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尊牌/御壽牌/新港奉天宮/日治時期由天皇授權日本國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全台20間廟宇20面以漆器貼上金箔製成的「今上天皇御壽牌」/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KOeB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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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宮大醮圓滿 逾3萬普度桌壯觀

2016-01-03

〔記者蔡宗勳/嘉義報導〕嘉義縣新港奉天宮百年大醮,昨天傍晚五點舉行逾三萬桌普度植福開香儀式,場面壯觀,晚間七點,「百年醮福添福慶圓滿晚會」壓軸登場,邀請蔡小虎、翁立友、蕭煌奇等多位實力派歌手輪番開唱,配合高空煙火秀,掀起一波波高潮,也為這次建醮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 奉天宮百年大醮普度,鮪魚、旗魚祭品很吸睛。(記者蔡宗勳攝)

    奉天宮百年大醮普度,鮪魚、旗魚祭品很吸睛。(記者蔡宗勳攝)

  • 嘉義新港奉天宮百年大醮,普度供品巨龍引人注目。(記者蔡宗勳攝)

    嘉義新港奉天宮百年大醮,普度供品巨龍引人注目。(記者蔡宗勳攝)

奉天宮護國七朝清醮自去年十二月廿七日跨年進行到今年一月二日,昨天普度儀式,由嘉義縣長張花冠、奉天宮董事長何達煌、建醮主委謝龍隱、總主會首陳盈助等人共同主持,行隆重的三跪九叩禮。

占地五公頃的普度會場,各醮首的大場景祭品爭奇鬥豔,主會首「穩發漁業」所打造的魚船上有鮪魚、旗魚,場面壯觀,吸引民眾駐足觀賞;用芋頭等食材精雕細琢的人物、動物栩栩如生,民眾紛紛拿出手機拍攝。

昨天普度加上各方信眾共襄盛舉、贊普,合計逾三萬桌,而由各眾善信捐贈的三萬份普度品,普度完後將轉贈社福團體,約有上萬戶弱勢家庭受惠。

--------------------------興亞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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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亞奉公日 作為第一屆近衛內閣發起的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一環。 1939 年9 月1 日宣布,規定每月的1 日為“興亞奉公日”,屆時每個國民要參拜神社,粗衣糲食,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所有飯館、酒店、茶館均應停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改行每月8 日的大詔奉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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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亞奉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在台灣的皇民化政策因此加速推行。一九四Ο年日本國內成立「大政翼贊會」之後,在各殖民地推行戰時新體制運動,如朝鮮組織「國民總力聯盟」,關東州組織「興亞奉公連盟」,台灣則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成立「皇民奉公會」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裡的「興亞奉公日木牌」486102965_m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裡的「興亞奉公日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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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是如何變成日本皇民的?

1945年,戰爭結束,高木正雄也回到了故鄉。日本的名字當然不能用了,他只好改回本名「朴正熙」。後來在一場軍事政變中,朴正熙當上了南韓總統,而且一當就是十六年。如果你不認得這個名字,他還有一個出名的女兒,叫做朴槿惠,也就是今天的南韓總統
作者:故事2015-06-01 11:01

涂豐恩

皇民是如何鍊成的?

你一定聽過日本時代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從1930年代後期起,殖民政府為了動員臺灣的人力物力,開始推行同化政策。在新政策下,臺灣人必須學說日語,改日本姓,融入日本的信仰與文化

宣傳內鮮一體的海報

過,皇民化運動不只發生在臺灣。差不多同一時間,日本的另一個殖民地朝鮮(今天的韓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為了讓朝鮮半島上的韓國人,能夠在戰爭期間甘心為帝國拋頭顱、灑熱血,當時的日本政府喊出了「內鮮一體」的口號。內,就是內地日本;鮮,則是朝鮮。內鮮一體,也就是日本跟朝鮮要水乳交融,不分你我。

不過,喊口號容易,實際該怎麼做則是另外一回事。朝鮮總督府所面對的,可是1910年亡國以來,就不斷頑強抵抗、比臺灣更難搞定的一群人。他們武裝起義、引爆炸彈、暗殺總督,樣樣都來,從來就不是乖乖聽政府命令行事的羊群。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如何在朝鮮半島推動皇民化?而強悍的韓國人,面對這個他們口中的「民族抹煞政策」,又是做何反應呢?

請說國語

從手段上來說,日本在臺灣與朝鮮的皇民化政策,有很多類似之處。比如說,推廣「國語」。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就在朝鮮半島頒佈規定,要求大家「說國語」──這裡的國語,指的當然是日語。平時打招呼要用日語,在公共場合聊天要用日語,百貨公司、電影院,也都配合著推廣日語。如果進了公家單位,不講日語,沒有人會理你。如果在學校裡頭講韓語,不但會被檢舉,還必須繳交罰金。

1942年,有位叫朴英玉的高中女生,因為在外頭講了幾句韓語,就被警察盯上。這原本是個小案件,沒想到事件卻像滾雪球一樣,越鬧越大。原來,警方循線追蹤,發現她的老師丁泰鎮,平時就常常在學校發表反日言論。丁泰鎮因此被警方逮捕,而且受到嚴刑拷打。據說,在拷問當中,丁泰鎮又透露出一個名為「朝鮮語學會」的組織,其實是假借學術名義,策劃獨立運動的反日團體。這讓日本警方有了藉口,擴大搜索規模,並且開始逮捕「朝鮮語學會」成員。後來這群學會的成員,被以破壞治安的名義送上法庭,其中不少人更遭到判刑。

其實,朝鮮語學會主要的活動,就是研究語言文學,並且編寫朝鮮語字典,未必對社會治安真的有什麼直接的威脅。不過,語言往往就是民族認同的根基,日本殖民政府也了解這一點。他們要剷除朝鮮語學會這樣的組織,並不讓人意外。推廣國語最終的目的,是要讓韓國人連吵架、說夢話,都忘記母語,改用日語。換句話說,就是要從心靈上,從潛意識裡,徹底將韓國人皇民化

不過,推廣國語的成效如何?

根據統計,到了1940年代,在朝鮮半島上能夠使用日語的人,也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換句話說,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仍然是母語

當天皇碰上天主

京城神社,位於今天首爾

除了國語運動之外,皇民化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讓殖民地的子民崇拜天皇,對他心悅臣服,為他出生入死。和臺灣一樣,日本早就在朝鮮半島上蓋了許多神社,並從1935年起,強制要求學生參拜。對韓國人而言,參拜神社,等於是接受敵人的信仰。所以光是這樣,就足夠激起許多反彈。但是除此之外,殖民政府還遭遇到另外一群人的強力抵抗,那就是朝鮮半島上的基督教徒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崇拜偶像是不被允許的,崇拜天皇當然也一樣。有間名叫「崇實學堂」的基督教學校,就以此為理由,拒絕讓學生參拜神社。日本政府見狀,威脅要將學校給廢除,以此逼迫他們屈服。沒想到崇實學堂的負責人,說什麼也不肯讓步,最後寧可選擇讓學校給關了

朱基徹

還有一位名叫朱基徹的牧師,同樣拒絕參拜神社。為此,他甚至不惜槓上當時日本基督教會的大議會長富田滿。富田滿跟日本政府走的很近,屬於官方代言人。他說神道跟一般信仰不一樣,不是偶像崇拜,而是愛國行為,所以基督徒可以、也應該到神社參拜。朱基徹卻對這種說法很不滿,他指責富田滿誤解了聖經,更再次強調參拜神社是觸犯十戒、違反教義。

因為堅持信仰,朱基徹被關進了大牢,並且在牢中飽受酷刑。日本警察用各種慘無人道的手段虐待他、拷問他,想要擊垮他的意志,動搖他的信念。但朱基徹沒有屈服,反而堅定地說:「如果不信上帝,就連天皇也會下地獄。

南韓今天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信徒眾多,估計超過一千兩百萬人,派出的傳教士人數更高居世界第二,這和基督信仰在當年在抗日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密切關係的。

「犬糞食衛」先生

皇民化的第三個重要手段,是讓殖民地的人民取個日本名字在朝鮮,這個政策被稱之為「創氏改名」改名就改名,為什麼前面還要加上「創氏」兩個字呢?這有些複雜,在此無法細談。簡單來說,日本政府主張韓國傳統只有「姓」,沒有「氏」,所以需要創造出日本化的「氏」,來取代韓國原本的「姓」。

這當然是殖民政府為了宣傳政策,有意製造出的說法。但無論它是真是假,日本要韓國人改姓名的目標,是確切無疑的。

宣傳創氏改名的海報 “Japanese Name Change Bulletin of Taikyu Court“. Licensed under CC 表示-継承 3.0 via ウィキメディア・コモンズ.

1940年,殖民地政府大肆宣傳,鼓勵朝鮮民眾申請改名。 按照日本神話,1940年2月1號是「建國兩千六百年」的紀念日,日本政府本來預計招攬大批改名人潮,以此慶祝這個國家的重大日子。沒想到,政策推出的頭一個月,朝鮮民眾反應冷淡,沒有什麼人主動報名。當時的《京城日報》上頭說,仁川一帶,兩天之內竟然只有三個人提出申請。有些尷尬的殖民地政府,只好轉而要求一些親日的朝鮮士紳以身作則,為同胞做出「良好示範」。可是,就連這些親日的「有力者」,對於改名一事都感到興趣缺缺。

朝鮮總督府眼看情勢不對,決定動用警察的力量,強制要求民眾改名。這樣一來,申請改名的人數果然大幅上升。根據統計,1940年三月份,申請改名的件數還不到五萬,五月份則增加到了三十多萬,七、八月的申請件數,更超過了一百萬。

不過,改名要怎麼改呢?變化可就多了。

比如姓金的,可以改叫金山、金田;姓柳的,可以改成柳原、柳川;有位叫做李光洙的作家,改成了「香山光郎」,另一位律師李升雨,則改叫「梧村升雨」。有很多姓朴的人,把他們的新姓氏取做「高村」,這是自韓國建國神話中的地名「高墟村」;另外有一些人,則發明了保留韓國味道、傳統日本社會中不存在的姓氏,比如韓原、崔本、朴澤,這讓他們在改名後,勉強還能維持一點民族認同。

