志的王子異人。呂不韋回家對他的父親說:
“ 耕田能得幾倍的利潤?”
他父親回答:“ 十倍。”
“ 那麼販賣珠玉呢?”
“ 百倍。”
呂不韋再問:“ 擁立一國的君主能盈利多少?
” 呂不韋的父親回答:“ 無數。”
於是呂不韋說“ 現在努力耕田只能勉強溫飽;而建國立君可以恩澤子孫。我要去做這件事。”
寫得跟真的一樣。一個商人父子的對話,誰聽見的?誰會記錄?誰又能料定十幾年後呂不韋能九死一生的成功?耕田利大還是立國利大,正常人一秒鐘就想明白的事,久經商場家累千金的呂不韋還要一句句地請教父親?《戰國策》之所以這麼寫,是要把呂不韋塑造成唯利是圖的奸商。
同樣的手法,為了突出說客的本領,《戰國策》全書基本上採用了正反兩種手法:正,君王聽了說客的話,於是化險為夷、反敗為勝、國家大治;反,君王沒有聽說客的話,於是勝負顛倒、國家混亂、君王身死。
齊王建沒聽即墨大夫的勸諫而向秦國投降,如果他不是慘死,如何顯示即墨大夫正確高明?所以,為了突出說客,齊王建必須死。就像要突出烈女,杞梁妻一定要投河自盡一樣。杜撰“齊王建被餓而死”的目的,是為文章的主題服務,為漢代統治者服務。
綜上所述,秦始皇餓殺齊王建的文字,是劉向或撰寫《戰國策》的人杜撰的。不合邏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其目的是用齊王建不得好死來突出即墨大夫等說客的高明。我們講真歷史,不應予以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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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之戰,齊王建該不該救趙?
2016-02-25 15:06:59
長平之戰,秦趙兩國打得相持不下時,趙國曾派人向齊國借糧,齊王建不借(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

齊國有個大臣叫周子的諫言道:「不如借糧給趙國,秦國知道了就會退兵。如果不借,就是中了秦國人的奸計。趙國是齊國的屏障,唇亡齒寒。今天趙國滅亡,明天災難就會降臨齊國。況且救趙是高義的好事,擊退秦軍則揚名立威。不應該吝嗇一點糧食,而貽害國家。」齊王不聽,結果秦軍破趙四十餘萬於長平,跟著包圍了邯鄲(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這是司馬遷常用的手法,論辯雙方話語量嚴重不對等,以此不動聲色地將自己的結論灌輸給讀者。這就好比法庭上雙方當事人論辯,一方可以盡情地陳述理由,出示證據,表演煽情。理由不許駁斥,證據不能質疑,煽情表演也不許戳穿。另一方卻不許說話,最多只能回答行還是不行。這就很容易使讀者聽眾傾向於話語量大的一方。司馬遷就是通過這種方法,不動聲色地牽著讀者的鼻子走,將自己的結論變成讀者的結論。

這段對話周子說了107個字,齊王只兩個字「弗聽」。司馬遷達到了目的。後世史家學者皆拍大腿惋惜,罵齊王建目光短淺,見死不救。甚至馬後炮把40年後齊國滅亡,也歸咎到長平之戰這個節點上,斥之為咎由自取。

齊國該救趙國於長平嗎?換了個英明的齊王會救嗎?答案是不該,不會。無論是從過去、當下,還是將來考慮,齊國都不該,也不會救趙。齊國不落井下石背後捅刀子,趙國就應該燒高香謝天恩了。

先說過去。趙國對於齊國,恰恰是那忘恩負義,背後捅刀子的小人。著名的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眾所周知,那是趙國被魏國打殘了,都城邯鄲被魏國攻破、占領,眼看就要亡國了,是齊國圍魏救趙出手救它。兩次大戰,齊國打垮了魏國,這才使趙國免於亡國。齊國對趙國有扶危救亡之恩。反觀齊國,仗雖是打贏了,可是殺敵一萬,自損八千。齊國花錢死人,勞民傷財救援趙國,得到的報償是什麼?是趙國忘恩負義背後捅刀子。齊王建他爺爺齊湣王時,也就是長平之戰趙孝成王他爹趙惠王一朝,緩過勁來強大起來的趙國,忘恩負義數度攻齊。「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

趙惠文王十五年,趙國更是幫助燕國大破齊軍。這一次,聯軍攻破齊國的都城臨淄,把齊國幾百年的王宮,供奉齊國先祖的宗廟,還有街衢房室一把火焚燒乾凈,把齊國的錢糧珍寶洗劫一空(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王建的爺爺齊湣王就是在這次戰敗中被殺身亡。齊國全境被洗劫,燕國幾乎占領了齊國全部的土地城池,只有兩座城池在負隅頑抗。齊王建他爹法章倉皇潛逃,流落民間,在一戶人家做苦役,受盡苦難。要不是那戶人家的女兒可憐他,暗中接濟,沒準就凍餓累死,被當作戰亂枉死的無數冤鬼,拋屍荒野。齊王斷子絕孫,根本也不會有齊王建生出來。這等血海深仇,沒準被燒毀的宮殿殘垣斷壁還在,還沒有完全修復,換了你是齊王建,會一抹臉忘得一干二盡,而去救趙嗎?

看當下。秦趙長平大戰,是你趙國拿了人家的東西,拿了韓王已經送與秦國的上黨,這才招來秦國人打你。你趙國得了好處,卻要別人出錢出力,流血犧牲幫你去打架,保護你劫來的東西,天下有這道理嗎?會有這樣的傻子嗎?齊王建不傻。

再說未來:誰知道上天會降生一個秦始皇?長平之戰時,秦始皇還沒生出來。以秦昭王敗家子的做派,哪裡有那個能耐滅亡趙國?對於齊國來說,秦國的威脅遠,趙國的威脅卻生生就在齊國的家門前。如果叫趙國打敗了秦國,奪回上黨,那趙國就成了地霸今日山西、河北、河南北部的中原第一大國了。比之只有半個山東省的齊國,據有絕對的壓倒優勢。而那時,趙國西邊沒有了秦國的憂患,掉過頭來東向攻齊,齊國就那點地方,那點人民,哪裡扛得住?北面燕國的世仇一時難解,秦國剛剛得罪了,魏國被你打殘了有心無力,楚國地遠,誰來救你?齊國焉能不亡國?

所以,叫秦趙在長平打下去,打得兩敗俱傷。借秦國之手狠狠教訓趙國這個忘恩負義、背後捅刀子的負心賊,消耗它的實力,削弱它的財力,難道不是齊國最明智的選擇嗎?

果然不出齊王建所料,秦趙長平大戰一打三年,秦國「死傷過半國內空」,趙國也丟城失地軍大潰(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由於白起謊報戰功,說是將趙軍四十餘萬全部坑殺於長平,秦昭王上當,立刻發兵攻打邯鄲,想效法魏國一舉占領邯鄲,滅亡趙國。可是邯鄲戰役一打又是兩年,任憑秦國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秦昭王幾度增兵易帥,也沒能打下邯鄲。結果是魏無忌只帶了幾萬劫來的兵,趙魏聯手一個反擊,筋疲力盡的秦軍立刻大潰,已經占領的上黨郡、太原郡、河東郡悉數丟失。秦軍副統帥鄭安平率兩萬秦軍投敵,河東郡守王稽棄地逃走,武安侯白起被賜死,王稽被抓回來後斬首棄市,連帶著相國范雎,還有司馬遷的先人司馬靳也被砍了腦袋。

更叫齊王建彰顯英明的是,幾年後,燕國出動兩千輛戰車,有說出動60萬大軍,兵分兩路大舉攻趙(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結果被趙國打得大敗。主帥相國栗腹戰死,副帥慶秦、樂閒投降。跟著趙軍又趁勝追擊,包圍了燕國的都城薊。燕王只好割地求和。趙國這等了得的實力,用得著齊國救嗎?若是上了趙國的當,不叫趙國在長平吃點苦頭,折損兵力錢糧,叫趙國不傷筋骨就地霸山西、河北、河南,恐怕這次就不是包圍燕都,謀點城池就退兵了。一舉滅亡燕國,跟著南下掃蕩齊國,不是沒有可能。

所以,正確的結論應該是,齊王建不救趙國於長平,有理,應該,是明智之舉。

至於說後來天降超人秦始皇,消滅六國,一統江山,那是天意使然,天意不可違。其間艱苦卓絕,屢遭挫折,百折不撓,巧妙運作,咬牙忍耐,終至最後大獲全勝,也絕不是《史記》一句「奮六世餘烈」那樣輕鬆簡單。仔細研究史書中的材料,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不要被對話、心理描寫、場面描寫、作者結論所誘導,才能言之有據,窺其精彩。如此讀史,才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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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建
齊王建是戰國時代田齊的亡國之君。
1 齊王建 -齊王建
齊王建,名田建,是戰國時代田齊的亡國之君。他於前264年至前221年在位,長達44年。在這44年間,國家很大程度上因為得到太后君王后41年的扶持,令一方面也由於秦國實行遠交近攻的策略,籠絡齊國,優先進攻韓國、魏國、趙國等三晉,齊國才得以安享太平。君王后逝世后,在秦國不斷賄賂之下,齊國對其餘五國袖手旁觀,終於到五國滅亡后,田齊亦為秦國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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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是秦始皇餓死的齊王建?
時間:2015-12-17 作者:693295245 瀏覽: 74次
歷史上有這樣一個記載:投降秦國,齊國滅亡。秦王政把齊王建安置在邊遠的共地,居處在荒僻的松樹、柏樹之間,不給供給齊王建食物,齊王建最終活活餓死。

秦始皇消滅六國,與齊王建最是無怨無仇。秦始皇殺齊王建沒有作案動機。秦始皇與趙國有仇。趙國曾經虐待過童年的秦始皇,並差點要了他們母子的命。可是秦始皇消滅趙國後僅僅是懲辦了當年欺辱他們母子的惡人,卻並沒有殺趙王,也沒有在趙國洩憤屠城。秦始皇也痛恨燕國。燕太子丹派刺客刺殺秦始皇,差點要了他的命。可是秦軍消滅燕國後,也沒有洩憤屠城,後來俘獲燕王喜也沒有殺他,只是處罰了主犯燕太子丹。

揭秘是秦始皇餓死的齊王建

魏國與秦國也有宿怨。魏公子無忌曾經聯絡諸侯反擊秦軍,把秦國大將蒙驁打得大敗,奪取了秦國占領的河東之地。秦始皇的父親秦莊王在戰敗中抑鬱死去,這可以說是殺父之仇。可是,秦始皇在完全有能力蕩平魏國的情況下,卻採用了水淹迫降。魏國投降後,秦始皇同樣沒有殺魏王。

楚國曾經讓秦始皇顏面掃地。秦始皇決定攻打楚國的時候,曾經問計於諸將。年輕將領李信說20萬能夠消滅楚國,老將王翦說非60萬不可。秦始皇相信了李信,嘲笑王翦老而膽怯。可是,統帥著20萬大軍的李信卻被楚軍打得大敗,使得秦始皇在與王翦的爭執中顏面掃地,秦始皇不得不親自登門向王翦認錯道歉,請老將軍出馬平定楚國。

可是秦軍佔領楚國,秦始皇同樣沒有殺楚王。對楚將項燕的子孫項梁、項羽寬柔相待,沒有殺,沒有關,甚至沒有軟禁監視居住。秦始皇對仇恨的列國之君都如此大度寬容,卻單單跟無怨無仇的齊王建過不去,不合情理!