但是別忘了,不是每個人都是樂於改名的。所以,有些人在申請時,故意搗蛋,要給日本人難堪。韓國作家金達壽的小說《玄海灘》中,描述有人把新的姓氏取做「日本」,而把妻子改名「良子」。為什麼要叫良子?因為這是日本皇后的名字這玩笑開的還不夠,更有傳說,有個叫田炳夏的人,把日文名字改成了「田農丙下」,用日語唸起來,就像「天皇陛下」;另一個叫金文輯的人,則把自己取名為「犬糞食衛」,用低俗不堪的文字,嘲諷日本化的姓氏。

但這充其量只是小說與傳說,實際上是否真的發生過,還有一些疑義。不過,的確有記錄指出,有人曾經用「犬之子」,申請為新的姓氏,以示抗議。

為敵人作戰

就在朝鮮總督府在殖民地推動創氏改名的同時,帝國內部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說,日本的姓氏專屬於血統純正的日本人,朝鮮人是次等民族,不配使用,創氏改名的政策應該停止。內鮮可以一體,但是不能平等。想像一下這種情境:你拋棄了原本的姓氏,已經感到屈辱,現在居然還有群人跑出來指指點點,說你連受辱的資格都沒有。

殖民時代的韓國人,面對就是這種情境。

在這種狀況下,還有什麼能夠保持尊嚴的辦法?大概就是加入軍隊了。唯有在戰場上,被殖民者才可以證明自己比殖民者更勇敢、更強壯──儘管他們必須為曾經的敵人作戰。

加入日本軍隊的朝鮮士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徵調了數十萬韓國人上戰場,有男有女,有人在前線,有人擔任補給與後備。他們大多數是被強迫、沒有選擇的加入了戰爭。可是確實有一些人,是自願接受徵招,加入日本軍隊。他們很可能是受到戰爭期間大量官方宣傳的洗腦,也可能是像前面所說,為了出人頭地,為了爭一口氣。有位改名為高木正雄的韓國人,就在中日大戰期間,毅然決然加入了日本在滿州的軍隊,成為一名軍官,在戰爭期間帶領著士兵,為殖民母國出生入死。

1945年,戰爭結束,高木正雄也回到了故鄉。日本的名字當然不能用了,他只好改回本名「朴正熙」。後來在一場軍事政變中,朴正熙當上了南韓總統,而且一當就是十六年。如果你不認得這個名字,他還有一個出名的女兒,叫做朴槿惠,也就是今天的南韓總統。朴正熙不是唯一一位曾為日本人作戰的韓國人。只是,日本投降之後,他們原本在戰場上的光榮事蹟,頓時之間變成了最尷尬的印記。

日本學者宮田節子提過這樣一個案例,他是一位叫朴菖熙的「皇國少年」。在皇民化的期間,他曾經熱切地擁抱帝國。他的父親,對日本的戰爭宣傳反應冷淡,連帝國紀念日也不按照規定慶祝,一度讓他覺得不滿,甚至深感羞恥。可是戰爭結束後,他卻突然陷入恐慌,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朝鮮半島降下日本旗幟,由美軍接管

帝國崩塌了,沒有力氣再去理會它親手改造出來的皇民。而祖國復活了,新的政府開始清算「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沒有被點到名的,最好也趕快埋葬記憶,銷燬自己的過去。戰爭結束後複雜的政治局面,讓皇民的歷史經驗,變得難以言喻。韓國如此,臺灣也是如此。

不久前臺灣選舉中,一段關於「皇民」的風波,似乎是提醒這個問題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難解的歷史,也是現實政治的課題。

不過,政治人物的口水,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的脫離殖民。因為新來的威權統治者,並不打算看見歷史的複雜性。我們更該做的,不是像他們一樣把皇民一詞變得空洞、變得扁平,而是多花一些時間,多花一點力氣,認識各種被時代翻弄的命運。他們不見得都很美麗,可是其中總有一些認真活過的生命,有一些的身不由己,或許,也會有一些值得留下的記憶。

*附註:

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與韓國皇民化運動的讀者,可以參考周婉窈教授所寫的〈從比較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文(點此閱讀),以及幾本相關著作:宮田節子、『朝鮮民衆と「皇民化」政策』 ;水野 直樹、『創氏改名―日本の朝鮮支配の中で』;ねずまさし、『現代史の断面・戦時下の朝鮮・台湾』;ブランドン パーマー、『検証 日本統治下朝鮮の戦時動員』;Takashi Fujitani, Race for Empire: Koreans as Japanese and Japanese as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涂豐恩【臺灣吧EP4─延伸閱讀】韓國人是如何變成日本皇民的?

-----------------------新港奉天宮「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御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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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奉天宮「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御壽牌(編01-Wo-017)
該組文物含證書、牌位、木箱匣、金庫四件物品。金庫內可放木匣與證書,匣內放牌位。從風格來看,本組御壽牌相關文物,皆是由日本製作後,運送來臺。由於在臺灣類似文物少見,故已於2013年10月經嘉義縣古物文化審議,公告登錄為「一般古物」。各件文物分述如下:
1.證書:證書長37、寬47.5公分,長方形日本和紙製,已護貝。證書文字如附圖。原料應為楮樹等混合原料,以燈光照射時出現菊花紋浮水印。紙張已出現褐斑等老化現象,背面有污漬,有兩個手寫字「昭和」。有一朱文篆印「妙心寺派管長當職印」,保存良好。
2.牌位:牌位長8、寬15、高47公分,木製金箔陰刻牌位,牌額為雲朵造形,有一菊花紋。牌位以藍色陰刻楷書字寫有「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歳」十個字,底漆略有起甲。下有一彩繪方形板,似以石灰泥包覆彩繪。底座為金色束腰造形,金箔已起甲,中間已呈黑色。背面為黑色底,刻有「臺南州嘉義郡新巷庄 本派聯絡寺廟奉天宮 昭和三年十一月十日」‧底色亦有起甲現象,有部分露出原木胎。底面為原木胎,未修飾。
3.木箱匣:長13、寬19、高54公分,長方形木胎漆器黑色雙門匣,匣門有菊花雕飾金屬片以小釘鑲嵌,門扣以菊花紋金屬片製成,右側可旋轉扣住左側。黑色底漆有部分脫落,亦有部分起甲。內部以金漆塗佈,門楣有綠色菊花雲朵彩繪。匣底有一原木加底,應是後加。
4.金庫(奉安庫):長48、寬53.5、高84公分,為鉎鐵製長方形四輪保險箱。外層塗上黑色,表層漆料有部分脫落。有一把手,一個日文號碼旋轉密碼鎖,中央有豐臣家徽(三葉)浮雕為飾,下有四輪可供推動。內部有一漆製雙門櫃,四角有樹葉紋,無其他裝飾。下有一木板可移動,刻有「JAPAN INASEIS SAFE 第______號NO.1098」字樣。
日治昭和三年(1928)本裕仁天皇即位以後,授權日本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臺灣共二十處寺廟聖尊壽牌,但只有十三所宮廟獲得,分別是新港奉天宮、關渡慈帆寺、屏東東山寺、白河大仙寺、關山超峰寺、鹽水修德院…等,然目前僅存一面完整保存於新港奉天宮。證書以及聖壽牌上的十六瓣菊花紋浮水印,乃為日本皇室紋章。證書、牌位、木箱匣、金庫四件為一套,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3年11月10日報導,於昭和3年12月1日頒給奉天宮。
資料來源:李建緯計畫主持,《新港遺珍--新港奉天宮既存文物普查、登錄與研究》,委託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省嘉義縣新港奉天宮,2013年11月完成,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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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

日人參拜奉天宮 見天皇聖壽牌相當感動

聖壽牌證書透光一看有日本天皇皇室菊花家紋。(記者林宜樟攝)

2015-02-08  13:48

〔記者林宜樟/新港報導〕日本飛驒市古川町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古川祭」特展,今天團員來到嘉義縣新港奉天宮參拜媽祖,廟方更取出日本天皇授權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所贈的珍貴古物「聖壽牌」及證書給日本友人參觀,由於此牌為天皇所贈,團長池田高佳合掌虔誠觀看,許多日本團員搶著拍照留念。

  • 古川町交流團團長池田高佳合掌虔誠觀看日本天皇古物。(記者林宜樟攝)

    古川町交流團團長池田高佳合掌虔誠觀看日本天皇古物。(記者林宜樟攝)

廟方表示,日治時期日本裕仁天皇授權日本佛教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致贈台灣共20處寺廟聖尊壽牌,目前僅有奉天宮保存,已有87年歷史,於前年登錄為嘉義縣定有形文化資產,相當珍貴。

池田高佳等日人參拜完後,奉天宮由董事長何達煌以隆重儀式迎出聖壽牌及供奉證書,聖壽牌上刻有「今上天皇陛下聖壽萬歲」字樣,而證書透光一看更有天皇皇室菊花家紋;由於此物平日供奉在正殿,平時難得取出,日本友人及台灣香客都搶著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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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文集》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2月),頁33~76。
摘要人:洪煇翔

一、前言

皇民化運動是1930年下半期到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在殖民地所推行的運動,運動範圍幾乎涵蓋整個生活層面。但是戰後有關台灣或是韓國來說,相關研究因為部份因素而非常缺乏,但是這段歷史對於了解台灣戰後的歷史解釋有很重要的因果關係,所以這篇論文是筆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本身對於韓國皇民化運動加以寫成,目的在於闡述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和朝鮮的實施情形,以及當地人民對於此運動的反應,透過這兩地的比較,得知台灣皇民化運動的獨特點以及戰爭期的歷史發展。

以對照組和實驗組這種科學方法來研究台灣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雖然兩地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性質一致,但是政策以及兩地人民對於運動本身的反應卻不一,而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兩國的歷史發展也不同。而皇民化運動本質可以分成同化主義的極端表現、戰爭動員的一環來分析,同化主義在明石元二郎就任台灣總督就已經確立了,之後隨著日本對中國戰事的擴大,人力和物力都不是日本可以負擔的情形之下,如何利用台灣人來支持戰事就成為皇民化運動的目的,因此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就緊密連結在一起。