司馬遷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只說“王建遂降,遷於共”,沒有“餓而死”三個字。司馬遷引用歌謠'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也與《戰國策》用意相反,是批評說客拿了秦國的好處誤導齊王建。

《史記》中雖然也不乏文學描寫,但其總體的可信程度要遠遠高於《戰國策》。

《戰國策》之所以這麼寫,是要把呂不韋塑造成唯利是圖的奸商。同樣的手法,為了突出說客的本領,《戰國策》全書基本上採用了正反兩種手法:正,君王聽了說客的話,於是化險為夷、反敗為勝、國家大治;反,君王沒有聽說客的話,於是勝負顛倒、國家混亂、君王身死。

齊王建沒聽即墨大夫的勸諫而向秦國投降,如果他不是慘死,如何顯示即墨大夫正確高明?所以,為了突出說客,齊王建必須死。就像要突出烈女,杞梁妻一定要投河自盡一樣。杜撰“齊王建被餓而死”的目的,是為文章的主題服務,為漢代統治者服務。

綜上所述,秦始皇餓殺齊王建的文字,是劉向或撰寫《戰國策》的人杜撰的。不合邏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其目的是用齊王建不得好死來突出即墨大夫等說客的高明。我們講真歷史,不應予以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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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齊國的最後一位君主:齊王建田建簡介
時間:2015-12-17 作者:693295245 瀏覽: 244次
齊王建 (約公元前280年─死於公元前221年),亦稱齊廢王、齊共王,媯姓,田氏,名建,齊襄王之子。齊王建在位期間,齊國因得太后君王后的扶持而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由於秦國實行遠交近攻的策略,籠絡齊國,優先進攻韓國、魏國、趙國等國,齊國才得以安享太平。

齊王建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國派兵攻打趙國,國與楚國援救趙國。秦國國君秦昭襄王計議說:"齊、楚援救趙國,他們能緊密協作我們就退兵,不然我們就攻打他們。"趙國沒有糧食,向齊國借糧,齊王建不同意借糧給它。齊國謀臣周子說:"不如答應藉糧以使秦國退兵,不借糧秦軍就不會退,這樣秦國的計謀就能實現而齊、楚的計謀就失敗。

戰國時期齊國的最後一位君主:齊王建田建簡介

而且趙國對於齊國、楚國來說,猶如屏障,就像嘴唇對於牙齒一樣,嘴唇沒有牙齒就寒冷。今日趙國滅亡,明日禍患就輪到齊國和楚國。再說救趙的事情,就像捧著漏水的缸去救燒焦的鍋一樣急切。救援趙國,是高揚道義,打退秦軍,是顯明聲威。

以道義解救將亡的國家,以聲威打退強大的秦軍,不致力於此種大事而斤斤計較糧食,這樣為國家作打算可就錯了。"齊王建不聽從。秦軍在長平之戰中,大敗趙軍四十多萬,繼而包圍趙國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

齊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當時秦國已經消滅五國,齊王建與後勝發兵守衛齊國西部邊界,不和秦國通往來。秦王政派將領王賁率軍從燕國南面攻打齊國,秦軍攻進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齊國百姓都不敢進行反抗搏鬥。

秦王政派賓客陳馳誘騙齊王建,只要投降秦國,秦國便賜給他五百里的封地。此時,後勝也勸說齊王建不要抵抗,帶著軍隊投降秦國。齊王建聽從他們的計策,於是投降秦國,齊國滅亡。秦王政把齊王建安置在邊遠的共地,居處在荒僻的松樹、柏樹之間,不給供給齊王建食物,齊王建最終活活餓死。
揭秘是秦始皇餓死的齊王建?
時間:2015-12-17 作者:693295245 瀏覽: 75次
歷史上有這樣一個記載:投降秦國,齊國滅亡。秦王政把齊王建安置在邊遠的共地,居處在荒僻的松樹、柏樹之間,不給供給齊王建食物,齊王建最終活活餓死。

秦始皇消滅六國,與齊王建最是無怨無仇。秦始皇殺齊王建沒有作案動機。秦始皇與趙國有仇。趙國曾經虐待過童年的秦始皇,並差點要了他們母子的命。可是秦始皇消滅趙國後僅僅是懲辦了當年欺辱他們母子的惡人,卻並沒有殺趙王,也沒有在趙國洩憤屠城。秦始皇也痛恨燕國。燕太子丹派刺客刺殺秦始皇,差點要了他的命。可是秦軍消滅燕國後,也沒有洩憤屠城,後來俘獲燕王喜也沒有殺他,只是處罰了主犯燕太子丹。

揭秘是秦始皇餓死的齊王建

魏國與秦國也有宿怨。魏公子無忌曾經聯絡諸侯反擊秦軍,把秦國大將蒙驁打得大敗,奪取了秦國占領的河東之地。秦始皇的父親秦莊王在戰敗中抑鬱死去,這可以說是殺父之仇。可是,秦始皇在完全有能力蕩平魏國的情況下,卻採用了水淹迫降。魏國投降後,秦始皇同樣沒有殺魏王。

楚國曾經讓秦始皇顏面掃地。秦始皇決定攻打楚國的時候,曾經問計於諸將。年輕將領李信說20萬能夠消滅楚國,老將王翦說非60萬不可。秦始皇相信了李信,嘲笑王翦老而膽怯。可是,統帥著20萬大軍的李信卻被楚軍打得大敗,使得秦始皇在與王翦的爭執中顏面掃地,秦始皇不得不親自登門向王翦認錯道歉,請老將軍出馬平定楚國。

可是秦軍佔領楚國,秦始皇同樣沒有殺楚王。對楚將項燕的子孫項梁、項羽寬柔相待,沒有殺,沒有關,甚至沒有軟禁監視居住。秦始皇對仇恨的列國之君都如此大度寬容,卻單單跟無怨無仇的齊王建過不去,不合情理!

司馬遷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只說“王建遂降,遷於共”,沒有“餓而死”三個字。司馬遷引用歌謠'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也與《戰國策》用意相反,是批評說客拿了秦國的好處誤導齊王建。

《史記》中雖然也不乏文學描寫,但其總體的可信程度要遠遠高於《戰國策》。

《戰國策》之所以這麼寫,是要把呂不韋塑造成唯利是圖的奸商。同樣的手法,為了突出說客的本領,《戰國策》全書基本上採用了正反兩種手法:正,君王聽了說客的話,於是化險為夷、反敗為勝、國家大治;反,君王沒有聽說客的話,於是勝負顛倒、國家混亂、君王身死。

齊王建沒聽即墨大夫的勸諫而向秦國投降,如果他不是慘死,如何顯示即墨大夫正確高明?所以,為了突出說客,齊王建必須死。就像要突出烈女,杞梁妻一定要投河自盡一樣。杜撰“齊王建被餓而死”的目的,是為文章的主題服務,為漢代統治者服務。

綜上所述,秦始皇餓殺齊王建的文字,是劉向或撰寫《戰國策》的人杜撰的。不合邏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其目的是用齊王建不得好死來突出即墨大夫等說客的高明。我們講真歷史,不應予以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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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建(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21年),亦稱齊廢王、齊共王,媯姓,田氏,名建,齊襄王之子,母君王后,戰國時期齊國最後一位國君,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21年在位。
齊王建在位期間,齊國因得太后君王后的扶持而得到安定,另一方面由於秦國實行遠交近攻的策略,籠絡齊國,優先進攻韓國、魏國、趙國等國,齊國才得以安享太平。
公元前221年,秦國進攻齊國,齊王建聽從國相後勝的建議,投降秦國,齊國滅亡。秦王政將齊王建安置在共地,不給他供給食物,齊王建最終活活餓死。
本 名 田建 別 稱 齊王建、齊廢王、齊共王 所處時代 戰國時期 民族族群 華夏族 出生時間 約公元前280年 去世時間 公元前221年 身 份 齊國國君 在位時間 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21年