二、皇民化運動的開始及其名稱問題

皇民化大概出現在1936年年底,意義是改造台灣人成為皇民、天皇的子民或是天皇的臣民。一般來說皇民化運動開始有兩種說法,1936年小林躋造就任台灣總督之後,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化為其一;而在1937年禁止報紙中文欄為其二。而筆者認為把蘆溝橋事變視為皇民化運動的開始也未嘗不可,當時的人習慣稱之為「今次事變」或是事變。而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日期就比較確定,在1937年10月朝鮮總督府頒訂「皇國臣民誓詞」為開端,開始了皇國臣民運動,也就是皇民化運動。

韓國的皇國臣民誓詞有兩套,一套是給幼年以及少年,一套則是給青年以上的朝鮮人,差別在於用字的深淺。但是誓詞是每個人所必須要背誦的,但是台灣卻不需要背誦,原因在於朝鮮是以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淪落為殖民地國家,而台灣則是剛建省不久的清朝省份,這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國家」觀念,不論朝鮮的國家概念發展到何種程度,他已經有了皇室國家的原有概念,而日本強迫朝鮮人背誦皇國臣民誓詞目的就在於,洗刷原有的國家概念,以日本的皇國取而代之。雖然台灣人不需要背誦誓詞,但是對於原有的漢文化總督府也是必須要處理的,因此皇民化運動大致可以分成四個部份:1.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2.國語運動,3.改姓名,4.志願兵制度。在1937年前兩項已經存在了,而兩項則是新生事物。


三、神道與固有宗教的問題

在宗教上,最終目標就是要以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的舊有宗教。一方面提倡日本神道,一方面壓抑固有的宗教。前者以神社增建、神宮大麻的祭祀、神社參拜為主要推行方法,不論是神社或是大麻的數量都在1937到1943急速的增加,在官方統計上估計台灣有七成戶數供奉神宮大麻,但是只要是有領取大麻都算入統計,實際上台灣人很少祭拜大麻。在壓抑固有宗教上,主要推行寺廟整理來進行,企圖透過整理、併裁地方寺廟來達到消滅台灣固有宗教為最終目的,基本上由地方來主導,但是引起的反彈太大,使得長谷川清就任台灣總督之後終止這項政策,但是經過整理之後,台灣寺廟和齋堂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朝鮮的皇民化運動在宗教上大致和台灣一致,在於提倡神道、壓抑固有宗教。但是和台灣比較之下,朝鮮的神社增加速度緩慢,但是簡單、不夠資格稱為神社的「神祠」卻大量增加;在參拜神社上,朝鮮人比台灣人反抗的較多,但是朝鮮總督府也以激烈手段加以鎮壓,迫使朝鮮人參拜神社。而韓國的舊有宗教以基督教為主,當皇民化運動展開之時,基督教也受到朝鮮總督府的激烈手段對付,在參拜神社上,是牴觸原有基督教教義,為了表示抗議朝鮮長老教會在1938年關閉所有教會學校,但是最後還是妥協了,以參拜神社為愛國行為作為解釋。之後也有反參拜神社運動,但是下場就是教會解散以及大量教徒被關入監獄。

根據蔡錦堂的研究,在台灣人的宗教信仰上至少在外表被日本皇國神道所取代了,在台灣和朝鮮脫離日本統治之後,原有的神道信仰也消失的無影無蹤,而在殖民地政府投降之後,馬上保護神社的神聖器物和神社本身,因為台灣和朝鮮人都以攻擊神社作為洩恨目標,雖然台灣人並沒有如此激動,但是戰後神道信仰的確是消失了,可見在宗教上,皇民化運動是失敗的。


四、國語運動

國語運動是皇民化運動重要的一環。在1895年日本剛統治台灣之時,日語仍然稱為日本語,但是不到一年就改稱國語。在朝鮮日語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稱呼,在1910年以前大致上還是以日本語為外語,1910~1945年日韓合併之後到二次大戰結束之間稱為國語。雖然台灣和朝鮮兩地都稱日語為國語,並且是官方和教學的主要語言,但是一開始沒有排除原有的本地語言,到了皇民化時期才開始壓抑本地語言。在台灣,1937年小學取消了漢語課;在朝鮮1911到1938韓語在小學課程為必修,到了1938年為選修,1941年就消失在課程中。

講日語是成為真正日本人的必備條件之一,山崎睦雄認為「國語是國民精神的母胎」,因此對於不同日語程度的社會大眾有不同作法,為了增進一般大眾的日語能力,在全島開設「國語講習所」,國語講習所起源於1929年,之後還有簡易國語講習所作為輔助。而設置大量國語講習所目的在於增加「國語解者」,1940年台灣的國語解者達到50%,1943年達到80%。而國語解者包含了四種人:1.公學校及教育所兒童,2.公學校及教育所卒業生,3.國語普及設施生徒,4.同修了者(國與普及設施修完課程者)。這種寬鬆的標準認定使得國語解者的日文程度大有問題。在皇民化時期雖然大力推行日語,但是沒有有系統禁止當地語言,雖然局部禁止是有的,但是效果並不彰顯。

國語家庭也是國語運動下的一環,在1937年台北州最先出現國語家庭,之後推展到全島。國語家庭一開始必須先向官方機構提出申請,經過調查之後,證明全家人都在家庭內使用日語,就可成為國語家庭,並且舉行公開儀式和頒發國語家庭的門牌。資料不足,所以無法得知全島有多少國語家庭,以台北州來看大約有1.3%是國語家庭。而國語家庭的獎勵是針對台灣的知識家庭,例如小孩比較有機會進入小學校和中學校、公家機關優先錄取,因此成為國語家庭的動機也受到質疑。

和台灣比較之下,朝鮮的國語運動起步較晚,國語解者的增加速度也較緩慢。朝鮮的國語解者分成「可以講普通會話者」和「稍微懂日語者」這兩種類型,小學校四年級程度是屬於後者,小學校畢業者屬於前者。因此很難判定台灣和朝鮮的國語解者標準是否一致。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台灣國語解者人數比朝鮮多,原因如下:朝鮮比台灣晚15年才受到日本殖民、朝鮮人口是台灣的四倍多,幅員是台灣的六點五倍、朝鮮人員本的識字率低、朝鮮的國語講習所在1938年才開始設置。雖然朝鮮也有國語家庭的獎勵方法,實際情形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從以上來看,台灣和朝鮮的國語運動有許多相同之處但是有一個重大地方的不同,在台灣,並沒有嚴格禁止使用台語和本地語言,但是在朝鮮則不一樣了,朝鮮總督府認為主張保存朝鮮語和主張韓國民族主義相同,因此講韓語會惹禍上身。1942年的「朝鮮語學會事件」就是最好例子,參與者大都是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在皇民化時期致力編纂《朝鮮語大辭典》,因此在19471年該會成員被大量逮捕入獄。在1940年台灣國語解者達到總人口的51%之後,台灣總督府對於未來台灣可望成為國語台灣,最後因為戰爭的結束而落空,筆者推論假使皇民化運動在推行下去之後,台灣也許在統計上可以成為國語台灣。由上可知,要以另一種語言去取代原有語言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要讓朝鮮成為國語朝鮮,所需要的努力要比台灣來的多,而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推行也比朝鮮來的成功許多。


五、改姓名運動

1940年2月11日,台灣及朝鮮總督府公佈改姓名辦法。改姓名運動的精神內涵在於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不論在形式或是實質上都和日本人沒有差異,而改姓名運動顯然是成為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雖然台灣和朝鮮總督府都希望人民可以採用日本姓名,但是兩地的作法卻不同。在台灣,官方給予台灣人兩個理由去更改姓名:化育台灣人是日本的的國一貫的政策;許多台灣人深具皇道精神,並且希望可以改以日本姓名。因此官方得以順理成章推動改姓名運動,而實際上有是真的有台灣人希望改以日本姓名。在台灣,更改姓名必須由戶長提出,但是更改姓名也是有資格限制,一般來說必須符合該家庭是國語家庭以及改姓名者必須有皇民的精神涵養、公共之精神。因此在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並非強迫性質。

在日本姓名的選擇上有四種禁止的姓名:1.歷代御諱御名,2.歷史上著名人物姓名,3.和原來姓有關的中國姓名,4.其他不當姓名。從第三點來看,總督府禁止採用帶有漢文化的姓名,並且預防了台灣人更改姓名以地望為主。剛開始台灣人對於改姓名運動並不踴躍,1944年總督府放寬條件之後,改姓名的案數開始大量增加,但是礙於史料侷限,無法得知真實數據。而檢視所更改的姓名名單,可以發現台灣人選擇新姓名的模式:1.將黃拆字成「共田」,2.選擇含有舊姓的日本姓名,例如林改成「小林」。舊性和新姓或多或少都一定的關係,這是人之常情,不能硬指稱為民族主義。

雖然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並非強迫性質,但是一些著名人物例如林獻堂、陳炘都遭受到改姓名的壓力,因此《台灣通志稿》指稱台灣被迫改姓名也是有根據的,光復後改日本姓名者紛紛要求改回原姓名,並且聲稱受到日本官方的壓迫下才被迫改姓名。雖然林獻堂本身不更改姓名,但是其子姪輩大部分都更改成為日本姓名。

朝鮮的改姓名運動為強迫性質,並且稱之為「創氏改名」。創氏改名用意在於創建新的氏,以及更改新名,原因在於韓國人的姓種類相當的少,在1930年大約有250個姓。而朝鮮總督府為了證明朝鮮人需要更改姓名,將姓和氏做了區分,當時的韓國還沒確立「近代家族制度」所以只有姓,還沒有發展出氏。但是只以韓國人有姓無氏作為更改姓名的原因也太過於牽強了,而殖民當局也以日本的姓氏作為區分例子,聲稱改姓名是為了幫韓國人去除非現代姓,並且保有原有的韓國姓。1940年2月11號開始進行「創氏改名」,規定韓國人在六個月內更改日本氏,超過期限者,以舊的韓國氏為新的氏,並且以激烈手段進行此項運動,例如更改新氏才有教育機會。雖然朝鮮總督府在理論上只是要創造新氏,沒有要朝鮮人放棄原有韓國姓,但是在韓國人眼中,朝鮮總督府就是要他們放棄朝鮮姓,改以日本姓。