齊王建,媯姓,田氏,名建,齊襄王之子,母君王后。齊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65年),齊襄王去世,田建繼位,史稱齊王建。[1-2] 齊王建繼位後,由其母君王后攝政。[3]
齊王建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國派兵攻打趙國,
公元前260年的齊國疆域圖
公元前260年的齊國疆域圖
齊國與楚國援救趙國。秦國國君秦昭襄王計議說:“齊、楚援救趙國,他們能緊密協作我們就退兵,不然我們就攻打他們。”趙國沒有糧食,向齊國借糧,齊王建不同意借糧給它。齊國謀臣周子說:“不如答應藉糧以使秦國退兵,不借糧秦軍就不會退,這樣秦國的計謀就能實現而齊、楚的計謀就失敗。而且趙國對於齊國、楚國來說,猶如屏障,就像嘴唇對於牙齒一樣,嘴唇沒有牙齒就寒冷。今日趙國滅亡,明日禍患就輪到齊國和楚國。再說救趙的事情,就像捧著漏水的缸去救燒焦的鍋一樣急切。救援趙國,是高揚道義,打退秦軍,是顯明聲威。以道義解救將亡的國家,以聲威打退強大的秦軍,不致力於此種大事而斤斤計較糧食,這樣為國家作打算可就錯了。”齊王建不聽從。秦軍在長平之戰中,大敗趙軍四十多萬,繼而包圍趙國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4]
降秦亡國
秦滅六國形勢圖
秦滅六國形勢圖
齊王建十六年(公元前249年),齊王建的母親君王后去世。[5]
齊王建二十八年(公元前237年),齊王建到秦國朝見秦王政,秦王政在咸陽(今陝西咸陽)設酒招待齊王建。[6]
齊王建自君王后死後,便任命舅舅後勝擔任相國。後勝接受秦國間諜大量的黃金、玉器,派遣許多賓客到秦國,秦國給予這些賓客許多金玉,賓客回來都反而替秦國充當間諜,說一些符合秦國利益的變詐之辭。後勝勸說齊王建放棄合縱朝奉秦國,不修治攻擊作戰的軍備[7] ,不幫助五國攻打秦國,秦國因而得以消滅韓、趙、魏、楚、燕五國。[8]
齊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當時秦國已經消滅五國,齊王建與後勝發兵守衛齊國西部邊界,不和秦國通往來。秦王政派將領王賁率軍從燕國南面攻打齊國,秦軍攻進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齊國百姓都不敢進行反抗搏鬥。秦王政派賓客陳馳誘騙齊王建,只要投降秦國,秦國便賜給他五百里的封地。此時,後勝也勸說齊王建不要抵抗,帶著軍隊投降秦國。齊王建聽從他們的計策,於是投降秦國[9] ,齊國滅亡。秦王政把齊王建安置在邊遠的共地[10-11] ,居處在荒僻的松樹、柏樹之間,不給供給齊王建食物,齊王建最終活活餓死。[12]
為政舉措
齊王建繼位後,由其母君王后攝政。君王后賢德,與秦國交往十分謹慎,和諸侯交往講求誠信。齊國處在遠離秦國的東海邊上,秦國日夜攻打韓、趙、魏、燕、楚五國,五國在秦國的進攻中忙於自救,因此齊王建繼位四十多年未經受戰爭。[3] [13]
趣聞軼事
母親遺言
君王后病危快死時,告誡兒子齊王建說,群臣中某人可以任用。齊王建沒有聽清,請求把他們的名字寫下來。君王后同意,於是齊王建取筆和木簡要她寫下遺言。君王后卻說她已忘記。[14]
臣子勸諫
齊王建前往秦國朝見秦王政,齊都臨淄西門的司馬官橫戟擋在齊王建的馬前,說:“請問,我們是為國家立王呢?還是為大王您而立王呢?”齊王建說:“是為國家。”司馬說:“既然是為國家立王,那您為何要拋棄國家而去秦國呢?”齊王建便調頭回宮。[15]
即墨大夫因臨淄西門的司馬官勸諫齊王建,齊王建聽從他的勸諫,以為可以與齊王建共謀,於是進宮拜見齊王建,說:“齊國土地方圓有數千里,大軍數十萬。趙、魏、韓三國的大夫們都不願替秦國謀利,而在東阿、鄄城兩地之間聚集數百人。大王如果與趙、魏、韓三國聯合,就有十萬之眾,能收復三國被秦國占領的失地,還可以攻進秦國東邊的臨晉關;楚國大夫也不願意替秦國謀利,在我國南部的城南之下聚集數百人,大王如果和楚國聯合,又有十萬大軍去收復楚國被秦國占領的失地,還可以攻進秦國南邊的武關。這樣,齊國強大的威勢就可以建立,還可以滅掉秦國。您捨棄稱王於南方的機會,卻甘願向西方聽命於秦,我認為大王這樣做實在不足稱道。”齊王建沒有聽從。[16]
百姓怨恨
齊國滅亡後,齊國百姓怨恨齊王建不早點與諸侯合縱攻秦,聽信奸臣賓客之言,致使國家滅亡,因而編出歌謠說:“是松樹?還是柏樹?使齊王建遷往共地,還不是賓客招來的禍?”這是痛恨齊王建不詳察賓客的真正面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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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名稱。形體偏長,轉折方峭,由大篆演變而成,是秦代常見的字體,故稱之為「秦篆」。秦權量、秦金文是「秦篆」的代表書體。不過由於秦代統治時間很短,統一後又曾頒行統一後的文字「小篆」,故「秦篆」往往又泛指包含「小篆」的秦代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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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篆是中國古代書法的一種,出自唐·張懷瓘《書斷》卷上中的記載
秦篆即'小篆'。唐·張懷瓘《書斷》卷上'小篆':"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皆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清·劉熙載《藝概》卷五《書概》:"秦篆簡直,如《嶧山》、《琅琊台》等碑是也.
小篆,作為秦始皇制定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政策的一部分,以秦國本國的篆文為基礎,增損後代替了原先關東六國所使用的版本,由此統一了大篆這一字體的書寫形式。根據考古所得可知,遲至從戰國中後期,社會上流行著大篆和隸書兩種功能性質不同的字體--大篆主要用於經典書籍及金石銘文;而隸書主要用於官府的政令及日常的書信。因此,小篆是將大篆的各種寫法統一了的結果,它和隸書同時間流行於世。兩漢時的小篆字形趨於方直,筆法稍摻隸意,說明隸和篆兩種書體有相融合的趨勢。隸書後來在更大的範圍內流行與使用,於此或可見一端。而小篆本身,由於其字體本身的優美,被後世傳承下來,並被歷代的書法家所青睞。
小篆的制定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有感於各國文字的不一,實行「書同文」的政策,試圖統一篆文的書寫規範。這是中國第一次有系統地將文字標準化
因為是以秦國使用的書體為基礎,因此小篆又被稱為「秦篆」。
李斯與小篆
秦丞相李斯被稱為小篆的鼻祖
根據《史記·李斯列傳》的記述,丞相李斯為趙高所害被下獄囚禁後,曾試圖上書秦二世,文中反譏自己當政期間「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是一項罪名。由此推斷,李斯很可能直接參與了「書同文」的工作。復次,編撰於唐書法理論家張懷瓘的著作《書斷》,以及清代《康熙字典》也認為小篆者為秦相李斯所作。
於是後世往往把秦代器物上所刻畫的小篆,一律比附李斯手筆,其中比較可信的有《泰山刻石》。
小篆的推廣
小篆形體制定後,為了推廣到全國,李斯、趙高、胡毋敬等人以小篆作為編寫的標準用字,比較有名的例子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等。
此外,當時秦國官方的衡量度、皇帝的詔書、及紀念性質的刻石等都是用小篆來撰寫的。
小篆的風格
秦代時的小篆風貌,可由現存的《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及權量銘文等遺物中得見之。小篆的筆劃較細 ,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稱;在字形上呈長方形,結構往往有左右對稱的現象,給人挺拔秀麗的感覺。
小篆的發展
漢代,小篆體化長為方,改變了秦篆修長圓挺的字型與風格
三國至隋,小篆字體變化又有異於漢,以《天發神讖碑》為代表。
唐代李陽冰創「鐵線篆」。
清代鄧石如則熔鑄秦漢兩代篆書為一體,形成了獨特風格,成為繼唐李陽冰之後的篆體書法傑出代表人物。
民國文化、政治名人吳稚暉,尤其專精於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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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秦篆《嶧山碑》全文,值得收藏
2017-04-13 由 食舊堂 發表于 歷史
啥都不說,臨習小篆的朋友都懂,直接福利,上圖:
作者相傳為秦相李斯
全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
嗣世稱王,討伐亂逆。
威動四極, 武義直方。
戎臣奉詔, 經時不久。
滅六暴強,廿有六年。
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既獻泰成,乃降專惠。
親巡遠方,登於繹山。
群臣從者,咸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
以開爭理,功戰日作。
流血於野, 自泰古始。
世無萬數,陀及五帝。
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
一家天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
利澤長久,群臣誦略。
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皇帝日:「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
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
臣昧死請,制日可。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mm9a3r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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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有感於全國文字的繁雜和書體的不一,於是提出“書同文”,文字統一,書體統一。秦始皇命令擅長書法的李斯去做這項工作。因此小篆又被稱為“秦篆”。
另有一個原因是為了改變原先那種彎彎曲曲的筆劃線條,整理出一種筆劃勻整,便於書寫的新字體。
小篆的製定是中國第一次有系統的將文字的書體標準化的過程。
書體由來編輯
秦創小篆說
小篆又稱秦篆,是秦統一後經過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種通行書體。秦統一前由
秦權上刻製的小篆
秦權上刻製的小篆
於長期地域割據,“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書寫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現象十分嚴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種寫法,給發展經濟和文化交流帶來極大不便。故在統一貨幣、車軌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時,又著力推行“書同行”政策。《說文解字·敘》記“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可見小篆係由籀文大篆沿革演變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廢除異體,而創秦篆,統一了全國的文字。這種書體更趨簡化,線條園勻,字呈豎勢。是我國漢字的一大進步,也是漢字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為後來楷、隸、行、草諸書的變革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鑄造在鐵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結字端莊,分行佈白工整,為小篆的精華和代表。其傳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殘部,僅存10字。另有《泰山》《瑯琊台》二石真跡拓片存世,《會稽》、《嶧山》後人摹刻本傳世,據傳上述刻石皆為李斯所書。
《琅玡刻石》
《琅玡刻石》
泰山記得石也稱封泰山碑,秦王政28年(公元前219年)始皇東巡泰山而立,丞相李斯所書。石高4尺,四面環刻文字,三面為始皇詔,一面為二世詔,內容主要是“頌秦德”。字體小篆,原殘石現存岱廟。其傳世拓本較多,其特點是筆劃圓潤,挺遒流暢,筆筆如鐵線;結體端莊嚴謹;字形稍長,造型健美;分行佈白體勢工整,為小篆之代表。唐李嗣真雲:“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絕妙。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均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貴寶。”
嶧山刻石俗稱嶧山碑,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嶧山(山東鄒縣)所立,傳為丞相李斯所書,小篆。內容前為始皇詔,144字,自“皇帝曰”以下為二世詔,計79字,字略小。二世詔刻於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現所見均為後摹寫,雖多失秦篆古厚的筆勢,但其筆劃清勁,圓轉宛通,對研究篆書藝術的演變有重要價值。秦詔版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記秦始皇的頒布詔內容。其筆劃勁遒,書風隨意自由,大小相同,隨勢生姿;字間行間,時疏時密,雖不齊整,前後成趣。
小篆為戰國文字說
著名學者、書法篆刻家徐無聞先生認為,在一個極為短促的秦王朝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創造出一種文字來的,一種文字的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過程的,秦始皇只是對戰國時期就已形成的小篆進行加工、整理和推廣而已。[4]
概論
鄧石如小篆
鄧石如小篆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實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其中,統一文字就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種書體上承東周時秦國器銘與刻石文字,會融各地書風而成,為中國第一次統一之字體,居書史轉變之關鍵。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書跡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諸石最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殘存,石權始皇廿六年詔則最能見其真相。
發展
周朝自平王於公元前770年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後,五百餘年,經歷了諸侯兼併的春秋時期和七國爭霸的戰國時期;在語言文字方面,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據史料記載,當時“寶”的寫法,就有194種形態。“眉”字的寫法有104種,“壽”字的寫法,也有百種以上。有的字體柔婉流動、疏密誇張,有的體勢縱長,有的結構狂怪。這雖對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內容,但對思想交流帶來了不便。
代表作品
《碣石頌》
《碣石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為了有利於統治,在文字上進行了改革,實行“書同文字”的政策,“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襲西周的文化傳統,在“ 金文 ”、“籀文”(大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書體,故秦文又稱“秦篆”,後人又用“小篆”稱之,以與“大篆”區別。
《嶧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東巡峰山(山東嶧縣境)時刻立的第一塊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東巡泰山時刻立。
《瑯琊刻石》(山東膠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於芝罘山(山東煙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頌》,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東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縣西北)所立。
《會稽刻石》,是始
《會稽刻石》
《會稽刻石》
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東南)所刻。這些刻石都是標準的小篆書體,相傳為丞相李斯所寫。
《嶧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點劃均為線條,粗細一致,圓起圓收。字體端莊嚴謹,有實有虛,疏密得當,從容平和且勁健有力。有人評之為“畫如鐵石,千鈞強弩”。字的結構上緊下松,垂腳拉長,有居高臨下的儼然之態,似乎讀者須仰視而觀。在章法上行列整齊,規矩和諧。這種整齊化一的風格與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總體上從容、儼然、強健有力的藝術風範與當時秦王朝的時代精神是相統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辭,企圖用以溝通人與神的信息,獲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應。商周人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在於祭祀神靈,記錄事件或顯示富有或權威。秦始皇刻石,將其立於名山之巔,則是用以炫耀他統一六國的功業,作為帝王的威嚴、自信與長治天下的意願。然而在秦刻石這一精神目的實現的過程中,同時也創立了一種可以使書法更長久留存的形式,開拓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中國書法藝術的兩大系統,一為碑系,一為帖系。秦刻石則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碑系開山之作。
《嶧山刻石》原石毀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唐《封演聞見記》雲:此碑後被拓跋燾登嶧山時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邇,碑雖倒,慕名前來摹拓的文人墨客、達官顯貴仍絡繹不絕。當地官民因常疲於送往迎來,便聚薪碑下,將其焚毀,從此殘損不堪,不可摹拓。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見到的是根據五代南唐徐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現藏在西安碑林裡。在李斯之後,唐代李陽冰、五代[2] 徐鉉、清代鄧石如,近人吳昌碩等都以篆書為長。秦代小篆文字資料流傳下來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以及無數秦量、秦權、詔版。東漢時許慎作《說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產生年代雖然不早,數量卻很大,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橋樑。
風格特徵
秦代時的小篆風貌,可由現存的《泰山刻石》、《瑯琊台刻石》及權量銘文等遺物中得見之。小篆的筆劃較細,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稱;在字形上呈長方形,結構往往有左右對稱的現象,給人挺拔秀麗的感覺。
臨寫方法編輯
用筆
楊怡孫篆書
楊怡孫篆書
唐代孫過庭在《書譜》中說:“篆尚婉而通”,這五個字可以說是篆書用筆的度世金針,警世名言。“婉”和“通”雖僅二字,卻準確揭示出對篆書用筆的基本筆勢和篆書筆劃質量的要求。因此,臨習篆書寫應以中鋒為主,中鋒立骨,中鋒才能使筆劃圓實勁健,運筆應流暢,此乃正宗古法、風格神采所繫。否則,極易寫得板滯,要打破其板滯,用筆的虛靈是其關鍵。篆書的捉筆須掌虛而指實,運筆講求中含內斂、流暢通達,筆力藏於筆劃之中,使氣息浩浩然、綿綿然而首尾貫通。
清人朱和羹認為:“筆不虛,則欠圓脫,妙在能合,神在能離,離合之間,神妙出焉。此虛實兼到之謂也”,可謂得其三昧。一般說來,實筆,指用筆較為重而遲緩且墨濃;虛筆,指用筆較輕而急速且墨幹。用筆要虛實互出、潤燥相生,才可以使得篆書的筆劃(線條)節奏鮮明,韻律生動,行氣貫通。故而,書篆宜虛實相生、潤燥結合,宜圓轉澀進,澀而通暢,才能使線條渾厚、通暢而又古拙、虛靈,從而表現出圓通勁健的力度來,形成毛、澀、松、暢的藝術效果。此外,在臨摹過程中還要注意線條粗細穿插和變化,切不可一味求均求勻。
當然,我們在臨習篆書的初級階段,首先要把篆書的字形和筆順搞清,不要以為其簡單而被忽視。到熟練之後,就可把注意力轉向用筆,關注用筆的骨力、虛實、疾澀、潤燥等細節,從而使臨習走向更高級階段,最終完成從形質向神采的過度。
結字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小篆成為官方統一的文字。小篆體勢修長,講究對稱,筆劃停勻,用筆起收不露痕跡,體態端莊而妍美。
自秦以後,歷代的書法家大都把秦篆奉為圭臬,取修長的縱勢為體貌。唐代李陽冰為篆書者楷模。自唐而下,南唐有徐鉉,宋代有張謙仲、喻湍石均為其時的篆書大家。元代有趙孟頫、吾衍、周伯琦、吳叡,各以篆書擅名一時。明代徐霖則飲譽當代。降至清中葉後,王澍、丁敬、錢坫、洪亮吉、孫星衍、莫友芝、楊沂孫,乃至近代羅振玉、章炳麟、王褆一脈,皆規模“二李”(李斯、李陽冰) ——起筆藏鋒斂毫,行筆中鋒,收筆多垂露,筆劃停勻,講究對稱,字型方整,結體疏鬆古拙。這些篆書名家或師《石鼓》、或參鐘鼎籀書,雖然評者譽稱其篆書“遠接前秦”、“情參鐘鼎”,然而,大致工致多於神情——用筆、結字均未能突破前賢的藩籬。
蕭退庵老人認為小篆“必須能寫得方,寫得扁,方是好手”,可謂一語道破了篆書的結字特徵。因此,在習篆時,應以方楷一字半為為宜。以我個人的體會,將篆書寫扁寫方也並非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這首先要練就過硬的手上功夫,並且要多從漢碑篆額的篆書上去感悟。同時,在臨習書篆時,必須以“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能容針”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結字達到疏至不可再疏、密至不可再密,以疏為風神,以密為老氣,這樣就能想方就方,想圓就圓,要長就長,要扁就扁,隨心所欲,無所不宜了。另外,還要考慮字形的取勢。一般來說,取勢是字形生動與否的重要一環。就篆書字勢而言,應該追求端莊雅正,字形的高度比例以及字形與垂腳長度的比例,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適度。如此於展縱間兼取橫向之勢,便能於一字之內、字字之間,得舒展跌宕而又顧盼之情。再結合以中鋒用筆為主,偏鋒、側鋒並用,收筆多側鋒,懸針、垂露兼融,筆劃間注意搭接的裝飾意味諸方面,兼工帶寫,篆書 “取勢” 、“具情”的新面就能表現出來。 


李 斯
李斯。上蔡人。與韓非。俱事荀卿。而才不及非。斯入秦為客卿。及韓非使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其寵。譖之下獄。非欲自陳。不得見。竟死。秦并天下。斯為丞相。始皇三十四年。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始皇不三年死。二世乃使趙高案治李斯謀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然自負有功。實無反心。從獄中上書。趙高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遂具斯五刑。論腰斬。斯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相哭。夷三族。(李斯列傳)
李斯是戰國時上蔡人(今河南省汝南縣北),個性殘虐忌刻,原和韓國公子韓非,同學於荀卿門下,但才學不及韓非。李斯當秦國客卿時,適值韓非出使秦國,秦王和韓非談論政事,對其才能大為讚賞,李斯惟恐韓非得秦王寵用,心懷忌妒,便捏造罪狀,陷害韓非入獄,韓非想要申辯,但被李斯制止,不得見秦王,李斯又派人暗中送毒藥使韓非自殺,結果竟然死在獄中。
秦國併吞天下,任用李斯為丞相,到秦始皇三十四年時,李斯奏請秦王說:「天下藏有詩書百家語錄的,一概下令燒毀除去,令下三十日,若不燒除,罰刺面塗墨,終身作伺守寇虜,建築長城的苦役。若相對談論詩書的,斬首於市,引古非今的,誅殺親族,官吏見知不舉發的與之同罪。」始皇許可他的建議,於是收繳詩書百家之語,以愚弄百姓,使天下不能有考古鑑今的典籍可憑。時過三年,始皇去逝,李斯和宦官趙高偽造始皇遺詔,殺始皇長子,立次子胡亥即位,是為二世,這時趙高忌恨李斯權勢,誣告李斯謀反罪狀,秦二世命趙高案治,李斯受笞打捶擊千餘次,不勝痛苦,只得誣服,但自負對朝廷有功,確實無謀反之心,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請二世明察赦免,趙高將書棄置不奏並說:「囚犯那能上書。」於是判處李斯五刑罪,受腰斬於咸陽市。李斯臨死,對其子說:「我想同你再像往日一樣,牽著黃狗走出上蔡東門,追逐狡兔,已不可得了。」父子相抱痛哭,並誅滅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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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賣咖啡!防毒軟體 McAfee 將更名為 Intel Security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7D5XV4


目前正因為謀殺嫌疑遭貝里斯警方追補的 John McAfee 公布了他在逃亡中撰寫的部落格。McAfee 防毒之父 John McAfee 日前在貝里斯因涉嫌謀殺鄰居而逃亡中,他在 17 日開始撰寫全新的部落格 The Hinterland(內陸)記錄其逃亡的日子並為自己辯護,同時未來也將發行圖像小說。
在 John McAfee 的新部落中,John McAfee 首先抗議全球媒體,尤其是 GIZMODO,對其人格的抹黑。並抗議 Wired 雜誌要他脫下上衣拿著散彈槍的拍照請求,誤導大眾對他的認識。
接著 John McAfee 也為自己辯解,提出中美洲貝里斯的黑道和政壇牽扯,及其深陷其中的緣由。他聲稱因為貝里斯的黑幫防治小組無故私闖他的產業,而與貝里斯首相交惡。從此之後貝里斯首相便以個人權勢騷擾 McAfee。
John McAfee 也為自己辯護,表示所有貝里斯政府對其煉毒和謀殺的指控都是子虛烏有。貝里斯警方搜查了 7 個月仍未找到他煉毒的證據。他同時也提出美金 25,000 元(約新台幣 729,625 元)的賞金懸賞真兇以示自己的清白。
在最近的部落格文章中,John McAfee 說即使他被捕,該部落格仍會持續下去,他已經累積可以發布一年的文章量,而且未來圖像小說的作者也將會維持部落格運作。這個震驚科技圈的事件到底會如何落幕,只能等待時間來揭露。


技怪咖 John McAfee 將成為電影故事主角,當然也只有怪咖戴普能扮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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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West中文網 PingWest中文網 發表於 2017年5月26日 12:00 收藏此文
科技界有很多怪咖,但是 John McAfee則是其中最難以定義的奇葩。原本是防毒軟體公司的CEO,可以成為科技界資安防衛的先鋒,但是他卻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John McAfee的故事,你多少聽說過一些吧:
15歲時父親吞彈自殺,之後自己打工賺學費上學讀到博士,同時又嗑藥酗酒。
大學畢業後他做了軟體工具工程師,42歲自己創業開發出享譽全球的殺毒軟體工具McAfee,成為百萬富翁、上市公司老總。
金融危機後,公司市值縮水一半。他將公司賣給英特爾,自己跑到熱帶雨林隱居,每天跟毒販、妓女、殺手打交道,他自己也成了毒販,還一度被通緝……
他被遣返美國,又不甘寂寞地組建政黨競選美國總統。
電影還沒開拍,但是發行權大家可以先買了留著。片名暫定《叢林之王》(King of the Jungle),內容是科技巨頭John McAfee的真實經歷,扮演John McAfee的是強尼·戴普。《貓狗大戰》的兩位編劇共同為這部影片擔任導演,編劇是斯科特·亞歷山大和拉里·卡拉斯澤斯基。
《叢林之王》改編自《連線》雜誌上的文章《John McAfee的最後抵抗》(在網站上叫《John McAfee 逃到了伯利茲,但逃脫不了他自己》),文章作者的角色也會出現在影片當中,整個故事是這樣的:《連線》雜誌的記者以為自己接受了一項採訪John McAfee的工作,抵達伯利茲之後,卻發現自己也陷入了毒販邁克菲的謀殺案件當中……
強尼·戴普愛挑戰怪咖角色是出了名的,剪刀手愛德華、威利·旺卡、傑克船長,甚至還有當選美國總統前的川普……由他來扮演John McAfee,似乎也是再正常不過了。
德普出演的剪刀手爱德华和杰克船长
▲戴普演的機器人剪刀手愛德華和海盜傑克船長
每個科技傳奇的人生,都是一部電影
擁有神奇經歷的科技大佬當然不只John McAfee一個。這些在矽谷呼風喚雨的人思想活躍,人生經歷也都比電影情節還有趣。且不說被比喻成現實版「鋼鐵人」的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真實經歷已經被拍成了電影的就有不少:
電影《模仿遊戲》由 Andrew Hodges 所寫的傳記《艾倫·圖靈》改編,影片講述了科學家圖靈傳奇的一生,圖靈對現代電腦和人工智慧的貢獻人人皆知,著名的圖靈機模型就為現代電腦的邏輯工作方式奠定了基礎。
但因為同性戀的身份,圖靈遭受到很多迫害:職業生涯被毀,被迫接受荷爾蒙注射等等。藥物作用讓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傷害。圖靈最終在 1954 年食用氰化物溶液浸泡過的蘋果死亡。
電影《社群網戰》根據B en Mezrich 的小說《意外的億萬富翁:Facebook的創立,一個關於性、金錢、天才和背叛的故事》改編,講了 Facebook 創始人馬克·祖克柏的發跡史:
哈佛大學天才學生馬克被女友甩掉之後,憤怒地利用駭客手段入侵了學校的系統,盜取了所有女生資料之後製作網站讓所有人對辣妹們評分。沒想到這個小小的網站製作計劃卻帶來了全球性的網路社群革命,Facebook 網站在六年內聚集了5億用戶,馬克也成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億萬富翁。
擁有傳記電影最多的科技人士可能是喬幫主,關於他的電影至少有《賈伯斯》《史蒂夫·賈伯斯》《史蒂夫·賈伯斯:機器人生》《賈伯斯如何改變世界》四部。不管是紀錄片還是傳記式電影,主要內容都差不多:賈伯斯如何在自家車庫裡創立了蘋果公司,如何辭去董事長職務,之後又如何回歸併建立蘋果帝國……
難得的是拍攝科技大佬經歷的電影口碑都還不錯,從IMDb評分來看,《社群網戰》7.7分,《模仿遊戲》8.1分,《史蒂夫·賈伯斯》也有7.2分。有了戴普的加持,John McAfee的故事也還是挺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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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fee, Inc./ˈmækəfiː/[2] (曾為Intel Security Group )是一間美國的跨國電腦安全軟體公司,總部位於加州聖塔克拉拉,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軟體專門公司之一[3]。
2011年2月,McAfee公司成為英特爾旗下的全資子公司[4][5],隸屬於英特爾安全(Intel Security)事業的一部份,英特爾在2014年宣布將在未來停止使用McAfee的品牌名稱[6]。
2016年9月7日,英特爾與TPG Capital達成協議,計畫將Intel Security 轉變為一合資公司,由英特爾掌握49%股份,而TPG Capital掌握51%股份,並重新命名為McAfee,該交易於2017年4月完成。
軟體特色
McAfee的產品不光依靠啟發式技術與病毒特徵庫來防禦病毒,還依靠著擁有強大監控功能的防護規則來保護電腦正常運行,在個人版中另外搭配了SiteAdvisor來過濾網路上的可疑、惡意網站確保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安全。號稱為全球最多500強企業所使用的網路防禦軟體、目前已經有設點在臺灣的台北辦事處,提供產品繁體中文的支援服務。
McAfee公司的安全產品在美國擁有超過50,000家組織機構用戶,有97%的《財富》1000家組織機構選用了McAfee產品。根據IDC統計,McAfee公司已經連續六年佔據企業級防毒市場的第一名,並且佔據硬體防毒產品市場第一名。
從禮拜一至禮拜日提供單日一次更新,若有大規模病毒爆發,則提供單日1-2次更新服務。並且有Extra.dat、Beta.dat跟GTI雲端引擎,來應付不斷產生的病毒威脅。病毒特徵庫目前約有數量67萬左右的特徵代碼。
McAfee現狀[編輯]
McAfee公司目前在75個國家設有服務據點,並於1998年進入中國,在2001年,McAfee公司在中國正式註冊成立了獨資公司-安網(上海)軟體有限公司。進一步拓展大陸市場,服務於廣大的中國用戶。目前,McAfee公司在中國設有多個辦事處,分別位於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地。
McAfee與美國線上合作,提供美國線上付費用戶1年免費版本的McAfee Virusscan Plus Special edition。免費用戶已經不能享受免費的McAfee Virusscan Plus Special edition。
McAfee與Yahoo合作,推出線上網站安全瀏覽,使用McAfee SiteAdvisor來過濾危險網頁。