由於漢人本身的姓已經夠多了,加上總督府目地只在於避免新姓有流露漢文化認同感,相比之下,朝鮮人沒有這項禁忌,許多朝鮮人的新姓和舊姓有關係,還可以以地緣、歷史為姓,更有一些新姓名暗藏抗議的精神,例如「田農丙下」暗藏「天皇陛下」,但是這些不雅的姓名當然不被總督府接受。

改姓名運動最終都是為了讓台灣人、朝鮮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但是採取了不同政策。台灣的改姓名運動以獎勵為方法,強迫性低;朝鮮的改姓名運動以強力手段進行,強迫性高。由此可見台灣人和統治者間較有彈性,朝鮮則是比較惡劣。


六、志願兵制度

在皇民化運動中,志願兵制度和戰爭最有關係。在支那戰爭之前,台灣和朝鮮人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但是在1932年開始,日本已經在考慮利用朝鮮大力輔佐戰爭,1938年2月22號「陸軍特別志願兵制令」頒布,年滿17歲的朝鮮青年都可申請進入陸軍,並且接受事前訓練,申請者必須通過學科測驗和口頭測試,通過之後再接受訓練六個月就可以編入陸軍。志願兵制度可以作為皇民化程度的指標,而朝鮮總督府聲稱報名志願兵的人數踴躍,而第一批志願兵在1939年到華作戰。1943年朝鮮總督府進一步發佈「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但是在1944年廢除了海軍及陸軍志願兵制度,因為該年開始實施徵兵制。

在台灣,志願兵制度在1942年才開始實施,但是在1937年台灣總督府已經開始啟用軍伕擔任軍中雜役或是翻譯人員,雖然屬於機密性質,資料取得不易,但是朝鮮青年大抵被派往華北作戰,台灣青年則是華中、華南、東南亞地區。1937年的一份文獻上,出現了「血書」,內容洋溢著對天皇的忠誠以及渴望進入軍隊貢獻,在1941年志願兵制度實施的前夕,許多青年以血書方表達自己對進入軍隊的熱血,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台灣青年的真正意識,但是這股熱潮在朝鮮、日本也同樣熱烈。從人口比例來看,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比朝鮮人熱烈的多,雖然有的只是做做樣子。而海軍志願兵制度也在1943年和朝鮮同步實施,徵兵制度在1945年全面實施,同年日本也宣佈投降。

探討志願兵制度的熱潮有兩種解釋,其一是受到當局的脅迫,其二是青年本身於日本的認同感。殖民政府給予志願兵制度塗上濃厚色彩,透過媒體宣傳塑造出志願兵制度是高度的榮譽,並且是國民的義務。其次,地方政府透過各種管道發動青年加入志願兵,例如由學校動員青年隊,以及在1920年成立的青年團的動員。而同年齡層的壓力也是在志願兵辦演著重要角色,雖然難以估計此原因所動員的青年人數,但是青年間彼此牽連的情感因素是不可被小看的

民族尊嚴或多或少影響到上戰場的青年,為了證明自己不輸給日本人,甚至比日本人優秀,因此在戰場上力求表現,帶有某種微妙的民族自尊和民族的競爭心理。


七、結論

從以上歸納結果,朝鮮總督府在推行皇民化運動比起台灣嚴格許多,而面對皇民化運動的不同層面,台灣人的反應也不一。在宗教上只有表面的假象;改姓名一開始也不熱烈;國語運動有相當的成功;志願兵制度也吸引不少青年加入。而韓國人的反應大致上和台灣人是一樣的,但是韓國人還是不願輕易妥協。皇民化運動在心理層面和對青年的影響仍然有待研究,但是青年時期的人類,在思想上是比較容易被改造的,因此在戰後,不論韓國人或是台灣人身上仍然有皇民化的氣息,戰後韓國大力清除皇民化運動,使得皇民氣息不復存在。

皇民化運動對於戰後台灣有一定的影響,雖然皇民化運動未竟全功,卻一定程度去除了台灣人的中國性,也使得國民政府接收時期,台灣人對於來自中國的中國人有了新的認識,也感到痛心、失望,也是二二八悲劇的潛藏因子。當時「低中國性」和「負面中國性」的衝突給予當時青年集體記憶,許多人對於當時來自中國的官員大感不可思議以及失望,這種文化差異的現象在當時相當尖銳。

從比較觀點來看台灣和朝鮮,兩地都是極端的日本化主義,並且同屬戰爭動員下的一環,雖然內容有同有異。政策上的不同、兩地人民反應程度和實質不同、對兩地戰後影響不同。不了解此這段歷史,在研究戰後台灣也將出現盲點,這段歷史需要有更多深入、全面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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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
  〈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  鄭麗榕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美與死──日本領臺末期的戰爭語言〉《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初版2刷,頁32-75、185-213。

一、召喚戰爭期世代的心靈

本文評介的這兩篇文章,都在探討戰爭末期文化問題,主題與日本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及戰爭語言問題相關。從作者周婉窈教授的觀點看來,前一主題實可涵括後者,亦即整個戰爭時期的殖民地歷史都屬於皇民化運動史。
作者認為這段時期的歷史對戰後的臺灣影響極大,是了解戰後臺灣史的重要關鍵,因此值得深入探討。[1]收錄這兩篇文章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一書,書名取自一首戰時被日本官方定為儀式用軍歌,[2]如果不注意其中的忠君思想,該軍歌詞意頗類似中文軍歌「勇士進行曲」:「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都使用了美化戰爭的修詞,作者藉此時代語為題,傳達出全書探討的戰爭背景。
從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讀到一群人的身影,用作者的話來說,這些人屬於「戰爭期世代」,出生於1920年至1930年間,戰局方酣時他們猶是青少年,尚無法主導時局,但由於變動發生於人格形成期,對心理影響深遠,這群人步入壯年後,青少年時期的共同印記就發生歷史性的作用。[3]作者用「同情的理解」來回顧這一段皇民化運動的歷史,關心這個時代的人受到什麼教育、被灌輸什麼精神與思想,因此形塑了什麼道德感、國家觀念、歷史意識、一般價值觀;作者討論當時的統治神話、同化運動、公學校教育,希望召喚過去,掌握這些歷史世代集體心態形成的歷程。
在評介這兩篇文章前,我想先談談周婉窈的史學背景以及關於二次大戰期間臺灣史的研究情形。
二、研究臺灣史的變與不變

周婉窈教授為臺灣嘉義大林人,1956年生,臺大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現在擔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在臺灣大學等兼課。她早年研究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碩士論文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89出版);博士論文以皇民化運動為題(1991,未刊),由此發展出來的研究主題,已從早年的政治議題,轉向近代教育、歷史意識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此外,她尚有普及臺灣史知識之著作:《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1997),並編有與戰爭記憶相關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1997)、與進修日文公文書相關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2006)等書。除這些與學院相關的作品外,作者也曾在《當代》雜誌發表過數篇散文,[4]文風細膩而深具女性特質,強烈的歷史感貫穿其中;而即使是散文形式,作者仍展現其史家之專業,曾透過清代契約等珍貴史料的解析,思考清治至日治時期臺灣女性的命運。
在作者近三十年的臺灣史研究過程中,隨著研究主題的改變,以及時代的變遷,作者對臺灣史的看法也有些變化。除了研究主題從臺灣人的政治運動轉向統治者對臺灣人所推展的教育及同化運動外,在研究的對象上,1980年代初寫成的碩士論文中,作者並沒有將原住民納入臺灣人範疇,這在1980年代末該書出版時,已令作者「深深感到不安」。[5]由於對於臺灣史上族群問題的逐漸重視,使作者1997年出版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中,十分強調撰寫一部「照顧到每個族群的臺灣史」的重要性。她並且說到做到,該書封面、內容,已可見到許多關於原住民的圖與文。[6]而本次探討的《海行兮的年代》一書中,仍可讀到不少關於原住民歷史的篇章。
其次,關於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似有從純史料建構到參採西方理論的過程。其碩士論文中,僅徵引一篇英文論文,較少涉及理論概念的探討;至《海行兮的年代》出版,闡述世代概念時,已能多方援引西文作品藉以分析理論,甚至包括德文作品的直接引用。在本次討論的戰爭語言一文中,作者也借用宣傳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戰爭宣傳的方法及影響。
而在史觀上,作者在二十世紀末,曾費心思量臺灣歷史是要書寫「誰的歷史」的問題,對於以政權來作為臺灣史的分期再三質疑,而其字裡行間,似已採納曹永和教授所提倡的「臺灣島史」觀,認為以臺灣的地理空間來回溯一個社群的共同歷史,是近代社會普遍的現象。[7]
在這些或多或少的改變之外,我們也看到作者從事歷史研究中一貫不變的精神:反抗政治力對人民的操控。從早年研討的政治運動,到後來關於日本殖民地教育的研究,作者一直站在批評統治者的立場。此種一貫的立場,也使她相信:「如果歷史可以給我們教訓的話,那麼,對目前和將來之歷史教育具有左右權力的人應格外警醒。以政治力量干涉歷史教育,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優勢,但不是長久之道。」[8]或許這也是了解作者作品時值得注意的一點。
三、以戰爭時期為範圍的臺灣史研究概況

作者在研究主題上別具慧眼,往往有開先鋒之功。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此,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亦無例外。在作者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研究皇民化運動之前,專以這個題目為主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多見。日文作品中,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壞》(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5)處理了日本殖民地的戰爭動員問題,但偏重在金融、軍事工業、勞動力動員及經濟物資等方面統制政策,未及於文教等心理面的探討。與小林英夫類似的中文研究,出現時已是1990年代中期──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其中除處理戰爭末期政治經濟重編問題外,也討論軍需工業、統治經濟問題,較特別的是談到志願兵等軍力及勞力動員問題,但出版時間已遠在周教授提出博士論文之後。
此外,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是一本企圖心很高的著作,分別從日本方面及中國國民黨方面,詳論臺灣的戰時體制,包括軍事及人心的動員,以及另一方面的臺灣光復運動,前一部分討論皇民化運動有極細緻的分析。近藤對韓國的情形也有研究,在周婉窈教授作品中曾予引用,不過從時間看來,兩位研究者差不多是同時進行這個主題的研究。臺灣在1994年另出現了一本討論〈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的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鄭麗玲,2000年以研究臺北帝國大學之論文取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現任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關懷的時空與主題和周教授的研究相當接近,不過其處理顯得簡略,缺乏較為深入的分析。
至今關於戰爭時期的臺灣史仍是一個待開拓的園地,包括史料的開發與保存也都需要加強。作者不但從事相關專題研究,也對這段時期採擷了口述史料,即上述1997年出版的《臺藉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井相關資料》,這與後來《拓南少年──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2004)以及以鮮活的影像重現台灣少年工的歷史紀錄片《綠的海平線》的出現(2006),都象徵搶救這段即將消失的史料的一個開始。
四、比較觀點下的戰爭動員