File:New McAfee Headquarters.jpg


怪咖 McAfee 教你如何移除 McAfee 防毒軟體,內容堪列18禁
janus janus 發表於 2013年6月19日 18:07 收藏此文
不知道 John McAfee 是不是打算把他當年所創辦的 McAfee 給搞垮,也真的讓人搞不懂這位怪咖腦袋裡頭到底在想什麼,前兩天他上傳 Youtube 一段影片,標題是「如何移除 McAfee 防毒軟體」(How To Uninstall McAfee Antivirus),但這段五分鐘不到的短片卻充滿性、暴力、毒品、髒話,完全地兒童不宜。
影片的一開始還算正常, McAfee全然是一個大亨的模樣,在影片中說明自己雖然是McAfee的創辦人,但是賣掉公司之後,自己已經有15年沒有碰過那一套防毒軟體,也已經離科技圈很遠了。不過,在這些年來,依然有人不斷的寫信來向他抱怨,像是電腦原本跑的飛快,裝了McAfee防毒軟體後變成烏龜。或是試用版到期之後,怎麼樣都移除不掉。(在McAfee引述這些來函的過程中,幾乎都是「FuXX」不離口)
在講述的過程中,他說明自己已經很久沒碰防毒軟體了,對於這些問題真的是愛莫能助。但是直到最近,他在「urban dictionary」這個網站,看到McAfee這個詞條的定義如下:
小編猜測八成是「McAfee updates at horrible times, almost like the creators want you to die. 」這段話惹毛了McAfee,因為他說他看完這段話之後,終於記起了該怎麼移除McAfee的步驟。
▲這個畫面有沒有很眼熟?像不像「賭聖」中周星馳跟賭神嗆聲所拍的那段畫面
接下來他說他請到一位工程師來示範如何移除防毒軟體,正當我們以為影片要進入正軌的時候,鏡頭一轉,卻發現McAfee在一旁不但跟一群女性有著誇張的演出,甚至還有大量吸毒暗示的動作。就連桌上都明顯的擺著兩個標示「浴鹽」的毒品。
▲這位工程師一直到影片結束,都沒能完成示範教學的任務。
▲John McAfee到底在想什麼啊?
或許John McAfee想藉這部短片來諷刺網路上大家形容他是毒梟、恐怖份子、殺人犯等的說法,但從短片中看來怎麼看也不像有反諷的意味。除非John McAfee有要進軍美國B級片市場的打算,否則真是讓人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麼。不過,對於與他名字有不可切分關係的McAfee軟體公司來說,恐怕最近這兩年來非常不好過。
由於短片的內容含有毒品、性暗示、暴力等畫面,因此我們就在此不嵌入這段短片了,如果你的心智年齡已經成熟了,就請沿著這個連結自己去看影片的內容。如果你懶得去看,那麼我們就直接把最後的移除畫面放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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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教父 John McAfee 涉槍殺鄰居被下通緝令,還有曲折的人生
janus janus 發表於 2012年11月13日 12:40 收藏此文
或許你對於 John Mcafee 這個人很陌生,但是對於「McAfee」這個名字則應該已經聽聞已久。被國人戲稱為「賣咖啡」的防毒軟體 McAfee 就是他於1989年開始打造,一手創建起來的,是防毒界名副其實的教父級人物。而現在,他因為涉嫌犯下謀殺罪,遭到中美洲島國Belize的警方通緝。
雖然從1999年John Mcafee在公司上市後,把手中所有的股票賣掉,就跟全球最大的防毒公司Mcafee再也沒有關聯了,但是這個消息還是讓很多人感到震驚。
根據福斯新聞網的報導,死者 Gregory Faull 由於頭部受到槍擊,死於自己家中。而他的鄰居John Mcafee就是主要嫌疑人。Gregory Faull是在當地很受歡迎的建築商,而鄰居表示,兩人關係不好的事情幾乎當地所有人都知道,Gregory Faull曾經多次向市長辦公室投訴John Mcafee持槍向他耍流氓的事證。而警方在兇案現場搜索之後,發現Gregory Faull家中財務幾乎沒有損失,只有筆電以及手機失竊。而警方隨後到John Mcafee家中打算展開調查,發現John Mcafee已經不見蹤跡。
▲在2008年的時候,John Mcafee 過的日子還很優渥,形象也佳,曾受邀到Roanoke演講。
當年John Mcafee在賣掉手中的股票後,的確過了一陣相當優渥的生活。曾經當過一陣瑜伽導師,還出過幾本瑜伽的書。奇怪的是,不像其他學習瑜伽的導師應該都是追求心靈上的平靜,John Mcafee則一直與黑幫、槍枝、藥物有所牽扯。
John Mcafee過去幾年搬到Belize,並創建了一家名為QuorumEx的研究機構,曾經以慈善家的身分出現,向當地的警衛隊捐贈了許多錢。不過,John Mcafee同時也是過去幾年金融風暴的受害者,他原本個人的資產被估計有超過10億美元的身家,但是在2009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由於他個人不當的投資,現在身家已經縮退到4百萬美元。
最近這兩年,John Mcafee的形象已經從名人、慈善家變成黑幫流氓,在今年五月二日John Mcafee因為沒有製藥許可、非法持有大量槍枝,在他的研究機構遭到逮捕。逮捕他的時候,警方派了42人的菁英部隊,深入他位於熱帶雨林中的「研究室」,並且還放倒了幾隻用來看守的警衛犬,才終於將他逮捕。過程就像是在緝拿黑道大亨一般,而John Mcafee則聲稱他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沒有向政府捐錢,之後則被保釋回到家中。
▲之前GIZMODO採訪他時的近照。
其實GIZMODO在不久之前才採訪過John Mcafee,過程中也暗示這位病毒界的教父已經儼然成為製毒界的教父。而他似乎離科技也已經漸行漸遠,不過今年他在一次採訪時也曾提到,身為當年第一個商業防毒軟體的創造者,使得他長久以來成為駭客的頭號攻擊目標,駭客將能夠攻擊他成功視為一種「榮譽勳章」。而為了讓自己得以安全,他的安全策略是:他從不親自買自己的電腦,使用化名登入電腦,每隔三天就更換一次自己的IP。
與其說這是安全的「策略」,不如說這位防毒教父的盛名已經使他成為一名網路逃犯。但怎麼也沒想到,現在他也真正成為了一名逃犯。只能說,John Mcafee的人生,真的比好萊塢電影的情結還要曲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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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術足以誤國禮治不能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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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東門黄犬>的典故:李斯以及他留給後世的警惕
1676我思故我在
 這一陣子大家談成語談的挺起勁,讓我今天不知怎地一整天一直想著李斯這個人來.李斯原為楚國上蔡小吏,後因"諫逐客書"獲得秦始皇的信任,位居丞相,害死自已的同學韓非,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全國幣制。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07年),李斯建議銷毀民間所藏《詩》、《書》等百家之學,又坑殺儒生,史所謂“焚書坑儒”。
 這時的李斯,可說是權傾一時.兒子也都擔任極為重要的官職,而女兒都嫁給貴族.但秦始皇突然駕崩,在趙高用計廢公子扶蘇,欲立二世胡亥時,李斯卻因戀棧權位,再次妥協了標準,而與之附和,密不發喪,並假傳聖旨賜死扶蘇.善良的扶蘇因駐軍在外,不疑有他,果然中計自殺.
 二世即位後,朝政大壞,趙高更是利用權勢以報私仇.李斯上奏二世,反而被誣告為逆謀造反,被夷三族.史記李斯列傳有這麼一段文字,非常傳神的描繪了李斯的後悔: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五刑指的是墨(臉上刺字),劓(割鼻子),刖(砍手腳)宮(宮刑,割去生殖器)和大辟(死刑.當時為腰斬).李斯在受刑前對兒子說,現在要回到從前在上蔡那種平凡的日子,帶著黃狗出東門去打獵抓兔子,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東門黄犬"指的就是原先富貴一時,但後來一朝傾覆,那種後悔的心情.
 想當年,自己如何踩著別人往上爬,不擇手段,連自己的同學都殺.又是怎地以鐵腕來一統天下,甚至因怕人民有了知識不好"管理",竟然坑殺知識份子,焚燒書簡.這種沒有標準,只顧自己的人果然在自己的權位有危機的時候馬上向當權派靠攏,甚至是耍詭計把太子給除掉,讓自己與家人繼續享受權位與富貴.但到最後,即使是"機關算盡",還是沒逃過現世報.
 李斯這種人格特質,在現代社會哪裡沒有?幾個世紀來,人性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只是古人以一生來驗證的真理和歷史血淋淋的教訓,到底我們能從中了解多少?記取多少?人若不仁,不忠,不義如李斯,而坐享榮華富貴於一時,那又如何?最終他最懷念的,還是在上蔡時,能和兒子自由自在,帶著家裡的黄狗出東門打獵的平凡日子.

大小機構,每到年底總有老臣子退休,或員工另有高就。電視長壽節目暫告一段落,主持人依依不捨感觸流淚。也有政客稱病棄船,不一陣已高調復出─所以把離去目作緣盡,說不定有更好去處,換來更珍貴的東西,不以金錢權勢衡量。
聽過「東門黃犬」的故事嗎?乍見四字,根本猜不透寓意。且字面顯淺,遛遛狗?何以流傳後世?
李斯,戰國末年有計謀之士,他分析當時局勢以秦最強,遂投靠秦,協助游說秦王吞併六國統一天下。李斯來自楚國,即使能力得到肯定,官位升至客卿,秦王仍起防範之心,意欲驅逐,但李斯怎甘美好宦途斷送?寫了篇〈諫逐客書〉上呈,打消了他的念頭,恢復官職,位高權重,建立不少功績。
秦始皇死後,李斯竟與趙高合謀殺太子扶蘇,擁立少子胡亥為帝。趙高挾平庸天子誣陷異己。李斯終被判死刑,在咸陽城刑場內百感交集,對特來最後相聚的兒子流淚歎息:「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牽着黃狗到東門散步追逐野兔啊,可惜已經沒有機會了!」
未發跡發達之前,平民生活多可貴。懷念?不如重溫樂趣。聚散進退本無常,別讓圓缺角


 