作者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採用了比較的觀點。她發現臺灣及韓國的皇民化運動表面上十分相近,大約均始自1937年,都是極端的日本化運動,也是戰爭動員下的一環,因此兩地人民都是被動的。但兩地運動本質上有異:淪為日本殖民地前,臺灣是清帝國的一個地方單位,而韓國則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日本統治者在臺灣要處理的是漢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在韓國則是要洗刷朝鮮人的國家觀念。
作者概分皇民化運動為四部分:宗教與社會風氣的改革;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宗教方面日本希望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通行的宗教,因此廣設神社,壓抑傳統宗教。但臺灣實施的方式較和緩,韓國殖民政府以激烈的手段對付基督徒,然而兩地的神道信仰在戰後都一樣消失無蹤。國語運動方面包括廣設日語講習所、取消學校中漢文及韓語課程,並針對知識階層認定國語家庭。大抵而言,國語運動在臺灣比在韓國成功。臺灣總督府不曾有系統地禁止使用臺語及其他本地語,朝鮮殖民當局卻將主張保存韓語和主張韓國民族主義等同視之,對其施以迫害。改姓名方面,臺灣採取可制,由戶長提出申請;韓國則是強迫性的要求,拒絕者遭受差別待遇,在升學或就業上會受影響。因此,韓國改姓名之比例極高,1940年就有75%的成果,而臺灣人的反應初期並不熱烈,次年比例就大幅提高,不過即使到戰爭將結束前,也絕不超過10%。志願兵方面,作者認為這是測驗殖民地青年「皇民化」程度的指標,也有某種微妙的民族自尊與競爭心理。大致而言,臺灣人對志願兵制度的反應遠比韓國人熱烈。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多少減低了臺灣人的「中國性」卻因此,尤以當時的青少年為然,這也影響到戰後的臺灣史。
在戰爭語言的部分,作者主要依據為當時報紙上的報導,觀察殖民者與新聞媒體使用的語言,以臺灣為主,比較日本及韓國的情形,再分析戰爭語言的影響及其文化與美學涵義。作者引用成說,認為文字確能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認知,描述事物與呈現行動的方式,能導引人們的思想與反應,創造人們的社群世界。作者歸納日本的戰爭詞彙有擬物化、美麗浪漫色彩及具昇華與超越性三個特性,結合美與死,應放在日本文化脈絡裡去分析。但此文對於分析戰爭語言的文化來源及其影響較少提出確定的看法,其主要貢獻仍在於具體地重現戰爭回憶。
作者從臺灣人的回憶錄及訪談中,發現戰爭語言無形中對年輕人的滲透,走過那個時代的人,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當時報章中常用的戰爭語言,尤其是婉轉修詞的說法,如在志願兵制度中常用的「男子之本懷」,軍人的代名詞是櫻花及鷹,受傷者是「白衣勇士」,死亡是「無言的凱旋」,參與戰事的女子(包括看護護及慰安婦)是形容日本理想女姓常用的「大和撫子」。當時在日本及朝鮮也使用類似的戰爭語言,當兵都是擔任天皇「御楯」,戰死是「散華」,歌頌全軍困戰至最後滅亡則為「玉碎」
五、評論

如前所述,周婉窈教授的研究具有先驅性的貢獻,能針對重要但為人所忽略的議題開疆闢土,不論是皇民化運動的大主題,或附屬於其下的戰爭語言的分析,都是如此。她也往往能提出特別的觀點,檢討關於日本官方對於臺灣了解日語者之統計數字的內涵即是一例,使數字背後的實際狀況更能彰顯。
但是在其文中也有些小問題值得商榷。就皇民化運動一文而言,此運動的結束期為何時?內容包括什麼?把志願兵制度納入是否適宜?我認為應可再推敲。如作者所指出的,皇民化成為方針約始於1936或 1937年,由於作者並沒有引出官方在這個方針上的具體實施綱領,我們似可以假定關於其施行項目是後人歸納出來的。皇民化運動的目標是將殖民地人民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其對象為殖民地人民,皇民化與皇民的區別是存在的。而在戰爭時期的動員中,另有1940年下半源起於日本國內的皇民奉公運動,這是從大政翼贊會衍生的針對日本人而推展的戰時體制,引入臺灣後,結合保甲制度徹底實施,口號上是強調盡皇民之義務,以增產、訓練為目標,軍夫、看護婦、志願兵等都屬於其中推行的工作。因為是以結合親日勢力為主,刻意強調皇民的責任,有些作法與皇民化運動甚至是矛盾的,例如臺灣人較為抗拒的廢止寺廟及撤去正廳牌位的措施,就可以因為皇民奉公運動而改採緩和處置。[9]因此究竟志願兵制度是否可列為皇民化運動的一項?1945年是否為皇民化運動的終止時間?似宜有較為深入的分析。目前臺灣對於皇民奉公運動的研究仍嚴重不足,因此關於它與皇民化運動的關係易生混淆。
其次,作者認為皇民化運動中社會風俗的改革涉及面過廣,且零散瑣碎,因此略去不談。[10]但事實上這一部分涉及日本人認為臺灣人傳統中不符合日本性的部分,可以顯示日本人理想中的皇民是什麼,與此一運動的大方向有密切的關係,似不宜省略。
另外,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固有宗教是否全在整理或彈壓之列?當時日本在臺灣的佛寺如何因應?臺灣佛寺如何因應?似均值探討。舉例言之,臺灣原有的中國佛教傳統,有無轉向為皇民化佛教之可能?據江燦騰研究指出,皇民化佛教包括說日語、以日語誦經、穿改良服、用日本內地佛教儀式等。以南臺灣來觀察,當時原由日僧東海宜誠和尚臺南開元寺高證光(執德)所推動的臺灣舊慣佛教改造運,在皇民化時期轉由屏東東山禪寺和臺南開元寺分別負責,推動戰時皇民化佛教一般講習課程,使佛教更趨向日本化。另外大崗山蓮峰氏寺也配合「皇紀兩千六百年」活動,向日本臨濟大本仙京都妙心寺申請在寺中奉置「聖壽尊牌」(即昭和天皇牌位)。在此之前,臺灣本土佛寺,如臺南閇元寺、臺北凌禪寺、臺中寶覺寺等,早已安置了在位天皇的「聖壽尊牌」。[11]這一部分的事實,作者似乎極少觸及。
再者,作者雖意識到原住民在臺灣族群中的地位,但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沒有特別處理原住民的情況,而完全以漢人為對象。作者寫過關於原住民莎勇成為「大和撫子」代表日本教化成果並納入日治期間教科書之專文,相信不論是戰爭宣傳、改姓名、推行國語或宗教民俗的改革,原住民社會中所呈現的狀況都與漢人有所差異。

[1]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以下簡稱〈皇民化運動〉),《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初版2刷) ,頁33。
[2] 該歌曲日文及中譯文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關於書名的解說,頁(14)-(15)。
[3] 關於世代概念的理論以及其應用,周婉窈有詳細的剖析。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代序,頁(1)-(13)。
[4] 這些散文主要刊登於《當代》雜誌,包括〈面向過去而生〉,《當代》194,2003.10;〈女性的命運〉,《當代》200,2004.04;〈域外藍鯨有夢思──記我所認識的嘉瑩師〉,《當代》207,2004.11;〈奈良雪天二日記〉,《當代》205,2004.09。
[5]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3。
[6]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
[7]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頁5-6。
[8] 周婉窈在臺社「歷史學與歷史意識」論壇上發言。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041226a.pdf。上網日期2006.04.28。
[9]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370。
[10] 周婉窈,〈皇民化運動〉,頁40。
[11] 江燦騰,〈日僧東海宜誠與近代高雄佛教的發展〉,收入氏著,《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177,註19、頁180-183。相關之探討參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54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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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並致贈三十三觀音之能靜觀音。圖/記者邱麗玥

千家寺院 年修德禪寺 台灣佛教發展縮影
2014/11/24 | 作者:陳瑋全 

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並致贈三十三觀音之能靜觀音。圖/記者邱麗玥

日本總持寺贈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即一般稱為長生祿位,為主政者祈福是日本寺院的傳統。圖/記者邱麗玥

千家寺院 圖/記者邱麗玥

遷建佛寺以牛車將諸佛菩薩、佛桌、鐘鼓等一車車運載至新址。圖/記者邱麗玥

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古香爐及籤筒。圖/記者邱麗玥

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古香爐及籤筒。圖/記者邱麗玥

現任住持傳惠法師,手持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紋章金襴傳法衣。圖/記者邱麗玥

傳惠法師參與許多佛光山草創時期的工程,前排右一為星雲大師。圖/記者邱麗玥
文/記者陳瑋全專題報導

台南修德禪寺最初起源於齋教金幢派蔡文舉(蔡阿公)門下的慎和堂,齋教是清代台灣的在家佛教,支派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之別。起初原為茅蓬斗室,位於鹽水鎮之嘉芳里,日據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年遷入現址,大正八年由義存法師等七人發心重建,並更名為「修德禪寺」。

義存法師生於一八八三年,俗姓吳,單名賜,出家前曾習漢文、經商,後於新營茄苳腳建茅蓬清修,並依止齋教金幢派妙英師姑修行。一九一六年機緣成熟,在妙嚴法師座下披剃出家,後於高雄阿蓮大崗山超峰寺研習佛法,歸屬臨濟宗大崗山法脈,且依歷史淵源前往福建鼓山湧泉寺參學、南海普陀山受具足戒。為早期台灣佛教四大法脈大崗山派的重要人物。

日系法脈 百年辛勤建設

一九一九年慎和堂遷移至鹽水鎮中山路二十號,更名為「修德院」,因應日治時期宗教政策,成為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灣的第一個佈教所,並禮請日僧東海宜誠為首任住持兼佈教所主任,為日治時期嘉南地區重要名剎,寺廟建築宏偉,信徒眾多。義存法師在遷建工程完成後,至湧泉寺參學,南海普陀山受戒,四大名山朝聖,並東渡日本各名山寺院行腳參訪,於一九二五年返回修德院接任第二任住持兼佈教所主任,嗣又任臨濟宗台灣開教師台南州本部長暨臨濟本宗議員,一九二七年得日本總持寺贈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紋章金襴傳法衣與昭和天皇御賜聖壽尊牌。

一九四六年台灣光復以後,修德院更名為修德禪寺,隔年義存法師圓寂,由弟子永錫法師繼任為第三代住持,當家為永相法師,知客為開勤法師,一九五八年發起重修正殿拜亭,人眾十餘人躬耕一甲餘土地以維持日常開銷,並於任內完成靈山寶塔。

一九七三年開勤法師接任第四任住持,並創設火葬場一座。一九七八年八月申請遷建修德禪寺於治水路,一九八○年完成佛像安座,一九八三年開勤師因遷建工程勞心勞力,暑熱侵蝕,過度勞累而不支病倒,於十月十八日捨報圓寂,由現任住持傳惠法師繼任為第五任住持,接手未完成之寺院建設與弘法事業。

一九八五年重塑大殿三寶佛像暨遷置五台山十八羅漢像,一九八七年再完成南北寮房、五觀堂、圖書室等及寺院之外圍工程。

臨濟兒孫 保留法脈文物

修德禪寺早期的法脈傳承相當有代表性,因為注重歷史,保留了早期的歷史文物,例如義存法師時期的雲板、臨濟宗妙心寺派的金襴傳法衣以及明治天皇的聖壽尊牌,讓我們可以見證時代的演變。

時至今日,修德禪寺仍舊與原先法脈保持聯絡,於二○○一年加入大崗山義永法脈聯誼會,獲法脈傳承證明匾額一座。二○○三年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永昌寺住持東海亮道,為紀念恩師東海宜誠,乃依老和尚在台弘法法緣,致贈修德禪寺三十三觀音之第十九尊─能靜觀音,並將修德禪寺列入台灣三十三觀音寺。

關於修德禪寺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因緣為何能夠延續不斷?學者王見川在評論東海宜誠的佛教事業時認為:「東海宜誠的佛教理念重視社會事業,深深影響南部百餘個聯絡寺廟。戰後,日本佛教撤離台灣,各宗的痕跡不見蹤影,唯獨臨濟宗妙心寺派尚與台灣寺院交流。其成果,可說與東海宜誠有密切關係。」由上述之內容,可知修德禪寺近百年的發展,正是台灣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

特別是在台灣光復後,許多寺院為抹除日治時期的痕跡惟恐不及之際,修德禪寺將這些歷史文物妥善保管,為當代留下難得一見的時代見證,有幸見到,意義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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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通寶-聖壽萬歲

壬子通寶背聖壽萬歲  千叟宴賞賜錢  雕母  清代。千叟宴最早始於康熙,盛行乾隆。是清宮中的規模最大,與宴者最多的御宴。清帝乾隆為顯示其治國有方,太平盛世,並表示對老人的關懷與尊敬。因此舉辦千叟宴,宴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來赴宴。壬子通寶背隸書聖壽萬歲,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時年為壬子年。是品徑40毫米  重28克。請泉友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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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路主播吸粉花招多 假慈善一樁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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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31日電)大陸網路主播興起,為了吸引粉絲捧場,奇招盡出,甚至幫老人洗腳、發錢給貧困人家。然而這一連串的義行,多只是假慈善,發出去的錢在鏡頭外一一收回,相當荒謬。
去年10月,數名網路主播前往四川省涼山州布拖縣九都鄉達覺村,拍攝給村民發錢的影片。沒想到,影片拍攝完後,這些主播將錢全部收回,只給村民發放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作為「辛苦費」。
這些網路主播的假慈善,也在這些村民心中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澎湃新聞報導,在發錢事件後,當地一些村民對外來的陌生人已經產生戒備心,不願再面對鏡頭。有村民直言,「不歡迎騙子」。
類似事件不只一樁,在布拖縣覺撒鄉博作村,83歲的吉火麼日作也成了網路主播擺佈的對象。吉火麼日作說,去年10月,她遇到兩撥外地年輕人給她發東西、拍照,「那些年輕人還給我洗腳」。
吉火麼日作回憶,3個外地年輕人坐著一輛車到村裡,給她發了兩袋麵條和人民幣200元(約新台幣940元),還餵東西給她吃、幫她洗腳,一旁還有人錄影。
吉火麼日作捏著身上穿的棉襖衣角說,這件棉襖就這些外地人給她的,還幫她穿上,這些人還給她兩三張百元大鈔,讓她舉到面前拍照。事後卻收走她手裡的錢,只給她留20元的「辛苦費」。1060131


 

親愛的台大學弟妹,募資企劃書不是這樣寫的。
readandanalyse.blogspot.com查看原始檔
25位修「團隊學習與戶外領導」的台大學生,在指導教授朱士維老師的帶領下,成立了一個「CLIMB FOR TAIWAN」的網站,希望能透過募資50萬元,完成十天九夜的南湖大山縱走。我仔細看了他們的企劃書,其實內容並不差,而且也有觀點。我完全可以理解朱士維老師希望降低學生經濟壓力,畢竟不是每位台大學生都能輕易掏出2萬元來爬山──雖然台大學生家境好的比例可以說是奇高無比;更重要的是,透過撰寫企業募資企劃書,可以真正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
讓我來簡單敘述一下這個計劃的邏輯:

我們是台大學生→台大畢業生是未來領袖→未來領袖需要領導能力→領導能力必須要從實作中學習→爬山是學習領導能力的好方式→台大學生必需要爬山。 

好吧,台大學生一定要去爬山這推論已經很勉強了(例如我就沒爬過山),但重點是為什麼社會(或者企業)要投資他們呢?他們給出兩點原因:

1.不可否認地,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在未來將扮演臺灣社會中影響力重大的角色,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潛力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希望貴公司能投資我們,如同培養一顆具有潛力的種子,做為對臺灣社會和教育的關懷與回饋。

2.若贊助者為企業,貴公司有商品宣傳的需求,我們將網路粉絲專頁為貴公司宣傳,並在課程記錄的照片和影片中,增加貴公司商品的曝光率,達成宣傳效果。

我想先談第二點,這是個商業問題。

第二點是本企畫中唯一的牛肉,也就是台大學生們如何回饋贊助者(即企業)。所有台灣媒體現在都花盡心思在「提高網路點閱率」這件事情上,而點擊率該如何轉化成營收更是一大哉問,從目前情況看來,即使是超高流量的網站也很難做到將1次點擊(click)換成1塊新台幣,更何況是低流量的網站。讓我們用「商業標準」來看,又假設「CLIMB FOR TAIWAN」的轉換率是一比一,那麼至少也要在一個月內達成50萬的瀏覽人數──以一個學生水準的網站而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目前「CLIMB FOR TAIWAN」在被議題熱度極高的情況下也不過8萬點擊率,更不用這時候要是哪家企業敢出來贊助「CLIMB FOR TAIWAN」一定會從營收、獲利、EPS、薪資水準、調薪幅度甚至是否有節稅需求,全方面地被檢視。我很期待有勇者跳出來贊助,這廣告效益一定很大;但最好財務報表跟給員工的待遇都夠好,否則恐怕會快速建立負面形象。


第一點引來了非常多爭議,即使我是台大畢業生,我一樣看了相當難受。

我很想告訴所有台大的學弟妹們:千萬不要以為台大學生就一定是未來社會的領袖,如果你沒有領導能力,請左轉出門謝謝。這個社會沒有欠你,你如果能站在領袖的位置,那應該是因為你的能力而不是學歷。根據這份企畫書的邏輯,也認同了「台大學歷不等於領導能力」,那麼台大學生應該做的事情是想辦法充實自己的領導能力並且讓自己站在高位,而不應該自以為是地先預設自己應該是領袖,然後要整個社會來幫助你培養你的領導能力。

我想告訴學弟妹,台大畢業生能成為領袖的機率也許挺高,但不是領袖的台大畢業生仍比成為領袖的台大畢業生多得多──換言之,應該是你仍得跟社會證明你會是能成為領袖的那群台大人。此外,在真正出社會之後,你們也許會發現:台大人與非台大人成為領袖的機率其實並沒有差異。

我甚至懷疑這群學弟妹到底理不理解「領袖」的真實意涵,或者,我也好奇朱士維老師對於領導的觀點到底為何。

我始終相信一個定義,「領導者是擁有跟隨者的人」。如果一個位居高位者沒有部屬願意主動跟隨,只能用結構上的權力驅使人完成目標,那這叫做老闆,不叫做領袖。能上台大,需要的是不差的「智力」以及能夠重複精熟固定範圍知識的「耐性」;然而,智力與耐性是會讓人想跟隨的特質嗎?顯然並非如此。說穿了,不管這份企畫書寫得多漂亮、邏輯多流暢、立論多完整,只要最深層的「我是台大人」的高傲減少不了,永遠不會有跟隨者。所有人看了之後都只會充滿厭惡感,不會讓人嚮而往之。

然而,我其實相信朱士維老師以及學生們並不是高傲的人,真的,我願意相信他們真誠的笑容。

在我看來,毋寧是老師與學生在討論企畫書要怎麼寫的時候,突然發現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憑什麼社會要贊助我們,而不是其他學校學生,或者登山社與其他公益性社團」,所以只好抓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當作整套推論的核心。這種事情,我們在學生時代寫團體討論報告的時候都做過,反正「報告」只要能交差了事,貼貼漂亮的照片、寫寫感人的小故事,把空洞的內容弄得花花巧巧,好歹也能拿個80、90分。出了社會之後你會知道,如果你要交出一份「報告」,你最好清楚自己每一個假設(不管你有沒有寫出來)、每一個推論、每一個結論,都必須要環環相扣、有憑有據。花拳繡腿是沒用的,大學生們,請記住這句話。