禮治、法治之辯
2014-12-08 14:52:29
從理論上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法」、「法治」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法」、「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禮治」與「法治」之爭在歷史上也有特定的內容。傳統「禮治」中,有著許多今日「法治」建設可以借鑑的優秀成分;傳統「禮治」中卻有著許多今日「法治」建設必須擯棄的內容。正歷史上「禮治」、「法治」之概念,明今日「法治」、「傳統」與「法治」本質之區別,在現實「法治」建設中不可或缺。
一、中國傳統法律的特色
中國傳統法律體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禮為靈魂,若失去了禮的指導,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而且還會成為危害天下的「虐法」。這種以禮為原則的法律體系是被後人稱為至聖先師的孔子總結了西周「禮治」經驗後於2500年前創建的,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強調法律的從屬地位。古人所言的「法」或「律」一般專指刑罰。而禮的內容要比法豐富得多。就內容而言,禮多指人情、人倫、道德及善良風俗。套用現代法律術語,可以說禮具有習慣法的某些特徵。實施禮的手段也比法更為緩和禮的實施主要依靠耐心細緻的教化,以理而不是以力服人。孔子將法與禮所能達到的不同社會治理效果作了比較:「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看來,以理(禮)服第人的「王道」顯然要優於以力(法)制人的「霸道」。以禮服人,不僅可以制止猛然,而且可以培養人們的知恥向善之心,這就是「有恥且格」。以法制人,可以制止犯罪,但在其制止犯罪的同時卻也產生副作用和消極影響,它使人們只有畏懼而無羞恥之心;即「免而無恥」。鑒於此,孔子強調法律必須納入「禮治」的體系中,不可「獨任」。否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第二,強調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礎。「禮治」中所言的人情,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由人情而派生出中國傳統的人倫道德--忠、孝、節、義。孔子認為依附於「禮治」的法律只有維護忠、孝、節、義,才具有懲惡揚善的功效。當人情、道德與法律相牴牾時,永恆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變的,可變的只是法律。《論語•子路》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人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這個人不顧父子之情與孝道,出面作證,被當時的人譽為「直」,即公正無私。孔子聽後,不以為然,他反駁道:「父為子隱,子為你隱,直在其中矣」。可見孔子並不像西方的哲人那樣將法律視為公正,而是將公正寓於了永恆的人情之中。只有與人情、道德相一致時,法律才有公正性可言。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孔子才敢斷言自己的學生公治長「雖有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公冶長。呆板地遵循法律,在孔子看來只會使官吏變得刻薄,百姓逐漸詭詐。他讚賞子路為人信誠,百姓愛其感化而第68,淳樸無欺,以致公堂之上「片言可以折獄」。善良的人情、高尚的道德是法律能有益於社會治理的前提條件。
第三,強調執法的目的在於消除法律。與西方哲人追求的「法治國」不同,孔子追求的是「禮治國」。禮治國有兩個顯著的標誌,一是「勝殘去殺」,消除了暴力的統治方式--法律。社會治理依重教育。二是將社會的和諧--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以達到禮讓「無訟」的境地。成書於漢代的《禮記》托孔子之言描繪了「禮治國」也就是「大同之世」的誘人情景:「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其中體現了孔子的理想與追求。孔子並不諱議現實社會中尚無法消除法律,但他以自己的經驗告誡世人,須牢記用法的目的在於消除法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亂刑亂罰。孔子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勝殘去殺」、「無訟」不僅是孔子的理想,而且也是中國社會的共識。先秦持不同政治主張的諸子各家不謀而合,幾乎都把消除法律作為社會發展的最終理想。如法家雖力倡「以法治國」,但卻將「去刑」作為法律的最終目的。「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這句話竟出自著名的法家商鞅之口。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道家對嚴刑峻罰的反對自不待言,他們辯證地指出:「法令滋彰,資賊多有。」消除人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主要標誌。對法律的排斥,表明在古人的心目中,法與暴政相輔相成,「法治」是暴政的標誌。
第四,強調法律實施的最佳途徑是「人治」。孔子認為在治國中,「人」的作用遠遠重於法律。「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消除法律,建立「禮治國」所依靠的是「善人為邦」,而不是嚴密的法律或制度。在此,我們必須澄清中國與西方、古代與現代不同的「人治」與「法治」觀念。首先,中國古代的「人治」觀,可以部分地與西方柏拉圖「賢人政治」相比較,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西方的「人治」理論都與現實中人們所認為的「以言代法」、「權大於法」、「長官意志」等所謂「人治」觀毫無關係,將古代的「人治」思想簡單地解釋為「權大於法」,完全是今人對古人的一種曲解。其實,中國古代「人治」思想的實質就是強調統治者的表率作用和嚴格的自律,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次,中國古代的「法治」的核心與目的在於用暴力的秩維護專制制度,其與民主思想水火不容。在提倡「法治」的法家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著「權大還是法大」、「人大還是法大」等問題,法律是君主的御用工具,服務於權力是天經地義之事。因而,我們今天所批判的「人消費品」,恰恰是古代「法治」傳統的遺留。因此,對傳統「人治」思想不加分析的貶斥批判,結果將會搞亂人們的思想,阻礙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相反,若以為中國傳統「法治」曾在歷史上起到過進步作用,便將其視為傳統精華而加以繼承,並企圖通過弘揚傳統「法治」而健全民主,結果也必將是緣木求魚。
身為教育家的孔子在禮與法的抉擇中,毅然將法納入了「禮治」的體系,教化感召開由此而成為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最顯著的特徵。
中國古代對孔子「禮治」思想的接受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春秋戰國之際,身處社會激變中的人們大都將孔子學說視為迂闊之論。其中最反對「禮治」的法家除在法的目的上與孔子大致相同外,對孔子的「人治」、「德治」、「禮治」都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在激變的社會中,大力提倡早已過時的「禮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舉。法家崇尚的是「力」,即君主的至高無上的權勢。而「力」體現於「法」中。嚴密完備而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與殘酷而且有震憾力的刑罰是君主治國的重器。「威不二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法家獻給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法治」理論將一切複雜的問題螽化,在「法治」的統治下,除了權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都無足輕重,一切以法為標準,言行合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賞二柄,無敵於天下。這種簡單易行的學說,在當時不僅深受統治者的常識,而且也易於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的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統一的、強有力的專制帝國秦王朝應運而生。
法家的「法治」理論對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量疑的。但是,「法治:」理論有一個致使的弱點,即為政太急、役民過酷。專制制度的殘酷性在「法治」理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秦王朝統一後,將天下之人置於法網之中,以致「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志市」。道家「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幸方中。當統治者尚陶醉於「皆有法式」、「專任刑罰」的成果之中時,平民百姓卻飽嘗了「法治」之苦,對秦政權深感失望,統一了16年的秦王朝在農民起義中覆滅了。
秦王朝滅亡後,「法治」地位一落千太,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對「法治」亡秦的反省中,人們注意到孔子「禮治」思想的優勢。「禮治」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保民。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可以彌補專制主義的某些缺陷,緩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孔子的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在此,我們又必須澄清中國古代社會「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專制無法無天」的社會,其實這也是今人對古代的一種誤解。中國古代法律制度自秦代開始便日趨完備,無論是從法律條文、體系上說,還是從立法、司法制度上說,都可謂長獨樹一幟,若是「無法」,「專制」便一天也無法維持。從統治者來說,都可謂獨樹一幟,叵是「無法」,「專制」便一天也無法維持。從統治者來說,對法制的建設也十分重視,自秦代始,直至清代,封建法制一脈相承,在發展中不斷被完善。其中《唐律》不僅影響中國社會達千年之久,而且也長期為日本、東南亞國家所效法。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歷史上雄才大略的皇帝無不是設法立制的行家裡手。因此,中國古代社會不僅有法,而且堪稱完備。但,不可否認,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法治」確實十分薄弱,因為「禮治」將「法」置於了「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為盛世所不尚」的地位,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道德、禮教是第一位的,而法律、刑罰則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
提倡「禮治」還是提倡「法治」,在中國古代是聖主與昏君、廉吏與貪官的分水嶺。除秦朝外,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在司法實踐中,當法制與風俗、道德相衝突時,以禮變法也是不言而喻之事。「法設而不犯,刑設而不用」這句流傳頗廣的古語,提示了古代社會中「法制」與「法治」間的關係,重法制的完備,而輕視法制的作用,法制嚴密而「法治」觀淡漠可以說是「禮治」派生出的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又一特色。
二、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近代化及有關
現實法治建設的思考
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近代化自明未清初就開始了。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如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啟蒙思想的微弱等,這次社會性質的轉變未能完成,法律體系近代化的進程也半途而廢。但是,從這場夭折的變革中,我們可以體悟到根植於中國傳統的近代「法治」與我們今天所言的西方「法治」仍然有著很大的差異。
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法治」,首先不同於傳統社會的「法治」,兩者的區別就在於顛倒了君與民的關係。傳統「法治」以君為主,而啟蒙思想家要建的「法治」以民為主。用啟蒙思想家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用維護天下人利益的「天下之法」取代維護君主一人一家利益的「一家之法」。由此可見,明未清初啟蒙思想家不僅已具有了近代「民主」意識,而且也將「法治」與「民主」--而不是專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古代「法治」的糟粕得到清除。其次,在法律的表現形式與實施手段上,啟蒙思想家充分吸收了傳統「禮治」的營養,他們認為法律既以為維護天下為已任,所以條文不必嚴密,手段不必嚴酷,天下之利自然可歸諸天下之人。在啟蒙思想家的「法治」社會中,法律有著「詩書寬大之氣」,而且「法愈疏而亂愈不作」。傳統「禮治」所追求的道德與社會和諧在啟蒙思想家「法治」理論中得以充分的體現,而封建「法治」所強調的「諸事皆有法式」卻被新的「法治」理論所揚棄。
明末清初法律近代化的進程雖然被中斷,但它給後人以深刻的啟迪,這就是中國若自身完成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轉變,以其深厚的歷史傳統,必將會創造性出一個有別於西方的東方近代化模式,法律體系也是如此。
清朝末年,中國古代社會開始了第二次近代化歷程。這次社會轉變所面臨的局勢不同於明末清初。首先,西方的強大與入侵擊碎了國人「天朝」的美夢,中國面臨亘古未有之變局,在「夷強中弱」的局勢下,中國人認識到「不變則亡」、「小變則亡」,這是一場被動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法律體系的變革,因為「法律」在西方及接受了西方學說的中國人眼中甚為重要,而在朝廷及具有傳統意識的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又無足輕重,不可與禮相提並論。法律,是傳統文化中的薄弱環節,也是統治者最易允諾的變革之處。其次,這次被動的變革有著西方現成的模式可供借鑑,在變革中,傳統難免被人忽視。從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啓超大聲疾呼「全變」時起,到主持修律的在臣沈家本感嘆「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其優絀之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變法者無不把西方作為效法的對象。清末法律變革確實抓住了中國古代傳統法律的關鍵缺陷,即「法治」意識淡漠,法學枯萎。沈家本告誡世人,西方「法」的內涵不單單是「刑」,他總結道:「說者謂西文『法』字於中文中有『理』、『禮』、『法』、『制』之異譯,不專指刑法一端」。又指出法學與政治息息相關,法學的興盛雖不能必然導致政治的興盛,但法學的衰敗必然會導致政治的衰敗。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近代的落後局面正是自元以後法學不明而造成的。沈家本欲從變革傳統法律制度、體系入手,深入到人們法律觀念及學理的變革,創建一個不同於傳統的全新的法律體系。
然而,同樣令人遺憾的是,清末法律變革後,西方的法律形式,諸如部門法體系、法律機構及審判中的某些原則被引入中國,但人們的法律意識卻依然淡漠、法學依舊衰微。在制度上,中國與西方幾無差別,而在法律觀與法律環境上,中國依然沒有擺脫傳統,西法被引入國門,卻又被拒於人們的觀念之外。
清末法律變革的失利,證明了文化的不能移植,割裂傳統的吸收勢必流於形式,馬克思曾經反指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他們在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清末法律變革之所以未能取得最終成功,原因就在於忽視了「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
總結再次法律變革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現實中的法律建設應該、也必須借鑑傳統的經驗教訓,以傳統為依託。正如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治」是其本民族傳統的更新一樣,中國法律體系的創建也必須更新自己的傳統,走出自己的道路。現實法律體系的建設必須要注意到兩個問題:
第一,從西「拿來」時必須「放出眼光」,西方的「法治」對我們今日的法律體系建設確實有諸多的可借鑑之處。但是,在吸收西方「法治」經驗時,確實也存在著甄別吸收的問題。因為西方「法治」畢竟產生於其特定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環境中,不可能之四海而皆準。西方的「法治」不可移植性,西方學者早有論述:托克維爾指出美國的特殊條件,已表明美國的制度不能移植,貝奇霍對大不列顛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只有先把一個國家的公民都變成英國人,才能實現英國憲法。正如文藝復興前,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無法將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封建文明通過絲綢之路全部輸出到西方一樣,西方,西方的「法治」也不可能照搬到中國。故爾,中國的「法治」必須帶有自己的特色。此外,西方的「法治」並非完美無缺,在現實中,西方「法治」的種種弊端已日益顯露。繁雜瑣碎的法條並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的公正,相反,只要有「法」可依,人們便心安理得地泯滅良知與道德。法律對社會犯罪不僅時常束手無策,而且有時反會助紂為虐,助長犯罪者的氣焰。近來美辛普遜案件的審理結果及屢屢發生的警察毆打移民、黑人事件,致使許多以「法治」為自豪的西方人對「法治」也深感失望。面對「法治」發展的困境,許多西方學者已將目光投向中國傳統學說,欲從東方古老的哲學及文化中尋找出一條擺脫困境之路。