我真心認為,這些學生,只是不知道什麼叫做「報告必須要用最高規格看待」,所以交出了一份他們的募資對象看來很天真的募資企畫書。很多時候,被罵不是因為壞,而是因為白目,光是那句「不可否認地,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在未來將扮演臺灣社會中影響力重大的角色」,我是台大畢業生看了都大翻白眼,更何況還有一大群不是台大畢業生的社會領袖與企業領袖,他們看了會作何感想,從輿論反應也不難想像。

朱士維老師跟學生們現在恐怕正飽受煎熬,特別是朱老師一定受到強烈壓力,被要求高規格地出面道歉。募資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你情我願,我覺得因為任何原因募資都無所謂,只要不搶不騙、掏錢者心甘情願就行。我認為朱士維老師真的該道歉的事情,應該是沒幫學生把關好企畫書,讓這種有明確抨擊點(戰學校、戰台大、戰登山,三個願望一次滿足)的幼稚文案出現在網路世界──雖然我認為朱老師這種讓學生擁有發揮空間的教育方針很好,但適時指導學生,也是老師的責任。

但不論如何,親愛的台大學弟妹們,募資企劃書真的不是這樣寫的。

不堪慈善彈藥轟炸 英國92歲婦人躍落峽谷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5月底報導指出,英國一位92歲,義賣罌粟花飾品婦女,5月初跳河自盡,結束她長達76年,奉獻給慈善事業的傳奇一生。原因是,她被「冷酷募款人」(Cold Callers)的求助電話,包圍催逼,以致走投無路,選擇跳河自盡。

英國《BBC》中文網6月5日一篇專文也報導指出,聽說過「chuggers」一詞?它是2個英文詞,「charity」(慈善)與「muggers」(打劫者)合二為一。意思不言自明。每年11月前2週的陣亡戰士紀念日期間,英國布里斯托(Bristol)中世紀時代的大教堂西北門廊外,都會看到一個賣罌粟花飾品(中文也稱虞美人),老婦人熟悉的身影。這位女士名叫庫克(Olive Cooke),在陣亡戰士紀念日2週期間,從早上10點到下午4點,她一律現身教堂側邊的義賣現場,76年來風雨無阻。

早在1938年,當時年僅16歲的庫克,開始幫忙退伍老兵協會義賣罌粟花飾的募款活動。二戰期間,加入英國海軍的庫克丈夫,哈西-也由(Leslie Hussey-Yeo),於1943年因參加進攻義大利西西里的行動陣亡,當時21歲守寡的庫克,從此將畢生獻給慈善事業。

92歲的庫克,是英國賣罌粟花飾用來募款,為期最久的紀錄保持人。英國退伍老兵協會為此頒授給她榮譽勛章。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去年特別為她頒發「光亮之點」(Points of Light)獎。5月間庫克的告別式,布里斯托市長阿勒斯蒂(Alastair Watson),用「城市之寶 」(city treasure)一辭,來表彰庫克女士一生的義行.

(二戰期間,擔任英國海軍的丈夫哈西-也由(Leslie Hussey-Yeo)於1943年陣亡;當年21歲守寡的庫克,從此畢生獻給慈善事業)

善心成為負擔

5月初,庫克女士走了,走的令人震驚,令人扼腕。她從布里斯托市Clifton吊橋,躍身墜入阿蒙峽谷(Avon Gorge)。

庫克晚年患有憂鬱。她在留下的遺言中表示,對活下去「失去信心」。但了解她的親戚、朋友、鄰居們知道,行善一生的庫克,善心行為的終局,卻可能造就難以承受的重擔。庫克不但賣罌粟花飾品為公益募款;還把每月養老金中的大部分捐獻出來,給多家慈善組織。其家人在清理她遺留的帳戶時,居然發現到27筆,給不同慈善組織的現金轉帳設定(即每月把設定的現金數額,直接轉到慈善機構帳戶)。

庫克女士生前最後幾個月,一次接受當地地方媒體採訪時,庫克表示,慈善組織寄來的求助信「我每封必讀,而我的問題是,我讀了以後放不下來,我說不出『不』字。這些故事在利用人們的慷慨善意」。

庫克生前最後的歲月裏,平均每個月,收到慈善組織的制式求助信,多達260封。當她的養老金實在無力繼續負擔她的善心承諾之際,她對數家慈善機構,取消了現金轉帳,結果,被慈善組織一通又一通的電話包圍。

每天都去看她的鄰居厄爾利說,每次去看她,她家裏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而且庫克總是接電話、並說明解釋。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起了。厄爾利說,到最後,庫克筋疲力竭了。庫克也說,她覺得很內疚,不能為慈善機構捐更多款項,她覺得有壓力,覺得力不從心。

募款行為職業化

庫克的遭遇經媒體披露,一石激起千層浪。庫克的經歷觸動了許多人的不捨。慈善捐助給庫克帶來的壓力、負擔、負疚感,對不少人而言,都曾切切感同身受。

近來英國政府,給慈善組織的撥款連年削減、各種慈善組織卻在不斷增多,加上打著慈善旗號上門收斂捐贈物品,然後轉賣二手貨盈利的慈善販子,從此糾纏不清,黏住了慈善捐助人。也有越來越多的慈善組織,花高薪雇用專業人士,就像經營企業一樣運作。有的大型慈善機構人員的高年薪,甚至超越內閣首相、財政相的例子,屢有所聞。

雇員則迫於募捐額度目標,變得更像「強賣推銷員」(此處特別指明,係指慈善組織雇用的職員;而非分文不取、無償,為慈善組織奉獻的廣大義工)。幾乎每天,每家信箱裏,都能收到來自慈善組織的募款信件。包括有受虐兒童、受虐動物、受虐環境,無家可歸難民、流浪街頭的乞丐…每一封信都訴說著令人心碎故事, 一雙雙乞求的淚眼。心狠一點者,直接把信丟入廢紙回收箱;心軟者,像庫克一樣,一打開信件,就放心不下。

(庫克女士每月收到數百封,來自慈善機構的求助信件,讓她難以消受)

捐助變成索求常態

庫克去世之後,包括《BBC》在內的多家媒體討論,特別突顯一項問題,即人們覺得慈善組織的募捐手段,顯得越來越咄咄逼人。競爭壓力之下,少了一份溫情,多一份銅臭;少了一份關愛,多一份索求。

一位曾在一家盲人慈善組織工作的前雇員爆料說,一位老婦人在電話中特別說明,她的捐款只給幫助聾啞人士,因為她的兒子是聾子。這位雇員對她表示感謝,最終並沒有接受這位女士的捐款,結果被主管狠批,說她沒有堅持說服對方,讓機構丟失一個「目標」。

一些曾經給慈善組織捐款者,另一共同感受是,慈善組織讓人感覺「不敢沾粘」,一旦「被粘上了」就擺脫不了。自願捐助者,今朝卻變成「道德勒索」的受害者。

一旦停止捐款,懇求的信件,以及沒完沒了的電話,就一直打進來,讓人不勝其煩。當然,電話可以不接、信可以不看,但出門碰頭碰臉的「chuggers」讓你躲也躲不開。「chuggers」是兩個英文詞,「charity」(慈善)與「muggers」(打劫者)合二為一,弦外之音的諷刺意味,不言自明。

這些「chuggers」,跟一些義務為慈善組織募捐的義工完全不同,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多是20歲出頭的小伙子,受雇於慈善組織,而他們的「工資」則來自善募金額的「提撥」。英國人,是個樂善好施民族。慈善捐助也植根於社會血脈、文化傳統。慈善組織需要募捐,但募捐的基石是「信任與自願」。一旦,求助變成需索,慈善就迷失方向與初衷。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指出,針對庫克女士之自殺,國會議員史伯勒(John Spellar)質詢時指出,全國各地都有仰賴退休金維生的民眾,成為部份慈善機構(或詐騙集團),泠酷壓榨的受害者。英國司法大臣葛瑞林(Chris Grayling)表示,這類善募機構的典型「不適切行為」,政府部門,擬提出「慈善規範法」(Charities Bill),藉以管理慈善機構的不當勸募行為。

英國《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 )專欄作家珍摩爾(Jan Moir)語氣強烈表示,對於那些假慈之名的搶劫犯(charity muggers),常常對人丟擲(假藉善心的)罪惡爆炸物(guilt grenade),卻能消遙法外,實在讓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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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 掀史上最大募資潮

國泰金今年預計500億元的增資額度。圖為國泰金總經理李長庚。圖/本報資料照片

 為壯大營運規模,國內金融業除全力布局海外,也積極尋求併購機會;而為備足銀彈,多家金融業者今年都規劃了大型募資案,尤其大型金控規劃金額加總高達近1,500億元,堪稱史上最大規模的募資熱潮,包括國泰金、富邦金、永豐金等,都準備在股東會提案通過,以利未來一旦有理想標的,能夠馬上有銀彈支援。

 以國泰金控來說,今年比照過去幾年做法,預計500億元的增資額度。國泰金表示,近年除了西進擴張快速,東南亞市場布局機會也很大,因此股東會都會提案授權董事會於適當時機,依公司資金需求及市場狀況籌集資金,今年也不例外。

 國泰金指出,近年金融版圖延伸至東南亞,就是透過併購方式,正好與金管會政策方向相符,目前還是不斷評估各地機會,有現增額度可運用,就能有利加速完成程序。

 至於富邦金方面,今年規劃的長期募資案,金額更提高到800億元,為有史以來新高,外傳此舉除擴大打亞洲盃外,也可能進行國內併購。

 事實上,有別於國泰金,富邦金近年的海外布局主要瞄準香港、中國大陸,東南亞地區則較少著墨。富邦金指出,從2009年以來,每年都提出金額上限數百億元的長期募集案,以因應擴張版圖需求,不過到目前為止,僅在2013年因併購大陸華一銀行時,有執行增資計畫。

 永豐金方面,今年也提出150億元上限的長期募資案,未來若有需要時,可能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或以私募、國內外可轉債等方式籌資。

 除此之外,非金控業者今年也有不少人規劃長期募資,包括遠東商銀、台灣企銀都提出100億元上限,而中壽則為50億元上限,都希望股東會授權通過後,未來對外併購或是引進策略性股東,就可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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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陳氏鑑湖堂