鑒於以上原因,現實「法治」建設,在借鑑西方「法治」、吸取西方「法治」經驗時,必須擺脫僵化的效法及對西方亦步亦趨。在此我們應該記住魯迅先生的告誡,在「拿來」時,「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第二,現實「法治」建設必須充分體現民族優秀傳統。中國現實「法治」建設必須以傳統為依託,因為傳統法律體系中不僅凝聚著民族文化的精華,而且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傳統還常常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不能任意改動。現實「法治」建設若過於背離傳統,將會被傳統的惰性力所粉碎,最終難免形成清末法律體系變革流於形式的局面。
現實「法治」建設不能不破除一些傳統的束縛,比如我們需要弄清古代「法治」與近代「法治」本質與內容的區別,以避免在傳統思想驅使下,人們將「法治」視為暴政而加以拒絕。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對「法治」的論述十分有益於傳統法觀念的改造。明末清初對傳統法律體系的改革是反傳統之道而行的,即重視觀念的改變,將維護皇權利益的「一家之法」改造為維護天下人利益的「天下之法」,由此而改變了法律的傳統形象。為了使人們易於接受新的「法治」體系,在具體制度、條款的設立上,主張「寬簡」,重法制而輕法治的中國傳統法律特色得以改造。在破除傳統法律觀念束縛的同時,啟蒙思想家也從傳統中汲取了有益的營養。古代社會中行之有效的「禮治」,其諸多內容被納入了新「法治」體系,如注重人們良知、道德的培養;強調社會整體的和諧等等,以造就一個「法愈疏而亂愈不作」的「無法之法」的社會。這些都與傳統思想一拍即合,使於中國人接受,若不是歷史上的某些變故,致使啟蒙思想中斷,具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法治」觀的確立將會在明末清初時完成。
1840年後,中國「法治」建設走上效法西方的道路,現實「法治」建設如何充分體現民族優秀傳統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一代又一代變革者。世界文化交流中有一條經驗值得人們注意,即相對發達的國家與相對不已開發國家交流,往往能擷取不已開發國家文化的優點以促進自身文化的更新、豐富;相反,不已開發國家所擷取的卻常常是已開發國家文化中的弱點甚至糟粕、吸收之後,不僅自身優良傳統被污染甚至淹沒,而且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也會由此而泛濫。中國近代「法治」變革時便有這方面的深刻的教訓。許多西方制度。觀念傳入中國後,與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相匯,使原本先進的東西變得「非驢非馬」,曾對「以西法救中國」寄以厚望的梁啓超來痛心地指出過諸多西方之花在中國結出的惡果:「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事實證明,凡是具有傳統依託的法律變革往往能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後我們所實行的人民調解制度,勞動改造制度等。而沒有傳統作依據的改革,往往在實行中舉步維艱,或流於形式,或弊端百出,防不勝防。黑格爾有言:「然而歷史對於一個民族永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靠了歷史,才能夠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精神』表現在『法律』、『禮節』、『風格』和『事功』上的發展行程。『法律』所表現的風俗和設備,在本質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東西」。
中國傳統法律體系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古代的「禮治」強調以人情為核心,以道德為基礎,強調統治者道德表率作用重於立法建制。中國古代設法立制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和諧社會,正如孔子所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政、法治標,德、禮治本,社會的治理由里而及表。在古代,被人們譽為太平感世的時代,無不是道德規範完備,風俗善良,人們充滿理想的時代。西方「法治」以理性為中心,以制度為基礎,社會治理由表及里。沒有理性的引導,沒有對法制完備的追求,古希臘、羅馬文明及近代資產階級的「法治」就無從談起。幾千年歷史的發展證明,中國社會一旦道德廢頹,人們失卻了理想,再完備的制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中國近代一系列變革,總是不了了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理想與道德的危機始終未能解決,傳統的優勢無從發揮。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除外,其所以能取得勝利,就是因為發揮了「理想」的凝聚力與威力。中國現實「法治」體系的建設離不開道德體系的重建,只有如此,人們才能重新認識「法治」,更新傳統「法治」觀念,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立法與執法的脫節,避免西方「法治」不良影響。
道德體系與法治體系的同建,意在使社會達到標本兼治,這一建設無疑是充滿艱辛的,但卻是必要的,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有別於傳統,也有別於西方的特色之所在。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LnDR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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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與政治現實的對話:賈誼《新書》的禮治思想
作者:林俊宏
摘要 / PDF 全文下載---禮與政治現實的對話:賈誼《新書》的禮治思想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 - https://goo.gl/Ll9Afo
經過了數百年的學術集團在論述上的爭勝與實踐的對照,呈現在西漢初期知識份子面前的選項,已然可以簡約到儒道法三家身上,這三個學術集團的哲學背景、思想結構,乃至於貼近政治力的程度,以及被接受度,有著明顯的差異,然而在西漢初期這些政治思想有了更進一步融合的現象;本文試圖分析這個時期重要的作品─賈誼的《新書》,希望從鉅視的觀點分析,整合學術思想如何可能對於政治現實作出更妥適的回應。賈誼「務為治」的思想,在這樣的學術風潮下發出論述,透過以禮立治及依德性而治,乃至於依道而治的基本理念,對於儒家的傳統禮治思想作出承繼與回應,考量了「禮」對於政治現實的規約力以及與政治現實的互動,賈誼對於西漢帝國的成熟有著理論上的貢獻,這些貢獻分別在政治社群的重新建構、中央集權的理論與歷史安排以及道德統治與現實政治的連結上逐一示現,整部書呈現出的禮治思想不僅是關於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再現,同時也透過禮的原型理念與政治現實的對話,清楚地標誌出政治實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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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與現代價值
專题: 經學振興及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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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主張的“為國以禮”,是漢代以降歷代王朝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樣的政治實踐可以稱為“禮治”。然而對于傳統的禮治思想,人們以往多持批評態度。如何用現代學術的眼光和方法對這一重要的傳統思想文化遺產進行挖掘清理,使之對現代文明的進程有所裨益,應該說是一個十分有意義且重要的課題。
  本文所要著重論析的,便是禮治如何通過道德教化的內在機制,實現其穩定社會秩序的功用,并通過對此機制的分析,揭示傳統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以期對現代社會的穩定與現代文明的構建有所裨益與借鑒。
      一、禮治、法治與人治——問題的提出
  在討論法治的問題時,人們常常會采取從傳統文化的思考入手之角度,來分析中國社會的現狀及其根源。而當古今中西的概念和觀念交匯在一起使用時,極易引起混淆,并由此產生一些誤解。禮治、法治、人治這三個概念就是如此。對此三個概念的辨析與厘清,是本文所要做的第一項工作,也是本文討論古代禮治思想的入手處。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禮治”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是和“法治”(嚴格地說應是“以法治國”,這里我們是借用了近代以來才有的“法治”這一概念。本文在討論中國古代社會時所使用的“法治”一詞,均應如此理解。)相對立的:而在現代社會的法文化觀念中,“法治”的概念又是同“人治”相對立的。因而人們很容易在“禮治”和“人治”之間劃上等號,“禮治”與“法治”的對立也很容易被視為“人治”與“法治”的對立。然而,這實在是一種誤解,且此種誤解在時下并不鮮見。本文擬從對這三個概念的辨析入手,來展開我們關于“禮”的討論。
  中國古代并無“人治”一詞,“人治”與“法治”作為對立的概念,是近代以來從西方引進的。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中,“法治”是同民主制相聯系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則,事實上,也只有人人平等的社會,才談得上真正的法治。而“人治”是同君主專制相聯系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君主的權力和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盧梭指出:“不管一個國家的政體如何,如果在它的管轄范圍內有一個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會受這個人的任意支配。”(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2頁)這個“可以不遵守法律”的人就是專制君主,這意味著法律屈從于他的權力。“法治”則正好相反:統治者的全部權力都應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法律產生于并代表著人民的意志。西方近代的民主意識導源于其文化傳統,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對“人治”或“一人之治”進行過尖銳的批評,他說:“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69頁)
  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則中國古代根本不存在“法治”的思想,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學派的思想倒是更接近于西方所謂“人治”。法家是典型的君主獨裁論者,如《商君書·權修》曰:“權者,君主所獨制也”,“權制獨斷于君則威”。《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法家雖主張君主亦應守法,但這法卻正是君主本人制定的,是君主意志的體現,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管子·任法》曰:“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可見,法家的邏輯是,君主既然已經制定出了法,就應當帶頭遵守,如果君主帶頭破壞既定的法,則勢必上行下效,法就會形同虛設。孟德斯鳩曾有這樣的論斷:“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人來執政,不過遵照固定和確立了的法律;專制政體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 頁)這樣的“君主政體”正是法家所推崇和追求的。這樣的“專制政體”正是法家所要反對的,他們稱之為“身治”或“心治”。如《韓非子·用人》所謂“釋法術而心治”,《慎子·君人》所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指的都是君主廢法獨斷。可見,法家的“以法治國”實質上仍是一種人治主張,是一種對君權有所限制的人治,同近代意義上的“法治”有性質上的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那么儒家的“禮治”又如何呢?是否如人們經常批評的那樣就等于“人治”呢?我們認為,如果簡單地在禮治與人治之間劃上等號,顯然不利于揭示這一東方式的政治理論的獨特內容與價值。
  常有人舉《荀子·君道》中“有治人,無治法”一語,論證儒家講人治而排斥法治。其實荀子這里只是指出,治理一個國家,人的因素比法的因素更為重要,并沒有排斥法治的作用,因而不宜與近代意義上的人治劃等號。荀子的原話是這樣的:“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國是君之國,國之治亂系于君,君可治之,亦可亂之,故曰“有亂君,無亂國。”同理,法是人制定的,法之興廢在于人,人可興之,亦可廢之,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他舉例說,羿的射法雖未亡佚,但后世如羿之善射者卻再沒出現,可見重要的是射箭之人而不是射箭之法。同樣道理,“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要靠人來執行,關鍵在于什么樣的人來執行,如果“得其人”,法就能“存”,如果“失其人”,再好的法也無濟于事。所以他接著就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致士》篇也說:“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荀子在這里首先承認法是“治之端也”,但更重要的是人,只有“君子”才能制定“良法”,才能保證“良法”的推行。荀子的這一思想,在《中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武之政”是指周文王、武王時期的政治制度,其中當然包括法律制度,這些制度一直記載在“方策”中,并沒有亡佚,但后世卻是天下大亂,再沒有出現那樣的良好政治,可見為政的關鍵還在于人。因而朱熹注曰:“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中庸》把這個道理概括為四個字:“為政在人”。
  可見儒家極為重視執政者的個人素質和群體素質,在他們看來,人是政治實踐中的決定性因素。但他們并不排斥法的作用,并沒有把人與法對立起來,實際上是主張以任人為主,任人與任法相結合,或曰禮法并用,德刑并舉,但德禮為主,刑法為輔。《唐律義疏》所謂“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罚為政教之用”,可以說是對儒家禮治思想的準確概括。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參照,這樣的政治思想,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我們只能稱它為禮治。
      二、明分、別異、序等級——禮的社會政治功用
  禮最初表現為不成文的習俗和傳統,后來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體的條文規定。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對“何謂禮”的大段回答來看,早期的禮內容極為廣泛,除了習俗、道德、各種人倫關系外,還包括經濟政治乃至冠婚喪祭等制度,甚至包括了刑罚、威獄等強制性的懲罚手段。子大叔將所有這些概括為一句話——“民之行也”。孔子主張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應置于禮的規范和約束之下,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可見,禮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各種行為規范的總和。儒家的以禮治國實際上就是以規范治國,用無所不包的禮來約束和規范人們的一切行為。
  禮又有外在的表現形式和內在的精神實質之分。形式化的禮稱為“儀”。魯昭公來到晉國,表現得彬彬有禮,晉侯稱他知禮,女叔齊卻說:“是儀也,不可謂禮。”《中庸》所說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就是指的禮的外在形式。外在的形式是為了表現內在的精神實質,禮的精神實質稱為禮之“義”。《左傳》曰:“義以出禮”(《左傳》桓公二年),“禮以行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幾處的“禮”指的是與義相表里的禮儀,禮儀不過是“行義”而已,義才是制定禮儀的根據和原則,才是禮儀的實質所在,誠如馮友蘭先生所說:“禮之‘義’即禮之普通原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14頁)外在的禮儀與其所依據的原則——義的統一, 便構成了完整意義的禮。義者宜也,合理之謂也,那么,在儒家心目中什么才是合理的呢?也就是說儒家的禮所要標示、體現和維護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分”,即等級秩序。
  儒家認為,人類社會的等級分野是天地經義的。就家族的范圍來說,人們之間天然地存在著輩份、年齡、性別、血緣關系的遠近等差異,由此而有長幼、親疏之類的等級分野,它決定著人們在家族之內的地位和行為。就全社會的范圍來說,人們之間存在著才學德智等方面的差異,由此而有尊卑、上下之類的等級分野。后一種等級分野不是天然的、固定的,而是可變的。在早期儒家的觀念中,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同他的才學德智是一致的,有才有德者理應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并享有較高的物質待遇,才德越高,地位和享受就越高。如荀子曰:“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又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荀子·君道》)漢儒徐干說得更明白:“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徐干《中論·爵祿》)這當然只是儒家的一種理想化了的假定,但它卻是儒家堅定不移的信念,也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標。在儒家看來,只有這種差異鮮明、等級確定的社會才是公平合理的,尊卑上下、長幼親疏各有分寸而不淆亂,就是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同早期儒家的設想是一致的,特別是封建社會的中后期,才學德智之優劣,一般來說可以決定人們在社會等級序列中的地位,它同人們后天受教育的程度和個人努力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并標志著人們對社會的貢獻之大小。這種等級地位通過科舉、黜陟等方式得到確立和全社會的認可,成為社會等級關系的主流,由宗法血緣關系決定的天然的等級分野退居次要的地位。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封建社會的成熟形態中,社會的等級狀況實際上是人們之間競爭的結果,每一個社會成員一般來說都有獲勝的機會,競爭造成了特定的等級序列,并使之不斷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應該承認,這樣一種社會機制是有其公平性與合理性的。在這樣的等級社會中,禮所起到的正是確認和維護這種既成的等級秩序的作用。