本系列遊記,以「巡田水」的心情遊宜蘭。

農夫阿伯晨昏身穿蓑衣,頭戴斗笠,肩掛鋤頭,在田畦間走來走去,有時挖開泥堆,讓田裡水流出;有時堆積泥土,堵死流水,讓田園充滿灌水。這種呵護田園的用心,期望作物旺盛的努力,日復一日,並視為慣常,這就是「巡田水」的精神。(系列76)

二進四廂紅牆大厝

陳氏鑑湖堂」位於宜蘭市進士里,是宜蘭縣旺族陳氏的家廟,進士里舊稱「擺厘」,本為噶瑪蘭族擺厘社的聚居之地。

陳家原來住在福建漳州漳浦縣,因為環境所迫,於乾隆三十二年遷居到台灣的苗栗,道光三年為避漳泉械鬥及土匪搶奪,再舉家遠徙宜蘭拓墾,初居員山鴨母寮,到了清咸豐年間,陳氏的陳宣梓、陳宣石兩堂兄弟開發珍珠滿力社及擺厘社地區,並且在此興建宅院,因鑑湖在福建祖居地以水清如鏡而聞名,為敬懷鄉里,故取名「鑑湖堂」,經過幾代族人的努力,「擺厘陳家」終成為宜蘭聞名的重要家族。鑑湖堂長久以來一直是陳姓宗族們的精神中心,古厝於1982年重建為二進四廂紅牆大厝,有八大房百餘人口同住於此,昔日稱陳老師大厝,環繞古厝的有池塘、後院,其祖產面積達三百二十餘甲。鑑湖陳氏是聚族拓墾戶成功的範例,枝大葉茂、人才輩出,園林格局完整,有祠堂、四合院、池塘、書院,蔚為人文意涵濃厚的歷史空間。

 


宜蘭陳氏家族枝大葉茂、人才輩出,園林格局完整,有祠堂、四合院、池塘、書院,蔚為人文意涵濃厚的歷史空間。

 

「陳氏鑑湖堂」占地約2甲半,以祠堂坐落處區分為前頭厝、後頭厝,前頭厝為陳宣石大宅,後頭厝則為陳宣梓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物遭受嚴重破壞,後由陳嵐峰將軍集資重修鑑湖堂正廳,以做為祭祀之用,即為陳氏家廟。目前雖然僅存正廳、山門及一部分的右外護龍廢墟,但是從配置中,仍不難想像當年規模之宏大。

八房古厝為第八房陳燦元的三合院住宅,外觀保存完好,經常吸引遊客的目光。近年以原材質、原貌重建的第四房陳定溪古厝則呈現古色古香之美。陳氏松園為前頭厝宣石大宅,植栽以落羽松最為著名,「松園」即由其而得名。

 


陳氏家族的堂號為「鑑湖」,原鄉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佛曇鎮大坑,當地有湖,周長三里、水清如鏡,因而命名為鑑湖。初到這裡的人,莫不驚訝於在都市叢林中,居然有這麼一個傳統家族聚落。

 

 


雖然歷經時代的變遷,陳家依然保留著淳樸的傳統家風,從家廟建築的樸素風格,可以看出其實陳氏家族是個節儉的家庭。

 

 


「鑑湖堂」佔地約二甲半,於1982年重建為二進四廂紅牆大厝,有八大房百餘人口同住於此,昔日被稱陳老師大厝。

 

 


「鑑湖堂」祖先以輩份分立牌位,從創造陳姓的始祖起至來台一世祖、二世祖到八大房,均照順序分列的清清楚楚。

 

 


宜蘭流傳俗語:「擺厘鑑湖陳氏做得到,勝過珍珠買一石。」可見此一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

 

陳家松園:以落羽松著名

至此除可一睹陳氏家族的相關文物及環境的清幽外,還能飽覽田園風光,尤其陳家松園內的落羽松,氣根突出地面為一大奇觀。

園區的落羽松,樹齡已達70年之久。民國34年,陳蒼溟於員山忠烈祠旁,發現31棵被丟棄的幼苗,於是帶回家中栽種,第一代存活了19棵,後來繼續繁衍於其他地方。落羽松是濕地的大型植物,葉片狀似羽毛,長相四季分明,冬季時,葉子會全部掉落,春天長出嫩芽時,葉子的顏色慢慢由淺至深,漂亮極了。陳銘煜告訴我們:濕地的樹最怕白蟻,園區其中一棵被白蟻侵蝕,樹幹僅剩一半的落羽松,就是和宜蘭大學的黃教授花了不少時間合力救治存活的。陳氏松園的落羽松,每一棵都長著茂密的膝根,突出地面的膝根高低不一,仔細欣賞,不同形狀的膝根,帶給大家不同的想像空間。

 


陳氏鑑湖堂有一個小西湖景,它是落羽松的氣根所構成的。

 

宜蘭原生種植物的濕地生態水池

具有百年歷史的陳姓家廟「鑑湖堂」,不僅是宜蘭縣重要古蹟,也是進士社區人文樞紐,社區協會理事長張井為美化社區環境,與鑑湖堂理事長陳文隆和社區大學的荒野講師邱錦和,決定由湖泊生態研習社在鑑湖堂的池塘,營造一個具有宜蘭原生種植物的濕地生態水池。隨著水生植物而來,鑑湖堂吸引了更多的人潮,不論是生態工作者或中研院、日本學者等學術單位,還是鄰近宜蘭市的各級學校,紛紛在此研究及教學。這個由民間出錢、出地、出力、出腦筋的濕地樂園,更凝聚了社區總體共識,不只是用眼睛、用腦子、用口述,去理解、去傳講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採認養並照顧水生池的方式,用大手、小手一同為親愛台灣的實踐者。陳氏鑑湖堂古厝歷經了軍事、戰爭、歲月的刻劃,也許有那麼些許傷痕累累的往事,但此時安靜的鄉間,空氣中只有靜謐與安詳,往昔的一切只是一個歷史的見證,相信伴隨著水生生態池的發展,陳氏鑑湖堂將會繼續為此見證下去。

 


「陳氏鑑湖堂」結合宜蘭社區大學湖泊生態研習社師生,植栽宜蘭濕地的原生種植物,營造一個富有自然生機的濕地生態水池。

 

民國92年,宜蘭社區大學湖泊社搶救了不少雙連埤被破壞的原生水生植物,陳氏族人免費提供田地種植使用。「陳氏鑑湖堂」4個水生植物池占地約5分地,共種有100多種水生植物,大部分即是由雙連埤移植來的。水生植物池,各種荷花、睡蓮隨風搖曳,姿態萬千。台灣原生水生植物和陸續增加的外來品種,相互輝映,美麗無比。池裡許多悠游的蝦子、小魚、青蛙等清晰可見。園區約有十幾種蜻蜓、豆娘和許多昆蟲,吸引各類鳥兒駐足。豐富的資源,是研究、觀察生態的好去處。

 


「陳氏鑑湖堂」四個水生植物池佔地約五分地,共種有一百五十多種水生植物,大都是在雙連埤因被破壞而搶救移植過來的。

 

「宜蘭縣鑑湖堂文化協會」推展自然生態教育不遺餘力,園區除了提供各學校研究、教學使用外,每年都會舉辦溼地守護尖兵教學活動,教大家認識自然與人工濕地生態環境,並且培訓水生植物園區的解說人員。陳銘煜表示,營造人工溼地,需要全面考量,草種的選擇、水質等,都需請教專家,避免造成負面影響。

 


陳氏族人免費提供田地,供台灣原生水生植物繁植使用,傳承陳家先賢熱心公益,造福桑梓的傳統美德。

 

設有登瀛書院

為教育子弟,陳宣梓於宅院南側興建書院,初建為土墻茅簷,佔地1,500坪,名為「鑑民堂」,供奉文昌公等五恩主,清同治二年(1863),秀才陳掄元將土墻茅簷改建為磚牆瓷瓦,並正名為「登瀛書院」。前清廩生陳朝楨親撰門聯曰:「學豈在窮通砥行者貴;士何分顯晦無品則污」。「登瀛書院」兩邊的廂房廣儲詩書,是陳家子弟讀書的所在。當年陳家聘請秀才、舉人教育子弟,陳家子弟考上秀才、舉人後,再由他們教育鄰近的百姓,登瀛書院儼若當地的學堂。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政府在擺厘興建機場,將用地內所有民房、廟宇強制拆除,基於對陳家的尊重,登瀛書院倖免於難,保存迄今。

陳氏鑑湖堂是全宜蘭縣規模最大的家廟,內設有登瀛書院,是族內子弟念書的地方,並有方斤勇石,是子弟們練武的舉重器材,這裡是陳姓宗族們的聚落中心,當時宜蘭知縣彭達孫及蕭贊延皆有送牌匾給他們,且清代設有家廟者,均屬當地望族。 陳氏子弟中舉的人不少,但比較奇特的是目前家廟內看不到代表中舉的旗竿座。

 


咸豐年間陳宣梓遷居擺厘之後,為教育子弟,即於宅院南側興建書院,初建為土墻茅簷,佔地一千五百坪,名為"鑑民堂"。

 

 


同治二年( 1863 ),陳掄元將士墻茅簷改建為磚牆磁瓦,並正名為「登瀛書院」,富麗堂皇,因此有「瓦學」之稱。

 

 


現在書院中供奉的三恩主中以「關帝」為主神,另外分別奉祀「南宮孚祐帝君」( 呂洞賓 ),以及「九天司命灶君」。

 

「陳氏鑑湖堂」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蘊含著一段感人的故事。雖然歷經時代的變遷,「擺厘陳家」依然保留著淳樸的傳統家風。八房子弟雖然各自外出發展,但土地並未分割,共同全力保存文化資產,一步一腳印,為社會付出奉獻的心力令人感佩不已。

 


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有著陳家族人的心血,蘊涵著他們在變動的時代裡,如何保留淳厚的傳統家風,又不失現代意義的歷程。

 

 


擺厘陳氏人丁興旺、財富雄厚,先耕後讀、允文允武,有清一代曾中試一位武舉人、四位武秀才、兩位貢生、一位稟生。

 

 


積極投入宜蘭當地的文化產業的教育工作。

 

 


蘭陽平原自古即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來到鑑湖堂,除可一睹陳氏一族的相關文物及登瀛書院的清幽外,還能飽覽田園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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