  禮對等級秩序的確認與維護是通過對等級差異的標志和分別來實現的,即所謂“別異”、“辨異”。在這方面,儒家多有論述。如荀子曰:“禮別異”(《荀子·樂論》),“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禮記》亦曰:“禮者為異”(《禮記·樂記》),“禮辨異”(同上),“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上》)董仲舒亦曰:禮者所以“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春秋繁露·奉本》)反過來說,“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從效果看,如果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社會地位去選擇符合自己身份的禮,“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荀子·榮辱》),則無論貧富貴賤皆能各守其分,大家自然就會相安無事,社會自然就會井然有序了。
      三、規范、教化與道德自覺——禮治的內在機制
  泛言之,禮、法與習俗都可以對人們的社會行為起到規范的作用。上升到治理國家的根本方法,則有禮治與法治兩種不同的思路。儒家把禮治作為首選。關于禮治和法治之優劣,孔子有過經典性的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恥”、“格”兩字的訓釋于此甚為關鍵。《論語·子路》載子貢問孔子怎樣才可以稱得上“士”,孔子回答說:“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集解》引孔注曰:“有恥者有所不為。”《谷梁傳》襄公二十九年“君不使無恥”條,范寧注曰:“無恥不知臧否。”可見有恥與無恥的區別在于是否自覺自愿,同樣是不為某事,迫于政令、懼于刑罚而不為與出于自覺自愿而不為是大不一樣的。《爾雅·釋詁》曰:“格,至也。”《爾雅·釋言》則曰:“格,來也。”“至”與“來”義同,《說文解字》“格”字條段玉裁注曰:“此接于彼曰至,彼接于此曰來。”蓋謂為政者以德化民,又以禮齊之,就能培養起人億的羞恥心,使之自愿地與為政者相溝通,自覺地與為政者合作。格又有“正”義,揚雄《方言》曰:“格,正也。”蓋以德化民,以禮齊民,則民知羞恥,知是非,其心與行自正。新近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戰國楚墓竹簡《緇衣》“民有格心”作“民有huān@①(歡)心”。“歡”有“合”義,《戰國策·秦策二》“而大國與之歡”,高誘注曰:“歡,猶合也”,意為親近、交好。綜觀以上訓釋,其中的共同之處就是,以禮治國可以在為政者與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親和的關系,使人民自愿地服從政令,自覺地遵守規矩。這就是儒家心目中禮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兩者的實際效果大不相同,孰優孰劣自不待言。
  這種自覺心的形成靠的是日熏月染的道德教化。如《管子·侈靡》所云:“若夫教者,biào@②然若秋云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云,乃及人之體”。即通過“動人心”等功能,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使人心悅誠服、自覺自愿地服從,化被動為主動。同書《七法》亦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此即是說,在道德教育的長久熏陶下,使人逐漸地適應和習慣,在潛移默化中終能蔚成風習,形成道德自覺。禮治就是通過這種道德教化的作用得以實現的。這種道德教化作用是在潛移默化、不知不覺中進行的:“禮云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禮記·禮察》)“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無形,使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記·經解》)
  儒家注重道德教化有其人性論依據。他們認為人皆性善或可以為善,故教化可施也,從而把老百姓都當做良民看待。法家治國則正好相反,他們是把老百姓都當作刁民看待的,其根據是人皆自私好利不移,因而否認道德的價值和教化的功用。他們只是要求人民必須服從,而不在乎這種服從是否出于道德自覺。然而這種在法家看來是不可指望的道德自覺,恰恰是儒家的禮治所追求的目標。儒家把人民作為教化的對象,禮在教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凡教化之施,無非通過兩種途徑,一是仁、誠、敬、忠、恕等道德觀念的作用,一是禮的行為規范的作用。盡管與刑、法、政等強制性的力量相比,禮與以仁為代表的道德觀念對人都是一種軟約束,但仁、誠等表現為覺悟、情操等內在的觀念形態,它的推行靠的是道德主體的自覺自愿,而與他人無關,且只能由自我的良心來督責;而禮則表現為一系列明確而具體的條文規定,它對人來說是一種非我的外在約束,不一定自覺自愿,可由良心自裁,也可責之公眾,督之輿論。這一區別,孔子看得很清楚,他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述而》)而對于禮,他卻說:“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這就是說,仁是一種高度的道德自覺,一個人要是達不到仁的標準,就不能指望他自覺遵守禮。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對人們“齊之以禮”、“節之以禮”、“約之以禮”,通過一些條文規定的約束作用,來逐步培養人們的道德自覺,以達到仁的境界。儒家學說的目標,對外則治國平天下,對內則提高道德境界。道德心之初立,固然離不開道德學說和道德觀念的灌輸與接受,猶孔子所說的“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然而道德境界的提升,卻只能靠社會生活中不斷的道德實踐來培育,這種道德實踐,就是孔子所謂的“為禮”、“約禮”、“行禮”。禮的作用不僅在于提供給人們一些行為規范以維持社會秩序,更在于通過這些外部的規范來起到教化的作用,啟發和涵養人們內在的理性自覺,不斷培育人們的道德心,從而提高人們的道德境界。當道德境界提升到一定高度后,人們的行為就會由禮的約束進為道德自覺,由他律進為自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由“要我如何”進為“我要如何”。達此道德境界,人的內心高度自由,行為則于禮無不自然相合,孔子所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同上),孟子所謂“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孟子·離婁下》),都是說的這一境界和效果。在潛移默化中將人引向道德之途,于不知不覺中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培養人的道德自覺,這就是禮的教化之功,也是禮治所賴以運作的內在機制。梁漱溟先生曾說:“抽象的道理,遠不如具體的禮樂。具體的禮樂,直接作用于身體,作用于血氣,人的心理情致隨之頓然變化于不覺,而理性乃油然現前,其效最大最神。”(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頁)又說:“這些禮文, 或則引發崇高之情,或則綿永篤舊之情,使人自盡其心而涵厚其德,務鄭重其事而妥安其志。”(同上書,第112 頁)這些都是對禮的教化作用的恰當描述。
      四、出禮入刑與禮主刑輔——禮法之互補性
  馮友蘭先生曾說:“禮所規定,多為積極的。法所規定,多為消極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1年版上冊第414 頁)為什么這樣說呢?《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正可回答這一問題:“夫禮禁未然之前”,重在一個“防”字,故曰積極的;而“法施己然之后”,重在一個“治”字,故曰消極的。其實,法固然沒有勸善之功,但卻不單具有事后懲惡的作用,它以其震懾力量使人不敢為惡或不敢繼續為惡,故亦有“防”之效。因而《大戴禮記·禮察》曰:“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將“施”改為“禁”,就更接近了事情的本相。應當承認,禮與法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禮作為行為規范,通常只是規定人們應當如何和不應當如何,它靠的是人的自覺遵守,因而雖有教化勸善的功用,但由于沒有國家的強制力量做后盾,不具備制裁的功能,對人就只是一種軟約束,如果有人不遵守這些行為規范而破壞了社會秩序,禮對他一般來說是無能為力的。這是禮治的致命弱點,也是儒家受法家譏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古人對于違禮的行為并非毫無辦法而聽之任之。如前所論,早期的禮是包羅萬象的,其中就包含有刑罚、威獄等強制性的懲罚手段,因而禮作為法的來源之一,又可視為習慣法和不成文法,禮之中原本就包含著引出法的可能性。所以儒家雖然注重禮治教化,但卻并不完全排斥刑罚法律,即便是孔孟也不例外。如孔子就說過“禮樂不興則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的話,孟子也曾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的話。到了戰國后期,荀子對傳統儒家的政治理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他援法入禮,主張禮法王霸并用:“治之經,禮與刑。”(《荀子·成相》)他強調禮與法各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用,主張“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使禮法互補,更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荀子的學說使禮治得到了刑法的有力支持和保障,從而大大彌補了傳統儒家的不足。漢人沿著荀子的路子,又提出了“出禮入刑”和“失禮入刑”的主張。王充說:“出于禮,入于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論衡·謝短》)陳寵也說:“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后漢書·郭陳列傳》)這種禮法互補的政治模式理論顯然最符合統一大帝國長治久安的需要,因而成為之后歷代統治者實際上長期采用的指導思想。
  雖然是禮法互補、相為表里,但畢竟有個主次、先后和輕重的問題,儒家對此的態度是毫不含糊的。以援法入禮的荀子為例,就是主張先禮后法和隆禮不隆法的,法只是作為一種保證禮治的維護和推行的輔助手段而存在的。儒家堅定不移地認為,禮治是優于法治的,因而他們總是把禮作為首選的、主要的、根本的治國方法,而以刑罚作為輔助的手段。在儒家看來,禮治之所以優于法治,就在于它有法治所不具備的教化勸善之功用。他們認定刑罚法令只有懲惡之用而無勸善之功,一切道德的行為都來自教化。如“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陸賈《新語·無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桓寬《鹽鐵論·申韓》)“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王符《潛夫論·德化》)儒家還認為,刑罚只能造就小人,教化則能造就君子,如荀悅所言:“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途。”(荀悅《申鑒·政體》)從上引材料可以看出,禮的教化作用是一種變化人心的方法,是在人性上下功夫。王符所謂“上圣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王符《潛夫論·德化》),荀悅所謂“善治民者治其性也”(《荀悅《申鑒·政體》),可以說是點出了問題的要害。具體的做法是“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飭小恥”(《管子·權修》),從身邊細小的事情做起,日熏月染,逐步移風易俗,達到美化社會風尚的效果。這種方法可以說是一種十分積極、徹底的方法,倘使人皆自覺向善而不違禮,社會秩序井然,法律制裁又將何以施之?當然,教化之成須待時日,非短期可以收效,如孔子的政治理想雖以“無訟”為目的,但他又說要想達此目的需要一百年的時間。然而儒家相信,教化的目標一旦達到,則可一勞永逸,社會就會長治久安,使為政者受益無窮。如董仲舒曰:“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漢書·董仲舒傳》)又曰:“故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同上)如此宏遠的功用決非法治所能企及,因而禮治教化始終為儒家所推重。如果我們把儒家倡導的禮治教化看成是治“本”,那么法家倡導的法治刑罚就只是治“標”,如此我們便可理解儒家為什么要以禮為“國之綱紀”,為什么要堅持禮主刑輔和先禮后刑了。
      五、對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的一點思考
  儒學自漢代始獲得了獨尊的地位,禮治遂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的主導思想。禮治獲得如此地位不是偶然的,因為它適合中國古代的國情。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家國同構式的社會組織形式一方面形成了復雜的等級關系,另一方面又將親情與溫情貫注于其中,這是東方式道德與倫理思想產生與發達的溫床。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為國以禮”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事實上,中國古代幾個盛大的王朝之所以國祚綿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的禮治的維護作用,僅憑這一點,禮治思想的重大價值就是不可否認的,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
  用現代學術的眼光來看,禮治的合理因素和價值在于:它為人們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律制度的行為規范,并通過對這些規范的遵守,于潛移默化中起到一種教化的作用,提高人們的道德品位和思想境界,使人們自覺地維護社會秩序,主動地去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社會風氣,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禮治具有法治所不能代替的獨特價值,它從長遠處著眼,從積極處入手,在人的思想深處下功夫。這樣一種社會機制如果能夠得到正常運行,對于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文明素質,對于任何時代、任何國度的社會綜合治理,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實際意義。因而就其合理因素而言,傳統禮治思想就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產,而且也是全人類共有的思想資源。
  毋庸諱言,古代的禮治實際上是一種賢人政治,它雖然主張禮法并用互補,但過于強調人的重要性,有重人輕法的傾向,這是必須加以揚棄的。但如果把這種產生于遙遠古代的思想體系簡單地宣布為“人治”而予以拋棄,這樣的態度也是不慎重的。“人治”作為封建殘余,至今仍困擾著我們,有法不依、以權代法、權大于法、長官意志、濫用職權殉私枉法等是其主要表現,這些只能以加強法制建設來加以糾正。不難看出,這種以權與法的關系為焦點的“人治”殘余與“為國以禮”之間還難以劃上等號。
  如今,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法治的呼聲因之不斷高漲。社會的治理固然應倚重于法治,但它畢竟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系統工程,單靠法治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狀況同人們的道德素質與文明意識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認為,傳統的禮治思想是可以進行現代轉換的,其合理因素同現代社會的以法治國不但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促進和互相保障。在當今社會,禮治應成為與法治相輔相成的另一種以規范治國的有效方式,二者的區別在于,法治是以強制性的規范治國,而禮治是以非強制性的規范治國。同時,由于禮治提供了一系列具體的行為規范,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從而也有別于單純的思想道德教育。因此,我們在加強現代法制建設的同時,也就借鑒傳統禮治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吸收其合理因素,通過規范人們行為的方式,加強道德教化和文明教育,培養人們的自覺意識,以實現社會秩序與風氣的根本好轉。
  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度都不能沒有自己的道德觀念體系,都不能沒有道德教化,都不能不借助一定的規范體系來實現其道德教化。像秦王朝那樣的排斥禮治和道德教化的政治實踐,只能是導致嚴刑峻法的惡性循環,不可能維持長治久安。因而,禮治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方式或手段,并不能說只是古代中國才有,只不過在中國古代最為自覺、完善、持久和理論化。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具有普適價值,凡是要靠人們自覺自律自勉而又難以納入法律的行為規范,都可以而且也只能約之以“禮”。在現代社會,這部分內容屬于社會公德的范疇。事實上,遍見于當今社會中的各種公約、守則等行為規范,就可以視為現代社會生活中的“禮”。總之,禮治思想雖產生于遙遠的古代,但卻包含了超越時代、超越國度的合理因素和永恒價值,值得認真借鑒與吸取。只要拋棄其中的等級觀念、重禮輕法的傾向和不合時宜的繁縟儀節,禮治思想就可以古為今用。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禮”應該日益得到人們的重視和倡導,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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